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减负政策执行力反思与出路[五篇]

第一篇：中小学减负政策执行力反思与出路

中小学减负政策执行力反思与出路

当前，教育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教育的期盼日益强烈。但是，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问题一直得不到有效解决，这不仅会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限制孩子们的思维想象空间、制约其全面发展，而且还催生出众多社会问题。顾明远、陶西平、郭振有等学者曾从教育理念、制度和实施路径等角度对中小学生减负问题作过深入探讨与研究，我国各级行政部门也颁布实施多条减负政策，但收效甚微，并未获得满意的政策效果。科学理解和分析这一社会性教育痼疾背后的深层原因，寻找出路，破解减负政策执行不力的教育难题，对于我国基础教育水平的提升和人的全面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是与国家命运和民族未来休戚与共的教育大事。

中小学减负政策执行不力表征及其不良影响

（一）中小学减负政策执行不力的表征

“减负”的内涵因我国教育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发生过诸多变化。我国当前中小学减负政策中的减负内涵主要是指减轻“超越个人承受能力的课程学习负荷”。根据我国现代基础教育发展阶段的时间分野，中小学减负政策的制定与推行可分为三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前以学生的身体健康为突出主题的减负政策；“文化大革命”时期以调节社会活动和生产劳动负担为中心的减负政策；改革开放至今以克服过重学习负担给学生的全面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为核心的减负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级各类的减负政策对中小学生学业负担的减轻虽有一定作用，但政策的执行效果仍不明显。首先，各类教育调查报告显示，减负政策执行之后的中小学生学业负担依然沉重。“教育部对京、津、沪、冀、辽中小学的调查结果显示，学生书包越来越重、学习时间过长、睡眠不足、视力下降，很多学生不堪重负”；“另一项义务教育课程调查发现，有的学校一周课时竟多达58 节”。其次，政策文本的内容和表述方式折射出执行力度不足。从内容上看，政策文本从1979 年《中小学卫生工作暂行规定》对学习时间的笼统要求，到2013年“史上最严”《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对招生、编班、教学、作业、评价、补习等方面操作性更强的明确规定，表明教育行政部门对于政策执行力提升的强烈诉求。由于先前政策的执行不力，国家教委于1990 年甚至冠之以“重申”二字印发了《关于重申贯彻〈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的通知》。再次，社会培训市场规模的急剧膨胀既表明了减负政策的执行不力，也间接增加了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2018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引文指出：“2016年社会培训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辅导机构教师规模700万至850万人，培训学生超过1.37亿人次（我国2016年在校中小学学生人数约为1.82亿）。” 最后，大量减负政策的循环出台是政策执行不力的必然结果。这一时期，国家教委几乎每隔一年就颁布一次减负政策法令，2000 年首月 10 天内，国家更是连续发布了三份减负指示。虽然减负政策法规大量出台，但执行效果差强人意，“因学生负担过重而诱发的恶性案件屡次发生，使人措手不及，瞠目结舌”。种种教育现象已表明，减负政策执行不力的问题已成我国基础教育的诡异难题。只有找出导致政策执行主体不作为的学理原因，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高效施行减负政策，较好地解决减负问题。

（二）中小学减负政策执行不力的不良影响 中小学减负政策执行不力所导致的超负荷的学业负担给学生、家庭乃至社会和教育本身带来连锁的负面影响。学生层面上，过重学业负担对时间的占用会导致学生睡眠不足和日常体育锻炼缺失，影响他们的身体发育，造成不可逆的生理伤害，为成人后的社会生产劳动埋下隐患；过重学业负担所产生的巨大心理压力也极易导致学生心理问题，影响其形成良好的个性品质，甚至导致学生社会性发育迟缓、产生反社会人格；过重学业负担还易于削弱学生的学习兴趣，泯灭学生的探究天性，导致中小学生在经历了基础教育阶段超负荷的学习之后，很难在大学期间继续保持很高的学习热情，做到学术研究上的厚积薄发，终使“钱学森之问”一语成谶。从家庭层面来看，过重学业负担也是当前许多中国家庭难以承受之重。“核心家庭”结构客观上决定了孩子的教育问题是我国家庭的主要问题，孩子的沉重学业负担常常使整个家庭疲惫不堪，严重削弱家庭的其他社会职能。堪忧的是，过重学业负担对学生身心的损害也使家庭和社会对教育本身诟病颇多，不公正地贬低了我国的教育声誉，恶化教育生态环境，部分催生了我国出国留学生的低龄化趋势和国际生的单向输出，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国际化教育的良性发展。“减负问题是我国教育界持久未解的难题，是党和国家基于民族未来发展考虑而日益关注的新焦点。”

中小学减负政策执行不力的原因探析

（一）中小学减负政策过程中理性观的冲突

减负政策过程主要分为制定、执行、评估和总结四个阶段。政策执行是政策过程的核心环节，政策执行主体的态度、能力和执行权力的使用是影响政策执行的最主要因素。政府、社会、学校和家庭等是减负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主体，他们的价值判断与追求是否一致、理性观以及政策执行权力的使用是否冲突，直接影响减负政策的执行成败。

