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下不良贷款的宏观外因测度及调控政策取向探究

第一篇：经济新常态下不良贷款的宏观外因测度及调控政策取向探究

经济新常态下不良贷款的宏观外因测度及调控政策取

向探究

【摘 要】近年来，不良贷款问题已经成为我国银行业的重点关注问题。基于学界研究的成果与实践，本文探究了经济新常态下不良贷款宏观外因测度及调控政策取向。具体可分为：首先分析不良贷款的现状及学界研究现状；其次通过近年来的不良贷款率与可疑贷款率等相关数据直观地分析产生不良贷款的原因。最后从“目标设定须全面，适应经济新常态”、“提高金融监管，降低风险”、“强化贷款审批制度，改善相关法规”、“推进经济快速转型”这四个方面进行探究调控取向，从而在经济常态下降低不良贷款。

【?P键词】 新经济常态 不良贷款 宏观外因 政策调控

一、前言

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受到了学界的重点关注。然而，经济迅速发展的背后是实体部门的繁重的债务。而今，我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经济发展速度变缓。在经济新体制和经济转轨的过渡期，银行的不良贷款数量日益增多，成为了学界与商界的忧虑难题。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于去年发布相关消息，在实践剥离不良贷款之前我国有超过数万亿的不良贷款。且我国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形势是呈高不低。有学者曾言：拉开银行危机的序幕是实体企业的负债累累。

目前学界对不良贷款研究成果争议不断，如马振国认为：“经济体制、不利的宏观经济条件以及监管体制不健全是不良贷款产生的重要原因。”[1]何维达发现银行风险的增多是因为受到了具有扩张性货币的刺激。又有黄立新与郑建的“同步性”研究等。另一方面，是银行业自我经营管理制度不完善等。由此，经济新常态下不良贷款的宏观外因测度及调控政策取向是值得我们探究的。

二、宏观外因测度，不良贷款因素

据中国银监会官网所发布不良贷款率的相关数据（2013年至2015年三个季度）显示：2013年四个季度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0.96%、0.96%、0.97%、1.0%；次级贷款率为0.41%、0.42%、0.41%、0.43%；可疑贷款率一季度为0.44%；损失贷款率前两季度为0.12%，三、四季度分别为：0.13%、0.14%。2014年四个季度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04%、1.08%、1.16%、1.25%；次级贷款率分别为为0.46%、0.51%、0.55%、0.69%；可疑贷款率为：0.45%、0.43%、0.46%、0.50%；损失贷款率分别为：0.14%、0.13%、0.15%、0.15%；2015年三个季度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39%、1.50%、1.59%；次级贷款率为：0.68%、0.73%、0.75%、可以贷款率为：0.56%、0.60%、0.65%；损失贷款率为：0.16%、0.17%、0.19%。[2]观察2013到2015的数据可知，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从2013年的0.96%上升至2015年的1.59%。次级贷款率也是保持持续上升的趋势。损失贷款率虽然有左右波动，但大致呈上升的趋势。

国家产生银行不良贷款的因素都是极其复杂的，除了宏观因素之外还有微观因素。宏观因素主要有贷款的相关法规不够完善、我国特殊的经济体制、商业银行不能快速适应经济的新常态与金融监管不够完善等。而微观因素主要是银行的贷款审批制度不够完善与为了当下利益而盲目制定目标发放贷款等。如今，于经济新常态下面对不良贷款巨大压力，正确地调控经济政策取向是非常重要的。

三、调控政策取向，降低不良贷款

政策取向在是否能解决不良贷款问题的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银行业不良贷款产生的宏观原因并不单一，微观因素繁多。降低不良贷款应该在当前经济新常态下进行。针对产生不良贷款现象的宏观因素与微观原因，结合学界成果与客观实践分析研究出以下关于调控政策取向的方案。

（一）目标设定须全面，适应经济新常态

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常态阶段，标志着我国经济辞别了迅速发展的阶段。经济发展的轨迹转变，提示着银行业及相关企业必须制定全面发展的目标，一方面，目标不能过短，不能只为眼前可观的经济利益而不注重长期的目标；另一方面，制定的目标更不能过大过长，如银行为了利润盲目扩大贷款规模，企业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能力来制定目标。总言之，制定目标时必须要适应经济新常态。

