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治理庸官懒政需向隐性失职亮剑
治理庸官懒政需向“隐性失职”亮剑
周湘智
来源：《法制日报》2011年04月18日
一些领导干部在岗不在状态,“在其位不谋其政”,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尽力。少数副职领导干部在同一岗位同一职务上从“青春期”干到“更年期”,思想上产生了惰性、工作上产生了惯性。
● 竞争“短缺”问责“短路”考评“短腿”滋生庸官懒官
● 干部考核与提拔挂钩是治理庸官懒政的有效方法
继贪官之后,庸官、懒官、散漫官,近日来成为众矢之的,全国各地相继出台办法剑指庸官懒政。
“庸官懒政是我国的一个吏治难题。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大治懒治庸力度,着力解决干部管理不严问题‟,全国一些地区进行了有意义地探索。有些举措对治理干部队伍中的庸懒现象产生了较好效果,但其治理的对象主要是一般干部,解决的问题也主要集中于„显性问题‟,对领导干部中的„隐性失职‟问题鲜有触及。”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党建研究室主任周湘智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制度建设解决“庸”“懒”好处多
“被诫勉谈话或受到通报批评的,当年不得参加评优评先,一年内不得提拔使用。”近日,《武汉市开展“责任风暴”、“治庸计划”的暂行办法》正式出台。
根据暂行办法的规定,将解决好职能交叉重叠、责任不清、事权分离、多头管理和管理真空的问题。同时,武汉市将优化指标体系设置,分层分类建立考评指标体系,将责任落实到岗到人。
此外,暂行办法还规定,将通过组织集中检查、明察暗访、日常考核、民主评议和群众举报等形式,实现监督检查的经常化和制度化。
上述办法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追捧。为此,武汉当地还开通了“治庸”投诉热线,接受群众电话举报投诉庸官、懒官和散漫官。据报道,这部热线电话自4月11日开通后,3天内就接到了市民的投诉举报600余件次。
除了武汉外,全国多地都对庸官懒政采取了高压态势。
据公开资料显示,从2010年8月开始至当年11月底,山西省连续9次开展“整肃工作纪律、狠刹不良风气”专项检查行动。在此次专项检查行动中,一批“享乐官员”因上班期间“吃喝玩乐”被查处；一批“权力寻租官员”因“吃拿卡要”被追责。据统计,山西省共有421名官员被处分,30名官员被摘“乌纱帽”。
而湖南省此前出台的《关于影响机关效能和损害经济发展环境行为处理办法》,则对需要问责的行为及处理方式,作了十分具体详尽的规定。具体包括,“对企业和群众的投诉、检举等无故不予受理或拖延的,对强买强卖、敲诈勒索、偷盗等行为不制止、不查处或查处不力的……都应当处理”。
“上述规定或办法受到好评,说明了社会各界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积极履行职责有一个期盼,对庸官懒政和不作为的行为也有一定的抱怨,一旦政府部门动真格地拿出一定的办法来治理这个问题,来促使各级政府机关积极履行职责,严格依法行政,群众当然是欢迎的,也是期待的。”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对《法制日报》记者说。
马怀德进一步分析说,通过制度建设来解决庸官懒政现象的好处就在于,“面对群众的一些要求或是社会责任,行政机关有时会发生一些不作为,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群众权益受到侵害,也会影响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如何能够保证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维护公共利益,是长期以来行政管理要面临和解决的一个问题。但是,以前通常的做法是发生了不作为行为后,群众可以申请附议,提起诉讼,这种事后监督成本比较高,往往也很难举证,很难打赢这种官司。而事先监督检查的权力又不在群众手里,而是在政府部门机关内部,所以说政府部门内部通过规章制度形成这样一种监督机制,督促工作人员积极履行职责,这等于是抓到当前行政管理的一个症结、一个病根”。
部分官员“隐性失职”严重
据了解,各地积极整治庸官懒政的背后有着深刻的背景以及所面临的严峻形势。
周湘智告诉《法制日报》记者,近年来,庸官懒政问题逐渐成为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一个突出矛盾。一些领导干部在岗不在状态,“在其位不谋其政”,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尽力,“领导召见不献一计,同级会商不见一词,下属请示不发一令”；一些人“混”字当头,无所用心、无所作为；一些干部办事拖拉、工作推诿、纪律涣散、追求安逸,集中表现为“心懒、嘴懒、手懒、身懒”。
