国家与革命内容介绍

第一篇：国家与革命内容介绍

《国家与革命》(节选)导读

一、写作背景

《国家与革命》是一篇系统阐述国家与革命问题的重要文献，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最卓越的经典著作之一。在这部著作中，列宁历史地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全面地总结了1848年至1917年这70多年来马克思关于国家的理论和实践；在总结工人运动的新鲜经验的基础上，较完整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观点，阐明了国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还针对当时的革命形势，重点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在国家方面的历史任务，阐明了将要诞生的新国家的实质和特征。

《国家与革命》是列宁于1917年8月至9月写成的，1918年5月出版。列宁在《初版序言》中概述了写作本书的历史背景及其意义：“国家问题，现在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在政治实践方面，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种种矛盾日益尖锐化。一方面，速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和高度集中的垄断形式，为社会主义的到来创造了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为了重新瓜分世界，争夺势力范围，于1914年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给各国经济造成的严重破坏，更给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迫使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奋起进行反对垄断资本主义统治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欧洲许多国家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形势，革命高潮的到来，把革命的根本问题——国家政权问题提上了日程。在这种形势下，无产阶级革命对待国家的态度问题，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然而，自19世纪以来，国家与革命这一重大问题被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和机会主义者搞得面目全非，混乱不堪。特别是以考茨基为首的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极力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鼓吹“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美化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在“保卫祖国”的口号下，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思潮，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在国家问题上反对机会主义偏见，就无法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影响，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国家与革命》的写作是恢复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正确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客观要求。

1917年3月二月革命后，俄国形成了工农代表苏维埃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两个不同性质的政权并存的局面，革命出现了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设想通过“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途径，积极争取革命的和平发展。但是7月间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发动事变，结束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全部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手中。鉴于俄国革命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逆转，革命的和平发展已不可能，无产阶级只有直接举行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样，而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怎样对待资产阶级国家政权。为了从理论上教育和武装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向他们说明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应当做些什么，列宁在艰苦的匿居条件下写成了《国家与革命》这部不朽的名著。

二、内容讲解

《国家与革命》由两篇序言、一篇跋和正文六章组成。列宁原计划写七章，最后一章《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因十月革命迫近没有来得及写，只留下一个详细提纲。现就本文的第一章、第五章的内容作以简介。

二、内容讲解

第一章

阶级社会和国家

这一章总结了国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论述了国家的起源、本质、特征和消亡等基本原理，批判了形形色色的超阶级国家观。

第一节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列宁从国家的起源人手，在摘引了恩格斯对国家的分析后，概括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1]国家产生以后，它作为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的社会力量，把被统治阶级纳人政治阶级需要和允许的“秩序”范围内，使阶级统治合法化、固定化。只要阶级存在，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也必然存在。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及其意义的基本思想。同时，列宁还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歪曲以及考茨基在国家问题上超阶级观点的实质。

第二节

特殊的武装队伍，监狱等等

这一节，列宁根据恩格斯关于国家基本特征的分析，指出：第一，国家的主要力量是暴力。而被恩格斯称为从社会中产生但又驾于社会之上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那个“力量”，“主要是指拥有监狱等等的特殊的武装队伍”[2]，“常备军和警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强力工具”。[3]这是国家之所以成其为国家的缘由。

第二，特殊的武装队伍是社会分裂为敌对阶级的必然结果，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镇压被剥削阶级的工具。第三，特殊的武装队伍随着剥削阶级国家内部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和对外侵略竞争的加剧，而日益加强起来。欧洲和俄国的历次革命经验，说明了统治阶级是怎样不断强化暴力机关的。

第三节

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

这一节，列宁首先提出了究竟什么东西使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官吏具有特权地位且凌驾于社会之上这一问题，接着又分析回答了这一问题：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给予的。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借助于国家在政治上也成为统治地位的阶级，所以国家官吏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政治代表，获得了对被压迫阶级的统治和剥削权。列宁关于“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的科学论断，概括了一切剥削阶级专政国家的根本职能，揭示了国家的阶级本质。列宁还指出，“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4]，它丝毫没有改变阶级的国家这一实质。普选制使“财富”有无限的权力，议会制是资产阶级的遮羞布，资产阶级往往以此来掩盖其压迫剥削的阶级实质。

第四节

国家“自行消亡”和暴力革命

这一节，列宁阐明了国家“自行消亡”和暴力革命的原理，并从国家消亡的社会条件方面进一步揭示了国家是阶级压迫机关的阶级本质。

列宁首先转引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国家“自行消亡”的著名论断和基本观点，即：无产阶级专政是国家“自行消亡”的前提；国家“自行消亡”的条件是“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5]；“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6]；资产阶级国家不会自行消亡，需要由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来消灭它，“自行消亡”的是无产阶级国家。然后他从五个方面作了论述和发展，其中心思想是：资产阶级国家是镇压和剥削无产阶级的工具，是不会自行消亡的，需要由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来消灭它；“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7]；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发展到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任何阶级的时候，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了，国家才能“自行消亡”。国家消亡了，作为国家的政治形式，民主也就消亡了。

列宁还指出，国家“自行消亡”的理论和暴力革命的学说是密切联系的，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严密整体。正确认识暴力革命，“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8]

第五章 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

这一章，列宁以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基本理论为基础，深刻论述了过渡时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特征，论述了未来社会的发展与国家消亡的关系，阐明了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全章共四节：

第一节

马克思如何提出问题 主要讲了三个问题：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国家和国家消亡问题上的一致性。

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家和国家消亡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草案》中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时所说的国家，指的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国家，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逐步走向消亡的国家。恩格斯1875年3月28日给倍倍尔的信中所说的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也是正在消亡的无产阶级国家，即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和恩格斯提法在表面上有差别，是因为他们研究的问题和研究问题的目的不同。

(二)马克思研究国家消亡问题的理论基础和科学根据

列宁指出，马克思研究未来新社会的发展和国家消亡问题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深入考察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提出这个问题的科学依据。列宁指出马克思提出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的根据的是，“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它是历史地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它是资本主义所产生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即未来共产主义新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

