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执政60载：台湾历史书仅用320字讲述

第一篇：中共执政60载：台湾历史书仅用320字讲述

中共执政60载：台湾历史书仅用320字讲述

本文据《看世界》杂志2010年5期从新中国成立到现今，台湾教科书也比较吝啬地用了320个字，“中共在大陆的统治”这一节中称大陆人们“等于被关在一个大铁幕之中，以致造成大陆的贫穷与落后”。而这320个字是什么概念？台版教科书在讲述七七卢沟桥事变时用了270个字，讲述四大会战用了400个字。而大陆60年的变迁，竟然浓缩在这么一点情绪化的字眼里，不难想象冲破双方的认知隔阂要靠多少个320字？ 台湾出版的教科书 丨毛春初

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古代史由于较少牵涉当下，双方的叙述都有一种轻松感，甚至豪迈感。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叙述历史的角度可以揣摩出双方的政治生态。大陆和台湾在叙述中国史最大的不同可以说是在农民起义的评价上。台湾对于农民起义有种特别的敏感，基本上评价都是负面的，而大陆对此往往高唱凯歌。例如对于陈胜、吴广的起义，台湾版只是简单地用几个字叙述，而大陆版对它非常赞颂，花了较多的篇幅来叙述此事，充分突出农民起义的伟大意义，“用武力推翻了秦朝的暴虐统治，沉重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陈胜吴广的首创精神，为历代农民树立了榜样。”1851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在台湾的历史书中是这样评价的，“其政治制度为文武合一，极端专制，形成历史上罕见的恐怖统治。”而大陆版对太平天国运动极其推崇，不仅肯定它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巨大、波澜壮阔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战争”，而且下面还详细分析了它的五点意义。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在台湾叫做“义和团之乱”。台湾版对它的看法较为负面，认为它怪力乱神、经常对外人滋事，故又称为“庚子拳乱”。大陆则没有谈及义和团的局限性，主要篇章描述义和团的勇猛和无助。

对于农民起义的原因，两岸在解读上也存在大分歧，大陆版强调多是官方原因，例如由于官吏摧租逼税、统治残暴等原因造成，而台湾湾则多以流寇、饥民、破坏等负面的词语相称，似乎农民闹事是下层人的自主行为，与统治阶级关系不大。

正因为这个分歧，于是带来了对另一拨人的评价有不同，大陆版对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曾国藩等人给予较多负面的评价，在课文小字中说到曾国藩因受太平军重创，曾三次投水自杀，以及曾国藩的门生李鸿章组织地主武装淮军，在外国侵略者帮助下从安庆运到上海，进攻太平军。而台湾版对曾国藩等则较多正面叙述，“曾国藩，湖南湘乡人，深受儒家传统的熏陶，为一位讲求义理、崇尚经世济用的学者与官员”。文中还称赞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后，使汉人的政治地位大为提高，地方督抚的权力也随之增强。

由于国民党退据台湾后，采取加强中国历史思想文化，去除日本殖民地影响的教育方针政策，尤其重视历史教育，把它作为形塑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环节。所以对于古代史，除了在评价上双方稍有点差异外，其余差别不大。但有一点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台湾和大陆每讲到一个时代结束时，都会有专门的一章节讲述经济文化发展。台湾更倾向于追寻中国历史的制度演变，而大陆比较多地沉浸于老祖宗哪些技艺又比西方早了多少年。譬如台湾版历史书在讲文化的时候，必定提到一个时期的官制、兵制、赋税、科举的沿袭流变，似乎他们在这里可以找到某种治国方略。而大陆一般是强调经济繁荣、文化领先，对政治制度的变革不太着力。

提起抗战，台湾反而不厚道想必读者最感兴趣的就是双方对抗战的描述，因为这段历史成了双方力量消长的关键时期。笔者仔仔细细地进行了对比，在“八年抗战”这章中台湾版教科书比较简单地讲述了上海、忻口、徐州、武汉四大会战，但着墨非常少(四大会战在大陆版里分别为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

除了这几次重大的战役外，台湾版在提及抗战将领时，除了“伟大的蒋委员长”外，只提到吉星文、佟麟阁、赵登禹、谢晋元，其他将领再无涉及，甚至连台儿庄战役中的李宗仁也只字不提。而大陆不但详细提及，前些年版本的历史书中还放了李宗仁在台儿庄车站的照片。倒是台湾版在抗战中特别提到了一个反面典型，在忻口会战中“守军将领韩复榘不战而走。蒋委员长下令拏办，处以极刑，军威大振”。原本费力气找台湾地区的历史教科书对共产党抗战是如何描写的，可看了之后发现对国军抗战描写都如此之少，那更别指望能对共产党抗战有什么描写了，没有平型关大捷，没有百团大战，没有游击战，也没有反“扫荡”。书中把共产党的敌后抗战完全抹杀，贯穿其教科书的主题是：中共扰乱抗战。

