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读书笔记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读书笔记
一、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朽
（一）政治差距
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有的国家政通人和，具有合法性、组织性、有效性和稳定性，另一些国家在政治上则缺乏这些素质；这两类国家之间的差异比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之间的差异更大。
和经济上一样，发达的政治体制和不发达的政治体制之间，文明政治和腐朽政治之间的差距也已扩大了。
20世纪50和60年代，急剧增加的政治骚扰和暴力事件席卷全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本书对此所持的基本论点是：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社会急剧变革、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而同时政治体制的发展却又步伐缓慢所造成的。德·托克维尔认为：“在统治人类社会的法则中，有一条最明确清晰的法则：如果人们要想保持其文明或希望变得文明的话，那么，他们必须提高和改善的速度必须和提高地位平等的速度相同。”亚洲、非洲和拉美国家的政治不稳定的发生正是由于没有满足这一条件：政治参与的平等提高过快，其速度远远超过了“相互处理关系的艺术”的发展速度。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的扩大日新月异，而政治上的组织化和制度化却步履蹒跚。结果，必然发生政治动荡和骚乱。政治上的首要问题就是政治制度化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革。
二战结束后的20年，美国对外政策未能抓住这一问题。在美国制定对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政策时，他们的信念是：先发展经济，再进行社会改革，这两步成功了，政治稳定便会水到渠成。美国人脑海里的因果链条是：经济援助促进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又促进政治稳定。实际上，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目标，在二者的进展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有些例子证明，经济发展计划能够促进政治稳定，但另一些例子则表明，它反而会破坏这种稳定。同样，有些形式的政治稳定会促进经济增长，而另一些形式却会阻止经济增长。社会改革和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与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是相似的。
对于许多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来说，这个公式是无济于事的。进行有意义选举的前提是要有一定水准的政治组织。问题不在于选举，而在于建立组织。在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选举只会加强那些闹分裂的并且常常又是反动的社会势力，瓦解公共权威的结构。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到限制权威。
（二）政治制度：共同体和政治秩序 1.社会势力和政治制度
一个社会所达到的政治共同体水平反映着其政治制度和构成这种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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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势力之间的关系。所谓的社会势力指的是种族、宗教、地域、经济或者社会地位等方面的集团。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会引起社会上各种社会势力的集聚化和多样化。另一方面，某种政治组织或政治程序，也就是对维持秩序、解决争端，选拔领袖从而促进两个或两个以上社会势力得以形成一共同体的一种安排。
一个社会政治发展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政治活动家隶属和认同各种政治机构的多寡。在任何一个社会势力复杂且其利害关系纵横交错的社会里，如果不能创设与各派社会势力既有关联又是独立存在的政治机构的话，那么，就没有哪一个社会势力能够单独统治，更不用说形成共同体。在一个具有任何程序复杂的社会里，各集团的相对力量是变化的，但若要使该社会成为一个共同体的话，每一个集团的权力就是通过政治机构来行使的。这些机构能柔和、缓解并重新调整这种权力，从而使某一种起支配作用的社会势力与共同体中的其它社会势力相适应。
道德和谐与互利互惠分别是政治共同体的两个方面。第三个因素就是建立起能包容并能反映道德和谐性和互惠互利性的原则的政治机构。
粗略的讲，复杂社会共同体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其自身政治机构的力量和广度。这些机构是道德和谐和互惠互利原则的行为性表现。在复杂的社会里，只有政治行为才能造就共同体，也只有政治机构才能维系它。
历史地说，政治机构是在各种社会势力的相互作用和歧见中，从逐渐发展起来的解决这些歧见的程序和组织中脱颖而出的。人数很少、性质单纯的统治阶级的解体，社会力量的多样化以及社会力量之间日趋频繁的相互作用，是产生政治组织和程序并从而最终产生政治机构的先决条件。
2.政治之制度化的标准
复杂社会里的政治共同体依赖于该社会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的力量。而这种力量的强弱则又取决于这些组织和程序获得支持的广度及其制度化的程度。所谓广度，指的是这些政治组织和程序所能包容社会活动的范围。制度就是稳定的、受珍重的和周期性发生的行为模式。组织和程序与其制度化水平成正比例。
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任何政治体系的制度化程度都可根据它的那些组织和程序所具备的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和内部性来衡量。同样，任何一个组织或程序的制度化水平也可以用这几个条件来加以衡量。
(1)适应性——刻板性
适应性就是后天获得的组织性；概言之，就是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和存活能力。只要人们承认环境给政治组织提出挑战是因时而异的，那么，组织的寿命则大致可以用来衡量该组织的适应力。而组织的寿命又可用三种方法衡量。第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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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简单的算年龄，就是说，一个组织或程序存在的年代越久，其制度化程度就越高。在某些情况下，特殊的经历会取代时间表的作用。然而这种激烈的经历应属罕见，且即便有这种经历，时间因素仍不可缺少。第二种方法是以组织领导人换代的次数来衡量。一个组织越是能够不时地解决和平接班的问题，领导层越是能不断更新，其制度化的程度就越高。第三，组织适应性可从职能方面来衡量。一个已适应环境变化并已经历了一次或数次基本职能变化的组织，它的制度化程度比起那些没有经历过这些变化的组织要高出一筹。
(2)复杂性——简单性
一个组织越复杂，其制度化程度就越高。复杂性具有这两个含义。其一是，一个组织必须具有数量庞大的下属组织，从上到下，隶属明确，职责不同；其二是，这个组织不同类型的下属组织各自具高度专门化水平。下属机构数量越大，形式越多，一个组织确保其成员效忠的能力就越强。此外，一个有众多目的的组织，在其失去某一目的时，调整自己从而适应新形势的能力，显然较之仅有一个目的的组织的能力要强。完全仰仗某一个人的政治体制是最简单的政治体制。同时，这种政治体制也是最不稳定的。研究稳定问题的经典政治家们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形式简单的政府最易衷败，而“混合的”政府形式则稳定得多。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最实用的国家政体是融民主体制和寡头体制为一的政体。
(3)自主性——从属性
衡量制度化的第三个办法就是看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独立于其他社会团体和行为方式而生存的程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不受其它非政治团体和程序的影响。而在不发达的政治体制中，它们极易受外界的影响。凡充当某一特定社会团体——家庭、宗族、阶级——的工具的政治组织便谈不上自主性和制度化。同样，衡量政治机构的自主性，要看它是否具有有别于其他机构和社会势力的自身利益和价值。此外，政治机构的自主性也是各社会势力相互竞争的结果，这和司法机关是一样的。和政治组织一样，政治程序的自主性也是高低不一。高度发达的政治体系具有自己的一套程序，它能将体系内部的暴力成分降至最低限度——如是不是斩草除根的话，并能通过明确规定的途径限制财富的影响。
易受其社会内部非政治因素影响到的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通常也易受来自社会外部因素的影响。这些政治组织和程序容易被其他政治体系的代理人、团体和意识形态所渗透。
在所有受社会变革影响的社会里，各种集团纷纷崛起问政。在那些没有自主性的政治体系中，这些集团不经认同现有政治组织或默认现在政治程序就进入了政坛。这些政治组织抵挡不了新社会势力的影响。相反，在发达国家的政治体系中，足以限制和缓解新生集团冲击力的那些机制却能保护住体系的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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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内聚力——不团结
