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读后感

第一篇：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读后感

1.“在一个完全不存在社会冲突的社会里，政治机构便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那么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之后，还需要政府吗？不需要了！马克思说，历史进程的终点，是一个尽善尽美的共同体，到时候政治就会变成多余。这是一种返祖。

2.政府的作用：维系一个共同体。有三个要素：道德和谐、互利互惠、政治机构（政府），政治机构起到了了人与集团（社会势力）之间桥梁的作用。3.国家和社会是一组相对的名词。国家指的是政治机构（政府）、公共权威和政党；社会指的是社会势力。20世纪落后国家就是因为国家的发展落后于社会的演变。

4.政治机构的力量取决于两点：获得支持的广度和制度化。适应性越强，制度化越高，但是刻板性也越高。虽然如此，适应性（让政体从一开始存活下来是最重要的）仍然是越重要的，适应性可以用组织的寿命来衡量（简单寿命、领导层更新换代的稳定性、开发新功能的能力）。

5.适应性要战胜刻板性：适应新功能的能力决定了组织能否在新环境中生存下去。6.稳定来自于复杂性，最好融民主和寡头于一体。7.政治机构要有自主性，而不是从属于某个特定的利益团体。同时，要有自我保护的机制，“最高领导层是政治体系的核心，而次要的官职、边际组织和半政治性组织则形成一个漏斗，意欲进入核心的人必须首先通过它的筛选，这样政治体系便可在不损害一根毫毛的情况下，同化新的从政人士。在没有这层保护措施的政治体系中，新人员、新观点、新社会势力在体系核心内相互替换的速度之快，令人眼花缭乱。”但是这道漏斗也形成了一道屏障，导致社会流动没有那么便捷了。8.要有内聚力，组织越大，越损耗内聚力。9.政府的道德：“道德需要有信赖，信赖包含着预测性，而预测性又要求存在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行为方式”。

10.政府行为的合法性来自于它对人民意志的体现。公共意志、公共利益，或是体现在一种最高精神中，或是体现在君主中，或是体现在自由竞争的关系之中，总是需要有所体现。而政府的利益就是公共利益，具体来讲，白宫的利益、国会的利益和最高法院的利益的近似值就是美国人民的利益。11.社会文化和政治机构。共同体，意思就是信任的制度化。信任在一个国家中是很重要的。没有信任，每个人没有安全感，追求与自己的切身利益相关的物质利益，而不管公共利益。

12.政治现代化到底是什么意思？首先：权威合理化，由人来统治而不是自然或者上帝，而且有一个高于人的存在——法律；其次：职能专业化、分工更细，出现官僚制、阶层制；第三，民众参与政治、动员程度提升。要注意的是，对于“政治现代化”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从传统体制过渡到现代体制，是一种由此即彼的过程，是一种设立了目标并向之演化的过程，另一种指的是一种随着时间发展呈现出来的现实状况——可能就是混乱。似乎只有“动员”和“参政”这两点是全世界的政治现代化共有的。

13.政治现代化的乱象：传统的长老式大家族消失，代之以一个个弱小的核心家庭，个体对社会的对抗感更加强烈，在社会心理上产生涣散和沉沦颓废，久而久之，有形成重新聚合的需求——新的阶级产生。传统社会中有很多组织，有些组织能够满足新的需求，就扩大成了全国性的利益团体，这为政治现代化做了贡献（效忠对象范围的扩大），但是原本团体间的矛盾又阻碍了政治现代化。

14.传统的观念：现代性的国家暴力少，其实是错误的国家内部产生的暴力和混乱，其实是为现代性而做出的努力（论据：传统的社会虽然落后，但却是稳定的）“现代性意味着稳定而现代化意味着**！”很新颖的观点：现代化速度越快，在一定时期内**越严重，开始致力于教育之后国家反而更加**，因为加强了学生的参与和动员却没办法规范（学生极容易闹事）。“文盲参政比识字者参政造成的政治危险要小”；按照同样的逻辑，在一定时期内，经济的发展会增加**。涂尔干做出了精辟的描述：“国家繁荣的步伐不仅突飞猛进，还是史无前例，但是正是在法国发展最快的地区，人民大众的不满情绪才越高。”

15.政治**是由指望和渴望之间的差距造成的。政治动员、参与会增强渴望，经济实际景气水平则影响指望，当两者差距扩大，会导致政治**。

16.经济发展是经济上的不平等越发严重，社会动员又在削弱这种不平的合法性，现代化的这两个方面合起来便产生了政治**。

17.现代性为什么会导致腐化？腐化指的是将私利和公利混在一起。第一个原因是，官员本身的行为并没有改变，在快速现代化之中引入的规则认为这种原来合法的行为是腐化，即“不是行为偏离了法则，而是法则偏离了行为”；第二个原因是，随着现代化，新型的势力伴随着新资源，寻求进入政治机构的各种渠道，包括用钱换权，还有用权换钱，这些都是腐化；第三个原因是，有些现代化激进分子将腐化的含义“扩大化”，走向极端的清教徒形式，这样的后果是另一种形式的腐化，即以私利取代公益目标，变成了用法律技术手段代替政治价值。

