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有感

第一篇：读《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有感

读《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摘要：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研究了第三世界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问题，提出了他的政治秩序论，为战后西方兴起的现代化理论增添了新内容。围绕如何实现政治稳定，文中从加强政治制度化，建立强有力的政党，组织好农民政治参与三个方面予以阐述。最后以中国的党政制度如何促进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

关键字：第三世界；政治参与；政治稳定；政治秩序论；政治参与；和谐社会

正文：

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是一代又一代善良人士的理想，但是，在以往时代，特别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以前，和平理想大多是百姓的朴素愿望或一些思想家、政治家的渗透了自己价值观的道德说教，而鲜见进行实证性分析的科学著作。从马基亚弗里、卢梭等近世学者开始，社会稳定或冲突问题进入了科学研究领域，其研究成果开始对社会发展产生真正的影响。二战以后，在政治学领域，亨廷顿关于社会冲突问题的研究颇受人们关注，并特别对中国学者产生很大的影响。他的代表作之一是《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这部著作凝聚了他关于社会发展与冲突的重要学术见解，读来让人颇受启示。

亨廷顿在一九六八年出版了他的成名巨着《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从一个崭新的角度重新探讨了当时流行的现代化理论。亨廷顿反对认为在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改造具有优先地位的观点，他立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际发生于第三世界国家政治舞台上的现状，提出了强大政府的观点，他认为，“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时期就是一个克服社会动荡和防止政治衰朽的历史阶段”，故而，欲根除国内政治的动荡和衰朽，这些国家必须建立起强大的政府。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看法，是他否认了西方政界和媒体一直坚持以所谓“自由世界”和“民主社会”的意识形态来划分世界各个国家和国家集团的观点，十分尖锐地指出，“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不论何种政体，只要它有效地行使职能，维持稳定促进向现代化的平稳过渡，就是有效的政体。广大亚非拉现代化中国家缺少政治共同体和有效有权威的统治方式，所以政治上是失败的。他认为从这个角度看，没有什么民主或集权的问题，一个国家的关键在于政府要有效能，要能够正常地维持一个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的秩序。所以，他将美国和苏联这一对当时正处于意识形态斗争的国家放在同一个层面上进行类比，并不认为其区别是所谓的民主或独裁，而只是强调其国家机器的效能。这在当时冷战的形势下，无异于是晴天的一声霹雳，使整个世界的政界和学术界都为之震惊。亨廷顿这部着作的出版，极大地推动了现代化理论的发展，显示他对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变化有着实事求是的深刻见解。在一个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年代里，能具有这种敏锐眼光和胆识的学者是不多的，这也正是他后来能获得世界级声誉的重要原因之一。

纵观亨廷顿的政治秩序论，政治稳定是核心。亨廷顿在书中把对政治稳定的追求是其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他认为“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围绕如何实现政治稳定，亨廷顿从三个方面予以阐述。

其一，实现政治稳定必须加强政治制度化。亨廷顿不仅把政治制度化当作政治稳定的根本保证，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将其视为政府存在的前提。

政治制度化是政治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可以用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和内部协调性来衡量政治制度化的水平；这些理论指标越高，政治制度化水平就越高，反之就越低。

适应性是在环境和时间考验下的变量，相对于僵硬性，理解为“与时俱进”，静态的环境和“习惯性”是它的大敌，一个组织抵抗环境的能力可用“时龄”（绝对时间）、代龄（侧重于领导层的新陈代谢、相对时间）以及组织功能三个向度衡量。作者认为，存在高于宗旨，组织的活力是优先于组织行为模式延续性的，“唯变所适”。那么干部轮换制的推行、英国工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宗旨的改变是适应环境改变的需要的，而苏联的解体也有实现工业化主要目标后未能转变党的功能去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的原因，这基本是一种亚里士多德式“整体优先”的考虑。

复杂性既指等级上和功能上的分层，也指各类下层组织单位自身的结构分化，相对于“简单性”——依

赖于个人或某一个专门机构的体制是不稳定的，法兰西三、四共和国的大权集中导致的困难出现时专权机构无可奈何，而没有其他机构敢于承担责任的例子说明了这点。下级单位的分化是与整体相关还是依据功能，关系到制度化的程度，所以很多企业在横向、纵向一体化完成后走向多样化，也可理解“混合型国家”是稳定的。

自立性代表着政治程序的独立、中立，相对于“附属性”。政治制度要有自身的利益和价值，否则会被私利收买，不仅会导致腐化，还可能被轻易推翻。社会在变革时会出现许多参政的新群体，会给已有程序造成巨大压力，发达的政治体系可以缓和这种冲击，复杂性就是自立性的保障，因为新势力在冲击政治核心的过程中就会被过滤干净，于是既保持了社会组织容纳力的稳定扩张，又保证了制度的完整。凝聚性是一个组织的向心力，相对于“离散性”。组织成员的激增会削弱这种向心力，复杂性保证了在成员忠诚基础上的系统稳定扩张。这是我们熟悉的“系统论”的模式，但“为政在人”，不可或缺的是伦理内容即“公共利益”。但“树立道德需要责任，信任必须具备可预测性，而可预测性又要求有规律的、制度化的行为模式。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制度，社会就会无力界定和实现其共同利益”。

其二，实现政治稳定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政党。亨廷顿认为，一个强大的政党能够以一个制度化的公共利益来取代四分五裂的个人利益。能够为超越狭隘地方观念的效忠和认同奠定基础，成为维系各种社会力量的纽带。

