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读书报告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读书报告

人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可以无秩序而有自由。格言在西方政治学领域往往拥有独特的地位，但现代的政治格言大多宣扬一些相同的价值观，听上去永远不错。然而开头这一句，来自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虽然形式看上去非常“经典”，内容却十分“反常”，其背后蕴含的政治理念，更曾触怒大半西方知识界，甚至让哈佛大学的精英们也愤青了一把，火烧“亨家楼”。

但对于隔岸观火的中国来说，这本书又有着独特的意义。比起一味攻击社会主义中国的许多西方学者，亨廷顿更倾向于支持发展中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拥有一个强大的（大多不是西方民主式的）政府，这被认为是奠定了“权威主义转型”及“强大政府论”的理论基础。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朽

为了开始对本书的分析，首先要明确亨廷顿理论框架的基本假定：政治秩序的稳定是任何现代化的首要条件, 而现代化本身也并非是铁板一块。“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将带来政治稳定”并未生效，许多传统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难以建立有力的政治权威, 它们对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急功近利往往使社会突然陷入混乱和无序。

在观察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政治转型的大量案例后，亨廷顿提出“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政府的形式，而在于政府的有效程度。”他举例说美、英、苏各具不同的政府形式，前二者相似，都是资本主义民主体制，后者尽管采取被大肆攻击的共产主义制度，却和美英一样，都具备强大的、能适应的、有内聚力的政治体制，即有效的政府机构、组织完善的政党、民众对公共事务的高度参与、文官控制军队的有效系统、政府在经济方面的广泛活动、控制领导人更替和约束政治冲突的一套合理而行之有效的程序。

而放眼版图广阔的第三世界，在现代化过程中它们踉踉跄跄，甚至因为频繁出现的政治骚乱和暴力事件陷入倒退。就此，作者提出了他的解释：“这是社会急剧变革，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而同时政治体制的发展却又步伐缓慢所致。”

另外，亨廷顿提到了美国的外交战略，认为在第三世界大力推行政治现代化的美国其实过于强调“发展”，而忽视了“稳定”。因为美国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有着天时地利人和种种有利因素，在思考别国政治模式建构之时便只想着如何去限制权威并分散权力，而全然忘记了首先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

由此我想到，我们常说“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是基于政府权力膨胀，干涉公民基本自由和政治权利的背景。可二战后的发展中国家根本连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都不存在，此时美国的外交战略相当于要求它们把一只兔子，而不是一只老虎，关进笼子里，这又又何必要呢？

随后，亨廷顿分析了社会势力和政治制度之间的渊源，认为政治机构是在各种社会势力的相互作用和歧见中从逐渐发展起来的解决这些歧见的程序和组织环节中脱颖而出的。而在政治水平逐渐提高的过程中，制度化成为了评价政治体系的标准。制度化水平的高低又来自于“适应性与刻板性”、“复杂性与简单性”、“自主性与从属性”和“内聚力与不团结”之间的此消彼长。

权威合理化、结构离异化和大众参政化是政治现代化的三个努力目标，却不是现实。亨廷顿分别就现代化与暴力和腐化两方面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现代化与暴力的关系中，他给出了三个公式：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颓丧、社会颓丧/流动机会=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在论及现代化与腐化时他又给出解释：现代化改变了社会基本价值观，扩大了公民政治意识与政治参与；现代化开辟了新的财富和权力来源；现代化造成政治变革加剧腐化。

亨廷顿随后也论及城乡差距是国家不安定的主要根源之一，认为“后现代国家政治稳定的关键是看能否再现存政治体系中动员乡村群众参与政治，而不是反对现存体系”。

最后，亨廷顿为下文的具体论述区分了公民政体与普力夺政体，后者指“在制度化程度低而参与程度高的政治体制内，社会力量借助它们各自的方式直接在政治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政治体制”，前者则与之相反。二者的区分标准是“政治制度化/政治参与”，即政治稳定性的高低。

政治现代化

在第二章中，亨廷顿以美国和欧洲之间的比较为例，具体分析了上文所提到的政治现代化的三个关键方面“权威合理化、结构离异化和大众参政化”。

权威合理化有点类似高中政治课本上介绍的“主权”，是指国家有一个立法机关掌握最高权威，这个“最高”对外表现在独立性，对内表现在至高无上性。历史上看十七世纪的欧洲，国家取代基本法，成为政治权威的源泉。英国放弃绝对君主，以拥有主权的立法机构即议会取而代之（国王在议会中）。法国则建立起了专制国家。但美国另辟蹊径，信奉法高于一切的原则，将基本法奉为规范人类行为的终极权威。

结构离异化是指聚集的最高权力随着政治的发展渐渐难以独自处理国家事务，转而由各种专门化的政治机构分别完成，并且它们之间往往有着相互协助和制约。这方面代表性的例子莫过于英国与美国国家元首的权力对比，用文中的话来说是“今天的美国仍有一位国王，而英国则徒有一顶王冠”。