18.腐化的基本形式就是权钱交易，包括两个方向。腐化的好处：在一些社会中，越往上腐化的越厉害，会导致基层官员非常不满，因为上层垄断了权利和金钱，会导致**；在有些社会里，越往下腐化的越严重，这样反而有利于政治的稳定（社会的最高领导人以执掌政权和树立功德自重，不屑于贪污，而下级官员有机会贪污腐败，来弥补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取得显赫地位的快感，从小规模贪污实惠中的慰藉减轻了他们对高级领导人权力的嫉妒心）政治参与面的扩大所导致的腐败有助于新兴集团融合于现有政治体系中，政府法令增多所导致的腐化有助于刺激经济的发展。腐化是僵硬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局部软化剂。

19.政党和腐败是负相关的。腐化需要组织进行些协调，而政党就是起到这样的作用。20.现代化带来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城乡差距。政治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填补这一差距，重建被现代化摧毁了的社会统一性。（读至86页）

为什么挑这本书？

这本书对于中国人来讲和重要，老师研究的是中国政治史。近五十年来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最大的特点就是冷静、客观的剖析政治意识形态，很现实主义。没有对西方价值观很乐观，甚至有点悲观。法国穆斯林的人口增长率已经超过了基督徒人口增长率，美国的数字，2015年美国的小学生中白人已经低于百分之五十了，所以亨廷顿感到悲观，后期因此开始捍卫西方文明，不是很客观了。1968年的书。亨廷顿是个天才。这本书被公认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学著作。是研究从农业社会转变成现代社会的过程，是全面、系统的著作。上世纪六十年代，整个世界还是有多元主义的倾向的。但是到了八十年代之后，西方文明占主导，2008年之后又开始多元主义了，特别是在北大的中青年学者中。首先是讨论现代和古代的区别。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出现政治动荡。君主制军人政权革命和现代化的关系渐进式改革

问题一：现代和古代的区别

三个区别：广泛的公民参与、明确的分工、政府的权威增强

现代社会政府有很大的权威，权力的程度、管辖范围远远超过古代，这个和很多人的印象是不一样的，从税收的角度来讲，古代轻徭薄赋三十分之一，老百姓自给自足的境地，而现代的国家，税负在百分之三十左右，因为政府管的东西太多了。亨廷顿认为美国的政府是落后的，在三个条件中只符合广泛的公民参与，其他在政府的专业分工、权威性都比不上欧洲国家。美国长期都没有一支专业化的军队，长期以来都是民兵；很长时间也没有统一的货币，一个有能力的政府的基本职能就是统一货币，中国近代有中交票，中国近代以来权威货币。美国的南北战争对于美国来说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政府的权威在战时扩大了。对于中国来说，强大的中央政府建立了高铁，集中力量办大事。印度的政府权力就小很多，没有权威。美国这样“落后”的政治制度能够让社会仍快速发展的原因，美国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国家，美国虽然建国两百多年，但是是当时最发达的英国人在一块最富饶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

问题二：为什么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陷入了混乱之中，满足不了这三个条件？ 文明和意识形态的不协调？

民众参政的需求和政治组织程度的不匹配？亨廷顿的三个公式 外国势力策反？

社会结构？金字塔最稳定，倒金字塔不稳定 社会保障？对底层民众的保障不够 社会流动？ 老师：关键就是一个转化的过程，我们的目标是发达的社会，中产阶级占多数，都是穿鞋的，光脚的少了，社会就比较稳定，但是走的过程中，速度不一样，一部分人富起来，有一部分仍然很穷，甚至是绝对的贫困，心理产生不平衡，不平衡不仅是经济上的，还有思想上的，以中国为例，北上广的思想已经很现代化了，但是广大农村地区仍然是旧观念，这就容易发生冲突，还有教育、年龄之间的差别，总的来讲，社会的分化非常严重，谁都不理解谁，没有共同语言。以微信群为例，一个个群里有共同语言，但是群之间的差别太大了，但是微博不一样，因为是完全开放的，不同的文化群里能够在一起发生冲突。由政府的情况下就在公园里约架，要是没有政府的话，甚至就产生街头斗殴了。《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巴林顿的一本书也认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基本上没有一个国家能避免流血，英国就算“光荣革命”，但是之后也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美国也经历了南北战争。也有没经历过暴力的，比如德国、日本，但是保守势力会把矛盾向外推。也有不向外推的，比如印度，但是还保留着很大的传统势力。所以巴林顿有点激进，认为革命能够扫除很多保守势力。现在印度就存在着严重的男女不平等问题。中国印度是很具有可比性的，起点差不多、人口、地理位置差不多，到现在，中国还是比印度要强得多。从学术上来将，巴林顿的书写的粗糙，但是仍然提出了很有创建的观点。

问题三：不同的制度都能实现现代化，但是需要不同的条件。主要讲了君主制，大家有什么想法吗？

亨廷顿也谈到了中国日本的对比，中国的君主制失败，日本成功是因为，现代政治肯定会有民众参与，中国最后的王朝是少数民族王朝，民众参与进来还是挨打，所以矛盾全都归结到了少数民族身上；而日本民族很统一，原来是幕府统治，后来权力赋予天皇之后，这是很符合民族主义的，最后一站、二战也很幸运的没有产生严重的损失，所以君主制得以保存下来，比如英国参加过的战争基本上都赢了，所以英国的君主制保留下来了。中国1911年推翻清朝之后也没好，有人批评革命派推翻清朝，但是并不是这样的，清朝本身自己腐烂的。俄罗斯不一样，沙皇被推翻之后，皇室全部被杀光，因为人家的皇室很有影响力，不像中国。亨廷顿认为俄国皇帝其实是可以保留的，只是因为犯了一些错误。还改革了，分土地给农民，但是犯了错、参加了一战，才灭亡的。

