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城市规划实施过程中的公众参与问题及对策

第一篇：浅析城市规划实施过程中的公众参与问题及对策

浅析城市规划实施中的公众参与问题及对策

摘 要：文章客观分析了公众参与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研究了我国城市规划过程中公众参与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要推动和规范我国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应加快公众参与的法制建设，提高公众参与意识，落实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关键词：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实施引言

城市规划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它本质上是通过对土地、空间等资源的安排来进行利益分配。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转型、产业结构调整、城市急剧扩张和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剧等诸多变化，各种利益冲突不断表象化，城市建设中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原有的城市规划管理方式已不能满足现代市场的管理需求。城市规划作为政府的一类公共政策，涉及所有人的利益，公众作为城市规划待协调的利益关系中最庞大的团体，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公众参与作为城市规划中的一种运行机制已为人熟知，2008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26条规定城乡规划必须有公众参与，更标志着公众参与城市规划迈入法制化的时代。因而，研究城市规划实施中的公众参与，对实现新形势下规划管理方式的转变、实现规划公共政策有着重要的意义。城市规划实施中的公众参与 城市规划的编制和实施被认为是城市规划管理两大环节。城市规划管理的实施主要是指对各项建设活动实行审批或许可、监督检查以及对违法建设行为进行查处等管理工作。它包括规划许可和行政执法两个子环节。公众参与是指公众通过合法的手段，参与到城乡规划的各个阶段，表达自己的意愿，对城乡规划施加影响的过程。3 公众参与城乡规划的必要性

现阶段，城市规划的实施面临着各种利益冲突，原有的封闭管理模式已不再适用，城市规划急需寻求一种能在众多利益主体中达成平衡与协调的开放透明的运作机制，从而在政府与多元社会群体之间建立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吸收利益各方参与城市规划的决策、编制和管理，并通过社会公众对规划的参与，获得更多的信息资源和有价值的建议。通过向参与利益主体反馈意见，输出政府与公众都比较满意的规划方案，可满足公众的要求，避免社会矛盾激化。具体来说，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必要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公众参与城市规划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公众广泛参与涉及切身利益的城市规划，能够促使政府与其他社会主体相互协调、不同利益团体相互平衡，规范市场秩序，维护社会稳定，从而使规划成为政府实施城市建设的有效手段。

（2）公众参与城市规划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迫切要求。加强规划管理，实施规划过程的公开性，可以使政府部门更好地理解公众的要求，最终形成获得社会认同的规划决策。

公众参与可以保证规划设计的合理性。吸引各个阶层、各个领域的专 家、人士参与规划，集思广益，避免规划脱离实际而造成的判断错误，使规划成果更加科学。

（3）公众参与有利于城市建设及管理的顺利进行。社会公众对城市规划的认知，对城市规划作用的认识有利于公众遵守和执行城市规划。

（4）实现公众参与，城乡规划才能够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体现公众意志，维护公众的利益，接受公众的监督。4 城乡规划实施中公众参与现状及问题

随着《城乡规划法》的实行和《行政许可法》的推行，城市规划实施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从整体来看，仍然还是在政府主导下的自上而下的过程，并且层次较低，公众被动参与多而主动参与少。而且，是否公众参与及公众参与效果如何对规划审批通过率影响微乎其微，公众参与的程序及其重要性没有法律和体制的保障。从公众本身来看，更多的是针对涉及到自身利益的规划实施行为表现出一定的积极性，而对出于公益的参与其主动性缺乏。

由此可见，当前我国的公众参与存在以下问题：

（1）公众参与规划的组织机构与制度不健全，缺乏保障机制。《城乡规划法》明确了城市规划须有公众参与，但我国现行法律对如何保证市民参与城市规划的整个过程并无明确。各地城市虽在努力推进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实践，但对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程序规定却过于简单：在公众参与程序适用何种范围，公众以何种方式参与，让公众参与到何种程度，都未形成具体的法规性文件。这导致公众参与的 结果只能是象征性和形式化的参与。

（2）公众参与的程度不一且层次低，公众多被动参与而不是主动参与。公众参与缺乏组织机构，在近年来的涉及到阳光权、通风权和采光权等环境权益的诉讼案件中，当事人大多以个体形式出现，而很难得到应有的重视。同时，公众对城乡规划的参与意识薄弱，公众还没有形成自觉的参与意识，考虑不到城乡规划对自身利益的长远影响，对直接利益相关的项目较为积极，而对出于公益的参与缺乏主动性。

（3）缺少反馈机制，公众参与效果欠佳。由于反馈机制的匮乏，公众参与的行为和结果不能得到有效的呼应，公众参与规划的效果几乎完全取决于掌握规划命运的主政者的价值取向和综合素质，规划中公众的意见反不反映或反应多少，公众自身无法知晓，更无法监督和落实。公众参与有行为无结果，有参与无反馈的情况，一方面打击了公众的积极性，也为项目的推进埋下了隐患。5 推动和规范城市规划实施过程中公众参与的建议

5.1增强公众参与城乡规划的法制建设

应通过法律、法规、规章明确规定公众参与的程序、方法，以保障公众参与的有效性与公正性，同时对公众参与主体的范围、组织、权利、义务、法律救济等内容予以明确。进一步研究城市规划公示制度、城市规划听证制度和政务公开制度，建立公众参与反馈制度。

5.2提高公众参与意识，落实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加强对城市规划的宣传，增进公众在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上的 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使市民了解到城市规划与自身的密切关系，城市规划对生活的重要影响。宣传可以产生多层次的互动，可以拓宽公众参与的渠道。同时宣传有其持续性和长期性，可以使市民长期对城市规划投入较大的关注。

5.3加强规划信息的公开

规划信息可达性是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基础和前提。公众首先必须有知情权，然后才可能真正参与到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规划活动中去。政府组织应当承担起规划信息公开的职能，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规划许可审批前、中、后以及规划执法处理前、后环节进行全程公开，让公众充分了解到各个程序、环节，切实让公众能监督规划运作的全过程，保证城市规划实施过程的透明性。积极搭建政府网站、建设工程现场、社区公示栏、报纸、城建展览馆等公示载体，采用宣传册、信息更新、具体建设项目方案等，进行全方位的公开公示，听取意见、建议。

5.4建立公众意见的反馈机制

政府组织对公众意见应该予以及时地整理备案，并且进行及时地分析。重大项目的重要意见应该会审，进行最后采纳与否的决策。公众的意见是否采纳都应该给予公众相应的书面答复；采纳的意见应该要求公众提供更加深入的资料，被拒绝的意见则应该指出没有采纳的主要考虑。有关城市规划实施中公众参与和政府责任的思考

