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救助的国际发展经验及其启示(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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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社会救助的国际发展经验及其启示

一、社会救助的国际发展经验及其启示

认真借鉴西方各发达国家的社会救助经验,研究东亚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做法,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救助工作情况,结合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和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及运行实际,是当前我国做好社会救助工作的一个重要途径。经过对有着当今世界最先进、最完备的社会救助制度的国家,包括英、美和北欧等实际情况的简要介绍,我们可以总结出它们在社会救助工作方面有着以下几点共同经验。

1.注重社会救助立法。立法的完善是社会救助工作的根本保证,从英国、美国的实践来看,做好立法工作是社会救助实施和改革的关键。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十分重视社会救助实施和改革的关键。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十分重视社会救助的法制建设。我国于1997年8月颁布的《关于在我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和1999年9月《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从探索到建立的完成。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社会救助工作的立法已势在必行。只有通过立法的完备才能保证社会救助工作的正常进行,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保证,也是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顺利实施的法律依据。

2.强调社会救助内容的多方面和多层次性。如丹麦分为基本救济金,住房费用补贴和特定支出的救济金;芬兰分为基本部分和一定费用的补偿部分;德国分为涵盖生活费用的援助和特殊情况下的援助;我国香港的社会救助包括了五项内容;日本的包括了七项内容。这样既有助于充分发挥最后一道“安全网”应有的保障作用,因为他是根据所需提供相应救助,又利于救助资金的合理利用。

3.立足于受助者的基本需求。如芬兰对于居民、难民、学生、军人家属有不同的规定;瑞典对单身和已婚同居夫妇的规定也不同。不同的人口数其维持生活所需的费用不同,一般情况人数越多所需资金越少。

4.有明确且稳定的社会救助资金来源。如丹麦资金来源于一般的税收;芬兰中央政府出资48%,地方政府出资52%;德国社会援助计划的资金来自国家及地方政府;瑞典社会援助由地方收入税支付;我国《低保条例》规定基本生活救助金由地方各级政府负责。

5.明确管理机构及其职能,注重分工协作。丹麦地方政府机构管理此项计划;芬兰社会援助的管理和监督是中央的管理部门、社会事务和卫生部的职责;德国联邦社会援助法的实施由市政府及乡村社区负责;日本各级政府负责实施,各个城市的市长负责城市贫民享有最低生活保障,农村则由都道府县的知事负责;我国由各级民政部门负责。

6.发挥促进就业功能已经成为社会救助发展的大势所趋。特别是美国的社会救助的改革及其成功,给包括英国、北欧在内的世界各国社会救助发展带来巨大的冲击。在我国失业问题已相当严重的今天,一味强调对贫困者的基本生活救助在思路上是有失偏颇的。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提高困难群众的生活保障水平。要制定促进救助对象积极就业的扶持政策,建立救助与就业的有效衔接机制。

我国社会救助制度有了一个大框架,但其制度体系有待进一步发展完善。西方社会救助的成熟经验为我国的救助制度体系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

1.制度发展的动力源。首先,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一个制度建立完善的根本动力,“我们国家现在正处在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转型期。这样的社会下贱女士正式我们加快发展社会救助制度的根本动力”。另一方面,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为什么相关制度建立完善的速度是不一样的,这说明还有其他因素在影响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如政党及国家的意志、人民的关注情况等;制度建立以后,它的执行情况事实上还受着执行组织及执行人员个体情况的影响,当然他们的背后是管理的绩效考核及管理人员的动力激励机制等。如果再深入一步看,一个新制度出台后,必定要随着具体存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这实际上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自我完善的过程。因此,当一个新制度诞生后,我们要正确看待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在它存在的条件未彻底改变之前,我们不应该轻易地全盘否定该制度,而是应积极地区改进完善。同样,当一个制度赖以存在的条件完全改变后,我们也不要因循守旧,而是要及时地用新的制度去代替旧制度,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完善也必须要遵循这样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

2.在建立完善的社会制度过程中,必须要转变观念,深入理解现代社会对贫困概念、贫困成因、公民权利、政府责任,在上述理解的基础上,要着力处理好救助标准和“养懒汉”问题,避免出现诸如贫困陷阱和失业陷阱等问题。

3.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确立社会救助的不同内容,是政府工作的职责,是社会救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纵观这些国家社会救助的内容,都包括了对低收入家庭或劳动者的救助。借鉴各国经验,我国可以设立三个部分:(1)基本生活救助金,是满足生存需要的部分。按照我国的国情,救助的程度即满足生存,每个被批准享受救助的人都可以享受,但应根据家庭户的规模在金额上有所区别,根据我们的调研结果,假设1人户家庭所需的金额为1元,2-3人户则为0.8-0.85元,4人及以上户为0.75-0.80元;(2)特别需要救助金,是视需要而给予救助的部分,如医疗、教育、交通、以及老人、病人、残疾人所需要的护理费用等。它所采取的方式类似于实报实销,但规定一个人最高限额。(3)酌情发放的救助金,主要是指购买比较耐用的家用物品的资金。例如棉衣棉被,买一次可用若干年,所以可根据需要救助,当然也要根据各地的实际工作和财政能力来决定提供单列。

4.随着我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在现在城市低保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城乡一体的以保障基本生活需要为目的的统一低保制度(在救助标准等方面可以有所不同),这一制度的救助对象统一都按贫困线确定(城乡可以不同),这一制度解决的问题只包括基本物质需要,不包括教育、医疗等救助内容,救助形式可以是货币,也可以是实物或是像美国的食品券等。在这样的基础上,可以再针对这些基本生活救助户的特殊需求提供诸如教育、司法、住房等专项救助。然后对这些制度都不足以提供较好救助的极少数情况,可以建立简便易行的特殊救助制度,另外就是对以上提到的相关制度都既要制定完善的法律,又要制定具体可行的操作实施细则。

