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之论中国家族文化的现代发展趋势

第一篇：社会学之论中国家族文化的现代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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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 连连

浅谈中国家族文化的变迁 朱嘉林3110101182 大一社科

浅谈中国家族文化的变迁

【摘要】中国的家族文化由来深远，家族文化起源于奴隶制时代，最初体现为宗法制度，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得以延续。改革开放以前，家族文化的载体宗法制度可以说是销声匿迹，但是深深植根于中国人思想的家族文化却从未走向衰亡。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独特性质，使中国的家族文化仍在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模式。然而，当代社会仍然存在的家族文化如何影响中国人的行为模式？其本质与中国传统的宗族观念又有何区别？ 【关键词】中国；家族文化；现代化；变迁。

从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学会了建立庞大的家族，通过捍卫家族的荣誉、地位与利益来实现自己的荣誉、地位和利益。从秦始皇开始的“家天下”到当代社会众多的家族企业，可以说，中国的家族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它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对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有着深厚的影响。虽然很多其他民族也有着非常悠久的家族文化，但是无疑，中国人对家族的高度认同，是很多民族无可比拟的，高度的家族认同甚至淡化了对社会和组织的认同，造成了对家庭的过度依赖。例如，封建社会大多数女性一生都以家族为核心，甚至在家族以外几乎看不到她们的身影。

近代化浪潮中，中国政治体制的更迭使得家族文化的载体——宗族制度被严重破坏，经过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等，宗法制度失去了存在的经济基础，可以说宗法制度在改革开放前已经销声匿迹，但是几千年来形成的家族文化却仍然根深蒂固于中国人的思想。

现代社会中，家族与传统的家族含义相比有了一些变化，传统意义上的家族包括所有的具有血缘关系或者姻缘关系的家庭及其成员，而当代家族虽然仍然“是在核心家庭基础上形成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血缘集团，是血清家庭的扩展和提升” [1]，但其重心已更多转移到核心家庭上。由于经济的发展以及西方个人主义文化的冲击，中国人的家族观念与传统相比，淡薄许多。尽管如此，家族文化在中国仍然根基庞大，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仍然主要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地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薄。”的社会关系。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和全球化充分发展的过程中，家族文化在当代中国主要表现为大家族制度的逐渐瓦解；家长制的衰弱和同时变化的等级观念；家族企业的管理制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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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家族的解体

家族是以血统关系为基础而结成的社会单位，包括同一血统的几辈人。而大家族常常指拥有一定经济实力，行为规范森严的家族。旧中国的大家族实际上是宗族制度的体现。很多人将大家族与封闭、落后、保守等字眼联系在一起，这并非空穴来风。传统的大家族中，森严的家长制度将人束缚在封建礼教中难以拔身，个体的行为很多时候并不以个人的意愿为标准，而需要从整个家族的利益、荣誉出发，极大地束缚了家族成员的个性。大家族中，家族成员希望借助家族的利益、荣誉和地位等满足小家庭的利益，因此家族成员有相同的利益目标。但是，在家族利益如何分配问题上，由于利益的分歧，往往不能达成共识，这就导致了大家族的不稳定性。

旧中国的大多数权势和财富掌握在大户之手，在家族的制度的庇佑下，剥削压迫劳苦大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大家族在整个革命浪潮中首当其冲：政治上对宗法制度的打击使得大家族失去了政治保障；土地改革中，农民成为土地所有者，消除了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农民不用再向其交税，宗族制度失去了经济基础；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大跃进等一波又一波的革命运动更是不断冲击着存在了几千年的宗法制度，使得大家族土崩瓦解。其实，大家族的瓦解貌似是由于外力的作用，实际上是由于其所代表的封建制度、封闭格局难以适应新的生产组织形式。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而大家族与落后的封建宗法制度，必将被扑面而来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二、家长制的变化引发的中国等级权威观念的变化

封建社会中，大家族中的家长拥有绝对权威。长期以来的父权家长制，带来的严重后果是官本位思想和尊官贵长观念的盛行。家长在家族中的权威概化到地方官员，进而到拥有至高无上地位的皇帝。可以说家族尊卑观念对于中国古代人们的尊卑观念有着深刻的影响。长期生活在这样专制的关系中，自然会过分重视、崇拜和依赖权威。严密的礼法，使得社会成员不敢冒犯权威，“宁愿用虚假的面孔来应对处于自己上层的支配者们”。似乎一个人在某一方面是权威，则在其他方面也是权威，丝毫冒犯不得。一日权威，终身权威，不敢稍有僭越。

在当代社会中，经济与文化都在高速发展，在全球化的激荡下，一切传统与非传统的元素都在和其他文化碰撞的过程中发生变化。新中国的成立摧毁了封建家族，建立起民主平等的现代社会制度，但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尊卑观念却仍然固存。封建礼教的束缚不复存在，人们不再把权威视为不可冒犯，可以自由表达对权威的不满，甚至质疑权威的合理性。言论自由得到充分的尊重，虽然不乏阳奉阴违者，但是与过去相比已大大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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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族文化下的家族企业管理制度的变化

文化是管理的母体，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传统文化必然灌注于管理之中。各国企业管理模式不尽相同，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改革开放浪潮中，中国也出现一些家族企业，相当一部分家族企业实行家族制管理。家族管理制并不陌生，在封建社会中，家族成员也对其所拥有的资产进行管理。然而在复杂多样的现代化社会中，家族管理制是否还有其可行性呢？

家族制管理在家族企业创立初期有一定帮助，原因在于创立初期，家族企业需要精心呵护才能成长起来，而家族成员作为家族企业的直接受益者，必然会对企业不计回报支出，这是其他作为代理人的管理者难以做到的。在管理过程中，家族管理制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统一降低了代理费用也降低了管理风险。但是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家族管理制逐渐显露出其弊端。也许由于对代理管理者能力的不信任，或者害怕企业所有权的丧失，家族企业仍然采用家族管理制。但是在瞬息万变的现代经济中，一个企业的成功必须依赖于成功的管理模式，而家族企业由于其自身资源的有限性并不能保证家族成员对于企业的管理是科学的。事实上，家族企业引进外部管理人员时，虽然需要考虑企业利益的分配问题，但是却能够降低交易复杂化和企业规模扩大时产生的巨大的管理成本。在经济复杂化、文化多元化的今天，一个企业想要发展壮大，仅仅依靠家族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吸纳社会管理资源和社会资本，并且使职业经理拥有相应的报酬，才能使其与家族成员“同呼吸共命运”，加速家族企业的成长。

结语：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家族关系的稳固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从个体角度上看，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家族观念更多是一种历史情感和文化理念的认同，人们在家族中找到情感的皈依，而不是以利益作为参考。而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家族的血缘性、等级性和封闭性与现代化带来的社会的契约性、开放性、流动性和民主性相违背，不可避免地会削弱家族文化的价值和生存能力。正因为如此，原有的家族文化渐渐失去其效力，需要重构新的家庭文化价值。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作为人们精神归宿的家庭存在，家族文化就必然会存在，因为在这个巨变的社会中，个体的独立化也加深了人们的孤立感和无助感，而家庭的存在可以通过家族认同、血缘关系给人们以心灵的归宿和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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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张晓颖 钟锦文 中国家族文化与家族企业成长 南昌大学学报 2006，37（6）.[2]费孝通 乡土中国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8 [3]李雅娟 侯德娟 中国人的“家族”文化心理特点及变迁 边疆经济与文化 2007（5）.[4]唐 震 家族文化视角中的美日中三国家族企业比较[j] 软科学 2003.17（4）.[5]马涛 传统的创新——东方管理学引论[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228.

