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个性化”：在人群中迷失

第一篇：“去个性化”：在人群中迷失

“去个性化”：在人群中迷失

心理导读：俗话说：“人多胆子壮，恃众好逞强。”你本来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但是中国申奥成功后，在学校庆祝游行的人群中，你和同学们一起大喊大叫，互相拥抱；一位平素老实文静的朋友，被公安机关拘留了，原因是参与打群架，失手将人致伤。

津巴多关于“去个性化”的实验

1969年，心理学家津巴多试图发现，摆脱正常社会约束和从事极端否定的行为的去个性化是如何产生的，也就是说，为什么一些平时很老实的人，在一群疯狂的人当中也会变得疯狂。他做了一个有趣的电击实验。

津巴多召集了一些女大学生作为被试，对她们说：实验要求对隔壁一个女大学生进行电击，不需要负任何道义上的责任，完全是为了科学实验的需要。通过镜子被试们可以看到那个被自己电击的女大学生。实际上这个女大学生是津巴多的助手，她并没有真正受到电击。但当被试按下电钮时，她假装大喊大叫，流泪求饶，以使那些作为被试的女大学生们相信，她真的非常痛苦。

被试分为两组。第一组被试都穿上了带头罩的白大褂，每个人只露出了两只眼睛，因而彼此间谁也不认识。主持人请她们实施电击时也不叫她们的名字，整个实验在昏暗中进行。这种情景被津巴多称为“去个性化的条件”。

第二组被试穿着平常的衣服，每个人胸前都有一张名片挂着。在实验时，主持人很有礼貌地叫着每个人的名字。房间里的照明很好，每个人彼此都能看得很清楚。这一情景称为“个性化”。

津巴多预言说：在去个性化条件下的被试将比在个性化条件下的被试在按电钮时将表现出较少的约束。结果证实了他的预言。去个性化小组比个性化小组按电钮的次数多达将近两倍，并且每一次按下电钮的持续时间也较长。

更有意思的是津巴多在又一次实验前安排被试们听一段录音，内容是津巴多与两位将要被“电击”的女大学生的谈话。这个谈话表明二者具有不同的人格特点，其中一个十分可爱，乐于助人，而另一个则很自私自利，让人厌恶。

同样在去个性化条件和个性化两种情景下让被试实施电击，结果非常有趣。在去个性化条件下，不管面对的是可爱的人还是令人讨厌的人，被试都去按电钮。津巴多在实验报告中写道：这些可爱的，在正常情况下态度温柔的女学生，几乎在每一次有机会时，都会按一下电钮，而根本不管被电击的是一位可爱的或者可恶的人，而且她们一点也不为之感到紧张或内疚。

相反，在个性化条件下，被试们就非常有鉴别力，他们按被电击者的人格决定自己按电钮的次数和时间长短。

匿名+责任模糊=冲动？

津巴多认为，去个性化产生的环境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匿名性。即个体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匿名的，没有人认识自己，所以个体毫无顾忌地违反社会规范与道德习俗，甚至法律，作出一些平时自己一个人决不会作出的行为。二是责任模糊。当一个人成为某个集体的成员时，他就会发现，对于集体行动的责任是模糊的或分散的。参加者人人有份，任何一个个体都不必为集体行为而承担罪责，由于感到压力减少，觉得没有受惩罚的可能，没有内疚感，从而使行为更加粗野、放肆。有的成员甚至觉得他们的行动是允许的或在道德上是正确的，因为集体作为一个统一体参加了这一行动。津巴多还认为，一旦失个性化开始并聚集力量，就难以逆转或是停止。

对于“去个性化”这一心理现象，我们要善于辩证地分析看待，既要利用其积极的一面，又要克服其消极的一面。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内向、胆小、孤僻的人，你希望改变自己的性格，你就可以多参加一些热闹的、激烈的活动，在一哄而上的人群中，你也会不由自主地席卷入其中，很可能平静下来之后，你会惊讶于自己的表现，发觉自己性格中原来也有外向、开朗的一面。而如果你是一个群体的管理者，建议你事先一定搞好统筹安排，令所属人员每个人清楚有关规章制度，明白各自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防止他们产生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做到赏罚明确，才能使你这班人井然有序，临危不乱，避免许多无谓的纷争，始终保持较高的工作效率及质量。