第二篇:全县社会救助工作典型经验材料

近年来,在地委、行署的正确领导和地区民政局的指导支持下,xx县紧紧围绕构建和谐社会目标,大力推进社会救助体系建设,不断加强制度建设,规范操作程序,加大资金投入力度,社会救助水平逐年提高,有力地促进了和谐xx的建设。2014年,xx县被列为全国第一批救急难试点县,按照国家民政部、财政部关于开展临时救助、救急难等社会救助试点工作要求,xx县在搭建县乡间、部门间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社会救助平台、逐渐完善运行和保障社会救助机制、破解社会救助难题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有效地保障了社会最底层、最贫困群众的基本生活。

一、社会救助工作开展情况

(一)社会救助机制逐步完善。一是强化社会救助工作组织协调运行机制。及时调整和充实由县长任组长的社会救助领导小组,明确31个社会救助成员单位工作职责,领导小组定期不定期召开社会救助工作联系会议,研究部署社会救助工作。同时,建立了政策会商、督查督办、工作联络、信息通报、一门受理、协同办理工作制度,形成了民政部门牵头有力、相关部门紧密配合的工作机制,为进一步强化社会救助大格局提供强大组织保障和制度保障。二是建立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

第三篇:发展低碳经济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发展低碳经济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摘要:从整体看,发达国家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启动较早,政策工具多样,值得我国深入研究和借鉴。本文对英、美、德等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进行了分析比较,对我国积极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和低碳社会的形成提出了几点启示。

关键词:低碳经济;国际经验;政策工具

中图分类号:F1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0)04-0102-05

“低碳经济”就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低碳经济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从整体来看,发达国家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启动早,政策工具多样,值得我国深入研究和借鉴。

一、英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措施

2003年,英国政府发表了题为《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能源白皮书,首次提出“低碳经济”的概念。英国政府为低碳经济发展设立了一个清晰的目标:计划到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水平上减少20%,到2050年减少60%,到2050年建立低碳经济社会。通过激励机制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是英国气候政策的一大特色。英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包括:实施气候变化税制度、创新碳基金、推出气候变化协议、启动温室气体排放贸易机制、使用可再生能源配额等。各种政策措施,不仅各具特色,而且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

(一)实施气候变化税(CCL)制度

气候变化税,即能源使用税制度是英国气候变化总体战略的核心部分。气候变化税于2001年4月1日开始实施,针对不同的能源品种其税率也不同,征税对象也有详细而具体的规定。政府将气候变化税的收入主要通过三个途径返还给企业:一是将所有被征收气候变化税的企业为雇员交纳的国民保险金调低0.3个百分点。二是通过“强化投资补贴”项目鼓励企业投资节能和环保的技术或设备。三是成立碳基金,为产业与公共部门的能源效率咨询提供免费服务、现场勘查与设计建议等,并为中小企业在促进能源效率方面提供贷款。在英国,气候变化税一年大约筹措11~12亿英镑,其中8.76亿英镑以减免社会保险税的方式返还给企业,1亿英镑成为节能投资的补贴,0.66亿英镑拨给了碳基金。据测算,由于气候变化税政策的实施,至2010年,英国每年可减少250多万吨碳排放,相当于360万吨煤炭燃烧的排放量。

(二)创建碳基金

碳基金是一个由英国政府投资、按企业模式运作的独立公司,成立于2001年。碳基金的主要来源是气候变化税,从2004~2005起,增加了两个新的来源,即垃圾填埋税和来自英国贸易与工业部的少量资金。碳基金主要在三个重点领域开展活动:能马上产生减排效果的活动;低碳技术开发;帮助企业和公共部门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向社会公众、企业、投资人和政府提供与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相关的大量有价值的资讯。碳基金作为一个独立公司,介于企业与政府之间,实行独特的管理运营模式。一方面,公司每年从政府获得资金,代替政府进行公共资金的管理和运作;另一方面,作为独立法人,碳基金采用商业模式进行运作,力图通过严格的管理和制度保障公共资金得到最有效的使用。

(三)推出气候变化协议(CCA)

英国政府考虑到气候变化税的征收可能会给能源密集型产业造成重大负担,推出了气候变化协议制度,以减少这些企业的气候变化税负担。能源密集型产业如果与政府签订气候变化协议,并达到规定的能源效率(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政府可减少征收其应支付气候变化税的80%。如果企业不能兑现约定的目标,英国政府亦允许这些企业参与英国排放贸易机制,以买卖各企业允许排放配额的方式,来实现气候变化协议的要求。经审核,在英国气候变化协议的第一段目标期间(即2001年4月1日~2003年3月31日),88%的减排目标单位通过了认证,相当于每年减排了350万吨二氧化碳;第二段目标(即2003~2005年)有95%的减排目标单位通过了认证,相当于减排510万吨二氧化碳。

(四)启动温室气体排放贸易机制

英国是最早实施温室气体排放贸易机制的国家。该机制有四种方式,即直接参与、协议参与、项目参与及开设账户。作为主管机构的英国环境――食品――乡村事务部(DEFRA)开设排放量交易登记处,所有承诺减排目标的参与者必须按相关条例严格检测和报告企业每年的排放状况,并经过有职业资格的第三方独立认证机构的核实,只有通过验证的排放量与信用额度方能获得登记。为方便交易,英国还开发了一套温室气体排放贸易的电子注册系统和实时交易平台。所有参与者至少注册一个账户,来记录其基本情况及其配额、配额转移、配额供需等信息。为与欧盟气候政策相协调,英国排放贸易机制于2006年12月31日结束。

(五)使用可再生能源配额

可再生能源配额,即所有注册的电力供应商都制约于一定的可再生能源法定配额:生产的电力中有一定比例是来自于可再生能源,配额是逐年增加的。实现配额政策的主要方式是向可再生能源发电商购买电力的同时购买可再生能源配额证书,或是从发电商、独立供电方那里只购买可再生能源配额证书。而购买证书这项政策,目的在于鼓励企业更多地使用可再生能源。