（二）提高金融监管，降低风险

对金融宏观要做到强化治理和监管，指向经济新常态下的实体经济。要严格规范与清算银行业表外的相关业务。加强对货币总阀门的管理，使其调控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不仅满足经济持续增长的需求，还控制生产超出流动性。只有把资源配置于主业关键领域，如审查信贷的安全、管理信贷的风险与开发优质客户等，才能保证银行信贷资产的质量。

（三）强化贷款审批制度，改善相关法规

金融风险具有系统性，因此，商业银行在实行贷款审核发放环节中，应该更对申请贷款的企业进行走访与调查，若情况属实则发放贷款，反之则不能。要强化贷款审批制度。当前，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金融监制和制定了相关的法规，但在实践的过程中不够细致与严格；要做到防范和处理不良贷款最有效率的是制定一套科学、严禁、高效且高质量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法律法规。[4]使发放贷款方与申请贷款方都有法可依。

（四）推进经济快速转型

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经济迅速发展模式会被打破。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会转型。当然，新动力将会支持经济新的发展模式。创新战略落实、对研发进行加大投资、强调技术创新的重要性与国际先进的生产技术代替传统产业技术等，来推动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转型。

结 语

我国商业银行信贷款风险的产物是不良贷款，不良贷款又引发了一系列经济难题。文中对经济新常态下不良贷款的现状进行分析研究，挖掘出不良贷款的宏观因素，而且为调控政策取向提出了具体实施的方案，对减少我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问题和金融稳定问题具有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谢海东，郝奕博.经济新常态下不良贷款的宏观外因测度及调控政策取向[J]，经济问题，2017，04（07）：58.[2] 常振萍，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的成因分析[J]，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10（32）：96.金融实务，2016.

第二篇：经济新常态下的新改革

经济新常态下的新改革

作者： 邓聿文 | 发表时间：2015.03.16 刊发于总2101期《中国经营报》[评论]版

2015年是一个具有标签意义的年份。它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一年，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还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和结构调整的紧要之年。这诸多“之年”碰到一块，说明了2015年的不同寻常，其实正是新常态的表现。那么，在新常态下，当几千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聚集北京，召开两会，共商国是，部署一年发展，人们能够从政府工作报告和代表委员的建言献策中读出什么新变化？

经济仍是重中之重

经济是中国两会的主题。对于2015年的中国经济，政府工作报告是这样表述的：经济下行压力还在加大，发展中深层次矛盾凸显，今年面临的困难可能比去年还要大。去年经济增长7.4%，首次低于年初预定目标。今年这一目标定为7%，足以说明政府对经济的困难有充分预估，两会前央行的再次降息也显示了这点。

经济新常态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告别高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但对于中国经济能否保证中高速增长的问题，学界其实并不乐观，很多人忧虑经济的问题不是强身而是保命，有可能较长时间锁定在中低速增长的路径中。一些学者最近发文表示，中国去年较为平稳乐观的经济数据存在两个“看不懂”：平减指数与CPI、PPI的关系出现了显著背离，发电、运力和货币这三个与经济增长相关性最强的指标与实际经济增速背离。如果按照消费与工业物价走势，以及电力、运输和货币所表现出的经济运行态势，去年的实际经济增长水平可能已经“破5”，现价增长率更可能在去年四季度已经进入负值。假如这种看法是真实的，7%的经济增长目标其实不低，不经过努力很难达到。

当然，既是新常态，经济发展的方式也要跟着改变。即使是保增长，也不能像过去一样只是大上项目，尤其是上一些污染严重的项目；必须在保增长的同时，推进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为此，需要进行程度更深、领域更广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更多激发市场活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进行力度更大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遏制国企大扩张；围绕实体经济进行深层次的金融体制改革，消除引爆地方债务危机的燃点；扎实进行投资体制改革，提高投资效率；下决心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遏制收入分配不合理现象蔓延；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来克服经济下行压力。这也就是政府工作报告所说的，要着眼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双目标”，坚持稳政策稳预期和促改革调结构“双结合”，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推动发展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实现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2015年，中国经济必须保增长和促改革同步推进，才能真正体现新常态之特质。