第二篇：宗教社会学论文之论关公崇拜

论关公崇拜的长盛不衰

摘要：对关公的“神化”崇拜在中国历史上延续至今，在海内外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本文介绍了当今世界范围内关公崇拜的概况，简略地从中国传统文化氛围分析了关公崇拜的原因，并阐述了不同时期关公崇拜不同的思想内涵，以及应对其采取的正确态度。关键词：关羽 崇拜 内涵

关公崇拜，指对被尊称为关公、关老爷、关王、关帝、武圣等的三国时期蜀国名将关羽的崇奉与膜拜。关羽的“义绝”形象是《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刻画的“三绝”之一，这一形象深入人心，千百年来实现了“由人而神，由神而圣”的演变。关羽作为“武圣”，与“文圣”孔子并称。而为了供奉关羽而设的关帝庙也与孔庙一样遍布全国，甚至在数目上远远超过了文圣孔庙。海内外对关公的崇拜可谓长盛不衰。

目前我国台湾拥有大大小小的关公庙宇200余座，分布宝岛各地，每日香火缭绕，前来景仰膜拜者络绎不绝。在台湾各地，新的关庙和关公像仍在继续建造。据粗略统计，全岛的关公信徒有几百万之多，其人员涉及党、政、军、警、商贾和民众等各个层次。自海峡两岸关系缓和后，台湾有不少团体不惜重金，组织了浩浩荡荡的关公朝拜团，纷纷来到山西运城的解州关帝庙、常平关圣家庙及湖北当阳的关陵、河南洛阳的关林等处朝圣、寻根问祖。香港有不少公司、商店和工厂供奉着关羽的塑像或画像，据说有的警察出巡时，也要先拜关公，求其庇佑。

泰国有的法庭在开庭之前，全体法官须向关公宣誓表示忠心后才开始有关程序。而在菲律宾，有一个名为“南松园”的以关帝为盟主的商人组织，该组织在庆祝关帝圣诞暨第廿七届监理事就职典礼的致辞中，就自称是一个结义团体，敬奉关圣夫子为盟主。此外，当地不少的杂货店、旅馆、旅社、脚夫也奉关帝为祖师爷

美国的“龙岗总会”，就是以崇奉关公为主的一个民间组织，其各地的分会达140多个，遍及华人涉足的世界各地。在旧金山和纽约的唐人街上，关公像可谓俯拾皆是。更有甚者，美国前总统里根的夫人曾专程到过旧金山、洛杉矶等地的关庙向关公乞灵，以助其夫君竞选成功，在美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日本华裔社会的关公文化也颇为兴盛。目前，日本神户、横滨、长崎、函馆等地都建有富丽堂皇的关帝庙。在横滨关帝庙，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都要举行庆祝关公诞辰的活动，以舞狮、舞龙等来展现中国的传统文化，热闹非凡。每逢元旦和除夕之夜，这里也整夜开放，以接受广大信众的祭拜。在这里，“关帝庙已成为连接华侨华人和祖先、儒释道众神的场所，成为连接中国传统文化和故乡的场所，成为许多人心心相印的地方。”

我国中东南沿海地区处于市场经济大潮的前沿，又最易受到海外关公文化的辐射。因此，关公文化首先在这里复兴。在深圳与广州街头的诸多陶瓷商店中，关羽等神灵的大大小小的塑像占据柜台；在珠海的现代居舍的楼堂正中，祖先和财神共享烟火，摆满现代电器的组合柜上，关公和菩萨占据了“首席”之地。另据《钱江晚报》的报道，杭州一些企业的办公室摆放了各种各样的关公像、观音像及佛像等。一些私营、个体单位也将关公等像摆在显著位置，每日烧香点烛，十分虔诚。

福建东山县的铜陵关帝庙，每天24小时开放，香火十分兴盛。此庙已有600多年历史，被视为关帝庙的祖庙。当地人对关公的信仰十分虔诚，据称有90%的居民都在家中悬挂关公圣像供奉。他们视关公为万能之神，当地的小孩出生后往往拜关公为契父(义父)，祈求平安成长，甚至青年男女决定终生大事时也往往于关公像前算卦，恭请关公神灵定夺。在春节前后，人们聚集庙内连唱大戏，长则几个月不断，每逢关公祭拜日更是人山人海、十分热闹。近年来，在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河北、北京等省市，一些有名的关庙竞相对游客开放，并定期举办大型的庙会或其他文化活动。

伴随着关帝庙的复兴，是广大民众对关公的敬奉和崇拜。令人寻味的是，在几乎全民虔诚信奉喇嘛教的西藏拉萨、日喀则、山南、江孜等地，关公亦占有一席之地。大昭寺前左侧的八廓街的商店里都摆放着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红脸关公塑像。

随着海内关公热的兴起，艺术家们抓住时代的脉搏，先后拍摄了《关公》、《武圣关羽》、《关公出世》、《三国梦》、《三国演义》等电视专题片和电视连续剧，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使关公“对国以忠、待人以仁、处事以智、交友以义、作战以勇”的英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那么，关公又是怎样从一个以义著称的英雄上升到“神中之神”的呢？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关公从“当时义勇倾三国”的蜀汉名将，到“万古祠堂遍九州”的神化、圣化偶像，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以来对关公不断美化、圣化和神化的结果。关公信仰的产生与存在并不孤立与偶然，而是与全面的社会文化背景密不可分，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必然要被人们创造出来的，而一旦被创造出来以后，也就具有其政治、伦理和心理等方面的功能，以满足社会的需要。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英雄崇拜和造人神的传统，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为世人所称道的关羽死后成为人神正是顺理成章。而传统的中国文化重实践，强调言传身教，讲究神道设教。关公信仰的发展与兴盛与这一思想有最为密切的关系。其突出表现就是关羽的忠义与儒家伦理的相得益彰、互为其用的关系。同时，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的文化心理的服从性、复制性和保守性，导致历代帝王每一次对关羽的加封和褒扬都会在整个社会里产生不言而喻的推动力，促进关公信仰的进一步兴盛和广泛传播。

此外，关公信仰的内涵也随时代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在封建社会，关羽之所以被帝王们代代加封，是因为他代表的忠、义精神符合统治的需要。事实上，关羽不过是宣传忠文化的工具罢了。关羽就是忠文化的化身，是启发、诱导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人们学习的目标、榜样。通过营造关羽崇拜的舆论氛围，在社会上形成人人学忠臣，人人做忠臣的价值导向，抑制社会上“不忠”因素的负面影响，使广大社会成员潜移默化地接受忠文化教育。这种“教育”方式显然比空洞说教和硬性灌输要高明得多。

而到了现代，对关公的崇拜是建立在关公被神化的基础上的。人们希望通过供奉关公寻求保佑。据研究，在日本的关公信仰史中，关帝的神性由明治以前的守护神、财神以及“复明”意识的象征演变为明治以后的商业神，甚至被升华为“象征着中华的道义和秩序”的“至高无上的神”，其原因即在于两个时期里旅日华侨的构成及经济、政治地位所发生的变化，是受“现世利益”制约而发生的一种现象。旅日华侨正是按照不同历史时期的现实利益需要，创造了关公这尊神明的形象，赋予了关公不同的神性。由此可见中国传统信仰中神人关系的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故刘基说，“夫神无依，唯人是依”；祁顺云，“人赖神以安，神依人而立”；刘业勤也说，“夫人受庇于神，而神实依于人”。[1]关羽这一神灵既然要依于人、服务于人，其神职的普泛化和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就是历史的必然现象。

