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通史之中国古代音乐史

第一篇：中国音乐通史之中国古代音乐史

中国音乐通史

题型

填空题 词条解释 简答题 问答题

远古、先秦

一、简答题 1.词条解释： 贾湖骨笛：

是用猛禽的肢骨在其一面钻孔而成 大司乐：

我国最早的宫廷音乐机构，是我国古代第一所音乐学校，其目的是为了配合礼乐制度，维护周王朝的最高统治。六代乐舞：

黄帝——《云门大卷》祭天神，云神崇拜 唐尧——《大咸》祭地神，水鱼崇拜 虞舜——《九韶》祭四望，三代文治武功 夏禹——《大夏》祭山川，歌颂大禹治水 商汤——《大濩》祭先妣，歌颂商汤伐桀 周武王——《大武》祭先祖，歌颂武王伐纣 三分损益法：

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是最早的乐律计算方法。2.简述周代宫廷礼乐机构的主要构成：（与大司乐有关）

3.周代八音分类法的依据是什么？（每类各举二种乐器）

石类：鸣球

二、问答题

1.春秋战国时期儒、墨、道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对音乐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2.曾侯乙墓出土乐器在中国音乐史上的意义如何？

汉代

一、简答题

1.乐府的基本概念及其功能

乐府是汉代封建王朝建立的管理音乐的一个宫廷官署。乐府最初始于秦代，到汉时沿用了秦时的名称。

2.词条解释 相和歌：

李延年：

鼓吹乐：

百戏：

汉代百戏，上承周代，是兼有音乐歌舞成分的杂技表演之总称。包括角觝、杂技、武术、幻术、民间歌舞等多种表演形式，表演中伴有音乐的唱、奏。京房六十律：（理论律学）

二、问答题：

1.简述汉代相和歌的发展历程

2.简述汉魏时期相和大曲的结构形式

3.阐述《乐记》的主要音乐美学观点

4.关于音乐的美感认识，《乐记》强调音乐给人们的愉悦感受是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

《乐记》作为先秦儒学的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其丰富的美学思想，对其后两千多年来中国音乐美学思想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

一、简答题 1.词条解释 清商乐：

它的形式大致与相和诸曲相同，所用的宫调系统亦与相和歌相通，被称为“清商三调”。吴歌：

西曲：

何承天：

《广陵散》：

2.简述《声无哀乐论》的主要美学观点

二、问答题

1.简述魏晋时期古琴音乐发展的主要内容 历史上的魏晋时期是一个战乱与分裂的时代，也

著名琴曲有《广陵散》、《酒狂》、《梅花三弄》、《乌夜啼》及现存最早的文字谱《碣石调〃幽兰》（南朝梁丘明所传）。

魏晋南北朝文人不仅弹奏琴曲，而且也自创琴曲。在琴论领域，嵇康的《琴赋》，是一篇深入而富有诗意的琴论。文献中明确提到徽的是嵇康《琴赋》中“徽以锺山之玉”，但文中没有提到具体的徽数。

此时的古琴，已经确定无疑地呈现出其成熟的“合体全箱式、七弦、两足、十三徽”的风姿。

2.南北朝时期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隋唐五代

一、简答题及名词解释 1.开皇乐议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2.唐代宫廷音乐机构的主要构成

3.唐代擅长演奏琵琶的音乐家有哪些

唐代世居长安的曹保，其子曹善才，其孙曹纲，都是著名的琵琶演奏家，为世人所推崇，诗人对其高超技艺亦多有诗作赞颂，曹纲的演奏，右手刚劲有力，“拨若风雨”，另与之齐名的裴兴奴则左手按弦微妙，“善于拢捻”，故当时乐坛有“曹纲有右手，兴奴有左手”之誉。

来自西域疏勒的“五弦”名手裴神符是唐太宗最看重为宫廷乐师之一，他首创了琵琶手指弹法；

康昆仑号称琵琶第一手，段善本则是有名的佛殿乐师，后与康昆仑琵琶比赛后，进入宫廷成为皇家乐师。

4.词条解释

苏祗婆：

万宝常：

《霓裳羽衣曲》：

李龟年：

唐玄宗时乐工，善歌，并擅吹筚篥，擅奏羯鼓，也长于作曲等。创作的《渭川曲》尤受唐玄宗的赏识。安史之乱后，李龟年流落南方，最终郁郁而死。

《碣石调·幽兰》：

减字谱：

《离骚》：

此曲由晚唐琴人陈康士，根据诗人屈原的同名长诗创作的一首抒情的大型琴曲。全曲共18段，可分三部分。体现出诗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主题，是唐代琴曲中的一部优秀作品。文字谱：

俗讲：

变文：

《踏谣娘》：

又称《谈容娘》。产生于北齐，既有歌唱又有对白的歌舞戏，用鼓笛伴奏。讲述北齐苏郎中醉酒后殴打其妻，妻悲愤之余向邻里哭诉。

二、问答题

1.唐代大曲繁盛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2.简述立部伎与坐部伎的主要区别

3.列举唐代任意两部知名的燕乐大曲作品，并阐述唐代大曲的曲式构成

宋元

一、简答题

1.宋代都市中进行音乐艺术表演的场所有哪些

2.宋代市民音乐的主要种类有哪些

3.诸宫调由谁创制的

4.唱赚的结构形式是什么

5.名词解释 唱赚：

陶真：

鼓子词：

诸宫调：

《唱论》：

《白石道人歌曲集》：

《乐书》：

郭沔：

6.元杂剧的结构是由哪三部分构成的（表演形式）

7.下列乐曲或作品的作者是谁

《扬州慢》《杏花天影》姜白石《潇湘水云》郭楚望《琴史》朱长文 《窦娥冤》关汉卿《琵琶记》高明《西厢记》王实甫

二、问答题

1.宋代戏曲、说唱等俗乐繁盛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2.南戏和杂剧有什么区别

明清

一、简答题

1.下列著作或乐曲的作者是谁 《浣纱记》

《纳书楹曲谱》

《松弦馆琴谱》

2.名词解释 魏良辅：

汤显祖：

明代戏曲家、文学家。字义仍，号清远道人。其代表作《还魂记》（又名《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和《邯郸记》合称“临川四梦”，又称“玉茗堂四梦”。朱载堉：

新法密率：

《神奇秘谱》：

《弦索备考》：

《溪山琴况》

是古琴音乐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中国美学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

二、问答题

1.阐述明代魏良辅对昆山腔所作的改革要点

2.阐述明代的四大声腔的主要内容

第二篇：《中国古代音乐史》复习资料之四

《中国古代音乐史》复习资料之四

第十四讲

授课内容：第五节戏曲音乐（上）

教学目的：了解中国古代戏曲音乐发展的基本历史沿革，并能辨别不同历史时期的戏曲形式

重点、难点：南戏、元杂剧、传奇与“四大声腔”、“梆子腔”、“皮簧腔”与“京剧”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多媒体课件，作品欣赏

教学过程： 我国戏曲音乐源起简述

北宋时期，在我国的北方出现了一种综合性的戏曲形式——“杂剧”。

关于我国戏曲音乐的形式，可以追塑到我国的秦汉时代和隋唐时代的“角抵”和“参军”戏。

关于“角抵”，宋代陈在其所著《乐书》中是这样记载的：

“„„蚩尤氏头有角，与黄帝斗，以角抵人。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戴牛角而相抵，汉造此戏其象也„„。”

东海黄公戏——《西京杂记》的记载

三国时，出现了“优人”嘲弄“犯官”的“参军戏”。到了唐代，这种参军戏形式已经比较固定，并且有了“参军”、“苍鹘”两个角色；

从《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八》玄宗开元八年记载中可以看出到唐代已有了“魃”和 “参军”等固定的角色。到了唐代，“俳”、“优”和歌舞演员的分工比较明确。宋杂剧

我国戏曲艺术形式的确立，有两种说法，一般认为是南宋时的“南戏”；也有认为北宋的“杂剧”确立了我国戏曲艺术。我们认为杂剧先于南戏而出现于我国的北方，并且杂剧是以典型的戏曲形式出现的，故可以认为：宋杂剧是我国最早的戏曲形式，是后来戏曲艺术的“雏型”。

北宋时期，杂剧既是各种伎艺（如滑稽戏、傀儡、皮影、说唱、歌舞、杂剧、武术等）的泛称，与散乐、百戏意义相同；又作为一种戏剧表现形式各种伎艺中进行演出，也可以作为单独的表演形式进行演出。到南宋时，杂剧在各种伎艺中已处于主要的地位。《都成纪胜》载：“散乐、传学教访十三部，唯以杂剧为正色。”

在这一时期，它在北方又被称作“金院本”。

宋杂剧的演出包括三部分：

第一，先演“艳段”，做的是“寻常熟事”；

第二，演“正杂剧”，这部可能是歌、舞、戏三者结合的戏曲形式搬演。

第三，演滑稽戏性质的“散段”（或叫“杂扮”）。南戏

我国戏曲艺术的正式形成，一般都认为是南宋时的“南戏”。

南戏源于北宋“宣和”年间（公元1119——1125年）浙东永嘉一带的民歌、曲子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民间戏曲，也叫“永嘉杂剧”、“戏文”。后来又进一步吸收了唱赚、诸宫调和杂剧中的“歌舞”、“念白”、“插科”、“打浑”等成份而形成的一种戏曲形式。

南戏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能充分表达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其剧目，不论是民间传说或时事秩闻，一般都具有强烈的战斗性。例如宋末曾风靡杭州的《风流王焕贺怜怜》就是一出歌颂坚贞的爱情与抨击封建官僚贪暴的南戏。

南戏的音乐构成与后来兴起的元杂剧也有着很大的区别，其音乐由五声音阶构成，风格流利婉转，这与用七声音阶风格比较刚劲的杂剧（北曲）大异其趣。

南戏的剧本也比杂剧灵活，其剧本可长可短，所用的只曲与套曲也可多可少，不受一折一宫调的限制，并可以随时转换宫调，可转换各种曲牌。其套曲的形式是以缠令为最常用，各曲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些固定的方式。

南戏的演唱方式是多样化的，它既可以独唱，又可对唱、轮唱、合唱等。凡登场的各个角色均能演唱，这和元杂剧的区别就更为突出了。元杂剧

元杂剧是我国较早的戏曲形式，因盛行于元代，故称之为“元杂剧”，也称之为“元曲”。元杂剧最初是金院本中的一种演出形式，后来又从金院本中分离出来，形成了独立的戏曲艺术。因此，院本、杂剧二词常通用。

元杂剧一般是由“曲”、“白”、“科”三者结合而成的一种综合的戏剧艺术形式。

元杂剧是一种以唱曲为主的戏剧，所用音乐称之为“北曲”。剧词、音乐结构十分严谨。一本戏通常分为四折，外加“楔子”。这种戏剧结构形式，是按照音乐的四组套曲形式构成。其演出形式是，全剧只由主角一人歌唱，其他角色只有独白，是由说唱故事转化为扮演故事的戏剧形式。剧中主唱的男主角称为“正末”，女主角称为“正旦”，其剧本又分为“末本”、“旦本”、两种。

