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国家公务员考试时事热点：深化改革容不得“庸官懒政”

第一篇：2015国家公务员考试时事热点：深化改革容不得“庸官懒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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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国家公务员考试时事热点：深化改革容不得“庸官懒政”

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庸官懒政绝迹就应该是新常态之一 在中央以雷霆手段整肃吏治和全面贯彻“八项规定”的当下,贪腐乱象和不正之风得以明显遏止,但在一些地方,“庸官懒政”现象却在高压线下、灰色地带间绵延。“坐在车上转、隔着玻璃看”“只要不出事,宁可不做事”“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等心态,在不同地域和领域都有体现。有一些“庸官”“懒官”“太平官”,不敢迎难而上,不愿直面矛盾,只想占着位子“混日子”。

究其实,无外乎德不配位、不敢担责,或才不配位、无法任事。这种“只求平稳着陆,不求干事创业”的懒政心态,值得高度警惕——如果说公权滥用是急性病,庸碌无为就是慢性病,养痈遗患,将导致结构性、全局性的政策机体失调、执行机能失衡,极易酿成严重后果。

庸官懒政会破坏改革氛围。历史上勇于任事之人,但凡要推行改革,都会遇到掣肘和物议。掣肘是既得利益集团阻挠,而物议则是尸位素餐者对勇于任事者的非议。掣肘者要震慑,尸位素餐者也要惩治,不能任由站着说话的人对俯身做事的人横加指责,更不能形成“多做多得咎,少做少得咎,不做不得咎”的氛围,否则就会出现“逆淘汰”的不良生态和错误风向。

庸官懒政会贻误改革时机。现代公共管理中的“政策之窗”理论认为,只有当迫切问题、政策方案与政治形势三流汇合,才能开启政策之窗,为议程设置和改革推进营造机会。但是,这个窗口期很短,如果懒散不动就会错失时机。要等多年之后,同一议题的窗口期才会再来。此外,庸官懒政还会浪费公共资源,徒增沉没成本,使潜在的社会效益被耗散,优化资源配置和良善治理皆无从谈起。

所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既是人民群众对领导干部的期许,也是与官员身份“绑定”的责任。公共治理者身系公众的委托与期望,其一人之无为,牵连的是万千百姓的问题得不到改善、一地一域得不到善治。当今之世,全球竞争、区域竞争陷入白热化,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进得不够快也是退。对公共治理者而言,改革的步伐赶不上时代要求就是失职,工作的成果没达到人民期望就是失败。

危害不难觉察,改革更需深化。早在中共十八大以前,武汉等地就已开展治庸问责专项行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之举。只是,地方政府治庸仍旧以优化投资环境为目的,其推动力源于招商引资的经济发展需要,因此更多呈现运动式治理特征,反复现象较为明显。归于根本,还需将“治庸惩懒”升格为常态性要求。

以权谋私是腐,庸碌无为致败。毋庸赘言,不作为也是腐败的一种。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庸官懒政绝迹就应该是新常态之一。要形成庸官懒政绝迹的新常态,则需要正立标杆:一方面,要留一些改革创新的试错空间给勇担责任者;另一方面,要祛除庸官懒政的病根。改革机遇不会始终存在,政策之窗只能短暂开启,全面深化改革的事业里,不应有庸碌无为者的容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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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2015年厦门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深化改革容不得“庸官懒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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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 深化改革容不得“庸官懒政”

杨诗哲

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庸官 懒政绝迹就应该是新常态之一

在中央以雷霆手段整肃吏治和全面贯彻“八项规定”的当下,贪腐乱象和不正之风得以明显遏止,但在一些地方,“庸官懒政”现象却在高压线下、灰色地带间绵延。“坐在车上转、隔着玻璃看”“只要不出事,宁可不做事”“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等心态,在不同地域和领域都有体现。有一些“庸官”“懒官”“太平官”,不敢迎难而上,不愿直面矛盾,只想占着位子“混日子”。

究其实,无外乎德不配位、不敢担责,或才不配位、无法任事。这种“只求平稳着陆,不求干事创业”的懒政心态,值得高度警惕——如果说公权滥用是急性病,庸碌无为就是慢性病,养痈遗患,将导致结构性、全局性的政策机体失调、执行机能失衡,极易酿成严重后果。

庸官懒政会破坏改革氛围。历史上勇于任事之人,但凡要推行改革,都会遇到掣肘和物议。掣肘是既得利益集团阻挠,而物议则是尸位素餐者对勇于任事者的非议。掣肘者要震慑,尸位素餐者也要惩治,不能任由站着说话的人对俯身做事的人横加指责,更不能形成“多做多得咎,少做少得咎,不做不得咎”的氛围,否则就会出现“逆淘汰”的不良生态和错误风向。