第二篇：去个性化

去个性化

温远远

 教学目的

（一）掌握去个性化的定义，理解去个性化的实验研究以及原因。

（二）学会在群体中避免去个性化现象，并为在现实如何避免此提出个人有建设性的意见。

 教学重点

去个性化的实验研究和影响因素。 教学难点

在现实生活中如何避免去个性化现象。 教学方法 讲解法 主要内容： 定义

去个性化，就是个人在群体中丧失了对自我的控制，失去了个体感，与群体同一起来。去个性化现象，在群体破坏性行为中表现的最为典型。金巴尔多去个性化的实验研究

金巴尔多召集了一些女大学生作为被试，对她们说：实验要求对隔壁一个女大学生进行电击，不需要负任何道义上的责任，完全是为了科学实验的需要。通过镜子被试们可以看到那个被自己电击的女大学生。实际上这个女大学生是金巴尔多的助手，她并没有真正受到电击。但当被试按下电钮时，她假装大喊大叫，流泪求饶，以使那些作为被试的女大学生们相信，她真的非常痛苦。被试分为两组。第一组被试都穿上了带头罩的白大褂，每个人只露出了两只眼睛，因而彼此间谁也不认识。主持人请她们实施电击时也不叫她们的名字，整个实验在昏暗中进行。这种情景被金巴尔多称为“去个性化的条件”。第二组被试穿着平常的衣服，每个人胸前都有一张名片挂着。在实验时，主持人很有礼貌地叫着每个人的名字。房间里的照明很好，每个人彼此都能看得很清楚。这一情景称为“个性化”。

实验结果发现，去个性化和可辨认性的俩组被试都顺从实验者的指示，电击目标。但俩组电击程度却有很大的差别：去个性的被试平均电击900时距，而可辨认性的被试则平均电击470时距。由此可见，尽管一些女学生，在别人认不出来的情况下，也会做出攻击别人的不仁行为。为什么在群体中会产生去个性化现象呢？

（1）外部原因

一、匿名性

生活在群体中的人既有代表群体的一面，也有代表个体的一面。所以，当他代表群体或以群体的面目出现时，由于可以匿名，使人难以辨认个体的真实姓名和身份，所以，做出违反社会规则的行为不会被发现，这样就助长了个人的冒险心，做出平常不敢表现的行为。此时群体的无标准的整体行为战胜了个体的规则行为，个体的独特性没有了，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没有了。有些国家的防爆警察就是如此，他们穿着同样的衣服，携带同样的武器，保护性面罩遮住面孔，于是就隐藏了他们的个性。

二、责任分散因素（丧失责任感）

一个人在单独行动时，往往能从伦理的角度考虑自己的行为，尽力避免受到舆论的指责或法律的制裁。可是在群体中，成员就会感到反社会行为是以整体的形式出现，责任落到群体身上，个人承担的责任就小了。比如：一个学生违反纪律，是一个人的事，所谓一人做事一人当，但如果是几个学生一起闹，那么责任完全由一个人承担的可能性就相当小，个体甚至可以把责任推给别人。

三、群体的淹没性

在群体中，成员的活动往往并不是一个人的身份出现的，而是具有群体的意义，是以群体的形式出现，这样群体就淹没了个性，成员的自我被融化在群体中，与群体同一起来。而且群体成员越是无个性特征，他们的情绪、思想和活动越一致，自我感觉减少，从而行为也越缺乏自我的控制。

（2）内部因素：去个性化者的主观状态

自信心不足是产生去个性化现象的重要原因。学生在群体活动和交往中因感到自信心不足、力量有限，就会不顾判断标准去迎合群体的心理，丧失责任感和自我控制能力，即群体的淹没性。比如在课堂教学中，学生想发表自己的见解但又害怕出错，从而迎合群体的现象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对他人的期望也能产生去个性化现象。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说过：“只有个性才能作用于个性的发展和形成，只有性格才能养成性格”。教师的认知优势、年龄优势、社会地位等在学生心目中产生一定的权威形象，这一权威形象使得从幼儿园到高校的学生都有模仿老师的倾向，教师的世界观、价值观、理想、兴趣和认知方式、认知态度、认知风格会对学生的学习和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教师往往被学生看作“社会的代表”、“伦理的化身”，成为学生学习、模仿的榜样。

去个性化行为的发生离不开群体诱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群体情境必然导致去个性化行为。换句话说，个体自我意识水平的高低，是决定去个性化行为会不会发生的关键因素。当一个人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角色，意识到个人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他就能做出正确的自我导向。即使外界的去个性化诱因十分强烈，他也不会产生去个性化行为。去个性化消极作用的防范 例如：