所谓理性，究其实质是对价值诉求和实现手段的系统算计。“价值是不可能依靠科学方法判断高低的，因此不同价值体系之间无所谓哪个更为理性。对于行动者来说，只要他服务于某一价值体系，且有系统地、一丝不苟地奉之为行动的守则，则为理性。”“价值理性主要是以支持或确定终极目标为主，而不计算现实的利益得失。它不以个人功利为目的，为了追求美德的、审美的、宗教的目标甚至可以牺牲眼前的利益。”而工具理性工于精确计算和预先计算，把行动与个人看得见的利益紧密相连，“是以目的、手段和附带后果作为他的行为的取向，而且同时既把手段与目的，也把手段与附带后果，以及最后把各种可能的目的相比较，作出合乎理性的权衡，是目的合乎理性的行为”。价值理性追求的终极目标深邃而高远，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目标与价值的实现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周期；工具理性则更关注具体的、短期目标的实现，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

就教育的价值理性而言，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通过教育活动把人类已有的文明积淀建构到学生身上，开发学生潜能，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社会培养高素质公民，从而推动社会进步。政府是国家意志的代表，其教育政策的制定更多秉持国家主义教育理想，更多考虑教育对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长久意义，追求通过教育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因此，政府的政策行为多建立在价值理性的基础之上。学校和家庭则不同，他们更多秉持“主智教育”理念，更加关注教育的短期利益，考试成绩几乎是唯一的终极目标。他们即使对难以承受的学业负担怨声载道，但在行动上从不会有丝毫懈怠。工具理性告诉他们，如果真的执行了减负政策，他们一定会在考试与升学上输得很惨。学校和家庭被动裹挟在冷酷的生存或被淘汰的市场法则之中，无力坚守教育的价值理性，只能视教育为实现学校及学生与家庭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生存下去的唯一手段。他们对减负政策的执行秉持工具理性是逻辑必然。所以，减负政策制定主体的价值理性与政策执行主体的工具理性的冲突几乎是一种天然的存在。

社会介于政府、学校及家庭之间，社会对减负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影响兼有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特征。一方面，更快更好地发展是社会永恒演进的客观规律。在这一点上社会和代表国家的政府对教育所秉持的理性观是相一致的，均会基于价值理性作出教育策略的选择；但另一方面，教育作为社会的一个职能部门，社会对教育的诉求有很强的即时性，即教育必须为社会的当前发展培养人才而无暇虑及人的全面发展，体现出强烈的工具理性特征。因此，社会对于减负政策执行处境的反应是尴尬两难的。

持有不同价值追求的不同理性观必然导致行为主体不同的决策和行动。价值理性意味着教育必须牺牲因为增加学业负荷而带来的所谓短期利益，是对工具理性的否定。追求全人发展、促进社会进步、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价值理性，促使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制定和推行减负政策。但是，学校和家庭等政策执行主体却从工具理性出发，通过执行权力的选择性裁量，消极推行甚至抵制减负政策而造成政策执行力的耗散，导致减负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内生断裂。其结局就是政府部门总是因为前一个减负政策的执行阻滞而不断出台新的减负政策，形成“政策出台—执行不力—政策再出台”的恶性循环。

（二）权力机制对减负政策执行的影响

科层制中的权力关系在政府与教育系统之间以及教育系统内部形成了权力制度：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拥有制定政策的权力，学校等机构拥有贯彻相关教育政策的权力，权力的运行与相互作用也自然成为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本源性力量。因此，减负政策能否得到很好执行，各教育主体基于理性观的权力使用是决定性影响因素。换句话说，如果推动各相关教育主体政策执行的权力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相互冲突抵消而逐渐耗散，政策的执行就很可能会以失败而告终。

“权力”一词的最初诠释是基于一方对另一方的“统治力”。“甲对乙拥有权力是指甲能使乙做乙本来不一定去做的事”是权力的经典定义，描述的是明确使用权力的行为。在此定义基础上西方学者相继提出了“二维权力观”和“三维权力观”概念，权力的概念内涵也渐次扩大，纳入了权力运行机制中的隐性权力。彼得·巴查赫等认为，权力可以借助 “议程控制”和“动员偏见”等隐性的权力使用行为使权力施加对象的利益受损或获益。斯蒂文·卢卡斯则把权力划分为明确使用的权力、依托无形力量的权力和形成自觉服从的权力三个维度，权力使用效果会随权力维度的提高而变得更加明显。卢卡斯曾这样评判形成自觉服从的权力：“行使权力的最高境界难道不是权力主体要求权力客体形成符合权力主体意志的思想吗？也就是说，难道不是通过控制权力客体的思想和欲望，达到权力客体对权力主体的服从吗？” 从卢卡斯三维权力理论来看，国家和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制定相关减负政策，逐级下发并命令执行，即是明确使用权力的政策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减负政策的循环下发和教育恶性事件的频繁发生，说明减负政策的执行仅仅依靠第一维度明确使用的权力是远远不够的。被政府和行政部门明确使用的权力只涉及减负政策的推行，而使之被有效执行的权力主要来自社会、学校和家庭，归属于第二和第三维度的权力范畴。只有社会、学校和家庭都能把减负的权力使用上升为自觉服从，减负政策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卢卡斯“三维权力观”对权力的静态描述揭示了减负政策执行权力的不同维度与效力，却无力指明问题的解决路径。法国政治学家米歇尔·福柯从动态视角把权力解释为“某种循环流动的东西”，“（是）某种仅以链状形式发挥作用的东西”，“权力通过一种网状组织被使用和实施，个体总是处于同时经受这一权力和运用这一权力的位置，个人是权力的载体，而非其作用点”。“权力的施展是一些行为作用于另一些行为的方式。”在减负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学校、家庭和社会都是权力网络上的权力节点，既是权力的施展对象（权力客体），又是权力的施展者（权力主体），完全有能力依据自我认识与价值判断作出利己的权力施展方式，从而直接影响减负政策的执行效果。由于政府与学校、家庭所秉持的不同理性观的冲突，学校和家庭很难采取实现政府减负政策目的的执行行为（权力施展）。毕竟，“权力必须付出代价才能得到实施”。减负政策的执行意味着学校和家庭必须要付出他们眼前的既得利益。因此，在当前教育语境下，我国中小学减负问题的破局关键在于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和家庭等对于减负政策要形成较为一致的价值判断，重构相关教育主体之间的主体间性，使政策执行成为利益各方协调一致的自觉服从。