大众参政化则似乎对应着上文提到的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用力过猛的主要原因，是指不同的社会集团被广泛地动员起来参与政治。之所以一个政治现代化的理想方面在现实中成为暴力和骚乱的根源，是在于美国没有很好地考虑因地制宜。美国的民主历程之所以相对温和（假如分离于独立历程），是因为他们天生没有任何强力权威的束缚，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多样化的政治参与。

普力夺社会与政治衰朽

在第四章，亨廷顿就详细介绍了所谓的普力夺社会。根据拉丁美洲和亚洲的现实情况，狭义的普力夺可以说是军人的干政。但广义的普力夺是指由于缺少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和独立强大的政府控制，社会各界都无序地参与政治造成混乱。普力夺社会可以分为许多类型，但它们又有一些共同特征：缺少政治制度的合法中介和政治共识、没有有效的权威与权力、缺少政治共同体或政治机构、各种社会势力直接相互作用。

就政治参与的变化发展而言，亨廷顿首先描绘了寡头普力夺制度。在这种社会里，大地主、教会头面人物和握有军权的人是主宰社会的势力，而政治上最活跃的集团本质上是农村的。所谓寡头，自然意味着政治决定会变成个人的专断而放弃了使用政治组织管理国家的途径。因此，此时国家的政治制度化水平很低。

通过三种途径——独立战争、中产阶级参政和西方殖民主义入侵——寡头普力夺社会会演变成激进普力夺社会。它的特征是学生参政、军人干政。在活动地点上，城市也取代乡村成为持续不稳定的发源地，农村则蜕变成“钟摆”，既可以被政府利用来遏制和稳定城市，也可以掉过头来直接反对现行政治制度而引发革命和根本的变革。

值得注意的是，军队的角色在普力夺社会的演变过程中并非一成不变的。亨廷顿认为在下层劳动人民终于也有机会参与政治、社会进入大众普力夺状态时，军队就会从激进普力夺时期的“稳定器”，转而变成现行秩序的维护者。

可以看出，无论普力夺社会处在哪个阶段，社会各阶级都是矛盾重重，拿不出一套能让大家有序参与政治活动的行之有效的政治解决方案。那么普力夺社会的循环往复难道就像西绪弗斯推巨石上山，无法逃离自己的宿命吗？亨廷顿将希望寄托在社会势力的合作上。知识分子、军队和农民各有长短，甚至寡头和贵族也有机会力挽狂澜，但最稳妥的解决办法还是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城乡结合，因为农村有巨大的选票数量，城市有先进的思想和武力保障；二则是要合理的政治制度的建立，因为稳定的政府体制才能逐渐排除学生和军人对政治的干预。

革命与政治秩序

随后一章，亨廷顿开始讨论实现现代化的具体手段之一：革命。革命不同于政变、起义或造反，它不仅是对政治制度和政策的摧毁，也打破了整个社会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中国近代不乏宏大的革命，因此国人对革命的印象格外深。而亨廷顿不带情感色彩地从政治上分析革命，认为它包含两个阶段，首先是政治意识的迅速扩展和新的集团迅速被动员起来投入政治，成功之后则还要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填补权力真空并使之制度化。一场“成功的革命”包含两个标准，是否革命取决于政治参与扩大的速度与范围；是否成功则要看制度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如何。

亨廷顿将革命分为西方型革命和东方型革命，分别以法国、俄国、辛亥革命和越南、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为典型，具有不同的特点。

西方型革命往往发生在旧制度行将入土之时，新的政治集团在城市里发展，从首都打响革命，迅速从城市走向农村，并建立了新的政治制度。这样的革命斗争中一般争论在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

东方型革命却连具体开始时间也不能确定。从大城市撤向农村的革命者们与基础狭窄的现代化政权展开斗争，从农村又稳步走回城市，在革命斗争中相当于存在着两个政府，因为革命者一直对自己的人民进行着有效的统治，而他们和政府的斗争也是革命的主要焦点。

二者的差异建立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状况之上。而就两种革命的具体情况来看，农村与城市也扮演着完全不同的角色。亨廷顿随后列举分析了游民无产阶级、产业工人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

假如用柏拉图的洞穴之喻来类比，革命一旦成功，人民就像走出了洞穴，他们将再也不愿意被剥夺享受阳光的权利。而革命的政治任务一旦完成，新的政治结构也要靠漫长的遵循和完善得以日趋制度化。

总结&思考

亨廷顿对“稳定”的强调甚至盖过了西方普世价值观，只是因为政治不稳定状态下推进政治现代化会导致社会混乱。那么假如一个强大的非西方民主式政府得以建立并制度化运行，又该怎么推进政治的现代化（以西方视角来看）呢？尤其亨廷顿在《第三波》中还是把革命作为一种可能的“民主化”手段，这时的革命又怎么能披上天鹅绒大衣，不使社会险象环生呢？难道“眼看那高楼起，眼看那高楼塌”就只是为了中间几年或者几十年的发展吗？

另外，社会科学很难找到或者证明真正有直接因果关系的因素（白建军老师语），在看亨廷顿所举的例子完美契合他的理论时，我反而产生了一些怀疑，为何取哪些国家为例、采取怎么样的选择方法是书中很少提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