从戏曲的形式和其内容的联系来看，元杂剧较之宋杂剧、金院本也有所发展。宋、金杂剧的三个部分，在内容上并无必然的、内在的联系，而元杂剧全剧则是贯穿地扮演一个完整故事，其内容自然丰富和复杂。

元代杂剧艺术繁荣的几方面原因：

①

从客观上来看，蒙古贵族取得了中国的统治权后，长期陶醉于军事上的胜利，他们迷信于武力的征伐，对汉族人民也是注意其在武力上的防范，所以在政治上、文化艺术上、道德思想上，与历代封建统治者相比，则是相当放松的；

②

元朝的建立，长期禁锢人头脑的儒家思想受到了扼制。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在思想上、道德上则是一次很大的解放。

③

知识分子在元代是最受岐视的一个阶层，有才得不到发挥，于是他们便把本来应该施于军国大业的才能用来雕琢戏剧，自然是游刃有余；

④

元朝统治确立之后，少数的蒙古贵族长期处于广大汉人的包围之中，他们逐渐开始腐化、享乐，过着纸醉金迷生活，歌舞、表演成为他们喜欢追求的东西，加上语言和习俗的隔阂，他们对表演内容的容忍性恐怕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宽松；

⑤

元代的武力和版图一直扩展到地中海沿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沟通了东西方文化，特别是印度佛教故事以及精湛的表演艺术都给中国以很大影响。此外，武力征伐的本身，也使统治者们扩大了眼界，早期成熟的希腊戏剧他们也有所领略。

元杂剧著名的作家——“关”、“王”、“马”、“白”

优秀作品：关汉卿的《窦娥冤》、《望江亭》、《救风尘》；

王实甫的《西厢记》；

马致远的《汉宫秋》；

白朴的《墙头马上》等。

关汉卿（约1229－－1307），号已斋，大都（北京）人，我国元代著名的戏曲艺术家，被当代誉为中国的莎士比亚。关于关汉卿的生平见于记载的极少，只有钟嗣成的《录鬼薄》为关汉卿所写的挽词一首：“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捏杂班班头”，可见其在艺术方面的成就和影响。他擅长编剧、导演，甚至还能“躬践排场，面付粉墨”亲自登场表演。他曾在散曲《不伏老》中自称“会弹丝、会品竹”、“我也会唱鹧鸪，舞垂手”，也就是说它不仅能演奏各种管弦乐器，同时也会表演女真等少数民族的歌曲和舞蹈，是一个精通戏曲创作和艺术表演的大师。

经典作品——《窦娥冤》

《窦娥冤》是一部典型的作品。此剧创作于元世祖“至元”28年（1291）以后。它通过善良妇女窦娥被污陷至死的故事，揭露了元代官吏昏庸、流氓横行，人民生活困苦，生命毫无保障的社会现实，在当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窦娥冤》全剧分为四折，每折一个套曲。每个套曲曲牌联缀形式相当灵活。如果剧作者在音乐上没有很深造诣是很难创作这样悲壮感人、催人泪下的作品来。

第十五讲

授课内容：第五节戏曲音乐（下）

教学目的：了解中国古代戏曲音乐发展的基本历史沿革，并能辨别不同历史时期的戏曲形式

重点、难点：传奇与“四大声腔”、“梆子腔”、“皮簧腔”与“京剧”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多媒体课件，作品欣赏

教学过程： 传奇与“四大声腔”

在元杂剧盛行时期，南戏仍然在民间流传和发展。到元末明初，元杂剧渐趋衰微，而南戏则日趋兴盛。到明初，在南戏基础上，同时吸收了元杂剧的丰富成果，发展成为明代的“传奇”和后来的“清传奇”。

“明传奇”一般篇幅长大，一本戏往往分为数十“出”（或“折”）。音乐属于曲牌体，每一出（折）戏各由一套曲牌组成，并以南曲联套为主，间用北曲联套或南北联套，使其情调色彩更具鲜明对比，以适应戏剧情节和矛盾的发展起伏。

传奇创作要求文学与音乐一致性，对戏剧情节的组织、乐曲的联套布局、以至词句四声的谐调、韵脚的顺畅等，都极讲求，并重视曲词的歌唱性。因此，明代“传奇”和“元杂剧”比较起来，又有了重大发展。具体表现在宫调上不像元杂剧规定的那样严格，同时也不象元杂剧那样每一折只是由一个人演唱到底，而是同场的每一个角色都可以有说有唱。

多种戏曲腔调的兴起，构成了明代“传奇”的腔调。明代的“四大声腔”尤为突出——浙江一带的“海盐腔”、“余姚腔”，江西的“弋阳腔”和江苏的“昆山腔”。

“海盐腔”概念

“余姚腔”概念

“弋阳腔”概念

“昆山腔”概念

“昆山腔”——汤显祖——《牡丹亭》

汤显祖（1550--1616）江西临川人，我国明代的戏曲作家。曾历任南京太常寺博士、礼部主事等职，后因上书被贬。其文重性灵，反对复古摹拟，特别“妙于音律”（见姚士磷《见只篇》）。所作传奇有《紫箫记》、《紫钗记》《还魂记》（即《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等。另外还有研究明代戏曲声腔的重要资料《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等。

《牡丹亭》描写了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故事，作品成功地塑造了杜丽娘鲜明的形象，揭露了封建礼教的腐朽和虚伪。作品对人物心理的刻画细腻，曲词优美，并突破了南北曲的旧格律，对后来戏曲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

到了清代后期，各种地方戏曲蓬勃发展，而“昆曲”却由于剧本内容和形式脱离群众，在艺术上趋于僵化，逐渐走向衰落，但在“京剧”、“川剧”、“湘剧”、“赣剧”、“婺剧”、“晋剧”等剧种中，仍保留了很多的“昆腔”剧目和较多的昆曲曲牌。“昆山腔”在我国戏曲发展史上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和其所起的“承先启后”作用是重大的。

6“梆子腔”、“皮黄腔”与“京剧”的形成明、清时代是我国各种戏曲腔调发展非常重要的时代，由于多种戏曲腔调的发展和流传，各种腔调之间相互影响和衍变，加上许多地方的民间曲调逐渐被运用于戏曲之中，于是又有许多新的戏曲腔调不断兴起，其影响日益增长。到清乾隆年间（18世纪后半期），官办的戏曲演出的就有了所谓“雅部”（昆腔）和“花部”（包括京腔、秦腔、弋阳腔、二黄腔）之分。把“昆腔”放到“雅部”，虽有尊尚之意，但在“花部”中这些新兴的腔调已经具有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在“花部”诸多新兴腔调之中，要属“梆子腔”和“皮黄腔”影响最大。

“梆子腔”概念

“皮黄腔”概念

“梆子腔”和“皮黄腔”均属“板腔体”，曲调虽然简单，但却颇为灵活，可以作多层次的节奏和色彩变化，富有戏剧特点，便于学习和欣赏，它的出现和流行，使我国戏曲音乐出现了历史意义的重大转变。

京剧的产生与发展

道光年间，许多湖北艺人相继入京，这些艺人加入“徽班”演唱，这两种戏曲在长期互相交流中，逐渐融合，并以“徽调”的“二黄”和“汉调”的“西皮”为基础，又不断吸收“京腔”、“昆腔”、“秦腔”以及其它地方小戏、民间乐曲、曲调和其表演方法，形成了以“皮簧腔”为主要腔调并且在全国最有影响的新剧种——“京剧”。

京剧的发展

近代京剧的发展

公元1851年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经过十几年的斗争，由于满清政府勾结帝国主义侵略者共同镇压和其内部矛盾而宣告失败，使得政治、经济中心的北京得到了暂时安定和繁荣。因为连年战乱，南方各省的戏曲活动受到影响而无法开展，各地的戏曲艺人陆续汇集到北京。这就使得“京剧”在这一时期有机会和可能广泛地学习和吸收各地方剧种的精华而得到进一步发展。

清代画家沈容圃所画的“同光十三绝”画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线索。

在这批京剧艺术家们的努力下，京剧的唱腔和伴奏音乐也不断得到丰富，各行角色出现出了许多著名的演员，形成了各自的流派。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谭鑫培、刘鸿生、汪桂芬、孙菊仙、梅巧玲、余三胜、陈德霖、龚云甫、俞润仙、刘洪声、朱文英、杨小楼、尚和玉等。

谭鑫培

汪桂芬

孙菊仙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北京成立了“喜连成班”（后又改成“富连成班”）。这个班连续办了三十多年，培养了很多学生和乐师，这些学生和乐师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

到２０世纪20年代以后，京剧不同的流派中，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演员。如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等；老生有余叔岩、高庆奎、马连良、言菊朋等；武生有杨小楼；花脸北方有郝寿臣，南方有周信芳、盖叫天等，他们在各自的行当里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表演特色和风格，加速了京剧的繁荣和发展，并对各地兴起的地方小戏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

戏曲艺术的发展

我国戏曲的形成的重要阶段是明清两代，而明清两代的重要戏曲腔调基本上是从民间小戏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在这些腔调陆续占有优势的同时，还有许多民间小戏也在不断地成长和发展。特别是自清代中叶以后，就更显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它们以亲切的人民生活气息和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而深深地扎根于人民中间。许许多多的民间小戏，都在近百年和数十年中经历了迅速发展与变革的过程。它们吸取了其它剧种的丰富经验，在题材内容和体裁形式的表现方面都有了显著的发展和提高。明、清时代流行的地方戏，种类繁多，除“秦腔”、“京剧”外，还有“湘剧”、“柳子戏”、“豫剧”、“粤剧”、“滇剧”、“川剧”等，总数不下数十种，这些剧种已不是“民间小戏”这一名称所能概括的了。

戏曲艺术的影响与意义

我国的戏曲音乐虽然较之民族音乐的其它体裁出现得晚，但其发展之迅速、影响之广泛，却是其它体裁、种类所不能比拟的。特别是到了近代，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民主革命的日趋深入，这种情况就更为显著。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在我国戏曲音乐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有许多进步的因素得到发展，落后的因素受到淘汰；还有许多毒素不断侵入戏曲音乐，许多有价值、有生命力的东西反被扼杀或任其自生自灭。加上广大艺人的社会地位和痛苦遭遇，也无法使戏曲音乐迅速得到真正的提高，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的戏曲音乐才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出现了崭新面貌。

作品欣赏：

1南戏《琵琶记》中的《孝顺儿》

2杂剧《窦娥冤》中的《斩窦》

3《牡丹亭》中的“游园” 选自昆剧《牡丹亭》

图例欣赏：

１汤显祖

２《窦娥冤》剧本

３关汉卿画像

４洪洞明应王殿元杂剧壁画

５谭鑫培画像

６清代沈容圃绘“同光十三绝”