二、美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措施

美国将发展低碳产业作为重振经济的战略选择。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选择以开发新能源、发展低碳经济作为应对危机、重新振兴美国经济的战略取向,短期目标是促进就业、推动经济复苏;长期目标是摆脱对外国石油的依赖,促进美国经济的战略转型。2009年1月,奥巴马宣布了“美国复兴和再投资计划”,将发展新能源作为投资重点,计划投入1 500亿美元,用3年时间使美国新能源产量增加1倍,到2012年将新能源发电占总能源发电的比例提高到10%,2025年,将这一比例增至25%。2009年6月,美国完成了《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用立法的方式提出了建立美国温室气体排放权(碳排放权)限额――交易体系的基本设计。该法案规定的减排目标为:至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17%,至2050年减少83%。尽管这一中期目标与国际社会的期望相距甚远,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过程依然面临诸多挑战,但该气候变化法案的出台,仍标志着美国在二氧化碳的减排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美国通过能源政策的调整来发展低碳经济的主要政策措施有以下方面:第一,关于能源战略转型方面:为美国家庭提供短期退税,应对日益上涨的能源价格。未来10年投入1 500亿美元资助替代能源研究,并为相关公司提供税务优惠,有助于创造500万个就业岗位。大幅减少对中东和委内瑞拉石油的依赖。支持强制性的“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制度,在美国推行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机制,力争使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到2050年比1990年减少80%。第二,关于电力方面:美国计划到2012年,使发电量的10%来自可再生能源等,2025年这一比例达到25%。推进智能电网计划。第三,关于新能源技术方面:美国计划用3年时间将风能、太阳能和地热发电能力提高一倍。政府将大量投资绿色能源――风能及有着广阔前景的新型沙漠太阳能电池板、核能等。第四,关于建筑方面:美国将大规模改造联邦政府办公楼,包括对白宫进行节能改造。将推动全国各地的学校设施升级,通过节能技术建设成21世纪的学校。要对全国公共建筑进行节能改造,更换原有的采暖系统,代之以节能和环保型新设备。第五,关于汽车方面:美国将促使政府和私营行业大举投资混合动力汽车、电动车等新能源技术,减少美国的石油消费量。以7 000美元的抵税额度鼓励消费者购买节能型汽车,动用40亿美元的联邦政府资金来支持汽车制造商,力争到2015年实现美国的混合动力汽车销量达到100万辆。

三、德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措施

德国充分发挥经济政策对低碳产业的调节作用,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采取以下具体措施:

(一)通过税收制度的改革,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减少碳排放

德国把征收能源税作为生态税改革计划的一部分,对特定的能源进行征税。1999年,第一次开始对汽车燃料、燃烧用轻质油、天然气和电征税。生态税是德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改善生态环境和实施可持续发展计划的重要政策之一。德国生态税自1999年4月起分阶段实行,主要征税对象为油、气、电等产品。税收收入用于降低社会保险费。为提高工业领域蕴藏的巨大节能潜力,德国政府计划在2013年之前规定企业享受的税收优惠与企业的节能管理挂钩。德国联邦经济部与复兴信贷银行已建立节能专项基金,用于促进中小企业提高能源效率。

(二)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

德国政府通过《可再生能源法》保证可再生能源的地位,对可再生能源发电进行补贴,平衡了可再生能源生产成本高的劣势,使可再生能源得到了快速发展。由于可再生能源发电(除水电外)起步晚、规模小、成本高,没有独立的电力传输网络,难以通过电网输送给用户。为解决这一问题,德国1991年出台了《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法》,规定了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并网办法和足以为发电企业带来利润的收购价格。德国还制定了沼气优先原则,促使天然气管道运营商优先输送沼气,并参考天然气制定沼气的市场价格,从而确定补贴额。此外,德国还制定了《可再生能源供暖法》,促进将可再生能源用于供暖。

(三)通过多种措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为减少交通工具的二氧化碳排放,德国政府计划通过修改机动车税来推动碳减排目标的实现,规定新车要标注能源效率信息,将二氧化碳排量纳入标注范围。德国自2005年开始在联邦高速公路和几条重要的联邦公路上对12吨以上的卡车征收载重汽车费。德国政府还极力主张将空运列入欧洲二氧化碳排放量交易系统中,支持“欧洲航空一体化”建议,希望通过一体化将航空领域产生的二氧化碳减少10%。德国法兰克福和慕尼黑机场从2008年开始进行为期3年的航段实验,根据二氧化碳排量时在上述机场着陆的航空公司进行奖罚。

四、意大利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措施

由于意大利的能源80%以上都依靠进口,因此意大利更加注重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并重视落实《京都议定书》的义务,其采取的政策措施也十分丰富而有效。主要措施包括低碳价格收费机制与认证制度。

(一)实施CIP6机制

为支持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意大利政府从1992年开始实施CIP6机制,以保证购买价格的方式支持可再生能源发电厂的建设。制定不同购买价格的依据包括: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建设费用、运行和维护费用、燃料费用、促进发展的费用、可再生能源设备的种类、全部或部分用于可再生能源以及能源产品是全部出售或是仅出售剩余产品等不同情况。详细的价格依据为从政策导向上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手段。

(二)实行“绿色证书”制度

1999年,意大利通过立法的形式开始实行“绿色证书”制度。“绿色证书”是指通过利用可再生能源向国家电网输送电力并由国家电网管理局(GRTN)认可后颁发的证书,GRTN根据相关规定制定“绿色证书”的参考价格。生产商或进口商可通过自己的可再生能源生产来完成规定的指标,也可通过购买“绿色证书”的方式完成任务。“绿色证书”的买卖可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进行。

