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制度的物权法规范解析(下)

第一篇：农村土地制度的物权法规范解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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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制度的物权法规范解析(下)学习《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的思

考

陈小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教授

三、宅基地使用权问题

宅基地使用权是我国特有的一种用益物权形式,《物权法》和《决定》都明确肯定了宅基地使用权对农民的财产意义及物权属性。其中,《物权法》把“宅基地使用权”作为独立的一章加以规定,足显其重要性。从词源学的角度看,宅基地包括农民在其上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的农村集体土地以及极少数城镇居民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历史原因成为城镇私房所有者而经批准在其上建造房屋的集体土地。但是,从规范意义———《物权法》第154条中的“村民”用语———上看,该法所谓“宅基地使用权”仅指农民在农村集体的土地上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的权利。《物权法》为避免繁琐的重复规定而采用了设计引用性法条的立法技术。由于实践中有关宅基地使用权的纠纷不断,这就使我们有必要审视有关法律,寻找解决途径。按照《物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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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3条的指引,我们找到了《土地管理法》第62条及《物权法》第184条,并对其解读如下。

(一)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

1.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方式。按照《物权法》及其引用的《土地管理法》的规定来看,主要在于规定“合法审批建房”而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的方式。

2.宅基地使用权取得是否有偿。在1990年至1993年期间,我国曾经实行过宅基地使用权有偿取得的政策,即在农民申请宅基地使用权时,向其收取一定数额的使用费。后来,为减轻农民负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1993年7月在《关于涉及农民负担项目审核处理意见的通知》中要求,取消对宅基地使用权的收费。因而包括《物权法》在内的现有法律并未表明宅基地使用权是有偿还是无偿取得。[1]目前通说认为,宅基地使用权具有一定的福利性质,是村民最基本的居住保障,应当允许村民无偿取得。

3.“一户一宅”与宅基地使用权再分配的问题。《土地管理法》第62条明确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但是,在现实中存在一户村民拥有两处以上宅基地的情况。如按照《土地管理法》申请取得一处、继承父母在土改中分房取得的宅基地一处、儿子成家又申请一处但并不分户、接受他人赠与房屋取得一处、接受他人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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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取得一处等。通过前述这些方式取得的宅基地完全有并存的可能,但并无一处由于违法取得而应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回。长此以往,当生活实践对法律规定的突破成为常态时,就有必要审视法律规定之适宜性了。重读《土地管理法》第62条后段,可以发现“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根据体系解释,本条的规范意旨在于禁止村民多次申请宅基地。进而观察《物权法》第154条可以发现,由于法定原因(自然灾害等导致宅基地灭失)失去宅基地的,可重新申请并分得宅基地,此外的任何情形,如出卖、出租住房失去宅基地等,都不允许再申请取得宅基地使用权。而从《决定》的论述来看,严格宅基地管理、节约土地、保护耕地的政策目标也被进一步强调。这要求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不能违反这个根本原则。概言之,现行法律不允许村民多次申请取得宅基地使用权,不过也没有禁止村民同时拥有多处宅基地。

(二)宅基地使用权的行使

在农民行使宅基地使用权的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就是宅基地被“转作他用”。笔者在对河南省农村地区进行调研时发现,在村民的观念和实践中都存在宅基地“转作他用”的现象,在被访的近200户农民中有10%的被访者认为宅基地可以用作修建住房以外的经营性用途。虽然《土地管理法》并未明确禁止宅基地“转作他用”,但按照土地规划原则及其法理,应当认为宅基地不可“转作他用”。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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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因为宅基地是作为生活资料由国家无偿提供给农民的,而且禁止宅基地使用权人将宅基地“转作他用”也有助于防止上述法律规定被规避,从而危及耕地保护政策的实施。[2]

(三)宅基地使用权的处分问题

1.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物权法》第152条虽然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但并未规定转让、抵押等对宅基地使用权的处分行为。不过,《物权法》第155条却又规定:“已经登记的宅基地使用权转让或者消灭的,应当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可见,《物权法》的规定有前后不一致的情况。从学理和实践的角度看,应当解释为《物权法》允许宅基地使用权转让。事实上,这与村民出卖住房从而按照“房地一致”原则转让宅基地使用权之实践是相符的,并且出卖住房也为《土地管理法》第62条所明文允许。

2.宅基地使用权的抵押。与农地承包经营权一样,对于宅基地使用权《物权法》第184条明令禁止抵押。但是,面对实践中宅基地使用权随房屋一并抵押的情况,有必要考虑以下两个问题:(1)由于抵押权行使而丧失宅基地使用权的农民,按照法律规定不能再次申请取得宅基地使用权,而只能依照出租、转让、接受赠与等方式获取他人宅基地使用权,如果这些再次获得宅基地使用权的情形均无发生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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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丧失宅基地使用权的农民就会“无家可归”了;(2)就宅基地使用权实现抵押权时,享有宅基地所有权的村集体经济组织会主张“房子可封、可拆,地不能卖”,这就导致了抵押权事实上的无法实现。因此,对宅基地使用权抵押的问题,只有在深入研究后才可下结论。

四、农地征收问题

近年来公共建设已然扩大到广大农村地区,土地征收也势不可挡地将触角伸及了数亿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农地征收纠纷因之愈演愈烈,暴露于其中的制度缺失以及法律失范也愈加引人注目。《物权法》应时而出,于第42、43、132条就农地征收与补偿作了概括性规定。遗憾的是,这些概括性规定没有对此前的制度缺失及法律失范加以弥补,因此很难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值得欣慰的是,《决定》高度重视土地征收问题,提出了一些颇有新意的论断,为农民土地权益的实现与保护开拓了新的途径,也为今后农地征收制度的完善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一)公共利益界定问题

在农地征收中,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公共利益界定的问题。一如既往,《物权法》没有对公共利益作出任何实质性的界定。公共利益如何定位?笔者认为,至少应当明确公共利益并不等同于私人利益。可是由我国一定时期以来的政治传统所致,对公共利益的提倡在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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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合是在宣扬一种损己利人、克己奉公的奉献精神,让所谓的公共利益以私人利益抑制者的身份出现,在实际中多以忽略、牺牲当事人的个体利益为其价值取向。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认为,公共利益并不包括私人利益。在农地征收的实践中,公共利益的实现往往是以剥夺原来以系争土地为生的农民利益为代价的。在农民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的现状下,这就形成了公共利益排斥“多数人利益”的悖论。[3]这样,公共利益经简单演算反而变成了“少数者利益”。例如,在为石油开采而征收土地的案件中,在被征收的农地上产出了所谓的国家能源,由此创造出的利润的一部分被石油开采企业扣留,一部分被国家主管部门垄断,一部分被能源产业相关者(如炼油厂、石油化工企业、加油站)等分食。但问题是,被征地农民的传统耕作方式很少需要石油产品,即农民对此并无多少“战略利益”;而且当农民给农机加油时,还要自掏腰包,一分不少地将自己的农业收入转到石油产业,此时农民更无经济利益可言。这样一来,农民被剥夺了公共利益中的任何可见利益,公共利益服务了除农民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这样的公共利益还能称为公共利益吗?因此,如何界定公共利益是无法回避的难题。但是,学者们玄妙的研究不但未能廓清公共利益的边界反而给其法律定性造成重重困难。所幸,我们还是看到了学界以务实的态度在界定公共利益上的努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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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笔者不揣浅薄,尝试对农地征收中公共利益的界定作出如下建议:军事等国家安全利益、基础设施包括任何形式的交通设施建设、水电设施建设、水利、电信设施建设以及提升社区生活质量的建设,如体育场、公园、养老院、幼儿园、学校等,其中包含社会大众利益的,当为公共利益。在基于以下事项而为征收时,也可以认为是出于公共利益:(1)国家级规划建设项目;[5](2)当地农民可直接获益之基础建设;[6](3)可以让当地大多数农民利用土地征收后形成的建设项目间接获益,如可以通过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获得工商业利益之建设。除此之外,所有不与农民利益相关的农地征收都不能认定为为公共利益目的的农地征收。[7]

(二)农地征收中的公共利益与公权力

对于农地征收来说,界定公共利益的意义在于,农地是不可再生且急剧减少的战略资源,必须以极其慎重的态度进行征收。由于征收是为公共利益所需,因此在实践中农地征收的补偿几乎都低于土地的市场价,这体现了社会公共利益对个人利益的限制。但问题是,非为公共利益所需之农地征收却更多地存在,此即为商业目的的农地征收(以下简称商业征收)。[8]既然是商业征收,其补偿额度之确定则应该完全以市场价格为标准,将农地供需双方完全置于市场主体的地位,让其按照市场规律自主定价,防止公权力不当干预。为“公共利益”之需征收土地时,公权力的作用在于合理限制供地方的补偿期望,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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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社会成本,促进社会效益;在商业征收中,公权力则应自觉、公正地维持市场秩序,保护交易双方的契约权益,着力维护弱势群体农民的利益,而不应为了维护同自己千丝万缕关联着的“商人利益”,打着“公共利益”的幌子在与农民的谈判中滥用权力压低土地价格。由于在农地征收后,国家取得的收益比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所获得的补偿还要多很多, [9]因此,行政机关在农地征收中滥用权力的现象非常普遍。为了遏止有关行政部门利用权力非法征收土地并从中牟取暴利的行为,我国应当以法律的形式严格规定土地征收的条件,明确征收必须严格依据法定程序。[10]

(三)农地征收的客体问题

笔者向来认为,对农地的征收不应限于农地所有权,而且应当包括农地承包经营权。在我国,农地征收的客体具有双重性:对农村集体土地而言,征收的客体是土地所有权;对国有土地,因不存在独立的土地所有权市场,仅有土地使用权市场,故征收的客体是土地使用权。笔者认为,若严格按现行法律规定,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市场在我国也不存在,因此将农地承包经营权纳入征收的客体范围是合乎法理且可行的,而且这样做既保持了法律对不同主体权利的同等对待,又有利于农地承包经营权人在农地征收补偿中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参与协商,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11]可喜的是,《物权法》第132条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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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了积极的回应,承认了农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地征收客体的地位。

(四)农地征收中的补偿问题

《物权法》第42条涉及农地征收补偿标准,采用了“足额补偿”的提法,但很难说相对于此前的《物权法》(草案)第128、137条中备受诟病的所谓“合理补偿”有所改进;稍有明确的只是强调了对“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四项费用的“足额补偿”。然而,仅仅这四项费用得到“足额补偿”是否就足以使被征地农民维持不低于征地前的生活水平抑或使他们的生活水平当然地有所提高?农村集体所有土地被征收的过程,应当是农民分享城市化和工业化成果的过程,应当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而不是扩大城乡差距。[12]为此,农民由于农地被征收而有提升生活水平的诉求,也应视为当然。《物权法》规定的“足额补偿”引导我们去《土地管理法》第47条寻找答案。然而,《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的意旨仅仅在于“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而且使用一个“但书”条款限定了补偿的最高限额:“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对于广大农村地区来说,农地征收补偿即使是按全额标准支付的话也不会太高,更何况农民最终得到的补偿额只是全额中的一小部分。[13]有鉴于此,《决定》明确了补偿的原则,即“依法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按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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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同价原则及时足额给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合理补偿”,并充分注意到了被征地农民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在实践引发大量纠纷、影响社会稳定的难题。

为此,笔者认为应当根据《决定》的精神在法律中明确规定给予被征收人“完全补偿”, [14]包括农民“实在利益”的补偿及农民“发展利益”的补偿。前者指《物权法》第42条中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的补偿,应该按照《土地管理法》规定的最高补偿额计算;后者指该条中的“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的补偿等,应按照当地所在县、市平均社会保障水平计提。之所以强调对农民“发展利益”的补偿,是因为在农地征收后,农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中应考虑我国的一个现实,即土地是我国农民的“命根子”,是“饭碗”,其承载着农户的基本生存保障功能,农民失地就意味着失去他们的生存来源。根据《决定》的要求,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通过法律强制规定补偿费中的一部分须用来为失地农户购买养老、失业以及医疗等社会保险,直至由政府负担这部分为农民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所需的支出,妥善解决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当然,如果《物权法》因立法技术的考量不便对土地征收进行细致而明确的规制,可以考虑单独制定一部统一的农地征收法。[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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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征收是调整私人所有权与资源的社会利用之间矛盾的公法手段。我国实行土地社会主义公有制,禁止土地所有权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因此农地征收是土地所有权流动的唯一方式。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逐步提高,农地征收将越来越频繁,从而将进一步加剧我国农村的人地矛盾。而对于传统生活方式尚未受到太大冲击的农民来说,这些相关问题之发展态势及影响都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力,农民自己很难充分认识到农地征收带来的社会保障问题。故对现有法律、法规中农地征收及补偿制度的种种不足,还需做进一步完善。

五、结语

综上所述,《决定》在农地制度完善方面有不少颇有新意的论述,切中了当前“三农”中的难点与焦点问题,而《物权法》在农地制度方面的规范却守成有余、创新不足。换言之,作为我国一部空前的财产法典,《物权法》彰显了其制度价值与规范目的:关注民生,张扬私权,保护农民土地权益。但是,《物权法》的固有缺失也同样明显:立法技术略显粗糙,规范功能体现得不彻底,表现出了价值强、功能弱的特性;从实证研究结果来看,《物权法》亦未能实现其切实保障农民土地权益之功效。笔者希望,在今后的相关法律修改及立法中,能认真贯彻《决定》的要求,充分运用已有的研究成果,回应并解决农地制度所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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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值得注意的是,宅基地使用权的无偿取得在严格意义上是指无需交纳土地使用费,但并不表明在宅基地使用权取得的过程中没有其他支出。例如,实践中农民取得集体土地使用证和房屋所有权证往往需要缴纳工本费,同时也需要缴纳土地勘测费。这在笔者对河南省的实地调研中也有体现:近200名的受访者中有54%的农民认为应缴少量的手续费。

[2]对此,王利明教授持相同的看法。参见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74页。

[3]如果说因修建一项工程征收农地而剥夺了一个特定地域农民的利益却能够造福于远在天涯海角的其他农民的话,那么除了“三峡工程”等极少数特例外,这种论调只是一种虚幻的说辞!