有一段比较详细的描述：是“窜往陕北的残共，为求生存，一再向政府表示输诚。政府为团结抗日，允其所请，将陕北之残共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旋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潜伏江南之残共，编为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表面服从政府，暗中扩张势力。羽毛既丰，故态复萌，窃据地盘，袭击国军。”

这个主题延伸到到皖南事变，整个就黑白颠倒了，说是“民国二十九年十月，军事委员会命令新四军调往江北，不惟不理，反而袭击国军”。在1944年豫湘桂战役国军大溃败之际，教科书中还特地点了一笔，“我国经此一役，损失至大，造成中共得利的机会。”

反观大陆历史教科书，则对抗战这一大事，事实重于感情，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抗战反而是较多的客观描述。大陆的教科书按照时间顺序，对于抗战正面战场上大部分主要会战都有描述。当然作为中学阶段的历史教科书，毕竟是普及教育为主，所以如果要强求将正面战场的所有会战加以记载和详述，也不太现实。

对于为国捐躯的国民党将士，书中有不少详细描写，其笔墨明显多于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描写。书中不仅提到了国民党高级将领如马占山、蔡廷锴、冯玉祥、李宗仁、张自忠、池峰城，还有中级军官谢晋元，其中对于张自忠将军为国捐躯有详细描写。

看过台湾的《一寸山河一寸血》，对台湾刻画抗战的功力还存在联想，没想到在教科书这等事上，台湾不太厚道，不仅对自己的抗战不太细处着笔，对共产党的敌后战场则全部抹杀或者回避，甚至做反面解读。

美国、苏联在教科书中的形象对于外来势力，尤其是美国和苏联的态度问题则是另一个有趣的话题，由于大陆和台湾在1949年后历史路径的选取上完全不同，大陆与苏联走得很近，而台湾彻底倒向了美国，于是在双方的教科书中，对美苏的描述加上了大量的感情色彩，从而也映照了双方各自对外政策的取向。

像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台湾教科书中写道：“美国再度照会各国，添入维持中国领土与行政权完整的原则，门户开放才算完备，使我国幸免于瓜分之祸”。这实际上就是说，幸亏有了美国的帮助，中国才免于陷入被瓜分的地步。但在大陆的历史书上，强调的是义和团运动使得帝国主义发现要瓜分中国实属不易，根本没有提及美国的“功劳”。不仅没有提及，反观大陆历史教科书，专门有一章“瓜分中国的狂潮”。从行文笔法上可以发现，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在抗日战争的章节中，台湾版教科书有一个小节“中美联合反攻”，讲述美国提供各种援助(人力、贷款、战略物资)资助国民党政府打赢抗战，这似乎着力在突出美国的功劳，但对苏联红军出力击溃关东军则只字未提。

当然，台湾还是没有忘记苏联，它们特地辟有一节“苏俄的侵略”，历数从辛亥革命以后，苏联对我国东北、外蒙、新疆侵略的历史，尤其是讲到苏联出兵东北攻击关东军的历史时，其侧重点不是苏联帮助中国，而是突出老毛子对中国的掠夺，“所至奸淫掳掠，恣意屠杀；发行军用票，强迫通用；重工业设备，拆卸运走，称是战利品，其不能移动的，加以破坏，所有工厂徒留颓壁；车辆多被劫走。”通过这一描述，不难想象苏联在台湾人心中形象会何等糟糕。抹黑抗日战争，国共还有过合作，在历史书中为了强调抗战精神，台湾教科书对共产党的措辞还相对委婉点，而到了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为了中国的未来发生了全面的争夺战，台湾教科书完全抛弃了应有的立场，“叛乱”、“蛊惑”“蠢动”是书中对共产党特定的带有感情倾向的字眼。

在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上，台湾教科书也完全唱起了另一曲调子。例如，重庆谈判是因为，“抗战期间，美受苏俄及中共的虚伪宣传所惑，误信苏俄与中共无密切关系，以中共为农村改革者。美国主持对华政策的官员，复受左倾分子的影响，希望国民政府容纳中共，组成联合政府。中共则藉此为统战手段，利用和谈，牵制国军行动，争取准备叛乱时机。” 尤其令人发笑的是，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由于腐败和搜刮、导致物价飞涨，社会不安，秩序紊乱，教科书中竟然把社会动荡的原因竟然归咎于共产党为了动员农民参军，进行人海战术，在“平分土地、彻底翻身”的口号下，实行清算斗争，“把大量的农村人口吓得跑往城市，结果大量难民涌入城市，导致了整个社会动荡不安。”