大城市偷盗、抢劫等各种反社会行为增加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城市人口密集、流动性大，人们彼此直接接触较少，因此同乡村人相比，城市人匿名性更大，去个性化程度更高，因而犯罪率也更高。津巴多把一辆汽车置于纽约市区街道旁，用望远镜在远处观察，结果发现，在２６小时内，汽车上的冷却器、收音机、雨刷、汽油桶等所有容易拆卸的都被偷走了。而且都是穿着整洁的白人干的。而在小村镇放两样一辆汽车长达九天，除去有一天下雨，一位过路人把开着的引擎盖子盖好之外，无人碰它。

因此，要使人们的行为更加符合社会行为规范，使人们循规蹈矩遵纪守法，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尽可能减少去个性化的程度，使责任分工明确，处在他人的监督之下，使每个人都难以逃避自己的责任。比如，各行各业的人们有一些职业服装，军人要穿军装，警察要穿警服，学生要穿校服，戴校徽，这相当于给每个人贴了个标签。一名警察穿上警服走在街上，面对歹徒行凶，就很难袖手旁观；大学生带上校徽，在很多情况下，对自己的行为和责任就有了更多的约束。如果不安排值日生，教室里就没有人擦黑板，如果不仅安排了值日生，而且把值日生的名字每天写在黑板上，情况就会完全不同。试想，如果每个党员都能戴上一块“党徽”，其先锋模范作用会得到更好的体现。

第三篇：去个性化

去个性化

一、概述

定义

去个性化（deindividuation），又叫个性消失，亦可叫去压抑化、去抑止化，是指个人在群体压力或群体意识影响下，会导致自我导向功能的削弱或责任感的丧失，产生一些个人单独活动时是不会出现的行为。去个性化的外在条件有两个：一是身份的隐匿；二是责任的模糊化。

去个性化是一种自我意识下降，自我评价和自我控制能力降低的状态。个体在去个性化状态下行为的责任意识明显丧失，会做出一些通常不会做的行为。如集体起哄、相互打闹追逐、甚至成群结伙地故意破坏公物、打架斗殴、集体宿舍楼出现乱倒污水垃圾等，都属于去个性化现象。

我们还都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太专注于某事情，以至于完全忽略他人，甚至忽略我们自己是如何看待我们的行为的，这种情况下个体是处于去个性化状态的。此外，药物、酒精和催眠等因素，也可造成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控制水平迅速降低，使人处于去个性化的状态。

二、社会作用

（一）个性化与社会冷漠

案例一：

有过一则报道，说高楼顶上有个小伙子要跳楼自杀，救护车、消防车呼啸而至，警察为挽救生命苦苦努力。而高楼下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突然人群中有人大叫“快跳呀”，其他人也跟着附和起哄，最后在众人的“怂恿”和“鼓励”声中，年轻人对人间不再留恋，从楼顶飘然而下。在这种情境中，“看客”们是去个性化的，每个人都不再是自己，而是一个“匿名”的、和他人无差别的人。在去个性化的情境中，人们往往表现得精力充沛，不断重复一些不可思议的行为而不能停止。人们会表现出平常受抑制的行为，而且对那些在正常情况下会引发自我控制机制的线索也不加反应。

案例二：

早在1972年，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菲利浦，津巴多曾经做过一个模拟监狱实验。实验者将若干心理正常的大学生随机分成“犯人组”与“看守组”，“逮捕”后的"犯人被戴上手铐，蒙住两眼带到了斯坦福大学地下室的一个“监狱”里。这些被试经历了真正的犯人才会碰到的种种事情，如戴脚镣手铐，全身喷消毒剂，换上监狱里统一制作的“布袋衣”，而且，“犯人”不再有姓名而只有一个号码。“看守”也一样。然而，这些原本平等的人，因为管教与被管教的不同角色，最后都产生了不健康的心理和摆脱社会规范约束的极端行为。如扮演“犯人”的被试逐渐变得软弱、无助、抑郁，而扮演“看守”的被试则越来越有虐待“犯人”的倾向。