6.1将公众参与预先置于各个环节之前，在规划许可的可行性研 究阶段引入公众参与机制。特别是基础设施的补偿建设，由于周边环境已经形成，基础设施的建设将带来有利或负面的影响，如环卫设施、电力设施、交通设施等。此类建设既要考虑技术规范的要求，也要考虑对公众的影响和接受度。提前引入公众参与机制，有利于公众意见的客观表达，缓解政府与公众的矛盾，实现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融合。当参与的公众利益得到满足时，会产生两个效应，一是参与者目光会放得更远，从而聚焦于更大的公共利益；二是规划实施阶段会得到公众的理解，有利于执行。现阶段规划许可的批前公示制度虽然保证了规划许可决策前的公众参与，但实际上政府决策已经形成，此时公众参与反馈的意见，经常被作为协调处理的对象，沟通的目的是说服公众执行规划，而不是采纳。因而，政府在决策之前，应提前引入公众参与机制，发挥公众参与的真正作用，实现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

6.2扩大公众参与渠道，“善待”积极参与者。虽然我国现阶段公众对城市规划的参与热情不足。但每个城市都有积极参与者。积极参与者是指积极参与到包括城市规划在内的各种公共事务中去的公众，他们投身于思考和设计，积极影响规划部门的决策制定，至少在一定程度 上，满腔热情地考虑公共利益。因而，政府应扩大公众参与渠道，善用媒体、公共场所、城建热线、规划展示馆来征集公众意见，对于每个市民提出的合理要求都予以满足。这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积极、主动的公民精神的培养，也有利于增加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感，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6.3充分发挥公众参与对城市规划实施的监督作用，利用社会资 源，提高规划管理的效率。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在施工现场一般都设有建设工程的公示牌，接受公众的监督，以便违法、违章现象得到及时发现和制止。规划主管部门依据公众的举报，进行现场检查、勘测，及时做出相关的处理决定并广泛咨询公众的意见，有利于将违法事件控制在可整改范围内。一方面解决了城市规划管理人员配备不足与城市建设活动日益增加的矛盾，另一方面有助于社会形成遵守城市规划的共同意识，改善城市规划的实施环境。

参考文献：

[1] 唐文跃．城市规划的社会化与公众参与[J]．城市规划，2002，9：25-27.[2] 李德华．城市规划原理[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6．

[3]徐善登 李庆钧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态度分析与政府责任 — — 以苏州市和

扬州市为例.城市问题，2009，（7）：73.7

第二篇：村民政治参与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村民政治参与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四川南充市小龙镇村民政治参与的现状调查与思考

林艺、任中平

内容摘要：通过对四川省南充市小龙镇部分村民的政治参与现状进行调查研究，笔者认为，要全面提高村民的政治参与水平，必须寻求和疏通“低成本”的参与途径，实现参与成本的理性“转移”或“置换”；“两手抓”，杜绝参与假象的存在；拓展农民参政的“权力”，关注农民政治生存状态；全面提升农民的参政能力。

关键词：政治参与 村民 对策

农民作为占我国总人口80﹪的庞大的社会群体，其参政权利的维护和保障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水平，直接影响并决定着中国政治发展以及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因此，研究当前中国农民的参政意识以及政治参与的行为方式与途径，对促进农村政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笔者于近期带领学生到位于四川省南充市小龙镇的几个乡村进行调查，调查内容主要涉及村民参政动力、途径、效果和能力四个方面，发放调查问卷150份，收回有效调查问卷共计140份。

一、现状与分析

1、参与动力：高期望下的“利益权衡” 调查发现，大部分农民都期望能够成为村务管理的一分子，期望能够在村民大会上说上一句话，期望能够有能力影响村里的决策，期望能当上人大代表„„，农民的期望虽然很直接也很单纯，但他们对政治参与的期望值也很高。当被问及“您认为村民在村务管理中所起的作用如何”时，64.3％认为“起很大的作用”，30％的农民认为“有一定的作用”，仅有5.7％认为“没有作用”。大部分农民对于自身作为政治参与的一分子，所起的作用的评价是很高的，认为村民在村务管理中起很大的作用。而农民对于自身在政治参与中所起作用的评价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参政期望值的高低。当被问及“您愿意参加村民会议或人大代表的选举吗？”71.4％选择愿意，21.4％认为无所谓，仅有7.2％的人选择不愿意。农民在参政意识上是比较倾向于积极参与其中的，并且期望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这种“高期望”的氛围下，农民在谈及参与时总是不断地在直接或间接地作“利益的权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利益已经成为农民政治参与的主动力之一。大部分农民都认为现有的民主形式，其存在的目的就是要保障群众老百姓的利益，并且大部分农民对现有的主要的民主形式对保障群众利益的成效还是持较为乐观的态度。比如，当问及“你觉得人民代表大会是否反映民意和保障了大多数群众的利益”时，68.5％的农民认为保障了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大部分农民认为政治参与过程中总是要考虑对自己是不是有利，还会考虑对社会是不是有利。比如，当问及“当您投票选举人民代表的时候，您觉得：（可选择多项回答）”的时候，70％认为是“在行使公民的政治权利，对社会有益”，34.2％认为“是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事”。大部分农民都是从“有利于社会”和“有利于自己”的角度而选择积极投入到政治生活中去的，而且大部分都非常重视社会利益，认为参与政治是自己的权利，跟自身利益密切相关，也是一份应尽的责任。仅有7.1％的人认为“跟自己的切身利益关系不大”，甚至有农民认为去投票选人民代表还不如回家做做家务干干农活，还有7.1％的人认为“投一票应付应付，至于选谁无关紧要”，因为他们觉得投票并不能改变什么。从他们的选择看，不论选的是哪一项，都反映出他们的利益权衡的过程，只不过，权衡后觉得孰轻孰重的态度不同罢了，可能有的农民在参与中表现出积极，有的表现得冷漠，有的觉得无所谓。