(三)批判拉萨尔派机会主义者在国家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

在国家问题上，拉萨尔派从唯心史观出发，把国家同社会、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割裂开来，把国家看成是可以脱离社会、脱离经济基础的、独立的、永恒的东西。他们既不把资本主义社会当做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也不把社会主义社会当做无产阶级国家的基础，割裂国家同社会的相互关系，一味空谈什么“现代社会”、“现代国家”，提出要建立什么“自由国家”，这显然是十分荒谬的。列宁指出，在将来，资产阶级社会消灭了，资产阶级国家也就随着消灭了。第二节 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列宁在这一节着重论述了过渡时期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主要讲了三个问题：

(一)马克思关于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来源及事实依据

列宁指出，这个结论是马克思根据他对无产阶级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的分析，根据关于这个社会发展情况的实际材料以及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对立并且不可调和的实际材料所得出的。也就是根据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和共产主义建设者所担负的历史使命、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客观规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规律得出的科学结论。

(二)阐述了过渡时期民主的形态的改变及民主与专政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把专政和民主这两个概念并列在一起，说明民主与专政是辩证统一、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实质上是“少数人的即只是有产阶级的、只是富人的民主制度”，而广大劳动人民是享受不到民主的。资产阶级民主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用来巩固他们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奴役的一种手段，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无产阶级民主是绝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要变为无产阶级民主，要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民主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才能使民主第一次成为供穷人享受、供人民享受而不供富人享受的民主，它是建立在对压迫者、剥削者、资本家剥夺自由，对他们实行专政的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民主同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区别。至于将来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资本家的反抗被彻底粉碎了，阶级被彻底消灭了，国家自行消亡了，真正完全的民主才能实现。而真正完全的民主一旦实现，民主也就消灭了。

(三)过渡时期国家的存在是必要的

列宁指出，国家消亡是一个 “渐进性”的过程。它不是突然发生的，也不是人为地废除的，而是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自然而然“自行消亡”、“自行停止”的过程。列宁在这里考察和分析了国家演变和消亡的历史过程，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同人类历史上的奴隶制、农奴制国家一样，都是原来意义上的刚家，即少数人镇压多数人的特殊机器。因此它就要采取极其凶恶、极其残酷的镇压手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的镇压职能和特殊机构还是需要的。但这已经是过渡性质的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而是大多数人镇压少数剥削者的机关。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消灭了，需要加以镇压的阶级不存在了，国家也就消亡了。

第三节

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

这一节，主要说明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特征和在此阶段国家还不能完全消亡的缘由。

根据马克思对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分析，列宁进一步指出，被马克思称之为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已归整个社会所有；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体现了劳动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但这种平等仍“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仍在经济、道德和精神等诸方面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仍存有“资产阶级法权”。因此，在这一阶段仍需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仍“需要有国家来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同时来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9]。要使国家完全消亡，就必须有完全的共产主义。

第四节

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

列宁指出，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财富充分涌流、旧式分工被彻底打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已经消灭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个人得到全面的发展，社会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等等，这时，人们就可以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并已经十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而不必要有国家的强制，国家就开始消亡，而国家的消亡，也就是民主的消亡。正是在此意义上，列宁指出：“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10]。

三、重点提示

1、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列宁明确指出：“在历史上必然会有一个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特殊时期或特殊阶段”，“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并认为，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承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衡量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他还对社会主义社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作了进一步阐述。指出，由于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因此，“还需要有国家在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同时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因此，只有坚持无产阶级的专政，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就是空谈和不可思议的。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又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一项不可动摇的政治原则。这个重大政治原则的确定，其理论依据就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2、关于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与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把共产主义的发展阶段划分为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的第一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三个阶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进而把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

3、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联系和区别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学说，他把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出来，在经济、道德和精神等各方面还带有旧社会痕迹的社会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即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把在第一阶段“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阶段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即通常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虽然都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属于同一类型的社会经济形态，但它们之间的差别却是十分明显的，是同一社会形态的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而高级阶段则是在第一阶段完全巩固和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的。两个阶段的区别在于其成熟和发展程度不同，由此又决定了社会生产关系以及人的自身发展程度上的差别。这主要表现为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个人消费品分配原则、国家的职能和作用等方面的不同。这两个阶段又是相互衔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高级阶级的必要准备，高级阶段是第一阶段发展的必然趋势。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过渡到高级阶段的过程，就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消除旧社会的痕迹的过程。因此，认清共产主义社会两个发展阶段的内在联系，才能为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认清共产主义社会两个不同阶段的区别，才能将社会主义事业有步骤地向前推进，避免因混淆阶段或人为地超越阶段而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4、民主的阶级实质和彻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重要性

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列宁从民主的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中，阐述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实质上是少数人的即富人的民主，是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专政，而无产阶级民主是绝大多数人的即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是对少数剥削者、压迫者的专政。因此，无产阶级民主是比资产阶级民主更高类型的民主。

社会主义民主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无产阶级真正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也就是“争得了民主”。随着社会化大生产不断地发展，人民科学文化水平不断地提高，社会主义民主的范围不断扩大，使越来越多越多的人具备了直接参加国家管理的条件。到了社会全体成员都学会了管理国家，都能实际独立地管理社会生产的时候，社会主义民主也

就发展到了真正完全的民主，而“民主愈完全，它成为多余的东西的时候就愈接近”。无产阶级国家愈民主，则国家也就愈迅速地消亡。

十月革命后，列宁根据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经验，指出在原来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缺乏民主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立即实现让所有劳动者都参加对国家的管理，而只能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代表劳动群众实行管理，从而在实践中发展和完善了劳动者参加国家管理的理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列宁关于广泛吸收工农群众参加国家管理的思想，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5、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