案例三：

1952年，费斯廷格（L.Festinger）、佩皮通（A.Pepitone）和纽康姆（T.Newcomb）进行了去个性化的实验。他们要求各组男大学生在两种条件下议论自己父母的缺点。一种条件是，被试身戴名签，互称名字，在明亮的教室里进行，这是可辨组；另一种条件下，被试身着长袍，头戴面罩，只露出眼睛和鼻孔，相互都不知姓名，在灯光昏暗的房间里进行，这是去个性组。结果表明，去个性组肆无忌惮地数落、辱骂自己的父母，充分表现对自己父母的厌恶与不满。在各组议论完了之后，以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被试对再次参加议论的喜欢程度，结果，去个性化小组比其它小组对群体成员更加富有吸引力，也就是说，大学生们更喜欢在去个性化的小组里再次议论自己父母的不是。

（二）去个性化与社会攻击

个体常常会被淹没在群体之中，当个体自我认同被群体的行动与目标认同所取代，个体便会进入“去个性化状态”，这种状态将淡化个体的自我观察和自我评价，降低个体责任与个人对于社会评价的关注。当自我控制力量减弱，暴力与反社会行为就随时可能出现。

案例一：

在正常情况下，学生对违反校纪和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具有耻辱感、负罪感和自责感,因而能够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和学校纪律。但有一部分学生却往往将自己融于某群学生整体之中，他们喜欢集体起哄、相互打闹追逐、甚至成群结伙地故意破坏公物、打架斗殴等，或者学生犯了错误后在老师面前说的第一句话是“某某也做的”。这种现象就是“去个性化”行为。

“去个性化”的学生往往觉得自己处于某群学生整体之中，自己仅仅是以整体中的一员身份参与到某行为之中，人们的注意都指向在整体身上，教师不易觉察出自己的言行，即使造成了不良后果自己也不会被教师发觉，自己不会承担由不良行为所招致的谴责，而责任将由所有参与的同学分担，即“ 责任扩散”，这样，每个人的责任观念就淡漠了。这部分学生往往失去原有的个性和自我控制能力，削弱了对自我行为的约束，沉溺于冲动、无理性和不负责任的行为之中，完全依从于该群体所处的情绪状态，能作出平时自己独自一个人时所不敢、不愿做的事情。

案例二：

当今是信息时代，网络正以不可抗拒之势渗入我们的生活，改变着我们的行为模式、思维方式甚至社会结构。然而网络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如网络暴力、网络欺诈、网络盗版、散播病毒和垃圾邮件等等，这种网络中的去个性化是去个性化现象发生在网络条件下的一种特殊情况。

网络中去个性化行为发生时，个体会表现出行为责任意识降低、行为与内在标准不一致、自制力降低、人格扭曲等问题，从而导致个体做出在现实社会中通常不会做出的事情。这种行为会给网民自身和他人带来消极的影响。

案例三：

研究表明，群体处于激励性、充满令人心情紊乱的刺激状态下，尤其是群体中的成员不易被识别的情形下，易使个体成员产生去个性化现象，如起哄、球迷闹事、聚众斗殴中都存在去个性化现象。一旦个体处于去个性化状态，会表现出

无自知性，从而产生一些个人单独活动时不会出现的重复的、冲动的、情绪化的、有时甚至是破坏性的行为。在去个性化状态下，人群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目标，并且攻击的强度远超寻常而不能停止。

（三）去个性化与推托懒惰行为

群体活动是去个性化最常见的情境。比如说“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三、积极作用

去个性化的根本作用在于其去抑止化，所以对于“去个性化”这一心理现象，我们要善于辩证地分析看待，既要利用其积极的一面，又要克服其消极的一面。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内向、胆小、孤僻的人，你希望改变自己的性格，你就可以多参加一些热闹的、激烈的活动，在一哄而上的人群中，你也会不由自主地席卷入其中，很可能平静下来之后，你会惊讶于自己的表现，发觉自己性格中原来也有外向、开朗的一面。而如果你是一个群体的管理者，建议你事先一定搞好统筹安排，令所属人员每个人清楚有关规章制度，明白各自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防止他们产生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做到赏罚明确，才能使你这班人井然有序，临危不乱，避免许多无谓的纷争，始终保持较高的工作效率及质量。