作业：1简述我国说唱音乐在宋、元时期的发展

2论元杂剧产生的原因

3简述“四大声腔”

4简述“皮簧腔”对中国戏曲所产生的影响

5简述我国戏曲音乐的形成过程

6论京剧的产生及其历史意义

课后预习： 第六节

朱载堉的“新法密律”——“十二平均律”

第七节

音乐论著

第十六讲

授课内容：第六节

朱载堉的“新法密律”——“十二平均律”

第七节

音乐论著

教学目的：了解和掌握朱载堉的“新法密律”——“十二平均律”；能够简单叙述《琴论》、《唱论》、《乐府传声》、《谿山琴况》主要观点。

重点、难点：朱载堉的“新法密律”、《谿山琴况》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多媒体课件，作品欣赏

教学过程：

第六节 朱载堉的《新法密率》--“十二平均律”

“十二平均律”的发明者是我国明代的朱载堉。

朱载堉（1536——1610），字伯勤，号“句曲山人”，今安徽凤阳人，我国明代著名的乐律学家、历数学家。他是明朝贵族郑恭王朱厚烷的儿子。早年从其舅父何塘学习天文和数学，后来因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其父朱厚烷被捕入狱。朱载堉不满当时的腐败政治，在其父入狱期间，筑土室于宫门外，独居19年，钻研律学，数学、天文历法和舞蹈。直到其父释放才回到王宫。朱厚烷死后，朱载堉不肯承袭爵位，而以著述终身。著有《乐律全书》、《嘉量算经》、《律吕正论》、《律吕质疑辨惑》等。

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

也叫“十二等程律”，朱载堉在其《律历融通》中把这种生律法的数理原则称作“新法密律”（1581年序言）。“新法密律”就是用“等比级数”（也叫“几何级数”）来平均划分音律，这就是平均律。

朱载堉在十二平均律的实验中，一方面发现同经管律的错误，另一方面，他又找到了异经管律的规律。所以他在其所著的《律吕精义》中，明确地提出了“不取围经皆同”的主张，并用数字开出了他对异经管律的设计方案。

朱载堉所设计的36异经管律，音高上误差很小，能够蒙过1890年国际音响学家的耳朵。比利时音响学家马容（VICTOR MAHILLON）曾测验过朱载堉的倍、正、半、三黄钟律，而得出结论。

朱氏十二平均律计算结果与现代计算的结果完全相同，只不过前后顺序正好相反，这是因为现代计算的是“振动体”的“频率”，而朱氏计算的却是“振动体”的长度。

朱载堉十二平均律的意义、影响和遭遇

“新法密律”的诞生，在音乐理论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划时代发明，可以说是对我国二千多年律学研究中得失的总结。它的发明，在理论上彻底解决了历来未能完善处理的旋宫转调问题。

朱载堉十二平均律所得出的数据不仅与我们今日的十二平均律完全相同，并且要比西方的十二平均律创立早至少半个世纪以上。

公元1606年，朱载堉自已多年心血之作《律学新说》《乐学新说》和《律吕精义》等13种著作编篡成音乐理论文献的巨著——《乐律全书》献给皇帝，他期望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他血缘上的亲属，能够帮助他将这一理论成果付诸实践并结出丰硕果实来。可是朱载堉的著作被置之高阁，远离人世。

20世纪30年代，我国著名文学家刘半农在其文章中向世人指出：中国人对十二平均律理论的认识要比欧洲早半个世纪，发明十二平均律的第一人是中国的朱载堉，才使历史恢复了本来面目。

从朱载堉及其音乐理论的遭遇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封建社会一个典型而生动的侧影，它充分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逐步由先进变为落后的根本原因。

第七节

音乐论著

比较重要的音乐论著有沈括的《梦溪笔谈》和《补笔谈》、陈晹的《乐书》、王灼的《碧鸡漫志》、朱长文的《琴史》、芝庵的《唱论》、徐青山的《谿山琴况》和徐大椿的《乐府传声》等。

沈括的《梦溪笔谈》和《补笔谈》虽然不是专门的音乐著作，但他在这两部书中用笔记的形式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有关乐曲、乐器、演奏技术、歌唱艺术和宫调的记载。

①

在音乐的社会作用方面，他非常注重音乐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对当时文人不顾音乐的思想感情，机械呆板地套用现成曲牌提出了批评。

②

沈括还对唐宋燕乐也有精深研究，《笔谈》中对燕乐起源、燕乐二十八调研究、燕乐和雅乐乐律比较、唐宋大曲的结构及演奏形式、唐宋字谱的记载以及有关乐器的制作等，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唐宋音乐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陈晹的《乐书》

是中国历史上出现较早的一部带有音乐百科性质的音乐著作，全书分《训义》（共95卷）、《乐论图》（共105卷）两部分，篇章达1124条之多。《乐书》渊博宏大，所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几乎对当时的中外音乐资料都有记载。书中的俗、胡两部保存了很多重要的音乐资料；《乐图论》部分有插图540幅，并对乐律理论、乐器、声乐、舞蹈、杂技及典礼音乐都有记载，是我国古代音乐史上一部十分珍贵的文献著作。

王灼的《碧鸡漫志》

是一部属于“类书”的音乐著作。全书分五卷，论述了上古至唐代歌曲的流变，考证了唐代《霓裳羽衣曲》、《凉州》等28首大曲曲名的来由、历史沿革以及与宋词的关系等。此外，书中还把自己亲身见闻的北宋民间艺人张山人、孔三传以及宋词音乐等作了记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宋代音乐的一部具有参考性的著作。

朱长文《琴史》

朱长文（1038——1098），曾任太学博士、枢密院编修等职，是我国北宋著名的古琴音乐史论家。

《琴史》成书于1084年，1233年由其侄孙朱正大付梓。全书共分六卷，前五卷按时间顺序收有近156个人与琴有关的事迹并加以评论和辩证，可以说是一部关于古琴的专史著作。

《琴史》的序言首先叙述了琴的发源，认为“琴之为器，起于上皇之世，后圣承承”，并说“自伏羲作琴，乐由此兴”，把琴的历史推到了远古，使中国古琴的历史有了上限；卷

一、卷二专门记写先秦琴史，卷

三、卷四专门记写汉唐琴史，而卷五则记写宋代琴史；第六卷专门对古琴的表演艺术进行了论述。

芝庵的《唱论》

芝庵，真实姓名及生平已不可考。《唱论》全书共31节，不分卷。主要论述了宋、元的乐曲和歌唱方法以及其它有关的音乐理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戏曲声乐论述。

徐上瀛的《谿山琴况》

徐上瀛，号青山，江苏太仓人。明“万历”（1573——1619）年间曾从古琴“虞山派”前辈严徵、沈太韶、张渭川等人研讨，他博采众长，自成一家，和严、徵并称“严、徐”，是明末古琴“虞山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

《琴况》是仿照司徒空“二十四诗品”而提出的“琴学”审美著作，但在总结我国琴学理论方面却独树一帜。

徐青山所著的《琴况》在总结了古琴表演艺术的基础上，提出了“和、静、清、远、古、澹、恬、逸、雅、丽、亮、采、洁、润、圆、坚、宏、细、溜、健、轻、重、迟、速”等“二十四况”作为古琴表演艺术的美学原则，对明末以前古琴表演艺术的丰富经验进行了总结，并有所发展。

他在《琴况》中首先阐述了关于“和”的理论。

徐上瀛认为“音与意合”必须是“音从意转”，“意先呼音，音随乎意”，在这里，“音”与“意”是相辅相成的，“音”必须服从“意”的需要来进行表达。

在艺术风格方面，《琴况》认为风格是发自于内、形之于外的。

在表演艺术创造方面，《琴况》强调了“神”（狭义即“音乐形象”）的问题，认为要达到“神”的境界，就要用清淡、简洁的笔墨支好骨架，然后在足以揭示“神”的所在，把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交待清楚，才能“定将一段情绪缓缓拈出，字字摹神”。

《琴况》还认为“神”与“远”（想象）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谿山琴况》的价值和意义

在研究音乐艺术自身美学规律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其中很多经验也是我们在表演过程中所要遵循的。如果说《乐记》在中国音乐美学史上最早总结了先秦儒家学派为代表的以“礼乐”观为核心的艺术与美学思想、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最早论述中国音乐的内部矛盾的话，那么《谿山琴况》在论述中国音乐具体美学方面所提出的系统论点和建树值得我们进行认真总结和继承。

徐大椿《乐府传声》

是徐大椿于清“乾隆”9年（1744）在总结了元代的《唱论》和明魏良辅、沈宠绥等各家之戏曲声乐的演唱经验基础上，并根据当时“昆山腔”在演唱上的成就加以研究而写成的一部戏曲声乐美学著作。

首先，《乐府传声·曲情》认为唱曲应“声”、“情”兼备以“情”为主的主张；

其次，《乐府传声》对讲究声乐的技巧重要性进行了论述，认为正确解决音乐与语言的关系在声乐演唱中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此外，《乐府传声》还对歌唱中的起调、断腔、顿挫、轻重、徐疾与歌词及内容的关系等进行了论述。

《乐府传声》的意义

①

较为细致地探讨了戏曲声乐表现技巧包括音乐形式美与刻画音乐形象、表现乐曲内容的关系问题；

②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在戏曲声乐演唱经验和音乐理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作业： 1简述朱载堉的“新法密律”

2简述《琴论》与《唱论》

3《乐府传声》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4《谿山琴况》主要阐述了哪些观点？ 本文标签：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第三篇：中国音乐通史复习资料(二)

2014中国音乐通史复习资料

（二）名词解释

1、贾湖骨笛：1986至1987年间，考古学家在对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进行挖掘时，发现了多支新石器时期的七音孔、八音孔骨笛。这批骨笛形式固定，制作规范。根据碳同位素14C测定和树轮校正，考古学家认定这批骨笛的产生年代距今约8000年之久。贾湖骨笛是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为久远的乐器，它的发现，使世界音乐史学界对我国史前音乐艺术的发展水平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价。

2、韶：传说中舜时的乐舞，又有《韶箾》、《箫韶》、《九辩》、《九招》、《九歌》、《九韶》等名。据史籍记载，《韶》乐规模宏大，代表了原始乐舞的最高水平，它的演出可达到“《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的效果。《韶》乐一直被视为古代音乐的最高典范，在中国音乐史上影响极其深远，受到无数文人名士的赞叹。季札称其“德至矣哉”，孔子赞其“尽善尽美”。