何谓公共利益？是一种理想的形而上的实在吗？还是某一特殊群体的利益呢？还是自然而然的竞争的结果呢？作者认为公共利益基本是制度、系统的具体利益。“公共利益就是公共制度的利益。它是由于政府组织的制度化而创造和产生出来的”。制度化产生稳定，稳定就是利益，制度的利益着眼未来、“防患未然”，所以就不是某机构某官员的眼前利益，“凡是对总统有利的，对国家也有利”，相应的职权扩张，对于整体利益大有好处。不过这是不是一种卢梭的“公共意志”的逆向思维呢？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公共利益”的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对于社会各集团的承受力怎样很值得研究，如果超过了社会容纳力，除了进行强硬的镇压以外，如何才能使社会的不同部分互相协调？文化与社会制度的关系如何？无疑前者对于后者起到重要的维持作用，但前者必须具备“信任感”——很大程度上信任感是在传统的价值的、审美的、宗教的理念中形成的，作者指出像阿拉伯和意大利的乡下就缺少信任感，于是就缺少“有机的结合”。的确伊斯兰教是排外的，但为何不能够产生社会内部的信任呢？如果说意大利乡村是缺少公益意识的，那么说公益的培养不在于经济而在于“习惯”吗？

其三，实现政治稳定必须组织好农民政治参与。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是指公民介入政治活动。亨廷顿认为，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党来说，组织农民的政治参与是维持政治稳定最重要的问题。“农村集团的盼望和要求多半是相当具体而温和的。如果这些要求合乎情理地得到满足，那么农村的平民百姓就会恢复到惯常的保守状态中去”。

如果仔细观察当今世界的政治生活，不难发现民主国家（仅就政体而言，并非指“真正”的民主）公民的政治参与与其他国家公民的政治参与是两回事，性质上有显著差异。民主国家的公民按照一定的游戏规则表达一种政治意愿，而专业的政治活动由政治家去搞，政治活动事实上具有专业分工的性质，一般公民事实上远离政治，对政治活动比较淡漠。一些国家在大选中投票率下降便是证明。专制独裁国家的情况不同，在那里没有形成一种公民表达政治意愿的游戏规则，几乎一切有文化的公民都关心政治，没有形成政治活动的社会分工。这种政治参与的程度越高，社会的政治分裂就越严重。这种局势下的政治参与本身就是政治不稳定的同义语。一定意义上说，古代社会也有下层百姓的政治参与，不过，有时候程度高，有时候程度低；高的时候是起义、造反，低的时候是做顺民；高的时候社会危机严重，低的时候是所谓“昌明盛世”。当然，古代社会的政治参与也是政治不稳定的同义语。按照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亨廷顿的理论分析模型实际上堆砌了一些同义反复的判断。政治制度化水平低，意味着政治结构的脆弱，而（在不发达国家）政治参与本身便是政治不稳定，那么，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的比率低，当然是政治不稳定了。

亨廷顿对各个社会集团的政治立场与社会稳定的相关性也做了分析，其中，给人印象极为深刻的是关于知识分子的分析。亨廷顿说：“在中产阶级的各阶层中最倾向于反抗、暴力、和革命的就是知识分子”。

这个分析未免过于笼统。如果把知识分子看作拥有现代科学知识的社会群体，那么，知识分子并不具有统一的政治倾向。亨廷顿所说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社会群体，即自由知识分子，其主要成份是青年学生和具有自由职业特点的各类专业人士。只有自由知识分子才具有亨廷顿所说的与既定秩序进行抗争的政治倾向，究其原因，在于他们的特殊的社会地位以及由此决定的利益取向。

不论自由知识分子是否被政府所雇佣，他们都远离政治权力的中心，由既定秩序所维护的权力如果能产生额外的利益，也与他们毫无关系，因此他们对政治权力没有什么利益上的依赖，当然也不会有感情上的依恋。一般来说，自由知识分子的福利与社会整体的进步密切相关；社会越是发达，对自由知识分子的需求也就越大，他们的福利也就越大。自由知识分子所掌握的知识使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如果说其他阶级或阶层对社会变革存有疑虑的话，自由知识分子则常常坚信社会变革对自己有利；他们对改革所产生的未来社会的不确定性估计得很低。所以，自由知识分子通常对改革持较为激进的立场，对既定秩序持批判的态度，但也因此自由知识分子始终是社会制度创新的主体，并有可能成为社会妥协的酵素。自由知识分子群体如果没有其他社会集团配合，并不会对社会稳定形成威胁。而且，抗争力量的整合，抗争过程中与中间力量的联合，甚者与既定秩序某种必要的妥协，都离不开自由知识分子的运筹。面对日益高涨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民众觉醒，如何才能稳健地把社会各阶层有序地吸纳入现代政治体中呢？如何处理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关系呢？如果制度化不能满足要求势必会导致社会的混乱，但不调动参与同时又保持着低水平的政治制度化，这样的执政集团一定是缺少群众基础的容易被推翻的寡头，必须保证一个高度平衡的政治参与和制度化才能永久地填补权力真空并且保持社会流动的有序，所以必须建立强大的政党制度。

一个强大的政党制度会塑造有序的合法的政党政治，这些政党将超越宗派的私利而已公共利益为目的，有机地沟通一般民众与最高决策集团的联系，吸纳新兴集团加入政治共同体，对内对外都有充分的自立性，保证社会的平稳发展；相反，人为地压制政党政治会造成保守的专制，不利于现代化进程，也终将为社会参与运动所颠覆。“一个无党政权是一个保守政权，一个反政党政权是一个反动政权”。