（四）产生因素

外部因素

1、匿名性：

《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卷》提出，发生去个性化现象的关键因素是匿名的作用。生活在群体中的人既有代表群体的一面，也有代表个体的一面。所以，当他代表群体或以群体的面目出现时，由于可以匿名，使人难以辨认个体的真实姓名和身份，谁也不知道他是谁以及他在干什么，他就很可能任意行为，不受规范的约束。此时群体的无标准的整体行为战胜了个体的规则行为，个体的独特性没有了，个体的自我纠正能力没有了。群体成员的匿名性，三K党的成员就是如此，他们穿着同样的衣服，携带同样的武器，保护性面罩遮住面孔，于是就隐藏了他们的个性。

2、责任分散因素：

费斯廷格等人提出，在群体中的个人觉得他对于集体行为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当个人隐匿在群体中，不易作为特定的个体被辨认出来时，他就会发现，对于集体行动的责任是模糊的或分散的。一个学生违反纪律，是一个人的事，所谓一人做事一人当，但如果是几个学生一起闹，那么责任完全由一个人承担的可能性就相当小，个体甚至可以把责任推给别人。

内部因素：去个性化者的主观状态

3、情绪的激发水平，情境不明确时的新奇感等。

已有对去个性化状态的研究表明，匿名、重视群体、期望、避免道德责任的消极评价、群体大小、唤醒水平、模糊情景的新颖性、乱用药物、卷入群体活动的程度等因素影响或导致了去个性化状态的产生。

自信心不足是产生去个性化现象的重要原因。学生在群体活动和交往中因感到自信心不足、力量有限，就会不顾判断标准去迎合群体的心理，丧失责任感和自我控制能力，即群体的淹没性。比如在课堂教学中，学生想发表自己的见解但又害怕出错，从而迎合群体的现象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对他人的期望也能产生去个性化现象。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说过：“只有个性才能作用于个性的发展和形成，只有性格才能养成性格”。教师的认知优势、年龄优势、社会地位等在学生心目中产生一定的权威形象，这一权威形象使得从幼儿园到高校的学生都有模仿老师的倾向，教师的世界观、价值观、理想、兴趣和认知方式、认知态度、认知风格会对学生的学习和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教师往往被学生看作“社会的代表”、“伦理的化身”，成为学生学习、模仿的榜样。去个性化行为的发生离不开群体诱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群体情境必然导致去个性化行为。换句话说，个体自我意识水平的高低，是决定去个性化行为会不会发生的关键因素。当一个人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角色，意识到个人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他就能做出正确的自我导向。即使外界的去个性化诱因十分强烈，他也不会产生去个性化行为。即，“超我”没有很好发展，甚至没有发展，失去了用“超我”指导“自我”、限制“本我”的冲动和控制行为使个体符合社会规范要求的功能。因此，被压制的本我就会释放出来，个体遵循“快乐原则”行事，做出与平常不一致的行为。

“重视群体”是去个性化产生的条件之一，因此对于处于去个性化状态的个体，群体的行为极具导向性，由群体中极少数人的不道德行为引发整个群体的不道德行为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如果此时群体中存在少数对某种道德无知的个体，在特定情境下他们会做出相应的不道德行为，而此时由于在其他个体眼中他们是代表整个群体的，就可能引发群体的不道德行为。从而使个别个体的无知心理影响扩大到整个群体。由于处于去个性化状态的个体“唤醒水平”较高，对群体的标准较容易认同，如果这种不道德行为在群体中反复出现，就可能导致其他个体最终对此种行为产生内部认同，改变自己的道德体验，甚至进而改变自己的道德认知，使自己又回到对这种道德的无知状态。以后即使脱离了原有群体，仍然会保持这种不道德行为，也就是所谓的“见怪不怪”、“习以为常”。

（五）消极防范

去个性化的研究为解释暴力行为和反社会行为找到一条途径。去个性化是一切不道德行为、暴力行为、反社会行为发生的条件之一。

例如，研究表明，大城市偷盗、抢劫等各种反社会行为增加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城市人口密集、流动性大，人们彼此直接接触较少，因此同乡村人相比，城市人匿名性更大，去个性化程度更高，因而犯罪率也更高。津巴多把一辆汽车置于纽约市区街道旁，用望远镜在远处观察，结果发现，在26小时内，汽车上的冷却器、收音机、雨刷、汽油桶等所有容易拆卸的都被偷走了。而且都是穿着整洁的白人干的。而在小村镇放两样一辆汽车长达九天，除去有一天下雨，一位过路人把开着的引擎盖子盖好之外，无人碰它。