一个功效的组织对它的职能范围和解决在此范围内出现的争端所应遵循的程序，最起码应当有实质上的一致看法。从理论上来讲，不具备内聚力的组织可以是有自主性的组织。同样，没有自主性的组织也可以是有内聚力的组织。但实际上，两者是紧密相联的。自主性是获得内聚力的手段，使组织形成某种独树一帜的精神和风格。
3.政治制度与公共利益
政治制度有道德和结构两个范畴。政治制度软弱的社会缺乏能力去抑制过分的个人或地区性的欲望。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制度，社会便缺乏去确定和实现自己共同利益的手段。创建政治制度的能力就是创建公共利益的能力。
传统上，探索公共利益问题方法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或者有具体性而无普遍性，或者有普遍性而无具体性。部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从统治机构和程序的社会，能更好地阐明和实现其公共利益。组织化（即制度化）的政治共同体比非组织化的政治共同体更适应于做出决议和发展政策。在这个意义上，公共利益既非先天存在于自然法之中或存在于人民意志之中的某种东西，也非政治过程中所产生的任何一种结果。相反，它是一切增强统治机构的东西。公共利益就是公共机构的利益。它是政府组织制度化创造和带来的东西。在一个复杂的政治体系中，政府的各种组织和程序代表着公共利益的不同侧面。
（三)政治参与：现代化与政治衰朽 1.现代化与政治意识
和政治关系最密切的现代化各层面可以广义地概括为两类。第一用多伊奇的公式，社会动员是一个过程，通过它，“一连串的社会、经济和心理信条全部受到侵蚀或被放弃，人民转而选择新的社交格局和行为方式”。它意味着人们在态度、价值观和期望方面与传统社会的人们分道扬镳，并向现代社会的人们看齐。这是扫盲、教育、更大范围的交际、大众媒介和都市化的结果。第二，经济发展指的是整个社会经济活动和产品的增长。社会动员涉及个人、组织和社会渴求的变化；经济发展涉及个人、组织和社会能力的变化。对现代化来说，这两种变化缺一不可。
政治现代化最关键的方面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三个内容：
第一、政治现代化涉及权威合理化，并以单一的、世俗的、全国的政治权威来取代传统的、宗教的、家庭的和种族的等五花八门的政治权威。政治现代化的含义还包括，民族国家享有的对外主权不受他国的干扰，中央政府享有的对内主权不被地方或区域性权力所左右。
第二、政治现代化包括划分新的政治职能并创制专业化的结构来执行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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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
第三、政治现代化意味着增加社会上所有的集团参政的程度。
因此，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离异化及大众参政化就构成了现代政体和传统政治的分水岭。
然而，假如就此下结论认为现实生活中的现代化就是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离异化和参政的扩大化而已，那就错了。实践中的现代化总是意味着传统政治体制的变革，还常常意味着它的解体，但它却未必就会朝着现代政治体制的方向作显著的运动。社会现代化的发生并不意味着政治现代化也一定会发生。
区分现代化国家和传统国家，最重要的标志乃是人民通过大规模的政治组合参与政治并受到政治的影响。政治现代化最基本方面就是要使全社会性的社团得以参政，并且还需形成诸如政党一类的政治机构来组织这种参政，以便使人民参政能超越村落和城镇范围。
社会和经济现代化对政治和政治制度的破坏性影响有许多形式。社会和经济变革必然分裂传统的社会和政治团体并破坏对传统权威的忠诚。传统制度的解体可能会导致社会心理上的涣散和沉沦颓废，而这种涣散和沉沦颓废又反过来形成对新的认同和忠诚的要求。它可能和传统社会中潜在的或实际的集团重新认同，或者和在现代化过程中演变出来的某一套新玩意或新团体挂起钩来。现代化意味着所有集团（新的和旧的、传统的和现代的）在它们与其他组织发生关系时都意识到自身是作为组织存在的，意识到各自的利益和要求。现代化最惊人现象之一，就是它能够在许多社会势力中间引起日益增长的意识、内聚力、组织和行动，而这些社会势力在传统社会里只是些相当低级的意识原生体或组织。
2.现代化与暴力(1)贫穷和现代化的论点
事实上，现代化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政治秩序混乱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现代性，而在于为实现现代性所进行的努力。如果贫穷的国家出现**，那并非因为它们贫穷，而是因为它们想致富。在一国内部，暴力冲突和极端主义的中心集中于处在现代化之中的地区，而非那些仍保持传统方式的地区。不仅社会和经济现代化产生**，而且**的程度还与现代化速度有关。
(2)社会动员与动荡
城市化、识字率、教育和接触传播媒介的水平的提高，都在提高人们的愿望和期待，而如果这些愿望和期待不能得以满足，就会刺激个人和集团投身于政治。在缺少强有力和灵活政治制度的情况下，这种参与的增加便意味着**和暴力。
(3)经济发展与**
经济发展理应能增加社会满足那些希求的能力，从而趋于缓解社会不满和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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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产生的政治**。但是，相反也可以认为经济发展本身就是一个造成不稳定的进程，并且正是这些能够满足希求的变革又趋于扩展那些希求。在上述关系范围（见P38）之内，经济增长以某种速度促进物质福利提高，但却以另一种更快的速度造成社会的怨恨。
从一种极端的意义上来讲，只有经济有所发展，**才能出现。贫困本身就是**的障碍。必须先有某些经济的发展，才能给**提供手段。从另一种极端意义来说，在取得相结高水平经济发展的国家中，经济增长率高和政治稳定性强是相辅相成的。经济增长率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变化。经济发展水平低，两者之间成正相关。反之。
(4)差距假设
较之经济发展，社会动员乃是一个更不稳定的因素。都市化、扫盲、教育和新闻媒介这些新鲜事物打破了传统文化在认识和观念上的障碍，并提高了新的渴望和需要水准。然而，过渡型社会满足这些新渴望的能力的增进比这些渴望本身的增进要缓慢得多。结果，便在渴望和指望之间、需要的形成和需要的满足之间，或者说在渴望程度和生活水平之间造成了差距。这一差距就造成社会颓丧和不满。实际上，这种差距的程度就为衡量政治**提供了可信的指数。
要弄清社会颓丧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很大程度上这一关系的要害在于缺少两个潜在的干预变量，即社会经济变革机会以及灵活适应的政治制度。在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流动机会的缺乏和政治制度化程度低下导致了两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5)不平等和**
经济发展使经济上的不平等越发严重，与此同时，社会动员又在削弱这种不平等的合法性。现代化的这两个方面合起来便产生了政治**。
3.现代化和腐化
大致看来，有理由认为，腐化程度与社会和经济迅速现代化有关。为什么现代化滋生腐化呢？
首先，现代化涉及社会基本价值观的转变。判断腐化与否，首先需要基本承认公职与私利之间的区别。如果某一社会在文化上对国王做为个人和作为国王这两重身份不加以区别，那就无法指控国王动用公款即属腐化行为。腐化也就是现代化带来的对公共福利和私人利益加以区别的产物。
其次，现代化开辟了新的财富和权力来源，从而进一步助长了腐化行为，因为这些新的财富和权力的来源与政治的关系，在该社会居统治地位的传统规范中没有明确定义，处理这些新旧财富和权力的来的现代规范也没被该社会内部居统治地位的集团所接受。从这个含义上来说，腐化是握有新资源的新集团的崛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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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集团为使自己在政治领域内产生影响所做努力的产物。
第三、现代化通过它在政治体制输出方面所造成的变革来加剧腐化。现代化，特别是处于后期现代化之中国家里的现代化，涉及政府权威的扩大和各种各样受制于政府活动的增加。
在处于过渡阶段的国家里，追随现代价值观念的集团在开创时期常常会走极端。
在一个国家里要肃清腐化常常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降低衡量公职官员行为的准则；另一方面则要使这些官员的行为大体向此种准则看齐。
对社会公共目标缺乏一致认识时，腐化就成了合法达到私人目标的替代物，而在处理个人或公共利益的冲突时，暴力就成了论战的替代物。
在一个社会里，现代化造成的腐化程度当然是传统社会性质以及现代化进程性质的函数。相互竞争的价值体系和文化在传统社会中的存在，其本身就会助长这一社会中的腐化行为。但是，对于相对同质的文化来说，现代化期间有可能滋生起来的腐化量与传统社会中社会层次人分明程度成反比。
腐化的形式大都涉及政治行为和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易。
正如政治参与面的扩大所导致的腐化有助于新兴集团融合于现有政治体系中一样，政府法令的增多所导致的腐化有助于刺激经济的发展。腐化也许是克服阻碍经济扩展的那些传统法律和官府规定的一种办法。一个相对不太腐化的社会（例如在传统规范仍然强大有力的传统社会）可能会发现，一定量的腐化不失为一种打通现代化道路的润滑剂。发达的传统社会能因有少量的腐化而使自身得到改善——至少可以使它现代化；但是在一个腐化已经盛行的社会里，腐化进一步蔓延就于社会无所裨益了。