(三)实行“白色证书”制度

“白色证书”也称能源效率证(TEE),是意大利政府为减少能源消耗而出台的鼓励措施,从2005年1月1日起正式开始实施。企业申请“白色证书”,有最低的节能目标,根据注册项目的不同而变化。“白色证书”可以流通转让,电能和天然气管理局(AEEG)负责签发TEE、评估TEE价格并对节能效果进行检查。TEE主要针对节约电能、天然气、其他燃料三种类型进行发放。最终用户达到10万以上的企业,必须实施“白色证书”制度,10万用户以下的企业或服务、制造和安装部门的企业可以自愿实行。对达到节能目标的企业,AEEG或其他政府部门将给予经济奖励。节能效果超过规定目标,可出售其富余的“白色证书”,达不到最低节能目标者,可从市场上购买“白色证书”,否则将受到经济处罚。

五、日本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措施

面对气候变暖可能给本国农业、渔业、环境和国民健康带来的不良影响,日本政府一直在宣传推广节能减排计划,主导建设低碳社会。日本采取了如下建设低碳社会的具体做法。

(一)实行能源科技发展战略,抢占低碳技术制高点

面对能源的日渐短缺,日本把能源技术列为本国的科技研发重点领域,即从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发展清洁非化石能源两个方面人手。《第三期科技基本计划》中的4个推进领域之一就是能源技术。2006年6月,日本出台了《国家能源新战略》,从发展节能技术、降低石油依存度、实施能源消费多样化等6个方面推行新能源战略,2030年前将日本的整体能源使用效率提高30%以上;发展太阳能、风能、燃料电池以及植物燃料等可再生能源,降低对石油的依赖;推进可再生能源发电等能源项目的国际合作。

(二)加大科研经费投入,全力支持低碳技术的研发

根据日本科技预算重点战略,2008年日本政府科技预算为35 708亿日元,比2007年增加595亿日元,增幅为1.7%。一是用于8个重点领域政策性课题的研究开发经费比2007年增加467

亿日元,占政府科技总预算的48.9%。二是战略重点科学技术经费在2007年大幅度增加36%的基础上,2008年又比2007年增加13.4%,从3873亿日元增加到4 393亿日元。三是增加国家基础骨干技术的资金投入。四是通过科技预算对落实重点科技政策的项目给予经费保证。

(三)加强能源立法,规范和支撑低碳社会建设

日本已构建了由能源政策基本法为指导,由煤炭立法、石油立法、天然气立法、电力立法、能源利用合理化立法、新能源利用立法、原子能立法等为中心内容,相关部门法实施令等为补充的能源法律制度体系,形成了金字塔式的能源法律体系。2008年6月11日,日本国会通过了《通过推进研发体系改革强化研发能力及提高研发效率》(简称《研发力强化法》),以法律形式对《第三期科技基本计划》出台以后政府形成的促进科技创新和研发的新理念、新措施予以支撑。

六、对我国的启示

(一)将发展低碳经济确立为我国未来发展的一项重要国家战略

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层面看,发展低碳经济符合我国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积极发展低碳经济,有利于我国抢占未来国际经济竞争的战略制高点;有利于在国际上树立我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因此,要明确各阶段减排的数量目标,按行业细化低碳指标,将其加入各行业的远景发展规划。

(二)建立完善的低碳经济促进制度

要从根本上保证低碳经济的国家战略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顺利实施,必须有一整套完善的制度作保障。要建立碳交易制度,强化企业的节能减排积极性;创建碳基金,为企业环保设备研制、安装提供资金支持;开征生态税,对达不到能源利用效率和排放标准的企业征收该税,反之,则不征收甚至减少其他方面的税项;建立低碳发展的监督指导机构,统筹规划低碳经济;制定保障低碳发展的法律法规,使其发展做到有法可依。

(三)加大低碳科技研发的经费投入

要发展低碳经济,在世界低碳发展模式上走在前列,必须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低碳技术并不是某一种特定的技术,而是一系列能降低碳排放量的技术措施,这就要求在经费投入上既不可以一哄而上铺摊子,又不可能只专攻某一方面,需要做到点面结合。既安排低碳基础研究的资金,又安排急需的应用研究资金。

(四)提高全民对低碳经济的认识,提倡低碳消费

居民是经济产品的最终消费者,增强其低碳意识,消费低碳产品,将从源头改变市场需求结构,对企业的激励作用将比制度的激励效果更明显。

(五)积极参与国际低碳经济合作,推动国际公约制定

低碳经济还是一个新兴事物,怎样发展低碳经济需要国际间相互合作、交流经验。我们既要从发达国家吸收经验化为己用,更要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建立适合当地经济发展状况的低碳经济体系。同时,积极加入国际公约的制定,要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不能仅仅为了减少排放,还需要兼顾各国经济发展,在低碳发展中开拓一条双赢之路。

总之,发展低碳经济,创建低碳社会是我国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的重要途径。应广泛而充分地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将国际规则与本国国情有机结合,将政府宏观调控与重点支持和投入有机融合,充分利用科技、立法与市场这三大利器,并促进其有效互动,尤其是需要适时采用经济手段和政策工具,制定并实施低碳能源战略、低碳技术战略、低碳教育战略、低碳国际化合作等配套措施,倡导公众低碳消费,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低碳导向型社会,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军.奥巴马经济刺激计划中的能源投资概览[J].科学研究动态监测快报,2009,(2).[2]课题组.2050年中国能源和碳排放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420.(责任编辑:闫春英)

第四篇:昆山发展经验启示

昆山发展经验启示

(王怀伟2011年9月22日晨2点于昆山)