列宁指出，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社会财富的充分涌流，旧式分工的打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的消灭，个人的全面发展，按需分配的实行等等，使人们可以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并已经十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而不必要有国家的强制，国家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性，从而开始消亡。列宁正是在此意义上指出，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

四、问题思考

1、学习《国家与革命》一文，对我们正确理解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有什么重要启示？

2、《国家与革命》与《哥达纲领批判》这两篇经典著作的关系是什么？

3、《国家与革命》一文，对于我们坚持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统一有什么启迪？

第二篇：《国家与革命》读后感

《国家与革命》读书心得

无产阶级领导人，列宁同志的著作。无法一次性消化其著作里的所有内容，只能凭借着读书过程中的感觉，慢慢渗透慢慢领悟，总结和思考，才能有所体会。下面是我对读书过程中的一点想法。

显然，本书的研究主体是社会革命。作者认为，长期以来，人们对社会革命的认识存在着一种“过分的分析性简化”，没有严格区分开社会革命和政治冲突、集体性暴力等。作者对社会革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究。作者认为，“社会革命是一个社会的国家政权和阶级结构都发生快速而根本转变的过程；与革命相伴随，并部分地实施革命的自下而上的阶级反抗”。一方面，社会革命不同于一般造反行动，其原因在于，造反行动虽然有自下而上的反抗，但是其最终的结果并不是结构性变迁；另一方面，社会革命区别于政治革命，原因在于，政治革命所改造的仅仅是政权结构，并且并不必然由阶级冲突来实现；此外，社会革命也有别于一般的社会转型，比如工业化进程，其原因在于，工业化进程尽管改造了社会结构，但一则没有基本的政权结构的变化，最为关键的是工业化进程“并不必然带来突发的政治剧变”。

概而言之，作者所研究的社会革命至少要包括三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第一，社会革命意味着社会结构变迁；第二，社会革命必然导致基本的政治结构的变化；第三，社会革命是一种“剧烈”的社会政治冲突。用作者的话说，社会革命是两个同时的组合：“社会结构变迁与阶级突变同时进行；政治转型与社会转型同时展开。”“社会革命的独特之处在于，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根本性变化以一种相互强化的方式同时发生。而且，这些变化的发生要通过剧烈的社会政治冲突来实现，而阶级斗争又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

作者认为无论是聚合-心理学派、系统-价值学派、政治-冲突学派，甚至马克思主义学派他们对社会革命的解释都采用的是一种唯意志论的方法。即坚持一种有目的的革命图景，从而认为革命的发展是一种劝诱的过程。这种认识未免过于

简单化。原因在于，“在历史上的革命中，有着不同处境并存在着各种动机的群体，是在错综复杂的展开的多元冲突中成为参与者的。”同时，一个国家内部的冲突还要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即要受到“现存的社会经济和国家条件的强有力的塑造和限制。”社会革命不可能严格按照任何单个的阶级和集团的控制所发展，即使这些集团和阶级在革命进程中居于中心地位。即，“革命冲突所造成的结果总是既不能充分预测到，也不是卷入其中的任何一个群众所期望的，当然也不会完全符合他们的利益。”所以，要理解一个国家的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必须采取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一方面，要关注革命进程中一个国家内部各个集团的相互互动模式和力量对比；另一方面，必须关注一个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这种国际环境对一个国家是否产生了影响，并且对国内的各个集团的结构性的力量对比和互动模式如何产生影响、以及其影响的大小。

具体来说，纳入作者分析视野的结构性关系包括：阶级与阶级间的关系、阶级与国家间的关系、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结合作者对三个国家的考察，其关注的三种关系主要是：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旧制度下的国家政权与支配阶级之间的关系、旧制度下的国家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在竞争性的国际体系中的地位。

作者主要研究了两个问题，即三个国家发生社会革命的原因是什么？三个国家的特定的结构性因素是如何决定了这三个国家独具特点社会革命的路径选择？在此，以中国革命为例，分析作者如何运用结构主义方法来解析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和过程。

关于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作者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存在这一个独特的支配阶级——士绅。这个阶级一方面受制于皇权，即帝制国家；但另一方面，又和农业基层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帝制中国从来没有试图永久的将官员们割裂与家庭之外，即官员和家庭始终保持着联系。具体来说，由于帝国的行政从来没有深入到每个村落和标准集镇，所以连接帝国国家和农业社会的纽带就落到了士绅的身上，即士绅是建立在帝制中国和农业社会的接合部。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并且日益强大的外来压力，感受到这种压力的首要主体是国家。但是，由于中国人口的增长道道农业经济所能承受的极限，帝国当局的财政由于自1712年来各省的土地税额被永久的固定下来，以及随着经济和人口的增加，帝国的官僚机构并没有同步发展导致地方官员们不得不更多依靠地方的代理人和非正式的领导来实现对帝国的秩序维持。这种办法一方面加大了基层农民的负担，更为重要的是无法有效的应对外部压力，同时也加剧了内部农民对政权的矛盾，可谓内忧外患交织，且互相加剧和恶化。面对这种状况，改革势在必行。尤其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国失败之后尤其更加坚定了人们的认识，即只有通过由中央当局发动的结构性改革，才能拯救中国免予持久的国际屈辱地位或沦为殖民地。如果说在早期是帝国缺乏真正的机会来采取主动的措施改革的话，那么此时由帝国改革官员推动的“戊戌变法”的失败，则完全是由于慈禧太后领导的保守派的阻挠而告终，这加剧了支配阶级和帝国国家的矛盾和裂痕。

就革命的方式来说，中国早期的农民起义更为普遍、组织的更好的农村造反形式是反对帝国政权的官员，而不是齐心协力的反对本地地主。其原因在于，帝制中国的“会社、庇护网络，以及扩展开的半血缘关系跨越了传统中国的农民和士绅地主之间的阶级分野，乡村农民在很大程度上相互鼓励、彼此竞争。”即不具备以地方村社为基础的自治权，所以农民的反抗不具备潜在的革命性质。这种情势决定了，要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必然意味着对农村社会的彻底改造，即要把农民发动起来，且同时能够有一种替代士绅整合农村社会的组织形式和力量。