3、大夏：大禹时的乐舞称作《大夏》或《夏龠》，以歌颂大禹治水为内容。《大夏》共有九段，以编管乐器龠为伴奏乐器。演出时，演员头戴皮帽，下穿白裙，赤裸着上身表演。

4、葛天氏之乐：《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有原始时期葛天氏族部落的乐舞表演：三个人手执牛尾巴，踏足而歌，边舞边唱。全曲共有八段，一曰《载民》，即歌颂负载着人民的大地；二曰《玄鸟》，是歌颂他们的图腾黑色的鸟；三曰《遂草木》，是祝愿草木旺盛生长；四曰《奋五谷》，是祝愿五谷丰登；五曰《敬天常》，是表达对上天的敬意；六曰《达帝功》，是表达对老天爷恩惠的拜谢；七曰《依地德》，是对大地厚德的歌颂；八曰《总禽兽之极》，是对各类鸟兽多多繁殖的祈求，以提供人们源源不断的食物。这是一首非常重要的有关古乐舞的记载，它完整地描写了先民的生活，歌词中既有对天地、图腾的歌颂，又有对种植、养殖丰产的期望，可说是一首表现原始人们生活的组歌。

5、雅乐：雅乐是周代统治者在祭祀天地、祖先以及朝贺、宴飨等场合所用的音乐，因其具有“典雅纯正”的风格，所以被称为雅乐。西周雅乐有非常严格的制度，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不同的等级享用不同的乐队和舞队规模、不同的场合运用不同的乐舞。

6、六代乐舞：亦称六乐。指黄帝至周代六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乐舞：黄帝时的《云门》、尧时的《咸池》、舜时的《大韶》、禹时的《大夏》、商时的《大濩》、周时的《大武》。六代乐舞是西周雅乐的主要内容，分别用于祭祀天、地、四方神、山川、先妣、先祖。

3、八音：我国最早的乐器分类法。周代乐器种类繁多，见诸文献记载的西周乐器已有近七十种，把这些乐器按制作材料的不同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类，就是“八音”。

7、曾侯乙墓编钟：1978年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初期的编钟。编钟共有六十四件，分三层悬挂，上层纽钟三组，共十九件；中下层甬钟各有三组，共四十五件。曾侯乙编钟具有制作精美、数量众多、保存完好等特点，其音域跨越了五个八度，其中中心音区的三个八度可以构成完整的十二个半音，并可以转调，每个甬钟可发出呈三度关系的两个音。整套编钟共有约2800字的铭文，为研究我国传统乐律学和音乐理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8、乐府：乐府是秦代创立的宫廷音乐机构，至汉武帝时得到大规模的扩充。乐府的职责主要是采集、改编民间音乐，创作新作品并进行表演。乐府对民歌的采集已超出《诗经》，遍及黄河、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

9、相和歌：汉代产生的艺术歌曲，它是在北方民歌基础上经过加工而成。其发展过程经过了三个阶段，最初是清唱的民间歌谣，既而又加上帮腔，成“一人唱、三人和”的“但歌”，最后形成带有乐器伴奏的“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的艺术化歌曲。相和歌主要用丝竹乐器伴奏，有笙、笛、节、琴、瑟、琵琶、筝等七种。

10、相和大曲：一种大型的歌舞曲，是相和歌的最高形式，由艳、曲、趋、乱等部分组成。艳一般出现在曲前，其音乐华丽抒情；曲是相和大曲的主体部分，由多段声乐曲组成，段与段之间加有的器乐曲或舞蹈称为解；趋和乱一般出现在结尾，节奏较快，情绪热烈，是乐曲的高潮部分。

11、清商乐：东晋以后，相和歌由北方流传至南方，吸收了当地的民间歌曲，形成了清商乐。北魏时清商乐又自南方传至北方，成为在全国范围流传的民间音乐。清商乐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吴歌、西曲。吴歌是东晋以来流行在江南一带的民歌，西曲是齐、梁时期产生于“荆、郢、樊、邓”一带的湖北民间歌曲，比吴歌略晚。由于地区不同，西曲和吴歌在语言、音乐形式等方面都存有差异。

12、鼓吹：是以打击乐和吹管乐为主并兼有歌唱的一种器乐合奏形式。鼓吹大概在秦末汉初传入内地，被我国北方牧民所用。汉武帝时，鼓吹已由民间发展到宫廷，被广泛应用于仪仗、宴飨、军队等场合之中。依照用途和乐器配置的不同，鼓吹可分为黄门鼓吹、横吹、骑吹、短箫铙歌等数种。

13、李延年：汉代音乐家。他出身低微，后被汉武帝任命为协律都尉，成为乐府的主要领导人，对乐府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史传李延年“性知音，善歌舞”，并根据张骞出使西域带回的胡乐《摩诃兜勒》创作了二十八首新的曲调，用于仪仗中使用的军乐。

14、广陵散：又名《广陵止息》，相传为我国东汉流传的一首着名古琴曲。其曲谱最早见于明朱权《神奇秘谱》，共有四十五段，分为六大部分，即开指一段、小序三段、大序五段、正声十八段、乱声十段、后序八段。从每段的小标题判断，《广陵散》的表现内容和聂政刺韩王的故事情节相符，具有怫郁慷慨、戈矛纵横的斗争精神。六部分中正声是全曲的主体部分，主题音调充分展现，音乐由低沉忧郁发展到豪迈激昂，采用了拨剌、撮音、泛音等演奏手法，描写聂政由怨恨到愤慨的思想变化过程。开指、小序、大序诸部分是正声的酝酿准备阶段，在音乐上出现了两个主题音调的雏形，旋律哀婉低叹，表现了对聂政悲惨遭遇的同情。乱声、后序是正声的发展延续，音乐进一步展开，拨剌等各种手法的运用造成了热烈辉煌的效果，表现对聂政不屈精神的歌颂。

15、酒狂：古琴曲，相传为三国魏阮籍所作。该曲短小精炼，创作手法新颖，众多九度以上大跳的运用，加之切分音的配合，可谓新奇绝妙，三拍子节奏的采用更别具匠心，在古曲中十分罕见。大跳形成旋律的跌宕起伏，切分造成节拍的轻重颠倒，三拍子使节奏富有动感，始终处于不平稳的状态，惟妙惟肖地描写了醉酒之人摇摇晃晃、踉踉跄跄、头重脚轻、步履不稳的形态。

16、乐记：音乐美学论着，其作者存有争议，有两种观点：一说是战国时的公孙尼子；一说是西汉河间献王刘德及毛生等人。《乐记》原有二十三篇、二十四篇两种传本，仅有十一篇的文字留存至今，其余的十余篇仅存篇目。保留的十一篇为《乐本篇》、《乐象篇》、《乐言篇》、《乐化篇》、《乐施篇》、《乐论篇》、《乐礼篇》、《乐情篇》、《宾牟贾篇》、《师乙篇》、《魏文侯篇》等，分别论及音乐的本原、音乐的特征、音乐和政治的关系、音乐的社会功用、音乐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等方面，其思想直接影响了两千年来中国音乐美学理论的发展。

17、声无哀乐论：音乐美学论着，三国魏嵇康所撰。文中通过秦客和东野主人八个回合的辩难，批判了儒家音乐思想，肯定了音乐的自然之美。嵇康认为体现自然之和的音乐只能引发人的躁静反应，而不能引起人的哀乐之情，明确提出“心之与声，明为二物”，即音乐不表现任何感情，它只是音响的自然运动。虽然本书的一些观点回避了人在音乐创作、演奏、欣赏中的能动作用，割裂了音乐和感情的联系，但其对音乐本体、音乐特性、音乐审美等问题的探讨在中国音乐美学史上仍具有开创意义。

18、宫廷燕乐：专指统治者在宴请宾客时所用的音乐。唐代的宫廷燕乐由多部乐和二部伎组成，它由汉魏至隋音乐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是中外各民族音乐交融的产物。

19、龟兹乐：西域龟兹国的音乐，在今新疆库车一带。汉代吕光和龟兹交战，曾带回数种乐曲和乐器，龟兹乐从此传入中原。唐代龟兹乐风行一时，有《善善摩尼》、《婆伽儿》等曲流传，被列位胡乐之首，也是当时宫廷燕乐多部乐中重要的乐部之一。

20、二部伎：即立部伎和坐部伎，唐代宫廷燕乐的不同表演形式：“堂下立奏，谓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谓之坐部伎”。两者的演出规模和音乐特点均有差别，一般立部伎的演出场面非常宏大，表演人数较多，最多可达180人，音乐气势雄壮；坐部伎则抒情优雅，演出人数较少，一般有3-12人。二部伎中坐部伎的演出水平比立部伎要求高。坐、立部伎的曲目共规定有十四曲，其中坐部伎有六曲，分别是《燕乐》（包括《景云乐》、《庆善乐》、《破阵乐》、《承天乐》）、《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岁乐》、《龙池乐》、《小破阵乐》；立部伎的八曲则为《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光圣乐》。

21、阳关三叠：唐代歌曲，又称《阳关曲》或《渭城曲》，歌词选自王维的诗作《送元二使安西》。全诗只有四句，但离愁别绪、真挚情意尽在其中。该曲宋时已失传，目前所传唱的乐谱是根据清末张鹤所编的《琴学入门》整理而成，歌曲共分三大部分，后有尾声。歌词形式有较大变化，只在每段的段首用王维的原词，后面加入三段不同的歌词。音乐缓慢优美，凄凉缠绵，运用了八度大跳、转调等手法，将乐曲推向高潮，听后令人荡气回肠、回味无穷。

22、歌舞大曲：唐代大型歌舞曲，由器乐、声乐、舞蹈综合而成。典型的歌舞大曲结构一般有散序、中序、破三部分。其中散序节奏较为自由，一般由器乐演奏，没有歌词；中序是主体，以歌唱为主，有器乐伴奏，节奏稳定，音乐缓慢抒情；破一般以舞蹈为主，速度较快，音乐热烈欢腾，与前段形成对比。

23、霓裳羽衣曲：唐代最着名的歌舞大曲，又称《霓裳羽衣舞》，相传为唐玄宗李隆基所作。该曲规模巨大，共有三十六段，其中散序有六段，中序有十八段，破有十二段。音乐抒情，舞姿美妙，是一部充满浪漫主义情调的歌舞套曲。

24、奚琴：我国最早的拉弦乐器，出自北方少数民族，陈旸《乐书》对此有载：“本胡乐也，出于弦鼗而形亦类焉。奚部所好之乐也。盖其制两弦间以竹片轧之。”

25、离骚：古琴曲，晚唐陈康士作。乐曲取之我国战国时伟大诗人屈原的同名诗作。全曲共十八段，用各种变化发展的主题，揭示了屈原屡遭迫害、空怀报国之志的郁闷心情，显示作者对这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爱国情感的赞美和对他苦难遭遇的同情。

26、瓦子勾栏：宋代市民音乐的主要活动场所。瓦子也称瓦舍、瓦肆，是商品贸易集中地，瓦子中用栏杆和幕布围起来的固定演出场地叫勾栏或乐棚，用于各种民间艺术的演出。

27、姜白石：南宋着名词人、音乐家。字尧章，号白石道人，江西鄱阳人。作有自度曲多首，存于词曲专集《白石道人歌曲》中，着名作品有《杏花天影》、《扬州慢》、《长亭怨慢》、《鬲溪梅令》、《淡黄柳》等。