问题

四、军人政权在中国有机会引导现代化成功吗？ 最有希望的就是袁世凯。当时梁启超、蔡锷都是支持的。当时失败是因为没有调动民族主义？没有转化成革命党？因为革命党有动员组织的两种功能。土耳其军事政变成功了，但是在中国失败了。凯穆尔：民族英雄，动员起了民族情感，一战中击败了侵略者，但是后来德国阵营失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被瓜分，油田纷分给了伊朗，签订了很多条款之后，希腊还想把土耳其灭掉，凯穆尔又打了胜仗。而袁世凯其实没打过什么胜仗，不是民族英雄。

还和国家的规模有关系，军人政权是很紧密的，向兄弟会一样的，夺取政权之后能够实现现代化，而且军人之间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这样一个密切的关系放到大国之中，就失去效能了。比如利比亚的卡扎菲，其实就是个团长，控制了利比亚。而在中国，一个小的集团只能控制一个省。卢宛列传，刘邦和卢宛的故事。北洋派到全国各地之后关系就松散了。

问题五：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大革命和中国大革命，革命和现代化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问题六：国民党在台湾怎样现代化？ 列宁完成了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创新。布尔什维克是非常强大的，孙中山认识到自己的国民党是一盘散沙，想要搞民主集中制，但是黄兴等人反对，认为民主政党不能这么做。国民党的党国体制不是真正的党国体制，而中国共产党认为不能有派系。国民党是党国1.0版本，共产党是党国2.0版本。

问题七：列宁主义革命党和中国政治重建、现代化有什么作用？

最后，中国就走向了党国制，列宁和斯大林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党国1.0版本被2.0版本打败。建国之后，消灭了传染病，这是现代化重要的一方面，还有普及教育，男女平等、高速公路，都是由强大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做到的。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么强大的政府，出错了怎么办？西方民主的好处就在于纠错能力很强。像中国的问题：基本上没办法纠错。碰运气。。比如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纠不了错。政府的动员能力太强了，造成的灾难也是很大的。

问题八：改革领导人面临的挑战？

《西风东渐》林毅夫，现代化成功是一个小概率事件，通过革命实现现代化的几率不大，通过改革实现的可能性更小。。革命是不用算计的，改革的领导人要非常精确地保持平衡，这是很难的。

问题九：大学生和政治改革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和“位于首都的、重要的大学”有很重要的关系，亨廷顿的想法是：学生的要求是不能被满足的，需要被镇压。但是对于农民的要求是一定要满足的，要是农民和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是很可怕的。但是现在农村不重要了，因为现代化使得农民进城，农村里面只剩下老人小孩了。知识分子和市民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第二篇：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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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嘉赞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读后感

读这本书的时候一边读一边会浮现书中的各个关键词：政治秩序，政治衰朽。共同体，政治制度。政治参与度，现代化，现代性，公民政体，普力夺政体等等，不断在脑子里梳理各个词之间的关系。

本书以“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他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他们的政府有效程度”这句话开始全书的论述，指出拥有政治共同体的国家政治制度比较稳定。作者赞成李普曼的观点“最大的必需品莫过于被统治”，我也觉得这句话说的很好，这句话强调了政治制度的有效性，只有拥有有效能的，有权威的，合法的政府才能更好的，虽然我们强调自由民主，但有时候被统治比全民自治更更稳定社会，发展政治。

文中说道，**和动荡是社会急剧变革、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而同时政治体制的发展却又步伐缓慢所造成的。在我看来这应该这就是政治的供需不平衡吧：社会满足不了大众参与政治的需求，即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适应，落后于经济基础。

书上有些观点对我原来的观念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比如说作者认为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目标，在二者的进展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不管是以往的自我感受，或者是高中政治课本教给我的都是经济与政治相互影响，经济的良好发展促进政治稳定，政治稳定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促进经济增长，反之亦然。阅读作者举的例子，我还是不要赞同他的观点，还是觉得政治与经济有关系，两者能够相辅相成。再比如“政府的建设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这句话给我很大触动的，可能生活的时代环境有关系，中国政治的现状：政府权威大，权力集中，让我们一直着眼于如何通过限制权威，分散权力来稳定社会，而忽略了要在现代化国家建立合法的公共秩序的大前提必须是先存在权威，如果缺少了权威，政府办事就会受制于人，不能很好的运用国家机器为公民谋取公共利益了。

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和维持依赖于政治制度的功效。书中介绍了政治制度化的几个判断识别条件：适应性-刻板性（算年龄、组织领导人换代的次数、职能）；复杂性-简单性、自主性-从属性、内聚力-不团结。按照作者的标准，我对照中国，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化进行分析，觉得中国政治制度化具有适应性：组织存在了六十多年，现在是第四代领导人领导，只能比较齐全；复杂性：拥有庞大的下属组织，高度专门化水平；自主性：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缓和社会各阶层的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内聚力：组织内部能够相互协调。

“政治制度具有道德和结构两个范畴”，这个观点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中的政治是不道德的观点不同，亨廷顿认为政治也是有道德的成分的，他说道德需要有信赖，信赖包含着预测性，而预测性有要求存在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行为方式。作者还举了美国和苏共中央委员会赋予公共利益以实质性内容的政治制度的例子，说明了人民需要有道德的政治制度。

亚里士多德说，对于民主政体和寡头政体同样适用的真正上策不是那种能确保民主或寡头本身最大限度膨胀的政策，而是能确保他们能最长久地延续寿命的政策。这说明了制度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想要是政治制度长久稳定，就必须处理两者的关系。“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好处的对国家也有好处”这句话很有意思，这说明的也是通用这个企业个体的利益得到实现的同时，对整个国家的公共利益也是有很大的益处的。