腐化自然会使政府官员手软，或使他们的手永远软下去。就此而言，腐化和政治发展是不相容的。但是某些形式的腐败有时能加强政党的力量，从而促进政治发展。某一政府机构的腐化有助于另一政府机构的制度化。只要政府官吏制度的腐化迎合政党利益，它便有助而不是阻碍政治发展。如果一个官员把加官晋爵作为别人为自己的政党组织效劳或捐款报答方式，那他只不过是将一种公共利益置于另一种更有必要的公共利益之下而已。
腐化与政治组织的程度成反比关系；就腐化有助于建立政党这一点来看，它破坏着自身赖以存在的条件。混乱、集团之间缺乏稳定的关系、没有公认的权威模式，都是滋生繁衍腐化的温床。
(四)城乡差距：城市突破和绿色起义
城乡区别就是社会最现代部分和最传统部分的区别。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城市力量确立子自己的地位，推翻了来自乡村的统治阶层，这样便结束了传统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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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关系。一条大鸿沟将社会共同体腰斩为二，社会仍然是乡村性质的，但政治已变得城市化了。城市正在成为政治力量的主要来源，而城市的中产阶级各集团一方面都是已被他们逐出政治舞台的乡村精英的死对头，另一方面，他们相互之间也是对立的。政治越是变为城市化的政治，它就越加不稳定。
就这一时期而言，重建政治稳定就需要城市一些集团和农村大众能形成某些联合。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扩大政治参与的一个关键就是将乡村群众引入国家政治。晚近才搞现代化的国家里，由于现代化的来势凶猛，以致在城市发展和工业化处在襁褓之中时，往往就在乡村播下了政治意识，造成了参与政治活动的广泛可能性。因此，这些国家政治稳定的关键就看能否在现存政治体系中动员乡村群众参与政治，而不是反对现存体系。
这样，绿色起义的时间、方法和对它的引导就对随后社会的演变有决定性的影响。
(五)政治稳定：公民政体和普力夺政体
政治体系可以椐其政治制度化程度和政治参与程度不同的高低加以区分。任何一种给定政体的稳定都依赖于政治参与程度和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间的相互关系。
从某种来说，现代政体之有别于传统政体就在于它的政治参与水平，而发达政体之有别于不发达政体则在于它的政治制度化的水平。除了这两个区别之外，现在还有必要加上第三个区别，即政治参与程度与政治制度化程度相对比起来偏高的政体和制度化与参与相对比起来偏高的政体二者之间的区别。在制度化程度低而参与程度高的政治体制内，社会力量借助它们各自的方式直接在政治领域里进行活动，称这样的体制为普力夺政体。制度化程度高而参与程度低的政体则可称之为公民政体。
现代政体区别于传统政体的关键乃是在其民众政治意识和政治介入的幅度。发达的现代政体区别于发达的传统政体的关键乃在于其政治制度的性质。传统政体和现代政体关键的制度性区别在于组织广大民众的参与政治方面。现代政体的独具制度就是政党。现代政治体制中的其他制度都是传统政治体制在新时代的嫁接或延续。
在鲁道夫看来，从以地位论政治到以观点论政治的转变导致了作为政治制度的政党的诞生。政党的发展与现代政府的发展平行。传统政治制度越是能够适应现代政治的需要，政党的作用就越不明显。反过来说，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中，政党在提供合法性和稳定性方面的重要意义和传统社会的制度性遗产之间存在着反方向的变化关系。在那些传统政治制度（君主制和封建议会制等）得以在现代政治体制中延续的地方，政党只在此种现代政治体制里起着第二位的、第8页，共17页
辅助性的作用，其它制度设施才是连续性和合法性的主要依据。
然而在那些传统政治制度或崩溃或软弱或根本不存在的政体中，政党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于那些生存于具有传统制度延续性的政体中的政党了。在这种情况下，强大的政党组织是唯一能最终排除腐化型的或普力夺型的或群众型的社会**的选择。政党就不仅仅是个辅助性组织，而是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源泉。在缺乏合法性的传统根基的情况下，人们只好在意识形态、领袖魅力和主权在民论中去寻找合法性。为了能够长期存在下去，意识形态、领袖魅力或主权在民论等各种合法原则又都必须体现在一个政党的身上。不是政党反映国家意志，而是政党缔造国家。国家是党的工具。
政党的功能在于组织参与、综合不同利益、充当社会势力和政府之间的桥梁。在履行这些功能时，政党必然反映政治的逻辑而效率的逻辑。一个具有分工结构和选贤任能的制度的官僚体制，从效率逻辑来讲是比政党更加现代的制度，因为政党是依庇护、影响和妥协的原则行事的。因此，现代化的倡导者和传统的卫道士一样，都时常反对和诋毁政党。他们试图在不建立能保证他们社会政治稳定的制度的情况下使他们的社会现代化。
二、政治现代化：美国和欧洲之比较
（一）现代化的三种类型
政治现代化涉及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分离和政治参与的扩大等三方面。就政府机构的现化化而言，可区分三种截然不同的类型：欧洲大陆性的、英国型的和美国型的。
（二)权威的合理化
现代化首先在于坚信人有能力通过理性行为去改变自然和社会环境。这种从听天由命到主观能动的根本转变，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法的观念的转变尤为重要。对传统人来说，法是无法抗拒的外在旨意或约束。人只能发现法，而不能制定法。至多他们也只能对亘古不变的基本法做一些修改，使之适合于特定的环境而已。
自不待言，基本法的另一面就是拒绝接受人类主权的概念。法既是至高无上的，人间的权威便可以多样化的，因为没有哪一种权威是法的唯一本源。人必须遵从权威，便是权威寓于国王、国会、法院、普通法、习俗、教会以及人民等许多组织系统之中。
基本法至上以及权威的分散与现代化是不相容的。现代化要求具有变革能力的权威。社会和政治的根本变革源于人们有目的的行动。因此，权威必须属于人而不能属于不变的法。此外，人们必须拥有权力以实施变革。因此，权威必须集中于某些坚强有力的个人或集团手中。在16世纪的欧洲大陆和17世纪的英国发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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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代化运动需要新权威概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主权这一简明观念本身。
不论就其宗教意义还是世俗意义来看，不念经是从菲尔默还是从霍布斯的观念出发，新的主权学说的含义都是臣民必须绝对服从国王。这两种学说都论证了集权和摧毁中世纪多元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从而有助于现代化。在17世纪，绝对君主的所起的作用就等同于20世纪的***。
（三)结构的分离
当欧洲进行政治机构职能分离和权力集中之时，美国却使职能的混合和权力的分割永久化了。美国政治机构依然是权力分立，职能交叉。立法与司法功能、荣誉和效率功能混同于同一机构；立法职能分属众多机构，各不同的军事机构也不完全分立。
（四)都铎制度与大众参与
在西方文明的各民族之中，美国最先实现了广泛的政治参与，但在实现传统政治结构的现代化方面却是最后一家。而在欧洲，权威的合理化和机构的分离却明显地先于政治参与的扩大。如何解释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这种差异？
这些差异多半与欧洲大陆上的战争和社会冲突绵延不绝而美国则相对安定这样一个事实有直接关系。竞争迫使列国君主建设自已的军事力量，而军事力量的创建则要求国家统一，要求镇压地方和宗教异已，要求扩大军事和官僚机构并大幅度增加收入。
分裂的社会没有集权就不能存在，而和谐的社会有了集权就不能存在。在美国，社会统一和政府各机构的分权就使政府成了民主化的关键所在。在欧洲，政治参与的扩大意味着将选举某一机构的权力扩大到一切社会阶级。而在美国，它却意味着社会一个阶级的选举权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或几乎所有）的政府机构。
为什么在美国虽然政治参与的扩大发生得较早、发展得较为迅速，却并未酿成**和暴力呢？其原因至少部分在于美国17、18世纪存在的传统的政治机构是相对复杂、适应性强、相对自主并具有内部凝聚力的。特别是这些机构在地方、州和联邦一级各不相同，它们为政治参与提供了大量的渠道。多样化的机构提供了通向政治权力的多种方式。历史的遗留的机构多元制有助于政治参与的扩大，而政治参与的扩大又反过来加强了机构多元制。
（五)都铎政体和现代化中的社会
今天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政治体制同时面临着权威的集中、机构的分离和参与的扩大等三方面的需求。看来最适合于同时实现这三方面目标的制度是一党制。
美国的政治体制，对于那些必须打破传统秩序以实现现代化的社会没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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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作用。但是，正如美国自身经验所表明，一个都铎式的政体与一个现代社会是完全相容的。西欧发生的所谓“意识形态的终结”、阶级冲突的调和以及向“有机社会”的发展趋势，都说明欧洲各国现在能够承受较为分散和松弛的政治制度。
三、传统政体的政治变迁
（一）权力、制度和政治现代化
一种政治体制首先必须能够创制政策，即由国家采取行动来促进社会和经济改革，才能成功地处理现代化面临的问题。在这里，改革通常指改变传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扩大通讯、发展教育；将对家庭、村落和部族的忠诚扩大至对国家的忠诚；使公共生活世俗化、权力结构合理化，发展具有特定功能的组织，以成就标准代替关系标准，以及更公平地分配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的资源等等。其次，一个政治体制还应当能够成功地同化现代化所造就的获得了新的社会意识的各种社会势力。