对于上述庸官、懒官,一些群众将其概括为“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疲疲塌塌混日子,年年都是老样子”,并将这些人形容为干部队伍中“占着位子不干事,拿着工资不出力”的“南郭先生”、“山寨领导”。
“特别是一些单位的极少数副职领导干部认为自己„上有一把手,下有帮手‟,„站着不长,绊倒不响‟,存在满于现状、贪图安逸、作风漂浮、得过且过的现象,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保守主义、生活上的享乐主义、工作上的形式主义。同时,副职领导干部„一纸文件定终身‟的现象也很普遍,不少副职领导干部在同一岗位、同一职务上一呆就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从„青春期‟干到„更年期‟,思想上产生了惰性,工作上产生了惯性,给部门工作的顺利开展与政府部门形象的有效塑造带来不利的影响。”周湘智说。
而对于庸官懒政不断滋长的原因,周湘智认为主要有三大原因。
“首先是竞争„短缺‟,动力不足。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方式缺乏民主性和科学性,尚未形成竞争择优的管理机制,特别是未能真正做到干部能上能下。”周湘智说,第二个原因是问责“短路”,压力不大。现有制度对于那些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的“隐性失职”行为,尚未实行有效问责制度。
周湘智说,第三个原因在于考评“短腿”,活力不强。庸官之所以能混,懒官之所以能撑,跟目前比较模糊的考核方法不无关系。现行的干部考核往往体现在年终的本人述职上。一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只要不做太出格的事情,往往很容易通过群众和组织的测评和考核。同时,公众对领导干部的任命、升迁乃至考核、评价缺乏实质性的权力,甚至投诉无门,使那些没有“硬伤”的干部没有压力、没有敬畏之心、没有危机感。
治理庸官需与干部提拔挂钩
在仔细对一些地方的治庸样本进行了考察之后,周湘智认为,湖南省平江县的作法较有代表性。
据介绍,平江县在全县40个县直单位实施了名为“差额竞职”的系列改革措施,其具体做法包括:班子副职全员参与竞职考验。平江县在此次改革中,要求全县所有县直单位的副职必须参与此次公开竞职,接受考验；民主集中严格筛选差额“挑战者”,对参与差额竞职的非班子成员设定了较为宽松的条件,为保证参与正式竞职人员的高质量与代表性,该县采取了“一初审二考察三测评四公示”的筛选办法；公开竞职演讲,平等接受挑选。由组织部门组织召开单位全体干部职工大会,全体现任副职与1名差额竞职人选进行施政演讲,公开陈述其德才表现、工作业绩、对岗位的认识以及今后的工作打算等。
据了解,通过改革,平江县先后有8名不合格副职领导干部被淘汰,5名优秀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尤其是规定各级干部只有年度考评达到“优等”等次才能具备被推荐提拔的资格,做到“平者让、劣者下、能者上”,使庸官失去生存的土壤和市场。
“干部考核直接与提拔挂钩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指向性很强。官员提拔与干部考核直接关涉到每个官员的切身利益,通过建立„要么干得好,要么交枪‟的明确„买单制‟,能有力地提高庸官懒政行为在官员提拔与干部考核的权重,增加失职行为的风险,成为撬动官员加强工作主动性、示范性与创造性,促进模范履职的„阿基米德支点‟。”周湘智说。
周湘智还认为,可以考虑运用体制外的互联网络举报以及体制内的与官员考核相结合。“通过互联网,广大官员被置于人民群众监督的汪洋大海之中,强大的外部压力迫使他们不断地努力改进工作、改进作风、为民履职”。
马怀德则认为,庸官懒政的治理要依靠制度体系的建设:在行政程序方面,有些法律明确规定要集中处罚权和行政许可权,要“一站式服务”、“一个窗口对外”、“一次性告知”,用这些制度保证公务人员不至于推诿、拖延,保障相关人的利益；在问责制度上,现在国家也提出了凡是决策失误、工作失职造成重大财产损失等情形的,都要被问责。被问责的方式除了公开道歉以外,还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被免职等方式。在奖励制度方面,要和政绩考核、评价体系联系在一起,如果积极履行职责,从政绩考核的角度来讲就应该是被肯定的,应该与晋升提拔挂钩。
“只有通过这样全面的制度体系的构建,才能促使公务人员积极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这其中虽然还涉及公务人员的素质、精神等因素,但主要还是要靠制度来抓。”马怀德说。(记者杜晓 实习生谷艳东)