凝聚在关羽身上而为万世共仰的忠、义、信、智、仁、勇，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理想，渗透着儒学的春秋精义，并为佛教、道教教义所趋同的人生价值观念，实质上就是彪炳日月、大气浩然的华夏魂。关公信仰既是历史现象，又是当今海内外的现实存在。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海外华人与大陆交流的加强，关公信仰在内外的合力下逐渐复兴，成了不少地方引人注目的宗教文化现象。考察关公信仰的民族文化背景，正是为了让我们认清其文化意蕴，了解其来龙去脉，从而正确对待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进行有效的扬弃，避免不明就里的片面批评或全盘吸收。推而广之，对于我国的其它传统文化现象，也应该持与此类似的立场。

[1]李伯重“‘乡土之神’、‘公务之神’与‘海商之神’——简论妈祖形象的演变”[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Vol2.P47

第三篇：传统家族文化对现代家族企业管理的影响

刍议传统家族文化对现代家族企业管理的影响

摘要：家族企业根源于传统社会以家族为本位的文化及社会结构。本文分析了传统家族文化在我国家族企业管理中的积极作用及其对现代家族企业管理的消极影响。我们应该对传统家族文化进行改造，“排除其弊端，弘扬其精粹”实现现代企业管理的创新发展。

关键词：家族文化；家族企业；管理；影响

一、家族文化与家族企业

家族文化主要指调整家族成员和家族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伦理、道德规范、行为规范、宗族观念等的总和。中国家族文化从形成发展到今天，其特征总的说来可以概括为：明显的宗族性；凝聚性；礼俗性；自我封闭性。

一般认为，以一个或几个血缘关系的家族成员作为企业的核心，直接控制其所有权或经营权的企业组织，就可以称为“家族企业”。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建立在家族基础上的社会，家族文化已深深地积淀于整个社会关系之中，成为影响和形成中国人价值观的要素所以，企业经营在这种环境下，自然深受家族文化的影响而家族企业的特点更决定了其管理理念必将秉承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显著特征，中国家族企业根植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换言之，中国传统家族文化构成了家族企业管理的文化根基。

二、传统家族文化对现在家族企业管理的积极影响

1、产权高度明晰化。家族内部的产权高度明晰化从家族成员与资产关系上看，无论是家庭独资经营，还是承包、租赁经营，都是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进行的。家族企业成员向心力强，凝聚性高，彼此有互助精神他们具有一种天然的命运相关的共识，容易团结一致，产生较大的亲和向心力再者，家庭成员都比较忠贞，他在其家族企业就职后，则他的个人期望和家族压力等使他难以脱离该企业。

2、简化而有效的激励机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义轻利、手足情深、家族事业等类似观念在家族企业形成过程中作为非正式约束为其特定的制度安排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动力激励机制的直接性作为家族企业，其经营者常常是集所有权与经营权于一身，企业的经营效益好坏直接影响到经营者也即所有者的切身利益，这也就充分表现了产权内在激励机制的实现。

3、经营观念与目标政策的一致性由于中国人非常讲究家族的“延续性”，所以企业主的创业精神和经营方针都要求其子女继承和发扬光大因此，家族企业的接棒人较为注重企业过去的信誉与展示的招牌，其所作所为希望再塑企业的美好形象从这个角度来说，家族企业比较有社会责任，不会贪图小利而破坏家族企业的传统信誉。有利于企业良好信誉的建立与保持。

4、领导效率好，管理成本低。由于家族企业大部分都是以血缘裙带关系的成员组建起来的共同体，因而，便于集中领导，实行一元化管理不仅如此，而且还表现为由血缘和亲情关系使得管理费用低，由此可大大节省管理成本。

三、传统家族文化对现在家族企业管理的消极影响

家族企业过了创业期，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就会凸现出来。中国注重家庭的传统文化具有两个显著特征：排他性，即排斥家族以外的人或组织；专断性，即行事具有较强的长者意识和专断作风。这一者都是不利于家族企业持续发展的。

1、排他性将家族企业置于封闭保守的境地，使企业不愿引进先进的文化和管理理念，没有与开放社会和开放市场保持协调一致的企业文化，人为地阻碍了企业对外部资源的充分利用，严重束缚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在企业内部，排他性意味着任人唯亲，而不是任人唯贤。一方而是阻挠优秀职业经理人和社会专才的引入，使企业内的委托代理链条拉不长，严重制约了企业规模的扩大和竞争力的提高；另一方而是山血缘关系及家族关系决定的员工与决策者之间的亲疏远近，决定了其在企业中的地位和报酬，严重地挫伤了员工的积极性，影响其能力的发挥。

2、专断性则体现在企业领导者的家长作风和个人主义泛滥。企业领导者一是容易盲目自信，凭经验决策，缺乏科学依据和科学方法；一是独断专行，压制不同意见，妒贤嫉能，压制了企业接班人的创新意识；二是对职业管理人员存在严重的防范心理，对实行分权制管理感到恐惧。领导者在创业时期形成的权威和对企业长期保持绝对控制，家族企业的管理文化要求员工盲目相信领导者个人，明显忽视了员工的创造性和价值，再加上领导者自身能力的局限，极大地降低了决策的质量。

四、扬弃传统家族文化，推动家族企业发展创新

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该对传统家族文化进行文造，排除其弊端，弘扬其精粹，实现传统家族文化在见代企业管理中的扬弃，演变和创新出适应现代企业高度发展要求的新的形态，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为此，提出以下几条建议：

1、淡化家族色彩，实现治理机制创新。家族企业必须淡化家族色彩，实现治理机制创新：建立并完善企业的董事会制度；实行职业经理制度，面向社会招聘经营者，逐步实现两权分离；完善家族制企业的监督机制。

2、突破“特殊主义”人际关系模式，实现用人制度创新。改变其封闭的任人惟亲的用人模式，创立一套开放合理的用人机制：努力提高企业内部家族成员的素质，把握好家族成员在企业中的位置和作用；重视外部人才的引进实行人本主义管理，努力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企业环境。

3、将儒家文化与现代文明相结合，塑造特色企业文化现代企业竞争实质上

是文化的竞争。家族制要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就应对传统的家族文化去其糟粕，吸其精华，儒家文化与现代文明相结合，淡化家族色彩，塑造有特色的企业文化，构筑企业竞争力的内核。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使自身从传统型企业家向创新型企业家转变。

参考文献：

[1] 汪晓梦.传统家族文化与我国家族企业管理.乡镇经济[ J]，2005（1）

[2] 王毅杰，童星．家族企业、家族文化、社会信任[J]．学海，2002，(3)．

[3] 卢现祥.论华人企业的家族式管理[J].华东圣济管理，2000（1）.[4] 李翔宇.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与现代管理[硕士论文].广西：广西师范大学, 2001

[5] 吉青.儒家传统管理思想的精华及其现代价值.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5,vol 4(1)

[6] 张华.家族式企业及其特征分析.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Vol.22

[7] 田祖海，毛朝阳.传统文化与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 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05,vol 16：（5）