从新中国成立到现今，台湾教科书也比较吝啬地用了320个字，“中共在大陆的统治”这一节中称大陆人们“等于被关在一个大铁幕之中，以致造成大陆的贫穷与落后”。而这320个字是什么概念？台版教科书在讲述七七卢沟桥事变时用了270个字，讲述四大会战用了400个字。而大陆60年的变迁，竟然浓缩在这么一点情绪化的字眼里，不难想象冲破双方的认知隔阂要靠多少个320字？(注：本文选取的课本分别为：台湾，国立编译馆1996年版本；大陆，人民教育出版2003年版本。)分享到：

第二篇：大陆60载：台湾历史书用320字讲述

大陆60载：台湾历史书用320字讲述

台湾历史教科书对新中国成立至今这段历史比较吝啬地用了320个字讲述，“中共在大陆的统治”这一节中称大陆人们“等于被关在一个大铁幕之中，以致造成大陆的贫穷与落后”。而这320个字是什么概念？台版教科书在讲述七七卢沟桥事变时用了270个字，讲述四大会战用了400个字。而大陆60年的变迁，竟然浓缩在这么一点情绪化的字眼里，不难想象冲破双方的认知隔阂要靠多少个320字？

台湾出版的教科书

教科书是个很小的天地，它长宽不过十几二十厘米，但方寸间却能主导一个民族的精神走向和价值判断。正因为如此，美国在占领菲律宾50年间，可以放弃财政部、内政部，唯独不放弃的是教育部。

而日本也长期以来在历史教科书里暧昧无常，使得周边国家因此大为光火。我们很少关注台湾的历史教科书，但近来马英九表示要重新肃清民进党的历史观，让台湾的教科书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台湾历史教科书和大陆有什么不同？ 没有平型关大捷，没有百团大战，没有游击战，也没有反“扫荡”。

台版教科书把中国共产党的敌后抗战完全抹杀。是起义还是**？

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古代史由于较少牵涉当下，双方的叙述都有一种轻松感，甚至豪迈感。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叙述历史的角度可以揣摩出双方的政治生态。

大陆和台湾在叙述中国史最大的不同可以说是在农民起义的评价上。台湾对于农民起义有种特别的敏感，基本上评价都是负面的，而大陆对此往往高唱凯歌。例如对于陈胜、吴广的起义，台湾版只是简单地用几个字叙述，而大陆版对它非常赞颂，花了较多的篇幅来叙述此事，充分突出农民起义的伟大意义，“用武力推翻了秦朝的暴虐统治，沉重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陈胜吴广的首创精神，为历代农民树立了榜样。”1851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在台湾的历史书中是这样评价的，“其政治制度为文武合一，极端专制，形成历史上罕见的恐怖统治。”而大陆版对太平天国运动极其推崇，不仅肯定它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巨大、波澜壮阔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战争”，而且下面还详细分析了它的五点意义。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在台湾叫做“义和团之乱”。台湾版对它的看法较为负面，认为它怪力乱神、经常对外人滋事，故又称为“庚子拳乱”。大陆则没有谈及义和团的局限性，主要篇章描述义和团的勇猛和无助。

对于农民起义的原因，两岸在解读上也存在大分歧，大陆版强调多是官方原因，例如由于官吏摧租逼税、统治残暴等原因造成，而台湾湾则多以流寇、饥民、破坏等负面的词语相称，似乎农民闹事是下层人的自主行为，与统治阶级关系不大。

正因为这个分歧，于是带来了对另一拨人的评价有不同，大陆版对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曾国藩等人给予较多负面的评价，在课文小字中说到曾国藩因受太平军重创，曾三次投水自杀，以及曾国藩的门生李鸿章组织地主武装淮军，在外国侵略者帮助下从安庆运到上海，进攻太平军。而台湾版对曾国藩等则较多正面叙述，“曾国藩，湖南湘乡人，深受儒家传统的熏陶，为一位讲求义理、崇尚经世济用的学者与官员”。文中还称赞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后，使汉人的政治地位大为提高，地方督抚的权力也随之增强。

由于国民党退据台湾后，采取加强中国历史思想文化，去除日本殖民地影响的教育方针政策，尤其重视历史教育，把它作为形塑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环节。所以对于古代史，除了在评价上双方稍有点差异外，其余差别不大。但有一点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台湾和大陆每讲到一个时代结束时，都会有专门的一章节讲述经济文化发展。台湾更倾向于追寻中国历史的制度演变，而大陆比较多地沉浸于老祖宗哪些技艺又比西方早了多少年。譬如台湾版历史书在讲文化的时候，必定提到一个时期的官制、兵制、赋税、科举的沿袭流变，似乎他们在这里可以找到某种治国方略。而大陆一般是强调经济繁荣、文化领先，对政治制度的变革不太着力。