28、扬州慢：宋代歌曲，姜白石作。全曲曲调平稳，委婉凄凉，抒发了作者故国不堪回首的惆怅哀思之情。

29、杏花天影：宋代歌曲，姜白石作。歌词音节协宛，精工细琢，音乐哀婉悲凉，真切地描绘出了作者愁思绵延的情怀。

30、诸宫调：一种包含有多种宫调的大型说唱音乐，由北宋活动于汴梁勾栏的山西艺人孔三传创造。其演出形式有说有唱，以唱为主，多用来演唱长篇故事，伴奏乐器有鼓、拍板、笛、琵琶等。

31、货郎儿：货郎儿是宋元时广泛流行的一种说唱音乐，由卖货郎的叫声发展而成。元代艺人将《货郎儿》曲牌分为两个部分，在中间加入不同的曲调，从而形成了《货郎儿》的较高形式《转调货郎儿》。

32、窦娥冤：元杂剧作品，关汉卿所作，原名《感天动地窦娥冤》，是我国古代着名的悲剧作品。该剧反映了在官僚腐败、恶人横行的年代，一个普通妇女窦娥的悲惨生活，揭露了元代官吏昏庸、草菅人命的社会现实，塑造了一个善良、正直、坚强的女性形象。《窦娥冤》的剧本构思巧妙，富有一定的浪漫主义气息。其唱腔词曲结合紧密，音乐质朴精炼，完美地表达了剧中人物的感情。

33、郭沔：(约1190～1260)南宋琴家。字楚望，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创作有《潇湘水云》等经典琴曲。《潇湘水云》创作于南宋末年，是典型的以景写情之作，作者通过对潇湘水云“浪卷云飞”、“影涵万象”等奇妙景色的描写，寄托了个人幽思深远的爱国情怀，把内心之情和水光云影之景完美地结合在此曲中。郭沔整理了许多传统琴曲，有弟子与再传弟子多名，并形成着名的琴派—浙派，郭沔因此被奉为浙派创始人。

34、南戏：北宋末年产生的一种戏曲，较杂剧稍晚。因它起源于浙江温州，又称温州杂剧、永嘉杂剧，当地人则称戏文。南戏原是温州一带民间流行的“村坊小曲”，进入城市后广泛吸收了唐宋大曲和杂剧、说唱的音乐，逐渐发展成重要的戏曲剧种，盛行于杭州及浙江、福建等地。宋代南戏剧本有《赵贞女蔡二郎》、《王魁负桂英》等。

35、海青拿天鹅：琵琶曲，又称《海青拿鹤》等，产生于元代，是现今所知流传最早的琵琶曲。全曲共有十八段，充分展示了琵琶的各种演奏技巧，其音乐有数次情绪的变化，分别描写了海青出现前的欢乐宁静，海青与天鹅的紧张搏斗，海青得胜返回后重新恢复的和平场景。

36、秧歌：民间歌舞形式，在陕西、甘肃、宁夏、内蒙等地又称“社火”，明清时主要流行于我国北方汉族地区，常在春节、元宵等节日期间及农闲时表演。其表演形式主要有地秧歌和高跷两种，前者徒步在地上歌舞，后者双脚踩在木跷上歌舞。

37、花鼓：以演唱为主的汉族民间歌舞形式，名称较多，有“打花鼓”、“地花鼓”、“花鼓子”等，主要流行于安徽、江苏、湖南、湖北、陕西、山西、山东等地。花鼓以演唱为主，附之以表演。演出形式一般为男女两人演唱，一人击鼓，一人打锣，边唱边舞。清后期的花鼓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化分流，一方面仍以歌舞形式在民间流行，另一方面又在曲调上吸收了更多的民间音乐、戏曲音乐，并在内容上逐渐增加故事情节，形成了花鼓戏。

38、鼓词：说唱音乐，主要流行于我国北方。鼓词在流行过程中与各地方言、曲调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新的说唱艺术－－大鼓，着名的有西河大鼓、梨花大鼓、安徽大鼓、梅花大鼓、京韵大鼓等。这些大鼓多以流行地区而得名，并因地域关系所形成的语言、曲调的差异，在唱腔上各具特色。

39、弹词：说唱音乐，主要流行于我国南方，也叫南词、文书、评弹等。弹词主要有苏州弹词、扬州弹词、四明南词、长沙弹词、桂林弹词、绍兴平湖调等曲种，其中以苏州弹词的成就最高、影响最大，出现了一些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弹词艺人，如陈遇乾、俞秀山、马如飞等。

40、牌子曲：说唱音乐，又称清曲、清音、曲子等，在明清民间小曲基础上，继承宋、元唱赚、诸宫调的传统发展而成。其特点是将各种曲牌按一定形式连接成套曲来演唱故事。牌子曲在我国南北方都广为流行，其中单弦和扬州清曲最具代表性。

41、昆山腔：戏曲声腔，又称昆腔、昆曲，元末明初产生于江苏昆山。它原为流行在昆山一带民间的南戏清唱腔调，因创始人顾坚居于昆山附近而得名。明嘉靖、隆庆年间，魏良辅历经十年，对昆山腔在曲调、唱法、乐队等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使之成为明代戏曲腔调中成就最大、影响最广的一种。

42、皮黄腔：清代重要的戏曲声腔之一，由西皮、二黄两种腔调组成。其音乐表现非常丰富，利于戏曲音乐深入地塑造人物形象，进一步完善了戏曲音乐的板腔体结构。它的发展高峰是以清末京剧的形成为标志。随着京剧的产生、崛起，皮黄腔也成为近三百年来我国影响最大的戏曲声腔。

43、临川四梦：明代着名戏曲家汤显祖的四部代表作品，分别为《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其中《牡丹亭》一剧最为着名。汤显祖在戏曲创作中，重视文采曲意，不拘于格律的束缚，讲究词曲优美，在音乐上大胆创新，吸收并灵活运用大量海盐腔所用的曲牌，常常突破南北曲旧有格律，使《牡丹亭》等剧成为我国戏曲史上的经典之作。

44、福建南音：传统器乐合奏丝竹乐的一种，又称南曲、南乐、弦管、南管等，清代广泛流行于福建厦门、泉州、晋江、龙溪及台湾、香港等地。福建南音由指、谱、曲三部分组成，音乐曲调优美柔婉，节奏平缓，风格古朴优雅，乐器有琵琶、洞箫、品箫、三弦、二弦、拍板、南嗳、响盏、四宝、双铃、小叫、木鱼、扁鼓等。

45、十面埋伏：琵琶武曲，大概明代开始流行，曲谱最早见于清华秋苹所编《琵琶谱》。全曲共分十三段，结构完整，主题鲜明，在演奏上运用了弹、扫、轮、绞、滚、煞等手法，用音乐叙事的手法完美地表现了名闻古今的楚汉之战，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

6、徐上瀛：明代琴家，号青山，江苏娄东（今太仓）人。自幼学琴，为陈爱桐再传弟子，不但擅长演奏，而且在琴学方面也有极高的造诣，着有琴学名着《溪山琴况》。在此书中，徐上瀛在总结前人琴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演奏实践，提出了“和”、“静”、“清”、“远”、“古”、“澹”等二十四况。《溪山琴况》集古琴音乐美学之大成，在实践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琴乐审美准则，成为我国古代三部最重要的音乐美学专着之一。

46、学堂乐歌：指清末民初我国新学堂开设的唱歌课中教唱的歌曲。学堂乐歌在发展过程中，受到梁启超、沈心工、李叔同等众多知识分子的大力提倡，他们纷纷加入乐歌的创作行列，亲自作词作曲，创作了众多的优秀作品，使学堂乐歌在社会上蔚然成风，最终遍及全国。

47、沈心工：（1870—1947）学堂乐歌的代表人物之一。原名庆鸿，字叔逵，笔名心工，一生致力于音乐教育，共创作了《黄河》、《采莲曲》、《体操—兵操》等100余首乐歌，编辑有多部乐歌集，如《学校唱歌集》、《重编学校唱歌集》、《民国唱歌集》等。

48、李叔同：（1880—1942）学堂乐歌的代表人物之一。原名文涛，又名岸，字息霜。其成就涉猎书法、篆刻、绘画、戏剧、诗词、音乐等领域，培养出了丰子恺、刘质平、吴梦非等美术家、音乐家。一生共创作了50余首乐歌，《春游》、《送别》等代表作在社会上有广泛影响。

49、春游：三部合唱，李叔同创作。歌词雅致秀丽，旋律优美动听，描绘出了一幅春回大地之时，人们在万花飞舞中游春的生动画面。

50、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新型音乐社团。1919年1月成立于北京，前身为北京大学音乐团。蔡元培任会长，萧友梅、杨仲子、王露、刘天华等着名音乐家被聘为导师。研究会的宗旨是“研究音乐，发展美育”。

51、国立音乐院：我国第一所音乐专业高等院校，1927年11月27日成立于上海。蔡元培任院长，萧友梅任教务主任。1929年9月，“国立音乐院”更名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简称“上海国立音专”，由萧友梅任校长。音乐院的建院宗旨是“输入世界音乐，整理我国国乐”，其学制和课程主要仿照欧洲音乐学院的建制，培养出许多在国内外有影响的音乐家。

52、萧友梅：(1884～1940)音乐家。字思鹤，又字雪朋，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我国近代最早从事专业音乐创作的作曲家之一，创作有《五四纪念爱国歌》等100余首歌曲，为中国新音乐的创作奠定了基石。他分别参与了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国立音乐院等教育机构的创建，并直接加教学活动，编写有《和声学》、《普通乐学》等教材，对我国早期音乐教育的发展有突出成就。

53、大同乐会：新型音乐社团。1920年成立于上海，创办人是郑瑾文。研究会的宗旨是研究中西音乐，促进世界大同音乐的实现，早期活动主要是演奏古代宫廷祭典仪式用的雅乐，后来转向以演习我国民间丝竹乐为主，培养了一批民乐人才，整理改编了一批民族器乐曲目，在乐器改革方面也作过一些有益的尝试。

54、国乐改进社：新型音乐社团。1927年8月成立于北京，发起人为刘天华、张友鹤、吴伯超等。该社以改进国乐、普及音乐为目标。

55、赵元任：(1892～1982)语言学家、音乐家。字宜仲，江苏武进（今常州）人。创作有歌曲约40多首、大型合唱曲1首及钢琴小品若干首，在社会上影响广泛的有《卖布谣》、《教我如何不想他》、《海韵》等作品。

56、黎锦晖：(1891～1967)音乐家。湖南湘潭人。在音乐上的主要贡献为儿童歌舞表演曲和儿童歌舞剧的创作，作品有《麻雀与小孩》、《小小画家》、《月明之夜》等12部儿童歌舞剧和《可怜的秋香》等24首儿童歌舞表演曲。其中《麻雀与小孩》是黎锦晖的第一部儿童歌舞剧，被视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早期歌剧的萌芽。