辛亥革命后，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结束军阀割据局面、实现国家的统一。但是，由于军阀控制地方基层的方式采用与乡绅合作的途径，把行政和军事控制渗透到地方基层。这就决定了必须彻底铲除乡绅对农民的控制，并取而代之；同时重新确立中央权威。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逐步改变了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开始逐渐依赖“新占的华中地区中国商人的财政支持，依靠来源于通商口岸的国际贸易税收以及西方列强的援助。”而中国共产党则“把知识分子后备军的民族主义诉求和农民的利益最终成功的协调起来”，成功的渗透到了广大农村社区，从而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由于中国革命的这一演进逻辑和路径，中国的国家建设也和此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者说是一种逻辑惯性的结果。具体表现在，中共的政权是一种“政治化的官僚机构，”而不是一种像法国那样的理性—法治行政国家；也不同于俄国的片面的偏重于城市和重工业的发展，而是“两条腿走路”战略，即更多的侧重于农业的发展，注重满足农民的消费需求；强调全国层面和地方、省份之间的协调与领导责任；多次尝试运用“群众路线”进行集体政治动员；平等主义等。

第三篇：《国家与革命》读书笔记

《国家与革命》读书心得

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的产生是曲折的、冗长的、繁琐的。在领导人的正确领导下，在各个时期的指导思想的正确指导下，会带来国家的繁荣，国家地位的提高，经济水平的提高，人民富裕的生活，带来社会的文明。人民群众在历史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国家与革命》中，列宁详细的阐述了阶级社会和国家的具体问题，精辟的总结了国家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论述了国家的起源、本质、特征和消亡的基本原理，更批判了形形色色的超阶级的国家观，文中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各种阶级矛盾和思想的交织，产生了许多超阶级国家观的思想。超阶级国家观的出现，表现了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身处生活环境和现状的不满、以及对当时社会福利待遇希望改革的一种强烈的情愫，更表明了人们切实希望统治者带领他们走出生活困境的希望。这本身并没有错，但是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人们关于改革而获得新生活的理想无法得到满足，而泡沫式的国家理想模式就成了他们遥寄感情的媒介。但是，泡沫有其光彩绚丽的瞬间，也有应声而破的悲惨结局，超阶级国家的美梦同样也会破裂终结，这就要求我们要看清国家的真正起点在何方，国家到底该如何设想与建立。

学习《国家与革命》，有助于我们认识国家的本质，进一步加深对无产阶级专政性质和任务的理解，自觉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一方面要看到社会主义是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它的实现具有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我们还有看到，社会主义是带有旧痕迹的不完全的共产主义，因此，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搞好改革，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阅读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后，我清楚的认识到国家的建立需要有正确的设想和构思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客观的、科学的历史观和国家观，借鉴历史长河的丰富经验，结合自身的国情，在实际生活中做出最积极的、最适合的国家道路的选择与开辟。

同时，我们要克服内心感情天平向个体一方的倚重，减轻我们自身方向的负重，以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为重，增加国家与民族的砝码。并且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设身处地得站在国家的大局观角度上看问题、解决问题。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有客观的、正确的塑造国家的理想，在当家主人的身份下，即在我国的实际国情下，始终跟着党走，身怀马克思主义的坚实理想，始终学习和履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认真学习专业知识和科学理论的基础上，注重联系实际，注重知行统一，为科学的国家理想而不断奋斗。

国家的发展同大自然的净化规律有着美妙的相似之处，从低级的原始社会，在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国家的脚步也从不停歇的向着自身的最终目标前进着，它的发展同样也和生物的进化一样，是一个万分艰辛和复杂的过程，它需要时间的累积和文明程度的增值，尽管经历的时间长度不尽相同，但进化是国家最原始的本质和内容。国家与革命中指出，国家的起源和消亡的具体问题，可是国家会消亡么?在学习了马克思基本原理后，我们知道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国家会在进化中找到新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在人类作为国家主人调解国家事务的过程中，总有这样那样的纷争无法调解，总有这样那样的矛盾无法愈合，人类发挥的作用再大，也无法把日益出现的国家内部矛盾全权治愈。因此，社会阶级的进

化就成了调解矛盾的必用良方。

纵观中国和世界，虽然阶级的分化和斗争没有像以前那样凸显，但是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民族宗教矛盾的日益激化，又在另一方面加深了矛盾的裂痕。所以说，利用合适的国家机器处理，适时的国家内部的革命可以促进国家主体的管理和巩固，社会阶级进化的必经之路也会走的更加平稳、更加顺畅。

同时作为当代大学生，生活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我们眼观我国的发展历程，我们还要清楚的明白国家主人的问题。在我们的国家，到底谁才是当家作主的人呢？那就是人民。广大的人们群众才是我们国家的主人，人民群众在国家发展中发挥的力量是不容小视的。同时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在新时期，我们更要秉着人民群众是国家主人的原则，联系人民群众，关心人民群众，在国家的前进道路上与人们群众一道，谱写一曲和谐的奋进之歌。

国家的发展进步同航船一般，拥有科学的国家思想，可以让我们在前进的航向上不会迷失方向；拥有了人民群众作为可靠的水手，我们将拥有最强大的前进助力；明确了社会阶级的进化实质，可以让我们明确航程的远近及艰难。有了这些，我们才能更好的明确我们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才能更好的使国家前进发展，并且巩固我国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地位与权威。

作为当代进步大学生，我们需要铭记历史，脚踏现在的根基，展望未来，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自己的思想，勇担义务与责任。就像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义务，至于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那些都是无所谓的，这个任务是由你的需要及其现实世界的需要的联系而产生的”一样，我们要追求需要，用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科学理论满足需要，满足人民的需要，满足国家的需要，满足社会的需要。我们当代大学生要响应时代的号召，勇当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者和开拓者，不辜负青年兴则国家兴的期望，努力奋斗，不断进取，争取早日将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繁荣大国！