提起抗战，台湾反而不厚道

想必读者最感兴趣的就是双方对抗战的描述，因为这段历史成了双方力量消长的关键时期。笔者仔仔细细地进行了对比，在“八年抗战”这章中台湾版教科书比较简单地讲述了上海、忻口、徐州、武汉四大会战，但着墨非常少（四大会战在大陆版里分别为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

除了这几次重大的战役外，台湾版在提及抗战将领时，除了“伟大的蒋委员长”外，只提到吉星文、佟麟阁、赵登禹、谢晋元，其他将领再无涉及，甚至连台儿庄战役中的李宗仁也只字不提。而大陆不但详细提及，前些年版本的历史书中还放了李宗仁在台儿庄车站的照片。倒是台湾版在抗战中特别提到了一个反面典型，在忻口会战中“守军将领韩复榘不战而走。蒋委员长下令拏办，处以极刑，军威大振”。

原本费力气找台湾地区的历史教科书对共产党抗战是如何描写的，可看了之后发现对国军抗战描写都如此之少，那更别指望能对共产党抗战有什么描写了，没有平型关大捷，没有百团大战，没有游击战，也没有反“扫荡”。书中把共产党的敌后抗战完全抹杀，贯穿其教科书的主题是：中共扰乱抗战。

有一段比较详细的描述：是“窜往陕北的残共，为求生存，一再向政府表示输诚。政府为团结抗日，允其所请，将陕北之残共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旋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潜伏江南之残共，编为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表面服从政府，暗中扩张势力。羽毛既丰，故态复萌，窃据地盘，袭击国军。”

这个主题延伸到到皖南事变，整个就黑白颠倒了，说是“民国二十九年十月，军事委员会命令新四军调往江北，不惟不理，反而袭击国军”。在1944年豫湘桂战役国军大溃败之际，教科书中还特地点了一笔，“我国经此一役，损失至大，造成中共得利的机会。”

反观大陆历史教科书，则对抗战这一大事，事实重于感情，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抗战反而是较多的客观描述。大陆的教科书按照时间顺序，对于抗战正面战场上大部分主要会战都有描述。当然作为中学阶段的历史教科书，毕竟是普及教育为主，所以如果要强求将正面战场的所有会战加以记载和详述，也不太现实。对于为国捐躯的国民党将士，书中有不少详细描写，其笔墨明显多于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描写。书中不仅提到了国民党高级将领如马占山、蔡廷锴、冯玉祥、李宗仁、张自忠、池峰城，还有中级军官谢晋元，其中对于张自忠将军为国捐躯有详细描写。

看过台湾的《一寸山河一寸血》，对台湾刻画抗战的功力还存在联想，没想到在教科书这等事上，台湾不太厚道，不仅对自己的抗战不太细处着笔，对共产党的敌后战场则全部抹杀或者回避，甚至做反面解读。

美国、苏联在教科书中的形象

对于外来势力，尤其是美国和苏联的态度问题则是另一个有趣的话题，由于大陆和台湾在1949年后历史路径的选取上完全不同，大陆与苏联走得很近，而台湾彻底倒向了美国，于是在双方的教科书中，对美苏的描述加上了大量的感情色彩，从而也映照了双方各自对外政策的取向。

像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台湾教科书中写道：“美国再度照会各国，添入维持中国领土与行政权完整的原则，门户开放才算完备，使我国幸免于瓜分之祸”。这实际上就是说，幸亏有了美国的帮助，中国才免于陷入被瓜分的地步。但在大陆的历史书上，强调的是义和团运动使得帝国主义发现要瓜分中国实属不易，根本没有提及美国的“功劳”。不仅没有提及，反观大陆历史教科书，专门有一章“瓜分中国的狂潮”。从行文笔法上可以发现，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帝国主义的仇恨。

在抗日战争的章节中，台湾版教科书有一个小节“中美联合反攻”，讲述美国提供各种援助（人力、贷款、战略物资）资助国民党政府打赢抗战，这似乎着力在突出美国的功劳，但对苏联红军出力击溃关东军则只字未提。

当然，台湾还是没有忘记苏联，它们特地辟有一节“苏俄的侵略”，历数从辛亥革命以后，苏联对我国东北、外蒙、新疆侵略的历史，尤其是讲到苏联出兵东北攻击关东军的历史时，其侧重点不是苏联帮助中国，而是突出老毛子对中国的掠夺，“所至奸淫掳掠，恣意屠杀；发行军用票，强迫通用；重工业设备，拆卸运走，称是战利品，其不能移动的，加以破坏，所有工厂徒留颓壁；车辆多被劫走。”通过这一描述，不难想象苏联在台湾人心中形象会何等糟糕。