昆山概况 昆山地处长江三角洲的东部,东距上海市中心45公里,西邻苏州市区22公里,东临上海,西依苏州,是江苏省的东大门。1989年撤县设市,总面积921平方公里,总人口164.7万其中户籍人口73万,现辖10个镇、1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3个省级开发区。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批准65个国家和地区投资项目5000多个,合同外资330亿美元,实际到位230亿美元,其中世界500强跨国公司投资项目63个。累计批准台商投资企业3800多家,投资总额超过150亿美元,成为祖国大陆台商投资最密集地区之一,目前常驻昆山的台籍人士已超过10万人。2010年昆山GDP总量首次突破2000亿元,达到2100.28亿元,成为国内首个GDP总量超过2000亿元的县级市(2010年贵州省GDP为4593.97亿元,遵义市为908.76亿元);GDP总量一度超过海南2052亿元、宁夏1643亿元、青海1350亿元、西藏507亿元四省。财政总收入达到480.4亿元,地方一般预算收入达到163.1亿元。目前,昆山外向型经济占全市工业总量的80%以上,2010年实现进出口总值821.2亿美元。昆山位居全国百强县(市)之首,特别是电子信息、精密机械等支柱产业,已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昆山还是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全球每两台笔记本电脑中就有一台产自昆山。

昆山历程

上世纪80年代--“农转工”。1983年1月,中央1号文件支持发展社队企业。昆山大力推进横向经济联合,加快发展乡镇工业。抓住

国家实施沿海开发开放战略的机遇,1984年8月在县城东南自费开辟工业新区,提出“东依上海、西托三线、内联乡镇、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思路,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向乡镇工业崛起的“农转工”的历史性跨越。90年代初期--“内转外”。1990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开发开放浦东的战略决策,昆山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大力实施开放带动战略。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历经8年于1992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全市逐步形成以开发区为龙头、带动乡镇工业小区的开放格局,实现了从发展乡镇工业向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内转外”的格局性转变。进入新世纪--“低转高”。在发展方式上由依赖土地资源外延扩张型向依靠科技进步为内涵的提高型转变;在载体功能上,由布局分散平面型向园区集中立体型转变;在产业结构上,由以制造业为主向制造业与服务业双轮驱动转变;在产品结构上,由粗放低端型向精致高端型转变。实现整体发展水平“低转高”的发展新态势,综合实力在全国县(市)中排名首位。2008年以来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昆山率先推出转变发展方式,支持发展现代服务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很快催生了一批以服务外包、商业物流为主的现代服务业迅速崛起。目前,花桥国际商务城已经初步形成了服务外包、总部经济、物流展示和商贸服务4大产业集群,已成为江苏省惟一的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省级开发区,被列为首批省级服务外包示范区,目前已累计引进现代服务业项目300多个,其中较具规模的项目120个,总投资超过450亿元。昆山经验

“昆山之路 ”(自费建设开发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首先在沿海设立14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当初昆山不在其内。而昆山县委、县政府从本地实际出发,审时度势、果断决策,仿效江苏南通、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做法,独辟蹊径,于1984年8

月在全省乃至全国率先自己规划、自筹资金、自费兴建中国第一个占地3.75平方公里的工业新区,常常以“14+1”的身份参加全国开发区有关会议。尔后由于昆山的同志年复一年的努力,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闯出了一条从无到有、由弱变强、不断延伸发展的昆山之路,终于在1992年8月由国务院正式批准为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成为全国县(市)中第一个国批开发区。注:(自费资金来源“四个一点”。即用财政借一点、银行贷一点、开发费收一点、公用设施单位支持一点。)

依托上海:80年代中期,昆山以上海为依托,发展横向经济联系,促使经济高速度发展。当时,一些轻工业没有发展余地,材料、产品难以堆放,企业扩大再生产受到制约,昆山抢抓机遇,吸引大批上海企业入住。例如,韩培信(时任江苏省委书记)在昆山发展的起步中讲到:“当时(80年代中期),昆山县委、县政府的同志克服重重困难,四面出击,主动寻找联营伙伴。他们看中了上海金星电视的名气,就千方百计和上海金星厂攀“亲家”,促使金星厂到开发区落户,办分厂。昆山给了极其优惠的条件来吸引人家:让上海人当合营厂厂长,给金星厂一次性技术转让费15万元,生产每台黑白电视机再给商标费11元。该联营协议1985年春达成,5月就破土动工,厂房尚在建设,就开始培训职工,并借别人厂房试生产。10月主厂房建成时,第一批质量合格的“金星”黑白电视机在8月就已出厂了。至当年年底,共生产了电视机21570台,实现销售收入862.9万元,盈利73.6万元,做到了当年谈判,当年土建,当年投产,当年见效。”昆山和上海,就像深圳和香港、广州的关系。深圳依托香港创造了深圳奇迹,昆山依托上海成为第二个“深圳”,并一度被认为是上海的“殖民地”,就连当地居民都这样说到“我们到苏州去苏州人说我们是上海人,我们到上海去上海人说我们是苏州人”。

人脉连接(台商落户):台商落户昆山,早期是靠人脉,熟人之间相互介绍,后来发展起来了,产业配套和集聚效应才发生主要作用。南京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长眠的地方,也是原国民政府所在地,在两岸关系上有着特殊的影响和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台湾民众对南京以及江苏有着很深的情结。1990年10月,昆山首家台资企业顺昌纺织有限公司正式投产,投资200万美元。由于企业办得兴旺发达,4年时间,顺昌的这位老板又引进外资,兴办了顺发、顺隆、顺裕等7家台资企业,形成了“顺”字集团,总投资达到4000多万美元。1991年,台湾楠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落户昆山,建立了沪士电子有限公司。第一期工程总投资2900万美元,采用国际先进技术装备,生产高科技的多层线路板,当时是国际著名的产品。“沪士电子”的到来,开启了昆山“以大引大”,与国际大型跨国公司合作的阶段。很快,通过“楠梓电子”老板的介绍,以生产捷安特自行车闻名全球的台湾巨大机械公司的董事长就到长三角地区考察。捷安特自行车在台湾是最好的品牌了。