57、刘天华：(1895～1932)音乐家。江苏江阴人。他一生致力于国乐的改革，并力图通过民族器乐曲的创作与记谱法、演奏法的改革实现其主张。创作有二胡独奏曲、二胡练习曲、琵琶独奏曲、琵琶练习曲、民族乐器合奏曲等作品，其中以《光明行》等10首二胡独奏曲最为着名。

58、黄自：(1904～1938)音乐家。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人。创作成果丰硕，有《旗正飘飘》、《花非花》、《玫瑰三愿》、《长恨歌》以及器乐作品多首。他长期从事教学工作，为我国培养了许多早期的专业音乐人才，并发表有多篇音乐论文，编写有多部音乐教材，其贡献主要表现在音乐教育、音乐创作和音乐理论三个方面。

59、光明行：二胡独奏曲，刘天华作。全曲由四个主体段落加引子、尾声组成，在音乐创作中吸收了西洋音乐中大三和弦的琶音进行和转调等手法，演奏技巧也采用了大段的顿弓，音乐风格清新明朗、乐观向上，表达了作者追求美好未来的喜悦心情。

60、叫我如何不想他：艺术歌曲，赵元任作。该曲在音乐创作上吸收了京剧西皮原板过门的音调，旋律抒情优美，歌词充满诗情画意，反映了青年知识分子对恋爱自由、个性解放的追求。

61、可怜的秋香：儿童歌舞表演曲，黎锦晖作。作品歌词朴素，音乐哀婉，感情真挚，描写了牧羊女秋香一生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悲苦生活。

62、左翼音乐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左翼音乐工作者为骨干并团结爱国民主音乐力量的无产阶级革命音乐运动，也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左翼音乐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培养了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第一支革命音乐队伍，团结了大量进步的音乐家，创作了众多优秀的革命歌曲，并在群众歌曲的创作以及演唱形式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都对当时的现实斗争和其后的新音乐文化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63、任光：(1900～1941)音乐家。浙江嵊县人。左翼音乐运动与抗日救亡音乐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先后参加了“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和“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等左翼音乐组织。抗日救亡运动中，他在新加坡组织了“民众歌咏训练班”等组织。创作歌曲约有40多首，大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民族风格。如《渔光曲》、《月光光》、《打回老家去》、《抗敌歌》等，另作有歌剧《洪波曲》和《彩云追月》、《花好月圆》等民族器乐合奏曲若干首。

64、渔光曲：电影《渔光曲》的主题歌，任光作于1934年。作者在音乐创作上吸收了民间音乐的素材，以委婉忧郁的音调描写了当时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情感。

65、吕骥：(1909～2002)音乐家。湖南湘潭人。创作歌曲多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战斗性和群众性的特点，如《新编“九一八”小调》、《中华民族不会亡》、《保卫马德里》、《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祖国颂》等，发表音乐论文多篇，有《论国防音乐》、《新音乐的展望》、《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等。

66、聂耳：(1912～1935)音乐家，原名守信，字子义（亦作紫艺），原籍云南玉溪。学生时期就参加革命宣传活动，后参与建立“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等左翼音乐组织，坚定走革命音乐道路。创作的歌曲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人民性，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开辟了道路，着名的作品有《卖报歌》、《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大路歌》等。

67、冼星海：(1905～1945)音乐家，祖籍广东番禺。一生创作有数百首各种体裁的音乐作品，有歌曲、大合唱、歌剧、交响曲、管弦乐组曲等。其作品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反映了人民的现实生活，如《救国军歌》、《在太行山上》、《游击军》、《到敌人后方去》、《黄河大合唱》等。其中《黄河大合唱》最为着名、影响最大，成为新音乐历史上里程碑式的杰作。

68、黄河大合唱：大合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作品以黄河为背景，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抗日斗争历史图卷，歌颂了人民的斗争精神，控诉了侵略者的罪恶行经，塑造了坚定不屈的中华民族英雄形象，是一部反映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音乐史诗。在音乐创作中，冼星海采用了独唱、齐唱、轮唱、对唱、合唱等多种演唱形式，还创造性地运用了卡农等西方作曲技法。各个乐章之间，既互相联系，又相对独立，在表现内容、演唱形式和音乐形象等方面构成鲜明的对比。全曲规模宏伟、雄伟浑厚，音调吸收了劳动号子等民间音乐素材，使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成为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69、铁蹄下的歌女：影片《风云儿女》插曲，聂耳作。该曲旋律哀怨激愤，通过一个生活在旧社会的歌女对自身生活的呻吟和哭诉，表现了人民对旧时代压迫的控诉和不平之情。

5、大路歌：群众歌曲，聂耳作。作品以沉重的音调和特定的节律表现了在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压迫下的筑路工人的苦难生活和抗争。

70、秧歌剧：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音乐工作者对传统艺术形式秧歌加以革新，创造出的一种熔戏剧、音乐、舞蹈于一炉的新型广场歌舞剧。着名的作品有《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刘顺清》、《牛永贵负伤》、《周子山》等。秧歌剧的出现，为新歌剧的产生进一步奠定了基础。

71、新歌剧：是我国近现代出现的一种融音乐、文学、舞蹈等不同形式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它既有别于传统戏曲，又不同于西洋歌剧。《白毛女》是新歌剧的标志性作品，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新歌剧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72、白毛女：新歌剧。贺敬之、丁毅编剧，马可、张鲁、瞿维、李焕之等人作曲。作品通过“旧社会使人变成鬼，新社会使鬼变成人”的传奇故事情节，深刻反映了处于地主阶级残酷压迫下的农民的苦难生活，表现了他们紧跟共产党、推翻旧世界的决心。该剧在音乐创作上创造性地吸取了民间音乐，并借鉴了西洋歌剧的创作经验，使该作既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又有强烈的戏剧性，成为我国新歌剧的标志性作品。

第四篇：中国音乐通史复习资料(三)

2014中国音乐通史复习资料

（三）简述题

1、简述贾湖骨笛的发现及其历史意义

答：我国见诸文献记载的原始乐器种类很多，有箫、苇龠、笙、骨笛、土鼓、埙、陶钟、铃、磬等乐器。它们是古人智慧之结晶，是华夏音乐文化之灿烂的充分证明。众多乐器在考古上也得到了证明。如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有一百余件骨哨，大约据今有7000年左右；河姆渡遗址还出土有目前年代最久的埙，呈橄榄形，无音孔，只有一吹孔，据今约7000年。青海、甘肃等地的新石器时期遗址中出土有公元前2600年左右用陶土制作的鼓。山西龙山文化遗址也发现了夏代的一件鼍鼓，其鼓腔用树干挖成，鼓面原蒙以鳄鱼皮。河南陕县庙底沟仰韶文化遗址出土有陶钟，约为公元前3900至公元前3000年之遗物。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了迄今所见最早的石磬，据今约4400余年。在我国目前出土乐器中，最令世人瞩目的是贾湖骨笛的发现。它是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为久远的乐器。1986至1987年间，考古学家在对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进行挖掘时，发现了多支新石器时期的七音孔、八音孔骨笛。根据碳同位素14C测定和树轮校正，考古学家认定这批骨笛的产生年代距今约8000年之久。这批由鹤骨制成的骨笛一般长二十厘米，直径一厘米左右，它们有以下三个特点值得注意：一是形式固定，制作规范，骨笛一侧有规整的圆形音孔，大多为七孔，每孔间隔距离基本相等；二是其中有些笛孔旁另外钻有用于调音的小孔，说明骨笛的制作者已有了明确的音高观念；三是有些骨笛留有刻划的标记，显然是先刻好等分，然后再钻孔，说明制作者对各音孔之间的距离曾有精确的计算。专家对其中保存较好的一支骨笛进行了测音，结果显示，它能发出较为完整的七声音阶，并可以吹奏出河北民歌《小白菜》的曲调。贾湖骨笛的发现，使世界音乐史学界对我国史前音乐艺术的发展水平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价，对贾湖骨笛进行深入的研究，不仅能为我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创造有利的条件，提供必要的依据，而且也将对古老贾湖文明的认识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2、简述曾侯乙墓编钟的音乐价值

答：1978年，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了战国初期的大批乐器，包括了编钟、编磬、十弦琴、五弦琴、瑟、笙、笛（或篪）、排箫、建鼓、小鼓等，有些乐器尚属首次出土，是我国音乐史上最有价值的一次考古发现。这次考古活动最有意义的莫过于曾侯乙编钟的发现，它的出土引起了整个世界的关注，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史上的一件大事，被誉为世界古代文明史奇迹之一。曾侯乙编钟共有六十四件，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见的最庞大的编钟。它分三层悬挂在曲尺形钟架上，上层纽钟三组，共十九件；中下层甬钟各有三组，共四十五件。全套编钟重量约2500公斤以上，其中最小的钟通高20.4厘米，重2.4公斤；最大的钟通高153.4厘米，重203.4公斤。钟架位于墓室的西面和南面，中下层的立柱为六个英武的青铜佩剑武士。除纽钟和甬钟外，还有一件铜鎛，是楚惠王送给墓主的礼物。铜鎛的铭文显示该鎛制作于楚惠王五十六年，即公元前433年。曾侯乙编钟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其制作之精美、数量之众多、保存之完好均为现代音乐考古之最，全面展示了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音乐文化。经专家测试，曾侯乙编钟的音域跨越了五个八度，其中中心音区的三个八度可以构成完整的十二个半音，并可以转调，这意味着它可演奏任何五声、六声、七声音阶的乐曲，也意味着春秋时中国不仅有五声音阶，也有七声音阶。每个甬钟可发出呈三度关系的两个音，即隧部音和鼓部音，充分说明了古代的青铜冶炼铸造技术的高超，也显示春秋战国时我国音乐已发展到一个极高的水平。曾侯乙编钟在音乐理论方面的价值在于它的铭文，整套编钟共有约2800字的铭文，标明了各钟发音属于何律的阶名及其与楚、晋、齐、周、申等周围各国或地区的对应关系，为研究我国传统乐律学和音乐理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这些铭文简直可称为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乐律书，它的出现弥补了古代文献关于乐律方面记载的不足，纠正了先秦无“变宫”的说法，为我们认识春秋战国乐律学的发展状况及其演变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曾侯乙墓乐器的制作是当时音乐艺术和青铜铸造工艺完美的结合，它表明春秋战国时期我国音乐和科学发展的水平位于世界的最前列，具有辉煌的成就，显示了我国古代灿烂的音乐文化。