抹黑

抗日战争，国共还有过合作，在历史书中为了强调抗战精神，台湾教科书对共产党的措辞还相对委婉点，而到了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为了中国的未来发生了全面的争夺战，台湾教科书完全抛弃了应有的立场，“叛乱”、“蛊惑”“蠢动”是书中对共产党特定的带有感情倾向的字眼。

在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上，台湾教科书也完全唱起了另一曲调子。例如，重庆谈判是因为，“抗战期间，美受苏俄及中共的虚伪宣传所惑，误信苏俄与中共无密切关系，以中共为农村改革者。美国主持对华政策的官员，复受左倾分子的影响，希望国民政府容纳中共，组成联合政府。中共则藉此为统战手段，利用和谈，牵制国军行动，争取准备叛乱时机。”

尤其令人发笑的是，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由于腐败和搜刮、导致物价飞涨，社会不安，秩序紊乱，教科书中竟然把社会动荡的原因竟然归咎于共产党为了动员农民参军，进行人海战术，在“平分土地、彻底翻身”的口号下，实行清算斗争，“把大量的农村人口吓得跑往城市，结果大量难民涌入城市，导致了整个社会动荡不安。”

从新中国成立到现今，台湾教科书也比较吝啬地用了320个字，“中共在大陆的统治”这一节中称大陆人们“等于被关在一个大铁幕之中，以致造成大陆的贫穷与落后”。而这320个字是什么概念？台版教科书在讲述七七卢沟桥事变时用了270个字，讲述四大会战用了400个字。而大陆60年的变迁，竟然浓缩在这么一点情绪化的字眼里，不难想象冲破双方的认知隔阂要靠多少个320字？

第三篇：中共执政六十年基本经验

中共执政六十年基本经验

1949年我党执政六十年来，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我国相继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实践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善于总结经验，是我们党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提高自己的科学领导方法，也是党的优良传统。我们党在长期执政的实践中，不断总结和运用自身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其他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探索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基本经验，十七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之科学地概括为六个“坚持”。

一、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

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党建的首位，是我党的一条极为宝贵的经验，也是重要的思想政治优势。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实践上不断有新创造，在理论上不断取得新成果，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始终坚持把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党员和干部教育的中心内容，注重把对党员的经常性教育和适时的集中教育结合起来，不断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特别是在党和国家处于历史转折时期、事业发展处于新的起点、前进道路上遇到大的困难、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国内外敌对势力借机制造思想混乱的时候，我们党更加注重用科学理论武装党员、教育干部，起到了统一全党思想、凝聚全党力量的重要作用。

二、坚持把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同推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紧密结合起来，保证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党的领导是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最根本的政治和组织保证，党的建设是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密切结合民主改革、恢复国民经济等中心任务加强自身建设，使党组织的战斗力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在党的坚强、英明领导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1956年党的八大以后，我们党领导人民艰辛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其间成功与挫折交替，正确与失误交织，从总体上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紧紧围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既开创和不断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又开创和不断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60年的实践证明，党的建设必须按照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尤其是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来展开，朝着党的建设总目标来加强，着力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抓住了这一条，党的建设就抓住了根本，党就会赢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国家的发展就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三、坚持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保证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最近20年世界上一些执政多年的大党、老党丧失执政地位特别是一些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人亡政息的惨痛教训严重警示我们：一个政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一个政党的先进性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奋斗目标和远大理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根本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是民主集中制，这些主要方面集中体现了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60年来，我们党把这些根本要求贯穿于党的全部执政活动中，体现在党组织和党员的行动上，代表人民执政、依靠人民执政，保持和发展了党的先进性。这是我们党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执政成就的根本原因。可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事关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生死存亡。

60年的实践证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和严峻的；党要经受住这些考验，承担起人民和历史赋予的重大使命，必须切实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拒腐防变能力，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只有坚持这样做，我们党才能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四、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党执政60年来，尽管经历过这样那样的曲折，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没有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马克思主义根本观点，坚持以人为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树立群众路线，始终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这使我们党既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赢得了为人民利益不懈奋斗的强大动力，又使我们党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夺取胜利的无穷智慧。60年的实践证明，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血脉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党的成败也在人民。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如果党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群众的支持，从根本上失去先进性，以致最终失去执政资格。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最重要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组织动员全党同志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始终不渝地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五、坚持改革创新，增强党的生机活力

改革创新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也是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必由之路。执政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紧密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历史任务，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研究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使党的建设不断适应党的事业发展新要求。

60年的实践证明，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用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创新精神提高和完善自己，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没有止境，党的建设的改革创新也没有止境。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就要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谱写新的理论篇章，既发扬革命传统、又创造新鲜经验，既善于用改革的办法破解党建中的难题、又善于用创新的思路探索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途径，努力做到理论上不断有新发展，实践上不断有新创造。