因此，要使人们的行为更加符合社会行为规范，使人们循规蹈矩遵纪守法，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尽可能减少去个性化的程度，使责任分工明确，处在他人的监督之下，使每个人都难以逃避自己的责任。比如，各行各业的人们有一些职业服装，军人要穿军装，警察要穿警服，学生要穿校服，戴校徽，这相当于给每个人贴了个标签。一名警察穿上警服走在街上，面对歹徒行凶，就很难袖手旁观；大学生带上校徽，在很多情况下，对自己的行为和责任就有了更多的约束。如果不安排值日生，教室里就没有人擦黑板，如果不仅安排了值日生，而且把值日生的名字每天写在黑板上，情况就会完全不同。试想，如果每个党员都能戴上一块“党徽”，其先锋模范作用会得到更好的体现。

以教学活动为例，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上：

1、形成积极的群体规范，控制学生个体的消极行为。良好的群体规范有助于控制“去个性化心理”驱使下的消极行为。教师必须及时调整群体规范的内容，营造正确的舆论导向树立好的模仿偶像，及时改变有倾向性的消极行为，强化正确行为。让个体的言行植根于优良的群体规范沃土中。

2、改变学生在群体中的地位，增强角色意识。由于角色、地位的不同，学生对群体的依赖、贡献也有所不同。因此老师在鼓励学生在群体中加强交往，强化角色的主体意识，以增强个体的责任心，摆脱群体责任分散对其消极行为的诱惑。

3、加强“知行统一”促进个体社会化。从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入手,以经常的、系统的、有针对性的教育形式对学生进行自我意识、自我管理和自我监督等方面的和善引导与耐心教育，不断增强和提高学生的是非观念和修养水平，强化组织纪律观念。

4、提高自我意识，克服不良性格。“去个性化心理”是群体只成员普遍具有的一种心理，既可能导致消极行为，也可导致建设性、创造性行为，必须利用群体动力为我所用。

第四篇：去个性化案例

去个性化导致冷漠

案例一：

有过一则报道，说高楼顶上有个小伙子要跳楼自杀，救护车、消防车呼啸而至，警察在为挽救生命苦苦努力。而高楼下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突然人群中有人大叫“快跳呀”，其他人也跟着附和起哄，最后在众人的“怂恿”和“鼓励”声中，年轻人对人间不再留恋，从楼顶飘然而下。在这种情境中，“看客”们是去个性化的，每个人都不再是自己，而是一个“匿名”的、和他人无差别的人。在去个性化的情境中，人们往往表现得精力充沛，不断重复一些不可思议的行为而不能停止。人们会表现出平常受抑制的行为，而且对那些在正常情况下会引发自我控制机制的线索也不加反应。

案例二：

早在1972年，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菲利浦,金巴尔多曾经做过一个模拟监狱实验。实验者将若干心理正常的大学生随机分成“犯人组”与“看守组”。“逮捕”后的“犯人被戴上手铐,蒙住两眼带到了斯坦福大学地下室的一个”监狱“里。这些被试经历了真正的犯人才会碰到的种种事情,如戴脚镣手铐,全身喷消毒剂,换上监狱里统一制作的”布袋衣“,而且,”犯人“不再有姓名而只有一个号码。”看守“也一样。然而,这些原本平等的人,因为管教与被管教的不同角色,最后都产生了不健康的心理和摆脱社会规范约束的极端行为。如扮演“犯人”的被试逐渐变得软弱、无助、抑郁,而扮演“看守”的被试则越来越有虐待”犯人"的倾向。

案例三：

1969年，心理学家金巴尔多试图发现，摆脱正常社会约束和从事极端否定的行为的去个性化是如何产生的，也就是说，为什么一些平时很老实的人，在一群疯狂的人当中也会变得疯狂。他做了一个有趣的电击实验。金巴尔多召集了一些女大学生作为被试，对她们说：实验要求对隔壁一个女大学生进行电击，不需要负任何道义上的责任，完全是为了科学实验的需要。通过镜子被试们可以看到那个被自己电击的女大学生。实际上这个女大学生是金巴尔多的助手，她并没有真正受到电击。但当被试按下电钮时，她假装大喊大叫，流泪求饶，以使那些作为被试的女大学生们相信，她真的非常痛苦。被试分为两组。第一组被试都穿上了带头罩的白大褂，每个人只露出了两只眼睛，因而彼此间谁也不认识。主持人请她们实施电击时也不叫她们的名字，整个实验在昏暗中进行。这种情景被金巴尔多称为“去个性化的条件”。第二组被试穿着平常的衣服，每个人胸前都有一张名片挂着。在实验时，主持人很有礼貌地叫着每个人的名字。房间里的照明很好，每个人彼此都能看得很清楚。这一情景称为“个性化”。金巴尔多预言说：在去个性化条件下的被试将比在个性化条件下的被试在按电钮时将表现出较少的约束。结果证实了他的预言。去个性化小组比个性化小组按电钮的次数多达将近两倍，并且每一次按下电钮的持续时间也较长。