庸官懒政会贻误改革时机。现代公共管理中的“政策之窗”理论认为,只有当迫切问题、政策方案与政治形势三流汇合,才能开启政策之窗,为议程设置和改革推进营造机会。但是,这个窗口期很短,如果懒散不动就会错失时机。要等多年之后,同一议题的窗口期才会再来。此外,庸官懒政还会浪费公共资源,徒增沉没成本,使潜在的社会效益被耗散,优化资源配置和良善治理皆无从谈起。

所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既是人民群众对领导干部的期许,也是与官员身份“绑定”的责任。公共治理者身系公众的委托与期望,其一人之无为,牵连的是万千百姓的问题得不到改善、一地一域得不到善治。当今之世,全球竞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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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竞争陷入白热化,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进得不够快也是退。对公共治理者而言,改革的步伐赶不上时代要求就是失职,工作的成果没达到人民期望就是失败。

危害不难觉察,改革更需深化。早在中共十八大以前,武汉等地就已开展治庸问责专项行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之举。只是,地方政府治庸仍旧以优化投资环境为目的,其推动力源于招商引资的经济发展需要,因此更多呈现运动式治理特征,反复现象较为明显。归于根本,还需将“治庸惩懒”升格为常态性要求。

以权谋私是腐,庸碌无为致败。毋庸赘言,不作为也是腐败的一种。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庸官懒政绝迹就应该是新常态之一。要形成庸官懒政绝迹的新常态,则需要正立标杆:一方面,要留一些改革创新的试错空间给勇担责任者;另一方面,要祛除庸官懒政的病根。改革机遇不会始终存在,政策之窗只能短暂开启,全面深化改革的事业里,不应有庸碌无为者的容身之地。

本文摘自：http://xiamen.offcn.com/?wt.mc_id=bk11312

第三篇：云南省公务员考试申论：深化改革容不得“庸官懒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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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改革容不得“庸官懒政”

杨诗哲:在中央以雷霆手段整肃吏治和全面贯彻“八项规定”的当下，贪腐乱象和不正之风得以明显遏止，但在一些地方，“庸官懒政”现象却在高压线下、灰色地带间绵延。“坐在车上转、隔着玻璃看”“只要不出事，宁可不做事”“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等心态，在不同地域和领域都有体现。有一些“庸官”“懒官”“太平官”，不敢迎难而上，不愿直面矛盾，只想占着位子“混日子”。究其实，无外乎德不配位、不敢担责，或才不配位、无法任事。这种“只求平稳着陆，不求干事创业”的懒政心态，值得高度警惕——如果说公权滥用是急性病，庸碌无为就是慢性病，养痈遗患，将导致结构性、全局性的政策机体失调、执行机能失衡，极易酿成严重后果。庸官懒政会破坏改革氛围。历史上勇于任事之人，但凡要推行改革，都会遇到掣肘和物议。掣肘是既得利益集团阻挠，而物议则是尸位素餐者对勇于任事者的非议。掣肘者要震慑，尸位素餐者也要惩治，不能任由站着说话的人对俯身做事的人横加指责，更不能形成“多做多得咎，少做少得咎，不做不得咎”的氛围，否则就会出现“逆淘汰”的不良生态和错误风向。

庸官懒政会贻误改革时机。现代公共管理中的“政策之窗”理论认为，只有当迫切问题、政策方案与政治形势三流汇合，才能开启政策之窗，为议程设置和改革推进营造机会。但是，这个窗口期很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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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懒散不动就会错失时机。要等多年之后，同一议题的窗口期才会再来。此外，庸官懒政还会浪费公共资源，徒增沉没成本，使潜在的社会效益被耗散，优化资源配置和良善治理皆无从谈起。

所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既是人民群众对领导干部的期许，也是与官员身份“绑定”的责任。公共治理者身系公众的委托与期望，其一人之无为，牵连的是万千百姓的问题得不到改善、一地一域得不到善治。当今之世，全球竞争、区域竞争陷入白热化，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进得不够快也是退。对公共治理者而言，改革的步伐赶不上时代要求就是失职，工作的成果没达到人民期望就是失败。

危害不难觉察，改革更需深化。早在中共十八大以前，武汉等地就已开展治庸问责专项行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之举。只是，地方政府治庸仍旧以优化投资环境为目的，其推动力源于招商引资的经济发展需要，因此更多呈现运动式治理特征，反复现象较为明显。归于根本，还需将“治庸惩懒”升格为常态性要求。

以权谋私是腐，庸碌无为致败。毋庸赘言，不作为也是腐败的一种。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庸官懒政绝迹就应该是新常态之一。要形成庸官懒政绝迹的新常态，则需要正立标杆:一方面，要留一些改革创新的试错空间给勇担责任者;另一方面，要祛除庸官懒政的病根。改革机遇不会始终存在，政策之窗只能短暂开启，全面深化改革的事业里，不应有庸碌无为者的容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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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深化改革需严惩庸政懒政