2、参与途径：传统与激进并存

调查发现,村民在政治参与的具体途径选择时，既表现出传统的一面，有不乏激进的一面。当被问及“如果你对某位干部的行政行为不满，你会通过什么途径寻求帮助”时，64.2％的人选择“向乡政府反映”，部分人认为只有向乡政府反映情况，才是最直接的方式，部分农民认为“只有政府才能解决”。20％的人选择“上访”，并有部分农民提出“上访才能解决问题”,在部分农民看来,“上访”让乡领导“有压力”,这样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15.7％选择“到法院去告他”，10％选择“寻求村委会的帮助”，大约12.8％的人同时选择了前4者中的任意2-4项，此次调查只有7.1％的人选择“干脆放弃”，仅1个人选择“其他途径”，并注明是“向纪检部门检举”。

在大多数农民看来，“遇到问题找政府”还是首选，其次让农民觉得最有效的是“上访”，再次是“去法院告”，最后才是“寻求村委会的帮助”，极少部分选择放弃。可见，大部分农民遇到问题仍会首先选择较为传统的方式，即遇事找政府。虽然大部分农民对政府的工作效率和腐败现象很不满，但仍把政府作为解决问题的主要“依靠”，这实际上也是中国农民几千年“清官情结”的延续，他们总是不断地期望有一个能为其做主的“父母官”来庇护他。直到现在，碰到问题时，第一个想到的仍是组织、领导和政府，这已经成为中国农民甚至中国人的一个传统。其次，占36.7％选择较为激进的途径，即“上访”或“去法院告”，尤其是选择“上访”的农民中86.8％都是单独只选择“上访”，而未做其他任何选项的选择（此题为多项选择），从此可以看出，这部分单独选择“上访”的人思想比较激进，对乡政府能否处理好这些问题存在很大的质疑。

再次，在传统与激进并存的情况下，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农民对于“寻求村委会帮助”的冷漠，只有10％的人会选择向村委会寻求帮助，这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村委会作用的减弱。对农民来说，村委会作用的减弱就意味着农民参政渠道、沟通渠道的不畅。从整体上来说，这显然是不利于农民政治参与以及农村民主政治发展的大环境的。

最后，让人感到非常遗憾的是无一人提及向“新闻媒体”（被马克思誉为“第四种权力”）这一有效的途径反映情况。事实上，“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靠老百姓的积极参与。

3、参与效果：参与假象不容乐观

我国农村政治参与存在着不容乐观的“假象”，比如我国农民的投票率以及参加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到场率都是非常高的。这次调查南充市小龙镇的3、4、5、6、9村的村民中，84.2％的村民参加过近三年的村委会投票选举，82.8％的村民参加过近两年的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而且在参加次数上选择“每次都参加”或“大部分都参加了”的村民占了参加人数的79.3％。

但事实上，这种村民参政的“兴盛”并非真实。

首先，高投票率和高到场率并非就意味着高参与率，政治参与不仅包括投票，还包括很多其他的形式，比如信访、监督、参与管理等等。而这些村民在利用投票以外的其它途径参与政治方面却明显薄弱，显得有些盲目、无助，甚至是无奈。此次调查中，没有一个农民意识到或者会选择“通过新闻媒体的监督”来实现自己的政治参与。

其次，委托投票被广泛滥用。此次调查中，当问及“在投票选举中，你会让别人代你投票吗”，68.5％的村民选择“看情况,可能会”, 31.5％的村民选择“肯定不会”,可以看出,村民大部分都能接受委托投票的形式。而且，有的村民会一人代写一大把选票。在这种情况下，村民参选率失真也就不足为奇了。

再次，动员之下的象征性参与。也就是说，有些公民虽然参与了，但由于是被动员或迫于领导及单位的压力等外界因素而不能不参与。这种参与并非出于当事人自己的需要，而是在利益权衡之下所做出的一种迫不得已的决定。比如，此次调查中，当被问及“您参加村委会投票选举主要是因为什么”，47.1％的村民选择“村里要求我参加”，30％的村民选择“大家都去，所以我也去”，仅14.3％的村民选择“我自己想参加”，8.6％的村民选择“其他”。所以，我国农村的高投票率主要还是被动员的缘故，农民参与较少出于自主意愿。

最后，政治不透明让农民参与的效果大打折扣。比如，当问及“您是否知道正式候选人是怎么确定的”，37.1％的村民选择“领导确定”，35.7％的村民选择“不知道”。当被问及“你投票前是否见过候选人”，52.9％的村民选择“没有见过候选人”34.2％的村民选择“听说过，没有见过”，仅12.9％的村民选择“见过候选人”。显然，政治不透明让农民在政治参与过程中显得相当盲目，也很无助。

4、参与能力：参差不齐

此次调查中发现村民的参与能力呈现参差不齐的状况，主要从以下几个层面来看： ⑴对法律的熟悉程度。大部分村民对政治参与可能涉及到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认知和熟悉程度相当低。调查问卷中被问及“你知道《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吗？”60％的村民不知道,40％的村民知道。当进一步问及“你知道其主要内容吗”，仅有6个人知道。当问及“你知道我国法律是如何规定选举程序的吗”，71.4％的村民选择“不知道”,27.1％的村民选择“知道一点”,1.5％的村民选择“大部分都知道或全都知道”。这就提出一个政治参与急待解决且相当重要的问题，即加快农村的普法教育和普法宣传，让农民知道自己有哪些权利，参与的程序是怎样的，如何维护自己的参与权利，如果农民连这些基本的法律法规都不知道，那么他们参与政治生活就无法可依，甚至会很盲目，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合法的。⑵文化程度。此次调查的村民中，11.5﹪未上过学,21.4﹪是小学文凭,57.2﹪是初中文凭,8.5﹪是高中或中专文凭，1.4﹪是大专文凭及以上。可以看出这些村民的文化水平有高有低，但总体是偏低的，而且主要集中在初中水平。而村民的文化程度对其参与积极性的影响是很大的。根据美国的调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大多比较积极参与选举，投票率较高，比起平均水平（50﹪左右）来，常常要高出20—30﹪。„„这个规律在中国同样有效。[1]对于拥有初中文凭的村民来说，至少他们可以理解一些相关的法律条文和政策，知道哪些属于制度内参与，知道怎样在制度内的参与形式中合理有效的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等等。而对于未上过学的村民，他们可能连选票都看不懂，不知“竞选”为何物„，而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或限制了他们参政的积极性。⑶参政经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经验也是一种能力。参政的经验越丰富，参政的能力就越强。调查中当被问及“近两年你是否参加过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时，82.9﹪的村民选择“参加过”，其中，22.4﹪的村民“每次都参加”，56.9﹪的村民“大部分都参加了”，20.7﹪村民“仅参加了少数几次”。可以看出，村民的参与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⑷民主意识。民主意识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公民参政能力的高低，甚至影响着公民参政能力的高低。此次调查中发现，民主意识在村民政治参与中的具体反映是参差不齐的。比如，当问及“如果您是干部候选人，您将采取什么办法让选民或代表了解您，投您的票？” 20％的村民选择“组织上介绍”，32.9％的村民选择“找亲戚、朋友帮忙”，24.3％的村民选择“希望有竞选，我自己表现”，8.6％的村民选择“组织班子活动”，1.4％的村民选择“用经济手段拉票”，12.8％的村民选择“其他”。可以看出，村民在政治参与中对于方式的选择随意性很大，有制度内的方式，也有制度外的方式，有传统的，也有非传统的方式，总之，村民都倾向于选自认为最有效的方式。但民主意识越高，就越倾向于选择制度内的方式，同时也是实际最有效的方式。比如有24.3％的村民选择“希望有竞选，我自己表现”，这实际上就是让“选民或代表了解您，投您的票”的最有效的制度内的办法。