第四篇：文化社会学教学大纲

《文化社会学》教学大纲

敖其编写、扎格尔审定

课程名称：《文化社会学》 课程性质：专业必修课

教学目的：

1、通过传授文化社会学基本理论，使学生掌握文化系统、文化传播、文化冲突、文化控制、文化变迁的相关知识。

2、通过学习文化社会学的相关知识，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教学原则与方法：

1、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2、结合课堂教学、课堂讨论及社会调查，使学生运用文化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课堂教学课时：36课时。主要教学内容和课时分配： 第一章

绪论（2课时）

绪论部分中通过以下三个章节了解文化的诸概念和现象 第一节

一个长期争论的概念 第二节

文化的社会学涵义 第三节

文化的定义 第四节

文化诸现象

思考与讨论题：

1、运用文化特质的涵义解释具体的文化实例。

2、阅读关于文化概念的著作，较全面地理解文化概念的不同内涵。第二章

文化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4课时）第一节

文化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重点了解文化社会学是研究文化产生、发展的规律及其社会性质与社会行为的一门学科。

第二节

文化社会学研究的理论方法

重点掌握进化论的文化社会学观点；传播论的文化社会学观点；功能论的文化社会学观点；心理论的文化社会学观点。第三节

文化社会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重点掌握文化社会学与哲学、历史学、经济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考古学之间的关系。第四节

文化社会学研究的意义

掌握文化社会学的研究意义。即：有利对文化的整体性了解；有利于现代复兴与文明建设；有利多学科的意义研究。

思考与讨论题：

1、阐述文化社会学与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之间的关系。

2、明确文化社会学的研究意义。第三章

西方古典文化社会学（2课时）第一节

古典文化社会学产生的时代背景

古典文化社会学研究是适应商业资本主义的需求而产生的；是当时的社会文化基础决定的。包括哲学、社会思想，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考古学的发展；自然科学的发展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第二节

古典文化社会学的几位先驱人物

进化论学派的孔多塞；实证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孔德；发展社会学完整体系的斯宾塞及古典文化社会学的先驱麦克伦南、卢伯克、泰勒等。

第三节

古典文化社会学的几个流派

文化地理学派；文化心理学派；文化人种论。第四节

从达尔文到摩尔根

重点掌握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产生进化论学派到摩尔根的对人类文化的“发明和发现”。

思考及讨论题：

1、文化地理学派在文化社会学的地位。

2、从达尔文到摩尔根是如何反映人类科学发展规律的。

第四章

文化社会学学科的确立（2课时）第一节

世纪交替中的社会学

正确了解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学领域是反实证主义——进化论的思潮。第二节 文化社会学学科的确立

文化社会学是在社会学“美国化”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一理论一方面来源于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产生于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的结合。

第三节

几个主要学派的文化社会学思想

“文化圈”学派；传播学派；历史学派；“社会学年鉴派”；功能学派。

思考及讨论题：

1、文化社会学学科是如何产生的？

2、“社会年鉴学派”是如何产生的？

第五章

西方现代文化社会学（2学时）第一节

文化社会学与现时代

着重了解科学发展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派现代文化社会学中的地位。第二节 转向个人和心里的浪潮

着重掌握用心理学派的方法解释和说明社会文化现象的做法。即：弗洛伊德对精神文化现象的解释等。由此，产生的文化族体心理学派。第三节 现代进化论的兴起

着重了解新的实证主义——进化论思潮；结构功能主义等理论发展过程。第四节 现代文化社会学的基本特征及发展趋势

从研究方向、理论和方法等方面了解现代文化社会学的基本特征及发展趋势。

思考及讨论题：

1、阐述古典文化社会学与西方现代文化社会学的关系。

2、“文化族体心理学派”是如何产生的？

第六章 第一节 文化的生态系统（4学时）何谓文化生态系统 在掌握文化生态概念的基础上，正确认识文化生态系统。第二节 陆地

河流

海洋

人类的创造活动都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的气候、地形、土壤、水分等自然条件中产生。自然环境是影响文化产生、发展的重要变量。因此，在不同的陆地、河流、海洋产生不同的文化。第三节 村落文化的生态分析

村落文化的产生，标志着人类生活方式的变化。在该内容中着重了解村落文化的生态学意义。第四节 城市文化生态的多变量关系

从城市文化的发展来看，交通、运输是重要的技术变量，水源也是不可缺少的变量，同时人口是城市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思考及讨论题：

1、举例分析文化生态系统的构成方式，2、简述文化生态学的几种理论渊源。

第七章 第一节 文化的时间、空间系统（4学时）文化层

文化在历史发展上存在着不同层次，每一个层次都反映着不同时期由各种文化要素联结起来的平面分布特征。这种历史文化层面就是文化层。第二节 文化丛

文化丛是在一定时间、空间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组功能上相互整合的文化特质丛体。第三节 文化圈 将许多地带的类似的文化丛相连接，其主要的文化特质内容相似或基本相同，这种文化现象叫做“文化圈”。第四节 文化区

文化区是指有着类似文化特质的区域。第五节 文化类型

文化类型是历史上形成的各种文化共同体的最本质的特征。第六节 文化模式

文化模式是不同文化的构成方式及其稳定特征。

思考及讨论题：

1、阐述文化层、文化丛、文化圈、文化区的关系与区别。

2、分析北方游牧文化圈中所包含的文化从。

第八章 第一节 文化的社会系统（4学时）社会系统

本节中在了解什么是社会系统的基础上，理解帕森斯的社会系统理论。第二节 文化

血族

民族

在了解血族、民族概念的基础上，认识民族文化的特质与不同民族文化的异同。第三节 文化

阶级

阶层

文化的阶级性是从民族中分化出来的属性。阶级和阶层的出现使文化民族性带有阶级、阶层性，出现了文化的支配问题。第四节 小群体文化与副文化 在整个大的社会群体所构成的社会骨架中，存在若干个小群体，这一部分人多拥有的文化具有更强烈的自我认同感即排外性，这就是小群体文化；另外还存在一种与主流文化相对应的亚文化，即副文化。第五节 世界文化

当文化的共同本质在普遍的社会联系中为人们所认识的时候，它即成为了世界文化，但它与民族文化并非对立关系。思考及讨论题：

1、分析血族与民族的异同。

2、分析当今社会精英社区与平民社区文化的差异。

第九章 第一节 文化传播（2学时）什么是文化传播

文化传播，它是人们社会交往活动过程产生于社区、群体及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共存关系之内的一种文化互动现象。第二节 文化传播是如何实现的

文化的共享性；传播关系；传播媒介；传播方式。第三节 文化传播的社会功能

社会交往的功能；社会化的功能；社会调适的功能；社会控制的功能；社会储存的功能。

思考及讨论题：

1、分析现代社会传播媒介对文化的传承的影响。

2、阐述文化传播的社会功能

第十章 文化冲突（2学时）

第一节

文化冲突的性质

区域性；时代性；民族性；阶级性或党派性。第二节

文化分化

文化分化是指从旧文化体系中外化出新的文化体系的过程。第三节

文化整合

文化整合，是指不同的文化相互吸收、融化、调和而趋于一体化的过程。第四节

文化适应

文化适应是不同的文化经过长期的接触、联系、调整而改变原来的性质、模式的过程。

思考及讨论题：

1、分析文化冲突的功能。

2、举例分析文化适应。

第十一章

文化变迁（4学时）第一节 何谓文化变迁

本节重点介绍了从心理学方面、文化适应方面，现代科学角度出发所理解的文化变迁的内涵，概括起来可以说是文化内容的增加或减少引起的结构性变化。第二节 文化变迁的动因

文化变迁的动因可以从生物因素说；地理环境因素说；心理因素说；文化传播因素说及工艺发展说几个方面来理解。第三节 文化变迁的规律

本节介绍了关于文化变迁的四种理论，即：有规律论，无规律论；相对论即多向进化论；两分法论。第四节 文化变迁的周期 关于文化变迁的周期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简单循环论，另一种是辩证发展论。第五节 文化变迁的意义