什么样的政治条件，更具体地说，什么样的权力组合状况有助于现代化社会的政策创制呢？一般证据表明，在复杂的政治体制中，既非高度集中也非十分分散的权力，有助于政策创制。
詹姆斯·Q·威尔逊在综合考察了各类组织在政策创制方面的文献后得出结论说，创新提案的出现率与一个组织的多样性成正比，而创新提案的采用率则与该组织的多样性成反比。他所说的组织的多样性是指组织的职能结构的复杂性及其奖掖制度的复杂性。就大规模的组织——政治体制而言，“多样性”大致等于权力的分散性。威尔逊的命题就可以修正并引申为，权力分散的政治体制提出的政策建议较多，但采用的较少，而权力集中的政治体制则提出的建议较少，但采用的较多。
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说，在一个进行现代化的社会中，政策的创制与其政治制度中的权力集中或多或少有着直接的关系。
要摧毁盘根错节的传统权益，常常需要动员新的社会势力参与政治，因此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制度还必须具有将现代化造就的社会势力吸收进该体制中来的能力。
然而，至少同样重要的是政治体制还须能将那些在现代化进程中获得政治意识的传统社会团体结合进来。团体意识的发展使得这些团体对政治体制提出要求，并呼求参与政治体制。
成功的同化既有赖于政治体制的接受能力，又有赖于参与团体的适应能力，即为了进入政治体制中来，这些团体能情愿放弃它的某些价值观念和权利要求。总的来说，这两种特性是直接相关的：团体的适应能力因体制的接受能力而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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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体制总是比较容易接受过去在社会中不曾存在过的新的社会集团，而不易容纳过去曾被该体制排除在外但却发展出新的政治意识的旧的社会团体。
一个社会中权力的总量取决于该社会中相互影响关系——即一个人或集团的行为导致另一个人或集团的行为变化的那种关系——的数量和强度。这样，诸种政治体制在其权力的分配方面各不相同，在其权力的积聚总量方面也有差异。财富的增长有赖于工业化，同样，权力的积累则有赖于吸收新的集团进入政治体制之中。
现代政治体制与传统体制的差异在于权力的总量的不同，而不在于权力分配的不同。简言之，现代政体比传统政体拥有更多的权力。
美国人爱把权力看成一个固定不变的总量，即一个人或团体对权力的获得必定伴随着另一个人或团体对权力的丧失。而共产党人则强调权力‚“集合的”或 “可扩张的”一面。权力是一种必须被动员、发展和组织起来的东西，它必须被创造出来。
在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权力的集中和扩大之间或许也有类似的关系。在早期阶段，现代化需要改变传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信仰及行为方式，因此也就需要政策创制，需要权力的集中。这样，有权者和无权者之间的差距就日益扩大。同时，由政策创制所促进的社会和经济变革，导致了新的团体要求进入到政治体制中来，这就要求该体制扩大。在晚得多的第三阶段，体制的扩大才使得在该体制内重新分配权力成为可能。
可以将政治的现代化分别定义为权力的集中，或权力的扩大，或是权力的分散。在一个国家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上述各方面的确都构成了 “现代化”的组成部分，而每一方面又都是对政治体制的适应能力的挑战。
普力夺制度的权力既不是可集中的，也不是可扩大的，除非只是暂时的集中和扩大。其特征是权力忽而高度集中，忽而极度分散，或在急速扩大和急遽收缩之间来回摆动。有时，一个得人心的独裁者或一位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或是一个军事政府，皆既可以扩大又可以集中权力。然而这些变化发展必然是暂时的，取而代之的是权力分散于诸多社会势力之间的局面，民众对政治再度表现出冷漠和疏远。
对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来说，一党制极其实用，极有吸引力，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既可以促进集中（因此也就能推进革新）也可以推动扩大（因此能够同化团体）的一种制度。
更具竞争性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可能具有相当强的扩大能力和同化团体能力，但其集权和促进改革的能力则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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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政治体制
莫斯卡在官僚政治国家和封建国家之间作区分。他认为：“封建国家”是 “这样一种类型的政治组织，在这个组织中，社会的所有管理职能——经济的，司法的，行政的，军事的——都同时由相同的个人所行使；同时，国家由小的社会集合体组成，每一个集合体均拥有自给自足所需的全部机构。”而在官僚政治国家中，“中央政权通过税收征募数量可观的社会财富，并首先将其用于维持一支军队，其次用于维持一系列的公用事业上。”所有上述区分中的关键因素，乃是权力集中或者分散的程度。历史上最能代表这两种类型的传统政体就是官僚政治帝国和封建政体。
除了功能专门化程度加权力分配方式之外，还可以以君主所起的作用来区分各种传统政体。君主扮演一个消极的角色。他统而不治，但在原则上主权在民和主权在党均未被接受，而且二者也都未在选举程序、政党以及议会中得以制度化。国王仍然是该体制正统性的主要来源，但实际权力是由官僚或封建寡头以他的名义来行使。君主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国王是正统性的主要来源，他既当朝又亲政。
尽管传统的君主政体一般说来皆处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低级阶段，但较之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它们一般也较少受到民族认同和国家统一问题的困扰。大多数君主亲政政体没有经历过殖民统治，或者只有相对间接或短暂的殖民地经历。它们一般位于帝国主义大国相互冲突从而导致势力均衡的地带，致使这些处在夹缝中的较为弱小的君主政体能够维持其独立，尽管这种独立并不稳定。
（三）政策创制：改革对自由
政治现代化常常是军事失败的产儿，反之，在现代化和集权方面的成功则增加了军事胜利的可能性。
大多数推行现代化的国家需要：
（1）连续出现几位热心现代化的君主。然而，改革的前提是权力的巩固，因此，君主把注意力首先放在创立一支有效的、忠诚的、合理的和集中指挥的军队上。
（2）创建一个更有效的政府官僚体制。
（3）过于迅速和全面的行动会促使潜在的反对派转化为积极的反对派。（4）在这些社会力量（君主、教会、土地贵族和军队）之间创造并维持一种有利的平衡。
政治现代化第一阶段典型的悖论：传统的多元政治抗拒厉行现代化的专制；自由被用来反对平等。R·R·帕尔默在描述 1787 年比利时反抗约瑟夫二世的现代化改革时，恰如其分地概括了这种窘况：显然，问题就是要在社会改革和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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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间作出选择。改革的到来的代价就是以专断政府来压制意愿的表达和历史悠久的国家制度；而维护自由的代价就是继续保留已经过时的老一套特权、财产、专权、阶级结构和教会参与国家政治„„。这也算是一场革命，矛头不过是指向现代化政府的革新，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场反对启蒙运动的革命，就此而言，这在当时并不乏典型性。
推行现代化的君主究竟从何处获得对其改革的支持呢？可以得到来自四个方面的支持，其中三方面来自社会内部，一方面来自外部。
(1)国家官僚。官僚是贵族的天敌，通过对官僚机构的控制，君主可以把贵族以外的社会集团中的人士提拔到掌权的位臵上。
(2)中产阶级。它也很可能是一支反对君主的力量。
(3)人民大众。国王通常是受爱戴的，至少比地方贵族和封建地主更受拥戴。君主提出的许多改革对农村和城市的普通人民群众有利。
(4)某个外国政府或存在于政治体制之外的其它团体。对于一个在本国遭冷眼的现代化的君主来说，这是一种极不合意但又必不可少的支持力量。
当冲突达到高潮时，外国的支持和干涉在维持国王的统治上起了某些作用——或许是决定性的作用。其代价则是中产阶级和反动的民族主义者更为激烈地反对君主制。
（四）团体同化：多元制对平等
在一个君主政体之中，如果推动改革的权力业已充分集中，那么这种权力就可能变得更加集中，以致无法吸收改革所释放出来的各种社会势力。现代化造就了新的社会集团，并在旧的社会集团中创造了新的社会和政治意识。一个官僚君主政体很有能力去同化个人，它比其它任何传统的政治体制更能为有才干之士提供社会流动的途径。然而，个人流动是与集团参与相冲突的。等级制度和权力的集中使君主政体易于同化个人，同时也为同化集团所必需的权力扩大制造了障碍。
改革的合法性取决于君主的权威，但从长远观点看，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则有赖于更广范围的社会集团参与其中。另一方面，改革的成功削弱了君主政体的合法性。
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乃君主制度特性的产物。君主的现代化政策需要破坏或削弱那些本来能够促进政治参与扩大的传统机构。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制度的君主政体，其传统性质使之难于（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形成政治参与的现代途径和机构。其它类型的政治精英通过别种类型的机构，也许既能自上而下推进改革，又能从下层动员起支持力量，并提供更广泛的政治参与的途径。一党制通常具有这种能力，这也许就是官僚君主政体寿终正寝后常被一党政体所取代的一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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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权力高度集中的传统政体，具备政策革新能力，权力分散的传统政体则不具备这种能力。