[4]参见梁慧星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物权编》,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7页。

[5]只可以是国家级项目,即由国务院有关部门直接负责的项目。对于掺入任何地方政府利益的项目建设,一定要经过信息公开、听证、反复质疑、充分论证的程序才可以立项,否则,“公共利益”往往会沦落为“形象工程”、违规征地、商业征收等活动的幌子。有关案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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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何禹欣、陈芳:《铁本之乱》,《财经》2004年第10期;刘建平、戴敦峰:《别夺走我的麦田———山东齐河“圈地运动”的终结》,《南方周末》2004年1月8日;程洁:《土地征收征用中的程序失范与重构》,《法学研究》2006年第1期。

[6]直接获益是指与农民的衣食住行及生活质量提高有直接关系的一种利益的享有。

[7]参见陈小君:《农地法律制度在后农业税时代的挑战与回应》,《月旦民商法杂志》2007年第3期。

[8]参见陈小君:《农地法律制度在后农业税时代的挑战与回应》,《月旦民商法杂志》2007年第3期。

[9]参见党国英:《农村改革攻坚》,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151页

[10]参见陈小君:《农地法律制度在后农业税时代的挑战与回应》,《月旦民商法杂志》2007年第3期。

[11]参见陈小君:《农地法律制度在后农业税时代的挑战与回应》,《月旦民商法杂志》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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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参见吴行政:《我国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法律问题研究》,http:///20051210-152800.htm。

[13]参见温铁军、朱宋银:《县以下地方政府资本原始积累与农村小城镇建设中的土地问题》,《经济研究资料》1996年第1期。

[14]法学界要求按“公平市场价格”补偿的呼声也极高,但笔者认为在我国并不存在这样一个稳定、客观的农地交易市场,而且在每笔交易的主体极具特殊性的境况下,确实也难于把握一个有绝对参考意义的“市场价格”,故此种补偿方式难以操作。

[15]参见陈小君:《后农业税时代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的完善》,载《南方农村报》报社编:《“中国农村发展论坛”论文集》,2005年,广州,第147页。

出处:《法商研究》2009年第1期

第二篇：农村土地制度的物权法规范解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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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制度的物权法规范解析(上)学习《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后的思考

陈小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教授

关键词: 物权法/农村土地所有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农村土地征收

内容提要: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农村土地问题作了重点论述。结合其重要论断和民法理论可以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有关农村土地制度的规定并不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依然虚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属性仍未得到贯彻落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所受的不合理限制明显存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期限与农村土地调整方面的规定存有混乱及误解政策之处,关于宅基地使用权取得制度的法条之间存在冲突、宅基地使用权可否抵押尚存争议,该法对公法规定及政策指令参引过多,农村土地征收中的公共利益亦无从把握、补偿方式尚不足担当救济之功。这些都应在未来的立法或法律修改中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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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历尽波折、几经浮沉,在千呼万唤中,终于拨云见日。作为规范财产关系的基本法,《物权法》无疑承载了世人太多的期冀,其通过当属众望所归。而200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既是对改革开放30年来农业、农村、农民(以下简称“三农”)问题解决进展总的回顾与总结,更是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对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行动目标的展望,是我们行动的纲领。这将促使我们重新审视《物权法》关于农村土地(以下简称农地)制度的相关规定,以期推动社会实践之发展。

一、农地所有权主体

问题《决定》充分肯定了农民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大作用和首创精神,并在农村各项事业改革中就农民及相关主体如何发挥作用作了明确论述。从法律主要是私法的角度看,这涉及私权主体的构建等基本问题;而在农地法律制度中,则表现为农地所有权主体问题。遗憾的是,《物权法》在农地所有权主体制度方面墨守成规,并未取得必要的进步。就农地权利的基本内容———农地权利类型———而言,《物权法》承袭了我国国情下土地制度的特色,明确体现了农地所有权与农地承包经营权的二元区分。对于农地所有权,《物权法》第60条未敢突破现有法律规定,忠实延承了“三级所有”的规范模式,将各级“农民集体”定位为农地所有权主体,而由相应的“集体经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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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为行使所有权。在实践中,一般是由“村集体经济组织”代村民委员会行使土地所有权,或者由“村内集体经济组织”代村民小组行使土地所有权。此种规定不可避免地再一次引起那个老生常谈的争论:所有权主体的虚位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可转化为“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及相互间的关系问题。其核心内容是:村民委员会在历史上从一开始就攫取了“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地位,但事实上,村民委员会的法律定位并非“村集体经济组织”,而是村民自治组织。[1]虽然村民委员会担当村民自治组织的角色如此孱弱以至于虚无,但作为基层政权组织的代表、行使行政权力的形象却深入人心。因此,这已导致村内并未真正形成法律所期待的可行使土地所有权的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在村内经济事务尤其是农地所有权问题上的强力主导与村民几乎无条件服从的状况,致其丧失代言村民、服务百姓的天职,而沦为对村民进行行政管理的工具,从而又严重影响了村民自治的发展与完善。《物权法》第59条与其他相关法律专门规定,有关本集体经济组织的重大事项应当依照法定程序由本集体成员决定。村民委员会在行使农地所有权时,其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角色已经异化为基层政权组织的代表,这使得前述的民主决策往往流于形式;在此基础上,进而形成了村集体事务由村民委员会成员集体垄断、甚至变成村支部书记或村民委员会主任“一言堂”的局面,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往往也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变为村民委员会甚而变为村民委员会干部个人。法学界所言的“所有权主体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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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正在于此:有关农地分配、调整、改良等服务事项,需召集村民进行民主协商时,村民委员会退避三舍者多之;而对于承包方违规经营时进行罚款、农地征收的补偿款发放等可趁机图利之事项,村民委员会趋之若鹜者亦多之。这充分体现了村民委员会在实践中“趋利避害”的行为模式。

尚可欣慰的是,步入后农业税时代以来,此种状况已大有改观,部分原因在于村民小组在实际上发挥了村民自治的功能。[2]当然,情况也不容盲目乐观,因为村民小组本身也备受诟病。笔者在实地调研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河南某一农业县人民法院法官在接受访谈时就表示:“村民小组虽然是一个经济单位,但其组织并不规范,没有法定代表人。小组长很多都是临时指定的,且经常变更。因此,在有关村小组的诉讼中经常出现无人代表的问题,诉讼因而无法进行,也当然地很难取得什么结果。”可见,“三级所有”中由村民小组代替“村内集体经济组织”行使土地所有权的模式同样存在“所有权主体虚位”的弊病。

由是观之,《物权法》关于农地所有权主体的相关规定,在其规范模式上尚未冲破原有制度的种种樊篱,而仍处于原地踏步的状态,离《决定》的要求更是相差甚远。诚然,对权利主体的定位,远非毕其功于《物权法》之一役,加之对这一主体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为民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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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理论,故尚需民法典等上位法的支撑。毋庸置疑,在学理上对此问题进行深入地探讨,是极为必要的。

二、农地承包经营权问题

农地承包经营权是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法律基础,而“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被作为首要目标写入《决定》。换言之,如何赋予农民完整、有效的权利,并长期提供切实可行的法律保障是我们今后的首要任务。在农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流转、调整以及救济过程中都存在诸多问题,有必要根据《决定》的目标和要求,结合物权法学的基本原理对《物权法》中的相关规定逐一评析。

(一)农地承包经营权设立中的问题

这主要表现为农地承包经营合同与农地承包经营权关系的处理问题。《物权法》第127条的规定表达了这样一个程序:(1)签订合同;(2)设立农地承包经营权;(3)取得农地承包经营权证;(4)登记农地承包经营权。从上述步骤来看,签订农地承包经营合同为设立农地承包经营权的一个法定条件。其实,《物权法》第127条的规定实质上就是民法学中的权利“继受取得”,意在强调农地承包经营权并不是原始创设的一种权利,而是存在于他人所有权———农民集体的农地所有权———之上、由他人让渡的一种他物权。也就是说,农民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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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农地承包经营权需通过法律行为予以实现,故其设立还须通过承包方与发包方订立承包经营合同。而且,农地承包经营权物权性质的意义在于其性质与效力的法律强制,是一种抽象的价值宣示,而其设定的债权方式之意义则在于明确具体的权利内容,如具体期限、农地的面积、四周边界等。至此,农地承包经营合同与承包经营权的关系方豁然开朗。

另外,从《物权法》第127条规定的顺序可以看出,通过(1)这个前置的合同行为,实质上是为了依次达到(2)至(4)之法律效果:(2)之农地承包经营权一经设立,并非就万事大吉了,还需首先履行(3)之取得农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法定手续,因为《物权法》第17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农地承包经营权人因此应以农地承包经营权证来证明自己的权利,此即“不动产权利之公示”。而按照《物权法》第6条的规定,前述(4)之登记亦为农地承包经营权公示所必需。但是,在实践中,农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与乡土熟人社会之间的社群生活有密切关系,村民可以通过对某人的村民资格的了解而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其是否享有对农地的物权,这就极大地降低了农地承包经营权公示的重要性。[3]并且,目前各级地方人民政府都颁发了农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该证书在一定程度上已起到了对农地承包经营权之公示作用与替代登记作用。也就是说,农地承包经营权即使未经登记,农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也可公示权利之存在,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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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农地承包经营合同也可表明权利之存续。或许正是基于此种政策考量,《物权法》并未将“登记”作为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生效要件,而是将“登记”作为对抗要件。[4]由此可以推定,《物权法》也未将“登记”作为农地承包经营权取得的生效要件。不过,随着规模的扩大、频率的增加、形式的多样化,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日益复杂,为落实《决定》“搞好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精神,必须设计出科学、合理又反映实践要求的确权、登记规则以利于《物权法》相关规定的适用。

(二)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问题

流转是农地承包经营权的重要权能,是农民行使该权利的重要方式,对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等有重要意义。《决定》以较大篇幅对此加以肯认,并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和安排。就法律层面而言,《物权法》第128、133条分别针对农地的家庭承包经营权和其他承包经营权设立了不同的流转方式。对比可以发现,《物权法》并未超越此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农地承包法》)的规定,而是依循了国家政策与法律所限定的流转方式。这将使由来已久的关于农地承包经营权能否以抵押、买卖等方式进行流转的争论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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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各地的实践行走于法的边缘,乃至践行于法外,具体方式可谓五花八门、不一而足。[5]其中,争议最大之处就在于农地承包经营权可否继承、抵押以及买卖。对于买卖,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由于涉及问题广且深,争论还会继续下去,尚不宜仓促作出结论。但是,对于继承,如系争土地尚在承包经营期内,则从农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属性的本质要求出发当然可以继承,尽管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有关规定相抵触。由于《物权法》第184条明令禁止抵押,因此,抵押一直是农地承包经营权(特指家庭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禁区。但是,实践中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已经不是新鲜事,法学界也几乎一致认为可以允许其抵押。与法律允许的前述转包、互换等流转方式一样,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也是对农地权利动态化利用、促使农地价值最大化的有益做法,此流转方式若不能得到法律的承认,则土地制度中的价值化设计就可能成为一纸具文,农地流转的价值化功能也将大打折扣。根据近几年在全国范围的实地调研,笔者主张,农地立法不应限制其抵押、转让,而只需规定“不改变农地用途”即可。

按照《物权法》第128、133条的规定,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准用《农地承包法》的规定。而按照《农地承包法》第37条的规定,对于通过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农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这样的规定存在两个严重问题:(1)理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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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背了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因为只有普通债权的转让才须征得对方当事人的同意。这使得农地承包经营权对于其在《物权法》中“用益物权”之定位来说有名无实,表现出了物权化不彻底的倾向;(2)在实践中为土地所有权人对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干涉提供了的空间。实际上,农户在农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时是完全自由的。也就是说,该条规范的立法指导思想已经落后于社会现实。[6]