第四篇：国家与革命读后感

读“国家与革命”有感

列宁在1917年8-9月份写成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国家与革命”，当时正值俄国“十月革命”的前夕，因此这篇文章对于领导俄国革命和建立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几十年来，我对这篇文章的观点都是全盘接受的。我认为列宁在此文中的主要观点有：

1、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

2、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在社会分裂为阶级之前，国家并不必要；只有在出现阶级剥削和压迫之后，国家才是必要的。

3、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并将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后，也就消灭了阶级差别和无产阶级自身，国家也就会“自行消亡”。

4、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5、只有实现共产主义才能完全不需要国家。对于那时可能出现的“个别人捣乱”的现象，可以通过文明人劝解打架的办法解决，不必要采取镇压（即法律）的手段。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近百年的历史演变，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社会矛盾已经与列宁所处的那个时代不同。如果我们不能与时俱进地重新认识有关国家的问题，将可能不利于我们正确利用国家机器，保证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

我认为起码有两个问题需要重新认识：一个是关于国家的功能和命运；另一个是关于人类社会的管理模式。

一、关于国家的功能和命运：

1、国家是否具有对内和对外的双重功能？

列宁在他的文章中所谈到的关于国家的功能，主要是指国家在解决国内的阶级矛盾时所发挥的作用。例如资本主义国家对本国无产阶级的压迫和俄国苏维埃政权对反革命集团的镇压等。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家的对外功能则充分地表现出来了。无论是当时的法西斯联盟还是反法西斯联盟，都是以国家为“单位”形成的，并不是以某个阶级的国际联合对付另一个阶级的国际联合。换句话说，是国

家利益之间的对抗，而不是阶级利益的对抗主导了这场世界大战。可见，国家不仅具有阶级压迫的功能，而且也具有抵御外来干涉的对外功能。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他们都没能经历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惨烈、影响最广泛的战争，因而不可能就国家的对外功能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

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必须充分注意研究和发挥国家的对外功能和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和我们对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缺乏认识，因此对国家功能的认识存在片面性。例如在国际交往中，过分强调了以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划线，忽视了国家的对外功能与对内功能的差异性。比如说我们过去就没有认识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会对外扩张；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会发生摩擦甚至战争。又比如，我们过去总对与资本主义世界打交道百倍警惕，迟迟不敢对外敞开国门。事实证明，国家间的矛盾与国内的阶级矛盾可能具有不同的性质，并决定了国家的对外和对内功能的不同。因此，仅仅重视研究国家的某一方面功能是不够的，这将导致我们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出现偏差。

2、国家是否具有调节国际间冲突的功能？

“二战”之后，联合国诞生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联合国逐步成为了调节和解决国际间冲突（包括贸易冲突）、维护世界正常秩序的国际机构。联合国是以国家为成员构成的，并通过国际法规协调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一个国家要想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和善待，必须成为这个国际大家庭的一员，我国加入TWO，也是这个道理。在我国申请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时，由于我们的认识不够，没有积极要求同时恢复我国在GATT（关税总协定）中的成员国地位，结果使我国在今后的国际贸易中长期处于被动的地位。经过了十几年的艰苦谈判，我们才得以进入WTO。可见，不重视发挥国家在调节国际关系方面的作用，就会付出代价。

3、国家是否也是解决民族矛盾的产物和工具？

在历史上，犹太民族曾遭受过多次“灭顶之灾”，仅在“二战”中就有600万犹太人在纳粹的大屠杀中丧生，占当时全球犹太人口的三分之一。由于犹太人自身的努力和国际社会的同情，联合国表决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方案，为建立以色列国扫清了道路，然而也为巴以之间的“拉锯战”埋下了祸根（目前巴以之间的问题最终也要用分立两个独立国家的办法解决）。以色列国的建立，使犹太人有了自己的祖国，从而结束了犹太民族无家可归的历史，并为永久保持犹太民族的特性和利益提供了保障。可见，国家也是解决民族矛盾的产物和工具，它具有包涵和延续人类不同民族特性和宗教信仰的社会功能。

又比如，国家为捍卫民族利益所发挥的作用也生动地体现在我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时期。当时蒋介石面对日本人的侵略，却打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张、杨两位爱国将领出于民族与国家的利益发动了“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从而掀起了全国人民共同抗日的高潮。为了民族利益，工农红军

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与过去“围剿”过自己的国民党军队一起，携手抗日。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功能与民族利益之间的超乎意识形态的紧密关系。

现在少数“台独”份子还在试图把台湾从中国的版图中分割出去，全然不顾中华民族的利益自古以来就是以中国的统一为保障的这一历史事实。对于这些分裂祖国的小丑，中国人民是不会允许他们走得太远的。

4、国家是否具有特殊的管理功能？

国家还具有特殊的管理功能。国家通常具备比较完整的国家机器，如边界、海关、军队、警察、监狱等“硬件”；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国家还具备了卫星、雷达、电子屏障、检疫、网络安全等“软件”。现在人类越来越多地面临着艾滋病、疯牛病、毒品、难民流、网络病毒、生化武器的威胁，如果没有国家机器的保护，任何地方产生的“瘟疫”都将会畅通无阻、很快蔓延到全世界。可见，保持合理的国家格局和边界，对遏制人为的、或自然界的灾难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

5、国家真的会“消亡”吗？

综上所述，国家的功能和作用是多方面的。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证明，国家已经成为了人类社会的细胞，它不仅具有解决阶级矛盾的功能，而且对于调解世界各地区和民族的纷争、维持人类社会的正常秩序发挥着重要作用。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阶级的划分和阶级斗争已不像一百年前那样分明和尖锐，而民族与宗教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和激化，贫富之间的差距又进一步加深了民族与地区间矛盾的程度。因此，仅仅把是否存在阶级和阶级压迫作为“国家消亡”的唯一条件，显然已不符合今天的情况。我甚至认为，即使是到达了完全消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无阶级社会，民族与宗教的差异和矛盾也可能仍然存在。民族和宗教是先于阶级的出现而出现的，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可能导致阶级的消灭，但并不会导致民族与宗教的消灭。因此，国家对于调解民族与宗教矛盾的社会功能将会长期存在。