沟通理性视角下减负政策执行力反思与出路

价值理性式微和工具理性膨胀导致推动减负政策执行的权力运行机制阻滞，我国中小学减负政策执行不力问题的解决还需以利益各方的理性观和执行权力的理性协商与沟通为前提。基于对工具理性的制约与调节，尤尔根·哈贝马斯提出“沟通理性”理论，发展了“主体间性”概念，认为“社会实践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参与各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主客体关系，而是交互性主体之间的关系；社会群体只有通过理性沟通，批判和反省被社会系统所扭曲的现实，在相互尊重、彼此了解的基础上，追求真理共识，形成共同意志，才能够很好驾驭行政设计与技术设计的发展”。我国中小学减负问题涉及诸多利益相关方，只有政策制定与执行主体之间通过理性沟通达成“真理共识”，形成统一的价值判断，化减负政策的执行为各方基于自觉服从的协调一致的权力运用，中小学的减负问题才能有得以解决的可能。

（一）加强教育生态系统内部诸元素之间的理性沟通，实现 “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目标

教育是相对独立的完整人工生态系统，学科知识传承是系统内关键而非唯一的教育生态子系统。超负荷学业负担是个别教育生态元素畸形发展的结果，是对教育现实的扭曲。“将减负和学业负担问题置于更加宽广的视域中，会发现它与素质教育、课程改革、创新能力培养等基础教育的重大议题密切相关。”因此，加强学校场域内各教育元素的理性沟通，促进所有教育生态元素和谐共生的协调发展，达成教育生态系统内部发展的动态平衡和优质教育资源分布的空间均衡，为学生提供德智体美等全方位的优质教育，进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这是执行减负政策的有效路径。

（二）促进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理性沟通，提高教育效率，真正实现减负增效

促进“减负”与“增效”之间的理性沟通可以通过教学效率的提高实现这两个似乎对立命题的和谐统一，使增效成为减负的重要实践路径。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好的）教学方法可以使学校少些喧嚣、厌恶和无益的劳苦，（使学生）多具闲暇、快乐和坚实的进步。”巴班斯基的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也将学生获得最大学业收益而不逾越学习的规定时间作为教学是否最优的评判标准。教育学家的经典论述意味着教育者应该把学生真正置于教学主体地位，重构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主体间性，通过师德建设和教师专业化发展等手段实实在在地提高受教育者的学习效率，减轻受教育者的学习负担。

（三）推动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理性沟通，实现教育改革的系统性与完整性

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从来都不是一个孤立的基础教育问题，因循“主智教育”理念的高等教育生源选拔制度和人才培养模式一直都是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隐性推手。失去高等教育相关改革的支持，基础教育减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将演变为 “文本要求多、行动落实少，表面形式多、实际成效少的政治正确的仪式化改革”。部门割裂的“碎片化”减负政策虽可安抚民众，却难以让教育各方达成减负共识。我们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隐匿在“钱学森之问”背后的恰恰是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在改革上的理性沟通的缺失。“钱学森之问”的根本原因与答案既在高等教育，又在基础教育。从学业繁重的基础教育走来，大学生的学习动力、兴趣和创造力尚存几何？缺少对高等教育生源选拔制度与“唯智力论”的人才培养模式的联动改革，没有教育制度创新和系统性改革支撑的减负政策在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方面注定难有作为。

（四）畅通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之间的理性沟通，实现价值判断与教育合力的双重统一

学校和家庭基于“成绩决定一切”的先验，把教育质量、学校声望和学生与家庭的未来单纯诠释为学生的考试分数是对基础教育的现实扭曲，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关系演变成“在同系统上受到扭曲的交往和在貌似合法的压制的条件下形成的（扭曲的）对象领域联系”。迫于升学压力和对孩子未来的担心，家长总是单方面让孩子承担过于繁重的学习任务，使“减轻的书包重量很快又被填补起来，造成学校（即使）减负，家长（也）增负的奇怪现象”。“尽管主智主义在欧美近代教育发展过程中曾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但是（其）固有的局限性日益显现，在教育实践中的消极影响也开始出现”，“主智教育”的“知识传授、智力发展与人格发展之间的教育的基本矛盾”也越发突出。学校教育应该为孩子一生的幸福奠基，而不应把孩子的智力教育作为学校的唯一价值追求。毕竟“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才是我国教育的根本目标。家长更应该为孩子的长远发展和人生幸福多一些考虑。从孩子对未来社会的贡献来说，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心理、良好的综合素养等显得越来越重要。只有学校和家庭在教育本质意义方面多作沟通与协商，对孩子的教育作出正确而一致的价值判断，形成以正确教育目标为指向的教育合力，减负政策的执行才能获致良好效果。