对现代化中国家，何为有效的政党和政党制度？发展中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后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以发展经济，而不是模仿西方的民主，政党制的运作不能简单的取决于政党的数目，“在高度现代化的国家，政党数量多寡无碍于它拥有强壮之势；而在低度现代化国家，一党可强可弱，但多党制却毫无例外都是软弱的” 多党制在低度现代化国家的问题是社会被分割成多个自我封闭的利益集团，由妥协建立的联合政府会随着利益的分歧而频繁更迭，政党的存在时间也是短暂的，很难说会把民众整合进政治体系之中，“如果政治参与受到限制，那么社会力量参与政治也就受到限制”。

政治现代化中国家要建立起合乎本国国情的、以成就为取向的、规则化的政党制度，“要符合特定社会生态的要求、具有较高的制度化水平和强大的合法化能力”。一般地，两党制被认为是较负责任的体制，两个集团竞争争取共同的社会群体，可以防止政权垄断并较好地动员民众加入制度；而多党制则不能充分地反映民意，选举结束后各党派会建立妥协基础上的联合政府，但数量绝非是优先的，“政治安定的先决条件是政党制度能够吸收现代化中出现的新的社会力量” ；政党制度可以有竞争，但竞争须着眼于公益而不是派系的私利；政党制度也可以排斥竞争实行一党制，但政党须做好组织建设和自我监督，必须适应国情又能为进一步的社会民主化做铺垫。保持社会的平稳发展，在政治上要保证秩序和稳健的政策，具体来讲就是政治共同体、宪政体制、政治继承的稳定，权力结构的平衡（立法与司法、中央与地方），施政的连续，以及社会政治心理、认同感的稳定。

在我国的政党制度架构中，一方面各民主党派通过党员（成员）参与政府、人大，以担任相当职务的形式参与政治，另一方面，执政党通过谈心、座谈、民主协商等形式，就国家和地方的重大决策问题与民主党派进行政治协商，民主党派也可以通过人民政协、党派间的政治协商等形式，对党和政府进行民主监督，通过调研等形式建言献策。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比，还存在差距，如对参政党在组织规模、经费、人员构成、党的领导等方面的领导过于具体，不利于参政党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民主监督的实效性不强，参政党的政治参与和功能发挥还不很充分，知情渠道不够畅通等等。5号文件的颁布实施，对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政治协商有了可操作的具体规

定、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这必将进一步推进多党合作制的健康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参考文献：

1、张锐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政治控制分析

2、党国英 找寻稳定发展的社会模式

3、于溪滨 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4、冯维江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阅读报告

第二篇：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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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嘉赞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读后感

读这本书的时候一边读一边会浮现书中的各个关键词：政治秩序，政治衰朽。共同体，政治制度。政治参与度，现代化，现代性，公民政体，普力夺政体等等，不断在脑子里梳理各个词之间的关系。

本书以“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他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他们的政府有效程度”这句话开始全书的论述，指出拥有政治共同体的国家政治制度比较稳定。作者赞成李普曼的观点“最大的必需品莫过于被统治”，我也觉得这句话说的很好，这句话强调了政治制度的有效性，只有拥有有效能的，有权威的，合法的政府才能更好的，虽然我们强调自由民主，但有时候被统治比全民自治更更稳定社会，发展政治。

文中说道，**和动荡是社会急剧变革、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而同时政治体制的发展却又步伐缓慢所造成的。在我看来这应该这就是政治的供需不平衡吧：社会满足不了大众参与政治的需求，即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适应，落后于经济基础。

书上有些观点对我原来的观念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比如说作者认为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目标，在二者的进展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不管是以往的自我感受，或者是高中政治课本教给我的都是经济与政治相互影响，经济的良好发展促进政治稳定，政治稳定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促进经济增长，反之亦然。阅读作者举的例子，我还是不要赞同他的观点，还是觉得政治与经济有关系，两者能够相辅相成。再比如“政府的建设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这句话给我很大触动的，可能生活的时代环境有关系，中国政治的现状：政府权威大，权力集中，让我们一直着眼于如何通过限制权威，分散权力来稳定社会，而忽略了要在现代化国家建立合法的公共秩序的大前提必须是先存在权威，如果缺少了权威，政府办事就会受制于人，不能很好的运用国家机器为公民谋取公共利益了。

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和维持依赖于政治制度的功效。书中介绍了政治制度化的几个判断识别条件：适应性-刻板性（算年龄、组织领导人换代的次数、职能）；复杂性-简单性、自主性-从属性、内聚力-不团结。按照作者的标准，我对照中国，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化进行分析，觉得中国政治制度化具有适应性：组织存在了六十多年，现在是第四代领导人领导，只能比较齐全；复杂性：拥有庞大的下属组织，高度专门化水平；自主性：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缓和社会各阶层的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内聚力：组织内部能够相互协调。

“政治制度具有道德和结构两个范畴”，这个观点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中的政治是不道德的观点不同，亨廷顿认为政治也是有道德的成分的，他说道德需要有信赖，信赖包含着预测性，而预测性有要求存在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行为方式。作者还举了美国和苏共中央委员会赋予公共利益以实质性内容的政治制度的例子，说明了人民需要有道德的政治制度。

亚里士多德说，对于民主政体和寡头政体同样适用的真正上策不是那种能确保民主或寡头本身最大限度膨胀的政策，而是能确保他们能最长久地延续寿命的政策。这说明了制度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想要是政治制度长久稳定，就必须处理两者的关系。“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好处的对国家也有好处”这句话很有意思，这说明的也是通用这个企业个体的利益得到实现的同时，对整个国家的公共利益也是有很大的益处的。