六、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提高管党治党水平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由党的性质、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党肩负的历史使命决定的，因而是我们党的一贯要求和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巩固政权和发展经济的需要，从1950年5月开始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整风，克服党政机关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居功自傲情绪和“革命到头”思想。从1951年到1954年进行的整党，对党员开展了在执政情况下怎样做合格共产党员的教育，清理了党员队伍中的不纯分子和消极落后分子。我们党的八大从加强思想教育、健全制度、加强监督等方面提出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面对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我们党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作为党的建设的根本方针认真加以实施。这些从严管党、从严治党的举措，对于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60年的实践证明，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章程》，引导全党同志充分认识和牢牢把握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真谛。一是按党的制度和规定办事；二是必须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三是必须在党内生活中讲党性、讲原则，弘扬正气、反对歪风；四是必须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坚持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特别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坚持不懈开展反腐败斗争，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不断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总之，《决定》总结的6条基本经验，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在全国执政后加强自身建设的丰富实践，凝聚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心血，体现和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我们党极为宝贵的财富，我们要倍加珍惜、继续发扬。

第四篇：附4中共嘉禾县委2011年执政纪事

推行“三沉”“一线工作法” 推进城乡一体化示范县建设

——中共嘉禾县委2011年执政纪事

□中共嘉禾县委

2011年，嘉禾县委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团结拼搏、奋勇争先，全力推进湖南城乡一体化示范县建设，全年实现地区GDP85亿元，同比增长14.6%。三次产业结构比为16.0︰51.4︰32.6。实现财政总收入6.46亿元，增长47.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45652元、6694元，分别增长14.0%、19.8%。

一、组织概况与党的建设

嘉禾县委辖基层党委37个，党总支38个，党支部625个，共有党员14495人。县委把创先争优贯穿于社会管理的各个方面，对民意的尊重成为促进嘉禾政府转型的推力，百姓关注的民生问题成为政府决策的取向。

（一）推行“三沉”及“一线工作法” 一是做到“沉下身”。真诚深入基层。县处级领导每月到联系乡镇住宿2晚以上，重点调研一个行政村的问题，乡镇保证每晚有70%以上的干部职工到岗到位以方便群众办事，乡镇主要领导每月重点调研2个行政村的问题，驻村的乡镇干部每周在联系村住宿3晚以上，县直机关领导及工作人员每月至少到联系村开展工作3天以上。二是做到“沉下心”，真诚融入群众。干部下基层坚持“四个一”，即写一份民情日记、送一张便民联系卡、结一些“穷亲”、办一批实事。三是坚持“沉下力”，真情为民办事。倡行“一线工作法”，切实办好政策该办、群众想办、基层难办的民生实事。全县1300余名干部职工作为“民生信息员”深入基层；80%的县乡机关干部参与“三进三同”；1850名干部职工结穷亲3625户，办实事4856件，帮助解决困难和问题5050个。

（二）群众满意“八大工程”取代唯GDP论政绩

在经济工作规划中，公交通达、城市供水一体化、清洁美化绿化、平安创建、社保扩面等“八大工程”取代GDP和财税增长成为县委、县政府全面工作的重点。针对年初血铅事件造成的村民上访，县有关部门关闭了100多家污染企业。全县社会治安与综合工作民调全年排名第31位，创民调历史最好成绩，公众安全感大幅提升。

二、重大决策与主要工作成绩

（一）造林绿化城乡清洁三年大会战

以“省级园林县城变成省级园林县、国家卫生县城变成国家卫生县”为目标，启动实施造林绿化城乡清洁三年大会战，力争三年乃把嘉禾县建成宜居宜业、和谐和美的首善之地。年内，县城区和干线公路沿河可视山头全部实现绿化；100%的干线公路、90%的进村主干道两侧实现绿化；80%的厂矿企业进行绿化美化。集中治理县城区“垃圾乱堆”“摊点乱摆”“车辆乱停”“广告乱贴”“河道乱占”“污物乱排”等。全县近半行政村有垃圾池，家家户户门口有垃圾桶，街头巷尾有2-3名保洁员，形成了新农村建设的靓丽风景。

（二）“四个一”构建就业“大本营”

以“全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示范县”“全国返乡创业试点县”“湖南省统筹城乡就业试点县”为契机，抓“四个一”促就业。织一张“网”，劳动力资源个人信息和企业用工情况动态管理。搭一座“台”，建设以坦塘铸造工业园。教一手“活”，举办各类实用技术培训班37期，培训农村劳动力1816人。助一笔“贷”。成立小额贷款担保中心，为返乡农民、复退军人、大中专毕业生发放小额担保贴息贷款4378余万元。全县实现就业22.1万人，就业率92.46%，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以内。