第二篇：治理庸官懒政需向“隐性失职”亮剑
治理庸官懒政需向“隐性失职”亮剑
据了解,各地积极整治庸官懒政的背后有着深刻的背景以及所面临的严峻形势。
周湘智告诉《法制日报》记者,近年来,庸官懒政问题逐渐成为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一个突出矛盾。一些领导干部在岗不在状态,“在其位不谋其政”,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尽力,“领导召见不献一计,同级会商不见一词,下属请示不发一令”；一些人“混”字当头,无所用心、无所作为；一些干部办事拖拉、工作推诿、纪律涣散、追求安逸,集中表现为“心懒、嘴懒、手懒、身懒”。
对于上述庸官、懒官,一些群众将其概括为“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疲疲塌塌混日子,年年都是老样子”,并将这些人形容为干部队伍中“占着位子不干事,拿着工资不出力”的“南郭先生”、“山寨领导”。
“特别是一些单位的极少数副职领导干部认为自己„上有一把手,下有帮手‟,„站着不长,绊倒不响‟,存在满于现状、贪图安逸、作风漂浮、得过且过的现象,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保守主义、生活上的享乐主义、工作上的形式主义。同时,副职领导干部„一纸文件定终身‟的现象也很普遍,不少副职领导干部在同一岗位、同一职务上一呆就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从„青春期‟干到„更年期‟,思想上产生了惰性,工作上产生了惯性,给部门工作的顺利开展与政府部门形象的有效塑造带来不利的影响。”周湘智说。
而对于庸官懒政不断滋长的原因,周湘智认为主要有三大原因。
“首先是竞争„短缺‟,动力不足。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方式缺乏民主性和科学性,尚未形成竞争择优的管理机制,特别是未能真正做到干部能上能下。”周湘智说,第二个原因是问责“短路”,压力不大。现有制度对于那些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的“隐性失职”行为,尚未实行有效问责制度。
周湘智说,第三个原因在于考评“短腿”,活力不强。庸官之所以能混,懒官之所以能撑,跟目前比较模糊的考核方法不无关系。现行的干部考核往往体现在年终的本人述职上。一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只要不做太出格的事情,往往很容易通过群众和组织的测评和考核。同时,公众对领导干部的任命、升迁乃至考核、评价缺乏实质性的权力,甚至投诉无门,使那些没有“硬伤”的干部没有压力、没有敬畏之心、没有危机感。
在仔细对一些地方的治庸样本进行了考察之后,周湘智认为,湖南省平江县的作法较有代表性。
据介绍,平江县在全县40个县直单位实施了名为“差额竞职”的系列改革措施,其具体做法包括:班子副职全员参与竞职考验。平江县在此次改革中,要求全县所有县直单位的副职必须参与此次公开竞职,接受考验；民主集中严格筛选差额“挑战者”,对参与差额竞职的非班子成员设定了较为宽松的条件,为保证参与正式竞职人员的高质量与代表性,该县采取了“一初审二考察三测评四公示”的筛选办法；公开竞职演讲,平等接受挑选。由组织部门组织召开单
位全体干部职工大会,全体现任副职与1名差额竞职人选进行施政演讲,公开陈述其德才表现、工作业绩、对岗位的认识以及今后的工作打算等。
据了解,通过改革,平江县先后有8名不合格副职领导干部被淘汰,5名优秀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尤其是规定各级干部只有考评达到“优等”等次才能具备被推荐提拔的资格,做到“平者让、劣者下、能者上”,使庸官失去生存的土壤和市场。
“干部考核直接与提拔挂钩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指向性很强。官员提拔与干部考核直接关涉到每个官员的切身利益,通过建立„要么干得好,要么交枪‟的明确„买单制‟,能有力地提高庸官懒政行为在官员提拔与干部考核的权重,增加失职行为的风险,成为撬动官员加强工作主动性、示范性与创造性,促进模范履职的„阿基米德支点‟。”周湘智说。
周湘智还认为,可以考虑运用体制外的互联网络举报以及体制内的与官员考核相结合。“通过互联网,广大官员被置于人民群众监督的汪洋大海之中,强大的外部压力迫使他们不断地努力改进工作、改进作风、为民履职”。