本节在将文化变迁的退化意义和进步意义做了分析后重点指出了对文化变迁进步意义的认同。

思考及讨论题：

1、“文化退化”与“文化变迁”的区别。

2、如何用文化变迁规律解释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工作？

第十二章

文化控制（2学时）第一节

文化控制的性质

在介绍了控制论相关知识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控制的社会学性质，即文化控制的变量极为复杂，而且它是一种有行为规范的社会心理过程。文化控制中的行为是有预期目的行为。第二节

文化控制的社会机制

本节内容主要是在将社会看作是一个有自我调节，自我组织能力的系统的基础上分析了文化状态，决策者，环境及信息输入输出通道四个因素。第三节 文化控制的子系统

文化控制作为一个大系统，内容包含着文化系统、教育系统、舆论系统、群体组织系统及政治法律系统等。第四节 文化控制的意义

文化控制在一个社会中起着调试作用，可以审查社会机体是否在正常有序的运行。

思考及讨论题：

1、论述文化控制与社会化的关系。

2、家庭教育中如何体现文化控制。

第十三章

文化与社会化（2学时）第一节

何谓人的社会化

人的社会化，是指人的后天行为的规范化，指生物的人或自然属性的人按照一定社会文化的要求而被教化为社会人、文化人的过程。社会化也可叫教化。

第二节

传统社会与现代化的教化比较

本节重点从社会的承担者、内容、方法、手段、程度以及强度等方面做比较，分析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教化上的区别与联系。第三节

再社会化与人格的发展

再社会化指人在初级社会化基础上为适应新的社会文化环境而重新建立社会规范的过程。它对人格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第四节

社会文化变迁与人格的发展

新旧文化特质替换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变迁对于人们的心理、性格变化影响深远。如调适不当易造成人格分裂。

思考及讨论题：

1、传统社会的教化与现代化的教化的区别。

2、社会文化变迁对人格的发展有哪些影响？

第五篇：中国近现代史论文 之论孙中山

参考文献：《中山全书》、《总理全集》、《孙中山全集》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德明，号日新，改号逸仙，1897年在日本化名中山樵，遂以中山名世。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早年先后求学于檀香山、广州、香港，行医于澳门、广州。1894年5月，上书李鸿章，主张变法自强，遭冷遇，遂赴檀香山创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次年，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策划广州起义，事败，流亡海外，宣传革命。1896年在伦敦被清朝驻英公使馆诱捕，脱险后曾留居英伦，研究西方政治经济理论，寻求救国真理。次年经加拿大抵日本，结识日本朝野各界人士宫崎寅藏、犬养毅等，并在旅日华侨中宣传革命，发展兴中会组织。1900年发动惠州起义，失败后奔走海外。同保皇派作斗争，并在旅欧学界中发展革命组织。1905年8月在日本东京领导成立中国同盟会，被推为总理，制订“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创办《民报》，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同改良派围绕革命与保皇问题展开激烈论战。同时积极在国内外发展同盟会组织，联络华侨、会党和新军，在两广、云南等地发动一系列武装反清起义。

1911年10月，欣悉武昌起义爆发，即离美赴欧进行外交活动。12月25日回到上海，被十七省代表会议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职，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成临时参议院，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由于立宪派与其他势力对袁世凯的支持及革命党人的妥协，被迫于4月1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同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被推为理事长。曾一度出任全国铁路督办职。1913年，因“宋案”，发动“二次革命”讨袁，旋告失败。1914年，在日本创建中华革命党，重举革命旗帜。1915年发表《讨袁宣言》，进行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1917年，为反对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南下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成护法军政府，被推为海陆军大元帅，誓师北伐。翌年，因受桂系军阀挟制，被迫去职，赴上海著书立说，撰述《建国方略》。

1919年创办《星期评论》和《建设》杂志，发表《实业计划》，并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任总理。1920年重返广东，次年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再揭护法旗帜，组织大本营，准备北伐。1922年因陈炯明武装叛乱，中止北伐，被迫退居上海。在中国共产党和苏俄共产党、列宁的帮助下，他与时俱进，毅然决定改组国民党，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1923年再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促成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创办黄埔军校，指挥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同年11月，应北京政府邀请，扶病北上讨论国事，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以谋中国的统一与建设的主张，同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势力作不懈斗争。因积劳病剧，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遗体暂厝于北京西山碧云寺，1929年安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园。遗著辑为《中山全书》、《总理全集》、《孙中山全集》等刊行。

孙中山(1866—1925年)，中山市翠亨村，诞生于1866年11月12日，是我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深受全国各族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尊崇和景仰。

孙中山出身于农家，乳名帝象，学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后改逸仙。在日本时化名为中山樵，在长期奔走革命活动中曾多次改名杜嘉诺、高野长雄、陈文、陈载之、中山二郎、吴仲、高达生、艾斯高野、阿罗哈(DrAlaha)等。辛亥革命后始称孙中山，日本称孙文，欧美各国则称孙逸仙，在公文、函电中多自署孙文。

孙中山祖籍东莞县，五世祖于明代中叶迁居香山县，十四世祖殿朝公始定居翠亨村。孙中山自小就参与家中农业辅助劳动，自谓本“农家子也，生于畎亩，早知稼穑之艰难”。其家无田产，佃二亩半高租田耕种，难以糊口，其父达成还在村中打更报时。孙中山6岁时便上山打柴牧牛，到溪涧捕鱼虾，随外祖父到海边打蚝，还到邻村三合会人办的武馆偷学拳术，故从小就养成勤劳勇敢的精神。10岁时始进村塾求学，聪颖过人，仅三年就成为全家中最有文化的一员。当时与从上海回乡的陆皓东相识，并成莫逆之交。1878年，得长兄孙眉的帮助，到檀香山就学达5年之久。回国后曾偕陆皓东到村庙，见病者求神服食香灰，二人不满巫医骗人，遂分头将神像捣坏，因而出走香港。到香港后洗礼入基督教，并继续读书，不久转学到广州博济医学院，结识了三合会首领郑仕良。后又闻香港西医书院招生，旋即以优异成绩考入该校。在学期间，除学习本科外，对欧美各国的政治、经济、农业、乃至天文地理知识，无不涉猎，被友人称之为“通天晓”。当时因深感清廷政治腐败，经常与同乡杨鹤龄以及陈少白、尤列等人共议国事，抨击朝政，时人认为此举为大不敬，称之为“四大寇”。其间曾致书濠头乡退休官吏郑藻如，提出禁鸦片、种蚕桑、办教育的主张。每逢假期回乡，就帮助农民选种施肥，改良水利，扩宽道路，并与乡绅商议改革乡政，制订预防盗贼的措施。有意以一村作示范，冀能做出成绩推广全国。

在医学院毕业后，曾在澳门、广州设馆行医，每天定时义诊赠药，故求医者门庭若市。1894年春在翠亨家中草拟了《上李鸿章书》，并偕同陆皓东远赴天津求见李鸿章，希望他接纳其“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宏图伟略。但不获接见，于是他转赴檀香山，在孙眉的帮助下，几经艰辛，发动起广大华侨，组成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该会的誓词鲜明地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并且即时筹集资金伺机起义。