（五）实现教育生态系统与教育环境之间的理性沟通，制约工具理性膨胀

教育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形态之中，社会活动的价值取向对教育政策的执行必然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例如，目前社会上的“文凭歧视”现象愈演愈烈，不断为学生沉重的学业负担推波助澜。不管待聘岗位对人才类型有何特殊要求，为数不少的用人单位都要求岗位申请者的本科出身必须是“985”或“211”大学，否则一概不予录用。这种工具理性极度膨胀的失范行为给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带来了极坏的负面影响，几乎每一所大学都号称以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为办学目标，对基础教育不择手段地索取高分学生。“我们当然需要并有能力继续支持我们的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建设，培养我们的拔尖创新人才，但我们还需拓展思路，布局整个体系，支持所有学校的特色发展。”适合学生性格能力特点的学校才是学生真实意义上的好学校。当学校、家长和孩子都盯着全国这一百多所大学的有限席位时，其竞争之惨烈、后果之严重着实难以想象。既然社会的发展需要不同类型的人才，社会就有责任与教育理性沟通，为教育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环境，给教育以正确导向。

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是我国建设教育强国和满足人民对美好教育需要的“绊脚石”。通过沟通理性的介入调节，使教育相关各方平等协商、重构彼此之间的主体间性、达成价值判断的和谐统一、实现政策执行权力的无耗散运行，是提升我国中小学减负政策执行力的重要路径。

第二篇：政策执行力

政策执行力”作为构成“政府执行力”概念的核心要素，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研究的一项重点新课题。地方政府处于国家政权的末端，是支撑整个国家公共管理体系运行的基础，特别是通常会直接面对公众的县、乡两级政府，负责贯彻、落实国家的各项公共政策及决议，是国家意志在社会范围内的输出终端。但现实的情况是我国地方政府在公共政策执行这一环节上还面临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公共政策执行方面的工作有效性还难以全满地满足我国的快速社会发展对于公共政策执行领域所提出的时代要求。现

代组织理论之父韦伯(Max．Weber)在其所提出的科层制组织理论中认为，政治是政 治家的特殊活动范围，而行政则是技术性职员的事情，应该远离政治领域。据此，韦伯把整个政府组织塑造成忠实执行国家意志的官僚机构，在严格的等级制模式 基础之上，政府机构及其官员不偏不倚地执行被政治官员决定的政策，而组织内 的各级官员都必须具备执行政策所需要的专业知识与技能背景，从而充分强调了 府作为国家最大执行机构的执行能力的重要性。马 普雷斯曼

(JeffreyL．Pressman)和韦达夫斯基(Aaron Wildavsky)发起了政策执行研究运动，把 人们研究的注意力再一次引向政府对政策的“执行”上。他们指出，必须重视政府 的政策执行问题，不仅要重视政策执行本身，而且应当在政策执行与政策制定之 间建立起密切联系【2引。他们的观点迅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从而导致了“执行运 动”的兴起，使得人们再一次认识到政府的执行的重要性。

:第一,从各级地方政府层面对政府执行力进行分析,侧重于地方政府,包括县级政府、乡镇政府和城市;第二,从政府管理体系层面对政府执行力进行分析,包括政府组织制度和运行机制角度、政府执行主体角度、责任机制角度、公共权力角度、政策合法性角度、评估指标角度、政治文化;第三,从政府未来发展层面对政府执行力进行分析,包括服务型政府角度、责任政府角度、公信政府角度。

政治与行政应该分离，认为任何一项政策必须有技术性职员的帮助才能完成，同时强调了行政部门负责执行政策的重要性。总之，对执行和执行力涵义的界定，国外学者都有不同的看法，并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发展而表现出不同的内涵。

对政府政策执行力可以看作是政策效益与政策成本的比值，当成本越大时，执行力就越低；效益越大时，执行力就越高。

政府执行力建设包含很多内容，公共政策总体来说，要完成政策制定以及政策执行等多个管理环节，其中，政策执行可以定

位为公共政策实践发展的关键要素，是完成既定的公共政策目标的重要手段和基本方式。因此，政策执行环节中表现出来的效率水平，是直接对政策目标实现可能性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但现实的情况是我国地方政府在公共政策执行这一环节上还面临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公共政策执行方面的工作有效性还难以全满地满足我国的快速社会发展对于公共政策执行领域所提出的时代要求。

政府执行力建设包含很多内容，其中加强政策执行力的建设对提升政府形象、维护公民利益有着重要的作用。之所以文章着重强调政策执行力，是因为维系政府组织生存的基础不仅仅是法律、制度等的刚性规定，更关键的要素在于各级政府机构如何灵活、有效地贯彻落实各项制度和政策。只有政府科学合理地执行政策，政府执行力才能得到提高。总之，政府执行力是否提高可以通过政策执行结果体现出来。