政客们说，上台后往往发现许多事情和竞选时“看起来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就是政府机构利益要求的一种表现。这个描述很形象，是在野和当朝两种看问题的视角，这也是有些政党在竞选之初凭借某些政策吸引选民使之成功执政，但是上台后受到种种因素阻碍，没有实现竞选时的承诺，最后执政满意度下降，退出执政的队伍的原因。“政府机构的合法性和权威并非视其在大多程度上代表人民的利益或是其他什么集团的利益，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区别其他所有组织的自身利益。”说的也是这个政府执政之道吧。

作者还帮助我们区分了现代化与现代性，指出现代化是达到现代性的过程，现代化途中容易产生社会问题，导致社会不稳定。还将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颓废，流动机会，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理清关系，特别指出腐化问题，我觉得这个对现在社会有比较强的社会意义。文中说道“一切法律都会使某个集团处于不利的地位，这个集团最终就变成潜在的腐化根源”，那么我们就应该思考在法律体系建设过程中该如何平衡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呢？确保各个社会势力之间的相对公平，既不过分打压，也不过分贬低，最大程度减少腐化的可能性。

作者说肃清腐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降低衡量公职官员行为的准则，临一方面要使这些官员的行为大体向此中准则看齐。我觉得这一方法就是一种政治思想，权术的一种体现，做事比较灵活，有点儒家“中庸”的感觉，准确的把握两者的分寸，拥有政治的敏感度和相当的政治头脑。

书中描述的不稳定政治，堕落国家的情况就是马基雅维利所说的腐化国家的具体表现，它们都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产生很大的社会问题，但这并不仅仅只靠马基雅维利所说的“权术”就可以解决的，更需要高度制度化的政体来巩固。在我看来《君主论》主要是马基雅维利站在统治者的立场，对统治者如何运用权术统治国家进行论述，而《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则是研究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讨论政治参与度，政治制度化对社会政治的影响，认为政治衰朽和政治发展一样可能发生，如何采用更有效用，更合理的政治方式来实现真正的政治稳定。

总的来说第一章是全书的总论，作为主要观点，后面的章节是对第一章具体的论述与分析，像第二章讲的是政治现代化，将美国与欧洲进行比较，介绍了现代化的三种类型，权威的合理性，特别介绍了都铎制度。第三四章介绍了政治的变迁及普力夺社会，即社会发展过程中碰见的各种政治问题。作者不管是对稳定的民主政体的赞扬，还是把普力夺社会等做作为反面的例子，它旨在强调美国的历史经验并不适合用来理解目前发展中国家政治民主化过程中遇到的挑战，各种政治制度不论意识形态，只要符合当时的时代发展要求就是好的制度。

总的来说我觉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运用了大量的数据资料，亨廷顿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周密的证明，引用大量古代哲人的名言，从理论和实践上都站稳了脚根。解释了很多容易混淆的概念，如现代化与现代性，改革与革命，政治参与度与政治制度化等等。

总之，这本书让我受益匪浅，让我更加深刻的了解了政治制度这回事。

第三篇：读书笔记——《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读书笔记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自从1968年出版，就成为政治学的重要著作之一。时隔近43年之后，读到这本名著，令我心潮澎湃，感触颇多。

一、本书的简要内容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凝住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广度和分析洞见是惊人的，并确立了亨氏作为他同时代人中最杰出政治学家之一的声誉。首先，亨廷顿论辩说，政治衰朽至少和政治发展一样可能发生。新近独立国家的实际经历是一种愈演愈烈的社会和政治混乱。其次，他提出，现代性中的好东西常常向交错的目标运动。特别是在社会动员超越政治机构发展时，新的社会行为者发现他们无法参与政治而产生挫折感。其结果便是亨氏名之为“普力夺主义”的状况，也是导致反叛、军事政变以及软弱和组织不力政府的主要原因。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不是同一事物的严丝合缝的组成部分。后者随着诸如政党和法制系统之类组织的设立或衍变为更复杂的形式而具有自身的、另类的逻辑。

第一章“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朽”，从理论上对其理论架构进行分析。本章首先指出各国之间政治上的最大分野是政府的有效程度。发展中国家出现政治衰朽的原因就在于政治制度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失调。亨廷顿从政治制度和政治参与两个角度来分析。他提出了政治制度的涵义及其四个标准，并从公共利益角度讨论了政治制度。而现代化则促进了政治意识的多元化，如果政治制度不够发达，就会导致暴力和腐化。亨廷顿又从社会阶层即城乡差距的视角论述了政治衰朽，并列表分析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城市和农村阶层的作用。他又依据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两个变量区分了两种政体：公民政体和普力夺政体。

第二章“政治现代化：美国与欧洲之比较”，亨廷顿首先区分了政治现代化的三个层面：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分离和政治参与的扩大。他依据这三个方面分别考察了英国、欧洲和美国三种政治现代化的不同类型。亨廷顿从比较历史的角度说明了政治现代化的道路是不同的，是多线发展的。亨廷顿认为美国的政治现代化历程对发展中国家没有借鉴意义，而是应该从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传统去寻找发展的路径。