1866年11月12日（清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寅时），他出生于中国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农民之家，为家中第三子，幼名“帝象”，七岁时入私塾接受传统教育。由于家道贫寒，平时，孙中山还要去捡猪粪。贫寒的幼年生活，使得孙中山对于旧中国的民生疾苦有了切身的体会。

1879年，十四岁的孙中山受长兄孙眉接济，随母乘轮船赴夏威夷檀香山，始见“沧海之阔，轮舟之奇”。在当地英国国教会开办的用英语授课的小学“意奥兰尼书院”（Iolani School），他修读英语、英国历史、数学、化学、物理、圣经等科目。1881年孙中山毕业，获夏威夷王亲颁英文文法优胜奖。之后，他进入当地最高学府、美国教会学校“奥阿胡学院”（Oahu College，相当于中学程度）继续学业。

1883年，由于孙中山有信奉基督教的意向，被兄长送回家乡。于同年冬天到香港，与陆皓东一同在公理会受洗入基督教，并就读于拔萃书屋（今日之拔萃男书院)。1884年，进入中央书院（今日之皇仁书院），1887年进入香港西医书院（香港大学的前身），1892年7月以首届毕业生中第二的成绩毕业，并获当时港英政府总督威廉·罗便臣亲自颁奖。

之后，他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在广州行医期间，常常与尤列、陈少白、杨鹤龄、陆皓东等人畅谈、批评国事，也常谈革命，故广州人将此四人名为“四大寇”，甚至在文旁边加上水字旁，成为“汶”，以示贬损。虽然他最初未言革命，但这一期间的社会活动，对他后来的革命事业，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早期革命

1894年6月，孙中山尝于《上李傅相书》中，提出多项改革建议，惟李鸿章断拒。失望之余，他于11月24日赴檀香山茂宜岛，筹划通过募款，创建生平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并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计划以“振兴中华”为目标，以排满思想为其革命事业铺路。

1895年，孙中山到香港，会见旧友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鹤龄等人。同年2月12日，孙中山在中环士丹顿街13号正式成立了“香港兴中会总会”。其时，杨衢云、谢缵泰等人已经以“开通民智、改造中国”为宗旨，先行创立了“辅仁文社”。因志业相近，孙中山遂与辅仁文社接洽，而衢云等欣然同意，举全社并入兴中会。其后租赁总会所一处，托名“乾亨行”。同年2月20日，孙中山在香港大学作公开演讲时提到，他的革命思想源于香港。[2]

1895年2月21日（正月二十七日），兴中会总会在香港正式成立，与会者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誓，选出杨衢云为会办（President，当时译为“伯理玺德天”），孙中山为秘书。3月16日（阴历二月二十日），首次干部会议决定，先攻取广州为根据地，并采用陆皓东所设计之青天白日旗为起义军旗，随后即分工展开各种活动。

当时，衢云主持后方支援工作，孙中山主持前方发难任务。于是他进入广州，创农学会为机关，并广征同志，定10月26日（重阳节）为起义之日。可是因为事先泄密，这次起义以失败告终。陆皓东等多位重要成员被捕处刑，孙中山则被清廷通缉，遭香港当局驱逐出境，流亡海外。

同年11月，孙中山避往日本，并于此时起剪掉辫子，改穿西服。1896年初与其妻儿抵达夏威夷，再转往美国，希望在旅美华侨中发展兴中会及筹款。

1896年断发改装的孙中山

1896年秋，孙中山转往英国伦敦，在当地被清廷特务缉捕入中国使馆，成为国际事件。事件后来被称为“伦敦蒙难记”（Kidnapped in London，又译作“伦敦被难记”），孙中山被邀以英文写作出书，描述其遭遇，亦因此事而名声大噪。

1897年，孙中山经加拿大，转往日本。先结识宫崎寅藏、平山周，二人后来成为孙中山的长期支持者；透过宫崎及平山，孙中山再结识日本军政、帮会中人，包括犬养毅、大隈重信、山田良政等人；并一度接触梁启超等保皇派。

1900年，庚子国变引来八国联军，孙中山借机联系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希望能筹划南方诸省独立，成立类似美国的合众国政府，李鸿章也答应与其会见。但在日本友人协助下，却发觉一切不过是个清廷陷阱。而后李鸿章赴北京协调条约之事，此会面也无疾而终。

同年9月，孙中山与日本友人及原兴中会骨干人物，先赴香港，被禁入境后转往台湾，得当地日本官员答允，支持在广东发动起义（称惠州三洲田起义）。后因日本官员临时改变态度，起义失败，孙遂返回日本。

1903年夏，孙中山在日本青山开办革命军事学校起，再度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设为革命誓词。同年9月，孙中山再赴檀香山，希望在华侨中发展革命。

1904年初，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洪门，成为致公堂洪棍。同年赴美国，一度被美国移民局扣留在旧金山。后得旧金山致公堂保释，代聘律师之后，方才免被遣送回中国。接着，他又到美国东岸寻求华侨支持革命，并于纽约首度发表对外宣言，希望博得外国人士对革命的支持与好感，但并未取得甚大成果。年底收到中国旅欧学生资助，转往欧洲活动，在伦敦、巴黎、布鲁塞尔等地中国留学生中，进行革命宣传，并从留学生中筹得款项。

1905年，孙中山再赴远东，7月抵达日本横滨。在宫崎寅藏介绍下，与黄兴见面，并开始筹划联合各革命组织。

1905年8月，在日本人内田良平的牵线下，结合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与宋教仁等人的“华兴会”、蔡元培与吴敬恒等人的“爱国学社”、张继的“青年会”等组织，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为同盟会总理，再度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确定为革命政纲，并将华兴会机关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组成为《民报》。

他在发刊词首次提出“三民主义”学说，即“民族、民权、民生”，与梁启超、康有为等改良派激烈论战。继而编定“同盟会革命方略”，正式宣示进行国民革命，举所誓之四纲，力图创立“中华民国”，并定“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程序。

1906年，孙中山由法国到日本，中途逗留新加坡，抵日后又重返新加坡。同年6月，孙中山在晚晴园主持成立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新加坡由此成为革命党人在南洋的活动中心。

晚晴园议事

1907年，日本政府受清廷压力，以一万五千元请孙中山离开日本。孙中山收款后，于3月离开日本。由于此事未经同盟会内部商议，于是引起会内分裂。孙中山赴南洋后，在胡汉民、汪精卫等支持下，在南洋另成立同盟会总部。

1907年 5月22日，由孙中山指派许雪秋及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何子渊领导发动的潮州黄冈起义爆发，因寡不敌众，力战6日而败；27日下午，起义军宣布解散，总指挥陈涌波、余既成被迫走避香港。

自1907年7月至1911年，孙中山多次授命其他革命同志，在全国各地发动起义（见“起义年表”），甚至经越南亲赴广西主持镇南关起义，最终被法国当局拒绝入境，一直至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才再度踏足中国国土。

1909年至1911年期间，孙中山大部份时间花在旅途之上，多次在各国华侨、留学生中筹划革命经费及外国政府支持，然而所得极为有限。与此同时，同盟会及其周边组织快速扩张规模，并于1910年1月，成立同盟会美洲地区总会，期望能吸收更多海外华侨参与革命。直至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日）的武昌起义，革命才取得第一次成功，武汉当日光复，各省同志纷纷响应。