改革须向纵深挺进

改革是推动发展的制胜法宝。在中国发展进入新常态，正处在爬坡过坎的关口，体制机制弊端和结构性矛盾是“拦路虎”，不深化改革，就难以实现平稳健康发展。对此，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去年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以释放市场活力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啃了不少硬骨头，今年仍必须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全面深化改革，统筹兼顾，真抓实干，在牵动全局的改革上取得新突破，增强发展新动能。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总量虽然已经位居全球第二，人民的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但也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和问题，有些矛盾和问题并未因国力增强而有所改善乃被克服，相反，进一步恶化，如贫富分化加剧；资源环境被严重破坏；经济结构失衡，转型升级缓慢；社会结构的固化与碎片化；主流意识形态缺乏解释力；腐败的弥漫性蔓延，政府信用恶化；权力失控，法制松弛，滥用专政工具等等。上述矛盾和问题在经济高增长时期，可以因蛋糕做大，收入增长而被暂时遮蔽或不显突出，但在金融危机后的近二三年，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剧烈，债务问题凸显，影响财政、就业和公共服务，留给政府解决问题的时间不多，若它们迟迟得不到缓解，中国将极可能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鉴于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加上人口庞大，如果走不出这个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堪忧，用执政党的话说，很可能“亡党亡国”。而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依靠进一步深化改革。

去年实施的重点改革，包括简政放权，财税、预算、税收制度改革、利率市场化、民营银行试点，能源、交通、环保、通信等领域的价格改革，以及科技资金管理、考试招生、户籍改革、公务员车改、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并轨等，应该说，取得的成效还是不错的。像公务员车改，十几年来屡次试点，但总是在原地踏步；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也是多年来无法突破，这两项改革均被认为涉及既得利益，但去年在中央力推下，都有了进展。

2015年的改革，根据政府工作报告安排，将继续把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作为重头戏，在投融资体制、价格、财税、金融、国企、户籍、土地等改革方面取得实效，让人民从改革中受益。

中国改革的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此，新常态下的改革，必须围绕治理现代化来进行，只有这样，才是中国需要的“新”改革。为此，在实施上述改革的同时，还需要推进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改革。因为从中国的情况看，越往后，经济改革受政治的羁绊越大。事实上，一些经济改革举措从形式而言属于经济改革，但就其所起作用及内容而言，却是政治改革之一种，如预算改革。故而，经济改革最终要成功，必然触及政治和社会改革。

经济改革的内容主要是针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治改革的重点是要建立一种适应中国国情的分权和制衡机制；社会改革的目标则是建立社会自治，推进社会民主，解决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问题，三者合力，形成一种广泛的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法治开局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今后十年部署的任务，而2015年则是开局之年，这个“局”开得好不好，代表委员的履职情况如何，两会是一个检验。

两高报告不用说，政府工作报告也多处涉及到依法治国。即使是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看起来和依法治国关系不大，但其实大有关系。国家的规划和预算安排能不能按照法定程序，依法进行，直接关乎依法治国的质量。

在中国的政治设计中，人大是立法机关，法院和检察院是司法机关。立法的质量如何，能否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司法公正，是衡量真假依法治国的试金石。今年的人代会有一项重要议程，审议《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作为“管法的法”，《立法法》在颁行的15年里，影响了国家的立法宗旨、程序乃至效果。单单根据《立法法》中“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这一条，就废除了严重损害公民权利的收容遣送制度、劳动教养制度。

这次《立法法》修改的内容超过三分之一，二审草案进一步明确了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权限，将原来只对40多个城市的立法权扩大到全部280多个地级市，并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立法权事项作了进一步细化。根据税收法定原则，《立法法》修正草案也将明确税种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只能由法律规定。此外，引人关注的还有，无法律依据，地方规章不得减损公民权利之规定。近年来，许多地方政府在城市治理上，动辄用限号、限行、限购等方式，来限制公民合法权益，引起社会很大意见，如果这条通过，将对地方政府的权力是一大限制。

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方面。两会前，最高法院出台了司法改革65条，提出要设立巡回法庭、跨行政区划法院、知识产权法院；禁止让刑事在押被告人或上诉人穿着识别服、马甲、囚服等具有监管机构标识的服装出庭受审，强化人权保障；推动省级以下法院人员统一管理改革；建立院、庭长在监督活动中形成的全部文书入卷存档制度等措施，这些改革有的正在落实，它们着眼于提高法院特别是审判的独立性，有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

中国的依法治国是一个长过程，在2月召开的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学习班上，中央提出了抓“关键少数”的提法。“关键少数”一般指的是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党政一把手，因为他们掌控着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其法治意识如何，能否做到依法行政，带头遵守法律，成为治国理政的法治“模范”，对依法治国，带动全社会落实法治，形成运用法治监督领导干部用权的新常态，非常关键。然而，这“关键少数”能不能包括非官员代表委员，大体说来，这上千名的非官员代表委员是社会精英，他们拥有的权力和资源比起社会中的多数群体来，多得多，如果他们能够利用其影响力，真正行使法律赋予代表委员的职责，中国的法治状况将也比现在要好得多。