制胜法宝(优质服务): 90年代初浦东开发开放形势喜人,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许多外资闻风而至。不过,浦东建设开发的起点和进入门槛比较高,台湾的传统制造业还不是浦东的优先考虑企业,当时浦东的建设还在起步阶段,基础设施也不到位。巨大机械公司就开始在上海周边地区寻找投资机会。昆山适时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以优质的服务,主动热情的态度、极高的办事效率赢得了“捷安特”在昆山落户。巨大机械公司在昆山独资兴办了捷安特自行车有限公司。第一年就生产了十几万辆自行车。刚好遇上美国反倾销,最后通过江苏省委政府沟通协商,并帮助其解决了出口困难。“捷安特”办得非常成功,带动了江苏、浙江、上海一带的自行车生产。在它的周围,集聚了数百家为其配套的轮胎、车轴、齿轮等自行车零部件生产企业。

在苏南苏北,与“捷安特”有配套关系的乡镇企业有二三十家。“捷安特”成为了台资企业的一个成功榜样。昆山市委书记管爱国在一次记者会上这样说道:“从企业第一次踏入昆山,我们就有一帮人在跟着企业做服务——企业开工建设时,我们帮着完成消防验收;开业投产后,我们帮着进行企业招工、人员培训;我们会定期组织召开台资、韩资等企业联谊会;还有坚持了10年、每2到3个月召开一次的政策解读沙龙„„”。

超前规划(富规划、穷开发):“富规划”,就是着眼长远,科学规划,力求设计新,功能全,配套齐,标准高;“穷开发”,就是勤俭节约,艰苦创业,不讲排场,不摆阔气,少花钱,多办事。“既不搞“圈地运动”,也不搞遍地开花,而是本着基建施工到哪儿,土地征用到哪儿,需要多少用多少,开发一片成一片的原则,量力而行,逐步延伸。

招商引资:招商引资,环境是基础,项目是生命,服务是品牌,产业是支撑,创新是根本。发现问题是政绩,直面问题是责任,研究问题是进取,解决问题是能力。昆山人不会忘记:十几年前,市政府每天派谴人员在上海虹桥机场大厅“守株待兔”,“拦截”国际航班的旅客,盛邀到昆山考察。“离上海市中心55公里,到虹桥机场40分钟。”这是昆山人重复无数遍的开场白。一张张利嘴,一副副笑脸,一个个机灵的脑袋瓜儿。地之利,被昆山人用到极致。一届届领导班子,在感情与理智中侃“晕”了外商。昆山人更不会忘记:在实行自费建设开发区之初,昆山市委、市政府将筹集的50万开发费用是这样解决的,一是花25万用于虹桥机场做了一个广告牌,并自命为昆山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吸引到中国来投资的外商到昆山投资,二是花25万在香港电视台做宣传,一时间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目前,昆山市政府每年都要选派几十名年轻干部到台湾、欧美学习、考察,并将招商

引资主攻方向转到日本、欧美国家。

昆山经济得以神话般的快速发展,是与其人才、区位、政策、国内外发展环境、历史发展机遇密不可分的,是自身艰苦奋斗和外部环境相加的综合产物,不是一个地区能简单照搬就能实现的,我们更应该学习他们如何解放思想、抢抓机遇,如何充分发挥自我、留住企业的精神,如何科学定位、顺势而为的胆识和气魄。昆山发展中也有其不足之处:

昆山发展给九坝发展带来的启示(此为个人观点,不对之处请领导批评指正)

九坝历史以来是一个纯农业乡镇,近年来,重庆人夏季避暑的到来给九坝发展带来了无限生机与活力。随着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和重庆强抓西部经济火车头的历史机遇,九坝当前应“明确发展思路、坚定发展信心、推动发展动力”。从而在这历史发展中强抓机遇、顺势而动、推动九坝经济社会快速高效永久性发展。

一是以服务业发展为主导。

二是以工业发展为突破口。

三是以发展品牌农业为方向。

第五篇: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法制基础上的信用经济,高度发达的信用体系在防范金融风险、提高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从一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看,一般都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信用制度,而发展中国家也开始着手建立本国的社会信用体系。了解发达国家信用制度的特点,分析发展中国家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实践,将为我国建立与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提供有益的经验。

一、几个主要发达国家的信用管理经验

发达国家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基本内涵方面没有根本的区别,但各国国情和立法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以美国为代表,一种以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

(一)美国的做法

美国是世界信用交易额最高的国家,也是信用管理行业最发达的国家。因此,对美国的社会信用体系框架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认识成熟的社会信用制度的基本状况。

1.相关法律体系的建立是信用行业健康发展的基础

二战后,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美国信用交易的规模不断扩大,伴随着信用交易的增长和信用管理行业的发展,征信数据和服务方式等方面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问题,诸如公平授信、正确报告消费者信用状况、诚实放贷等问题,其中特别敏感的是保护消费者隐私权问题。鉴于信用市场的发展状况,有关方面对国会出台信用管理相关法律提出了强烈要求,于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美国在原有信用管理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进一步制订与信用管理相关的法律,经过不断完善,目前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框架体系。