1912年8月，同盟会联合其他党派改组成立国民党，孙中山被推举为理事长。1913年3月20日，热衷于议会民主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被暴徒暗杀。1913年7月，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被袁世凯武力打败，孙中山等流亡海外。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使军队国家化、民选议会、以法治国等建立民主国家之必须举措失去健康发展的契机。代之而起的是明目张胆的军队干政、起迭不断的革命与反革命，引致兵祸连连。此事件中孙中山责任不容旁贷，逢宋教仁案凶手已被捕、传讯国务总理赵秉钧问话之传票已发出、中国正出现空前的司法独立之际，孙中山却决定举兵反抗。孙中山选择使用武力，而非政治、法律以及诉诸公民之方式对抗，把中国社会之发展推进错误轨道。开了民国军阀混战和武力造反的先例。随后一个宋教仁式议会民主国民党被孙中山改造成一个帮会式的中华革命党。1914年7月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1917年9月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军政府，当选为陆海军大元帅，宣告与北京袁世凯政府对立。1918年5月因受西南桂系和政学系军阀的挟制，被迫辞去大元帅之职。1919年10月，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并发表所著《孙文学说》、《建国方略》。1921年4月，在广州重组军政府，任非常大总统。

1922年6月，陈炯明武装叛变，孙中山被迫退居上海，至1923年2月陈炯明被驱逐后，才回到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就大元帅职。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改组国民党宣言；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通过新党纲、新党章，把旧三民主义重新解释为新三民主义；将中国国民党改组为包含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从而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年11月，应冯玉祥电请北上“讨论国是”。在北上途中重申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主张，并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当时孙中山在天津肝病发作，但仍扶病于31日由津入京并发表了《入京宣言》。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不幸病逝，终年59岁。临终前在遗嘱里指出“革命尚未成功”，“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据统计，自1894年到1911年之间发动的革命起义事件计有29次之多，其实1911年的武昌起义是共进会与湖北新军革命团体文学社共同策划的，甚至只是一次偶然的擦枪走火事件。据《凤凰周刊》报道，当时的孙中山还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典华城（今译丹佛）打工，因此并不知情，所以用孙中山的话来说：“武昌之功，乃成于意外。”

个人思想

孙中山先生毕生坚持“三民主义”，坚持民主、共和救中国和三民主义救中国的信念与理想。

▲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的“三民主义”理念。

▲倡导“权能区分”——“人民有权，政府有能”；推行“万能政府”——“广兴福利，大有为式”。

▲注释“人民之权”——政权应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项。

▲注释“政府之能”——“治权，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是为“五权宪法”。

▲阐明人民行使政权的基本训练与条件：民权初步，即议事规则。

▲提出中央与地方的“均权制度”，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

▲在经济思想方面，提倡社会互助理论：“人类进化之原则与物种进化之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

▲在政治现代化建设方面，主张渐进主义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说：“军政时期优先消灭军阀土匪，应实行军管。训政时期优先基础建设与民权初步训练，应实行一党执政。宪政实行之条件是全国半数以上县市具有选举罢免地方首长之条件，公民具有发动创制复决之条件，则选举召开国民大会制订宪法，还政于民，实行多党竞争的现代政治制度。”

▲推行以王道为基础的区域合作和政治架构：大亚洲主义，以及向国际投资开放的实业计划。[9] 编辑本段 人物名言

▲五权宪法乃兄弟我所独创。

光裕庐中堂▲君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勇，再接再厉。

▲物色有志学生，结为团体，以任国事。

▲凡百事业，收效愈速，利益愈小；收效愈迟，利益愈大。

▲疾风然后知劲草，盘根错节然后辨利器。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当大官

▲人类要在竞争中生存，便要奋斗。

▲我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外，只有好读书，我一天不读书，便不能生活。

▲事功者一时之荣，志节者万世之业。

▲惟愿诸君将振兴中华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

▲治国经邦，人才为急。

▲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

▲学者贵知其当然与所以然，若偶能然，不得谓为学。

▲自己应为之事，勿求他人；今日应为之事，勿待明日。

▲古人进步最大的理由，是在能实行。能实行便能知，到了能知，便能进步。

▲做人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知道怎样爱国。

▲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孙文的思想大部分是他将中国道统和西洋欧美各家学说综合整理而来，但是也有少部分见解是“兄弟（我）所独创”（孙文语）。

孙文：“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

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

“人民有权，政府有能”的“权能区分”；广兴福利，大有为式的“万能政府”。

人民之权又称为政权，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

政府之能又称为治权，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是为“五权宪法”。

人民行使政权的基本训练与条件：民权初步，即议事规则。

中央与地方的“均权制度”，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

在经济思想方面，提倡社会互助理论，曾说“人类进化之原则与物种进化之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似是受到达尔文进化论与俄国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

政治现代化建设方面，主张渐进主义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说。军政时期优先消灭军阀土匪，应实行军管。训政时期优先基础建设与民权初步训练，应实行一党执政。宪政实行之条件是全国半数以上县市具有选举罢免地方首长之条件，公民具有发动创制复决之条件，则选举召开国民大会制订宪法，还政于民，实行多党竞争的现代政治制度。

以王道为基础的区域合作和政治架构：大亚洲主义，以及向国际投资开放的实业计划。

人生哲学：“不做大官，要做大事。”

哲学主张：“知难行易”。

天下为公

孙中山先生赞扬霍元甲“欲使国强，非人人习武不可”之信念和将霍家拳公诸于世的高风亮节，亲笔写下了“尚武精神”四个大字，惠赠精武体育会。

宗教方面，孙中山青少年时就有无神论思想，否定神佛有灵，还打断神像之手。孙中山早年游家乡北帝庙时曾折断佛手，并说：“佛若果有灵，能即祸我！木偶由人而作，岂能操人祸福哉？”十二岁时在夏威夷读书曾接触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后来又在教会学校读书，对基督教产生兴趣，在香港拔萃书室加入基督教。从事革命事业成立兴中会后，利用宗教进行革命。民国成立后，主张政教分立、宗教自由，注意宗教在道德建设方面的功效，如说“佛教为救世之仁”。到了后期，孙中山对宗教进行了批判。他就自己对基督教的态度转变作了回顾：“予于耶稣教之信心，随研究科学而薄弱。予在香港医学校时，颇感耶稣教之不合伦理，固不安于心，遂至翻阅哲学书籍。当时予之所信，大倾于进化论”他指出：“宗教的感觉，专是服从古人的经传。古人所说的话，不管他是对不对，总是服从，所以说是迷信。就宗教和科学比较起来，科学自然较优”。又曾就西方对中国的宗教侵略抨击：“他们用政治力和经济力来掠夺中国人的物质还不算，又用宗教来耗夺中国人的精神。一班神甫牧师倚仗着他们的国力，包庇教民，干预词讼，欺压其教以外的人，无所不至，受其虐者忍心刺骨。” 孙中山论宗教和民族的关系：