第三章“传统政体的政治变迁”，亨廷顿认为传统政体的现代化首先要有权力来进行政策创新，其次要具备吸收新兴社会势力政治参与的能力。他分析了传统政体的不同类型，主要关注于官僚政治政体和封建政体。亨廷顿从政策创制和团体同化两个角度进行了具体的论述。最后，亨廷顿对于这两种政体中国王所面临的困境作了分析，要么嬗变、要么共存、要么维持。亨廷顿认为传统政体的变迁过程中往往由于军人力量的强大而产生普力夺社会。

第四章“普力夺社会和政治衰朽”，亨廷顿分析了普力夺社会的根源，即国家有效政治制度的缺乏导致军人、学生等有组织的团体干预政治。接着，亨廷顿考察了普力夺政体的演进：寡头普力夺→激进普力夺→群众普力夺→公民秩序。在这个过程中，军人所起到的作用既可能是护卫者、制度建设者，也可能是破坏力量。

第五章和第六章，亨廷顿考察了政治发展的两种动力，即革命和改革。在第五章“革命和政治秩序”中，亨廷顿分别从城市和农村，以及不同的社会阶层等角度，结合发展中各国的不同发展历史，分析了通过革命实现政治发展的历程。他把革命区分为东方型革命（动员→创立新制度→推翻旧制度）和西方性革命（旧制度瓦解→动员→创立新制度）两种类型，并且分析了列宁主义与政治发展的关系，认为列宁主义是一种政治发展理论，它涉及到政治动员、政治制度化和公共秩序的基石，比如党的建设的理论、灌输理论等。

第六章“改革和政治变迁”，亨廷顿首先指出改革比革命更为罕见，接着区分了改革的两种战略战术：渐进的费边主义、闪电战，并且以土耳其凯末尔改革等为例证明。亨廷顿分

析了改革在城市和乡村中，对于知识分子和农民的不同作用，在城市里是催化剂，在农村则是替代物。他着重讨论了农村的土地改革。因为农民所关注的主要是眼前的实际利益，而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

第七章“政党和政治稳定”，亨廷顿分析了政治发展的重要组织力量：政党。他把政党区分为一党制、主从政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他分别讨论了各种政党体制在政治稳定中的作用，认为两党制是最稳定的，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一党制更符合社会现实。他又考察了农村起义过程中，政党体制的不同所起到的不同作用。最后，亨廷顿指出，组织在政治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身处正在实现现代化之中的当今世界，谁能组织政治，谁就能掌握未来。”

二、摘要分析

1．“一个社会政治发展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政治活动家隶属和认同各种政治机构的多寡。”

分析：当一个社会里的政治活动家隶属于多种政治机构时，他们就会在多种政治机构内活动，就能在多个机构里实行治国改善社会的措施。如果这些政治活动家认同多种政治机构，那么这些政治机构就有更大的自由活动，这保证了民主。如果政治活动家很少隶属和认同各种政治机构，他就可能会压制这些政治机构，不尊重它们，采取政策批驳政治机构的活动。

2．“若要使该社会成为一个共同体的话，每一个集团的权力就是通过政治机构来行使的。”分析：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政治机构和共同体的相似性，即组成共同体的成员一定有一个相同的背景，而政党是阶级社会中一定的阶级或阶层的代表，但是，组成共同体的成员不一定拥有相同的目标，而政党中各成员的利益和政治目的是相同的。因而相同背景下不同政治目的的成员各组成一个集团，通过政治机构比如政党来行使自己的权力。

3．“在简单的社会里，即便没有政治，或至少没有高度分权化的政治机构，共同体也照样可以生存。”

分析：这里所谓的“简单的社会”，我姑且理解为处于低级发展阶段的社会，如蒙昧社会（原始社会）和臣民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在蒙昧社会里，人们没有权利意识，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经济生活采取平均分配，所以他们不需要也没有能力组织政治机构。在臣民社会，臣民缺乏独立的人格和意志，相对国家权力而言只有义务没有实质上的有效权利，他们不需要高度分权的政治机构来维护他们的政治利益，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而在“复杂的社会”，即公民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人们萌生了保障自己经济权益和政治权利的观念，他们需要高度分权化的政治机构来维护多个社会集团的利益。

4．“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最实用的国家政体是融民主体制和寡头体制为一的政体。”分析：所谓民主政治，即多数决定少数权利；所谓寡头政治，即统治权为少数人所把持。民主政治容易引起多数的暴政，寡头政治容易引起少数的暴政。所以，融寡头制与民主制为一体，是最安全的。

5．“如果可以避免革命，城市中产阶级便会在适当之时发生巨大变化；随着其队伍的不断扩大，它也变得更加保守。”

分析：中产阶级往往不太倾向于采取对社会破坏较大的激烈暴力行动。随着队伍的壮大，中产阶级开始要求维护传统的经济体制，反对改良。

6．“一个具有分工结构和选贤任能制度的官僚体制，从效率逻辑来讲，是比政党更加现代的制度。”

分析：这样的官僚体制，具有明确的职能分工，具有明确的等级制度，具有关于职权和职责的法规和制度，所有职位均由受过专门训练的专业人员担任，随时可以解雇，因此，其效率必然要比政党高。

7．“孟德斯鸠认识到，功能的严格划分会导致权力的不平等。”

分析：功能的严格划分，使各机关分工明确，但各个机关的工作必有分重要关键的与次要平凡的，因此权力的不平等由此产生。

8．“较为可能出现民主的倒是那些保存传统社会和政治多元制成分的国家。”

分析：保存传统社会和政治多元制，各个利益集团才能维护其自身特殊利益，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就获得了存在的权利。