反腐任重道远

腐败不停，打虎不已，反腐是新一届班子施政最突出的特征，也是执政党最得民心的举措。3月2日，军方一次性打包公布了十多名副军级以上高级将领的腐败情况。紧接着，3月4日，河北省委秘书长景春华落马，这显示中纪委并不因为两会举行而推迟打虎进度。

对反腐，政府工作报告是这样指出的：少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乱作为，一些腐败问题触目惊心，有的为官不为，在其位不谋其政，该办的事不办；腐败现象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权力寻租，要以权力瘦身为廉政强身，紧紧扎住制度围栏，坚决打掉寻租空间，努力铲除腐败土壤，始终保持反腐高压态势，对腐败分子零容忍、严查处。对腐败行为，无论出现在领导机关，还是发生在群众身边，都必须严加惩治。

十八大后的中国反腐，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为第五代领导人赢得了巨大声誉，但从目前来看，腐败状况还非常严峻，反腐要深入面临着阻力。一是尚有很多领域的腐败黑幕没有揭开或者刚刚揭开一点，例如，前不久中央巡视组对第一批央企巡视意见的反馈让外界看到，央企的腐败不亚于官场。包括央企在内，中国的国企有上万家，加上金融机构，这一大块的腐败还只是撕开一个小角。除此外，学校、科研机构、文化领域的腐败尚未触及。可见，反腐任务还非常繁重。二是反腐从治标到治本的过渡，能否建立一套与法治相衔接的预防腐败体系。针对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积累起来的巨大腐败存量，开展疾风暴雨式的反腐是必要的，至少在未来几年里，这种反腐方式还不能退出，但客观而言，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需要在大规模反腐后，适时推进制度反腐。这当然不是说，目前的反腐没有进行制度建设，最大的制度改变，就是加强了中纪委对反腐的主导和统领。

反腐的制度建设包括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广义的制度建设是针对一切公权力和政府行为的，包括公民参与、信息公开、预算民主、简政放权等，就此而言，它已经超越了反腐范畴，但对遏制腐败有预防作用；狭义的制度建设是针对腐败行为和反腐机构的，它包括重组反腐机构，加强中纪委对反腐的主导地位和相对党委的独立性，强化办案过程的公开和透明，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及利益回避机制等。

当前在这两方面都有一定进展。去年新修了预算法，规定政府所有收入都要纳入全口径预算，加大了对政府的预算约束。刑法修订也加大了对贪污贿赂的惩处力度，还建立了国际追逃网络，加强反腐的国际合作。另外，进一步规范了对裸官的管理，官员财产申报也强化了抽检环节。中央深改组会议最近还通过了上海试点规范领导干部亲属经商办企业，以遏制涉及官员亲属的裙带腐败行为。

执政党的强力反腐是从严治党的关键一着。从一开始，这轮反腐就有着明确思路，即先治标后治本，通过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以惩戒、教育、预防的“三位一体”，使官员不敢腐、不想腐、不能腐。尽管如此，同腐败官员的较量还任重道远，要使反腐不出现反复，在加强执政党内部反腐力度和制度革新的同时，需要开放外部对权力和腐败的监督，调动公民反腐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用外部多元主义去遏制政府权力腐败。

环境问题格外被关注

环境污染是民生之患、民心之痛，在近年的两会上，环境问题愈来愈受到代表委员的重视。

对于环境问题，要说政府不重视那是假的，五大建设中就有一个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治国方略的组成部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用了四段集中进行阐述，表示要打好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攻坚战，铁腕治理环境污染，对偷排偷放者出重拳，让其付出沉重的代价；对姑息纵容者严问责，使其受到应有的处罚。生态环保贵在行动、成在坚持，一定要实现蓝天常在、绿水长流、永续发展。