3、试述乐府的产生及其在我国音乐史中的影响

答：乐府是秦代创立的宫廷音乐机构，至汉武帝时得到大规模的扩充。乐府的重要职责就是采集、改编民间音乐，创作新作品并进行表演。《汉书·礼乐志》载，汉武帝时乐府广采歌谣，“采诗夜颂，有赵、代、秦、楚之讴”。从《汉书·艺文志》所载的138首西汉乐府民歌看，其采集的范围已超出《诗经》，不止是《汉书》所说的赵（山西）、代（河北）、秦（陕西）、楚（湖北），而是遍及黄河、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这些采集到的民歌大多是百姓“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作品，所以从此中可“观风俗，知厚薄”，察探民情。《上邪》、《有所思》反映了人们的爱情追求，《战城南》是对统治者的控诉，《妇病行》、《孤儿行》哀叹了人民的痛苦生活。这些作品从各个侧面描写了汉代人们的生活场面，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所以至今仍在广为流传。乐府的极盛时期是汉武帝执政期间，扩大后的乐府机构共有近千人之多，除行政管理人员外，还有演唱齐、蔡、巴、楚等地民歌的“讴员”；有来自全国各地从事乐器演奏的“鼓员”、“竽员”、“琴员”、“瑟员”等；有专管乐器修理的“柱工员”、“绳弦工员”等。但到了汉哀帝时，国力的衰退，经济的窘迫，使朝廷已无力维持乐府庞大的机构，而采集的民歌中反映出的强烈反抗情绪也使统治者坐立不安，所以绥和二年（公元前七年）汉哀帝下诏罢免乐府，对乐府实施大量裁员，乐府由800余人被裁减至300余人，留下的乐工主要掌管郊庙祭祀等场合所用的雅乐，而其余从事民间音乐的乐工则全被裁掉。此后，乐府逐渐趋于衰微。从汉武帝的竭力扶持，到汉哀帝的坚决罢免，乐府仅有百余年的兴盛，但它对民间音乐的保存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并对以后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乐府的概念也随着时代不断发生变化，被广泛用于音乐、文学领域。乐府的初义指音乐机构，但魏晋以后其含义逐渐扩大，也指乐府诗歌和后人拟作的民间诗歌，后来则进一步扩大为凡和音乐有关的音乐、文学作品，不管是否入乐都称乐府。秦、汉以后，历代都有不少优秀的乐府诗歌，许多文人曾参与搜集整理这些作品，其中以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成书最早、价值最高，被《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称为“言乐府者，以是集为祖本，犹渔猎之资山海也”。《乐府诗集》共一百卷，郭茂倩在这部浩繁巨帙的着作中以音乐曲调为准，别具匠心地将所录乐府歌曲分为十二类：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书中收录了先秦至唐末的大量民歌及文人作品，是我们了解乐府歌曲的必读之作。

4、试述《乐记》的美学意义

答：《乐记》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音乐理论专着，在中国音乐美学史中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它的思想直接影响了两千年来中国音乐美学理论的发展。《乐记》的成书年代与作者始终存有争议，一说是战国时的公孙尼子；一说是西汉河间献王刘德及毛生等人。《乐记》原有二十三篇、二十四篇两种传本，仅有十一篇的文字留存至今，其余的十余篇仅存篇目。保留的十一篇为《乐本篇》、《乐象篇》、《乐言篇》、《乐化篇》、《乐施篇》、《乐论篇》、《乐礼篇》、《乐情篇》、《宾牟贾篇》、《师乙篇》、《魏文侯篇》等，分别论及音乐的本原、音乐的特征、音乐和政治的关系、音乐的社会功用、音乐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等方面。已散佚的十余篇，内容基本无从考证，从篇目看，大约涉及乐器演奏、音乐创作、音律理论等领域。

在音乐本原问题上，《乐记》说“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很多学者据此得出《乐记》在音乐本原上是持唯物主义观点。但也有人得出相反的结论，即认为《乐记》音乐本原论的基础是“动静说”、“理欲说”，《乐记》的实质看法是：音乐不是外物在人心中的反映，而是人的本性所固有的感情对外物的一种反应，是本性在音乐中的显露，是天赋本性的一种外现，音乐的本原也不是外界生活，而是“天之性”。所以，《乐记》实际上所持的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音乐本原论。

对于音乐的特征，《乐记》提出“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者，乐之象也”、“唯乐不可以为伪”等命题。认为音乐是表现感情的艺术，不同的感情会产生不同的音乐，所以快乐的感情被激发起来，就会产生宽舒和缓的音乐，愤怒的感情激发起来，就会产生激烈而严厉的音乐。音乐和诗歌、舞蹈其它艺术不同，它是以声音为表现手段的，更能直接深刻地表现人的感情变化，所以音乐不能有丝毫的虚伪。在此，《乐记》说明音乐是感情的产物，充分肯定了音乐对情感的表现职能，认识到音乐在表现手段上和其它艺术的不同及音乐创作表演必须真实、有情等，把对音乐特征的认识提高到相当的高度，实属精辟之见。

《乐记》突出强调音乐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提出“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的观点，认为音乐和政治紧密相连，有什么样的政治就会有什么样的音乐，所以可“审乐以知政”：治世之音安详而快乐，乱世之音怨恨而愤怒，亡国之音哀愁而悲伤。此外，《乐记》还进一步将音乐的五音附会于君、臣、民、事、物，认为五音如果相凌，就会使国家灭亡。音乐既然和国家的兴亡有关，就要非常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要提倡礼乐治国，用礼来区分等级，用乐来调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君臣和敬、长幼和顺、父子兄弟和亲的整个社会完全谐和的目的。《乐记》的这些思想对其后的音乐美学思想产生了长期而巨大的影响，代表了典型的儒家思想。

关于音乐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乐记》的观点非常明确：内容高于形式，即“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尽管它提出“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认为音乐在人们的生活中不可缺少，但音乐的形式必须符合内容的要求。政治内容是主要的，是音乐表现的目的，艺术形式是次要的，只是音乐的手段，所以“大乐必易”，祭祀之乐“一倡而三叹”足矣。音乐并不是满足人们美的需求，而是要“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这种观点是孔子关于音乐的“美”、“善”标准的继承和发展，对以后的音乐美学思想也有重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音乐的自由发展，压抑了人们对音乐美的需求。

《乐记》是对先秦诸子音乐思想的一次全面批判和总结，它既继承了孔子等人的思想，站在儒家的立场批判了其它流派的音乐思想，又对道、墨、阴阳家的思想进行总结，吸收有利的观点加以运用，不断完善儒家音乐思想，从而成为儒家音乐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乐记》出现后，整个封建社会两千余年，很少有着作能在思想上突破、超出它的范围，它是古代音乐美学专着中最系统的着作，在世界音乐美学史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5、简述唐代多部乐的内容

答：多部乐体制由隋创立，初为七部，后增至九部。唐代多部乐基本承袭了隋代的体制，有九部乐、十部乐。诸乐部由风格迥异的各民族音乐组成，乐部名称以国名、地区名冠之，所用乐器的种类和数量也不尽相同，多在唐代宫廷为庆祝各种传统节日或欢迎外交使臣等活动举行的一些重大宴会时演出。十部乐的具体内容如下：燕乐，协律郎张文收所作。它是唐十部乐中唯一的创作音乐，其内容是歌颂天下太平并为帝王歌功颂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所以被列于诸乐之首。清商伎，又称清乐，是汉族的民间音乐，包括汉代相和歌及南北朝的吴歌、西曲等。唐时有《白雪》、《公莫舞》、《明君》、《乌夜啼》、《团扇》等四十余曲，音乐风格哀婉雅致。国伎，又称西凉乐，是汉族音乐和龟兹音乐结合而成。自汉代以来，龟兹乐就源源不断传入中原，后在凉州被汉族音乐所吸收，其音乐有《永世乐》、《于阗佛曲》数首，风格独特，不但流行于甘肃一带，也很受中原人们的欢迎。龟兹乐，西域龟兹国的音乐，在今新疆库车一带。汉代吕光和龟兹交战，曾带回数种乐曲和乐器，龟兹乐从此传入中原。唐代龟兹乐水平很高，风行一时，有《善善摩尼》、《婆伽儿》等曲流传，被列位胡乐之首。疏勒乐，古疏勒国位于今新疆喀什、疏勒一带，是维吾尔族人的居住区。疏勒乐在北魏时已经传入中原，至隋炀帝时被列位九部乐中，流传有《亢利死让》等曲。康国乐，古康国位于今乌孜别克共和国境内的撒马尔罕一带，北周时康国乐由阿史那带入中原，隋炀帝将其收入九部乐中，有《戢殿农和正》诸曲。在唐代流传甚广的《胡旋舞》就来自康国。安国乐，古安国的音乐，位于中亚乌孜别克共和国布哈拉一带，约在北魏太武帝通西域时传入中原，流行有《附萨单时》、《歌芝栖》等曲。天竺伎，古印度的音乐，约在四世纪中叶传入中原，有《沙石疆》、《天曲》等曲流行。高丽伎，古朝鲜的音乐，南北朝时已传入我国，为公元436年北魏征服北燕时所获。高昌乐，高昌位于今新疆吐鲁番，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高昌乐大概在公元五世纪时传入中原，其音乐和龟兹乐相似，有中西交融的特色。

6、试述学堂乐歌的思想内容、曲调来源与历史意义

答：学堂乐歌指清末民初我国新学堂开设的唱歌课中教唱的歌曲。学堂乐歌的产生，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深受西方列强欺凌之苦。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如果要摆脱列强的侵略，就必须富国强兵，推动中国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的改革，所以他们开始呼吁改良，并发起了维新变法、洋务运动等。教育体制的建立与革新也由此被推向社会前台，1898年，康有为上书皇帝，请求效法德国和日本的教育体制以定中国之学制，“遍令省府县乡兴学”。但因维新变法失败，其建议当时并未被采纳。1901年，摇摇欲坠的清朝廷才宣布“废科举，兴学堂”，实行“新政”。至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正式公布，新的教育体制开始在全国推行。之后，各地纷纷建立了新式学堂。新式学堂里大多开设有唱歌课，学堂乐歌开始逐渐兴起。辛亥革命后，伴随者新式学堂的更加普及，学堂乐歌在社会上蔚然成风，最终遍及全国。

学堂乐歌的思想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宣传富国强兵、歌颂祖国等爱国主义思想。这些作品在学堂乐歌中占有较大的比例，主要作品有《何日醒》、《中国男儿》、《体操—兵操》、《黄河》、《祖国歌》、《扬子江》等。其中《中国男儿》、《何日醒》最为突出。

其二，表现妇女解放内容。如《女子体操》、《天足歌》、《勉女权》、《缠足苦》等。

其三，宣传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宣扬共和、推翻帝制。如《欧美二杰》、《演说》、《革命军》、《庆祝共和》、《光复纪念》。其四，宣传新的生活方式、反对封建迷信。如《地球》、《辟占验》、《跳舞》《文明婚》、《格致》、《运动会》等其五，儿童歌曲。此类作品也在学堂乐歌中占有较大比例。如《春游》、《竹马》、《送别》、《铁匠》、《赛船》、《龟兔》、《勉学》、《春游》、《送别》、《忆儿时》等。此外，学堂乐歌中也有少部分忠君尊孔及宣传封建伦理道德内容的作品。如《尊孔》、《演孔歌》、《忠君》、《五伦》等。学堂乐歌的曲调来源基本上是根据现成的曲调填词，较少独立创作。曲调大部分选自欧美和日本的学校歌曲或流行曲调，很少采用我国的民间曲调。