政客们说，上台后往往发现许多事情和竞选时“看起来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就是政府机构利益要求的一种表现。这个描述很形象，是在野和当朝两种看问题的视角，这也是有些政党在竞选之初凭借某些政策吸引选民使之成功执政，但是上台后受到种种因素阻碍，没有实现竞选时的承诺，最后执政满意度下降，退出执政的队伍的原因。“政府机构的合法性和权威并非视其在大多程度上代表人民的利益或是其他什么集团的利益，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区别其他所有组织的自身利益。”说的也是这个政府执政之道吧。

作者还帮助我们区分了现代化与现代性，指出现代化是达到现代性的过程，现代化途中容易产生社会问题，导致社会不稳定。还将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颓废，流动机会，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理清关系，特别指出腐化问题，我觉得这个对现在社会有比较强的社会意义。文中说道“一切法律都会使某个集团处于不利的地位，这个集团最终就变成潜在的腐化根源”，那么我们就应该思考在法律体系建设过程中该如何平衡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呢？确保各个社会势力之间的相对公平，既不过分打压，也不过分贬低，最大程度减少腐化的可能性。

作者说肃清腐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降低衡量公职官员行为的准则，临一方面要使这些官员的行为大体向此中准则看齐。我觉得这一方法就是一种政治思想，权术的一种体现，做事比较灵活，有点儒家“中庸”的感觉，准确的把握两者的分寸，拥有政治的敏感度和相当的政治头脑。

书中描述的不稳定政治，堕落国家的情况就是马基雅维利所说的腐化国家的具体表现，它们都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产生很大的社会问题，但这并不仅仅只靠马基雅维利所说的“权术”就可以解决的，更需要高度制度化的政体来巩固。在我看来《君主论》主要是马基雅维利站在统治者的立场，对统治者如何运用权术统治国家进行论述，而《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则是研究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讨论政治参与度，政治制度化对社会政治的影响，认为政治衰朽和政治发展一样可能发生，如何采用更有效用，更合理的政治方式来实现真正的政治稳定。

总的来说第一章是全书的总论，作为主要观点，后面的章节是对第一章具体的论述与分析，像第二章讲的是政治现代化，将美国与欧洲进行比较，介绍了现代化的三种类型，权威的合理性，特别介绍了都铎制度。第三四章介绍了政治的变迁及普力夺社会，即社会发展过程中碰见的各种政治问题。作者不管是对稳定的民主政体的赞扬，还是把普力夺社会等做作为反面的例子，它旨在强调美国的历史经验并不适合用来理解目前发展中国家政治民主化过程中遇到的挑战，各种政治制度不论意识形态，只要符合当时的时代发展要求就是好的制度。

总的来说我觉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运用了大量的数据资料，亨廷顿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周密的证明，引用大量古代哲人的名言，从理论和实践上都站稳了脚根。解释了很多容易混淆的概念，如现代化与现代性，改革与革命，政治参与度与政治制度化等等。

总之，这本书让我受益匪浅，让我更加深刻的了解了政治制度这回事。

第三篇：读书笔记——《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读书笔记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自从1968年出版，就成为政治学的重要著作之一。时隔近43年之后，读到这本名著，令我心潮澎湃，感触颇多。

一、本书的简要内容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凝住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广度和分析洞见是惊人的，并确立了亨氏作为他同时代人中最杰出政治学家之一的声誉。首先，亨廷顿论辩说，政治衰朽至少和政治发展一样可能发生。新近独立国家的实际经历是一种愈演愈烈的社会和政治混乱。其次，他提出，现代性中的好东西常常向交错的目标运动。特别是在社会动员超越政治机构发展时，新的社会行为者发现他们无法参与政治而产生挫折感。其结果便是亨氏名之为“普力夺主义”的状况，也是导致反叛、军事政变以及软弱和组织不力政府的主要原因。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不是同一事物的严丝合缝的组成部分。后者随着诸如政党和法制系统之类组织的设立或衍变为更复杂的形式而具有自身的、另类的逻辑。

第一章“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朽”，从理论上对其理论架构进行分析。本章首先指出各国之间政治上的最大分野是政府的有效程度。发展中国家出现政治衰朽的原因就在于政治制度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失调。亨廷顿从政治制度和政治参与两个角度来分析。他提出了政治制度的涵义及其四个标准，并从公共利益角度讨论了政治制度。而现代化则促进了政治意识的多元化，如果政治制度不够发达，就会导致暴力和腐化。亨廷顿又从社会阶层即城乡差距的视角论述了政治衰朽，并列表分析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城市和农村阶层的作用。他又依据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两个变量区分了两种政体：公民政体和普力夺政体。

第二章“政治现代化：美国与欧洲之比较”，亨廷顿首先区分了政治现代化的三个层面：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分离和政治参与的扩大。他依据这三个方面分别考察了英国、欧洲和美国三种政治现代化的不同类型。亨廷顿从比较历史的角度说明了政治现代化的道路是不同的，是多线发展的。亨廷顿认为美国的政治现代化历程对发展中国家没有借鉴意义，而是应该从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传统去寻找发展的路径。

第三章“传统政体的政治变迁”，亨廷顿认为传统政体的现代化首先要有权力来进行政策创新，其次要具备吸收新兴社会势力政治参与的能力。他分析了传统政体的不同类型，主要关注于官僚政治政体和封建政体。亨廷顿从政策创制和团体同化两个角度进行了具体的论述。最后，亨廷顿对于这两种政体中国王所面临的困境作了分析，要么嬗变、要么共存、要么维持。亨廷顿认为传统政体的变迁过程中往往由于军人力量的强大而产生普力夺社会。