9．“没有一个君主是在一个纯粹传统的社会中着手改革的。”

分析：如果一个社会纯粹是传统的经济结构，或者是纯粹由传统的思想统治，那么，就不会有改革的需要和动力。比如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其前提是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再如宗教改革的社会根源是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封建生产方式开始瓦解，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开始形成，才有了反对旧有社会秩序即封建贵族特权与分裂割据的要求。

10．“公民政体直接随政治参与范围的变化而变得更稳定，普力夺社会却随着政治参与范围的变化而变得更不稳定。”

分析：普力夺社会，本质上是长期专制统治的产物，当旧有制度崩溃，政治参与壁垒被打破，各个阶层都有可能采用极端化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意志。

第四篇：《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读书笔记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读书笔记

从古至今，能人志士都常怀一颗平和治世之心，但单就西方历史而言，在文艺复兴时期以前，和平大多体现在饱受战乱的百姓所怀的朴素愿望或部分哲学家、思想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家出于某种学说或目的进行的倡议和说教，但缺乏实践的可能性与可操作性。进入启蒙运动，卢梭、伏尔泰等人开始将社会本身和社会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进入到了科学研究的视野中来，而其研究成果也对社会运转与发展真正开始产生实质性影响。这一科学领域逐渐积累学术成果并稳步发展的结果是，在二战之后，出现了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从全新的政治学角度来研究社会冲突问题。这本书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一次飞跃性提升，对世界各国学者，特别是我国相关研究者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对社会冲突与发展的分析与看法产生了巨大的启发作用。

这部著作出版于1968年，对当时学术界流行的现代化理论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进行了重新研究探索。本书反对“在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改造具有优先地位”的观点，他结合于二战后后第三世界各国政治动荡，更迭和变革的现状，据此提出强大政府的观点，因为亨廷顿认为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形式就是克服社会动荡和防止政治衰朽，因而，建立强大政权被视作根除国家动荡衰败的必要手段。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观点否认了西方学术界在此之前一贯坚持的自由世界与民主社会思想，即以意识形态来划分国家和国家集团的观点，亨廷顿这种传统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各国的政治区分体现在政府有效程度而非政府形式”，他认为，只要是能够有效履行义务行使权力发挥职能，确保国家社会稳定，促进国家现代化过渡进程平稳的政体，无论其类型和种类，都是有效的政体。例如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广大亚非拉国家虽然暂时缺乏政治共同体和权威的统治方式，但其现实有效性和不断改进的发展方向证明在政治上并不是失败的，因此他认为不应该存在片面的民主还是集权的问题，国家的关键在于政府的有效性、实质性而不是象征性、名义性。所以亨廷顿选取了美国和苏联这一对冷战中两大对立正营的领头羊，两个意识形态激烈斗争的超级大国来进行同一层面的类比，研究方式忽视其民主或者独裁的区别而强调国家机器的效能高低，这对冷战形势下的对立双方都是一种颠覆性的启发。这种理论的提出和这部著作的出版对现代化理论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以意识形态划分一切的时代能够由见识和胆识提出这样的观点是这本书和作者亨廷顿能够享誉世界的主要原因，也是其价值所在。纵观政治秩序论，将政局稳定作为了政治的核心，对政治稳定的追求是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书中这样阐述了亨廷顿的这种追求：“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而为了实现这一追求和目标，作者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操作方式。

一.加强政治制度化建设。政治制度是政治稳定的保护框架，一定程度上讲也是政府存在的前提和政治稳定的根本保证。政治制度的建立需要政治制度化的推进，而政治制度化是政治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政治制度化包括适应能力，复杂程度，自治能力和内部协调能力几个方面，这几个方面的水平越高，则整个政治制度化的水平就越高，反之亦然。实现政治稳定，就必须保证在这几个方面的工作做好，合理的政策能够适应自身发展和时局的变化以及应对突发情况和外来势力的挑战；完善的下层组织和自身结构分化为政权带来能够脱离个人和某一机构的不稳定性的收益；独立、中立的政治程序能够保证政治制度自身的立场和价值，提高其生存能力；而一切政治都是人与法的混合物，一个好的政治制度不但需要好的条文，更需要的好的执行者，强大的内部协调能力才能保证执行者免受私心的腐化和内部纷争的牵制，保证合理制度的实现能力和长期延续，说到底，内部协调能力是由制度产生并服务于制度的个人道德和组织道德的集合，正如“树立道德需要责任，信任必须具备可预测性，而可预测性又要求有规律的、制度化的行为模式。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制

度，社会就会无力界定和实现其共同利益”所言。

二.必须存在强有力的政党。亨廷顿相信，一个好的制度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党来建立和执行，一个强大的政党足以推行制度化的公共利益取代分裂自私的个人利益拼盘，将超越狭隘地域思想的国家忠诚和民族认同推行开来，维系全国全社会各种力量的枢纽和纽带。这种能够吸引和协调多方面势力和力量的公共利益是什么？是理想的哲学观念还是掌权群体的自身利益，或者物竞天择的自然竞争结果？作者认为，公共利益应该是大体上能够代表国家和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根本、长远利益的事物，但其顾及面是人数上的绝大多数而非既得利益的绝大多数，是根本长远利益而不是短期眼前利益，因而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抵触、误解和扼杀，这个时候，一个积极而且强力的政党才能克服困难推动公共利益的发展。在所谓民主国家，民众名义上享有完全的政治权利，但事实上民众只是根据规则表达自己的意愿，而专业的政治家则从事具体工作，事实上使得政治活动成为了一种疏远一般公民的专业活动；而在所谓独裁专制国家，所有公民都可能关心政治，但没有一种渠道能够让民众参与其中，这种语境下政治的决策越分散，政治分裂就越严重，越多的政治参与带来越多的不稳定因素。无论哪种情况，政治的稳健都不是非专业的民众自身能够胜任和实现的，一个领导正确、力量强大的，有足够凝聚力和执行力的政党才能确保民众意愿的顺畅表达和政令的专一，才是政局稳定，政治英明和统治清廉的保证，这都是依靠民众自身或者散沙的小政党联合所不足以胜任的。