另外,对于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之法律用语进行严格界定也是必需的。《物权法》中各有关术语呈现出逻辑混乱、功用重复之相,如转让、转包、互换并列使用,而且还把流转当作它们的上位概念。这与民法通常使用的范畴颇不一致。在民法上,“转让”系指权利主体的变更,引起转让的法律行为包括了买卖、互换、赠与等。而实践中经常使用的“出租”一词与《物权法》中所言的“转包”并无二致。[7]是故,对于一向以用语抽象、技术性强、逻辑缜密为特色的民事立法而言,立法者应抓大不忘小,在法律的最基本元素塑造上做得更加完美。

(三)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期限与土地调整问题

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农地承包经营权是中央一贯坚持的方针。而农地承包经营权的具体期限在实践中与土地调整经常发生冲突,如何对两者加以协调已经成为立法、司法和社会实践中的难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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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农地承包经营权的具体期限,《物权法》第126条的规定是继《土地管理法》第14条、《农地承包法》第20条先后于1998年和2002年分别写入“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30年”和“耕地的承包期为30年”的规定后,法律的第三次明文规定。结合我国农村至今实行过的两轮土地承包,考查农地承包经营期限的规范历史,笔者发现,在1998年以前,我国对于农地承包经营期限没有作过明确规定,发挥指导作用的都是就法学的眼光来看并不规范的党的各项政策。其中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期被规定为15年,该政策始于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因此,该轮承包应终止于1999年。而早在1993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以下简称《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就指出:“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后,再延长30年不变”。因此在第二轮,关于土地承包期的新规定于1999年全面落实。该政策反映在上述《土地管理法》和《农地承包法》中,后来又反映在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第126条上。

可见,有关农地承包经营期限的法律规定对相关政策指令采取了简单的“拿来主义”,由此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其并未经过严肃的法技术处理、合乎法律逻辑的论证以及对法规范用语的推敲。《物权法》第126条第2款就是例证。该条规定:“前款规定的承包期届满,由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继续承包。”即承包期满后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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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并不是按照法律规定,而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继续承包。而在我们所熟悉的法律规定之逻辑结构理论中,存在于不完全法条中的“引用性法条”以“适用„„(法)之规定”或“准用(比照)„„(第N条)之规定”为其典型, [8]却绝少有法律对“国家有关规定”的直接引用。其原因就在于“国家有关规定”不是法律规定,不具有法源地位,无法被引用。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土地调整”的规定上。从《物权法》第130条的规定来看,土地调整行为是被禁止的。遵循上述对农地承包经营期限的考察路径,同样可以发现,在土地调整的问题上,党的政策与对农地承包期的规定是一贯的———《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规定:“为避免承包耕地的频繁变动,防止耕地经营规模的不断被细分,提倡在承包期内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办法。”

正是这种不规范的法律规定,导致了目前对“30年承包期”的巨大争议和在土地调整问题上的是是非非。事实上,这均是对农地政策的误读与误解。[9]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说法律对“国家有关规定”的引用权且被视为正常的话,最少也应该善始善终,对其精神实质一以贯之,而不应断章取义。可是,笔者发现,《物权法》第130条在形式上响应了党的政策中“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号召,却在实质意义上放弃了“大稳定、小调整”的政策宣示。关于“大稳定、小调整”政策,最具典型意义的是1995年3月28日国务院批转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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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关于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的意见》中“对于确因人口增加较多,集体和家庭均无力解决就业问题而生活困难的农户„„可以按照‘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经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大多数农民同意,适当调整土地。但‘小调整’的间隔期最短不得少于5年”的规定,以及1997年8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中“今后解决人地关系的矛盾,可按‘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在农户之间进行个别调整”的规定。《物权法》对此作了一定的取舍,变成了第130条的规定,即将调整的条件限定为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而误读或者放弃了上述政策宣示中为解决人地关系矛盾而允许“在农户之间进行‘个别调整’”的普遍意义。

结合前述对相关法律规定的梳理以及实地调研的结果,笔者认为,即使在30年承包期内,也应该允许土地调整。[10]问题的关键在于首先要澄清对《物权法》中“30年承包期”规定之误解。自物权法理论观之,30年指的应该是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期限,因为用益物权必须是有期限的,否则在法理上根本无法自圆其说。其次,对土地调整究竟是否应该作出开放性规定?前述政策指引不允许土地调整的主要原因应在于防范发包人借机侵害承包人的合法权益,但实践告诉我们,如果不按照实际需要调整土地,反而更易侵害承包人的合法权益。因此,笔者建议,对《物权法》第126条进行修正,将其中的“承包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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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为“耕地的承包经营权期限为30年”;同时,对《物权法》第130条进行如下修正:“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存续期间内,发包人可以经承包人请求,并经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大多数农民同意,定期、适时、小规模调整土地,但尚有机动地可供调配时则不得调整土地”。

(四)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救济问题

从笔者组织的实地调查结果来看,农村的纠纷日益增加,并在个别地方和个别领域呈现恶化的态势。其中,农地纠纷正逐渐成为农村纠纷的主要类型。[11]对此,《决定》给予了高度重视,把保护农民权益作为基本目标,并提出了化解社会矛盾的基本做法。这体现了《决定》对当前农民问题的深刻认识,进一步明确了中央的政策目标,同样也体现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而土地权益是农民的基本权益和主要权益,如何在具体的法律制度层面加以落实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虽然《物权法》第11章专章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置于第三编“用益物权”之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属性,民法学界长期以来关于其物权与债权性质的争论也因此得以终结,但在农地承包经营权救济上却仍存在物权请求权与债权请求权竞合引发的弊病。这集中表现为,在有关农地承包经营权的诉讼中往往是承包方基于发包方的违约行为提起诉讼,如发包方违约收回土地,进而将其发包给他人,原承包方就此提起诉讼。此处争论的根源在于:农地承包经营权虽为法定物权,但该权利是以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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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经营合同之债权方式设定的。也正是这个原因才有学者如前述所言,认为农地承包经营权其实是债权。[12]尽管承包方可选择提起物上请求权或债权请求权之诉,但作为并不熟悉法律的村民来说,其诉讼请求不可能像学理划分的那样清晰,往往只是要求救济等笼统表达,从而其对竞合请求权之选择行使的权利转而成为法院给予物权救济或债权救济上的自由裁量权。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院基本上将涉及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案件作为债权纠纷处理。[13]也就是说,法院把其作为债权纠纷处理时,往往仅判决发包方承担赔偿损失之违约责任即可,而承包方之恢复原状———返还土地———的诉求无从得以满足。对该法律规定间的竞合关系问题, [14]笔者以为,应在裁判时着重考虑法律规范中的价值选择。也就是说,《物权法》赋予农地承包经营权以物权效力,其规范目的就是最大限度维护承包方权益,而对承包方权益进行充分保障的表现为对农地承包经营权归属的确认,故裁判中应首先适用物权救济方式,如要求发包方排除妨害、返还土地、恢复原状等,仅在难以采用物权救济———如新承包人已在土地上进行种植等活动,返还土地或去除其种植的树木等会使其受到巨大损失———时才需要考虑适用债权方式救济,判令发包方承担违约责任。

注释:

[1]对于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党的政策作了较为明确的区分。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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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室:《物权法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527页。

[2]笔者组织的全国范围的实地调研结果表明,在部分农村,村民小组在农地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已有取代村民委员会之趋势。

[3]参见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62页。

[4]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29条。

[5]笔者组织的实地调研结果表明,各地的承包地流转方式比较规范的有转包、互换、入股、抵押、反租倒包、转让等,而为我们所耳熟能详的那些流转方式如继承、赠与、出典等在民间亦大行其道。

[6]参见陈小君:《后农业税时代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的完善》,载《南方农村报》报社编:《“中国农村发展论坛”论文集》,2005年,广州,第137页

[7]参见崔建远主编:《我国物权立法难点问题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9页。

[8]参见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8—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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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笔者在实地调研中发现,农地承包经营权期限30年不变的规定无一例外地受到批评(包括法官、村干部、村民在内),因为这导致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后果之必然出现。绝大多数受访法官及村干部等了解民情、民生的人士表达了这样的意见———“30年不变”仅应作为政策昭示,而不应作为刚性法律规定。换言之,“30年不变”应理解为农地30年承包经营之“政策”不变,土地则仍应该根据本村、组的具体情况依法适时加以调整。

[10]参见陈小君等:《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田野调查解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6页。

[11] 于建嵘:《地权是农民最基本的权利》,《民主与科学》2008年第5期。

[12]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物权法研究课题组:《制定中国物权法的基本思路》,《法学研究》1995年第3期。

[13]参见陈小君:《后农业税时代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的完善》,载《南方农村报》报社编:《“中国农村发展论坛”论文集》,2005年,广州,第141页

[14]参见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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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法商研究》2009年第1期

第三篇：物权法立法中的农村土地财产权问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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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法立法中的农村土地财产权问题(下)渠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研究员

四、中国农村土地财产权在民法典立法中如何定位

(一)需要考虑的问题

1、与政治相关的问题

(1)中国革命与农地所有权的历史关系

新中国成立时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在这样的旧中国，大多数耕地属地主、富农所有，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没有土地。尤其在几乎所有的贫雇农都租用地主的地耕作、地主凭借对于土地的所有权从农民那儿征收地租这种财产关系上，佃农要向地主缴纳收成的50%乃至80%的地租。而且，绝大多数的地主兼营商业或高利贷业，并操纵农村市场，特别是粮食市场。[26]因此，当时中国的土地问题，尤其是农村的土地问题的解决，成了夺取政权的最重要的任务。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与土地财产权密切相关的政策取向，并积极地将其付注实施。这一点应该说是马克思主义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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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革命相结合取得成功的经验之一。关于这个问题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根据旧中国的土地状况，采取了与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的原理不同的政策，即对农民许诺土地的私有以寻求农民对革命的支持。从毛泽东对于“痞子运动[27]”的称赞以及1931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28]》即可以看出，这一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初期阶段确定的一项基本政策。

第二，新中国成立后的《土改法》(第1条)以及1954年宪法(第5条)都以废除封建剥削为前提承认农民对土地私人所有。而且，在其后的集体所有化过程中，是否最大限度地尊重了农民的自由意思姑且不论，但从整个合作化的过程看，因为没有使用过激的手段，因此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混乱局面。

第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之所以获得成功，主要是得到了最广大的农民的支持，而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是源于对共产党提出解决土地问题这一许诺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后，甚至在“共产风”狂飙大作的时代也没有像前苏联和东欧各国那样将土地完全国有化，而一直采用的是集体所有这样一种特殊形式。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没有违背自己的许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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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如果能够允许笔者不揣僭越将这种关系从民法角度加以分析的话，似乎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内在的关系：中国共产党选择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具体目标之一，在形式上表现为对农民的许诺，而这种许诺在民法合同法上应理解为要约(付承诺要约或称悬赏广告);农民送子当兵，送夫当兵，推着小车上前线等等积极地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行动是对上述要约的承诺;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直至今天，从分田地的实施，到未采取过激手段实现了集体所有这种特殊形式都体现了一种对合同的实际履行，即可以理解为对农民以血汗及生命支持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一种回报。

因此，在讨论中国农村土地财产权问题的时候，切切不可忘记这段历史中的政治合同关系的因素。

(2)所有制与民法典中制度设计的关系--上位法中的有关规定

中国现行宪法(1982年)中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外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国家所有外，均属集体所有。宅地及自留地自留山也属集体所有”(第10条)。这是关于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所有制的具体规定。如果将这一条文做反对解释，即可以认为，这里的集体所有概念，在否定农村土地所有权私有的同时，也否定了国家所有。因此，农村的土地所有权在不修改宪法的前提下，即不可能做私有的构成，同时也不能做国有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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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作为基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成立的使用权的私有化构成应该也必须得到承认，而这种集体所有权与使用权之间的法律关系同城市土地的使用权的法律规定之间不应该存在截然不同的两种构造。这一点是民法典立法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

(3)所有制与民法典中制度设计的关系--实现公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命题

新中国成立伊始所采取的是以公有制为主，各种所有制共存(1954年宪法第5条)的复合型的所有制形态。但是，由于其后在城市以及农村展开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以外的所有形态逐渐消失。1978年以后，由于实施引进外资企业等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再次出现外国资本私有制等各种所有制共存的现象，而且这种存在的合法性为现行宪法所承认。

现在的所有制构造大致由以下五种形态构成[29]：①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②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③城乡个体劳动者所有制，④私人资本所有制，⑤外国资本所有制。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采取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形式(所有形态=笔者的理解)共同发展的方针，过去因所有制结构不合理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现象逐渐消失。为此，实现公有制形式的多样化以及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局面正在形成。[30]对于这种发展形式，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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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会有人担心：多种经济形式的共同发展如此发展下去，公有制经济与其它所有制形式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将会发生变化，而且，对这种发展无限制地放任下去，可以设想，总有一天公有制会彻底崩溃，社会主义的性质也会由此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是，关于这一点，如果仔细阅读一下江泽民的十五大报告就会发现这样一个深刻而又简单的道理：首先，承认公有制以外的经济形式发展的根据是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也就是，政策的决定“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的增强，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次，设有一个前提条件，只要能保障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和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驾驭能力，可以适当部分减少国有经济的比重。