第四章“普力夺社会和政治衰朽”，亨廷顿分析了普力夺社会的根源，即国家有效政治制度的缺乏导致军人、学生等有组织的团体干预政治。接着，亨廷顿考察了普力夺政体的演进：寡头普力夺→激进普力夺→群众普力夺→公民秩序。在这个过程中，军人所起到的作用既可能是护卫者、制度建设者，也可能是破坏力量。

第五章和第六章，亨廷顿考察了政治发展的两种动力，即革命和改革。在第五章“革命和政治秩序”中，亨廷顿分别从城市和农村，以及不同的社会阶层等角度，结合发展中各国的不同发展历史，分析了通过革命实现政治发展的历程。他把革命区分为东方型革命（动员→创立新制度→推翻旧制度）和西方性革命（旧制度瓦解→动员→创立新制度）两种类型，并且分析了列宁主义与政治发展的关系，认为列宁主义是一种政治发展理论，它涉及到政治动员、政治制度化和公共秩序的基石，比如党的建设的理论、灌输理论等。

第六章“改革和政治变迁”，亨廷顿首先指出改革比革命更为罕见，接着区分了改革的两种战略战术：渐进的费边主义、闪电战，并且以土耳其凯末尔改革等为例证明。亨廷顿分

析了改革在城市和乡村中，对于知识分子和农民的不同作用，在城市里是催化剂，在农村则是替代物。他着重讨论了农村的土地改革。因为农民所关注的主要是眼前的实际利益，而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

第七章“政党和政治稳定”，亨廷顿分析了政治发展的重要组织力量：政党。他把政党区分为一党制、主从政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他分别讨论了各种政党体制在政治稳定中的作用，认为两党制是最稳定的，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一党制更符合社会现实。他又考察了农村起义过程中，政党体制的不同所起到的不同作用。最后，亨廷顿指出，组织在政治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身处正在实现现代化之中的当今世界，谁能组织政治，谁就能掌握未来。”

二、摘要分析

1．“一个社会政治发展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政治活动家隶属和认同各种政治机构的多寡。”

分析：当一个社会里的政治活动家隶属于多种政治机构时，他们就会在多种政治机构内活动，就能在多个机构里实行治国改善社会的措施。如果这些政治活动家认同多种政治机构，那么这些政治机构就有更大的自由活动，这保证了民主。如果政治活动家很少隶属和认同各种政治机构，他就可能会压制这些政治机构，不尊重它们，采取政策批驳政治机构的活动。

2．“若要使该社会成为一个共同体的话，每一个集团的权力就是通过政治机构来行使的。”分析：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政治机构和共同体的相似性，即组成共同体的成员一定有一个相同的背景，而政党是阶级社会中一定的阶级或阶层的代表，但是，组成共同体的成员不一定拥有相同的目标，而政党中各成员的利益和政治目的是相同的。因而相同背景下不同政治目的的成员各组成一个集团，通过政治机构比如政党来行使自己的权力。

3．“在简单的社会里，即便没有政治，或至少没有高度分权化的政治机构，共同体也照样可以生存。”

分析：这里所谓的“简单的社会”，我姑且理解为处于低级发展阶段的社会，如蒙昧社会（原始社会）和臣民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在蒙昧社会里，人们没有权利意识，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经济生活采取平均分配，所以他们不需要也没有能力组织政治机构。在臣民社会，臣民缺乏独立的人格和意志，相对国家权力而言只有义务没有实质上的有效权利，他们不需要高度分权的政治机构来维护他们的政治利益，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而在“复杂的社会”，即公民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人们萌生了保障自己经济权益和政治权利的观念，他们需要高度分权化的政治机构来维护多个社会集团的利益。

4．“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最实用的国家政体是融民主体制和寡头体制为一的政体。”分析：所谓民主政治，即多数决定少数权利；所谓寡头政治，即统治权为少数人所把持。民主政治容易引起多数的暴政，寡头政治容易引起少数的暴政。所以，融寡头制与民主制为一体，是最安全的。

5．“如果可以避免革命，城市中产阶级便会在适当之时发生巨大变化；随着其队伍的不断扩大，它也变得更加保守。”

分析：中产阶级往往不太倾向于采取对社会破坏较大的激烈暴力行动。随着队伍的壮大，中产阶级开始要求维护传统的经济体制，反对改良。

6．“一个具有分工结构和选贤任能制度的官僚体制，从效率逻辑来讲，是比政党更加现代的制度。”

分析：这样的官僚体制，具有明确的职能分工，具有明确的等级制度，具有关于职权和职责的法规和制度，所有职位均由受过专门训练的专业人员担任，随时可以解雇，因此，其效率必然要比政党高。

7．“孟德斯鸠认识到，功能的严格划分会导致权力的不平等。”

分析：功能的严格划分，使各机关分工明确，但各个机关的工作必有分重要关键的与次要平凡的，因此权力的不平等由此产生。

8．“较为可能出现民主的倒是那些保存传统社会和政治多元制成分的国家。”

分析：保存传统社会和政治多元制，各个利益集团才能维护其自身特殊利益，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就获得了存在的权利。

9．“没有一个君主是在一个纯粹传统的社会中着手改革的。”

分析：如果一个社会纯粹是传统的经济结构，或者是纯粹由传统的思想统治，那么，就不会有改革的需要和动力。比如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其前提是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再如宗教改革的社会根源是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封建生产方式开始瓦解，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开始形成，才有了反对旧有社会秩序即封建贵族特权与分裂割据的要求。

10．“公民政体直接随政治参与范围的变化而变得更稳定，普力夺社会却随着政治参与范围的变化而变得更不稳定。”