马怀德则认为,庸官懒政的治理要依靠制度体系的建设:在行政程序方面,有些法律明确规定要集中处罚权和行政许可权,要“一站式服务”、“一个窗口对外”、“一次性告知”,用这些制度保证公务人员不至于推诿、拖延,保障相关人的利益；在问责制度上,现在国家也提出了凡是决策失误、工作失职造成重大财产损失等情形的,都要被问责。被问责的方式除了公开道歉以外,还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被免职等方式。在奖励制度方面,要和政绩考核、评价体系联系在一起,如果积极履行职责,从政绩考核的角度来讲就应该是被肯定的,应该与晋升提拔挂钩。
“只有通过这样全面的制度体系的构建,才能促使公务人员积极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这其中虽然还涉及公务人员的素质、精神等因素,但主要还是要靠制度来抓。”马怀德说。(
第三篇：中国多地整治庸官懒政部分官员“隐性失职”严重
中国多地整治庸官懒政 部分官员“隐性失职”严重
据《法制日报》4月18日报道，继贪官之后,庸官、懒官、散漫官,近日来成为众矢之的,全国各地相继出台办法剑指庸官懒政。
“庸官懒政是我国的一个吏治难题。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大治懒治庸力度,着力解决干部管理不严问题’,全国一些地区进行了有意义地探索。有些举措对治理干部队伍中的庸懒现象产生了较好效果,但其治理的对象主要是一般干部,解决的问题也主要集中于‘显性问题’,对领导干部中的‘隐性失职’问题鲜有触及。”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党建研究室主任周湘智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制度建设解决“庸”“懒”好处多
“被诫勉谈话或受到通报批评的,当年不得参加评优评先,一年内不得提拔使用。”近日,《武汉市开展“责任风暴”、“治庸计划”的暂行办法》正式出台。
根据暂行办法的规定,将解决好职能交叉重叠、责任不清、事权分离、多头管理和管理真空的问题。同时,武汉市将优化指标体系设置,分层分类建立考评指标体系,将责任落实到岗到人。
此外,暂行办法还规定,将通过组织集中检查、明察暗访、日常考核、民主评议和群众举报等形式,实现监督检查的经常化和制度化。
上述办法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追捧。为此,武汉当地还开通了“治庸”投诉热线,接受群众电话举报投诉庸官、懒官和散漫官。据报道,这部热线电话自4月11日开通后,3天内就接到了市民的投诉举报600余件次。
除了武汉外,全国多地都对庸官懒政采取了高压态势。
据公开资料显示,从2010年8月开始至当年11月底,山西省连续9次开展“整肃工作纪律、狠刹不良风气”专项检查行动。在此次专项检查行动中,一批“享乐官员”因上班期间“吃喝玩乐”被查处；一批“权力寻租官员”因“吃拿卡要”被追责。据统计,山西省共有421名官员被处分,30名官员被摘“乌纱帽”。
而湖南省此前出台的《关于影响机关效能和损害经济发展环境行为处理办法》,则对需要问责的行为及处理方式,作了十分具体详尽的规定。具体包括,“对企业和群众的投诉、检举等无故不予受理或拖延的,对强买强卖、敲诈勒索、偷盗等行为不制止、不查处或查处不力的„„都应当处理”。
“上述规定或办法受到好评,说明了社会各界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积极履行职责有一个期盼,对庸官懒政和不作为的行为也有一定的抱怨,一旦政府部门动真格地拿出一定的办法来治理这个问题,来促使各级政府机关积极履行职责,严格依法行政,群众当然是欢迎的,也是期待的。”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对《法制日报》记者说。
马怀德进一步分析说,通过制度建设来解决庸官懒政现象的好处就在于,“面对群众的一些要求或是社会责任,行政机关有时会发生一些不作为,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群众权益受
到侵害,也会影响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如何能够保证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维护公共利益,是长期以来行政管理要面临和解决的一个问题。但是,以前通常的做法是发生了不作为行为后,群众可以申请附议,提起诉讼,这种事后监督成本比较高,往往也很难举证,很难打赢这种官司。而事先监督检查的权力又不在群众手里,而是在政府部门机关内部,所以说政府部门内部通过规章制度形成这样一种监督机制,督促工作人员积极履行职责,这等于是抓到当前行政管理的一个症结、一个病根”。
部分官员“隐性失职”严重
据了解,各地积极整治庸官懒政的背后有着深刻的背景以及所面临的严峻形势。