三.必须确保公众的参与。公众虽然处于自身的局限性无法胜任维持政治稳定的重担，但其归根结底是一切政治活动的参与力量和作用对象，是政治的根本，脱离民众参与的政治既无法联系实际，又无法有效施行，民众，特别是其中的自由知识分子，既能为政治统治，为掌握统治权力的强大政党贡献智慧，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发挥价值，其本身又在政局衰败时产生巨大的离心和变革作用，成为维持政局稳定的不安定因素，因此吸纳民众，吸纳自由知识分子参与到政治中来，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推动政治制度化和政党统治，充分防范和控制其消极作用避免其煽动动荡势力的产生和壮大，对维持政治稳定和推动政治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时至今日，亨廷顿的观点依旧没有显露出过时的迹象，各个国家的政治生态中都能或多或少地看到起理论正在指导实践的影子，我国亦不例外，因此，参悟这本《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对维持我国和谐稳定，推动经济和社会稳步发展，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就显得很有帮助。

第五篇：萨缪尔·亨廷顿的学术人生.

萨缪尔·亨廷顿的学术人生

2008年4月，我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拜访了杜维明先生，从他口中得知，近来亨廷顿教授的身体状况不好。没想到的是，年末之时就传来了他辞世的消息。国内多家媒体很快发表消息，称“„文明冲突‟论提出者亨廷顿辞世”。其实，“文明冲突”论并非他的主要学术成就。盖棺论定，现在当可对其学术人生做一个初步评价了。为此，我把书房中他独著及合著的书从架子上一一取下来，居然也有9种之多。考虑到买书时的选择性，其学术成就已可见一斑了。

思想和成果

萨缪尔·亨廷顿1927年4月出生于纽约市，先后就读于耶鲁大学（1946年获学士学位）、芝加哥大学（1948年获硕士学位）和哈佛大学（1951年获博士学位）。1950-1958年，他在哈佛大学任教，1959-196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战争与和平研究所副所长，之后回到哈佛执教多年，直至2007年退休。期间，亨氏两度担任政府系主任，并曾任哈佛国际事务中心主任多年，1986-1987任美国政治学会（APSA）会长。1970年，他与人共同创办了《外交政策》杂志，并任共同主编至1977年。1989年，他在哈佛创办奥林战略研究所并任所长10年。卡特政府时期，他进入政府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规划协调人，但为时不长，故其学术生涯几乎未曾中断，可以说终其一生是一位在大学内从事研究、教学、写作的政治学家。

1993年，亨廷顿在《外交》杂志夏季号发表《文明的冲突？》长文，一时语惊四座，扰动学界，引发了一场世界范围的激辩，成为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随后他将论文扩展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于1996年出版。据称该书被译为39种语言，流传甚广。从此他的名字就被紧紧地与“文明冲突论”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他真正的学术成就反而被遮蔽了。这里隐含了一层意思，即把它与亨氏此前的学术工作相区隔，这一点下面再来讨论。

亨廷顿是一位学术大家。举凡大家，都有一共同的特征，简要言之，便是一个“通”字。就是说，并不局限于一个窄小的研究主题，而是扩展开来，在几个相关研究领域中驰骋，并做出高质量的研究工作，产生了后人绕不过去的学术成果。亨氏正是这样，他一生的著述体现在如下五个方面，可以说，他在每一个方面都保持了高水准。

首先是在军-民关系、军事政策及战略领域。代表作为《士兵与国家：军-民关系的理论与政治》（1957年）、《共同防务：国家政治中的战略计划》（1961年），以及《与核武器共存》（合著，1983年）。《士兵与国家》是亨廷顿的第一本专著，迄今印刷了15次之多，已成为军事和政治相互关系这一领域的经典性作品。2007年，在其出版50周年之际，西点军校专门召开了研讨会以资纪念。

其次，美国政治和比较政治。著作有《政治权力：美国与苏联》（与布热津斯基合著，1964年）、《民主的危机》（合著，1975年）和《美国政治：失和的承诺》（1981年）。其中《民主的危机》原是就民主国家的统治能力写给三边委员会的报告，与法国克罗齐埃和日本绵贯让治合著。三边委员会成立于1973年，是西欧、日本和北美的一批人士为促进这三个地区之间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更紧密合作而建立的，至今该组织依然活跃于知识和思想界。针对“医治民主痼疾的唯一办法就是要有更多的民主”这一观点，亨廷顿就当时的美国指出，使用这样的方法无疑等于火上加油。恰恰相反，民主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节制。首先，民主并不是一个在社会各个方面都普遍适用的办法。如果一所大学任命教师需要征得学生的同意，这可能是一所比较民主的大学，但不会是一所比较好的大学。其次，民主政治体系的有效运转通常需要某些个体和群体某种程度上的冷漠和回避。这也是使民主有效地发生功用的条件之一。简言之，民主不足和民主过剩皆不可取，要义在于走向民主的平衡。在有些人眼里，这显然是一种“保守的”民主理论，可又有几个人能很好地欣赏和领悟其中的智慧呢？