冰点时评

深化改革需严惩庸政懒政

冯创志 《 中国青年报 》（2015年04月15日 02 版）

日前，李克强总理在长春主持召开东北三省经济形势座谈会时强调：“对于忽视民生、为官不为的‘庸政’、‘懒政’，要‘动刀子’、‘出重拳’、公开曝光，坚决追责！”（人民网4月14日）。

这是总理今年在公开场合笫三次痛批庸政、懒政：在3月5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他曾两度提及“为官不为”并指出，有的为官不为，在其位不谋其政，该办的事不办。讲到切实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时，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对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中国网3月16日）。

在今年2月召开的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总理也曾指出，对不敢抓、不敢管，尸位素餐、碌碌无为的干部，坚决采取组织措施，为官不为的典型要公开曝光。而在去年10月的国务院会议上，总理也谈到，不作为的“懒政”也是腐败。总理如此接二连三地剑指懒政怠政，令人深思。

庸政懒政现象，也是反腐败不全面、不彻底的体现，会阻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正如总理所言，“懒政导致中央的好政策梗阻在出台实施的‘最先一公里’和落地生根的‘最后一公里’，严重影响了改革效率，降低了政府公信力”。廉政与勤政是良好官德的有机两面，反对为官胡为和为官乱为，又力避为官不为和怠政懒为，才是对“从严治吏”的完整解读。

然而，在基层，一些人对“懒政”恨不起来，懒政似有蔓延趋势。一些基层官员认为，在出台的党风廉政条例中，懒政很难界定；在推进改革全面问责的今1 天，似乎干得多更容易得罪人；更有一些官员认为，时下吃喝没门，收礼也关上了门，不如清清闲闲混日子。

那些“不作为”的“好好先生”，看似不争权、不争利，其实是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一种摆设，浪费国家资源，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完全背道而驰，它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不可低估。与显性的不作为、乱作为相比，行政执法部门的“依法不作为”更具隐蔽性，这一乱象源于一些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服务观念淡薄、责任意识缺失、工作作风漂浮，而管理不力、缺乏监督是这种现象屡屡出现的重要原因。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等六大方面部署改革的核心任务，包括60项具体改革任务，如今已全面进入改革攻坚期和深水区。在这场关乎国家发展命运的改革攻坚战中，各级官员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中坚力量，要在凝聚共识、破解难题、担当落实三方面做好表率。深化改革中可贵的是实干，离开了实干，就谈不上为人民服务，谈不上真正的改革。每项改革，细到调研、听取公众的意见，召开有关会议进行商讨，再到出台有关举措，进入具体实施阶段，哪一项都离不开扎实的工作作风。近年来，一些地方在调整产业结构、行政结构改革和社会改革等方面取得成功，也都因为有一大批官员扑下身子用心调研和悉心处理方方面面的矛盾，出力出汗出智慧。

深化改革形势的紧迫、任务的艰巨、工作的繁重，需要官员们怀抱巨大的政治勇气，敢于攻坚克难，在探索中深化改革，在改革中归纳总结，在经验中不断突破。因此，讲改革，需要强调实干精神。假若懒字当头，调研推给他人，见着矛盾绕道走，遇到问题就推托，甚至会埋下引发社会矛盾的隐患。时下一些地方一些行业之所以矛盾尖锐，与迟迟不深化改革并遮掩矛盾息息相关。公开披露的信息显示，全国已有数千名“不作为”干部被处理。地方政府对于官员的政绩考核，从导向到指标均出现了可喜变化。抵制不作为的懒政和庸政，需要官员们形成敢作为的改革精神。如今，改革的方向早已指明，正是各级官员大显身手的时候。

第五篇：绩效法制化破解庸官懒政

杭州立法管理政府绩效法制化破解庸官懒政

新华社杭州讯

杭州市人大常委会近日将再次审议《杭州市绩效管理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这是该市尝试以地方性法规形式规定政府绩效管理程序及方法，旨在提高政府工作绩效，整治庸官懒政和防止干部不作为现象。部分立法实践者和专家表示，通过地方性法规的形式科学界定绩效指标体系和工作机制，还有利于降低行政成本，助推进一步简政放权。

管理政府绩效尚停留在“红头文件”层面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六项重大任务之一。而现实中，管理政府绩效仍停留在“红头文件”阶段，缺乏法治思维和刚性约束。

杭州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敏表示，截止目前，我国政府绩效管理工作没有直接的法律支撑，大多由各地方通过政府“红头文件”形式推动。国内有些地方将政府绩效管理当作“一把手工程”，工作启动和开展主要取决于地方政府领导人对这项工作的认识程度。在政府绩效评估和管理领域的立法缺失，已成为各级政府绩效管理深入有效开展的瓶颈。