周湘智告诉《法制日报》记者,近年来,庸官懒政问题逐渐成为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一个突出矛盾。一些领导干部在岗不在状态,“在其位不谋其政”,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尽力,“领导召见不献一计,同级会商不见一词,下属请示不发一令”；一些人“混”字当头,无所用心、无所作为；一些干部办事拖拉、工作推诿、纪律涣散、追求安逸,集中表现为“心懒、嘴懒、手懒、身懒”。
对于上述庸官、懒官,一些群众将其概括为“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疲疲塌塌混日子,年年都是老样子”,并将这些人形容为干部队伍中“占着位子不干事,拿着工资不出力”的“南郭先生”、“山寨领导”。
“特别是一些单位的极少数副职领导干部认为自己‘上有一把手,下有帮手’,‘站着不长,绊倒不响’,存在满于现状、贪图安逸、作风漂浮、得过且过的现象,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保
守主义、生活上的享乐主义、工作上的形式主义。同时,副职领导干部‘一纸文件定终身’的现象也很普遍,不少副职领导干部在同一岗位、同一职务上一呆就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从‘青春期’干到‘更年期’,思想上产生了惰性,工作上产生了惯性,给部门工作的顺利开展与政府部门形象的有效塑造带来不利的影响。”周湘智说。
而对于庸官懒政不断滋长的原因,周湘智认为主要有三大原因。
“首先是竞争‘短缺’,动力不足。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方式缺乏民主性和科学性,尚未形成竞争择优的管理机制,特别是未能真正做到干部能上能下。”周湘智说,第二个原因是问责“短路”,压力不大。现有制度对于那些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的“隐性失职”行为,尚未实行有效问责制度。
周湘智说,第三个原因在于考评“短腿”,活力不强。庸官之所以能混,懒官之所以能撑,跟目前比较模糊的考核方法不无关系。现行的干部考核往往体现在年终的本人述职上。一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只要不做太出格的事情,往往很容易通过群众和组织的测评和考核。同时,公众对领导干部的任命、升迁乃至考核、评价缺乏实质性的权力,甚至投诉无门,使那些没有“硬伤”的干部没有压力、没有敬畏之心、没有危机感。
治理庸官需与干部提拔挂钩
在仔细对一些地方的治庸样本进行了考察之后,周湘智认为,湖南省平江县的作法较有代表性。
据介绍,平江县在全县40个县直单位实施了名为“差额
竞职”的系列改革措施,其具体做法包括:班子副职全员参与竞职考验。平江县在此次改革中,要求全县所有县直单位的副职必须参与此次公开竞职,接受考验；民主集中严格筛选差额“挑战者”,对参与差额竞职的非班子成员设定了较为宽松的条件,为保证参与正式竞职人员的高质量与代表性,该县采取了“一初审二考察三测评四公示”的筛选办法；公开竞职演讲,平等接受挑选。由组织部门组织召开单位全体干部职工大会,全体现任副职与1名差额竞职人选进行施政演讲,公开陈述其德才表现、工作业绩、对岗位的认识以及今后的工作打算等。
据了解,通过改革,平江县先后有8名不合格副职领导干部被淘汰,5名优秀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尤其是规定各级干部只有考评达到“优等”等次才能具备被推荐提拔的资格,做到“平者让、劣者下、能者上”,使庸官失去生存的土壤和市场。
“干部考核直接与提拔挂钩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指向性很强。官员提拔与干部考核直接关涉到每个官员的切身利益,通过建立‘要么干得好,要么交枪’的明确‘买单制’,能有力地提高庸官懒政行为在官员提拔与干部考核的权重,增加失职行为的风险,成为撬动官员加强工作主动性、示范性与创造性,促进模范履职的‘阿基米德支点’。”周湘智说。
周湘智还认为,可以考虑运用体制外的互联网络举报以及体制内的与官员考核相结合。“通过互联网,广大官员被置于人民群众监督的汪洋大海之中,强大的外部压力迫使他们
不断地努力改进工作、改进作风、为民履职”。
马怀德则认为,庸官懒政的治理要依靠制度体系的建设:在行政程序方面,有些法律明确规定要集中处罚权和行政许可权,要“一站式服务”、“一个窗口对外”、“一次性告知”,用这些制度保证公务人员不至于推诿、拖延,保障相关人的利益；在问责制度上,现在国家也提出了凡是决策失误、工作失职造成重大财产损失等情形的,都要被问责。被问责的方式除了公开道歉以外,还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被免职等方式。在奖励制度方面,要和政绩考核、评价体系联系在一起,如果积极履行职责,从政绩考核的角度来讲就应该是被肯定的,应该与晋升提拔挂钩。“只有通过这样全面的制度体系的构建,才能促使公务人员积极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这其中虽然还涉及公务人员的素质、精神等因素,但主要还是要靠制度来抓。”马怀德说。