（三）顺利承办全国烟叶收购暨现代烟草农业建设现场会

建设“普满丘陵山区现代烟草农业示范园”主现场，成功承办全国全国烟叶收购暨现代烟草农业建设现场会。普满丘陵山区现代烟草农业示范园建设项目总投资1.5亿元，主要包括育苗工场、烘烤工场、逸香烟农专业合作社、生态烟草示范园区。年内，嘉禾县被省委、省政府评为“烟草工作先进县”，被市委、市政府授予“全国现场会突出贡献单位”“烟叶生产和收购先进单位”“烟叶基础设施建设先进单位”。

（江上舟）

附1：嘉禾县委书记、副书记、常委名单

书 记

赵 宇

副书记

李桥（县长，4月离职）肖正科（县长，4月任职）

武大雷 李长清（挂职）

常 委

刘中杰（纪委书记，4月离职）陈 潜（组织部长）巫初华（政法委书记）

匡闽湘（宣传部长、副县长）李德笑（常务副县长）陈向华（县委办公室主任）何翔凤（统战部长，女，苗族）

附2：重要图片及说明（所有图片另以JPG格式发送）图一：嘉禾县委书记赵宇

图二：嘉禾县创建“省级园林县”“国家卫生县”

第五篇：从中共抗震救灾看执政理念的变迁

从中共抗震救灾看执政理念的变迁

四月网 2014-08-06

张利 / 北京联合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

石怀淼 / 北京市社会团体管理办公室

新世纪之始，中国共产党将“以人为本”确立为其基本执政理念，这一理念是对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确立的“为人民服务”理念的进一步发展。

“为人民服务”强调的是“人民”。提出这个理念的毛泽东无论在革命年代还是建设年代，多次从与“敌人”对立的角度使用“人民”这个词语，当然，人民是不包括人民的对立面“敌人”这样的人（群）和阶级的。“为人民服务”不仅表明了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而且具有现实的操作性。在革命年代，“人民”和“敌人”的区分是鲜明的。及至新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与此同时，“人民”的范畴大大扩大，“敌人”极大地缩小。1949年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沿用革命年代的阶级斗争和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处理执政党所面临的各方面问题，这种实践带来了深刻的教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作为一个国家管理者，构成国家的基础——一个个公民，才应是其面对的对象，“为人民服务”宗旨和理念虽然反映了执政党的性质，但“人民”的外延不能囊括所有社会成员。因此，这就需要将“为人民服务”理念化作更为具体、更现实的执政理念。

“以人为本”是“为人民服务”大理念下的执政理念。“以人为本”强调的是“人”。这里的人，就是指每一个社会成员，即一个个公民。“以人为本”与“为人民服务”并不矛盾，“以人为本”中的“人”的主体无疑仍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三个代表”中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已经明示），从这个意义上讲，“以人为本”就是在“为人民服务”，就是在以“人民”利益为本。

把1976年党和政府因应唐山大地震和2008年因应汶川大地震时的行为作对比分析，可以看出30年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转变。

从“政治挂帅”到“生命第一”

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当时的中央政府决定将抗震救灾转变为普遍的人民行动。由于把人分作不同的阶级，有革命阶级的人，还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分子等，在组织人民抗灾的同时，政治运动并未停止，有些人甚至把抗震救灾视为一场政治运动。《人民日报》就发表了《深入批邓，抗震救灾》这样的社论，好像有些人与地震一样值得憎恶。在这样的思路下，本该集中进行的抗震救灾受到了许多本不应有的干扰和影响。

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中，国家启动了强大的行政力量抵御抗击。国家把抗灾救灾行动视为全体公民参与的社会共同行动。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都置身于共同的危难之中。在这次地震救灾中，我们不再听到30年前那种政治性词语和口号，我们听到的是“生命第一”，看到的是对生命价值的尊重。我们还看到上下一体的全民性社会行为。从领导不断强调的“救人是重中之重”到全国哀悼日的设定，我们看出了新世纪以来 “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在紧急状态下的现实运用。正如外电所评，中国政府的救灾令人看到执政“以人为本”绝非一句宣传的套话。

从“人定胜天”到“直面灾难”

对自然灾害的基本态度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如何看待人和自然的关系。唐山地震时，中国尚处文革末期。那个时候极为看重“人民”的力量，“人民”可以打天下，可以与来自同类的“敌人”开展阶级的斗争并取得完全的胜利，当然“与天斗、与地斗”也被认为是天经地义。在“天不怕、地不怕”口号下产生的是人对自然的轻蔑与藐视，似乎一场人民战争便可以打败来自大自然的任何威胁和灾难。既然“人定胜天”，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那么在具体的行动中无疑会出现夸大人类的主观意志，忽视甚至无视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

唐山地震后，当时中国上下使用最多的字眼就是“人定胜天”。诚然，作为一种调动人们主观能动性和增强抗灾信心的技术性口号，这句话也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应该说，唐山地震后充分展示了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唐山抗震体现了人类自身与自然力的较量，凸现了人类的坚强精神。但毕竟这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和方法。