然而，环境污染和破坏并未因为政府的重视而有很大改善，相反，一些方面程度还在加重，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国进入重化工业发展阶段，该阶段客观上会对环境产生严重影响，所谓先污染后治理，这可能是人类工业化的一个发展规律，至少在当下人类尚没有找出一条没有污染的发展之路，不承认这点不行。二是保护环境的法规没有得到认真执行和落实。中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普遍存在，但在环保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尽管环保部门由以前的副部级升格为部级，成为内阁的一个机构，可在各政府部门中，一向是个弱势部门。当然，环保立法自身漏洞也很多，例如，环境保护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严重滞后于今天的现实。所以如此，乃在于长期以来以GDP为政绩的考核体系，以及地区之间的竞争，追求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是地方政府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地区之间的竞争又加剧了这一倾向。

不论富贵与贫困，环境问题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在经历过多次大面积的雾霾后，全民的环境意识和权益被激活，环境开始成为一个公共话题与政治问题，这些年因环境破坏引起的群体事件已越来越多，政府也真正意识到不解决环境不行。所以在去年，重新出台了被称为最严厉的环保法，强化了政府责任，明确环境保护工作的考核评价制度，环境保护工作做得好不好，是对政府及其有关负责人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完善了环境保护的管理制度，重在源头管理和过程管理；集中解决环保中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环保部门可以对污染企业实行日罚。值得一提的是，新的环保法还规定了环境信息的公开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参与制度和诉讼制度，允许环保组织对企业进行公益诉讼，这是一个重大突破，它将开启公民环境参与之门。

政府工作报告除表示打好节能减排攻坚战外，还提出要采取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行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把节能环保产业打造成新兴的支柱产业；推进重大生态工程建设，拓展重点生态功能区，办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等措施。

从其他国家的环境治理经验来看，要改善环境，一方面是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改变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决策模式和管理方式，做到决策透明化和阳光化；另一方面是严格环境立法，启动公民环境参与，形成环境参与的强大公民行动。如此才能还公众一个美丽家园。

让权力不再任性

中国的事情能否办好，关键在执政党和政府。事实上，对一个垄断社会关键权力和资源的政府来说，无论是经济发展，深化改革，依法治国，反腐败以及社会治理，都和它有关。而某些政府部门的问题，则是有权太任性。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用了一定篇幅，从四个方面谈了如何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即要坚持依宪施政，依法行政，把政府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坚持创新管理，强化服务，着力提高政府效能；坚持依法用权，倡俭治奢，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坚持主动作为，狠抓落实，切实做到勤政为民，把中国政府建设成一个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增强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句话，成为一个现代政府。这就如政府工作报告所说，政府要“大道至简，有权勿任性”；换言之，政府不应将简单的事情弄得太复杂，太复杂了，权力就会任性，但这需要为权力划定清晰边界，精简政府职能。

尽管技术的发展为政府管理经济和社会提供了高效手段，但是，中国政府本质上还不是一个现代政府。因为现代政府的一个本质特征是权由法定，依法行政、依法用权，没有对权力的高度自觉，权大于法，权力在使用过程中就会任性，怎么方便怎么来，怎么有利怎么来，从而，公民的各项权利势必会遭到权力及其使用者的侵犯。

要使政府成为一个廉洁高效具有公信力的良善政府，就须按照治理现代化要求对政府予以改造，首先对政府应限权，把政府打造成一个有限政府。政府并非管得越多越好，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作为，政府的效率是建立在只管该管的事情基础上，而非眉毛胡子一把抓，大事小事全揽在手，事情管得多，就需要相应的权力去支撑，否则，有责无权，事情不可能做好。而赋予政府过多过大权力，又必然会带来腐败后果。正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的，腐败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权力寻租。

目前，对政府限权，除了用法律明确规制政府的权力外，另一方面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大力推进简政放权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把该放的放掉，把该管的事务管好。去年中国政府共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47项，其中，关系投资创业创新和就业的有160多项，涉及社会组织、事业单位业务活动有70多项，有力地激发了市场和企业的活力，推动了政府职能转变，促进了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今年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的安排，将再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全部取消针对公民和法人的非行政许可审批，建立规范行政审批的管理制度，简化注册资本登记，制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公布省级政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

中国正处在一个发展并向现代化社会迈进的过程中，所谓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主要是指要减少过去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尚未改变的、对市场或社会过多介入的事项，让市场、社会组织和公民少受政府不必要的管制，能够自主地决定自己的事务和命运。当权力在制度约束下不再任性了，政府自身才能建设好，中国也就不会犯大的颠覆性错误。一切重在落实

政府工作报告也多次提到要狠抓落实。任何雄心勃勃的计划、规划和设计，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团队去执行，就只能停留在纸面上，空中楼阁而已。从这个角度说，强调制度的执行力，是如何都不为过的。