006年3月5日，“执行力”这个词由温家宝总理提出，并第一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这个报告重点强调“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这个工作报告反映了中央政府开始关注政府执行力。2007年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政府执行力建设的重要性被温家宝总理再次重申。2012年11月，在党的十八大会议上，中共中央各级代表提出要大刀阔斧地改革政府人事制度，建立高效廉洁的执行骨干队伍。可以看出，政府执行力建设被一次又一次地提上政府工作日程，这个发展趋势充分表明了提升政府执行力已经成为国家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政府工作的重心。然而，政府执行力是否提高可以通过政策执行结果体现出来。所以，当前加强政府执行力建设显得尤为重要。一直以来，政策执行力问题在基层政府组织机构中很普遍，而市级政府作为联系省、市、乡镇政府的中间环节，在提升政策执行力的过程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建设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大幅度发展时期，但是在改革中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由于利益分化明显，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全国各个地区在政府的核心领导下并依靠丰富的资源得到了很快的发展，但是，由于资源分布不平衡、国家对地区政策支持力度的不足等原因导致经济发展落后、各个区域贫富差距逐步拉大，基层政府管辖的区域更为严重。为了缩小这种差距，政府提出了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等发展战略，目的是改变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巨大落差。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很多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民主化程度普遍得到了提高，但是在基层政权之下的广大农村发展还很缓慢，究其原因，与农村的政策环境、农民的文化素质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农村地区农民的素质得到提高，那么就会大大提高政策运用的效率并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然而，由于地方级政府对中央政府政策缺乏正确的理解，同时农村发展环境很落后，多重因素造成政策执行力的下降。所以，当前，政府强调地方级政府政策执行力的重要性并深入研究，可以为进一步改善县级政府政策执行状况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

徐柯《政府执行力》中提出认为政府执行力贯穿于政府执行活动的始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在政府执行活动的前期主要表现为领会力、预测力、计划力等；在执行活动过程中，主要表现为组织力、控制力、决断力、应变力、指挥力、沟通协调力等；在执行活动后期则主要表现为评估力、调整力、问责力等。

关于政府执行力的研究，莫勇波认为政府执行力是维系一个政府机构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研究政府执行力，可从两个方面的视角来研究，即从政府对日常事务的执行和对政策决策的执行角度来研究。莫勇波指出执行力短缺是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失败的根本原因，执行力不强的政府，则有可能因为无法适应因内外环境条件的变化而采取不同的措施，或者因为执行资源不足而无法抓住执行机遇，执行迟缓而导致政策任务的无法落实和执行不力。提出执行力是政府工作的关键性要素，提高执行力是各地各级政府刻不容缓的任务。他认为，探索如何提高政府执行力，是当前公共行政学不可忽视的紧迫课题。

（一）影响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因素

1、政策本身的因素

2、执行主体的因素

3、执行客体的因素

4、执行环境的因素

第三篇：中小学“减负”调查报告

中小学减负调查报告

今年6月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专门辟出一节来讲“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问题。不久之后，河北省教育厅印发了《关于切实减轻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通知》。

减负年年抓，常常谈，是一个令各方审美疲劳的关键词。

书包依旧重，作业仍然多，是很多中学生的常态生活。

减不减，减多少，如何减，一直是教育局、学校、学生和家长间难以平衡的焦点。

学校是否还在玩着心照不宣的减负游戏，穿着“自愿”的马甲，披上“兴趣”的外衣，戴上“活动”的帽子，让“减负”成了一台众人参与的应景秀。

开学已经有两个多月了，嘉兴市中小学的“减负”落实得怎么样？减负措施是否合理科学？各方对减负的本质认识如何？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进了南湖区中小学，对它们进行了一次抽样调查。

“减负”的本质是什么？

“今年的中考状元徐志杰，每天10点多就睡觉了，他的学习效率很高。”四中小学校长马运升认为，减负不是不布置作业，而是要减少重复性劳动，提高学习的有效性，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不要浪费学生的时间。

称钩小学的严新瑾副校长认为，减负就是要让学生从题海中解放出来，解放思维，解放身体，不做埋首于作业的机器，同时提高教学质量。

“要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效果，降低机械作业量，把教学工作从重视“教”转到重视“学”上来。”西羊羔中学校长黄家骏说。

减负的本质是什么？这是采访每一位校长时的必问题。他们的回答都比较一致，也一针见血，都表示，要减负但不减质。从他们的语气中，能感受到他们强烈渴望学生能轻轻松松学业有成，快快乐乐培养各种兴趣。执行减负政策，更是

为了每一个孩子的将来，把每一个学生的价值潜力开发出来，让他们自信地学习和生活。

因此，落实和创新减负措施，成了他们新学期工作的一道风景线。“减负”的措施是什么？

具调查的第一站是实验小学，正好赶上学校开运动会，孩子们的激情和活力感染了我们。随机问学生“回家作业多吗？”“学习辛苦吗？”他们都一脸灿烂地回答“不多”、“不辛苦”。

据校长王喜明介绍，他们的减负工作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做，并且是“加减法”并举。在按照上级要求严格控制学生到校和在校时间，控制学生作业量的同时，更加注重作业设计的过程性、趣味性和探究性。比如，他们四年级一个班的同学集体养了一个小动物，每天，学生们会对它进行观察，写一些感想，周记就在快乐的互动中完成了。学生们还可以上讲台当小老师，锻炼说话的逻辑性、胆量，促使他们进行课外阅读，拓宽知识面。