二、对策与思考

通过这次调查，笔者认为，要全面提高村民的政治参与水平，必须在以下几方面下工夫：

1、寻求和疏通“低成本”的参与途径，实现参与成本的理性“转移”或“置换”。

“参与成本”主要包括参与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风险成本”等。“高成本的参与”无非就是“时间成本”、“经济成本”、“风险成本”等投入过多，而对于我国农民这个庞大的弱势群体来说，“高成本的参与”无非就是叫他们“不要参与”。而这正是农民出现参与冷漠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参与成本过高，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是削弱和降低了农民的参与能力和参与频率，而参与的能力和频率是民主参与的重要衡量标准。农民的经济能力和精神承受能力本来就有限，参与成本过高，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把农民推出民主参与的圈子之外。

现今，我国农民通过信访的方式参与政治还是通过相当传统且成本高的方式（即“远走他乡，腰带盘缠，带着状纸找青天”）去实现参与的目的。所以经常会出现农民表达政治诉求却导致农田荒废，甚至倾家当产的局面，这种高成本的参与反而与参与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信访为什么不能通过电话等低成本的方式来实现，譬如“市长电话”。事实上，农民参与的“低成本”离不开行政管理的“高成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成本的理性“转移”或者“置换”过程。即把农民参与的成本转移到管理上来。“市长电话”这条途径，如果充分发挥其效用，可能会激增行政管理的成本，但却可以从很大程度上减轻农民表达政治诉求、参与政治的成本。这种成本的理性“转移”或“置换”在民主社会是应该极力提倡的。这种参与方式虽然是低成本，但却极易“流于形式”。自1983年各地城市陆续设立市长电话后，2005年6月，工人日报记者曾作了一次暗访，大部分城市的市长电话都形同虚设，虽然能够打通，但真正能够落实及起作用的却寥寥无几。[2]所以农民参与成本的“转移”或“置换”应着力于行政管理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农民参与的“低成本”还可以通过行政透明化来实现。政治透明，在民主国家是非常必要的。萨托利认为，民主本身就要求透明度，“权力的房子应是一间玻璃房子。这一立场的理性依据——与其道德依据不同——是，透明度高有利于更好地进行控制，从而减少外部风险。„这意味着即使增加透明度导致决策成本上升，也是上升得有理。”[3]即行政透明可能导致决策成本上升，但却从另一个侧面降低了公民的参与成本。

2、“两手抓”，杜绝参与假象的存在。针对我国村民参与所存在的不容忽视的“假象”，必须从两个方面同时进行，实施“两手抓”，才能从根本上有效的遏制参与假象的存在。

一方面，从制度入手遏制参与假象。从制度入手遏制参与假象主要是从制度安排上扩展其对村民参与的“包容性”。对参与的村民来说，这种“包容性”首先就意味着资格、机会以及在公共空间中参与的可能。正如达尔所说，民主国家的主体应该具有“完全的包容性”，应当包括一切服从法律的人们。[4]目前，我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二，但每96万农民才选出一个人民代表，我们不得不承认，光从制度安排上，农民就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我国政治参与中最大的弱势群体。所以，从制度上加大农民的代表份额势在必行。对参与的村民来说，这种“包容性”还意味着对村民参与“自主意识”的包容；即在制度安排上要实现由过去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动员参与”向“自主参与”的转型，积极地提倡并鼓励村民通过合法的方式主动的参与政治，而不仅仅是从形式上参与。这样才能在较大程度上提升村民政治参与的有效性，避免“动员参与”下带来的盲目乐观。

另一方面，从责任意识入手遏制参与假象。首先要提升政府的责任意识。目前，可以通过动员宣传以及文化教育等手段对政府的工作人员进行思想上的感染和熏陶，让他们认识到他们所拥有的权力是人民所赋予的，应该有这个责任去履行好这个权力。其次，就是要大力提升农民的责任意识。现在农村大量存在的“委托投票”的现象正是农民责任意识不强的体现。大部分村民都能接受这样一种所谓的“便捷”参与方式，认为“委托投票”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事实上，这些村民并没有意识到“委托投票”是对其自身民主参与权利的一种亵渎。所以，大力提升农民的责任意识是遏制参与假象的根本。我们可以通过宣传教育来提高农民的责任意识。美国学者戎雪兰就曾提出应加强公民的责任意识教育，让他们意识到个人责任（个人的责任，包括尊重人类的生命、尊重别人的权利、诚实、宽容、有同情心、证明有自我控制的能力、参与民主程序、为共同的目标而工作、尊重别人的财产。）在社会与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5]我们还可以从法律规定上来提升农民的责任意识，避免参与假象，譬如，从法律上规定，如果发现“委托投票”的现象，公民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或社会责任等等。

3、拓展农民参政的“权力”，关注农民政治生存状态。

大部分农民对于政治参与都觉得很被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民觉得自己“无权”。农民参与政治的过程中，不仅要有“权利”，更重要的还应该有“权力”。而且这个权力是一条完整的链条，正如“选举、监督、罢免、保留”权缺一不可。拓展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当务之急是健全农民参与的权力。要拓展我国农民的参与，最根本的是赋予和强化农民的权力。“直选”是值得推广的（1998 年四川省遂内宁市步云乡的农民“直选”开展得如火如荼，在这次直选乡长的过程中，可以公开报名、公开竞选、公开投票，使步云乡的农民第一次体验到直选的喜悦），但很少有人深思这样一个问题：即农民有了选举乡长的权力，但农民有决定乡长“去”和“留”的权力吗？如果没有，这种被捧说得出神入化的选举就不可避免地陷入权力的局限。毕竟，选乡长不是选族长，不是选出之后就一劳永逸；而且谁也无法保证当选的人会一直廉洁奉公、廉明执政，所以农民必须拥有“罢免”被选人的权力；被选出的干部毕竟是受上级行政和党委的管辖，如果被农民选出的干部被上级行政和党委以某种理由随意删除，或者农民选一个，上面就删一个，那么农民的选举也就没有意义了（2002年10月由村民自己选出的宜兴市鲸塘镇南庄村村主任陆义宝，因与村支书存在意见分歧而被鲸塘镇党委以年龄和能力为借口“杯酒释兵权”的事件就是一个典型）。[6]所以，对于农民来说，不仅要有“选举的权力”、“罢免的权力”，还得拥有“保留的权力”。