在中国，儒家的价值观念延误了政治精英投身改革事业。而且，一旦政治精英转向改革，权威的集中又妨碍了和平地对现代化所造就的社会团体进行同化。
一个结论：一个传统的政治体制，其结构越是多元化，权力越是分散，则其政治现代化引起的**就越小，适应政治参与的扩大也就越容易。这些条件使一个现代化的参与体制的出现成为可能。这种体制更可能是民主的而不是集权的。那种以社会等级森严、社会流动性很小为特征的松散的或封建的传统制度更容易产生现代民主政体，而那种高度集权的、较为专业化的、平等的、开放式的、流动性强的传统官僚体制，反而难以做到这点，尽管这种现象颇令人费解，但确是事实。
（五）国王的困境：成功对生存
在20 世纪下半叶, 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都陷入了一种根本性的困境。一方面它们必须集权于君主以图推开社会与经济改革，另一方面，集权却又使扩大传统政体的权力和吸收现代化所产生的新集团变得更为困难、甚至不可能。要使这些集团参与政治似乎只能以牺牲君主制为代价。君主无不关切的问题是：从创制新政所要求的权力集中过渡到同化社会集团所需要的权力扩展，能否找到某些办法，使其间发生的破坏尽量减少呢？
从根本上说，这个问题涉及到传统权威与现代权威之间的关系。有三种可能的战略供君主选择。嬗变：他可以尝试削弱或结束君主权威的作用，逐步扶植起一个将权力委诸于人民、政党和国会的现代化立宪君主制。共存：他可以自觉地将君主的权威和人民的权威结合在该同一政体之中。维持：君主制可以作为政治体制中主要的权威来源保留下来，并尽量减少政治意识扩大而施于政体的破坏性影响。
1.嬗变
从绝对君主制向民选政权——其政府对国会负责，国王统而不治——的直接和平转变，尚无历史先例。在大多数国家，这种转变涉及到从主权在君到主权在民的根本性转变。这种转变通常需要漫长的时间或者需要通过革命。当今世界上的现代君主立宪制几乎都是从封建的而不是集权的传统政体中发展出来的。
应变的另一种选择，就是传统的亲政君主为维持其实际的统治权而放弃他的正统君主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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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常见的嬗变却是从君主亲政制向寡头君主制的转变，而不是从君主亲政制向议会君主制的转变。君主的合法性虽然维持着，但实际统治权已从君主转到官僚精英手里。
2.共存
要使君权与民权的和平共处制度化，一个经常遇到的难题是总理及其内阁与国王和国会之间这种一仆二主的关系。实际上，在战后所有君主亲政政体中，总理仍然主要是对国王而不是对国会负责。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将君主权威和现代权威相结合的最引人瞩目的尝试，发生在摩洛哥。部分是得益于其殖民地经历，摩洛哥发展起了远比其它亲政君主国更为强大的政党。
3.维持
委任具有现代素质的人担任官职乃改革之所需，也是君主减少其依赖官僚体制中传统精英的重要手段。
在所有传统的君主制国家中，人们常会遇到官员是现代化的、进步的、受过教育的人，他原想从制度内部推动改革，又不愿放弃他供职的制度所给予他们的报酬，很难保持良心上的平衡。
也许现代化君主面临的问题，可以通过放慢现代化和改革的速度来解决，从而逐渐与社会中的传统分子相调合，争取他们的支持，维持住一个部分现代化的但不是完全现代化的制度。当然，君主能够采取对其政权危害最小的手段，来把握社会各部门变迁的速度和方向，最大限度地保持政权的稳定。
现存的传统君主制前景是黯淡的。这些国家的领导，除了力图推动社会和经济改革，实在没有多少其它选择，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必须集中权力。但在传统制度庇荫下，集权过程已达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任何一个君主国（阿富汗和摩洛哥可能是例外），想要和平地适应更广泛的政治参与，似乎都极不可能。因此最需要关注的问题在于，君主制覆灭之时所发生的暴力行为规模将有多大，以及由谁来把握这种暴力，有三种可能性存在:（1）最有限的变化形式是发生一场政变，将亲政君主制度变为寡头君主制，即泰国模式。这种模型只能有限地扩大政治参与，而不建立起一个可以容纳未来扩大参与所需要的制度，并且可能丧失某些创制政策的能力。然而，这种模式确实可以将君主制保留下来，使之成为统一和合法性的象征。
（2）一种更为剧烈、对大多数亲政君主制来说也许是更为可能的变化形式，是卡辛式政变，这种类型的变化既废除了君主也废除了君主制，但却不能产生具有合法性的新原则和新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体制退化为毫无形式的普力夺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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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激烈的解决办法将是一场全面的革命。在这种革命中，一些不满现状的团体联合起来摧毁传统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最终产生一个现代政党的独裁统治。不管他们选择那条道路，可以肯定的是，现存君主制在获得任何足以应付改革所产生的政治参与问题的新的能力之前，将丧失某些甚至全部业已在传统形式下发展起来的政策创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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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读书笔记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读书笔记
从古至今，能人志士都常怀一颗平和治世之心，但单就西方历史而言，在文艺复兴时期以前，和平大多体现在饱受战乱的百姓所怀的朴素愿望或部分哲学家、思想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家出于某种学说或目的进行的倡议和说教，但缺乏实践的可能性与可操作性。进入启蒙运动，卢梭、伏尔泰等人开始将社会本身和社会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进入到了科学研究的视野中来，而其研究成果也对社会运转与发展真正开始产生实质性影响。这一科学领域逐渐积累学术成果并稳步发展的结果是，在二战之后，出现了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从全新的政治学角度来研究社会冲突问题。这本书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一次飞跃性提升，对世界各国学者，特别是我国相关研究者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对社会冲突与发展的分析与看法产生了巨大的启发作用。
这部著作出版于1968年，对当时学术界流行的现代化理论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进行了重新研究探索。本书反对“在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改造具有优先地位”的观点，他结合于二战后后第三世界各国政治动荡，更迭和变革的现状，据此提出强大政府的观点，因为亨廷顿认为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形式就是克服社会动荡和防止政治衰朽，因而，建立强大政权被视作根除国家动荡衰败的必要手段。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观点否认了西方学术界在此之前一贯坚持的自由世界与民主社会思想，即以意识形态来划分国家和国家集团的观点，亨廷顿这种传统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各国的政治区分体现在政府有效程度而非政府形式”，他认为，只要是能够有效履行义务行使权力发挥职能，确保国家社会稳定，促进国家现代化过渡进程平稳的政体，无论其类型和种类，都是有效的政体。例如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广大亚非拉国家虽然暂时缺乏政治共同体和权威的统治方式，但其现实有效性和不断改进的发展方向证明在政治上并不是失败的，因此他认为不应该存在片面的民主还是集权的问题，国家的关键在于政府的有效性、实质性而不是象征性、名义性。所以亨廷顿选取了美国和苏联这一对冷战中两大对立正营的领头羊，两个意识形态激烈斗争的超级大国来进行同一层面的类比，研究方式忽视其民主或者独裁的区别而强调国家机器的效能高低，这对冷战形势下的对立双方都是一种颠覆性的启发。这种理论的提出和这部著作的出版对现代化理论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以意识形态划分一切的时代能够由见识和胆识提出这样的观点是这本书和作者亨廷顿能够享誉世界的主要原因，也是其价值所在。纵观政治秩序论，将政局稳定作为了政治的核心，对政治稳定的追求是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书中这样阐述了亨廷顿的这种追求：“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而为了实现这一追求和目标，作者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操作方式。