摘自
2011年4月19日 联合日报
第四篇：中国多地整治庸官懒政部分官员“隐性失职”严重
中国多地整治庸官懒政部分官员“隐性失职”严重 2011-04-18 10:45 来源：东北网
一些领导干部在岗不在状态,“在其位不谋其政”,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尽力。少数副职领导干部在同一岗位同一职务上从“青春期”干到“更年期”,思想上产生了惰性、工作上产生了惯性 竞争“短缺”问责“短路”考评“短腿”滋生庸官懒官 干部考核与提拔挂钩是治理庸官懒政的有效方法
继贪官之后,庸官、懒官、散漫官,近日来成为众矢之的,全国各地相继出台办法剑指庸官懒政。“庸官懒政是我国的一个吏治难题。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大治懒治庸力度,着力解决干部管理不严问题‟,全国一些地区进行了有意义地探索。有些举措对治理干部队伍中的庸懒现象产生了较好效果,但其治理的对象主要是一般干部,解决的问题也主要集中于„显性问题‟,对领导干部中的„隐性失职‟问题鲜有触及。”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党建研究室主任周湘智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制度建设解决“庸”“懒”好处多
“被诫勉谈话或受到通报批评的,当年不得参加评优评先,一年内不得提拔使用。”近日,《武汉市开展“责任风暴”、“治庸计划”的暂行办法》正式出台。
根据暂行办法的规定,将解决好职能交叉重叠、责任不清、事权分离、多头管理和管理真空的问题。同时,武汉市将优化指标体系设置,分层分类建立考评指标体系,将责任落实到岗到人。
此外,暂行办法还规定,将通过组织集中检查、明察暗访、日常考核、民主评议和群众举报等形式,实现监督检查的经常化和制度化。
上述办法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追捧。为此,武汉当地还开通了“治庸”投诉热线,接受群众电话举报投诉庸官、懒官和散漫官。据报道,这部热线电话自4月11日开通后,3天内就接到了市民的投诉举报600余件次。
除了武汉外,全国多地都对庸官懒政采取了高压态势。
据公开资料显示,从2010年8月开始至当年11月底,山西省连续9次开展“整肃工作纪律、狠刹不良风气”专项检查行动。在此次专项检查行动中,一批“享乐官员”因上班期间“吃喝玩乐”被查处；一批“权力寻租官员”因“吃拿卡要”被追责。据统计,山西省共有421名官员被处分,30名官员被摘“乌纱帽”。
而湖南省此前出台的《关于影响机关效能和损害经济发展环境行为处理办法》,则对需要问责的行为及处理方式,作了十分具体详尽的规定。具体包括,“对企业和群众的投诉、检举等无故不予受理或拖延的,对强买强卖、敲诈勒索、偷盗等行为不制止、不查处或查处不力的……都应当处理”。
“上述规定或办法受到好评,说明了社会各界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积极履行职责有一个期盼,对庸官懒政和不作为的行为也有一定的抱怨,一旦政府部门动真格地拿出一定的办法来治理这个问题,来促使各级政府机关积极履行职责,严格依法行政,群众当然是欢迎的,也是期待的。”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对《法制日报》记者说。
马怀德进一步分析说,通过制度建设来解决庸官懒政现象的好处就在于,“面对群众的一些要求或是社会责任,行政机关有时会发生一些不作为,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群众权益受到侵害，也会影响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如何能够保证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维护公共利益,是长期以来行政管理要面临和解决的一个问题。但是,以前通常的做法是发生了不作为行为后,群众可以申请附议,提起诉讼,这种事后监督成本比较高,往往也很难举证,很难打赢这种官司。而事先监督检查的权力又不在群众手里,而是在政府部门机关内部,所以说政府部门内部通过规章制度形成这样一种监督机制,督促工作人员积极履行职责,这等于是抓到当前行政管理的一个症结、一个病根”。...全文>>(来源：东北网)28条相同新闻>> 部分官员“隐性失职”严重
据了解,各地积极整治庸官懒政的背后有着深刻的背景以及所面临的严峻形势。