新中国已经成立了半个多世纪，我们都认为我国已经不存在阶级和阶级压迫，是否因此就可以削弱国家机器的作用呢？恰恰相反，随着改革开放和与国际社会的“接轨”，我国现在的社会秩序不是在好转，而是在恶化。腐败问题、造假问题、走私问题、黄睹毒问题、失业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邪教问题、环境问题、等等，都比“文革”以前严重。所以，国家机器只能加强。当然，在处理不同矛盾时要采取不同的方式。对于必须镇压的要坚决镇压，而对于民族矛盾、宗教问题，要采取适当的方式解决。否则将可能激化矛盾，把事情搞糟，甚至会导致国家的分裂。

我并不是说列宁的文章写的不对，就俄国当时的情况看，阶级矛盾是俄国的主要矛盾，所以列宁自然要强调国家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观点。然而，对于国

家随着阶级的消灭而会“自行消亡”的论述，现在看来，无论是俄国的革命还是中国的革命都没有能为我们提供旁证和依据，需要我们今后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二、关于人类社会的管理模式：

1、人类社会是否需要管理？

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就不能没有对社会的管理。即使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也需要有管理。马克思说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同样需要有一个管理机构根据可能取得的社会财富，按照人们的需求进行财富的分配。而社会财富是有限的，自然资源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允许人们完全自由地、任意去索取。

由于自然资源在自然界的分布不均匀，各地区的生态环境也不均衡，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们所能得到的生活条件也会有差别。因此，如果没有管理，人们就会放弃条件艰苦的地区，纷纷向资源丰富、条件优越的地区聚集。在人口的负担超过了某一地区的承受能力时，就会产生社会矛盾和冲突。所以，需要一个社会机构来协调和控制以上情况的发生。这个机构只能是国家，或者是联合国。

近年来的“难民流”已经成为了一些国家的头疼事。昨天“欧盟”已就此问题达成协议，准备联合起来应对“难民流”问题。如果没有国家或国家的联盟，允许人们随心所欲地涌向任何一个地区，恐怕要比任何军事进攻都难以对付。

2、没有法治、只靠“思想工作”行吗？

我从来不信“人之初、性本善”的说法，如果说“人之初，性本懒、性本贪”可能更符合实际。孩子生下来，如果你不教育他，他是不会主动去刻苦学习、或帮助大人干活的。成年人也一样，如果没有法律的约束和社会的监督，谁都可能干损人利己的事。在共产主义社会，虽然消除了阶级和阶级差异，但矛盾和冲突不可能不发生。无论在工作中、在家庭中、在社会交往中，都会产生矛盾。解决矛盾如果仅仅靠“文明人劝架”的办法，恐怕不行。即使是家庭问题，如果没有“婚姻法”、“继承法”等法律作为依据，你又如何去“劝架”呢？总不能“各打五十大板”吧？如果还需要保留一些法规，没有法院和法官又如何断明是非呢？完全靠邻居来“评理”吗？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连清官都难断的事，靠邻居、靠所谓“文明人”就能解决吗？

我过去也当过一官半职，也做过无数次的“思想工作”。可一些人照样以权谋私、照样贪污。无论你如何与他们“谈心”、帮助他们提高觉悟都无济于事，结果还是把他们告到法院，一张判决书解决了问题。看来，即使是“人民内部矛盾”，完全靠“思想工作”去解决也是远远不够的，不靠国法民规，不靠国家机器，一些矛盾是无法解决的。

3、国家机器与共产主义矛盾吗？

人类社会越发展越应当脱离无序的状态。现在一些“医学家”已经在制造“克隆人”，如果不加以制止，人类社会等不到共产主义的到来，就将会面临这种“新人类”的威胁。即使是到了共产主义，如果我们任凭每个人去“自由发展”，不知还会造出什么怪物来。所以，认为共产主义不需要管理、不需要法治，就等于是在谈论人类社会的毁灭一样。

国家只是一种社会形态，他可以为阶级压迫服务，也可以为维护社会公平服务。过去，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应当在多个国家同时出现；但历史证明在一个国家单独实现公有制社会是完全可能的。香港回归祖国后，我们还实现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这对台湾也适用，但前提是国家的统一。中国的革命实践证明，国家的组织形态可以为不同的意识形态服务，也可以使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和平共处，公平竞争。可见，国家只是管理社会秩序的工具，只要运用得当，它对于任何社会制度都可以是有益的和适用的。因此，认为国家对于共产主义社会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这种观点也是偏激的，它无异于把未来共产主义与原始共产主义相混淆。

理论只有被实践所验证才能具有生命力。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是丰富多彩的，它固然有一定的规律性，但也往往会脱离理论家所划定的轨迹向另一个方向发展。我们今天发生的许多事情，马克思和列宁也无法预见得到。因此，用与时俱进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继承和发展前人的精神遗产，才是正确的。如果把前人所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当成“圣经”，那我们今天就什么事都不要做了。

“一国两制”的构想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而邓小平不仅敢想，而且敢做。我们应当学习他的政治勇气，用鲜活的实践成果，来丰富革命理论的百果园。

《国家与革命》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撰写的一部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经典著作，全书6章。第1章，阶级社会和国家；第2章，国家与革命，1848-1851年的经验；第3章，国家与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马克思的分析；第4章，续前，恩格斯的补充说明；第5章，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第6章，马克思主义被机会主义者庸俗化了。全书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批判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反动国家观，对全世界无产阶级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政权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编辑本段]主要观点:

1.列宁针对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极力掩盖国家阶级性的谬论，概括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思想，鲜明地揭示了国家的阶级本质。

2.列宁独创地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实质，充分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3.列宁揭示了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新型民主的一致性。