4、全面提升农民的参政能力。我国农民的参政能力参差不齐，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提升农民的参政能力。第一，强化“普法教育”和“普法宣传”。这次调查，感到吃惊的是农民对于与政治参与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认知程度是非常低的，大部分都只限于知道有这部法，而对具体的法律条文和规定却知之甚少。因此，普法教育和普法宣传在农村是势在必行的，并且迫在眉睫。目前,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来进行普法活动。譬如，通过电视或广播宣传、组织村民阅读学习法律条文及报刊杂志并进行相关讨论，充分发挥舆论传媒的中介作用以及政府组织的引导作用。第二，提升农民自身的文化素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更可能把参与政治看作是公民的责任，而具有这种责任感的公民事实上会更加踊跃的参与。”[7]受教育的程度与参政经历有着明显的对比关系。在我国，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参与经历就越丰富，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其参与经历就形成明显的差距。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公民中有参与经历者所占百分比：初级为8.4％，中级为9.7％，高级为17.32％。[8]可以看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其政治参与的经历显然要少得多。而我国的农民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受教育的程度普遍较低，其参政的经历也明显比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少。第三，强化农民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一方面必须强化农民的主体意识。主体意识是指公民在政治参与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积极主动的精神。公民主体意识的增强，既是社会发展的进步，也是现代公民政治参与质量逐步提高的一个重要指标。与主体意识相对立的则是附庸意识，主要表现为“奴性”和“依附”。培养农民的主体意识，就是要农民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有责任和义务参与社会国家的各项事务；另一方面，有必要提升农民的责任意识。一个公民的责任意识直接关系到政治参与的有效性。责任意识应该包括两层涵义。第一层涵义一种负责任的心态。表现为公民对其行为后果的一种谨慎考虑和权衡，以负责任的心态去实施其参与行为。从这一层涵义来说，责任意识避免了盲目的、非理性的参与。第二层涵义则是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即公民把自己看成是历史的主宰、国家的主人，所以制约和监督政治权力、防止政治权力的异化腐败则是每一个公民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从这一层涵义来看，责任意识则避免了农民政治参与的冷漠局面。目前，我们可以通过民主教育和民主宣传等形式让农民了解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有效的参与方式，什么才是政治参与的责任等等，同时通过提供切实的民主参政途径和形式，让农民了解和体会责任的真正含义和内容。

------------------注释：

[1]张明澍.中国“政治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77.[2]马昌博.一部电话的威力【N】．南方周末，2006-4-6．

[3]乔·萨托利.民主新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250.[4]罗伯特·达尔.论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85.[5]戎雪兰.民主的公民教育与中国的政治改革——美国公民教育对中国的启示【J】．当代中国研究，1998(3).[6]易颖.村主任的丢官之惑【N】．南方周末，2002-12-31.[7]莱斯特·W·米尔布拉斯.政治参与【M】．芝加哥：兰德麦克拉利公司，1966，61--63.[8]张明澍.中国“政治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32.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

（文章来源：《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1期）

第三篇：关于全面推进河长制过程中公众参与问题的思考

关于全面推进河长制过程中公众参与问题的思考

摘 要：全面推进河长制是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理念的要求，是贯彻落实十九大建设美丽中国，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重要举措，加强河湖治理保护，保障水安全，提高水资源利用率，有利于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河长制需要构建责任明确、协调一致、监管有力的长效保护机制，?@一机制需要公众的广泛积极参与，引导和鼓励公众参与对于推进河长制各项方针的落实和顺利实施意义重大，那么当下民众对河长制了解多少？参与状况如何呢？以及未来如何提高民众的参与率？本文对此进行了一定的论述。

关键词：河长制；公众；参与；措施；思考

一、河长制的由来及概述

河长制，即由中国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担任“河长”，负责组织领导相应河湖的管理和保护工作的制度。“河长制”工作的主要任务包括加强水资源保护、加强河湖水域岸线管理保护、加强水污染防治、加强水环境治理、加强水生态修复、加强执法监管，严厉打击涉河湖违法行为六大方面。

“河长制”由江苏省无锡市首创。它是在太湖蓝藻暴发后，无锡市委、市政府自加压力的举措，所针对的是无锡市水污染严重、河道长时间没有清淤整治、企业违法排污、农业面源污染严重等现象。2016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指出，全面推行河长制是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是解决中国复杂水问题、维护河湖健康生命的有效举措，是完善水治理体系、保障国家水安全的制度创新。意见要求，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强化考核问责，根据不同河湖存在的主要问题，实行差异化绩效评价考核，将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结果及整改情况作为考核的重要参考。

2017年3月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全面推行河长制，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据相关资料显示目前全国省、市、县、乡四级河长人数近27万名，其中省级河长330人；27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省、市、县级河长办全部设立，17个省份成立了河湖管理处、河长制工作处等专门机构，保证了河长制日常工作的正常开展。在制度建设方面，中央明确要求建立的6项制度，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出台任务要求的90%，其中有22个省份6项制度全部出台，为河长制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二、公众参与河长制的重要性

一是准确反映公众对于河湖生态环境的美好诉求，河湖状况与公众生活息息相关，公众既是河湖问题的生产者也是受益者，相对于政府官员，公众对于周边河湖更了解并能敏感的感知河湖生态环境的变化，对于改善河湖环境的愿望更强烈。

二是调动公众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河长制作为一项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除了各地区河长充分发挥作用还离不开公众的参与。