周湘智告诉《法制日报》记者,近年来,庸官懒政问题逐渐成为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一个突出矛盾。一些领导干部在岗不在状态,“在其位不谋其政”,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尽力,“领导召见不献一计,同级会商不见一词,下属请示不发一令”；一些人“混”字当头,无所用心、无所作为；一些干部办事拖拉、工作推诿、纪律涣散、追求安逸,集中表现为“心懒、嘴懒、手懒、身懒”。
对于上述庸官、懒官,一些群众将其概括为“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疲疲塌塌混日子,年年都是老样子”,并将这些人形容为干部队伍中“占着位子不干事,拿着工资不出力”的“南郭先生”、“山寨领导”。
“特别是一些单位的极少数副职领导干部认为自己‘上有一把手,下有帮手’,‘站着不长,绊倒不响’,存在满于现状、贪图安逸、作风漂浮、得过且过的现象,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保守主义、生活上的享乐主义、工作上的形式主义。同时,副职领导干部‘一纸文件定终身’的现象也很普遍,不少副职领导干部在同一岗位、同一职务上一呆就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从‘青春期’干到‘更年期’,思想上产生了惰性,工作上产生了惯性,给部门工作的顺利开展与政府部门形象的有效塑造带来不利的影响。”周湘智说。
而对于庸官懒政不断滋长的原因,周湘智认为主要有三大原因。
“首先是竞争‘短缺’,动力不足。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方式缺乏民主性和科学性,尚未形成竞争择优的管理机制,特别是未能真正做到干部能上能下。”周湘智说,第二个原因是问责“短路”,压力不大。现有制度对于那些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的“隐性失职”行为,尚未实行有效问责制度。
周湘智说,第三个原因在于考评“短腿”,活力不强。庸官之所以能混,懒官之所以能撑,跟目前比较模糊的考核方法不无关系。现行的干部考核往往体现在年终的本人述职上。一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只要不做太出格的事情,往往很容易通过群众和组织的测评和考核。同时,公众对领导干部的任命、升迁乃至考核、评价缺乏实质性的权力,甚至投诉无门,使那些没有“硬伤”的干部没有压力、没有敬畏之心、没有危机感。
治理庸官需与干部提拔挂钩
在仔细对一些地方的治庸样本进行了考察之后,周湘智认为,湖南省平江县的作法较有代表性。
据介绍,平江县在全县40个县直单位实施了名为“差额竞职”的系列改革措施,其具体做法包括:班子副职全员参与竞职考验。平江县在此次改革中,要求全县所有县直单位的副职必须参与此次公开竞职,接受考验；民主集中严格筛选差额“挑战者”,对参与差额竞职的非班子成员设定了较为宽松的条件,为保证参与正式竞职人员的高质量与代表性,该县采取了“一初审二考察三测评四公示”的筛选办法；公开竞职演讲,平等接受挑选。由组织部门组织召开单位全体干部职工大会,全体现任副职与1名差额竞职人选进行施政演讲,公开陈述其德才表现、工作业绩、对岗位的认识以及今后的工作打算等。
据了解,通过改革,平江县先后有8名不合格副职领导干部被淘汰,5名优秀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尤其是规定各级干部只有考评达到“优等”等次才能具备被推荐提拔的资格,做到“平者让、劣者下、能者上”,使庸官失去生存的土壤和市场。
“干部考核直接与提拔挂钩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指向性很强。官员提拔与干部考核直接关涉到每个官员的切身利益,通过建立‘要么干得好,要么交枪’的明确‘买单制’,能有力地提高庸官懒政行为在官员提拔与干部考核的权重,增加失职行为的风险,成为撬动官员加强工作主动性、示范性与创造性,促进模范履职的‘阿基米德支点’。”周湘智说。
周湘智还认为,可以考虑运用体制外的互联网络举报以及体制内的与官员考核相结合。“通过互联网,广大官员被置于人民群众监督的汪洋大海之中,强大的外部压力迫使他们不断地努力改进工作、改进作风、为民履职”。
马怀德则认为,庸官懒政的治理要依靠制度体系的建设:在行政程序方面,有些法律明确规定要集中处罚权和行政许可权,要“一站式服务”、“一个窗口对外”、“一次性告知”,用这些制度保证公务人员不至于推诿、拖延,保障相关人的利益；在问责制度上,现在国家也提出了凡是决策失误、工作失职造成重大财产损失等情形的,都要被问责。被问责的方式除了公开道歉以外,还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被免职等方式。在奖励制度方面,要和政绩考核、评价体系联系在一起,如果积极履行职责,从政绩考核的角度来讲就应该是被肯定的,应该与晋升提拔挂钩。