4.列宁还从理论上探讨了社会主义新型民主的发展规律，注意到无产阶级专政职能的多样性，集中说明了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

[编辑本段]著作评价:

《国家与革命》是列宁关于国家和法学说方面的最重要的著作。《国家与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学说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这部著作中，列宁不仅清除了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歪曲，而且进一步发展了这个学说，并且用俄国革命的经验加以丰富，使它成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政权建设的普遍规律。

《国家与革命》是最整、最集中论述国家问题的马克思主义重要著作，在指导俄国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也产生过重要影响。就其基本立场和方法来说，启发和指导意义是深远的。《国家与革命》在集中论述国家问题的同时，一些极有价值的相关论述也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关注。

第五篇：国家与革命读后感

读“国家与革命”有感

列宁在1917年8-9月份写成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国家与革命”，当时正值俄国“十月革命”的前夕，因此这篇文章对于领导俄国革命和建立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几十年来，我对这篇文章的观点都是全盘接受的。我认为列宁在此文中的主要观点有：

1、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

2、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在社会分裂为阶级之前，国家并不必要；只有在出现阶级剥削和压迫之后，国家才是必要的。

3、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并将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后，也就消灭了阶级差别和无产阶级自身，国家也就会“自行消亡”。

4、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5、只有实现共产主义才能完全不需要国家。对于那时可能出现的“个别人捣乱”的现象，可以通过文明人劝解打架的办法解决，不必要采取镇压（即法律）的手段。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近百年的历史演变，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社会矛盾已经与列宁所处的那个时代不同。如果我们不能与时俱进地重新认识有关国家的问题，将可能不利于我们正确利用国家机器，保证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

我认为起码有两个问题需要重新认识：一个是关于国家的功能和命运；另一个是关于人类社会的管理模式。

一、关于国家的功能和命运：

1、国家是否具有对内和对外的双重功能？

列宁在他的文章中所谈到的关于国家的功能，主要是指国家在解决国内的阶级矛盾时所发挥的作用。例如资本主义国家对本国无产阶级的压迫和俄国苏维埃政权对反革命集团的镇压等。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家的对外功能则充分地表现出来了。无论是当时的法西斯联盟还是反法西斯联盟，都是以国家为“单位”形成的，并不是以某个阶级的国际联合对付另一个阶级的国际联合。换句话说，是国家利益之间的对抗，而不是阶级利益的对抗主导了这场世界大战。可见，国家不仅具有阶级压迫的功能，而且也具有抵御外来干涉的对外功能。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他们都没能经历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惨烈、影响最广泛的战争，因而不可能就国家的对外功能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

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必须充分注意研究和发挥国家的对外功能和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和我们对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缺乏认识，因此对国家功能的认识存在片面性。例如在国际交往中，过分强调了以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划线，忽视了国家的对外功能与对内功能的差异性。比如说我们过去就没有认识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会对外扩张；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会发生摩擦甚至战争。又比如，我们过去总对与资本主义世界打交道百倍警惕，迟迟不敢对外敞开国门。事实证明，国家间的矛盾与国内的阶级矛盾可能具有不同的性质，并决定了国家的对外和对内功能的不同。因此，仅仅重视研究国家的某一方面功能是不够的，这将导致我们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出现偏差。

2、国家是否具有调节国际间冲突的功能？

“二战”之后，联合国诞生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联合国逐步成为了调节和解决国际间冲突（包括贸易冲突）、维护世界正常秩序的国际机构。联合国是以国家为成员构成的，并通过国际法规协调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一个国家要想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和善待，必须成为这个国际大家庭的一员，我国加入TWO，也是这个道理。在我国申请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时，由于我们的认识不够，没有积极要求同时恢复我国在GATT（关税总协定）中的成员国地位，结果使我国在今后的国际贸易中长期处于被动的地位。经过了十几年的艰苦谈判，我们才得以进入WTO。可见，不重视发挥国家在调节国际关系方面的作用，就会付出代价。

3、国家是否也是解决民族矛盾的产物和工具？

在历史上，犹太民族曾遭受过多次“灭顶之灾”，仅在“二战”中就有600万犹太人在纳粹的大屠杀中丧生，占当时全球犹太人口的三分之一。由于犹太人自身的努力和国际社会的同情，联合国表决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方案，为建立以色列国扫清了道路，然而也为巴以之间的“拉锯战”埋下了祸根（目前巴以之间的问题最终也要用分立两个独立国家的办法解决）。以色列国的建立，使犹太人有了自己的祖国，从而结束了犹太民族无家可归的历史，并为永久保持犹太民族的特性和利益提供了保障。可见，国家也是解决民族矛盾的产物和工具，它具有包涵和延续人类不同民族特性和宗教信仰的社会功能。

又比如，国家为捍卫民族利益所发挥的作用也生动地体现在我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时期。当时蒋介石面对日本人的侵略，却打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张、杨两位爱国将领出于民族与国家的利益发动了“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从而掀起了全国人民共同抗日的高潮。为了民族利益，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与过去“围剿”过自己的国民党军队一起，携手抗日。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功能与民族利益之间的超乎意识形态的紧密关系。

现在少数“台独”份子还在试图把台湾从中国的版图中分割出去，全然不顾中华民族的利益自古以来就是以中国的统一为保障的这一历史事实。对于这些分裂祖国的小丑，中国人民是不会允许他们走得太远的。

4、国家是否具有特殊的管理功能？

国家还具有特殊的管理功能。国家通常具备比较完整的国家机器，如边界、海关、军队、警察、监狱等“硬件”；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国家还具备了卫星、雷达、电子屏障、检疫、网络安全等“软件”。现在人类越来越多地面临着艾滋病、疯牛病、毒品、难民流、网络病毒、生化武器的威胁，如果没有国家机器的保护，任何地方产生的“瘟疫”都将会畅通无阻、很快蔓延到全世界。可见，保持合理的国家格局和边界，对遏制人为的、或自然界的灾难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