分析：普力夺社会，本质上是长期专制统治的产物，当旧有制度崩溃，政治参与壁垒被打破，各个阶层都有可能采用极端化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意志。

第四篇：《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读书笔记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读书笔记

从古至今，能人志士都常怀一颗平和治世之心，但单就西方历史而言，在文艺复兴时期以前，和平大多体现在饱受战乱的百姓所怀的朴素愿望或部分哲学家、思想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家出于某种学说或目的进行的倡议和说教，但缺乏实践的可能性与可操作性。进入启蒙运动，卢梭、伏尔泰等人开始将社会本身和社会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进入到了科学研究的视野中来，而其研究成果也对社会运转与发展真正开始产生实质性影响。这一科学领域逐渐积累学术成果并稳步发展的结果是，在二战之后，出现了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从全新的政治学角度来研究社会冲突问题。这本书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一次飞跃性提升，对世界各国学者，特别是我国相关研究者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对社会冲突与发展的分析与看法产生了巨大的启发作用。

这部著作出版于1968年，对当时学术界流行的现代化理论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进行了重新研究探索。本书反对“在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改造具有优先地位”的观点，他结合于二战后后第三世界各国政治动荡，更迭和变革的现状，据此提出强大政府的观点，因为亨廷顿认为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形式就是克服社会动荡和防止政治衰朽，因而，建立强大政权被视作根除国家动荡衰败的必要手段。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观点否认了西方学术界在此之前一贯坚持的自由世界与民主社会思想，即以意识形态来划分国家和国家集团的观点，亨廷顿这种传统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各国的政治区分体现在政府有效程度而非政府形式”，他认为，只要是能够有效履行义务行使权力发挥职能，确保国家社会稳定，促进国家现代化过渡进程平稳的政体，无论其类型和种类，都是有效的政体。例如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广大亚非拉国家虽然暂时缺乏政治共同体和权威的统治方式，但其现实有效性和不断改进的发展方向证明在政治上并不是失败的，因此他认为不应该存在片面的民主还是集权的问题，国家的关键在于政府的有效性、实质性而不是象征性、名义性。所以亨廷顿选取了美国和苏联这一对冷战中两大对立正营的领头羊，两个意识形态激烈斗争的超级大国来进行同一层面的类比，研究方式忽视其民主或者独裁的区别而强调国家机器的效能高低，这对冷战形势下的对立双方都是一种颠覆性的启发。这种理论的提出和这部著作的出版对现代化理论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以意识形态划分一切的时代能够由见识和胆识提出这样的观点是这本书和作者亨廷顿能够享誉世界的主要原因，也是其价值所在。纵观政治秩序论，将政局稳定作为了政治的核心，对政治稳定的追求是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书中这样阐述了亨廷顿的这种追求：“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而为了实现这一追求和目标，作者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操作方式。

一.加强政治制度化建设。政治制度是政治稳定的保护框架，一定程度上讲也是政府存在的前提和政治稳定的根本保证。政治制度的建立需要政治制度化的推进，而政治制度化是政治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政治制度化包括适应能力，复杂程度，自治能力和内部协调能力几个方面，这几个方面的水平越高，则整个政治制度化的水平就越高，反之亦然。实现政治稳定，就必须保证在这几个方面的工作做好，合理的政策能够适应自身发展和时局的变化以及应对突发情况和外来势力的挑战；完善的下层组织和自身结构分化为政权带来能够脱离个人和某一机构的不稳定性的收益；独立、中立的政治程序能够保证政治制度自身的立场和价值，提高其生存能力；而一切政治都是人与法的混合物，一个好的政治制度不但需要好的条文，更需要的好的执行者，强大的内部协调能力才能保证执行者免受私心的腐化和内部纷争的牵制，保证合理制度的实现能力和长期延续，说到底，内部协调能力是由制度产生并服务于制度的个人道德和组织道德的集合，正如“树立道德需要责任，信任必须具备可预测性，而可预测性又要求有规律的、制度化的行为模式。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制

度，社会就会无力界定和实现其共同利益”所言。

二.必须存在强有力的政党。亨廷顿相信，一个好的制度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党来建立和执行，一个强大的政党足以推行制度化的公共利益取代分裂自私的个人利益拼盘，将超越狭隘地域思想的国家忠诚和民族认同推行开来，维系全国全社会各种力量的枢纽和纽带。这种能够吸引和协调多方面势力和力量的公共利益是什么？是理想的哲学观念还是掌权群体的自身利益，或者物竞天择的自然竞争结果？作者认为，公共利益应该是大体上能够代表国家和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根本、长远利益的事物，但其顾及面是人数上的绝大多数而非既得利益的绝大多数，是根本长远利益而不是短期眼前利益，因而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抵触、误解和扼杀，这个时候，一个积极而且强力的政党才能克服困难推动公共利益的发展。在所谓民主国家，民众名义上享有完全的政治权利，但事实上民众只是根据规则表达自己的意愿，而专业的政治家则从事具体工作，事实上使得政治活动成为了一种疏远一般公民的专业活动；而在所谓独裁专制国家，所有公民都可能关心政治，但没有一种渠道能够让民众参与其中，这种语境下政治的决策越分散，政治分裂就越严重，越多的政治参与带来越多的不稳定因素。无论哪种情况，政治的稳健都不是非专业的民众自身能够胜任和实现的，一个领导正确、力量强大的，有足够凝聚力和执行力的政党才能确保民众意愿的顺畅表达和政令的专一，才是政局稳定，政治英明和统治清廉的保证，这都是依靠民众自身或者散沙的小政党联合所不足以胜任的。