“大凡人类奉拜相同的神，或信仰相同的祖宗，也可结合成一个民族。宗教在造成民族的力量中也很雄大，像阿拉伯和犹太两国，已经亡了许久，但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至今还是存在。他们国家虽亡，而民族之所以能够存在的道理，就是因为各有各的宗教。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犹太人，散在各国的极多，世界上极有名的学问家，像马克斯、爱因斯坦，都是犹太人。在像现在英美各国的资本势力，也是被犹太人操纵。犹太民族的天资是很聪明的，加以宗教之信仰，故虽流离迁徙于各国，犹能维持其民族于长久。阿拉伯人所以能够存在的道理，也是因为他们有穆罕默德的宗教。其他信仰佛教极深的民族，像印度，国家虽然亡到英国，种族还是永远不能消灭。” 孙中山注意信仰的力量，以三民主义信仰团结革命同志。他曾说：“宗教之所以能够感化人的道理，便是在他们有一种主义，令人信仰。普通人如果信仰了主义，便深入刻骨，便能够为主义去死。因为这个原因，传教的人往往为本教奋斗，牺牲生命亦所不辞。”“我们国民党要革命的道理，是要改革中国政治，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我们的这种主义，比宗教的主义还要切实。因为宗教的主义，是讲将来的事和在世界以外的事；我们的政治主义，是讲现在的事和人类有切肤之痛的事。宗教是为将来灵魂谋幸福的，政治是为眼前肉体谋幸福的。说到将来的灵魂，自然是近于空虚；讲到眼前的肉体，自然有凭有据。那么宗教徒宣传空虚的道理，尚可收到无量的效果；我们政党宣传有可凭据的道理，还怕不能成功吗？！”民族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内容之一，孙中山曾论及民族主义思想以及民族和信仰的关系：“大凡人类奉拜相同的神，或信仰相同的祖宗，也可结合成一个民族。”“中国人黄色的原因，是由于根源黄色血统而成。祖先是什么血统，便永远遗传成一族的人民，所以血统的力是很大的。” 孙中山论三民主义信仰

“人类对于一件事，研究当中的道理，最先发生思想；思想贯通以后，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所以主义是先由思想再到信仰，次由信仰生出力量，然后完全成立。何以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呢？因三民主义系促进中国之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经济地位平等，使中国永久适存于世界，所以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 孙中山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组织革命政党，发动武装起义，领导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专制统治，开创了中国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历史新篇章，功载千秋，万古流芳。历史评价

孙中山与历代反抗封建王朝的农民起义英雄和同代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之显著不同之处在于：一是通过其他方式独到的认真学习和深入思考，将欧美资本主义制度之精华与中国落后封建专制制度之国情相结合，从“以民为本” 的宗旨出发，不仅提出了“三民主义”基础学说，同时还就改造落后旧中国的伟大目标，从国体、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诸方面作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设想和规划，形成了系统化的革命理论；二是他自发动和组织革命伊始，终其一生，在领导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程中，始终不渝地坚持彻底的反封建立场和坚定的革命方向，面对满清朝廷的通揖、反动军阀的围攻、帝国列强的威逼、维新保皇派的论战、阵营内部的叛乱、同党战友的分歧，在极其艰难充满风险的环境中，几番组织和改造革命政党，多次发动武装起义，“愈挫愈奋，再接再厉”，不屈不挠，战斗不息；三是他始终坚守“一心为公” 的崇高精神境界，从建立兴中会、同盟会，发动广州、惠州、黄花岗等十次武装起义，到领导辛亥革命、建立临时政府、举行二次革命，到组织和改造国民党、组建黄埔军校、实施国共合作，直至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抛却个人名利，彰显博大胸怀，大公无私，一生操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孙中山的理论学说、立场信念和品德情操，可说是独秀一枝前无古人，也正是由于孙中山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与革命理论的宣扬，才使得广大中国民众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走出对民主共和的“反动”政治思想认识误区，有力的促进了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扩大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影响，使得民主共和深入人心。即便是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也是在孙中山工作的基础上才得以发展。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活动领导人。特别是在学医行医期间结识了不少国际友人华人华侨等为以后革命奠定了基础与支持。

孙中山是最早提倡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建立民国政府的革命家之一。由于孙中山早年即接受西方教育，认识西方世界较深，通晓外语，有医生学历，在中国内外都享有知名度；是故被多数外国人视为革命领袖。而在国内，多数革命者也认为他的声望与能力足以成为革命组织的代表人物，也因此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后顺利被选为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领导他创建的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在名义上完成中国的统一。由于当时参与革命的主要领导人物，特别是蒋介石、汪精卫两人，均为孙培育出来的领导人物，故当时的国民政府当以孙为最高的精神领袖，并推举三民主义为治国的最高指导。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孙成为蒋介石之外，凝聚全国向心力的象征人物之一。国民政府与旗下将领也往往以“保障孙总理的革命成果”为号召，鼓动人民建设和将士作战。因此到战争中后期，孙中山很自然被推举为中华民国的国父。

对于孙中山的历史贡献分析，主要是认为孙中山确系近代倡导共和革命，成功组织成分复杂的各种反满势力，并注入西方现代政治理论与宪政思想成分的领导人。而孙中山虽亦重视掌握领袖权力，但较具理想色彩，较能为制度建设之需要而放弃政治资源。孙中山虽倡导武力推翻君主专制，武力弭平军阀割据，但使用之手段较为温和，善后措施较为宽容，不采彻底铲除之作法，与蒋介石或毛泽东等强调组织纪律而严厉惩处反对者不同。

孙中山亦为中国政治经济现代化之重要阶段性人物。他较全面地整合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重要成分，包括宪政民主，人民主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权力分立制衡，与社会主义等等。另加上其个人认为有必要保留的中国传统制度机构——监察权与考试权，形成五权宪法学说。对西方重要思想在中国的普及，具有推动者的作用，促成西化民主派和共产主义派对中国未来建设的深入探索。而孙中山在其中采取某种折衷立场，却坚持共和民主之宪政体制，至今仍有其价值。[10]

孙中山在倡导革命思想，组织、领导革命团体都是处于领导者的地位。孙中山为推翻帝制所付出的牺牲与贡献也为多数人所认同。然而孙中山政治生涯中，因固执以至与同志反目。例如同盟会时代之章太炎、中华革命党时之黄兴，皆曾为孙之股肱，而后来反目不相往来。

如若从孤立的视角单纯地看待这一史实事件，确实，孙中山之让位于袁世凯，是导致袁世凯窃国、革命政权旁落、共和制度倒退的起始成因，有些史论、史说由此引申出“孙中山一大失误”的评价，似乎顺理成章。然而，从客观现实来看，把此事件放在当时清末民初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中考察，却自然而然地得出截然相反的评价——孙中山之让位于袁，不仅不是失误或局限性，相反，是促成清帝退位和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促使民主共和旗帜飘扬和革命思潮深入民心的一大历史功绩。

1905年8月，孙中山与黄兴等人，以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为基础，在日本东京创建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他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被采纳为同盟会纲领。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同盟会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诚然，实事求是地分析，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孙中山是人不是神，他的理论学说并非十全十美，他的行为实践也非完美无缺。譬如，他对当时旧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状态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特点尚缺乏深入的研究，他对袁世凯、段琪瑞、陈炯明、一类新旧军阀的两面派面目有失洞察，他对革命党内部严重的矛盾分歧团结乏力，他对建立革命军事力量的认识姗姗来迟等等，都是他个人思想行为的局限性。但是，与当时旧中国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的客观现实相比照，他个人的这些局限性皆属局部性的和微不足道的失误，无碍于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大局和历史轨迹，更无损于他创立革命学说、领导革命运动和开创历史新篇的光辉形象。

所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未能彻底实现革命目标，是时代的局限和国情的制约，决非孙中山个人的思想行动所能左右；同理，中国近代史上这场旧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正是这场轰轰烈烈和正义悲壮的革命，为其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作出了演示、提供了经验、准备了条件。故而，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