此外，实验小学还探索开发了校本课程，有美术、时尚轮滑等必修的校本课程，还有一些学生社团类的选秀性质的校本课程，比如他们的小菱花艺术团、体育俱乐部、少年科学院等，让同学们在减负的同时有各种技能可以培养，拥有童年的积淀。学校还鼓励学生进行小课题的研究，比如对家乡文化资源的考察等，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让他们拥有一个“个性成长的空间”。

张村中学在减负上积极探索推进分层教学，坚持以生为本，构建“课内外相结合，课内为主，课外为辅”的分层教学模式，力图做到多一把尺子评价学生，为学生的成才创造条件。学校将传统文化纳入了课堂，开设了书法、经典诵读、传统礼仪等必修课程，太极拳、民族音乐、国画等选修科目。学校设有多个课外兴趣小组，如化学实验探究、篮球队、合唱团……让学生除了在书本上学到知识外，也在平时的训练中增强自信心及学习的兴趣。

砖寨营中学探索推出的“走班”教学，已经获得了学生们的好评，这个学期，他们对8年级两个班的数学和科学科目进行了“走班“的尝试，在这两个科目上，让两个班成绩好的一半学生和成绩稍差些的另一半学生分别组合上课，既不耽误课程，又真正落实了分层教学。

据调查临漳县每个学校都在根据本校实际，实施减负的措施，条件好一点的学校，推出可选择的课外学习的内容更丰富一些，软硬件相对差一些的学校，着

力在抓如何让学生摆脱题海战术，提高学习的自觉性和有效性。尽管，社会还没有改变以分数来衡量学生的传统观念，但是注重学生的兴趣和技能培养，以多元视角来衡量学生能力的观念也正在校园里茁壮成长，这个现象令人欣慰。“减负”碰到的问题是什么？

一听要“减负”，首先心慌的是家长，他们会担心，减负后，孩子的基础没打好，以后怎么考上好学校，如何能找一份好工作。天下父母心，可敬可叹！在调查中，部分任课老师和家长表示，小学低年级不存在“减负”一说，因为他们本身就没什么课业负担。但是，中学生顶着中考的压力，学习任务比较繁重，作业量就比较大。所以真正要减负的应该是以中学生为主。

学校在减负的同时，家长纷纷自谋出路，给孩子找家教，上补习班，买课外练习本。他们总是担心，自己的孩子学习少了，将来的路不平坦，就怕输在了起跑线上。而他们所谓的学习，也正是以分数论英雄，以卷面成绩定高下。这就造成了学校减轻了学生的负担，而家长反而加重了学生的负担。这个情况中学比小学严重，高年级比低年级盛行。

令人欣慰的是，临漳县中小学正努力与家长实现联动，让家长的教育和学校的教育紧密联系，做到减负的同时，尽量也让家长放心。临漳县在与教育相关的每一道环节上，积极探索着有效的减负措施，开拓着多元评价的机制。

第四篇：利津街道中小学“减负”自查报告

利津街道中小学“减负”工作

情况汇报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政府下发的《山东省对违规从事普通中小学办学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省政府第255号令）和省教育厅下发的《山东省教育厅关于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通知》（鲁教基字„2013‟17号）文件精神。进一步端正办学思想，规范办学行为，规范教育教学管理，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保障学生身心健康成长，不断提高学校办学水平，我街道中小学以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中小学“减负齐鲁行”系列活动为契机，对照《义务教育学校规范办学行为专项督查项目》标准，进行了专项自查与督评，现将自查情况分析如下：

一、基本情况

利津街道地处黄河西岸，利津县委、县府驻地。全街道面积98平方公里，辖63个行政村，人口总计3.2万人。街道现有中小学5处，教职工289人（不含教育办、幼儿园教职工），专任教师287人，工勤人员2人，在校学生2150人；其中九年一贯制学校1处，专任教师204人（中学专人教师158人、小学部46人）,在校生1582人，教学班39个；小学4处，专任教师56人，教学班24个，在校学生568人。

二、规范办学督查情况

（一）认真学习，提高“减负”意识。根据上级文件精神，我们迅速召开了中小学校长专题会议，认真学习了《山东省对违规从事普通中小学办学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和省教育厅下发的《山东省教育厅关于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通知》文件，结合我街道创建市级示范校为契机，严格落实规范办学行为，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以办人民满

意教育为抓手，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关爱和帮助家庭有困难、学习有困难的学生，不让一个学生掉队，做到减负不减效，保证学校的教育质量。严格遵守双休日、法定节假日、寒暑假放假的规定。严禁教师在双休日、法定节假日、寒暑假组织学生开展任何形式的教学活动。