中国的很多事情，不在于没有设想，而在于执行不力，宏图早已画好，但因为各种原因，最后都虎头蛇尾。不只计划是这样，立法、制度、政策、规章甚至领导人的命令也难逃这个宿命。所以，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后，中央一再强调，一分规划，九分落实，担心的就是这么好的东西落实不了。特别是在当前反腐态势下，一些官员抱着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不积极去落实中央已有部署，对此，两会前召开的中央深改组会议再次提出了“最后一公里”问题，不能让事情阻断在这“最后一公里”上，这说的仍是执行和落实问题。

两会一定程度上是贯彻落实的会议。大的规划都已制定好，方向已经明确，真正要两会出台的政策措施不会很多，两会只要把发展蓝图或者施政纲领，在代表委员讨论和审议其可行性后，再分解部署，一件件把它们落实下去。尤其是今年的两会，两个主要的决定在去年都已出台，今年的任务就是贯彻落实。对此，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精神面貌要有新状态。各级政府要切实履行职责，狠抓贯彻落实，创造性开展工作。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对实绩突出的，要大力褒奖；对工作不力的，要约谈诫勉；对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总之，要坚持主动作为，狠抓落实。这是基于过去历次的教训。

无论是全面深化改革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规划作出后，如何落实就成为攸关成败的大问题。改革和法治是鸟之两翼和车之两轮，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来说，前者是动力，后者是保障，如果不能将两个决定的规划和部署一条条贯彻落实，就不可能完成改革任务，建设法治国家，当然也就无法实现中国梦了。事实上，党和政府的战斗力就体现在执行党和国家的法律制度、保证国家的战略部署能够得到落实上。

要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中央已有部署和决策，就不能大而化之，而应制定一个实施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内中有阶段性的目标和任务，有对应的部门，有监督者，越细致越好，从这点来说，两会前出台的公安改革100条和司法改革65条，值得赞赏，因为它把要改革的任务和达到的目标都一项项列出来，并承诺完成时间，建立问责机制，这样才能倒逼政府主动作为，不得偷懒。

第三篇：浅议经济新常态下银行信贷队伍建设1101

浅议经济新常态下银行信贷队伍建设

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在战术上要高度重视和防范各种风险，早作谋划，未雨绸缪，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影响。

经济决定金融，金融服务于经济,从经济的新常态到金融的新常态，必将给包括银行在内的各微观主体带来深远的影响。在这样的大背景环境下，信贷业务作为银行的核心业务，更应顺势而变，作出调整，而信贷业务的健康发展，与信贷队伍的建设密切相关。经济新常态下，全面加强银行信贷队伍建设，应增加信贷队伍力量，加强信贷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教育，提高信贷从业人员专业素养和职业胜任力，通过剖析案例分析吸取经验教训，并且优化考核竞争机制，努力形成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一、增加信贷队伍力量。目前洪都大道支行存在着信贷人员数量不足的现象，为激活信贷队伍潜能，需要充实信贷队伍人员，储备培养年轻的信贷员，将一批精通业务、熟悉客户市场的高素质优秀员工充实到营销队伍中，打造一支充满朝气和活力的信贷队伍。准入关要抓严，强调“文化素质+思想品德+业务知识+综合能力”的考察模式，既要考核文化素质,又要考核受聘人员的思想品德；既要考核岗位职责的内涵及外延，又要考核综合技能与工作思路，引导新聘任人员快速提高适岗能力,以提升信贷队伍的综合素质。建立后备体系培养年轻信贷员梯队，通过调整培养，逐步达到信贷人员培养锻炼一批、岗位专业一批、交流储备一批的格局。

二、加强信贷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教育。一是未雨绸缪，重视职业道德教育工作，将正向激励和职业道德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切实做好信贷从业人员系统性、长期性的职业道德教育工作。二是加强反腐倡廉教育，提高员工廉洁自律的自觉性，努力形成“讲廉洁、拒腐蚀、守法纪、比贡献”的风气。三是加强信贷从业人员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政治素养，保持政治上的清醒，确立观察、分析和处理问题的正确立场、观点和方法，以指导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严防违规行为，一旦发现，一律从严处理。