三是提高河长制各项具体措施实施过程中的透明度和高效性，减少权力滥用带来的不良后果。

四是有利于减轻政府负担，促进政府与公众的双向交流，形成官民共治水的和谐局面。

三、公众在推进河长制过程中参与率低的原因

（一）政府层面

1.河长制政策宣传力度不够，公众对于此项政策了解较少甚至不了解，“信息不完全性”造成公众的盲知。

2.政府相关奖惩制度不健全，公众无心参与，积极性不高。

3.政府关于河长制的政策实施透明公开度不高，水质资料缺乏公开与共享，公众无法获悉相关数据，因此无法准确提出可行意见及对应的监督。

（二）公众层面

1.自身参与积极性不高，传统观念的束缚，对政府缺乏信任感，对政治参与缺乏热情。

2.公众出于自我保护意识，担忧参与风险，害怕举报监督行为会遭报复，宁愿视而不见，不愿主动参与。

3.公众认为河长制实施专业性强，自已缺乏相应知识，不敢轻易尝试。

四、相关解决措施及思考

（一）政府层面

1.加强河长制政策宣传

利用新闻媒体、现代网络信息技术，推行河长制工作的宣传教育和正确引导，通过报刊、电视、广播、微信、微博等各种媒介，以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方式呈献给广大公众，例如拍摄相关公益片、举行知识竞赛、宣讲会、文艺演出、主题展览等活动，让他们及时了解政策运行的环节与程序。通过政府的网络平台积极回应公众的要求与呼声，并及时解答公众的疑惑，为民服务，引导公众树立节约用水、保护水环境的良好意识，鼓励公众积极参与治水过程，对政策的实施进行有效监督。

2.拓宽公众参与水治理的渠道

引导公众全过程、多方位参与河长制，包括决策、管护、监督、宣传等多方面。

（1）在河长制推行的各项措施决策前应充分听取公众的意见与建议，将公众的诉求作为政策制定的前提条件，通过问卷调查、听证会、座谈会等形式广泛征集民意，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相应实施方案，充分调动公众的积极性，形成政府与公众有效对话机制，协调平衡各方利益关系，得到公众支持，位后续工作的顺利实施减少阻力。

（2）河长制运行过程中，引进治理资金，吸引相关企业投资，由个人或集体承包负责某一地域的河湖生态治理修护。或者由政府出资，公众负责具体执行。

（3）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使公众形成自觉节水护水意识，从自身做起，改变乱倒垃圾、乱投污水的不良行为，通过开展无偿清理河湖周边环境、巡查河湖状况等传播绿色理念，宣传水资源保护的重要性，凝聚全社会力量，形成全民治水的良好局面。

（4）政府通过引进专业人才，对公众进行相关专业培训，技术指导，提高公众关于水资源治理的专业化水平，拓宽公众参与的领域，提高水治理的效率。

（5）通过投诉监督信箱、电话、网络平台等举报涉水违法行为；利用新闻媒介、舆论监督曝光违法犯罪行为，并进行跟踪报道；通过法律渠道对于生态环境破坏、污染河流的不法行为提起公益诉讼；对于治水过程中官员的不作为以及失职渎职行为要向上一级反映。

（6）完善教育工作机制，将节水护水知识纳入中小学生教育内容中，引导其形成正确的生态保护观念，因地制宜的开展实践活动，?⑺?学知识转化为自觉行动。

3.创新公众参与治水模式

（1）各地已经建立了相关治水模式，例如“民间河长制”就是各地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建立的，像浙江省丽水市采取了河湖承包模式，将中小河流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分离，承包给个人，并由其负责相关河道管护工作；陕西省岚皋县则构建了“河长+警长+督察长”“三长治河”模式。在我看来，建立公众参与治水模式，应该完善相应法律规章，具体规定“民间河长”的产生方式、责任职权、履职程序与相关保障措施，通过将治水权力下放给公众，进而提高公众积极性，协助政府监督检查治水工作，减轻政府工作压力。

（2）创新需要充分发挥现代网络的优势，可以利用互联网建立动态监管系统，每个公众都有登录账号，及时了解治水情况并在留言区留言，政府设立专门人员及时回复公众问题，并挑选代表性的意见反馈给政府，以便于及时调整政策；为激励公众积极参与，政府可以设立相关奖励和表彰，例如参与者可获得积分，集满多少积分可免费享受某项优惠或者赠送奖品，对于建议意见有代表性的给予特别奖励和表彰，制定每一程度的奖励细则；还可以与支付宝等网络平台合作，为公众提供更多优惠服务。

4.完善法律法规及奖惩机制，特别是保护举报人的人身安全。对参与治水公众以奖励，对于涉水违法者给予惩罚，制定实施细则并严格落实。对于举报者的信息要保密，规定任何人不能打击报复，违者必究。必要时对举报人及其亲属采取专门的保护措施。

5.形成透明的水资源管理机制，公布分享水质状况报告，让广大公众全方位了解治水情况及进程，更好的促进公众监督，依法维护公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切实保护公众的权益。

河长制关乎民生，听取公众意见，围绕公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全面推进工作，不仅能促进政策的落实，更能提高全社会的治理能力，形成官民共治的良好局面。

参考文献：

[1]何方.民间河长制：社会治理的创新模式[J]杭州：我们，2015（3）

[2]万倩倩.论“河长制”的积极意义及现实困局.中国绿色画报2017年第7期

[3]宋佳蔓，孙征.对以社会监督来推进河长制实施的思考.大观2017年第七期

[4]刘小勇.公众参与全面推进河长制工作的主要内容与实践模式[J]中国水利.2018

[5]姜斌.对河长制管理制度问题的思考[J]中国水利.2016（21）

[6]河长制.百度百科

第四篇：落实农村低保过程中问题和对策

低保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及相关对策

低保政策是国家一项重要扶贫政策，是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救命钱”。然而，在执纪审查中，发现和查处一些违规发放、贪污、挪用和套取低保资金的案件。通过对这些案件分析发现，违规使用低保资金有以下几个突出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

一、虚报冒领，侵占骗取低保资金。有些基层干部利用职务之便，通过虚报低保领取名额、修改登记申报信息，或不按时、不按标准发放，骗取、侵占低保资金，中饱私囊。如有的干部“无中生有”，提供虚假材料，用该村空挂户口人员的户口信息，办理低保，空套国家低保资金；有的干部利用职务之便“李代桃僵”，将低保对象的“一卡通”银行账户存折私自占有，冒领低保补助，借机获取个人利益。