（二）强化组织领导，健全各项制度。通过对各校督查，各校及时成立了以校长为组长、业务校长和教导主任为组员的减负领导工作小组。同时，根据有关精神，休订了相关的教师教育教学制度；（如：备课制度、上课制度、作业布置与批改制度、考勤制度等。）为减负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规范办学行为，提高办学效益一是规范招生入学和分班工作。全街道各校均能合理划定学校招生范围，并且学校每学年均向社会公布学校所辖区域村在招生范围、招生时间、招生计划等。我街道不存在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之分，新生入学从未组织招生考试或以竞赛名义招生，各校都均衡编班，无快慢班现象发生。二是规范考试科目与次数，小学设语数英三科考试科目，设科学、品社为检查科目，音体美为抽测科目，中小学不存在统一考试情况，中小学建立了学业水平考试和教育质量监测制度，从未组织学校参加各种统考、联考或其他竞赛、考级等情况，学期末检测符合课程标准要求。三是学生作息时间和作业量安排，为更好的落实减负工作，各校对学生休息时间、在校学习（包括自习）时间、体育锻炼时间、在校活动内容和家庭作业等方面是否作出了科学合理安排和严格规定，能保保证小学生每天睡眠时间不少于10小时、初中生不少于9小时；保证中小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落实，各校还制定了大课间锻炼活动计划，明确锻炼时间、内容、场地，加强活动指导。学校加强监控活动落实情况。四是规范教育教学活动情况，我们按照国家、省课程计划的规定安排教育教学工作，开齐开足开好各门课程，没有随意增减课程和课时。按课标或教学大纲要求进行教学，不随意提高或降低教学难度，科学把握教学进度，不准随意提前结束课程和搞突击教学。无挤占体育、艺术课和综合实践活动情况；不存在法定节假日、午休和自习时间组织集体补课现象，严令禁止教师有偿家教活动的发生。五是通过课堂教学改革，全面推进有效教学。在建立健全教学常规的同时，我们实行教师集体备课制，备精每一堂课，优化教学设计和课堂教学过程，以提高每一堂课的质量和效益。建立健全了教育教学研究制度，加强了教育教学的研究，充分发挥教师集体的作用。改革了课堂教学模式，用先进的教学理念指导教学工作，课堂内有充足的时间让学生自主学习。教师精选作业内容，提高作业的质量，严格按照《山东省普通中小学管理基本规范（试行）》执行，小学一年级一般不留家庭书面作业，二三年级课外作业量不超过30分钟，四年级不超过45分钟，五年级不超过60分钟。提倡布置探究性、实践性的家庭作业。对学生家庭书面作业实行总量控制，做到作业量要适中，有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学生素质的全面提升。作业要做到“三不布置”“一杜绝”。不布置学生已经会做的和机械重复、大量抄写的作业，不布置与课堂内容脱节的作业，不布置难度过大学生无法做出的作业，杜绝惩罚性的作业，切实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六是积极改革教师、学生评价制度。各校对学生的成绩实施等级评价机制，要求学年检测完成后，不得公布学生的成绩，不得按成绩给学生排队、排位。对学生的评价，学校严格按照县局关于学生综合素质评定办法，执行学生的综合素质评定工作。对于教师的评定，我们结合教师的德能勤绩多个方面进行综合评定，从没有给教师下达升学指标和单独按成

绩为老师排队。

三、存在的问题与打算

1、农村小学无音体美专职教师，兼职教师咋开全科足课时上有水分；我们将加大兼职教师的培训力度，让每位教师学习一些基本的学科知识。

2、小学音体美器材短缺，运动场地不足，影响学科开设；各校可结合标准化建设为契机，积极争取资金投入，配齐配全各类器材。

3、学校虽然在减负，但校外的课余辅导班却层出不穷，从另一方面加重了学生的课业负担。下一步，应利用好家长委员会，全面宣传发动，杜绝报校外辅导班。

4、农村教师老龄化严重，新师资补充缓慢（98年至今，全街道只进1名年轻教师），我们将在争取新教师的同时，积极推行好轮岗支教工作，均衡教师资源。

5、目前，民办教师仍然挑大梁，部分教师教学方法陈旧，也在无形中加重了学生的课业负担，教师教学观念有待改变。利用好省远程网络培训，搞好教师的再提高。

总之，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是困扰着我国基础教育的顽症，也是社会各界人士十分关注的问题。学生的课业负担过重，压抑着学生个性特长的发展，损害学生身心健康，必须加以改革。需要通过教学改革、实施素质教育来做到，既要减轻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又要提高教学质量，使每一个学生既获得全面发展，又能发展各自的个性特长。在今后工作实践中我们会不断总结经验，更新观念，创新教法，探索适合农村学校的“减负”工作之路，我们将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上级减负精神，全面加强学校管理，不断规范办

学行为，努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利津街道教育办公室 2014.5.4

第五篇：中小学英语减负工作计划

小学英语减负工作计划

现在小学生课业负担比较重，怎样能让孩子既能愉快的度过小学的学习阶段，又能学有所得呢？为了让学生更加生动活泼地、主动全面地得到发展。我觉得应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一、在课堂上减轻学生的负担

1.拉近师生关系，做学生欢迎的教师

尊重是建立在相互的基础上的，喜欢也一样。教师喜欢学生，学生才会喜欢教师。慢慢地学生也会喜欢上这门课。喜欢一门课，就会学好这门课。每班每周只有两节英语课，英语教师的威信远不及语数教师，同时，考试和课后作业的压力也使得英语课无法与其他技能课一样轻松、有趣。英语教师这样尴尬的地位，想要被学生喜欢，就得下点功夫。

2.提高课堂效率

课堂是教学的主阵地，也是师生之间相互交流的最好平台。我觉得要抓课堂效率不是在课堂上争分夺秒，不给学生“喘气”的机会，而是要提高学习效率，短时间的导入之后，接下来十几分钟是学生的黄金时期，学习重点内容。平时教学，多余的3-5分钟会给学生讲讲笑话，或者是英语国家的文化习俗，或者让学生完成需要在课余时间完成的口头或者书面作业。总之，要使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中开始学习，集中精神、更高效率地听课。