如果从1979年以后中国的政治思路考虑就会发现一个逻辑公式：①为维护社会主义，必须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②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最有效的手段是实行改革开放政策;③改革开放的中心是经济建设，核心是发展生产力;④发展生产力，活跃经济，不可缺少的是流通领域的活跃，但要实现流通的真正的活跃，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包括生活资料及生产资料在内的财产私有。因此结论是，维持公有制必须实行所有形式的多样化。

2、基于经济学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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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财产的流通角度看农地承包权于物权与和债权之间的选择

“农地承包制”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在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它在打破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如果从以繁荣市场为前提的近代法的观点来看，只能认为这种制度是市场经济中的未纯化物(前近代的)。

现行制度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基于承包户和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农村经济组织)之间订立承包合同而成立的。但是，首先，承包户也好、村民委员会也好，究竟属何种法律主体依然不明。如果按照《民法通则》第26条的规定解释，应理解为与个人工商户相同，是法人与自然人之间的一种中间性法律主体的存在。其次，就合同的实际情况来看，作为发包方的经济组织的地位实质上是处在国家基层行政机关的延长线上，只能把它看成是作为国家代理人的存在。鉴于现阶段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以及土地这一标的物所具有的特殊性可以想象，由于当事者双方主体的不平等性，合同中规定的双方权利义务也不可能是完全平等的。这样的合同，表面上看是双务合同，但在实质上，它同日本学者川岛武宜所分析的“官厅土建承揽合同的,单务合同,性质[31]”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今后，这种非平等主体之间缔结的半“单务性质”的“双务合同”中规定的农地承包经营权，最终必将为土地使用权(与“国有土地使用权”并列)概念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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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方面看，关于土地使用权，从民法财产法的观点来看，最终将归结到以土地国家所有为前提的私人对土地的使用权。这个土地使用权在法理上既可以是物权构成，也可以是债权构成。仅以日本法为例，在农村土地的使用关系上，作为物权关系构成可以选择永佃权制度，而作为债权关系构成又有租赁合同制度可供选择;在城市土地的利用上也有地上权和租赁权两种制度可供选择。中国究竟如何选择，关键在于政策性的取舍判断。从根本上说，物权关系与债权关系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首先是权利的归属问题。就农地承包关系而言，在土地的所有权发生变动时，如果将其设定为物权，其权利关系相对稳定可靠，若是债权，则会存在不稳定之虞。

其次，从自然资源配置的角度考虑承包权的流通性问题时，若是债权关系构成，就必须考虑到债权的让与和债务的承担两个方面的问题。也就时说，债权的让与，只需要对作为债务人的国家或集体经济组织为“通知”义务即可;但债务的承担则不然，就必须得到作为债务人的国家或集体经济组织的“同意”。由此可见，如果采用物权构成，由于不需要作为债权人的同意，流通性就高，反之，流通行就低。因此，如果考虑将土地的使用权永远置于国家的严格管理之下，债权构成最为合适，而如果考虑将土地的使用权从国家的严格管理中分离出来，则需要采用物权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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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使是采用债权的构成，在土地承包这种特殊法律关系中，债权的内容恐怕也不一种单纯的债权。也就是说，如果让与的内容仅限于“对土地使用的权利”的话，只需考虑一般的债权让与关系即可;但如果在土地的使用和收益的权利行使不可缺少基于合同上的身份这种场合，受让人只接受债权的让与便无法行使另一部分基于合同上的身份得以行使的权利，在这个问题上，似乎还需要考虑合同身份或地位的让与问题[32]。

(2)财产权的定位与流通及私法之间的关系

中国私法制度明显滞后的原因很多，其中有封建社会时间过长等历史原因，也有新中国成立后体制所致的原因，等等。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就是完善私法制度，而私法的完善最为重要的基础之一就是所有权制度的法律定位。

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导的旧体制下，由于不存在多元化的利益集团，私人之间的交易范围必然受到极大的限制，因此提供交易机会的市场也会自然随之萎缩。在中国--“重刑轻民”到“一大二公”、进而发展到“大公无私”--特有的历史进程里，正是因为所有权制度的空间没有得到切实的保障，因此就没有余地给合同法留下存在和发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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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制度问题上，作为对旧体制的重大改革而引起人们注目的无疑是“农地承包制”和1988年以后实行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转让制度。尽管两种制度都是通过合同设定对土地利用的权利，但是，后者作为物权性的权利构成似乎比较简单，而且也已经得到了实现;而前者则不然，之所以至今没有得到明确的定位是因为它的法律构成选择关系到各个方面，因此相对比较复杂。然而，正是因为如此，才更有必要，而且必须在考虑到各方面因素的基础上，于民法中予以明确、合理和公正的定位。

(3)关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农地使用权的流通性

土地使用权的稳定和流通是一对矛盾。由于农业生产周期长，而农地的地力保持又需要长期行为，于是便要求农地的使用权相对稳定。这种稳定性含有两个内容，一是权利内容的稳定，再一个是权利所属的稳定。关于权利内容的稳定是自明之理，不成问题;而权利所属的稳定则需要探讨。从最大程度获取土地收益这一角度考虑，土地资源配置最为合理的机制是，在市场机制下通过所有者自主自由处分实现的“分配”，即权利的流通机制不可或缺。但是，从稳定土地收益的角度考虑，权利所属的稳定需要对权利流通进行限制。可以想象，对这种观点自然会有如下反论，即：如果债务人不履行保持农地地力的义务，可以通过行政手段等强行法规予以制止和处罚，也可以通过市场机制下的权利流通对该农地价值的客观判断使违反义务的人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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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实质性处罚，因此放开权利的流通不成问题。但是，必须看到的是，这种通过价值判断进行事后处罚的方法，只有在农业经营和全社会经济效益呈上升趋势的时期才会奏效，在相反的场合，不仅与权利的流通和农地的地力保持无关，还会招致截然相反的后果。因此，有关农地的权利流通，一般认为，应该以农业生产的稳定为前提，促使其向对于农地的依赖程度高的农民方面流动，才是对农业生产最为有利的选择。[33]

3、基于社会学考虑的问题

(1)对农耕的依赖与对土地的依赖

论及农村的土地财产权的法律构成，作为首要考虑的问题之一是农民对农地的依赖程度。在笔者以往进行的有限的农村调研中发现，地理条件的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以农耕以外获得收入手段的多寡，而这一点又导致了当地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的不同。

首先，W乡比X镇距离大城市远，所以在W乡农业以外的乡镇企业和商业等都比X镇落后许多，因此两地对农地的重视程度有所不同。

其次，在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年代，各地都曾经响应“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大兴水利建设。这些水利建设，有的是考虑到当地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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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状况，出于对农业有利而兴修的，但也有只为完成“农业学大寨”的政治任务修建的。在W乡，现在对农业生产有用的水利设施不仅得到正常的使用，而且是有偿使用;而在X镇，已经看不到利用水利设施的迹象。另外，W乡人在千方百计地提高农地产量(种到头，种到边儿，电线杆子种三圈);而X镇人因为有其它更高的收入渠道而对农地的耕种并不十分重视。

再次，X镇也好,W乡也好，为了本地区的经济繁荣，都认为需要外来的投资。但是，X镇所期待的是大面积土地开发，而W乡所期待的则是引进对乡镇企业的投资。

不言而喻，作为土地的价值来说，作为商业用地自然要比农地高。而且，商业用地的流通性强，农地的流通性弱。不可否认的是，土地的价值越高，所有和经营的分离就越容易实现。另外，如果一块土地得到大规模或小规模开发，除原所有者可以从土地的处分中获得收益外，还可以获得因土地开发带来的其他各种间接利益，而且这种利益不仅限于原土地所有者，当地的周边农民也可以得到相当大的间接利益。因为当地的土地开发会给当地农民提供更多的农耕以外的收入机会，由此当地农民自然会降低对农耕的依赖程度，转而对土地以及社会的经济效益寄于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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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不由得令人从苦涩的回忆中感悟到一个道理，这就是，在旧中国，土地剥削十分残酷，但在农民没有依附于土地佃耕之外的谋生手段时，便只能忍受残酷剥削，以求糊口养家。

从上述考察可以看出，在探讨中国农村土地财产权时候，应优先考虑对土地依赖程度高的人的利益。

(2)集体所有财产的具体化与社会稳定

改革开放后，整个农村迅速地富裕起来，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同一地区以及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明显增大，“农地承包制”的实行使农村劳动力明显过剩等等。社会现实告诉人们，单靠种地不能致富，不能到乡镇企业或大城市就职，即使“面朝黄土背朝天”干一辈子也难富起来。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的乡镇企业非常红火，因此劳动力过剩的问题还不明显，但乡镇企业本身吸收劳动力的能力有限，加上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流动更为自由，到大城市打工挣钱的农民逐年增多。但目前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管理体制尚不完备，到大城市打工的大多数农民并没有可靠的保障，因上当受骗、所在单位劳动环境恶劣等纠纷以及诉讼也在逐渐增多。

从十二亿人口中有九亿农民这一数字来看，农民的稳定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的稳定。现今的中国农业，基本上还是以“农地承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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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的分散式小面积耕作经营。当然，即使在将来实现了集中的大面积耕作，中国也达不到现在的加拿大、美国以及前苏联那样的规模。但可以预见农地集中经营的倾向将更为明显。如果这样的时期到来，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将更为突出地表现出来。因此，代之以完全否定人口自由移动的文化大革命时代的那种强权式的政治手段，国家应该考虑如何避免农村人口大规模移动的、相应的经济性政策和措施，即如何以非政治手段更多地吸引农民留在属于自己所有的土地上。

(3)社会基础的重要性

现行“农地承包制”作为法律制度尚有诸多需要完善的工作，而且从生产力的发展这一观点看，分散的小规模经营也有相当的局限性。但是，比起加拿大、美国以及前苏联那样的大规模的耕作，以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为代表的亚洲式的深耕细作这种小规模经营还是比较适合中国的传统社会基础。[34]

关于这一点，看一下人民公社时期集体经营的失败和改革开放以来的由小面积耕作带来的中国农业的增长就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具体说，中国的粮食生产和供应，在1978年以前大多依靠进口，改革开放以后，农业生产和发展令人惊异地取得了高增长;“以广义食品看，出口额高出进口额，即所谓纯出口态势自八十年代中期至1995年为止一直持续增长”。[35]但是，必须看到，人民公社失败的原因，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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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完全在于集体经营本身，更主要的是在于集体经营的形式与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即社会基础之间不相适应[36]。

作为现实问题，城市国有土地使用的有偿化要求土地财产权的明确化，同时耕地使用的长期化也使土地财产权的重新构筑成为必要。旧土地管理法中曾经规定：“国务院的土地管理部门依据本法制定实施条例，上报国务院批准后实行”(1988年土地管理法56条)，但在此之后，城市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已由国务院曾于1990年公布行政行法规予以确定，而关于农村土地的条例至今没与出台。可以预见，长此以往会极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二)如何体现农村土地所有权人的自主权

--来自公司法的启示

农村土地既然属于所在地的农民集体所有，其作为集体所有的共有形式--无论是采取按份共有，还是合有(公同共有)抑或总有--自然应该由所有权人自主决定，即应该承认作为所有权人的当地农民根据自由意思做出选择。而立法正应该以这种认识为前提，在制度上设计一种可供集体所有者选择的复数并列形式的制度。提出这种主张的主要理由是：第一，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民族构成复杂的国家，因此各地在经济发展、文化背景、传统习惯等方面都存在诸多差异;第二，在人民公社的失败中应汲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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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教训就是，不能无视现实的存在搞“一刀切”;第三，现行“农地承包制”虽然被誉为农民的创造，但从其权利义务关系看，无异于曾在亚洲各国广泛存在的佃耕制度;另外，周村和深圳的所谓先进的股份合作制也无外乎是来源于中国传统企业形态之一的“合股”。从这种视角和观点出发，中国农村土地财产权的设计首先应该重视中国农村固有的传统;其次是在此基础上尽可能避免等同划一的制度设计，代之以得到广泛承认且具有典型性的传统习惯为基础构筑可供选择的复数制度。这种复数制度设想的理论根据是源于公司法的基本构造原理，即根据一定的法律规定结成的法律主体自然在一定的法律范围内得到保护，也就是只在所依据的法律规定范围内发生权利和义务关系。由此推导即可以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即主体形式以及主体内部的财产形式的选择完全可以依据主体成员的自由意识决定，但一旦依据法律决定了自己的主体和财产形式，就必须依照自己所选择的形式服从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范围。当然，这种复数制度的设计应该作为任意规定，即依据一定的法律规定组成的主体即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得到法律的保护，反之，就不能得到这种受保护的利益。

(三)如何保护所有权人的财产权

--共有制度的有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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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土地财产权在民法中的设置应该大体分为两个层次，一是集体所有权层次;一是使用权层次。在集体所有权层次中需要确定集体所有的性质，以及以此为基础确定所有权主体的内部和外部的关系。在使用权层次应该以用益物权为基础设定用益物权人与集体经济组织，即所有权代表机关之间的权利义务和共同拥有用益物权的共有人之间的关系。