32年后的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中，“人定胜天”不再是抗灾口号。我们看到的是用理性和科学的态度对待大自然带给人类的灾难，政府宣布这是一次严重的自然灾害，必须直面。在此之下，“把地震造成的损失减到最小”，“克服困难，重建家园”，“研究地震成因，加强对地震的观测预报”„„汶川地震后，我们虽未再见唐山地震时与自然为敌的“大无畏气概”，却同样看到了中国人战胜自然灾害的决心和信心；我们依然看到了当年唐山地震后出现的奋不顾身、冲在一线的共产党员的形象，看到人们团结一致，众志成城的场景。更为重要的是，与唐山抗震救灾比较，汶川地震抗灾救灾方方面面的工作是建立在对大自然不可抗拒的破坏力的科学和理性分析基础上，在极端困难的震后环境下，科学决策，有所取舍，取得了更大的成效。这些变化除了与30多年后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的提高与改善有关，最根本的还是决定于党和政府对人与自然关系形成的新的理念：人类不能征服自然只能顺应和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服务，人类必须和大自然和谐相处。

承认作为大自然对立面的人在大自然面前的弱势地位，立足于“以人为本”，实事求是地直面灾难，探索规律，才能有效地减少损失。

从“有保留告知”到“全面公开”

对影响全局的突发性重大社会事件和自然灾害，如何告知公民以及告知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非常紧要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对重大事件处理得及时与否和效果好坏，从深层意义上讲还涉及到执政党和政府的运行体制和工作方式等问题，最终反映出执政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

唐山地震是一次严重的自然灾害。地震3年后公布的死亡人数有24万之多。地震当时报纸新闻广播并未全面报道地震及其所造成损失的全部真实情况和救灾具体实施情况，给公众的信息量极少。报道多是“报喜不报忧”，这样做首先是考虑到“统一口径”，不要被“阶级敌人”和幸灾乐祸者利用负面报道趁势攻击和诋毁，给“人民”泄气。但当时人们从各种渠道传布着各种“小道”消息，在情况不明前提下的公众心理，一下子变得恐惧和不知所措，加剧了谣言的传播。

汶川地震发生后，党和政府通过各种媒体渠道向共和国公民告知灾情和救灾情况，信息全面且公开透明。这是建国以来，继2003年非典期间一改突发性事件有限制告知为全面告知后，在重大突发性事件面前最为公开透明的告知。地震发生之际，政府便通过各种传播渠道通报消息，告知震情，公布应对措施，使得全国上下统一起来。从每日公布伤亡数字，到全面报道救灾工作的进展情况，公

众在政府透明、客观、全面的告知中，获得了准确的信息，很快稳定下来，为抗震救灾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政府将实情告知公民，是抗灾理念的重大转变，这样不仅有利于公民与政府团结一致，战胜灾害，也有利于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的塑造。

从“有保留告知”到“全面公开”，两次抗震救灾的不同处理方式，彰显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既然地震和救灾发生于中国大地，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公民都有了解和知道的权利。

从“谢绝外援”到“接受外援”

自然灾害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敌人。按照国际惯例，当一个国家或地区遭遇自然灾害的时候，其他国家政府和民间可以提供无偿援助或有偿援助。

唐山地震引起了国际社会关注，当时许多国家的政府或民间组织纷纷表示愿意协助中国的善后救灾工作。但中国政府当时一概谢绝。中国政府认为中国人民完全可以自己独立完成救灾工作。当时香港的《星报》分析中国政府采取这种态度的原因：是因为反感“为了政治目的而企图利用天灾来夸张中国目前所遭遇的困难”。与内部“统一口径”防止攻击和诋毁一样，担心国际上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敌对势力对中国人民的“别有用心”，这是过分注重阶级性和政治性，没有看到“人类”的共性使然。

汶川地震发生，中国的领导人多次表示：我们面临的自然灾害是人类的灾害。在全力组织救援的同时，对于国际社会给予的各种物质和经济援助，中国政府也在表示感谢的同时愉快接受下来。

我们接受来自其他国家的救援物资，欢迎其他国家的政府和非政府救援组织及人员赴灾区实施救援活动并为他们提供充分的条件。这说明，中国政府把抗击自然灾害的行动已经看作跨越国界的人类的共同事业。唐山地震时那种把自然灾害发生和对自然灾害的抵御仅仅看作自己国家人民的事情而关门独立解决的观念发生了转变。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主动将自己融入国际社会的大国形象，这无疑是更开放的中国的一个具体表现。这种现实行动的背后，恰恰是执政党和政府“以人为本”执政理念在处理国际关系上的一种延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