“只有通过这样全面的制度体系的构建,才能促使公务人员积极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这其中虽然还涉及公务人员的素质、精神等因素,但主要还是要靠制度来抓。”马怀德说。（记者杜晓 实习生谷艳
第五篇：深化改革需严惩庸政懒政
冰点时评
深化改革需严惩庸政懒政
冯创志 《 中国青年报 》（2015年04月15日 02 版）
日前，李克强总理在长春主持召开东北三省经济形势座谈会时强调：“对于忽视民生、为官不为的‘庸政’、‘懒政’，要‘动刀子’、‘出重拳’、公开曝光，坚决追责！”（人民网4月14日）。
这是总理今年在公开场合笫三次痛批庸政、懒政：在3月5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他曾两度提及“为官不为”并指出，有的为官不为，在其位不谋其政，该办的事不办。讲到切实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时，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对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中国网3月16日）。
在今年2月召开的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总理也曾指出，对不敢抓、不敢管，尸位素餐、碌碌无为的干部，坚决采取组织措施，为官不为的典型要公开曝光。而在去年10月的国务院会议上，总理也谈到，不作为的“懒政”也是腐败。总理如此接二连三地剑指懒政怠政，令人深思。
庸政懒政现象，也是反腐败不全面、不彻底的体现，会阻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正如总理所言，“懒政导致中央的好政策梗阻在出台实施的‘最先一公里’和落地生根的‘最后一公里’，严重影响了改革效率，降低了政府公信力”。廉政与勤政是良好官德的有机两面，反对为官胡为和为官乱为，又力避为官不为和怠政懒为，才是对“从严治吏”的完整解读。
然而，在基层，一些人对“懒政”恨不起来，懒政似有蔓延趋势。一些基层官员认为，在出台的党风廉政条例中，懒政很难界定；在推进改革全面问责的今1 天，似乎干得多更容易得罪人；更有一些官员认为，时下吃喝没门，收礼也关上了门，不如清清闲闲混日子。
那些“不作为”的“好好先生”，看似不争权、不争利，其实是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一种摆设，浪费国家资源，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完全背道而驰，它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不可低估。与显性的不作为、乱作为相比，行政执法部门的“依法不作为”更具隐蔽性，这一乱象源于一些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服务观念淡薄、责任意识缺失、工作作风漂浮，而管理不力、缺乏监督是这种现象屡屡出现的重要原因。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等六大方面部署改革的核心任务，包括60项具体改革任务，如今已全面进入改革攻坚期和深水区。在这场关乎国家发展命运的改革攻坚战中，各级官员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中坚力量，要在凝聚共识、破解难题、担当落实三方面做好表率。深化改革中可贵的是实干，离开了实干，就谈不上为人民服务，谈不上真正的改革。每项改革，细到调研、听取公众的意见，召开有关会议进行商讨，再到出台有关举措，进入具体实施阶段，哪一项都离不开扎实的工作作风。近年来，一些地方在调整产业结构、行政结构改革和社会改革等方面取得成功，也都因为有一大批官员扑下身子用心调研和悉心处理方方面面的矛盾，出力出汗出智慧。
深化改革形势的紧迫、任务的艰巨、工作的繁重，需要官员们怀抱巨大的政治勇气，敢于攻坚克难，在探索中深化改革，在改革中归纳总结，在经验中不断突破。因此，讲改革，需要强调实干精神。假若懒字当头，调研推给他人，见着矛盾绕道走，遇到问题就推托，甚至会埋下引发社会矛盾的隐患。时下一些地方一些行业之所以矛盾尖锐，与迟迟不深化改革并遮掩矛盾息息相关。公开披露的信息显示，全国已有数千名“不作为”干部被处理。地方政府对于官员的政绩考核，从导向到指标均出现了可喜变化。抵制不作为的懒政和庸政，需要官员们形成敢作为的改革精神。如今，改革的方向早已指明，正是各级官员大显身手的时候。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