三.必须确保公众的参与。公众虽然处于自身的局限性无法胜任维持政治稳定的重担，但其归根结底是一切政治活动的参与力量和作用对象，是政治的根本，脱离民众参与的政治既无法联系实际，又无法有效施行，民众，特别是其中的自由知识分子，既能为政治统治，为掌握统治权力的强大政党贡献智慧，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发挥价值，其本身又在政局衰败时产生巨大的离心和变革作用，成为维持政局稳定的不安定因素，因此吸纳民众，吸纳自由知识分子参与到政治中来，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推动政治制度化和政党统治，充分防范和控制其消极作用避免其煽动动荡势力的产生和壮大，对维持政治稳定和推动政治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时至今日，亨廷顿的观点依旧没有显露出过时的迹象，各个国家的政治生态中都能或多或少地看到起理论正在指导实践的影子，我国亦不例外，因此，参悟这本《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对维持我国和谐稳定，推动经济和社会稳步发展，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就显得很有帮助。

第五篇：《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读书报告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读书报告

人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可以无秩序而有自由。格言在西方政治学领域往往拥有独特的地位，但现代的政治格言大多宣扬一些相同的价值观，听上去永远不错。然而开头这一句，来自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虽然形式看上去非常“经典”，内容却十分“反常”，其背后蕴含的政治理念，更曾触怒大半西方知识界，甚至让哈佛大学的精英们也愤青了一把，火烧“亨家楼”。

但对于隔岸观火的中国来说，这本书又有着独特的意义。比起一味攻击社会主义中国的许多西方学者，亨廷顿更倾向于支持发展中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拥有一个强大的（大多不是西方民主式的）政府，这被认为是奠定了“权威主义转型”及“强大政府论”的理论基础。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朽

为了开始对本书的分析，首先要明确亨廷顿理论框架的基本假定：政治秩序的稳定是任何现代化的首要条件, 而现代化本身也并非是铁板一块。“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将带来政治稳定”并未生效，许多传统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难以建立有力的政治权威, 它们对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急功近利往往使社会突然陷入混乱和无序。

在观察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政治转型的大量案例后，亨廷顿提出“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政府的形式，而在于政府的有效程度。”他举例说美、英、苏各具不同的政府形式，前二者相似，都是资本主义民主体制，后者尽管采取被大肆攻击的共产主义制度，却和美英一样，都具备强大的、能适应的、有内聚力的政治体制，即有效的政府机构、组织完善的政党、民众对公共事务的高度参与、文官控制军队的有效系统、政府在经济方面的广泛活动、控制领导人更替和约束政治冲突的一套合理而行之有效的程序。

而放眼版图广阔的第三世界，在现代化过程中它们踉踉跄跄，甚至因为频繁出现的政治骚乱和暴力事件陷入倒退。就此，作者提出了他的解释：“这是社会急剧变革，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而同时政治体制的发展却又步伐缓慢所致。”

另外，亨廷顿提到了美国的外交战略，认为在第三世界大力推行政治现代化的美国其实过于强调“发展”，而忽视了“稳定”。因为美国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有着天时地利人和种种有利因素，在思考别国政治模式建构之时便只想着如何去限制权威并分散权力，而全然忘记了首先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

由此我想到，我们常说“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是基于政府权力膨胀，干涉公民基本自由和政治权利的背景。可二战后的发展中国家根本连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都不存在，此时美国的外交战略相当于要求它们把一只兔子，而不是一只老虎，关进笼子里，这又又何必要呢？

随后，亨廷顿分析了社会势力和政治制度之间的渊源，认为政治机构是在各种社会势力的相互作用和歧见中从逐渐发展起来的解决这些歧见的程序和组织环节中脱颖而出的。而在政治水平逐渐提高的过程中，制度化成为了评价政治体系的标准。制度化水平的高低又来自于“适应性与刻板性”、“复杂性与简单性”、“自主性与从属性”和“内聚力与不团结”之间的此消彼长。

权威合理化、结构离异化和大众参政化是政治现代化的三个努力目标，却不是现实。亨廷顿分别就现代化与暴力和腐化两方面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现代化与暴力的关系中，他给出了三个公式：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颓丧、社会颓丧/流动机会=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在论及现代化与腐化时他又给出解释：现代化改变了社会基本价值观，扩大了公民政治意识与政治参与；现代化开辟了新的财富和权力来源；现代化造成政治变革加剧腐化。

亨廷顿随后也论及城乡差距是国家不安定的主要根源之一，认为“后现代国家政治稳定的关键是看能否再现存政治体系中动员乡村群众参与政治，而不是反对现存体系”。

最后，亨廷顿为下文的具体论述区分了公民政体与普力夺政体，后者指“在制度化程度低而参与程度高的政治体制内，社会力量借助它们各自的方式直接在政治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政治体制”，前者则与之相反。二者的区分标准是“政治制度化/政治参与”，即政治稳定性的高低。

政治现代化

在第二章中，亨廷顿以美国和欧洲之间的比较为例，具体分析了上文所提到的政治现代化的三个关键方面“权威合理化、结构离异化和大众参政化”。

权威合理化有点类似高中政治课本上介绍的“主权”，是指国家有一个立法机关掌握最高权威，这个“最高”对外表现在独立性，对内表现在至高无上性。历史上看十七世纪的欧洲，国家取代基本法，成为政治权威的源泉。英国放弃绝对君主，以拥有主权的立法机构即议会取而代之（国王在议会中）。法国则建立起了专制国家。但美国另辟蹊径，信奉法高于一切的原则，将基本法奉为规范人类行为的终极权威。