美国基本信用管理的相关法律框架是以公平信用报告法(fair

credit

reporting

act)为核心的一系列法律。其中一项被称之为“信用控制法(credit

control

act)”的法律在80年代被终止使用。其他和信用行业比较密切的法律包括:平等信用机会法(equal

credit

opportunity

act)、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fair

debt

collection

practice

act)、公平信用结帐法(fair

credit

billing

act)、诚实租借法(truth

in

lending

act)、信用卡发行法(credit

card

issuance

act)、公平信用和贷记卡公开法(fair

credit

and

charge

card

disclosure

act)、电子资金转帐法(electronic

fund

transfer

act)、储蓄机构解除管制和货币控制法(depository

institutions

deregulation

and

monetary

control

act)、甘恩-圣哲曼储蓄机构法(garn-st

germain

depository

institution

act)、银行平等竞争法(competitive

equality

banking

act)、房屋抵押公开法(home

mortgage

disclosure

act)、房屋贷款人保护法(home

equity

loan

consumer

protection

act)、金融机构改革-恢复-执行法(financial

institutions

reform,recovery,and

enforcement

act)、社区再投资法(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信用修复机构法(credit

repair

organization

act)、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gramm-leach-blil万家企业的信息。在资信评级行业,目前美国国内主要有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d

and

poors)、菲奇公司(fitch)和达夫公司(duff

&

phelps),他们基本上主宰了美国的资信评级市场。穆迪和标准普尔两家公司在资信评级业的历史最为悠久、实力也最雄厚,在国际上的声誉也最好,其他国家在建立本国的评级制度和评级机构时大多受到他们的影响。美国的信用市场之所以在全球最为发达,而且并未因信用交易额的扩大带来更多的信用风险,发达的信用中介服务机构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美国的信用中介机构都是由私人部门所有,一般来说,提供个人资信信息和企业资信信息的信用局是分别建立的。每一家信用中介机构都是以一种核心业务(如消费者信用报告、资信评级、商账追收等)为主,同时提供咨询和增值信息服务。在信用中介机构的发展过程中,随着当地信用市场壁垒的消除和近年来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信用中介机构的集中化趋势不断增强,机构数量在不断减少,规模越来越大。在美国,信用行业的几乎每一个特定市场都已被少数几家机构垄断。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信用中介服务机构开始向用户提供在线服务,消费者的信用报告已经可以在网上获取。由于互联网的优势,信息的传递与交流变得更加方便,信用数据的记录与更新也更加容易,信用中介服务机构的影响也日益扩大。

3.市场主体较强的信用意识促进了信用体系的发展

在美国,信用交易十分普遍,缺乏信用记录或信用记录历史很差的企业很难在业界生存和发展,而信用记录差的个人在信用消费、求职等诸多方面都会受到很大制约。因此,不论是企业,还是普通的消费者,都有很强的信用意识。美国的企业中普遍建立了信用管理制度,在较大的企业中都有专门的信用管理部门,为有效防范风险,企业一般不愿与没有资信记录的客户打交道。由于信用交易与个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美国的消费者都十分注重自身的信用状况,并会定期向信用信息局查询自己的信用报告,尽可能避免在信用局的报告中出现自己的负面信息。

4.对信用行业的管理

由于美国有比较完备的信用法律体系,征信数据的取得和使用等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因此政府在对信用行业管理中所起的作用比较有限。但是,美国的有关政府部门和法院仍然起到信用监督和执法的作用,其中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是对信用管理行业的主要监管部门,司法部、财政部货币监理局和联邦储备系统等在监管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美国,美国信用管理协会、信用报告协会、美国收帐协会等一些民间机构,在信用行业的自律管理和代表行业进行政府公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行业协会的主要功能在于联系本行业或本分支的从业者,为本行业的从业者提供交流的机会和场所,进行政府公关或议会的院外活动,替本行业争取利益。行业协会还提供信用管理的专业教育,举办从业执照的培训和考试,举办会员大会和各种学术交流会议,发行出版物,募集资金支持信用管理研究课题等。

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等国,在信用制度建设方面同美国的做法比较接近。这些国家的信用中介机构也是由私人部门所有,都有一部直接规制信用行业的基本法。

(二)其他国家的经验

法国、德国和比利时等一些欧洲国家的社会信用体系同美国存在一定差别。

1.信用信息服务机构是被作为中央银行的一个部门建立,而不是由私人部门发起设立

在法国,法国中央银行(banque

de

france)的信用局部发展中国家在信用体系建设方面,都是由银行推动的。比如:泰国第一家资信评级机构——泰国评级和信息服务公司(tris)就是由泰国银行发起设立的;孟加拉国的信用信息局则是作为中央银行的一个部门而形成的。菲律宾信用信息局(cibi)最初是由菲律宾中央银行、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菲律宾金融学院在1982年联合建立,创立之初是作为一个非股份化、非盈利的公司。后来,政府赋予cibi在金融系统中建立并维持一个有效的信用评价和监督制度的义务,于是该公司从1985年开始发布对当地公司的信用评级商业报告。1997年,cibi将它的主要业务分为两个独立的公司——cibi评级公司(现在称为菲律宾评级服务公司philippine

ratings

services

corp.)和cibi信息公司,继续提供信用报告和在线数据服务。cibi提供的信用信息包括公司信息和消费者信息两方面。其中,公司数据库的文件超过5万份,包含个人信息记录的数据库有15万条信用记录。印度等国家的信用中介机构也是在银行的推动下建立起来的。

在发展中国家,不仅信用信息局等信用中介机构是由(中央)银行发起设立的,而且信用管理的立法工作也多是由中央银行推动的。比如,印度中央银行工作组提出了信用信息局法案的草案,准备提交议会审议。此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促进信用中介机构的健康发展,扩大市场对信用评估的需求,在政策上也给予一定支持,有些国家甚至有强制性规定。例如,马来西亚中央银行规定公司债券的发行必须经过资信评级机构的评级,以提高债券透明度,增强投资者信心。

(三)市场中介机构的建立模式

发展中国家的信用中介服务机构主要包括信用信息局和资信评级公司两类。其中,资信评级公司的建立主要是为了增强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的透明性,促进其健康发展。信用信息局的建立更多地是为了提高金融系统的效率,防范金融风险。