更有意思的是金巴尔多在又一次实验前安排被试们听一段录音，内容是金巴尔多与两位将要被“电击”的女大学生的谈话。这个谈话表明二者具有不同的人格特点，其中一个十分可爱，乐于助人，而另一个则很自私自利，让人厌恶。同样在去个性化条件和个性化两种情景下让被试实施电击，结果非常有趣。在去个性化条件下，不管面对的是可爱的人还是令人讨厌的人，被试都去按电钮。金巴尔多在实验报告中写道：这些可爱的，在正常情况下态度温柔的女学生，几乎在每一次有机会时，都会按一下电钮，而根本不管被电击的是一位可爱的或者可恶的人，而且她们一点也不为之感到紧张或内疚。相反，在个性化条件下，被试们就非常有鉴别力，他们按被电击者的人格决定自己按电钮的次数和时间长短。

案例四：

１９５２年，费斯廷格（L.Festinger）、佩皮通（A.Pepitone）和纽康姆（T.Newcomb）进行了去个性化的实验。他们要求各组男大学生在两种条件下议论自己父母的缺点。一种条件是，被试身戴名签，互称名字，在明亮的教室里进行，这是可辨组；另一种条件下，被试身着长袍，头戴面罩，只露出眼睛和鼻孔，相互都不知姓名，在灯光昏暗的房间里进行，这是去个性组。结果表明，去个性组肆无忌惮地数落、辱骂自己的父母，充分表现对自己父母的厌恶与不满。在各组议论完了之后，以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被试对再次参加议论的喜欢程度，结果，去个性化小组比其它小组对群体成员更加富有吸引力，也就是说，大学生们更喜欢在去个性化的小组里再次议论自己父母的不是。

去个性化与社会攻击

个体常常会被淹没在群体之中，当个体自我认同被群体的行动与目标认同所取代，个体便会进入“去个性化状态”，这种状态将淡化个体的自我观察和自我评价，降低个体责任与个人对于社会评价的关注。当自我控制力量减弱，暴力与反社会行为就随时可能出现。

案例一：

在正常情况下,学生对违反校纪和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 具有耻辱感、负罪感和自责感, 因而能够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和学校纪律。但有一部分学生却往往将自己融于某群学生整体之中, 他们喜欢集体起哄、相互打闹追逐、甚至成群结伙地故意破坏公物、打架斗殴等，或者学生犯了错误后在老师面前说的第一句话是“某某也做的”。这种现象就是“去个性化”行为。

“去个性化”的学生往往觉得自己处于某群学生整体之中,自己仅仅是以整体中的一员身份参与到某行为之中, 人们的注意都指向在整体身上, 教师不易觉察出自己的言行, 即使造成了不良后果自己也不会被教师发觉, 自己不会承担由不良行为所招致的谴责, 而责任将由所有参与的同学分担, 即“ 责任扩散”,这样, 每个人的责任观念就淡漠了。这部分学生往往失去原有的个性和自我控制能力, 削弱了对自我行为的约束, 沉溺于冲动、无理性和不负责任的行为之中, 完全依从于该群体所处的情绪状态, 能作出平时自己独自一个人时所不敢、不愿做的事情。

案例二：

当今是信息时代，网络正以不可抗拒之势渗入我们的生活, 改变着我们的行为模式、思维方式甚至社会结构。然而网络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如网络暴力、网络欺诈、网络盗版、散播病毒和垃圾邮件等等，这种网络中的去个性化是去个性化现象发生在网络条件下的一种特殊情况。

网络中去个性化行为发生时，个体会表现出行为责任意识降低、行为与内在标准不一致、自制力降低、人格扭曲等问题，从而导致个体做出在现实社会中通常不会做出的事情。这种行为会给网民自身和他人带来消极的影响。