结构离异化是指聚集的最高权力随着政治的发展渐渐难以独自处理国家事务，转而由各种专门化的政治机构分别完成，并且它们之间往往有着相互协助和制约。这方面代表性的例子莫过于英国与美国国家元首的权力对比，用文中的话来说是“今天的美国仍有一位国王，而英国则徒有一顶王冠”。

大众参政化则似乎对应着上文提到的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用力过猛的主要原因，是指不同的社会集团被广泛地动员起来参与政治。之所以一个政治现代化的理想方面在现实中成为暴力和骚乱的根源，是在于美国没有很好地考虑因地制宜。美国的民主历程之所以相对温和（假如分离于独立历程），是因为他们天生没有任何强力权威的束缚，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多样化的政治参与。

普力夺社会与政治衰朽

在第四章，亨廷顿就详细介绍了所谓的普力夺社会。根据拉丁美洲和亚洲的现实情况，狭义的普力夺可以说是军人的干政。但广义的普力夺是指由于缺少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和独立强大的政府控制，社会各界都无序地参与政治造成混乱。普力夺社会可以分为许多类型，但它们又有一些共同特征：缺少政治制度的合法中介和政治共识、没有有效的权威与权力、缺少政治共同体或政治机构、各种社会势力直接相互作用。

就政治参与的变化发展而言，亨廷顿首先描绘了寡头普力夺制度。在这种社会里，大地主、教会头面人物和握有军权的人是主宰社会的势力，而政治上最活跃的集团本质上是农村的。所谓寡头，自然意味着政治决定会变成个人的专断而放弃了使用政治组织管理国家的途径。因此，此时国家的政治制度化水平很低。

通过三种途径——独立战争、中产阶级参政和西方殖民主义入侵——寡头普力夺社会会演变成激进普力夺社会。它的特征是学生参政、军人干政。在活动地点上，城市也取代乡村成为持续不稳定的发源地，农村则蜕变成“钟摆”，既可以被政府利用来遏制和稳定城市，也可以掉过头来直接反对现行政治制度而引发革命和根本的变革。

值得注意的是，军队的角色在普力夺社会的演变过程中并非一成不变的。亨廷顿认为在下层劳动人民终于也有机会参与政治、社会进入大众普力夺状态时，军队就会从激进普力夺时期的“稳定器”，转而变成现行秩序的维护者。

可以看出，无论普力夺社会处在哪个阶段，社会各阶级都是矛盾重重，拿不出一套能让大家有序参与政治活动的行之有效的政治解决方案。那么普力夺社会的循环往复难道就像西绪弗斯推巨石上山，无法逃离自己的宿命吗？亨廷顿将希望寄托在社会势力的合作上。知识分子、军队和农民各有长短，甚至寡头和贵族也有机会力挽狂澜，但最稳妥的解决办法还是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城乡结合，因为农村有巨大的选票数量，城市有先进的思想和武力保障；二则是要合理的政治制度的建立，因为稳定的政府体制才能逐渐排除学生和军人对政治的干预。

革命与政治秩序

随后一章，亨廷顿开始讨论实现现代化的具体手段之一：革命。革命不同于政变、起义或造反，它不仅是对政治制度和政策的摧毁，也打破了整个社会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中国近代不乏宏大的革命，因此国人对革命的印象格外深。而亨廷顿不带情感色彩地从政治上分析革命，认为它包含两个阶段，首先是政治意识的迅速扩展和新的集团迅速被动员起来投入政治，成功之后则还要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填补权力真空并使之制度化。一场“成功的革命”包含两个标准，是否革命取决于政治参与扩大的速度与范围；是否成功则要看制度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如何。

亨廷顿将革命分为西方型革命和东方型革命，分别以法国、俄国、辛亥革命和越南、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为典型，具有不同的特点。

西方型革命往往发生在旧制度行将入土之时，新的政治集团在城市里发展，从首都打响革命，迅速从城市走向农村，并建立了新的政治制度。这样的革命斗争中一般争论在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

东方型革命却连具体开始时间也不能确定。从大城市撤向农村的革命者们与基础狭窄的现代化政权展开斗争，从农村又稳步走回城市，在革命斗争中相当于存在着两个政府，因为革命者一直对自己的人民进行着有效的统治，而他们和政府的斗争也是革命的主要焦点。

二者的差异建立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状况之上。而就两种革命的具体情况来看，农村与城市也扮演着完全不同的角色。亨廷顿随后列举分析了游民无产阶级、产业工人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

假如用柏拉图的洞穴之喻来类比，革命一旦成功，人民就像走出了洞穴，他们将再也不愿意被剥夺享受阳光的权利。而革命的政治任务一旦完成，新的政治结构也要靠漫长的遵循和完善得以日趋制度化。

总结&思考

亨廷顿对“稳定”的强调甚至盖过了西方普世价值观，只是因为政治不稳定状态下推进政治现代化会导致社会混乱。那么假如一个强大的非西方民主式政府得以建立并制度化运行，又该怎么推进政治的现代化（以西方视角来看）呢？尤其亨廷顿在《第三波》中还是把革命作为一种可能的“民主化”手段，这时的革命又怎么能披上天鹅绒大衣，不使社会险象环生呢？难道“眼看那高楼起，眼看那高楼塌”就只是为了中间几年或者几十年的发展吗？

另外，社会科学很难找到或者证明真正有直接因果关系的因素（白建军老师语），在看亨廷顿所举的例子完美契合他的理论时，我反而产生了一些怀疑，为何取哪些国家为例、采取怎么样的选择方法是书中很少提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