于前者，应该充分的尊重所有权人的意思决定，即导入源于公司法理的自由选择机制，由此确定其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但这种机制的选择自然要受到所有制的限制，即只限于集体所有的框架内选择，从民法共有理论上说就是在总有和合有的机制中进行选择。

于后者，首先在用益物权人与所有权人代表的关系上，根据现行法律和有关制度，恐怕可选择的只能是总有关系。但是，在用益物权的共有关系上就应该有按份共有和合有之间的选择。如所周知，现行的“农地承包制”所采取的形式是以家庭为单位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签订合同确定作为用益物权的农地使用权。既然如此，家庭成员之间的就土地承包的财产关系也就构成了一种对用益物权的共有关系。前文介绍的离婚后的一方的土地权利问题，就应该从明确这种对用益物权共有的具体形态上加以解决。具体地说，同村男女的婚姻以及离婚后在原村居住的，应该准用按份共有的形态，准予对共有的土地财产权进行分割。而异村男女之间的婚姻以及同村男女的婚姻在离婚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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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离开原居住村者，就应该准用合有形态，即尽管不能对共有财产请求分割，但应该承认其对其他共有人的收购请求权，使其享有得到变价补偿的利益。或者承认其对其他共有人的收益分配请求权，继续保留原来的共有关系。

五、结语

(一)农村土地财产权必须从特殊化走向社会化

从上述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到，关于农村土地财产权的制度设计和贯彻实施，以及对相关问题的处理等，自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直至今天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行这一整个历史过程中，基本上是一直掌握在党的组织系统之中。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了农村土地问题的复杂性和党对农村土地问题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以往的体制因为不存在统一的市场而对法律制度建设没有更高的要求，因此可以允许特殊形态的存在。但是，今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法制建设中，并不应该允许同种权利的一般与特殊，无论是所有权还是使用权在法律上都应该得到同等的保护，同时课以同等的义务。因此，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作为一种财产权形式也面临着有待于纯化的课题，而解决这一课题的基础就是将这种问题从依据党的文件规制转到统一的法制轨道，继而从党组织负责处理和解决纠纷转到司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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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的选择与立法和制度建设的成本问题

如前所述，无论是股份合作制还是“农地承包制”，其基础都没有离开中国的传统习惯。但是，仅以股份合作制为例，当时为证明其合理性，曾经有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理论根据，也有人借用西方的所有权理论对其进行剖析。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具有两面性的命题看，今后在中国农村土地财产权的设定上自然也需要导入这两方面的理论。但是，笔者认为此时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需要探求可以将这两种本来水火不容的理论兼收并蓄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即有必要对中国的社会基础重新进行清醒的认识;二是在前者的基础上考虑理想与理想的实现之间所必须的社会成本问题。仅以前苏联为例，这个反面教员的最大的意义恐怕就集中在社会变革的成本问题上，也就是说，俄罗斯的未来也许是光明的，但今日的混乱何时能收场却没人能够做出明确的答案。

现实问题让人反复思考的问题是，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法制社会的基础，而建立法制化社会的成本又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因此，在引进理论和具体立法的时候，必须进行经济和社会的分析，而且在某些方面还要充分地考虑本国的传统习惯。

(三)模式的选择与传统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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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自然要求传统理论的更新。在研究中国农村土地财产权的问题上，即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同时也需要吸纳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和法制理论。

但是，正如邓小平所云：“我们现在进行的事业是一个崭新的事业，马克思没有说过，其它的社会主义国家谁也没有干过。由于没有值得参考的经验，只能边干边学，在实践中摸索”。这就是所谓“摸着石头过河”。正是因为这样，才有人对中国今天所创造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体制作出各种诸如“崭新的社会主义”、“崭新的市场经济”、以及“四不像”等等不尽相同的评价。

在农村土地财产权制度的具体设计和理论上，尽管存在着与上述各种“主义”相关的分歧，但是，在农村土地制度必须物权化的问题上基本上已经达成了一种共识。

从民法财产法的角度看，物权法与契约法等债法相比，一是与政治体制具有密切的关系，一是与本国本地区的习惯具有密切的联系。

就中国农村土地财产权的制度构筑而言，它应该同其它的立法一样，根据自己特有的历史所形成的文化、习惯等与西方寻求对话，这一点十分必要[37]，而且只有通过对话和比较决定制度或模式的选择取舍，才能以最低的成本和风险实现中国的法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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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有的国情决定了各地经济、文化以及风俗习惯上存在极大的差异。承认这种差异和重视这种差异是完善农村土地财产权法律制度不可或缺的态度。但是，新中国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早已将过去传统文化中有益的部分也同时送进了历史的垃圾箱。因此，在当今的经济改革和复兴的过程中，必须重新发掘传统习惯中有用的东西，使之发扬光大为今天的社会所用。

注释:

[1] 土地的税制税率与地价联动的基本设想是：①事先通过法律确定私有土地的单位可拥有数量，私人所有的土地数量超出法定拥有量的部分由国家购买，再有偿分配给农民;②根据地价征收土地税;③地价的核定依据土地所有者的申报;④申报低于实际地价时，国家可启动收买权，而高于实际地价时，则按所申报地价征税。关于平均地权详见王全禄着《平均地权》三民书局(台湾)1986年版。

[2] 《共同纲领》第27条：“凡已进行土改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既得土地的所有权”;土地改革法的第30条：“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其土地的权利。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约，一律作废”;1954年宪法的第8条1款：“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它生产资料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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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共中央文件及国务院文件都是由中央领导层下发的有关政治经济政策的指示，在尚未健全的时代，它起着与“法律”相同的作用。有学者将其称为“政策法”。参见：武树臣等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4] 赐案例根据CCTV“为您服务”栏目2002年8月22日6：30播出的案例整理。另外，同样的案例在笔者的印象中，CCTV的焦点访谈栏目中也曾经播出过一个名为“山绿了眼红了”的节目。

[5] 参见：CCTV《今日说法》栏目《离婚后的土地之争》(2000年2月15日播出)，同栏目《土地啊土地(这个土地不能卖)》(1999年9月12日播出)。

[6] 民法通则第80条规定：“国家所有的土地，可以依法由全民所有制单位使用，也可以依法确定由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国家保护它的使用、收益的权利;使用单位有管理、保护、合理利用的义务。公民、集体依法对集体所有的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承包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依照法律由承包合同规定。”土地不得买卖、出租、抵押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

[7] 参见：CCTV《今日说法》栏目《如此承包要不得》(1999年11月26日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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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关于股份合作制参见拙文“中国农村土地财产权の研究”载《名城法学》第47卷第4号，1998年)，以及文中相关注释。笔者曾于1997年3月到深圳市调研，2002年到5月到周村调研。

[9] 关于南街村的介绍主要参见：张厚安?徐勇?项継权著《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的调査比较》(2000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36页以下;陈先义?陈瑞跃著《中国有个南街村》(1999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笔者曾于2001年7月到南街村调研。

[10] 关于华西村的介绍主要参见：李金龙着『华西村』(1998年?中原农民出版社<中国名村紀実>);李仁臣?龚永泉《华西村的特色思维》载《人民日報》1997年11月16日;朱庆?畲辰《“天下第一村”的奇葩》载《光明日報》2001年8月28日。笔者曾于2001年11月到华西村调研。

[11] 农业合作社章程于1956年3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通过，参见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鉴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全书(第九卷)》(前注23)1页以下。又，在这一期间，往往是党的政策先行一步，立法只是一种形式。

[12] 按照农业合作社章程，此生产资料包括牲畜、大型农具、搬运工具、林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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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于1956年6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鉴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全书(第九卷)》(前注23)10页“以下。

[14] 从上述农村土地财产权制度的变迁可以看出，在人民公社时代，农民完全失去了依靠自己所有的土地财产获得收入的可能，转而成为只能靠劳动获得收入的无产阶级，曾经属于自己所有的土地财产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从这一点看就可以说，在人民公社化以后，农民从新政府无偿得到的土地财产又被同一政府无偿收回了。另外，所谓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其财产所有的主体是法人还是合伙性质的组织，以及财产的共有形式如果是共有的话，究竟是一般的按份共有，还是合有，抑或是总有，至今在法律上也没有得到明确。再者，这个集体所有权，是否完全具备近代法所有权一般概念上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能等也不明确。因此，以人民公社化运动所代表的中国农村的合作化，决不是为发展生产力而重新划定的财产所有关系，而是为了满足某种政治上的需要否定农民对于土地的私人所有。实际上，人民公社时代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过是一个没有任何实际内容的空架子。众所周知，正是因为这种财产权结构的大变更在客观结果上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因此从人民公社运动开始的1958年起，农业就连年减产，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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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参见王家福、黄明川著《土地法的理论与实践》56～57页(人民日报社、1991年)，此外，作为物权说，同时参阅金立范?徐明”论土地经营权“《中国法学》1998年第1期59页以下。

[16]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物权研究课题组”制定中国物权法的基本思路“，前揭7页。

[17] 崔建远”房地产法与权益冲突及协调“《中国法学》1989年第3期57页以下。

[18] 同上。

[19] 参见：王家福、黄明川着《土地法的理论与实践》第57页(前揭)。

[20]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物权研究课题组”制定中国物权法的基本思路“(前揭);关于债权的物权化，参见：陈甦”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与农地使用权制度的确立“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3期。

[21] 参见：王新前·郭晓鸣·熊建勇·李晖”主业使用租赁制――我国农地制度创新的方向“，王先进主编、崔光祖副主编《中国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理论与实践》，中国审计出版社1991年版，147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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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参见：高海燕”土地制度改革与经济发展――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和任务“，另见：王先进主编、崔光祖副主编(同前书)171页以下。

[23] 参见：王卫国著《中国土地财产权研究》第98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另见拙文”中国农村土地财产权の研究“载《名城法学》第47卷第4号，1998年)。

[24] 梁慧星主编《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3月);王利明主编《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说明》(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4月)。

[25] 参见：徐勇著《包产到户沉浮录》珠海出版社，1998年。

[26] 在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1950年6月5日)及《中共中央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1947年10月)中，有”在旧中国的农村，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耕地为农村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以下的地主、富农所有，而农地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耕地为占农村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雇农、贫农、中农(这一分类据毛泽东的农村阶级论)等所有“的记述，郭德宏在出示有关土地调查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指出，地主及富农所有的耕地面积最多只占百分之六十。参见郭德宏着《中国近现代农民土地研究》，青岛出版社1993年版，1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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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28页。

[28]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以下两点值得注目，即：①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根据农民对于土地的渴求，一律分给农民。②承认农民对于土地的私有，可自由买卖、租赁，但禁止投机处理。

[29] 这五种归纳法参见宗寒著《中国所有制结构探析》红旗出版社，1996年，第41页。

[30] 见中共十五大江泽民的报告第五部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人民日报》(海外版)1997年11月29日。

[31] 参见川岛武宜”官厅土建承包合同的,单务契约,的性质“，同着《法社会学中的法的存在构造》，日本评论社1950年版，第229～244页。

[32] 此段内容是根据拙稿”市场经济下の中国契约法“(载《名城法学》第44卷第4号第16～20页，1995年)的部分内容缩写而成。

[33] 最近从一份内部转发的调查资料中看到，浙江省出台了一部随时调整承包地的规定。其背景就是因为农耕产业经济效益差，因此惩罚机制和奖励机制均不能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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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参见杜润生”在中国土地制度国际研讨会上的讲话“，中国农地制度课题组编《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3页。

[35] 参见中兼和津次编着《改革后的中国农村社会和经济――据日中共同调查的实况分析》第2章(田岛俊雄执笔)”农家经济的构造――市场经济下的构造调整――“55页及所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

[36] 麦克赛赛尔丁博士以即使在人民公社时代中国的农业生产也达到平均4%的增长率为论据，来说明中国传统的经营方式的长处。笔者相信中国传统农业的长处，但对于这样的论据多少抱有疑问。即，单从农业生产的方面考虑，4%的增长不能说是低，但结合当时中国人口的增长率来考虑，这个增长率的说服力自然就显得太小。又，关于这一点，参见前揭麦克赛赛尔丁着、松井雅文译”俄罗斯与中国的后期集体农业的必由之路(下)“250页。

[37] 关于这一研究方法，参见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第91页以下，同”中国法中的强制与同意――思考法变动的条件"《比较法研究》(日本)第56号，第192页以下(1994年)等。

出处:中国法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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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物权法中的应收账款质押制度解析

物权法中的应收账款质押制度解析

内容提要： 应收账款质押性质上属于一种金钱债权质押，具有自身的明显特点，其与应收账款的转让、保理在制度构造、法律效果上也均有差异，不应混同。《物权法》中明确规定应收账款质押制度，有利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应收账款质押中的商业风险之规避和消解，主要应倚赖于信贷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以及对客户的信用评估和资金流动的监控能力，法律不必也不应过多干预；而其法律风险则主要应通过公示制度加以规制和解决。在应收账款质权的设立上，交付债权证书和通知第三债务人的传统方式不足以达到公示的要求，应改采登记的公示方式《； 物权法》中选择信贷征信机构作为应收账款质押的登记机关的方案，具有现实可行性，并有利于通过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逐步推进与国际接轨的电子登记制。