二、优亲厚友，违规发放低保资金。部分基层干部利用职务便利，在低保资金评定中优亲厚友，为干部或其家属发放低保资金。有的低保对象家庭收入、财产等条件超标，不符合低保保障条件，但仍获得民政部门审批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发放低保资金；有的地方经办管理机构对低保待遇申报、公示、审核、审批程序把关不严，没有认真开展入户调查、邻里访问和民主评议等工作，导致不符合低保条件的家庭或人员违规享受低保待遇，仍存在“人情保”、“关系保”的现象。

三、吃拿卡要，阻碍发放低保资金。有一些基层干部把低保政策捂着、藏着，不告诉群众，群众不懂，以为是你帮我干的，我给你一点好处是应该的，造成权利的寻租。还有的基层干部在执行落实低保政策中，违背群众意愿，克扣强索，强行摊派、乱收费。如在为群众办理低保过程中收受香烟、白酒，接受低保对象宴请，收受好处费；有的干部强行向低保户摊派义务工费，据为己有，阻碍低保资金走完“最后一公里”。

四、挪作他用，随意处置低保资金。个别基层干部纪律意识淡薄，滥用职权，拆东补西，将应发放到村民手中的钱款截留“充公”变成“公款”，用于其他方面；甚至将贫困群众的保命钱、救命款随意处置，违背了低保资金用途的本质。例如有的地方财政部门挤占挪用城乡低保专户资金，用于拨付临时救助、拆迁补偿、部门工作经费等；还有的部门单位虚报套取城乡低保资金，用于修路经费支出、发放失地农民生活补偿等。对此，我们提出整改措施：一是加大宣传力度。要充分利用电视、网络、宣传专栏和宣传手册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低保政策宣传到位，扩大覆盖面和知晓率，解决好群众的“知情”问题，提高群众维护权益的能力。同时转变困难群众的思想观念，使他们认识到低保制度是对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给予基本生活保障，要改善生活质量，必须劳动就业、自食其力，营造“享受低保应该、退出低保光荣”的社会氛围。二是坚持长期公示。必须把低保政策“阳光化”，规范农村低保申报流程，把农村家庭的贫困状况评价交给群众，评议、调查、公示、审核，由党员代表、村民代表、低保申请对象全程监督。同时，对低保对象及低保资金的发放时间、标准、领取方式通过网络、公示栏等进行长期宣传公示，并公布举报电话，畅通举报渠道，接受群众监督。三是强化动态监管。一方面要健全动态管理机制，定期审核低保家庭经济状况，对收入水平超过低保标准的家庭，要及时退出低保；对符合保障条件的，严格按程序申报审批，做到动态管理，有进有出，真正形成低保“进出两通畅”的机制。另一方面要加强各级民政、财政、审计、监察部门对城乡低保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的监督，并常态化开展明查暗访，及时查处和纠正低保政策落实中的违纪违规问题。充分利用信访接待、投诉电话和网上信箱等民意诉求载体，发挥社会监督、舆论监督作用。对在低保政策执行和低保资金发放中存在违规违纪问题的基层干部，严肃查处。

第五篇：取保候审实践过程中的问题及对策

摘要：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有五种：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这是一个由轻到重、层次分明、互相衔接的体系，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能够适应刑事案件的各种不同情况及其变化，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有效地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有五种：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这是一个由轻到重、层次分明、互相衔接的体系，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能够适应刑事案件的各种不同情况及其变化，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有效地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

取保候审，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依法责令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提供保证人或交纳保证金并出具保证书，保证其不逃避或者妨碍侦查、起诉、审判并随传随到的一种强制措施。作为一种非羁押性的强制措施，取保候审制度具有自身的优越性：一方面，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审前的合法权益，避免超期羁押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有利于国家资源的节约，从而更合理有效的分配办案资金；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教育改造，避免审前被集中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在一起犯罪习性的交叉感染。

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立法不尽完善，司法人员执法观念的滞后，取保候审制度作为一项非羁押性的强制措施，它的贯彻执行并不尽如人意，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存在问题：

（一）价值误区：羁押是原则，保释是例外

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是于1996年修订刑事诉讼法时明确规定的，它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英美法系的保释制度。保释是源于英国的一项法律制度。早在1679年，英国《人身保护法》就规定了请求准予保释是被羁押人的一种权利。保释制度的形成有两条重要的理论基础：一是任何人均享有自由权，哪怕存在犯罪嫌疑，也应尽量保证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自由。二是无罪推定原则，任何人在未经判决有罪以前都是无罪的，都应享有自由的权利。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取保候审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而不是司法机关的权力。所以，基于保障人权的精神要求，我们要把羁押的适用限定在特定的范围内，若非出于防止干扰诉讼及因具有较大的社会危险性而作必要防范的目的，则应予以犯罪嫌疑人以保释的可能。

但是，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取保候审的决定权完全在司法机关，犯罪嫌疑人家属或律师，最多只能发表一下看法和意见，对于律师提出的取保候审的申请，司法人员往往不予答复，或是一句话就予以驳回，在犯罪嫌疑人被拘留期间，律师无权为其申请取保候审；而且，我国司法机关特别是侦查机关的工作人员，对涉嫌违法犯罪的人、刑事被告人，为了防止其逃跑、妨碍侦查、审判，往往从职业观念上倾向于实施拘留、逮捕，而取保候审等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在实践中采用的比例极小，而拘留及逮捕的比例很大，“事事必拘留、案案必逮捕”，审前羁押已成为一种惯例，办案机关对羁押的实用主义，导致了超期羁押的大量出现，这一行为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二）立法缺憾：过于原则笼统，缺乏可操作性

1、取保候审的适用范围：弹性过大，不便执行

根据刑诉法51条、60条、65条、75条的规定，取保候审的适用范围可以概括为：（1）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2）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3）被拘留的人虽然需要逮捕但尚不符合逮捕条件的；（4）应当逮捕但患有严重疾病的；（5）应当逮捕但属于正在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的；（6）应当逮捕但证据不足的；（7）持有有效护照或者其他有效证件，可能出境逃避侦查，但不需要逮捕的；（8）羁押的犯罪嫌疑人不能在法定侦查羁押、审查起诉期限内结束，需要继续侦查或者审查起诉的。

上述诸种情形，规定过于宽泛，缺乏可操作性。主要表现为：（1）在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办案时，难以确定犯罪嫌疑人能否被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适用时只能根据个人的分析判断来决定是否采取取保候审，有很大的随意性；（2）根据刑法有关规定，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包括从6个月到死刑，给执法人员提供的自由裁量幅度过大，不利监督，并且不便操作；（3）对“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而作出判断又比较困难的，完全由司法人员依据主观判断自行决定，实践中采取取保候审，往往为个别办案人办人情案、关系案提供了机会，因而导致诉讼延误的现象屡有发生。