美国教学研究专家弗兰德斯曾在大量课堂观察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三分之二律”，即课堂时间的三分之二用于讲话，讲话时间的三分之二是教师讲话，教师讲话时间的三分之二是向学生讲话而不是与学生对话。通过对我国中小学高成效教师课堂观察后也发现类似结果，讲述平均占课堂时间的65％左右。所以，对一名教师来说，掌握讲述行为的时间和策略至关重要。

突出重点把握难点是教学内容优化处理的核心。教师要抓住教学内容中本质的、主要的、疑难的东西，经加工处理后，在教学活动中突现出来，使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些成分上去，并引导学生举一反三。对于相对次要或起辅助作用的教学内容，可根据教学的实际需要作适当调整，以适应教学的需要。同时对教学内容的关键之处要加以点拨，盲区要及时疏通，把好教学内容的脉络，做到胸有成竹，提高教学效率。

3.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良好的学习习惯是成功学习的关键，英语起始阶段学习的一个关键习惯就是“指读”。起始阶段的内容很少，许多学生录音听得多，课文背得滚瓜烂熟，可是认读的能力却很差。针对这一现象，笔者从一开始就要求学生“指读课文”，课堂上如此，回家也如此。好习惯的养成不容易，需要教师的长期坚持，但是好习惯养成后却受用颇多。

4.提高学生学习能力

英语教学的最终目的，是使学生具备听说读写的能力。而能力是在训练过程中培养的，因此，课堂教学必须把着力点放在能力训练上。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彻底改革以知识学习为中心的基本教学体系和以教师讲析为主的基本教学形式，而代之以能力训练为中心的基本教学体系和教师指导下以学生主动学习和练习为主的基本教学形式。要坚持以训练为主线，使教和学都成为训练的手段，在听说读写训练的全过程中引导学生主动掌握字词句章等知识。

为了使训练更有成效，教师必须善于设计，精讲巧问，即使是一般的课堂提问和练习也要着眼于能力训练。

英语教学应教给学生听、说、读、写的方法和基本学习方法。从现代科学意义理解，方法是指人们在有关的活动领域，把握事物规律，完成某种任务而采用的途径、手段、工具和方式的总结。古人也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足见指导学法在英语教学中是何等重要。

总之，在新课程实施的今天，要提高英语课堂教学的实效性，在深钻教材，探究教法、学法，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的同时，还要充分利用现代远程教育资源与多媒体相结合使英语课堂更加精彩，这样更加有利于提高英语课堂教学的实效性，这样才真正体现了“减负”。

二、减轻学生的课外作业。

作业就像一面镜子，它可以清楚地反映学生掌握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情况，也是教师掌握教学情况，进行反馈调节的重要措施。所以优化作业是“减负”的有效措施。

1.调整抄写与听写习惯

作业是学生巩固所学，教师检验学生掌握学习情况的重要途径。抄英语单词是许多教师一直惯用的方法，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记住单词。可事实是一些学生抄完后还是不记得，而有一些学生，早已熟记单词，不抄也会。因此，抄单词尤其在小学高段无非是件“学生烦，教师累”的活。

要改进这一现象，可以减轻学生的单词抄写。让学生抄写一些比较重要的单词，要求数量少，但质量好。另外，对于已经掌握的同学可以减少作业，甚至取消作业。

2.改变学困生作业形式

很多学困生不愿意做作业，作业总是要在教师的监督或者再三催促下才勉强完成，这样教师劳神，学生嫌烦。对于这样，我决定对一些作业采用分层布置作业的形式，学困生可以做一些相对不较容易的作业，例如做一些书签，卡片等等。还可以布置一些小组合作性的作业，例如以小组为单位设计一张手抄报。对时间的限定也可以灵活一些，对一些难度大的作业，可以给出足够的时间。

3、课后自主作业设置促减负增效。

课后让学生自主设计、自由选择完成自己喜欢的作业，这种作业符合学生的心理特点，缩短所谓“差生”与“优生”的距离，学生的个人知识水平发挥到最佳状态，每个学生都能体验成功的喜悦，从而在做作业中找到乐趣，促进英语学习的欲望。

“教者有心，学者得益”。充满着童趣和多维化挑战的作业一定可以更好地解放学生的大脑与双手，使他们乐在其中；能帮助学生克服在英语学习中的种种困难，让他们乐此不疲；真正体现学生的积极性和自主性，为他们描绘出一派明媚的春光。“作业”对于学生而言不再是沉重的负担，而是他们乐不思蜀的新天地。

虽然精心备课耗时费力，但可使学生每节课“满载而归”；虽然设计作业更花心思，但学生可以因此跳出“题海”，享受学习的乐趣。“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让我们沉下心来备好每一节课，潜下心来研究每一节课，静下心来设计每一次作业，用我们的智慧和汗水使课堂教学更加生态、更加高效，让我们的学生在快乐中进步成长

英语教学实现减负增效，最关键的实施者是教师，但真正的受益是学生，效果也要从学生身上显现出来。“减负”是一种压力，更是一种动力。减负措施的实施，将促使各中小学校努力深化课程改革，提高课堂效率，并要求教师的教学方法和学生的学法相应进行转变，从而达到“轻负担、高质量”的教学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