一.加强政治制度化建设。政治制度是政治稳定的保护框架，一定程度上讲也是政府存在的前提和政治稳定的根本保证。政治制度的建立需要政治制度化的推进，而政治制度化是政治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政治制度化包括适应能力，复杂程度，自治能力和内部协调能力几个方面，这几个方面的水平越高，则整个政治制度化的水平就越高，反之亦然。实现政治稳定，就必须保证在这几个方面的工作做好，合理的政策能够适应自身发展和时局的变化以及应对突发情况和外来势力的挑战；完善的下层组织和自身结构分化为政权带来能够脱离个人和某一机构的不稳定性的收益；独立、中立的政治程序能够保证政治制度自身的立场和价值，提高其生存能力；而一切政治都是人与法的混合物，一个好的政治制度不但需要好的条文，更需要的好的执行者，强大的内部协调能力才能保证执行者免受私心的腐化和内部纷争的牵制，保证合理制度的实现能力和长期延续，说到底，内部协调能力是由制度产生并服务于制度的个人道德和组织道德的集合，正如“树立道德需要责任，信任必须具备可预测性，而可预测性又要求有规律的、制度化的行为模式。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制
度，社会就会无力界定和实现其共同利益”所言。
二.必须存在强有力的政党。亨廷顿相信，一个好的制度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党来建立和执行，一个强大的政党足以推行制度化的公共利益取代分裂自私的个人利益拼盘，将超越狭隘地域思想的国家忠诚和民族认同推行开来，维系全国全社会各种力量的枢纽和纽带。这种能够吸引和协调多方面势力和力量的公共利益是什么？是理想的哲学观念还是掌权群体的自身利益，或者物竞天择的自然竞争结果？作者认为，公共利益应该是大体上能够代表国家和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根本、长远利益的事物，但其顾及面是人数上的绝大多数而非既得利益的绝大多数，是根本长远利益而不是短期眼前利益，因而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抵触、误解和扼杀，这个时候，一个积极而且强力的政党才能克服困难推动公共利益的发展。在所谓民主国家，民众名义上享有完全的政治权利，但事实上民众只是根据规则表达自己的意愿，而专业的政治家则从事具体工作，事实上使得政治活动成为了一种疏远一般公民的专业活动；而在所谓独裁专制国家，所有公民都可能关心政治，但没有一种渠道能够让民众参与其中，这种语境下政治的决策越分散，政治分裂就越严重，越多的政治参与带来越多的不稳定因素。无论哪种情况，政治的稳健都不是非专业的民众自身能够胜任和实现的，一个领导正确、力量强大的，有足够凝聚力和执行力的政党才能确保民众意愿的顺畅表达和政令的专一，才是政局稳定，政治英明和统治清廉的保证，这都是依靠民众自身或者散沙的小政党联合所不足以胜任的。
三.必须确保公众的参与。公众虽然处于自身的局限性无法胜任维持政治稳定的重担，但其归根结底是一切政治活动的参与力量和作用对象，是政治的根本，脱离民众参与的政治既无法联系实际，又无法有效施行，民众，特别是其中的自由知识分子，既能为政治统治，为掌握统治权力的强大政党贡献智慧，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发挥价值，其本身又在政局衰败时产生巨大的离心和变革作用，成为维持政局稳定的不安定因素，因此吸纳民众，吸纳自由知识分子参与到政治中来，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推动政治制度化和政党统治，充分防范和控制其消极作用避免其煽动动荡势力的产生和壮大，对维持政治稳定和推动政治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时至今日，亨廷顿的观点依旧没有显露出过时的迹象，各个国家的政治生态中都能或多或少地看到起理论正在指导实践的影子，我国亦不例外，因此，参悟这本《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对维持我国和谐稳定，推动经济和社会稳步发展，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就显得很有帮助。
第三篇：读书笔记——《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读书笔记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自从1968年出版，就成为政治学的重要著作之一。时隔近43年之后，读到这本名著，令我心潮澎湃，感触颇多。
一、本书的简要内容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凝住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广度和分析洞见是惊人的，并确立了亨氏作为他同时代人中最杰出政治学家之一的声誉。首先，亨廷顿论辩说，政治衰朽至少和政治发展一样可能发生。新近独立国家的实际经历是一种愈演愈烈的社会和政治混乱。其次，他提出，现代性中的好东西常常向交错的目标运动。特别是在社会动员超越政治机构发展时，新的社会行为者发现他们无法参与政治而产生挫折感。其结果便是亨氏名之为“普力夺主义”的状况，也是导致反叛、军事政变以及软弱和组织不力政府的主要原因。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不是同一事物的严丝合缝的组成部分。后者随着诸如政党和法制系统之类组织的设立或衍变为更复杂的形式而具有自身的、另类的逻辑。
第一章“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朽”，从理论上对其理论架构进行分析。本章首先指出各国之间政治上的最大分野是政府的有效程度。发展中国家出现政治衰朽的原因就在于政治制度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失调。亨廷顿从政治制度和政治参与两个角度来分析。他提出了政治制度的涵义及其四个标准，并从公共利益角度讨论了政治制度。而现代化则促进了政治意识的多元化，如果政治制度不够发达，就会导致暴力和腐化。亨廷顿又从社会阶层即城乡差距的视角论述了政治衰朽，并列表分析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城市和农村阶层的作用。他又依据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两个变量区分了两种政体：公民政体和普力夺政体。
第二章“政治现代化：美国与欧洲之比较”，亨廷顿首先区分了政治现代化的三个层面：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分离和政治参与的扩大。他依据这三个方面分别考察了英国、欧洲和美国三种政治现代化的不同类型。亨廷顿从比较历史的角度说明了政治现代化的道路是不同的，是多线发展的。亨廷顿认为美国的政治现代化历程对发展中国家没有借鉴意义，而是应该从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传统去寻找发展的路径。
第三章“传统政体的政治变迁”，亨廷顿认为传统政体的现代化首先要有权力来进行政策创新，其次要具备吸收新兴社会势力政治参与的能力。他分析了传统政体的不同类型，主要关注于官僚政治政体和封建政体。亨廷顿从政策创制和团体同化两个角度进行了具体的论述。最后，亨廷顿对于这两种政体中国王所面临的困境作了分析，要么嬗变、要么共存、要么维持。亨廷顿认为传统政体的变迁过程中往往由于军人力量的强大而产生普力夺社会。
第四章“普力夺社会和政治衰朽”，亨廷顿分析了普力夺社会的根源，即国家有效政治制度的缺乏导致军人、学生等有组织的团体干预政治。接着，亨廷顿考察了普力夺政体的演进：寡头普力夺→激进普力夺→群众普力夺→公民秩序。在这个过程中，军人所起到的作用既可能是护卫者、制度建设者，也可能是破坏力量。
第五章和第六章，亨廷顿考察了政治发展的两种动力，即革命和改革。在第五章“革命和政治秩序”中，亨廷顿分别从城市和农村，以及不同的社会阶层等角度，结合发展中各国的不同发展历史，分析了通过革命实现政治发展的历程。他把革命区分为东方型革命（动员→创立新制度→推翻旧制度）和西方性革命（旧制度瓦解→动员→创立新制度）两种类型，并且分析了列宁主义与政治发展的关系，认为列宁主义是一种政治发展理论，它涉及到政治动员、政治制度化和公共秩序的基石，比如党的建设的理论、灌输理论等。
第六章“改革和政治变迁”，亨廷顿首先指出改革比革命更为罕见，接着区分了改革的两种战略战术：渐进的费边主义、闪电战，并且以土耳其凯末尔改革等为例证明。亨廷顿分
析了改革在城市和乡村中，对于知识分子和农民的不同作用，在城市里是催化剂，在农村则是替代物。他着重讨论了农村的土地改革。因为农民所关注的主要是眼前的实际利益，而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
第七章“政党和政治稳定”，亨廷顿分析了政治发展的重要组织力量：政党。他把政党区分为一党制、主从政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他分别讨论了各种政党体制在政治稳定中的作用，认为两党制是最稳定的，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一党制更符合社会现实。他又考察了农村起义过程中，政党体制的不同所起到的不同作用。最后，亨廷顿指出，组织在政治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身处正在实现现代化之中的当今世界，谁能组织政治，谁就能掌握未来。”
二、摘要分析
1．“一个社会政治发展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政治活动家隶属和认同各种政治机构的多寡。”
分析：当一个社会里的政治活动家隶属于多种政治机构时，他们就会在多种政治机构内活动，就能在多个机构里实行治国改善社会的措施。如果这些政治活动家认同多种政治机构，那么这些政治机构就有更大的自由活动，这保证了民主。如果政治活动家很少隶属和认同各种政治机构，他就可能会压制这些政治机构，不尊重它们，采取政策批驳政治机构的活动。
2．“若要使该社会成为一个共同体的话，每一个集团的权力就是通过政治机构来行使的。”分析：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政治机构和共同体的相似性，即组成共同体的成员一定有一个相同的背景，而政党是阶级社会中一定的阶级或阶层的代表，但是，组成共同体的成员不一定拥有相同的目标，而政党中各成员的利益和政治目的是相同的。因而相同背景下不同政治目的的成员各组成一个集团，通过政治机构比如政党来行使自己的权力。
3．“在简单的社会里，即便没有政治，或至少没有高度分权化的政治机构，共同体也照样可以生存。”