案例三：

研究表明，群体处于激励性、充满令人心情紊乱的刺激状态下，尤其是群体中的成员不易被识别的情形下，易使个体成员产生去个性化现象，如起哄、球迷闹事、聚众斗殴中都存在去个性化现象。一旦个体处于去个性化状态，会表现出无自知性，从而产生一些个人单独活动时不会出现的重复的、冲动的、情绪化的、有时甚至是破坏性的行为。在去个性化状态下，人群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目标,并且攻击的强度远超寻常而不能停止。

第五篇：素质教育迷失在哪里教学反思

素质教育在现实中遭遇的种种难题常常让人欲罢不能却又欲说还休。当你要认真思索原因时，往往如同进入了“无敌之阵”，不知道谁是“敌人”。高考吗？高考喊冤，目前中国除了高考还有什么更有信度和效度的选拔方法；政府吗？政府说我积极倡导素质教育20年；学校吗？学校说离开了升学率，我就先死在高考上了，活不下去还谈什么推广；家长吗？家长说只要你能保证我孩子进名牌大学怎么搞都支持，否则甭提；教师吗？教师说生活在应试“炼狱”中，我比谁都知道素质教育的好，但你们可知道我的学生考试成绩差时的“不好”？

实施素质教育就这样由“人人有责”变成了“人人无责”，进而变成“人人有理”和“人人喊冤”，并容易演化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循环推导。体制、高考、社会、学校、家长、老师，似乎谁都在呼唤素质教育，但都不从自己改起，更不从自己做起。政府可曾想过要为教育均衡发展做实事，为社会人才合理的上下流动铺设路径？教育主管部门是否在实实在在地为教育“松绑”，在改变教育教学评估标准上下功夫，并准备勇敢地与学校站在一起，抵御误解和压力，承担“失误”的罪责？学校可曾真正立足高远，不顾社会大气候，努力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营造一种适宜于素质教育“萌芽”和“生长”的生态，可曾着力在理念更新、课程设置、举措落实方面真抓实干，对中、高考成绩的滑落有一种承担和承受的勇气？

人人都在抱怨、观望、等待，都不从改变自己做起，在沉默中不爆发的结果，便是在沉默中灭亡。当我们看着如花朵般的儿童在升学压力下死气沉沉，当我们感到民族的创造力被日益斫伤，人的蓬勃生机一天天被湮没时，就不会奇怪作为奥赛金牌大户的中国为什么每年受诺贝尔奖羞辱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然而谁是“匹夫”？当我们都把“天下兴亡”的责任交托给“匹夫”时，就导致了责任的泛化和虚化。只有我们都勇敢地喊出“天下兴亡，我的责任”时，才能切实担当起自己的职责。面对素质教育实施过程中这种全局性的主体迷失时，是不是我们已失去了喊出“素质教育，我的责任”的道德勇气和良心担当？

社会竞争日益激烈，人民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仅是子女上大学、有前途的问题，至于民族素质、孩子的可持续发展，都不在他们目前的视线范围之内，社会缺少引导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只要社会不建立有利于高素质者生存的显性标杆，家长们只能继续“文凭崇拜”，赶着孩子因而也就带动教育直奔应试目标而去。高考成绩下滑县政府要公开道歉，中考成绩下降学校校长要，考试成绩不好教师要赔罪并发誓“我再也不搞素质教育了”。尽管素质教育是一种深刻而全面的教育，它并不惧怕升学考试，但人的素质的养成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所以很多学校面对“两难”时只好“骑墙”，一边搞素质，一边抓应试。戴着镣铐跳舞，说起来高明，可实际操作起来又回到了“借素质教育之名，行应试教育之实”的老路，因为应试成绩的评估是刚性的，成绩不好的惩罚是及时而严厉的，而素质教育的标准是柔性的。素质教育推行之难，关键在于个人利益与民族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博弈，我们因为“人性之私”而选择错误，只管个人有饭碗，只图学校目前的发展，只管我的孩子考上大学……经济学家认为正是“人性之私”推动了社会的真正进步，而以素质教育的实施来印证，恰恰是“人性之私”使得我们如同一盘散沙，个人利益、家庭利益、学校利益、地区利益都已聚积并凌驾到民族大利益、长远利益之上了。

在感叹素质教育之路其修远兮时，它其实早就铺在我们的脚下，只不过我们还缺少行走的勇气，缺少保证实施者不成为“牺牲者”的体制，缺少敢于直面、勇于担当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