在世界范围内，利用应收账款担保借款已经成为企业融资的一条重要渠道。在我国，这种融资方式也已被金融实践所采用，并取得了积极效果，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在我国物权法制定过程中，学界和实务界对于是否应承认应收账款质押制度以及该制度应当如何构建和适用，有诸多不同意见。经论证，物权法草案六次审议稿中对该制度予以肯定，之后又加以完善形成了目前《物权法》第223 条和228 条的规定。本文拟对应收账款质押与相关制度的关系及其公示方法等具体制度构建问题予以评论和解析，冀有利于对该制度的理解与适用。

一、应收账款质押的解读

在《美国统一商法典》第九编中，应收账款被界定为：对任何售出或租出的货物或对提供的服务收取付款的权利，只要此种权利未由票据或动产契据作为证明，而不论其是否已通过履行义务而获得。以其为蓝本设计的各个国际示范法中也多借鉴这个概念，如《美洲国家组织动产担保交易示范法》中将应收账款定义为：担保债务人所享有的向第三人主张或向第三人收取现在或未来到期的金钱付款的权利（可能基于合同，也可来自合同之外）.在现代应收账款融资实践中，一般将应收账款定义为“金钱债务形式的、不以流通票据为证的一种无形资产”，包括“现有应收账”、“未挣得应收账款”和“未来应收账款”。[1]在我国，应收账款更多的是作为会计学的概念而使用。它是指企业因销售商品、产品或提供劳务等原因，应向购货客户或接受劳务的客户收取的款项或代垫的运杂费等。[2]应收账款的发生是企业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为扩大业务量，把产品或服务赊销给客户，为客户垫付短期资金而采取的一种商业促销策略。用法律上的语言表述，应收账款就是指在票据、存单债权之外债权人有权向债务人主张和收取的一定数额的金钱债权。申言之，应收账款实质上为一种付款请求权，以买卖、租赁、、承揽、服务等合同产生的金钱债权为主，但又不限于此，并且此金钱债权须未被票据等有价证券所表彰。

所谓应收账款质押，是指债权人将其对债务人的应收账款债权向银行等信贷机构提供质押担保并获得贷款的行为。以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术语和制度设计来看，这种担保应属于权利质中的普通债权质。而由票据、存款单、仓单、提单等表彰的债权质押，在设立、公示和实行方面与应收账款质押有着诸多不同，因此另设条文对其加以规制。考虑到收费权（其中主要指公路、桥梁收费权，电信业服务收费权以及高校学生公寓收费权等）虽然在主体和用途上具有一些特殊性，但在本质上仍是一种未来应收账款（未来债权），故而在我国《物权法》中最终未再将收费权质押独立规定，而是将其纳入到应收账款质押之中。

应收账款融资担保，在许多国家尤其是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融资体系中已占据重要地位。在我国，自企业等借贷人的角度观察。自银行等信贷机构的角度观察。自应收账款自身特点观察。自与相关制度衔接的角度观察。利用应收账款融资也同样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1.资金充足率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而向银行借贷又是企业最重要的融资渠道之一。我国《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贷款须坚持担保贷款为主、信用贷款为例外的原则，这就迫使企业积极寻找各类担保物以获得融资。目前在实践中，不动产抵押贷款和保证贷款占了银行贷款总额的70 %，是最受银行偏爱的两种担保方式。可并非所有的企业都拥有价值巨大的不动产，尤其是一些中小企业，其厂房和办公场地可能均系租赁，无法用作担保，另寻找保证人也绝非易事。要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解决其融资难的问题，扩大担保物的范围尤其是允许应收账款质押不失为一种良策。据统计，多数中小型企业中60 %以上的资产都是应收账款，这些企业包括服务型（如提供软件、餐饮和咨询服务）企业和凭往来信用销售产品的供应商（如一些大企业周围的卫星企业，其为大企业赊销零配件等获得应收账款）等。如果能将其应收账款利用起来进行融资，能够克服企业经营中的一个重大障碍，将会对其发展大有裨益。

2.在我国，由于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受有一定条件限制，集体土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抵押市场还未放开，这就使得银行如果仅仅依赖不动产抵押来担保贷款，可能遇到抵押资源供给不足的问题；而房地产潜在的价值泡沫又会放大银行风险，因此银行对房地产抵押贷款也会越来越谨慎。应收账款质押的适时出现，迎合了金融业的需要，能够成为银行等信贷机构的新的利润增长点。同时，应收账款质权的实现无需通过司法程序，异常简便，银行也乐于采用。这一特点使其成为易变现资产，由于其实现效率高，反而提高了借款人清偿债务的积极性，结果是减少了违约和降低了金融风险。[3]

3.作为无形财产之一种，应收账款无法在实物形态上被企业所利用。我国目前约有550 亿元的应收账款，因无法被利用而基本处于闲置状态。若能将其向银行质押而获得贷款，相当于未来资金的提前变现和回笼，再投入到企业的扩大再生产之中，颇有“点石成金”之功效，也充分践行了“物尽其用”的效益原则。

4.《物权法》第180 条规定的浮动抵押制度，其中包括存货抵押，而存货抵押只有与应收账款质押相结合，才能发挥最大功效。因为以存货作担保后，担保人仍然可以自由处分该物而转化为“应收账款”且自动加入担保财产的范围之中，两者异曲同工、相辅相成。[4]所以，存货抵押与应收账款质押具有内在的制度衔接和规则的一致性，二者应当一并规定，否则就会造成制度上的龃龉。所有权保留制度也得以借此规则发展为延长的所有权保留，融资链条得以扩展，买主的处分权与卖主的担保利益之间实现了很好的平衡。

总之，在不动产抵押作为“担保之王”的光环逐渐消退的今天，动产抵押与权利质押的重要性日渐突出，我们不能对550 亿元的应收账款闲置的现实视而不见。目前，杭州等地的商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和广发银行等已经开展了以应收账款质押方式向企业发放贷款的业务尝试并取得了积极效果，但要使这些星火得以燎原，首先需要做的应是在我国物权法中明确其合法地位，以免与物权法定原则发生冲突。

二、应收账款质押的风险性与独立性分析

（一）应收账款质押的风险性——法律的“为”与“不为”

有观点认为，我国目前的社会信用较差，金融机制不健全，银行呆账坏账较多，法律规定应收账款质押，可能会制造更多的呆坏账，增加金融风险，因此不宜在《物权法》中规定。[5]这也是导致立法机关对是否规定此项制度一直犹豫不决的重要原因。对于应收账款质押担保功能的有限性，我们在上面已经作了分析。即如果第三债务人破产，质权人只能作为一般债权人去申报债权、参与破产财产的分配，而无任何优先受偿权。

除此之外，普通债权的出质也并不能当然切断和消灭第三债务人业已拥有的对出质人的抗辩权（如债权无效或可撤销的抗辩、诉讼时效已过的抗辩、同时履行抗辩、因标的物的质量瑕疵而主张减少价款的抗辩等），在通知第三债务人之前，也不能消灭其抵销权。这也使质权人（主要为银行）不能受偿的风险进一步扩大。但这些风险能否成为将此项制度纳入物权法的障碍呢？ 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

在此，可将银行面临的风险做类型化的分析。第一类是商业风险，也可称作固有风险。主要包括第三债务人履行能力的欠缺和可能行使的各种抗辩权和抵销权等。这类风险的有无及大小、是否导致某种应收账款不适合入质，主要取决于信贷机构自己的判断；其规避和消解，也倚赖于信贷机构增强自身的风险管理能力以及对客户的信用评估和资金流动的监控能力，法律不必也不应过多干预。我国物权立法过程中银行界积极推动应收账款质押的法定化，已从一个侧面说明其已具备控制风险的信心和能力。第二类是法律风险，包括第三债务人恶意逃债的风险以及因为公示机制的缺失，银行对应收账款无法优先受偿的风险等。对此类风险，法律不应该退避三舍，而应通过合同法中的代位权、撤销权、违约救济等债权保障制度和物权法中应收账款质押的公示等制度加以规制和解决。

总之，法律应该避免在“为”与“不为”之间发生错位，更不可因噎废食。一项制度的建立主要在于其合理性和现实意义，而其中商业风险的控制可由商事主体自己判断，立法机关保护债权人的“好意”，反而会捆绑金融机构的手脚，使其无能力评估和判断应收款担保融资的风险，进而无法与国外金融机构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竞争。[6]物权法草案六审稿之后，摒弃了保守之态度，将应收账款质押明确规定下来，我们认为属于谨慎推敲之后的正确选择。

（二）应收账款质押的独立性——与转让、保理的差异

一般认为，利用应收账款融资的渠道有很多，包括应收账款的直接转让、叙作保理以及担保贷款等。但对于应收账款质押究竟有无与转让、保理不同的的特性和独立存在的价值，学界尚有不同意见。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物权法草案中规定的应收账款质押实为一种债权转让，若轻率地将“应收账款”纳入“权利质权”，必将导致金融秩序和法律秩序的混乱，对于银行界开展“保理”和“应收账款融资”业务有百害而无一利。[7]我们认为此种观点有失偏颇，因为应收账款的质押与转让确实存在着明显差异：

1.性质不同。应收账款一经转让，原债权人便彻底退出债的关系，受让人以新债权人的身份收取账款，其性质上为一种债权的“买卖”，具有融资之功效却无担保之机能；而以应收账款出质，原债权人的身份并未发生变化，只是在其到期不能履行债务时才面临失权危险，性质上为一种贷款担保。

2.运行机理不同。应收账款转让后，受让人能否向第三债务人收回账款及收回多少，概与原债权人无关；而应收账款质押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一种附停止条件的债权转让，但其与转让仍有质的差异：质权人行使质权后，若所收账款大于被担保的债权额，须将余额退还给出质人，相反，如有不足，则质权人有权继续向出质人请求偿还不足部分。[8]

3.风险不同。应收账款转让后，应由受让人独自承担应收账款收取不能的风险，亦即受让人对应收账款承担坏账担保的责任；而应收账款的质权人毕竟还保有对应收账款债权人（出质人）的请求权，风险分散于出质人和第三债务人两方，相对较小。从这个角度看，前者能为当事人提供直接的现金流，加速资金周转，但其却不具备后者的弹性和灵活性的优点。[9]

4.收益不同。根据风险与收益相一致的原则，应收账款的受让人可能获得的利益通常要高于质权人。前者往往以较低的“贴现率”受让应收账款，若账款最终能够全部回收，其赚取的差价较大；而应收账款质押中质权人贷款之后可能获得的只是利息收入，而不能得到大于债权本息的偿付。可见，应收账款转让与应收账款质押在理论架构上可说是泾渭分明。惟在实践操作中，两者的界限却有模糊之趋势。特别是我国的银行为了降低风险，往往只开展有追索权的应收款转让业务，即出让人须对第三债务人的清偿能力作出保证，一旦第三债务人清偿不能，银行仍有权向出让人追索。此种方式名为转让，其实质仍为应收账款担保贷款，只不过由第三债务人承担第一还款义务而已。[10]但此种变异方式的出现，并不足以动摇转让和质押区分的基础。此外，《 国际保理通则》第12 条第1 款《、联合国国际贸易应收款转让公约》第2 条a 款，都提到以应收账款提供担保的，可视为账款的转让。因此两个公约实际上也是区分转让和质押的，只不过由于质押具有附条件转让的特点，准用转让的规定而已。

至于应收账款质押与保理的区别，则更为明了：后者是一项以应收账款的转让为核心，并兼具管理、收款、坏账担保等多种功能的综合性制度，可谓债权融资与债权管理的合流，普通的债权质押自不能与之相提并论[11].我们认为，法律应该给当事人提供多种融资渠道，以使其根据风险和收益情况作出妥当的选择，而不应该束缚其手脚。物权法中规定应收账款质押，不但不会“导致金融秩序和法律秩序的混乱”，相反还会扩大应收账款融资的范围，满足信贷机构及其客户各种不同的需求。

三、应收账款质押的设立与公示

（一）应收账款质押公示的必要性

在物权法草案的六审稿中，仅于第224 条中明确了应收账款可以作为权利质权的标的。但除了这一条款，该草案中再无对应收账款质权只言片语的规定，包括其应该如何设立、如何公示以及如何行使等问题均没有涉及。而统观六审稿中“权利质权”一节的规定，会发现除应收账款质权之外的各类权利质权，法律都为其配置了完整的公示规则，而唯独“冷落”了应收账款质权的公示问题，导致其成了一项“瘸腿制度”。立法机关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在七审稿中着重对此进行了弥补，最终通过的《物权法》第227 条第1 款规定：“以应收账款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信贷征信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发生效力。”[12]这就使得应收账款质押制度更加完善。这一内容的变化带给我们的思考是：属于债权之一种的应收账款，在本质上是一种请求权和相对权，对它的变动（包括转让和设质）进行公示是否必要及可行呢？