5、国家真的会“消亡”吗？

综上所述，国家的功能和作用是多方面的。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证明，国家已经成为了人类社会的细胞，它不仅具有解决阶级矛盾的功能，而且对于调解世界各地区和民族的纷争、维持人类社会的正常秩序发挥着重要作用。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阶级的划分和阶级斗争已不像一百年前那样分明和尖锐，而民族与宗教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和激化，贫富之间的差距又进一步加深了民族与地区间矛盾的程度。因此，仅仅把是否存在阶级和阶级压迫作为“国家消亡”的唯一条件，显然已不符合今天的情况。我甚至认为，即使是到达了完全消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无阶级社会，民族与宗教的差异和矛盾也可能仍然存在。民族和宗教是先于阶级的出现而出现的，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可能导致阶级的消灭，但并不会导致民族与宗教的消灭。因此，国家对于调解民族与宗教矛盾的社会功能将会长期存在。

新中国已经成立了半个多世纪，我们都认为我国已经不存在阶级和阶级压迫，是否因此就可以削弱国家机器的作用呢？恰恰相反，随着改革开放和与国际社会的“接轨”，我国现在的社会秩序不是在好转，而是在恶化。腐败问题、造假问题、走私问题、黄睹毒问题、失业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邪教问题、环境问题、等等，都比“文革”以前严重。所以，国家机器只能加强。当然，在处理不同矛盾时要采取不同的方式。对于必须镇压的要坚决镇压，而对于民族矛盾、宗教问题，要采取适当的方式解决。否则将可能激化矛盾，把事情搞糟，甚至会导致国家的分裂。

我并不是说列宁的文章写的不对，就俄国当时的情况看，阶级矛盾是俄国的主要矛盾，所以列宁自然要强调国家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观点。然而，对于国家随着阶级的消灭而会“自行消亡”的论述，现在看来，无论是俄国的革命还是中国的革命都没有能为我们提供旁证和依据，需要我们今后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二、关于人类社会的管理模式：

1、人类社会是否需要管理？

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就不能没有对社会的管理。即使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也需要有管理。马克思说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同样需要有一个管理机构根据可能取得的社会财富，按照人们的需求进行财富的分配。而社会财富是有限的，自然资源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允许人们完全自由地、任意去索取。

由于自然资源在自然界的分布不均匀，各地区的生态环境也不均衡，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们所能得到的生活条件也会有差别。因此，如果没有管理，人们就会放弃条件艰苦的地区，纷纷向资源丰富、条件优越的地区聚集。在人口的负担超过了某一地区的承受能力时，就会产生社会矛盾和冲突。所以，需要一个社会机构来协调和控制以上情况的发生。这个机构只能是国家，或者是联合国。

近年来的“难民流”已经成为了一些国家的头疼事。昨天“欧盟”已就此问题达成协议，准备联合起来应对“难民流”问题。如果没有国家或国家的联盟，允许人们随心所欲地涌向任何一个地区，恐怕要比任何军事进攻都难以对付。

2、没有法治、只靠“思想工作”行吗？

我从来不信“人之初、性本善”的说法，如果说“人之初，性本懒、性本贪”可能更符合实际。孩子生下来，如果你不教育他，他是不会主动去刻苦学习、或帮助大人干活的。成年人也一样，如果没有法律的约束和社会的监督，谁都可能干损人利己的事。在共产主义社会，虽然消除了阶级和阶级差异，但矛盾和冲突不可能不发生。无论在工作中、在家庭中、在社会交往中，都会产生矛盾。解决矛盾如果仅仅靠“文明人劝架”的办法，恐怕不行。即使是家庭问题，如果没有“婚姻法”、“继承法”等法律作为依据，你又如何去“劝架”呢？总不能“各打五十大板”吧？如果还需要保留一些法规，没有法院和法官又如何断明是非呢？完全靠邻居来“评理”吗？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连清官都难断的事，靠邻居、靠所谓“文明人”就能解决吗？

我过去也当过一官半职，也做过无数次的“思想工作”。可一些人照样以权谋私、照样贪污。无论你如何与他们“谈心”、帮助他们提高觉悟都无济于事，结果还是把他们告到法院，一张判决书解决了问题。看来，即使是“人民内部矛盾”，完全靠“思想工作”去解决也是远远不够的，不靠国法民规，不靠国家机器，一些矛盾是无法解决的。

3、国家机器与共产主义矛盾吗？

人类社会越发展越应当脱离无序的状态。现在一些“医学家”已经在制造“克隆人”，如果不加以制止，人类社会等不到共产主义的到来，就将会面临这种“新人类”的威胁。即使是到了共产主义，如果我们任凭每个人去“自由发展”，不知还会造出什么怪物来。所以，认为共产主义不需要管理、不需要法治，就等于是在谈论人类社会的毁灭一样。

国家只是一种社会形态，他可以为阶级压迫服务，也可以为维护社会公平服务。过去，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应当在多个国家同时出现；但历史证明在一个国家单独实现公有制社会是完全可能的。香港回归祖国后，我们还实现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这对台湾也适用，但前提是国家的统一。中国的革命实践证明，国家的组织形态可以为不同的意识形态服务，也可以使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和平共处，公平竞争。可见，国家只是管理社会秩序的工具，只要运用得当，它对于任何社会制度都可以是有益的和适用的。因此，认为国家对于

共产主义社会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这种观点也是偏激的，它无异于把未来共产主义与原始共产主义相混淆。

理论只有被实践所验证才能具有生命力。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是丰富多彩的，它固然有一定的规律性，但也往往会脱离理论家所划定的轨迹向另一个方向发展。我们今天发生的许多事情，马克思和列宁也无法预见得到。因此，用与时俱进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继承和发展前人的精神遗产，才是正确的。如果把前人所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当成“圣经”，那我们今天就什么事都不要做了。

“一国两制”的构想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而邓小平不仅敢想，而且敢做。我们应当学习他的政治勇气，用鲜活的实践成果，来丰富革命理论的百果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