在发展中国家,信用服务中介机构一般由银行发起设立,主要股东包括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信用服务中介机构的业务主要包括信用评级、征信业务、咨询业务等。其中对企业和个人的征信服务通常是分开的,即由不同的机构运营。也有一些国家或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信用中介机构同时提供企业资信和个人资信服务。信用中介机构一般采取公司制的运作模式,有的信用中介机构还成为上市公司(如印度信用评级信息服务公司crisl)。随着本国市场的不断发展,许多国家的信用中介机构在发展过程中进行了股权改造,引入更有实力的新股东,以增强自身实力。

在信用中介机构建设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普遍同国际上的大公司进行各种合作,或者允许这些公司在国内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引进这些公司的管理和技术、进行战略合作或组建合资公司。比如,tris最初在发展其资信评级方法和管理模式方面得到标准普尔集团3年的技术支持;而在拓展新的债务工具的信用评级的知识和技巧方面、以及在发展对投资者的利率研究方面,tris与fitch

ibca也有一个为期3年的战略伙伴协定。印度、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的信用中介机构在发展的初期也都同标准普尔等国际上的知名公司进行战略合作,有些中介机构还引入这些公司作为股东。同国际上大公司的合作有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信用中介机构的技术、管理和服务水平,但由于征信信息的敏感性,国外公司在合资企业中所占的股份通常并不高。

在信用中介机构的数量上,各国的做法有一定的区别,比如在资信评级(credit

rating)行业,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的资信评级机构的数量都不止一家。但在许多国家,目前有一种倾向,就是在该国内家的法律体系还有一个特点,即法律处于不断修订完善的过程中,因此,先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出现,也将为今后正式法律的出台积累经验。二是抓紧研究、率先出台与信用行业直接相关的基本法,如可先出台《信用报告法》,对信用行业的管理定下基本的制度框架,以促进信用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二)加快征信数据的开放与信用数据库的建立

各国的经验表明,征信数据的采集和使用首先是一个法律问题,各国都通过法律或法规的形式对此作出明确规定。一般来说,采集和共享的信息包括银行内的借贷信息和政府有关机构的公开记录等,由于信用信息包括正面数据(positive

data)和负面数据(negtive

data)两部分,各国对共享信息的类型通常都有规定,一些国家限制正面信息的共享,比如在西班牙,信用信息局不能够共享正面数据,澳大利亚信用索引公司的运作仅被限定在负面信息。而美国、加拿大和智利等国家则允许正面信息和负面信息都共享。此外,由于各国国情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对信用信息(主要是涉及到消费者个人的信息)的采集和使用范围的规定也并不一致。

我国在征信数据的开放与使用等方面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建议对此应加快立法步伐。我国对信息数据开放的立法应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数据开放程度低,很多可以公开开放,以及能够通过一定正规的方式和渠道获得的信息目前尚未开放,也没有相应的法律予以明确规定,许多信息相对封闭和分散于各个部门和机构中,使信用信息缺乏透明度;另一方面,在涉及到消费者个人信息的采集和共享方面也没有相关的法律约束。根据一些国家的经验,对消费者个人信用信息的采集和公布应采取相对审慎的原则。这两个方面的立法都应尽快提上议程。同时,由于对信用的评价主要是建立在信用历史记录基础上,因此,功能完善的信用数据库就成为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必备的基础设施。各国的信用中介机构一般都建有自己的信用数据库,记录企业或个人的相关信用信息。目前我国的信用中介机构一般也都建立了自己的信用资料数据库,但数据库规模普遍偏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一方面要鼓励信用中介机构注重自身信用数据库建设,另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要建立行业或部门的数据库,待条件成熟时,可将自建数据库中的部分内容提供给信用中介机构或与信用中介机构共享,为我国信用行业的发展提供支持。

(三)促进信用中介机构的建立与规范发展

由于信用中介机构在防范金融风险和促进信用交易方面的重要性,信用中介机构本身的信用就成为各国建立社会信用制度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以信用信息局的建立为例,在国际上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由私人部门发起设立,一种是作为中央银行的一个部门建立。在由私人部门发起设立的国家,一般通常都有比较完善的信用立法作为保障。由银行发起设立的信用信息局,中央银行通常承担主要的监管职能。但由于信用信息不仅来自金融部门,也需要从法院、公司注册机构等部门搜集资料,因此,信用信息局若作为中央银行的一个部门建立,常常会限制信用中介机构的信息采集范围和信用中介机构的自身活力与长远发展。目前我国的信用中介机构都是采取公司制的市场运营方式,但由于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市场需求不足,业务量相对较少,特别是政府对信用信息的利用程度低。由于竞争激烈,从制度上保障信用中介机构能够客观、公正、独立的运营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就信用中介机构的管理来看,根据我国行业发展现状和别国的经验,对于企业征信咨询类机构可以采取通过竞争优胜劣汰的方式,使其业务逐步向有规模、有影响的征信公司集中;但是对于资信评级机构和个人信用信息征询机构,建议通过比较明确的进入退出机制的

办法加以规范。

(四)政府对信用行业的管理

由于征信数据及其处理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比较敏感,因此不论哪一国政府对此都要进行管理,但各国的监管框架有很大的区别。从国际上看,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中央银行为监管主体,一类是以完善的法律法规为基础。从国际经验看,政府对信用行业的管理方式与该国信用管理法律体系的状况密切相关。法律法规越完善,政府的直接管理职能就相对弱化,信用行业的发展也比较规范;法律法规不健全,政府或中央银行的直接管理职能就更为重要一些,信用行业的发展状况更容易受政府行为的影响。我国信用行业的发展只有10几年的历史,由于相关的法律法规缺乏,因此,在加快立法进程的同时,还需要政府对该行业进行相应的管理和监督。当前,需要确立该行业的监管主体,改变长期以来我国的信用行业多头监管与无人监管并存的状况,而且单一监管主体的确立有助于信用管理法律法规的推出。

本文为“建立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政策研究”系列报告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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