三、提高信贷从业人员专业素养。一是提高信贷从业人员对经济新常态下银行信贷风险的认识。在经济新常态下，信贷投放即等于收益或利润的局面已一去不返了，更不是资产规模越大越能占领竞争的制高点。近年来，银行不良贷款及不良率剧增，面对巨大的发展和生存压力，我们要克服信贷投放的冲动和盲目，做好风险与收益的平衡，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原则与方向，有效管理信贷风险，应对经营挑战。二是围绕提高信贷人员开展信用评定的组织协调能力、业务拓展的营销能力、贷款考察的调查分析能力、贷款发放的研究决策能力、贷后检查的风险防控能力，通过采取工作经验交流、业务讲座、案例分析等多种方式，加强对信贷人员的常规培训和以干代训，形成“全方位、循环式”的常态培训机制。

四、剖析案例分析吸取经验教训。对近几年来形成的不良贷款由专人进行分析成因，编成案例汇总成册。广泛收集兄弟行、同业及本行出现的典型风险案例，制作成涵盖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员工违规行为和法律诉讼案件等内容的典型案例培训材料，通过对全行信贷人员以集中培训与分析讨论的方式一起剖析主要风险点，查摆工作中的薄弱环节，有的放矢的开展专项整改工作。

五、优化考核竞争机制。结合不同信贷产品的利润空间、工作量以及风险水平等，综合制定相应的绩效考核办法，对客户经理的业绩进行综合考核，将个人收入与工作业绩挂钩，激发其工作潜能，充分调动和保护信贷营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信贷从业人员的管理上引入末位淘汰机制，让信贷客户经理人人都有危机意识，并能化压力为动力，充分参与竞争，形成良好的内部竞争氛围。

第四篇：经济新常态下如何稳定好就业

经济新常态下如何稳定好就业? 最近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新闻稿上亲笔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这句话前加了“13亿多人口”这六个字，由此可见就业在一个13多亿人口大国总理心中的分量是那么的沉重。事实上也是如此，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住房、交通、个人终端消费以及其它基础设施等低标准的排浪式消费大多处于了尾声阶段，加之国外需求持续低迷影响，经济增速逐步降了下来，在这降的过程中又伴随着地方政府与企业高负债、高房价产品竞争力下降、人口老龄化红利减退、环境不可承受、基尼系数上升、需求疲软、供需对接不匹配使产能过剩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阻碍了发展，较严重地冲击了人们的就业，经济下行互相影响，往往会像多米诺骨牌倒塌那样出现连锁性的塌方，这几年我们也深切感受到实体经济的生意越来越难做，竞争异常激烈、投资、盈利空间不断收窄，到处可见沿街的商铺、饭馆、菜场、加工作坊、超市甚至中小医院门可雀罗、“产能过剩”而惨淡经营，甚至是关门倒闭。就业是中国最大的民生，也关系到了社会的稳定，我们面临的一系列难题必须用大刀阔斧的改革去破解，绕是绕不过去的，发展是硬道理，所有的问题也只有在今后一定增速的、高质量的继续发展中去解决，不发展、不创造新的财富也就理不清旧的头绪、还不了旧债。如何最大程度地减少经济减速对老百姓就业的影响，充分挖掘有效投资和需求空间，让经济变轨不过分失速，是我们大家共同研究、探讨的紧要课题，笔者在此提出个人观点供大家参考：