整体看来，学堂乐歌的曲调来源有以下几种：

其一，选用欧美歌曲曲调。如流传广泛的《送别》就是根据美国奥德威的《梦见家和母亲》的曲调填词；《跳舞会》是据英国国歌的曲调填词；《勉学》是据美国歌曲《罗莎·李》的曲调填词。

其二，选用日本歌曲与流行曲调。如《中国男儿》即根据日本歌曲《寄宿舍里的旧吊桶》填词；《何日醒》也是根据日本曲调《木南公》填词；《革命军》据日本军歌《勇敢的水兵》填词。

其三，选用我国民间曲调。有《勉女权》、《采茶歌》、《缠足苦》等作品。

其四，创作曲调。有《美哉中华》、《黄河》、《春游》、《军人的枪弹》、《采莲曲》等数首。

随着学堂乐歌的发展，西方音乐文化全面传入中国，包括钢琴、小提琴等乐器的演奏方法、演奏形式；各种歌曲及演唱形式；五线谱、简谱等记谱法；西方音乐基本理论知识等。并出现沈心工、李叔同、曾志忞等一批音乐家，出版了沈心工的《学校唱歌集》、《重编学校唱歌集》、李叔同的《国学唱歌集》、曾志忞的《教育唱歌集》等一批最初乐歌集。学堂乐歌的兴起与发展，培养了一批音乐教育人才，对我国新音乐的启蒙与新型音乐教育体系的确立有重要的意义。

第五篇：中国音乐史通史复习资料

中国音乐史通史复习资料

1、我国古代音乐文化有约8000年的可考历史，依据是1986~1987年在河南舞阳县贾湖发现七音孔和八音孔骨笛计18支，根据碳同位素14C测定和树轮校正，被测定的骨笛年代距今7920（+-150）年。河姆渡骨哨比舞阳骨笛晚了1000年。

2、考古学家在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发现的一只距今5000余年、有舞蹈图像的彩陶盆。

3、音乐教育形成于周朝，周王朝为了实施礼乐制度，设置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礼乐机构—春官。

4、孔子曾以《诗经》作为音乐教材向他的弟子传授，《诗经》共350首，分为风雅颂三类，风是《诗经》的精华。

5、西周时期使用的乐器已有70种。周代乐器曾按制造材料的性质分成“八音”。这是我国音乐史上最早乐器科学分类 法。“八音”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

6、《乐记》对音乐本质的论说属于我国最早的“他律论”，从音乐美学角度来看则属于情感美学。

7、“乐府”一词的含义，后来扩大为三种：其一是作为音乐机构的乐府；其二是乐府机构采用过的诗歌，以及后人拟作的，类似的民间诗歌或文人诗作，亦称“乐府”；其三是大凡入乐或不入乐的，曾和音乐有关的各种体裁的音乐、文学作品也有“乐府”之称。

8、汉代，北方兴起了一种称作“相和歌”的歌曲形式。它最初产生于一些民间没有伴奏的歌谣，即“徒歌”。以后徒歌又发展成为“一人唱，三人和”的唱和形式，称作“但歌”。但歌发展为“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的较为复杂形式，就成为“相和歌”。相和歌的伴奏乐器有笙、笛、节、琴、瑟、琵琶、筝七种。

9、历代燕乐中，像隋唐燕乐那样建立起多部乐（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和二部伎（坐部伎和立部伎）的宏大体制及其取得的高度成就，是绝无仅有的。

10、大曲的结构较为复杂，基本上可分为三大部分：散序（无拍无歌，节奏自由，由器乐演奏）、中序（入拍歌唱，多为抒情慢板，由器乐伴奏）和破（以舞蹈为主，节奏逐渐加快，在热烈气氛中结束）。

11、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变文，是我国目前保存最早的说唱本子。

12、隋唐保留的古代音乐史料：《乐书要录》《教坊记》《

鼓录》《乐府杂录》

13、减字谱是我国琴谱系统沿用千年而未被取代的一种古老记谱法。

14、宋元时期市民音乐活动的中心是瓦子勾栏。

15、自南宋时期就已出现了很多民间艺人的行会组织——书会和社会。书会是指专为说话人、戏剧演员编写话本和脚本的行会组织。社会是专门从事表演艺术的职业艺人组成的行会组织。

16、在南宋词坛上，以词曲相兼而知名者有柳永、周邦彦、姜夔、张炎。其中附有曲谱的词集流传至今者唯姜夔一人。

17、宋代曲子：《扬州慢》《杏花天影》姜白石曲。

18、元代散曲的体制分为小令、带过曲和散套曲三种形式。

19、宋代较为重要说唱音乐形式有鼓子词、诸宫调、陶真，货郎儿。20、宋元时期戏剧的发展，有杂剧和南戏两大体系。

21、元杂剧的表演由曲、宾白、科三部分组成。曲是歌唱部分，全剧只能有一个角色主唱。凡由正旦（女主角）主唱的叫“旦本”。由正末（男主角，后叫生）主唱的叫“末本”。其他角色只有宾白和科，偶尔唱楔子。宾白是语言部分，两人想说曰宾，一人白说曰白。科是“科范”或“科泛”的简称，属动作表演部分。

22、元杂剧作家中知名度较高的就有90多人，作品名目达450多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杂剧作家有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被誉为“元曲四大家”。王实甫和乔吉甫也占有重要地位，并称元曲六大家。

23、《海青拿天鹅》在元代已经流行，是目前能确定创作年代最古老的一首琵琶独奏曲。

24、三弦之名，始于元代，属弹拨乐器。

25、《乐书》，北宋陈晹撰。世称《陈晹乐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百科全书。

26、明清时期，传统音乐中的说唱、民歌、戏曲、歌舞音乐、器乐五大类均已形成自身特有的体系，这是本时期音乐发展的重要特征。

27、至明代，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和昆山腔，号称为“四大声腔”。

28、魏良辅对昆山腔改革。

29、《临川四梦》作者是汤显祖。四梦是《紫钗记》《还魂记》（即牡丹亭）《南轲记》《邯郸记》

30、《高和江东》是今年来发现的一本明代琵琶谱抄本。

31、明清时期作为律学的重要成果，当首推朱载堉发明的“新法密率”。科学地解决了三分损益法造成的“黄钟不能还原”的千古难题，是音乐文化史上最早出现的“十二平均律”律学理论。

33、近代传统音乐职业化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1、大量发源于农村的传统音乐流入城市并且在城市立足、发展。

2各种民间职业、半职业团体的增多、扩大、表演艺术水平的提高。

3、已有传统音乐的成熟和传统音乐的新发展。

4、适应传统艺术的市镇接受者——市民的需要改革艺术。

5、吸收新文化成分。

6、传统音乐在职业化的过程中，为了经济利益与适应市民之需，也受到了不少坏的影响。

34、辛亥革命至20年代是京剧的黄金时代，在北方尤其繁盛，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四大须生：余叔岩、言菊朋、高庆奎、马连良；武生：杨小楼；花脸：郝寿臣。南方则以周信芳为代表的“麒派”和欧阳予倩领导的“南通伶工学社”的影响为著。

35、华严钧创作了二胡曲《二泉映月》、《听松》、《寒春风曲》和琵琶曲《大浪淘沙》、《昭君出塞》、《龙船》。

36、中国近代创作的声乐作品是近代音乐文化的主体。近代声乐在发展历程中主要经历了两个音乐潮流的洗礼，这就是学校音乐和抗日救亡歌咏。

37、近代声乐的作品列举：肖友梅(《卿云歌》《五四纪念爱国歌》《国耻》《国民革命歌》《国难歌》独唱曲《问》《南飞之雁语》)、聂耳（《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开路先锋》《码头工人》独唱曲《铁蹄下的歌女》）、冼星海（《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东敌人后方去》《救国军歌》《在太行山上》《只怕不抵抗》《夜半歌声》）、赵元任（《劳动歌》《尽力中华》《呜呼！三月一十八》《西洋镜歌》独唱曲《卖布谣》《叫我如何如不想他》《织布》《听雨》《老天爷》《也是微云》《海韵》）

38、刘天华的作品：《病中吟》《良宵》《空山鸟语》《光明行》《悲歌》《烛影摇红》《闷之讴》《独弦操》 39、1951年，赵元任的钢琴曲《和平进行曲》发表，这是迄今所见中国人写的最早的钢琴音乐作品。

40、黄自的毕业之作——管弦乐序曲《怀旧》是最早在国外演奏的中国管弦乐曲。该曲于1929年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音乐会上首演，并受到好评。

41、中国歌剧的三个阶段：萌芽期，探索期，发展期。

42、儿童歌舞剧这种体裁在中国是由黎锦晖首先创造出来的。黎锦晖的歌剧：《可怜的秋香》《努力》《麻雀与小孩》《吹泡泡》《葡萄仙子》《月明之夜》《三蝴蝶》《神仙妹妹》《最后的胜利》《小小画家》

42、何为秧歌剧？秧歌剧是中国小歌剧的一种类型。

43、中国歌剧探索的里程碑——《白毛女》。1943年诗人邵子南由前方返延安是时带回了在晋察边区广为流传的一个民间传说——白毛仙姑的故事。他将这个故事写成了以破除迷信、发动群众为主题的剧本。1944年，贺敬之、丁毅执笔对剧本进行结构。关于这不歌剧作品的音乐处理，马可、张鲁、维、李焕之、向隅五人曾考虑两种方案。1945年4月《白毛女》在延安上演。

44、乐歌活动的历史意义：伴随学堂乐歌的兴起与发展，我国近代音乐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音乐发展的角度审视，乐歌活动的历史意义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甲、在乐歌活动的影响下，培育出中国最早的一批音乐教育人才，从而为中国普通音乐教育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师资力量；乙、通过学堂乐歌活动，展示出音乐教育的社会功能，从而引起社会各界对音乐教育的重视，逐渐确立音乐课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丙、通过乐歌课，把西欧音乐理论基本知识以及音乐会演出形式介绍给国人，提高音乐修养，活跃音乐生活；丁、乐歌活动中出现的“集体唱歌”这一新的表现形式，对中国“五四”以后特别是三十年代群众歌曲体裁的形式及群众歌咏活动的展开，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总之，乐歌活动在我国学校音乐启蒙教育方面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它的实践成果，为五四以后中国现代音乐文化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同时，也为中国现代中小学普通音乐教育铺垫了最初的基石。

45、肖友梅在蔡元培的支持下，1927年11月27日于上海创建了中国第一所独立的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它标志着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