分析：这里所谓的“简单的社会”，我姑且理解为处于低级发展阶段的社会，如蒙昧社会（原始社会）和臣民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在蒙昧社会里，人们没有权利意识，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经济生活采取平均分配，所以他们不需要也没有能力组织政治机构。在臣民社会，臣民缺乏独立的人格和意志，相对国家权力而言只有义务没有实质上的有效权利，他们不需要高度分权的政治机构来维护他们的政治利益，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而在“复杂的社会”，即公民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人们萌生了保障自己经济权益和政治权利的观念，他们需要高度分权化的政治机构来维护多个社会集团的利益。
4．“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最实用的国家政体是融民主体制和寡头体制为一的政体。”分析：所谓民主政治，即多数决定少数权利；所谓寡头政治，即统治权为少数人所把持。民主政治容易引起多数的暴政，寡头政治容易引起少数的暴政。所以，融寡头制与民主制为一体，是最安全的。
5．“如果可以避免革命，城市中产阶级便会在适当之时发生巨大变化；随着其队伍的不断扩大，它也变得更加保守。”
分析：中产阶级往往不太倾向于采取对社会破坏较大的激烈暴力行动。随着队伍的壮大，中产阶级开始要求维护传统的经济体制，反对改良。
6．“一个具有分工结构和选贤任能制度的官僚体制，从效率逻辑来讲，是比政党更加现代的制度。”
分析：这样的官僚体制，具有明确的职能分工，具有明确的等级制度，具有关于职权和职责的法规和制度，所有职位均由受过专门训练的专业人员担任，随时可以解雇，因此，其效率必然要比政党高。
7．“孟德斯鸠认识到，功能的严格划分会导致权力的不平等。”
分析：功能的严格划分，使各机关分工明确，但各个机关的工作必有分重要关键的与次要平凡的，因此权力的不平等由此产生。
8．“较为可能出现民主的倒是那些保存传统社会和政治多元制成分的国家。”
分析：保存传统社会和政治多元制，各个利益集团才能维护其自身特殊利益，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就获得了存在的权利。
9．“没有一个君主是在一个纯粹传统的社会中着手改革的。”
分析：如果一个社会纯粹是传统的经济结构，或者是纯粹由传统的思想统治，那么，就不会有改革的需要和动力。比如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其前提是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再如宗教改革的社会根源是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封建生产方式开始瓦解，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开始形成，才有了反对旧有社会秩序即封建贵族特权与分裂割据的要求。
10．“公民政体直接随政治参与范围的变化而变得更稳定，普力夺社会却随着政治参与范围的变化而变得更不稳定。”
分析：普力夺社会，本质上是长期专制统治的产物，当旧有制度崩溃，政治参与壁垒被打破，各个阶层都有可能采用极端化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意志。
第四篇：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读后感
公管1101
1110020102
朱嘉赞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读后感
读这本书的时候一边读一边会浮现书中的各个关键词：政治秩序，政治衰朽。共同体，政治制度。政治参与度，现代化，现代性，公民政体，普力夺政体等等，不断在脑子里梳理各个词之间的关系。
本书以“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他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他们的政府有效程度”这句话开始全书的论述，指出拥有政治共同体的国家政治制度比较稳定。作者赞成李普曼的观点“最大的必需品莫过于被统治”，我也觉得这句话说的很好，这句话强调了政治制度的有效性，只有拥有有效能的，有权威的，合法的政府才能更好的，虽然我们强调自由民主，但有时候被统治比全民自治更更稳定社会，发展政治。
文中说道，**和动荡是社会急剧变革、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而同时政治体制的发展却又步伐缓慢所造成的。在我看来这应该这就是政治的供需不平衡吧：社会满足不了大众参与政治的需求，即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适应，落后于经济基础。
书上有些观点对我原来的观念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比如说作者认为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目标，在二者的进展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不管是以往的自我感受，或者是高中政治课本教给我的都是经济与政治相互影响，经济的良好发展促进政治稳定，政治稳定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促进经济增长，反之亦然。阅读作者举的例子，我还是不要赞同他的观点，还是觉得政治与经济有关系，两者能够相辅相成。再比如“政府的建设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这句话给我很大触动的，可能生活的时代环境有关系，中国政治的现状：政府权威大，权力集中，让我们一直着眼于如何通过限制权威，分散权力来稳定社会，而忽略了要在现代化国家建立合法的公共秩序的大前提必须是先存在权威，如果缺少了权威，政府办事就会受制于人，不能很好的运用国家机器为公民谋取公共利益了。
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和维持依赖于政治制度的功效。书中介绍了政治制度化的几个判断识别条件：适应性-刻板性（算年龄、组织领导人换代的次数、职能）；复杂性-简单性、自主性-从属性、内聚力-不团结。按照作者的标准，我对照中国，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化进行分析，觉得中国政治制度化具有适应性：组织存在了六十多年，现在是第四代领导人领导，只能比较齐全；复杂性：拥有庞大的下属组织，高度专门化水平；自主性：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缓和社会各阶层的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内聚力：组织内部能够相互协调。
“政治制度具有道德和结构两个范畴”，这个观点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中的政治是不道德的观点不同，亨廷顿认为政治也是有道德的成分的，他说道德需要有信赖，信赖包含着预测性，而预测性有要求存在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行为方式。作者还举了美国和苏共中央委员会赋予公共利益以实质性内容的政治制度的例子，说明了人民需要有道德的政治制度。
亚里士多德说，对于民主政体和寡头政体同样适用的真正上策不是那种能确保民主或寡头本身最大限度膨胀的政策，而是能确保他们能最长久地延续寿命的政策。这说明了制度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想要是政治制度长久稳定，就必须处理两者的关系。“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好处的对国家也有好处”这句话很有意思，这说明的也是通用这个企业个体的利益得到实现的同时，对整个国家的公共利益也是有很大的益处的。
政客们说，上台后往往发现许多事情和竞选时“看起来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就是政府机构利益要求的一种表现。这个描述很形象，是在野和当朝两种看问题的视角，这也是有些政党在竞选之初凭借某些政策吸引选民使之成功执政，但是上台后受到种种因素阻碍，没有实现竞选时的承诺，最后执政满意度下降，退出执政的队伍的原因。“政府机构的合法性和权威并非视其在大多程度上代表人民的利益或是其他什么集团的利益，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区别其他所有组织的自身利益。”说的也是这个政府执政之道吧。
作者还帮助我们区分了现代化与现代性，指出现代化是达到现代性的过程，现代化途中容易产生社会问题，导致社会不稳定。还将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颓废，流动机会，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理清关系，特别指出腐化问题，我觉得这个对现在社会有比较强的社会意义。文中说道“一切法律都会使某个集团处于不利的地位，这个集团最终就变成潜在的腐化根源”，那么我们就应该思考在法律体系建设过程中该如何平衡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呢？确保各个社会势力之间的相对公平，既不过分打压，也不过分贬低，最大程度减少腐化的可能性。
作者说肃清腐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降低衡量公职官员行为的准则，临一方面要使这些官员的行为大体向此中准则看齐。我觉得这一方法就是一种政治思想，权术的一种体现，做事比较灵活，有点儒家“中庸”的感觉，准确的把握两者的分寸，拥有政治的敏感度和相当的政治头脑。