2、取保候审的权力体系：违背制衡，不利监督

公、检、法三机关分散行使取保候审决定权与公安机关统一行使执行权间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主要表现为：（1）公、检、法三机关均有权决定适用取保候审的规定，违背了权力制衡的原则。在我国，各机关做出的取保候审决定，不受其他机关影响。因此，在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适用取保候审时，就会出现决定权与执行权不分的情况，而且法律未规定相应的监督措施，发生公安机关滥用职权侵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身自由的违法行为在所难免，严重损害司法机关的执法形象和权威；（2）取保候审决定机关与执行机关不同而产生执行脱节。刑诉法规定，取保候审由公安机关执行。在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对管辖的案件采取取保候审时，作为执行机关的公安机关往往根本不愿承担这项义务，由于具体运作的程序尚无明文规定，双方各自的权利义务又不明确，因此司法实践中通常都是由决定机关自行执行，公安机关不插手。而由于检察、审判机关的警力不足，难以对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保证人进行有效监督。

3、取保候审的保证方式：措施无力，缺乏威慑

取保候审保证方式可分为财保和人保两种。“二高三部一委”联合下发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不能要求同时提供保证人并交纳保证金。”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对没有按规定履行保证义务的保证人处罚不力。现行法律对保证人不履行保证义务而采取的处罚措施仅为罚款，而追究刑事责任，除保证人有《刑法》第三百一十条规定的行为而以窝藏、包庇罪进行追究外，再无其他关于保证人不履行保证义务构成犯罪的规定，因而使保证人没有足够的责任心来认真履行保证义务。二是，保证金措施的无力。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违反法定义务，已交纳保证金的，没收保证金（金钱制裁），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结悔过，重新交纳保证金、提出保证人，或变更强制措施（逮捕、监视居住）。方式的反复性，究竟有多大的威慑力，值得怀疑。而且，收取保证金的数额无明确的法律规定，时常有保证金收取的过低，而使犯罪嫌疑人交取保证金后，便一跑了之的现象。低额保证金无法形成必要的约束力，使执行机关只能没收保证金了事，成为变相的以罚代刑。

4、取保候审期限：规定模糊，重复计算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取保候审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十二个月，对同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重复采取取保候审措施。但根据《取保候审的规定》第22条第2款的规定（对于前一诉讼阶段已经取保候审的，后一阶段的受案机关决定继续取保候审的，应当重新作出取保候审的决定，而且《刑诉解释》第75条第一款还规定对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已适用取保候审，法院受理案件后也应重新办理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手续，并且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期限重新计算）又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取保候审不得重复采取的规定。法律的不一致，导致实践中认识不

一、做法各异，使执法人员和群众对法律产生模糊认识，不利于有关规定的贯彻执行。

（三）执行：随意性大，有待规范

1、不严格执行取保候审后的侦查、审查期限，办案期限最大化。在侦查阶段，我国刑诉法对于侦查期限（即从立案到侦查终结）没有作出硬性规定，仅规定了侦查羁押期限（指从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或逮捕到侦查终结之间的期限），而对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的案件的侦查期限，法律并未明文规定；在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法律虽对审查起诉期限、审判期限虽然作出了明确规定，但刑诉法74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规定的侦查羁押期限，审查起诉期限，一审，二审内办结，需要继续查证的，审理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又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上述规定。导致在实践过程中，往往出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取保候审的案件的审限不能正确执行。甚至一些简单的案件，一直拖到取保候审期限届满前才移送有关部门审理，严重侵犯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交接手续过简，诉讼程序脱节。目前，公、检、法三机关在案件移送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被取保候审的，除在相关法律文书中有所注明外，再无其他交接手续，致使取保候审在程序上脱节，取保对象未能随案变更取保机关，因而出现传唤不到庭，取保对象下落不明的情况，影响了案件的正常审理。因此，刑诉法应当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对已经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侦查终结向检察机关移送起诉或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时，应在移送起诉案卷、材料的同时将保证人和被保证人传唤到案，一并移交下一诉讼部门，并由收案部门进一步对保证人和被保证人进行法制教育，督促其切实履行取保义务。

3、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实践中，能否适用取保候审，完全由办案人员决定，虽然最后要经本机关负责人审批，但这种审批多是程序要求，法律也未规定对取保候审的监督措施。因此，公、检、法各机关对取保候审的适用决定权几乎不受限制，难免会发生一些不应该取保候审的被取保在外，而那些符合取保条件的人却被关押的现象，严重动摇公众对法治的信心和期望。

二、对策：

1、刑诉法应进一步明确取保候审范围。如立法可以采取排除式立法体例，明确规定对除死刑、重大犯罪、有相同前科、逃犯等之外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取保候审，使之不致过于宽泛，增强操作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刑诉法的作用，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2、明确办案期限，加强审限监督。一方面，刑诉法应明确不同诉讼阶段的办案期限，取消羁押案件与非羁押案件之间办案期限的区分；另一方面，实践过程中，形成监督，从程序上杜绝取保候审超期限现象的发生，形成三机关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监督机制，有效遏制当前取保候审超期限屡屡发生的现象。

3、严格实行决定权与执行权相分离的原则，有必要对我国目前的取保候审体系加以调整。取保候审决定权统一由法院行使，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由法院决定取保与否。公安机关为具体执行机关，人民法院可依公安机关的申请，或依职权决定撤销取保候审，没收保证金、对保证人处以罚款。检察机关有权对人民法院做出的决定以及公安机关的执行情况提出异议，实行监督。这样既有利于贯彻决定权与执行权相分离的原则，又能合理利用司法资源，加强监督制约，保证取保候审制度达到预期效果。

4、应建立完善在取保候审中对当事人的救济途径。应赋予当事人在取保候审申请被驳回或取保候审被撤销时的救济权，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为自己符合取保条件而不被取保的，或取保候审不应撤销而被撤销的，有权在收到《不予取保候审决定书》或《撤销取保候审决定书》之日起5日内向决定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收到复议决定书后7日内向上一级决定机关请求复核。该复核决定为终局决定。

5、完善取保候审监督制约机制。对人民法院作出的取保和撤销取保决定不服的，公安机关可将不服决定的事由书面报请检察机关，检察机关有权要求人民法院复查并说明理由。如果对复查决定不服，还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核，该复核决定为最终决定。在复查、复核期间，不停止决定的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