我们认为，以下三点原因决定了应收账款质权必须进行公示：

第一，应收账款质权属担保物权之一种，而担保物权最主要的效力在于赋予担保物权人就担保物优先受偿的权利。此项权利对应于担保人的其他债权人的容忍义务，使其丧失了就此担保物与担保物权人平等受偿的权利。为他人设定一项义务一般不为法律所允许，只有在他人明知或可得知的情况下，为他人设定一项义务如担保权的设定，才具有合理性。[13]若应收账款质权不经公示便可生效，人们难以通过明确的公示获知一个企业真正的财力状况，必然会增加征信成本，进而影响交易的顺畅进行。在德国，存货抵押和债权的让与担保均无适当的公示方法，其结果被认为与《德国民法典》制定者所念念不忘的公示原则完全背道而驰。[14]

第二，约定以应收账款出质后，若背信的出质人将应收账款转让、叙作保理或再次出质，或者存货的抵押权人、所有权保留买卖中的卖主将其担保权的效力延伸到另为质押标的的应收账款，权利冲突就不可避免。

而此种冲突的合理解决，只有倚仗于公示所确立的“先来后到”规则。值得引以为鉴的是，在德国因为缺少相应的公示机制，面对此类问题时，不得不在“约定在先，权利在先”的基础上，借助“公序良俗”等一般条款建立起复杂的优先权规则。[15]而这种解决方式，既不利于交易安全的保护，在实践中也难以操作。

第三，如果从更广的角度来考察，会发现确立债权变动的公示原则已经势在必行。虽然债权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约束力，但其内核却是一种期待利益。在古罗马时期，将债权看作一种“法锁”，不允许债的流转，可谓将其约束力发挥到极致。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不再满足于现货交易，而有必要利用具有财产价值的未来利益，债权转让与债权质押应运而生。现今社会，债权的流通性越来越强，并在高度循环中增益其经济价值。债权的流通意味着其效力不再局限于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更多的第三人将参与到债权交易中来。债权的这种发展变化趋势，客观上亦要求以公开的、外在的和易于查知的适当形式展示债权的存在和变动，明确界定债权的归属和债上负担，以达致保护债权安全和维护其交易秩序的目的。

（二）应收账款质押的公示模式选择

“一般而言，债权让与不以书面为必要，而设质应以书面为之，概债权设质较债权让与关系复杂，非以要式行为为之，势难使法律关系臻于明确。”[16]应收账款属于债权之一种，其出质自亦应以书面形式订立质押合同。但质押合同的签订并不意味着能够对抗第三人的质权就此成立，还另须借助公示之手段以保护交易安全。以形式决定于功能论，最适宜的公示方法应该是最能实现公示价值的方法。其应能够使利害关系人方便地知悉应收账款上既存或潜在的权利，进而帮助债权人预估和规避风险；在权利发生冲突时，提供明确的优先权规则。对于普通债权质押的公示方法问题，现代民法选择了与传统民法不同的方案。传统方式是以通知第三债务人为主导，辅之以债权证书的交付；而现代方式则是围绕登记制度构建债权变动的公示机制。自上世纪90 年代以来，《 荷兰民法典》《、魁北克民法典》《、日本债权让渡特别法》等均借鉴《美国统一商法典》的模式建立了完善的债权登记制度，有关国际公约和示范法（如《美洲国家组织动产担保交易示范法》、《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动产担保交易示范法》等）也紧跟此潮流。《联合国国际贸易应收款转让公约》虽然在附件中明列三种公示方法和优先权规则供作选择，但从位置排列来看仍透露出对登记的偏好和鼓励。我国《物权法》对应收账款质押的公示方法也选择了登记，而这种选择是否妥当，正是我国应收账款质押制度构建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下面我们通过对债权质押的各种公示模式的优劣得失之考量，来探寻应收账款质权的最佳公示方法。

1.“书面合同+ 债权证书交付”的模式。此种模式为多数传统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民法所采纳，[17]国内著述中也多持此见解。[18][19]其理由为：质权为一般债权质的上位概念，而其公示方法就是移转标的物的占有；债权虽为无形财产，但仍可（或只能）通过移转债权证书的占有达到控制和公示之机能。因此，债权质押应以交付能证明并代表债权的书面证明为其公示方式和成立要件。我们认为，此种公示模式与其说是功能的需要，不如说是纯粹概念的推演，其偏差之处在于漠视了债权证书与票据等有价证券的区别。有价证券将债权本身包含其中，它既是债权的外表和化身，又与债权融为一体，不可分离，因此证券的交付即为理想的公示方法。而债权证书仅为单纯的证明文件，作用止于从外部证明债权的存在。这决定了其交付无从剥夺出质人就该债权之处分权，证书之移转占有，亦非如动产质权之动产移转占有，难以发挥留置效力。[20]再者，有的债权没有债权证书表彰，若强行要求做成证书后才允许出质，[21]则会大大降低融资效率，也很不现实；有的债权拥有多个不同的证明文件，其复杂多样性也使法律也无法明定究竟交付哪类证书才具公示效力。

值得提及的是，我国台湾地区2006 年5 月最新的《民法物权编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总说明（担保物权部分）》中，将原“民法典”第904 条“以债权为标的物之质权，其设定应以书面为之。如债权有证书者，并应交付其证书于债权人”之规定后句所及问题单列为一款，并修改为：“前项债权有证书者，出质人有交付之义务”，意在废弃将债权证书的交付作为债权质的成立或生效要件之做法。其修正理由谓：有无证书，债权人难以明悉；债务人如果隐瞒，却让债权人承担质权不能成立之后果，颇有不当。日本法上亦有同样之修正动向。[22]

我们认为，这一修正意见值得借鉴。如果债权有证书的，出质人应将该证书交付质权人，但交付证书并非质权的成立或生效要件，而应认为仅是出质人的一项义务。之所以要求交付证书，主要是考虑到质权实现的方便，同时也可初步预防出质人的背信行为。

2.“书面合同+ 通知第三债务人”或“书面合同+ 通知第三债务人+ 债权证书交付”的模式。此种模式最典型的立法当属《德国民法典》第1280 条和《日本民法典》第364 条的规定。[23]其基本理由为：对第三债务人所为的设质通知，既可使其知悉新的履行对象，又可使一般第三人通过向第三债务人简单查询即可知道债权设质的事实。结果是按照通知时间的先后来确定权利实现的顺序。我们认为，这种方式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起到公示的作用，是值得怀疑的。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债务人有及时告知的义务，在信用体系还未臻完善的我国，债务人的道德风险更是难以防范。比如后位债权受让人（或后位质权人）与债务人恶意串通，倒签通知日期，制造虚假证据，从而损害前位质权人的利益，而质权人也根本无法证明此种欺诈行为的存在。此外，在集合应收账款质押的情况下，要求出质人或质权人就作为入质财产的每一项应收款一一通知第三债务人是不现实的，也不符合商业惯例。更为重要的是，通知第三债务人并不能使不特定的利害关系人从外部清楚地知悉质权的存在，出质人“虚假财富”的表象依然存在，因此其难谓妥当的公示方法。

其实，在债权转让与债权质押中，设计通知机制的目的主要在于保护第三债务人的利益，使其免受双重清偿之苦。但将其作为对抗所有第三人的要件，实在是勉为其难。这种模式在债权流转还不频繁的时期和熟人社会中，尚能发挥有限的公示作用。当今社会若是要求第三人在进行每一笔债权交易前，都去询问有关当事人以获知债权是否已被转让或存有负担的信息，无疑是高成本和低效率的，不符合公示所应具有的便捷、明确、权威、统一和安全的特点。所以，我们认为此种模式亦不足取。但须说明的是，通知在应收账款质押中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决定第三债务人应向哪方清偿的分界点。而仅将通知作为对第三债务人的生效要件，符合此项通知机制的设置目的，也可与我国《合同法》第80 条关于债权转让“未经通知，对债务人不生效力”的规定保持了一致。此项通知可由出质人发出，也可由质权人发出；至于通知的时间，不必强制限定于债权质设定之时，应允许在债务人不履行义务而债权人欲对第三债务人行使直接收款权以实现质权时发出。

3.“书面合同+ 登记”的模式。既然上述两种模式都难以满足债权变动公示原则的要求，那么《物权法》确立的登记机制可否承担起公示应收账款质押的重任呢？ 从理论上讲，登记无疑是最为理想的公示方法。其能以权威的姿态，向所有外部第三人清晰的显示应收账款之上存在质权的事实，充分彰显物权的对世特性；权利发生冲突时，以登记时间的先后确定权利实现的优先次序，可谓简单明了。不过，登记的公示机能发挥，在实践中也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制肘，比如会增加融资成本，暴露当事人的经济状况和交易伙伴等。但任何制度均非完美，安全价值与效率价值在此正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由于一个国家担保制度的完善直接关系到其金融体系的稳定，因此担保法对安全的关注自应较效率更胜一筹。但是，效率价值又不可被忽视。因为没有效率的登记制度，比如繁琐的程序、高额的登记费用及查询成本，都会使得当事人视登记或查询登记为畏途，反过来影响登记公示机能的发挥和安全价值的实现。所以，登记制度的设计尤其是登记机关的选择，应以“安全优先，兼顾效率”为原则，即在保护交易安全的前提下，尽量降低成本并简化当事人登记和查询的程序。

四、应收账款质押登记机构的选择与登记方法的革新

在我国物权法制定之前的《公证机构办理抵押登记办法》中，将应收账款质押的登记机构规定为债务人所在地的公证机构； [24]在我国物权法草案的讨论中，也有人主张选择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为其登记机构。

《物权法》中最终确定信贷征信机构为应收账款质押的登记机构。[25]《物权法》中的这种选择是否妥当，值得

具体分析。

（一）公证机构作为登记机构的可行性分析

若将公证机构作为应收账款质押的登记机关，首先可以质疑的是其权威性和适宜性，即登记作为一种公示方法，可否由主要履行证明职责的的公证机构进行？ 更为致命的是，大城市的公证机构在同一行政区划内设有多个相互独立的公证处，权利人可以在担保人所在城市的任何一家公证处办理登记，且担保人处所时有变动的情况，而各公证处之间并未共享数据库。那么第三人若要获知某一应收账款之上有无质权设立之情事，必须跑遍这些公证机构，奔波之苦足以抵消其查询的积极性，陷登记之公示效力于不彰。

（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为登记机构的可行性分析

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为登记机关是比公证机构更好一些的选择，因为应收账质押中的出质人多为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法人、个体工商户等（农户或其他自然人甚少），而他们均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有设立登记，因此再将出质登记也放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有便于管理的一面。但其面临的问题是，现阶段各地工商局之间的信息并不连通，必然会提高当事人登记和查询的成本；如果债务人住所地变更，是否需要重新办理登记的问题也颇让人困惑。虽然有学者提出可以促使全国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实现微机联网，以使任何登记地的查询者都可以方便查知有关信息，[26]但另行铺设一套全国性的网络意味着高额的费用支出和过多的时间耗费，也不能使现有的网络资源（如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得以充分利用。此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办理企业动产抵押登记的过程中，往往进行严格的实质审查，要求当事人提交大量的申请文件和缴纳高额的评估费用，严格限制查询条件等，银行等信贷机构对此已颇多微词。这也使得动产抵押登记在实践中基本处于“备而不用”的状态。[27]若再赋予其应收账款质押的登记权限，它能否便捷、高效、低成本地履行好相关的职责，颇值担忧。

（三）信贷征信机构作为登记机构的妥当性与登记方式革新的可能性分析

我们认为，以上述两个机构作为应收账款质押的登记机构，虽非绝对不可，但非为最佳选择，以安全和效率兼顾的标准来作选择，我们更赞同《物权法》的规定，即将设在人民银行总行及其分行的信贷征信机构作为应收账款质押的登记机构。因为它已经拥有了覆盖全国的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其以电子互联网络为平台，将给当事人的登记和查询带来极大便利，也正符合登记电子化和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根据《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管理办法》的规定，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是以城市为单位，以贷款卡为借款人向金融机构办理信贷业务的媒介，使用现代化通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联结各级金融机构，全国联网的信贷信息管理系统。其核心价值在于实现信用信息资源共享，使银行通过咨询系统有效地监督企业经营状况，掌握企业重要的信用记录。以银行的信贷征信机构作为应收账款质押的登记机构，其优势在于：一方面，国内任何金融机构都可以直接利用自己的终端计算机以电子方式进行登记，数据传输到人民银行城市中心支行后，由其进行初步的形式审查，将符合要求的登记信息逐层汇总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数据库中，以实现全国数据信息的共享。此种登记的效益、风险及信息的真实性等主要由债权人（如银行等）审查和掌控，程序异常简便。另一方面，由于登记信息由全国的金融网点互联、互用、互享，任一金融机构足不出户，就可以利用自己的计算机网络检索应收账款之上的权利信息，查询成本也被压缩至最低。

其实，这种设计已得北美动产担保电子登记制度之精髓。而且我国央行的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目前已经实现了全国联网，现增添一项登记功能，改造成本不会太高，也不会对我国现有的登记管理体制和登记机关的人员编制等产生大的冲击。只不过在现阶段，该系统只供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信用合作社、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内部传输和检索相关数据，尚不足以对任意三人产生公示的效力。《物权法》第18 条规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查询、复制登记资料，登记机构应当提供。”据此规定，在物权法实施后，信贷证信机构应当适当放开该系统，允许非金融机构的第三人缴纳少量费用后，在当地人民银行支行登记和查询应收账款质押的相关信息。