书中描述的不稳定政治，堕落国家的情况就是马基雅维利所说的腐化国家的具体表现，它们都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产生很大的社会问题，但这并不仅仅只靠马基雅维利所说的“权术”就可以解决的，更需要高度制度化的政体来巩固。在我看来《君主论》主要是马基雅维利站在统治者的立场，对统治者如何运用权术统治国家进行论述，而《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则是研究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讨论政治参与度，政治制度化对社会政治的影响，认为政治衰朽和政治发展一样可能发生，如何采用更有效用，更合理的政治方式来实现真正的政治稳定。
总的来说第一章是全书的总论，作为主要观点，后面的章节是对第一章具体的论述与分析，像第二章讲的是政治现代化，将美国与欧洲进行比较，介绍了现代化的三种类型，权威的合理性，特别介绍了都铎制度。第三四章介绍了政治的变迁及普力夺社会，即社会发展过程中碰见的各种政治问题。作者不管是对稳定的民主政体的赞扬，还是把普力夺社会等做作为反面的例子，它旨在强调美国的历史经验并不适合用来理解目前发展中国家政治民主化过程中遇到的挑战，各种政治制度不论意识形态，只要符合当时的时代发展要求就是好的制度。
总的来说我觉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运用了大量的数据资料，亨廷顿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周密的证明，引用大量古代哲人的名言，从理论和实践上都站稳了脚根。解释了很多容易混淆的概念，如现代化与现代性，改革与革命，政治参与度与政治制度化等等。
总之，这本书让我受益匪浅，让我更加深刻的了解了政治制度这回事。
第五篇：《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读书笔记
《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读后感
《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是亨廷顿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部关于政治发展理论方面的著作。其写作背景是二战后广大亚非拉新兴独立国家面临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亨廷顿在这本书中的一个核心思想是“秩序”和“稳定”。他指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首要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合法的公共秩序。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他在书中大量国家历史事件的对比最终的目的也是在寻找现代化中的国家如何尽可能平稳地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他因此也被归为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这本书共分为七章，第一章 是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亨廷顿认为各国政治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区别并不在于政府统治形式的不同，而在于政治统治程度的高低。他认为共产极权国家和西方自由国家都属于有效的政体，因为他们都具有政治上的一致性、一体性、合法性、组织性、高效和稳定的特点。由此也可以看出亨廷顿对政治秩序的强调。亨廷顿认为政治制度化水平可以用适应性、复杂性、自立性和凝聚性这四个标准来衡量。之后他阐述了在现代化过程会导致政治衰败。第二章 介绍了美国和欧洲的政治现代化并进行了比较。现代化包括三个组成部分：权力的合理化、结构的分化、参与的扩大化，而这三个部分的顺序在不同的国家也会不同。亨廷顿认为现代化有三种模式：欧洲大陆模式、英国模式、美国模式。在美国的现代化中，参与的扩大化先于权力的合理化和结构的分化，而在欧洲的现代化中则是相反。同时美国和欧洲的政治现代化和二战后那些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又有所不同，美国和欧洲的现代化过程是漫长的而二战后新兴的独立国家却由于种种原因而面临着迅速的政治现代化，因此也会出现很多问题。第三章 是传统政体的政治变迁。主要比较了官僚制和封建制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各自的优缺点。第四章 是执政官统治和政治衰败。主要讲了从寡头的执政官统治到公民秩序的建立过程中军人所起的各种作用。第五章和第六章 分别讲了作为政治现代化的两种手段：革命和改革。第七章 突出介绍了政党在政治现代化中的作用。
亨廷顿使用的是历史比较法，运用其掌握的翔实的历史知识和当时的国际时事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得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比如：美国的政治体是在一个十分特殊的环境下成长的,对别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没有普遍性;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在一定时期呈负相关;把政治现代性和政治现代化的进程混为一谈是十分有害的,秩序是自由的前提,先存在权威才能限制权威;政治分野不在于政府的形式而在于政府的有效程度;旧时期落后的政治安排在新的时期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等等。
这是我对这本书的一个总的理解。由于我们这个专题是腐败与反腐败，所以我接下去谈一谈这本书中我读出来的关于腐败的内容。
在社会转型期间，一方面面临着新生的利益的诱惑，另一方面是制度和法律的不完善。因此，往往为腐败提供了温床，所以腐败问题要引起重视。在这本书中针对性谈腐败的内容不多但是很经典。
1．亨廷顿在书中写道：“有证据表明，腐化的程度可能与迅速的社会经济现代化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英国和美国的政治生活腐化的高峰期，与工业革命的冲击、新的财富和权力源泉的形成以及向政府提出新要求的新兴阶级的出现是同时发生的。”p59
2．腐化是衡量政体是否缺少有效的政治制度化的一个尺度。P60
3．在不同文化区域中，腐化现象的普遍程度也会不同。但在大多数文化区域中，腐化在现代化最剧烈的阶段更为盛行。
4．现代化产生腐化的原因：1.现代化包括社会基本价值观的变化。2.现代化中产生的新的财富拥有者通过钱权交易来进入政治系统或寻求方便。3.现代化通过扩大政治系统输出功能促进了腐化的产生。
5.法律增多的同时，腐化的可能性也会增加。亨廷顿认为在腐化泛滥的社会中，制定旨在消除腐化的严格法律，只会使腐化更为猖獗。
6.一个社会区分腐化和非腐化的能力的提高，便是现代化程度逐步接近现代性的标志。
7.现代化进城引起的腐化在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国家比在封建制国家更广泛。
8.阶级划分越鲜明的国家，政治腐化现象也越少
9.通过“钱”与“权”相互交换难度的不相等程度，腐化的具体形式各种各样。（传统国家与美国比较）
10.用财富谋取公职与用公职谋取财富都属于腐败，但我们似乎关注后者更多些。
11.外国人商业活动普遍的国家特别容易加剧腐化的程度。原因：1.外国人较少顾虑对他国政治制度的腐化
2.外国垄断经济使得本国人通过仕途发家。
12.腐化程度（腐化频率和腐化规模）。
无论哪种社会，腐化的 规模 都是随着一个人在科层等级或政治阶梯上地位的升高而增加的；在大多数政治体系中，居于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的下层，腐化行为的 频率 较高。结合腐化的规模和频率，则在权力阶梯中层次越高，腐化的程度越高。
13．腐败的另类思维。
正如政治参与的扩大所造成的腐化，会有助于将新社会群体引入政治体系一样，政府管理的增多所造成的腐化也可能会刺激经济发展。因为腐化可以成为打破阻碍经济发展的传统的法律或行政法规的一种手段。正如
维纳
在评论印度的情况时指出：“如果不是小费给复杂、僵硬的行政体制带来的一点弹性的话，许多经济活动都会瘫痪。”
甚至有人曾指出：诸如子埃及那样的社会中，政府减少腐化现象的尝试所带来的一个后果，是给经济发展设置了新的屏障。
就经济发展而言，如果政府是僵化和过于集权的，那么廉洁一点还不如腐化一点儿为好。对于一个相对没有腐化的社会（如一个传统规范仍十分强有力的传统社会）来说，一定程度的腐化可以使一个发达的传统社会有所改善；但一个腐化已很普遍的社会，却不会由于腐化的发展而得到改善。
腐化与政治发展背道而驰，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一定的腐化有助于政党的壮大，而对政治发展有推动作用。哈林顿指出：“一个政府的腐败将意味着另一个政府的诞生”同样，一个政府部门的腐化将有助于另一个政府部门的制度化。P70
14.腐败是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发展的产物。因此，从长远看，要减少腐败就要使这种参与组织化和程序化。
15.缺少组织性，缺少公认的权威模式以及社会集团间缺少稳定的关系，会造成腐化泛滥。某种政治组织可以行使有效的权威，可以造成一种超越于个人和社会集团利益之上的组织化的集团利益（“机构”、“组织”、“政党”）发展这种政治组织便可以减少腐化的机会。P71
16.在执政官式的政治制度中，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意味着权力是分散的，它是以多种形式和种种小的权力单位构成的……在执政官式的政治中，一种常见的现象是“背叛”。在制度化的体制下，政客在逐级登上权威阶梯时，会把对某一特殊社会的效忠，扩大到对整个政治制度和整个政治共同体的效忠。在执政官式的社会中，成功的政客仅仅把它的认同和效忠从一个集团转变到了另一个集团。……在一般情况下，个人在踏上财富和权力阶梯之后，便把对群众认同转变为对寡头的逢迎。他们已经被具有狭隘利益的社会势力所吸引或征服，而不再顾及以前曾忠诚过的利益。在一个制度化的公民政体中，升官会开阔其眼界，而在一个执政官式的社会中，升官则会缩小其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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