“用地方性法规形式明确界定绩效管理机构、职能、权限、程序与责任，有利于提升绩效管理地位，强化绩效管理执行力度，增强权威性，提高公信力。”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解崇明、林丽雅表示，这是因为用法律形式对绩效管理各个环节、各项内容以及实施方式、方法和步骤等作出严格而明确的规定，是绩效管理工作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违法必究，增强了规范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而且，地方实践也遇到了进一步提升的瓶颈。杭州市综合考评工作源自1992年实施的目标责任制考核，2000年在全国率先推行“满意单位和不满意单位”评选活动，2005年开始实施目标考核、社会评价、领导考评“三位一体”的综合考评，2011年被国务院政府绩效管理联席会议列为全国政府绩效管理试点。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郑建波、俞雪坤等认为，通过地方立法的形式，可以对杭州的实践经验进行制度化、规范化，这也是推动“依法治市”的具体体现。

条例草案体现绩效管理注重第三方评估

即将提交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再次审议的《杭州市绩效管理条例（草案）》共分8章53条，创造性地明确了杭州市绩效管理的机构、绩效评估、结果运作等内容。

法定化绩效管理机构。条例草案规定：“本市设立的绩效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绩效会），依照本条例规定领导、组织、协调全市绩效管理工作；是绩效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市绩效办）为市绩效委的日常办事机构，具体负责并组织实施绩效管理有关工作。”同时，把“市绩效管理相关部门（如组织人事、纪检监察、财政等）工作职责”“绩效管理单位的主体责任”等内容予以规范化、制度化。

界定绩效评估内容、方式。条例草案对绩效目标的执行与日常监督、绩效信息的报送和发布、日常绩效改进、回应群众诉求等进行具体规定，并强调突出公民导向，有序扩大公众参与的范围与渠道，规定“市绩效办可以委托绩效评估专门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社会中介组织等第三方机构对部门绩效目标开展专业测评”，体现了绩效管理必须注重第三方评估的大趋势。

绩效评估结果运用。本条例草案规定，探索建立“面向产出和结果”的绩效管理联动机制，将绩效管理结果与政绩衡量、领导决策、政策调校、预算安排、编制调配、行政奖惩、选任干部等人财物的投入适当挂钩。如规定“纳入绩效管理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实施问责：在绩效管理工作中，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列入综合考评’一票否决'的工作未达到相关考核要求的;因工作重大失误，被上级机关通报批评、媒体曝光，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社会影响的”等等。杭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金财表示，《杭州市绩效管理条例》被列入今年杭州地方性立法项目，是破解庸官懒政问题的举措之一。

将推动降低行政成本、简政放权、治理“庸懒散”

多位采访对象认为，杭州市通过地方性立法管理政府绩效，把多年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法定话，将进一步推动降低行政成本、简政放权、治理“庸懒散”，效果可以预见。

“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部门有了合法性地位。杭州市考评办主任伍彬表示，杭州2006年即在国内率先成立了专门从事党政机关绩效考评的职能部门—杭州市综合考评委员会办公室，2012年增挂了杭州市绩效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牌子。考评办是杭州独有的，当时成立时“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没有上下级的部门。“我干了九年，基本上把人得罪光了。没有一定体制保障，很难推进下去、持续下去。因此，有必要把行之有效、运作良好的组织经验予以固化，以地方先行立法赋予绩效管理机构合法性地位，使其职责法定。”

分散的行政资源将会逐渐被整合，降低行政成本，推动简政放权进一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伍彬认为，多年来的绩效管理实践，从中可以发现很多问题，比如单位之间存在的资源不共享、建设与管理脱节、部门协调机制等等，而且都是普遍性存在的问题，也是长期困扰并影响机关效能提升的问题。多位受采访的对象表示，多年来的机构改革，背后的职能转变滞缓，反而造成权力过分集中，职能转变已经到了应该“痛下决心”的时候。通过地方性立法加强绩效管理这个抓手，将能进一步促进职能转变，并借此带来降低行政成本、加速减政放权等延伸效果。

通过立法布防“为官不为”，将让“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没有了生存空间。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龚正表示，“不但当、不作为、效率低等方面突出问题，已经成为杭州加快转型发展的最大阻碍。”浙江省社科院专家钟其等表示，要有效防止“为官不为”，依法管理是个刚性约束，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规定政府绩效管理程序及方法，尤其是条例草案中给出了行政问责的条款，重拳敲打“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以及“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等“为官不为”的苗头性倾向和问题，使之深入到每一个公职人员心中，使绩效管理办法内化为每个公务员的工作规范，用法律的形式治理庸官懒政。

(记者 岳德亮 张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