当然，登记机关的选择问题，并非纯粹取决于理论研究，更为关键的应该是取决于行政权力之间的调整或者称为再分配能否顺利实现。银行界人士积极推进并促成《物权法》选择信贷征信机构作为应收账款质押的登记机构，难免有“部门利益”的考虑，但这一“举贤不避亲”的方案确实有其合理性与现实可行性；至关重要的是，立法方案中的这种选择还有另一方面的特殊意义：它可能成为我国整个物权登记制度迈向统一的电子登记制的第一步。[28]如果这一步能走得比较稳妥，在相关条件成熟之后，可以再考虑全部动产（含权利）担保信息资源的整合，即将目前在其他部门登记的企业动产抵押、个人动产抵押以及存货抵押、保留所有权买卖等信息全部纳入到该系统中来，以利于解决当前互不统属的各个物权登记机关登记系统重复建设的问题，降低整个登记系统的运作和管理成本，减轻当事人的登记和查询负担。如此，则大量发生的各种动产担保交易将会在更加安全、高效的法律环境中运行，一个完整的融资链条也得以形成。应收账款转让融资及以其为基础的保理和应收账款证券化等制度，在融合该电子登记机制后，也必将焕发出勃勃生机。这对于促进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发展乃至社会经济的全面繁荣，将是裨益无穷的，对于逐步实现从分别登记制到统一登记制，从部分纸质登记、部分电子登记到全面电子登记制的过渡，也具有重要而积极的意义。

注释：

[1]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等。中国动产担保物权与信贷市场发展[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 ：428.[2]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2005 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材：会计[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29.[3]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等。中国动产担保物权与信贷市场发展[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 ：223.[4] 根据《物权法》第189 条第2 款的规定，存货抵押即使已登记也“不得对抗正常经营活动中已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抵押财产的买受人。”其若想保持自己的担保权益，只有依抵押权的物上代位性，将抵押的效力自动延伸到抵押人出卖人存货所得的现款或“应收账款”之上。

[5]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物权法（草案）参考[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 ：429.[6]黄斌。国际保理：金融创新及法律实务[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102.[7]梁慧星。是“债权转让”，还是“权利质押”[ EOB].http ：/ / www.xiexiebang.com/ weizhang/ default.asp ？ id = 30434.[8] 《美国统一商法典》的某些规定也是区分应收账款担保和应收账款出售的。如根据其第9607（c）规定，如果是以应收账款为担保的交易，担保权人向第三债务人收款的行为应该具有“商业上的合理性”，如果是出售则不受这种限制。

[9] William H.Lawrence，Understanding Secured Transactions（second edition），New York，Matthew Bender Company，2002 ：113.[10] 这种情况下，应收账款的坏账风险仍然是由转让账款的企业承担。在会计处理上，企业应该按形式重于实质的原则，以应收账款质押取得借款的核算原则进行会计处理。参见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编：《2005 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材：会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年版，第38 页。

[11] 国际上保理商普遍开展的是无追索权的保理业务。但为了降低风险，在实践中又发展出一种有追索权的保理的模式，其与有追索权的应收账款转让相似，性质上更接近于应收账款担保贷款。

[12] 此外，该条第2 款还规定：“应收账款出质后，不得转让，但经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的除外。出质人转让应收账款所得的价款，应当向质权人提前清偿债权或者提存。”该款补充，亦属必要和允当。

[13]董学立。物权公示，公示什么[J ].比较法研究，2005（5）：18.[14] 一个商人可能拥有大批的存货，或者具有很高的营业额，但这并不能说明他的财产状况，因为他的所有货物或债权可能已经为第三人设定了担保。参见罗伯特·霍恩等：《德国民商法导论》，楚建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262 页。

[15] [德]曼弗雷德？沃尔夫。物权法[M].吴越，李大雪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316-317.[16]郑玉波。民法物权[M].台北：三民书局，1986 ：326.[17]参见《德国民法典》第1274 条、《瑞士民法典》第900 条、《日本民法典》第363 条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904 条之规定。

[18]梁慧星。中国物权法研究（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979.[19]王利明。物权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687.[20]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810.[21]陈本寒、董念。一般债权质押问题之探讨[J ].法学评论，2006，（4）：104.[22] [日]汤浅道男。日本担保法制度改革的动向[J ].李又又译。中日民商法研究（第二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222.[23] 《德国民法典》第1280 条：仅在债权人将设定质权一事通知债务人时，债权的设质才有效力。《日本民法典》第364 条：以指名债权为质权标的时，非将质权的设定通知第三债务人或经第三债务人承诺的，不得以之对抗第三债务人及其他第三人。

[24]《公证机构办理抵押登记办法》第18 条：以承包经营权等合同权益、应收账款或未来可得权益进行物权担保的，公证机构办理登记可比照本办法执行。

[25] 我国现阶段的信贷征信机构主要是设在金融主管部门即中国人民银行内部的征信管理局及其分行的下属部门。

[26]高圣平。我国动产担保物权立法研究[J ].南都学坛，2006，（6）：88.[27] 比如在上海，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的抵押登记每年大概只有1000 件，北京606 件，广东423 件，沈阳200 件，深圳49 件，成都仅为18 件。参见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等：《中国动产担保物权与信贷市场发展》，中信出版社2006 年版，第263 页。

[28] 我们认为，本着稳妥而又积极的态度，我国物权登记制度的发展，应该循着这样两个轨迹推进：其一，从分别登记制—→部分统一登记（如房地产登记机构的合一）、部分分别登记制并存—→全面统一登记制的建立；其二，从纸质书面登记制—→书面登记、电子登记并行（电子登记主要供检索方便而利用）

第五篇：关于规范农村土地

关于规范农村土地经营权 有序流转的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规范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以下简称农村土地流转），促进我市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农业产业化健康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农业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现就规范农村土地流转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把握农村土地流转的基本原则

1.要始终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坚持保护耕地、维护权益的原则，坚持有利于规模经营和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原则。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尊重农民意愿，不搞强迫命令。不得损害农民权益，不得违背农民意愿强迫流转、压价流转、阻碍流转。不得改变承包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流转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

二、建立农村土地流转的准入机制

2.加强流入主体资格审查。流入主体应当具备良好的资信条件、生产经营能力和履约能力，具有与生产经营要求相适应的管理、技术、检验、销售人员，其中技术人员需具有初级以上涉农专业职称。镇（街）土地流转管理部门要根据 流入主体流转申请，审查流入主体相关有效证件和证明材料，属企业性质的，还需审查企业章程、验资报告、经营效益、组织机构代码证、营业执照等。

3.组织农业生产项目评估。流入主体要制定农业生产经营项目发展规划，对项目的可行性进行分析论证。镇（街）土地流转管理部门要认真审查实施项目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区域总体规划、产业发展政策、环境保护规定等，并对项目的预期收益和经营风险进行评估。根据审查条件和评估结果，确定能否予以准入。

三、建立农村土地流转的监管机制

4.合理把握土地流转规模。土地流转规模要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相适应，与农业科技进步和生产手段改进程度相适应，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相适应，充分考虑地区差异、自然经济条件、农村劳动力转移状况、生产费用成本、农业机械化水平等因素。要防止脱离当地实际、违背农民意愿、片面追求超大规模经营的倾向。单宗流转面积200亩以下的由镇（街）土地流转管理部门审查；流转面积200亩-500亩的由镇（街）土地流转管理部门初审，县（市、区）土地流转管理部门审查；流转面积500亩以上的经所在镇（街）初审，县（市、区）审查后，报市农业部门备案。

5.加强土地流转价格指导。镇（街）土地流转管理部门要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结合流转地块的地理位置、流 转土地常年收益和基础设施建设、前3年土地平均收益、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分类制定区域性农村土地流转指导价格。土地流转价格可以采取实物折价结算或现金直接支付的方式，要完善现金直接支付流转价格递增机制，指导流转双方合理测算并确定合同期内土地流转价格递增幅度，保证流转价格处于公平合理的区间水平。流转双方应对各种政策性补贴、流转期满后地上附着物权属及补偿办法、土地征占用补偿的归属等作出明确约定，避免产生纠纷。

6.规范土地流转合同管理。县（市、区）、镇（街）土地流转管理部门提供省统一制发的流转合同示范文本，明晰流转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等内容。镇（街）土地流转服务窗口要指导指导双方平等自主协商，依法建立合理的流转关系和利益关系，签订规范的流转合同。流转合同一式四份，流转双方各持一份，发包方和镇（街）土地流转管理部门各备案一份。县（市、区）、镇（街）要建立土地流转台账，实行土地流转合同鉴证制度，对流转当事人提出的流转合同鉴证申请，要及时予以办理。县（市、区）主管部门每季度向市级主管部门上报土地流转情况。

流出方委托流转的，必须签订书面的委托流转协议，委托协议应当载明委托事项、权限和期限等，并有委托人签名或盖章。流转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不得损害利害关系人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否则，委托流转 合同无效。

7.加强土地流转档案管理。镇（街）土地流转服务窗口要建立土地流转情况登记册，及时准确记载土地流转双方信息，落实专人负责流转信息的登记、流转合同和其它流转资料的收集、整理、立卷、归档和管理工作，建立一户一表、一村一册、一镇一柜的土地流转登记制度。

8.建立流转租金预付制度和风险保证金制度。镇（街）土地流转管理部门依据流转合同约定，监督流入方自土地流转合同生效之日起，向流出方预付当年部分或全部流转费用；从第二年起，每周年前预付当年部分或全部流转费用。流入方在土地流转合同生效后的约定期限内，按土地流转费用10%—20%向镇（街）土地流转管理部门缴纳流转风险保证金，用于对流入方违约的处理。流转风险保证金由镇（街）土地流转管理部门负责收取，纳入县（市、区）财政专户存储统筹管理，待流转合同期满后返还。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与开展农业保险、担保相结合，提高土地流转风险保障能力。

四、严格土地流转用途管制。

9.严格坚持耕地保护制度，严禁借土地流转之名违规搞非农建设，切实保护基本农田。严禁占用基本农田挖塘栽树及其他毁坏种植条件的行为，严禁破坏、污染、圈占闲置耕地和损毁农田基础设施。对受让方改变基本农田性质、改变 一般耕地农业用途用于非农业建设和开发、流转土地出现两年(含两年)以上大面积抛荒与闲置的，市国土、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要依法予以查处，触犯法律的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五、建立农村土地流转的退出机制

10.强化流转土地用途监管。镇（街）土地流转管理部门要加强对流转土地利用情况的动态管理，指导流入方按照土地流转的原则和要求依法组织生产经营。对于擅自改变土地性质和农业生产用途、破坏土壤地力、闲置撂荒的行为，要及时指导纠偏和制止，视其情节和后果，予以退出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1.加强流转费用兑付监督。镇（街）土地流转管理部门要监督土地流转双方认真履行合同约定，对流入方不能按时支付流转费用，在启用风险保证金兑现农户流转费用两个月内，仍不能及时补足流转费用和风险保证金或引发矛盾纠纷的，予以退出处理。

12.规范退出处理程序。予以退出处理的，由县（市、区）、镇（街）土地流转管理部门负责协调流转双方通过协商、调解方式解除流转合同。协调不成的，引导双方按司法途径解除流转合同，并按合同约定及时将土地退回农户耕种，或流转给符合准入条件的其他流入主体生产经营。

六、加强农村土地流转的指导服务 13.健全土地流转服务平台。进一步完善镇（街）土地流转服务窗口建设。逐步健全县有中心、镇有窗口、村有信息联络员的三级土地流转服务网络，为流转双方提供政策咨询、信息发布、价格指导、合同签订、资料归档、纠纷调处等服务。

14.完善土地纠纷仲裁机构。要加强县（市、区）级仲裁庭建设，固定仲裁场所，规范仲裁程序，健全仲裁制度，落实必要的办公设施、仲裁人员和工作经费。加强镇（街）调解庭和村级调解小组建设，严格执行先乡村调解、后申请仲裁的程序。继续完善民间协商、乡村调解、县级仲裁、司法保障的调解仲裁体系。按规定程序做好农村土地承包及流转纠纷处理工作，仲裁不执行时，可以向财产所在地的基层法院提起申请执行。

15.规范土地流转交易程序。镇（街）土地流转服务窗口要规范制定土地流转交易流程，引导流转双方规范交易行为。流转交易中，要明确流转主体申请、供需信息发布、土地收益评估、合同签订指导和流转登记归档等流程。

16.切实加强宣传培训。县（市、区）、镇（街）要充分利用好农村社会化综合服务平台的五大功能服务以及其他服务平台，加强对流入主体产业规划、生产技能、经营管理、市场营销、信用知识等教育培训，不断提升流入主体的经营管理能力、守信履约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要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要求和规模经营主体的典型做法，积极引导土地流转规范健康发展。

各县（市、区）要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