第三，政治发展与欠发达国家的政治。著有《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年）、《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合著，1976年）、《理解政治发展》（共同主编，1987年）等。其中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在我看来是他学术成就最高的一本书，也将对政治学产生最为持久的影响。书中充满了深邃的洞见，这些洞见又是来自于富有理据的学术分析。他指出，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他又指出，怎样去设计一个有最大权力和权威的政治体系，美国人没有现成的答案。其基本公式就是政府应建立在自由和公正的选举之上。但亨廷顿认为，问题不在举行选举，而在建立组织，等等。证诸近些年来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实际，难道不正证明了亨氏是正确的吗？又如在改革与政治变迁问题上，他指出改革者的道路是艰难的。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比革命者更为困难。原因有三。首先，改革者必须两线作战，同时面对来自保守和革命两方面的反对。其次，改革者不但要比革命者更善于操纵各种社会力量，而且在对社会变革的控制上也必须更加老练。第三，如何处理各种形式改革的轻重缓急问题，对改革者来说比对革命者要尖锐得多。不能不承认，亨廷顿的这些见解是十分深刻的，而这种富有穿透力的见解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可以说俯拾皆是。

第四，民主化。在这方面，亨氏著有《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1991年）。这本书试图解释发生在1974-1990年间这一波民主化的原因、方式及其直接后果。一波民主化指的是一组国家由非民主向民主政权的过渡。第三波是相对于第一波（1828-1926年）和第二波（1943-1962年）而言的。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著中，亨廷顿表明了政治秩序和权威的匮乏是最严重的衰弱表征之一；至关重要的是秩序的程度，而非政权的形式。《第三波》则是从不同的视角讨论了与此有关的一个课题，表明政权的形式（即民主与否）确乎是重要的。这就难免不涉及作者的政治价值观。亨廷顿写道，如同过去一样，他试图使自己的分析尽可能地独立于自身价值观。但这种努力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仍是可以讨论的。

最后，国际关系领域。代表作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年）。上世纪90年代后的亨廷顿，发生了从社会科学家到政论家的转变。2004年，亨氏发表了最后一本书《我们是谁》。它们是亨廷顿最后的两本个人专著，也是引起了最复杂反应的著作。它们的共同点，是社会科学家亨廷顿的褪色和政论家亨廷顿的凸显。而这一变化，绝非无关紧要。与亨氏之前的著作多由大学出版社推出不同，此两书均是由一家著名商业出版公司西蒙-舒斯特出版，这一事实也并非不重要。

“文明的冲突”和“文明的对话”

1993年亨氏发表《文明的冲突？》，引起轩然大波，此文大约是继1940年代乔治·凯南发表“X”文章后，《外交》季刊所发表的影响最大的文章，从此亨廷顿的名字就被与“文明冲突论”紧紧联系在一起，有时甚至被不正确地划了等号。就其在中国引起的讨论而言，上海人民出版社就曾专门出了一本名为《文明与国际政治》的集子。

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序言中，亨廷顿写道：“这本书不是也并不打算成为一本社会科学著作，而是要对冷战之后全球政治的演变作出解释。它渴望提出一个对于学者有意义的和对于决策者有用的看待全球政治的框架或范式。”该书内容在学术上有诸多可讨论处，即如“文明”和“文化”这两个基本概念，在亨廷顿那里是混用的，常给人“剪不断，理还乱”之感。情形往往是这样，愈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看似简单的概念，愈是不容易清楚界定。睿智如亨廷顿也未必给出了很好的回答。因此，它的贡献，与其说是学术上的，还不如说是歪打正着，其大胆的假设使世人警醒，使人们认识到了文明间冲突的可能性和危险性，从而致力于开展“文明的对话”。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文明对话”在联合国和有关国家推动下蓬蓬勃勃地展开，至今势头不减，就是证明。

《我们是谁》是另一本广受争议的著作，它的副标题为“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中心论题是随着移民的增多和美国人口构成的变化，以白种的欧裔美国人为主体的美利坚国家出现了令人忧虑的发展趋势，到21世纪中叶，白种人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有可能下降至不到一半，这便是亨氏“我们是谁”一问的来由。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他就曾引证美国人口普查局的预测，即到2050年，美国人口中将有23%是拉美裔人，16%是黑人，10%是亚裔。也就是说，2050年左右，是美国白人从占总人口一半以上变为一半以下的分水岭。这种人口构成的变化及其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潜在影响，正是令亨氏忧心忡忡、耿耿于怀之处。早在1997年，国内学者就从亨廷顿的相关文章中看出了这一点，直称之为“数量优势下的恐惧”，可称精当之论。

既有如此忧虑，亨廷顿的逻辑主张，也便是捍卫、维护“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的文化堡垒，保卫其中心地位于不坠，办法是收紧移民政策，在国内政策中保护白人新教徒文化的“纯洁性”，等等，这当然也跟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有关，否则，美国何以成其为美国？！亨氏的对内观与对外观便是这样相互联系的。

人们常言盖棺论定；如果说，亨廷顿因其上世纪90年代前作为杰出社会科学家的论著得享崇高学术地位的话，那么，上世纪90年代后以“文明冲突论”和《我们是谁》为代表的更具有政论家色彩的亨廷顿恐怕有所不同。个人私见以为，作为社会科学家的亨廷顿一定更经得起未来时间的检验。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