一、抵御经济下行促消费是最关键的手段：消费支撑了生产也解决了就业，而消费中那些良性的大消费比如大众化的住房、装修、汽车、家电、通讯、家具、医疗、健身、旅游和中高收入阶层个性化消费中的别墅、游艇、房车、私人飞机、高尔夫、狩猎等消费是我们应该抓住的重点，我们要向发达的西方国家看齐，用全民的终端高消费来支撑GDP,打出政策组合拳，即增加有现实需求的公共产品投资拉动经济，也大力促进老百姓的终端消费升级、消费品种拓宽来托经济的底，让企业投资范围更广一些、竞争不那么激烈，感觉在中国继续发展还大有奔头，如果大家不思进取，节衣缩食，刚性开支，企业没了投资空间，GDP只会越做越小，稳定就业都将成为一句空话。笔者认为目前各级政府为稳定住房价格、打击房产投机采取的限购、限贷措施是正确的，但这只能是权宜之计，不能长期下去，不能误伤守法经营的开发商和让房地产业上下游的56个行业无辜躺枪，笔者最近调查走访了几个装修大市场和家装施工单位，商家们望穿秋水、客人寥寥无几，感觉到他们在这个冬天很难挨得过去。笔者建议政府要充分调查研究，反思土地财政的利弊与平衡点，尽早拿出房地产业发展的长效管理办法，让这个关系到大几千万人就业，中国资本介入最深、最贴近居民终端消费、产业关联度最大、仍有较大发展空间（中国8亿城镇人口人均住房面积仅40平方，与美国人均住房面积90平方差距很大，尚有近3亿的农村人口要逐步向城镇转移，房产又是先导消费，老百姓改善了住房后首先是进行装修、买车、装空调、换家电、家具、家纺、添置娱乐、健身器材，甚至要捎带游艇、房车和私人飞机消费，进一步带动城镇的医院、商场、写字楼、公园、娱乐中心等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其拉动消费的体量非常大，每年少说也有二、三十万亿，确实是中国再发展的一张大牌）以及经济规模总量的行业能够继续轰轰烈烈地发展下去，推动中国的人均GDP向3万、4万美金迈进、在笔者看来只要管好地方政府、开发商、购房人三者的利益分配关系，多在供给端、交易端想办法，住房价格就能稳得住，我们在控地价（有的人口并不太多的二线城市一年的卖地收入接近2000亿，地价占了房价一半以上甚至个别地方面粉价贵过了面包价，是房价推高的主要原因）、限暴利、打投机上要多做文章，让房价随着经济发展缓慢上涨，我们即要让房地产轰轰烈烈地大消费来拉动处于困境中的中国经济，让老百姓的收入曲线向上抬头，又要通过税收以及其它一些行政手段包括长效管理机制来消除房地产业的暴利，让房价趋于理性，最终通过中国以房地产业为龙头的传统产业炉火熊熊、供需很好对接，以智能制造、新能源、信息业为代表的新经济弯道超车、不断崛起来提高老百姓的收入，让老百姓收入提高的幅度超过房价上涨的幅度最终来降低房价收入比，笔者提出以下建议：1.改变开发商拿地靠竞价拍卖、价高者得的状况，卖地采用先竟价、后摇号的方式，竟价选定摇号入围者时要剔除掉最高报价，排列靠前的几名再参与摇号，中了签后他的原报价就是他的中标价；推行这项政策也许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发生了冲突，需要更高一级的政府监督、管控。2.政府推地的底价应当仅是他的动迁成本和管理费，每年上涨幅度不允许超过12%；3.所在地可售房屋积压超过前两年平均8个月销售量时政府不允许再推地；4.实行每套房屋卖房网签登记，政府发准售证时对每套房建立一个销售本，有楼面地价、开盘价、成交价及开盘、成交时间，开发商卖房时必须把信息上传到当地政府的透明售房网上，开盘后半上涨超过6%时网签就不能成交，也办不了产权证；5政府在现有公务员队伍中进行调节，大力充实房地产业的管理团队，根据开发商产品的毛利率累进收税，可以通过开发商自报、社会咨询机构审核、人民群众和其他开发商共同监督、政府建管、审计部门抽查对开发商的拟销售产品毛利进行测算，分级定档确定不同的所得税征收税率；鼓励开发商底价走量；在住房二级市场的管理方面：如果本地区商品房（包括二手房）一年之内平均涨幅达到了12%，次年二手房的五年之内转让的差价收益要相应增加12%的所得税税负；如果涨价的势头再遏制不住，可以加大购房首付比例、大幅增加银行贷款利率、延长交易差价免税期限和再加大转让差价税负等手段进行处置；促进住房升级消费方面：（1）经济低迷，缺的就是中高收入阶层在国内的大消费，有人愿意多买房如同有人愿意多买车一样，求之不得，住房是大消费，繁荣以后能够带动无数的小消费兴旺，政府应当取消限购，大力推动二套房、三套房的消费信贷，完全取消新房、二手房的交易契税；合理降低购房首付比例，购买一定面积的住房后可以随迁户口，通过货币拆迁、共有产权、特殊贷款支援等支持低收入者改善住房条件，化解商品房库存，鼓励人们小房换大房（购买100平方米以上大房，每增加30平方贷款利率优惠8%）和旅游度假房；对基本空关的旅游度假房物业费按 3 折收取，并成立托管公司帮助异地购房者解决后顾之忧；（2）鼓励外籍人士、归国华侨在中国买高档房投资移民，投资额大的对其子女就业进行照顾；（3）认真做好普查，加强新建住房等基本数据的统计工作，真正弄清存量房有多少，引导开发商少盖库存已经很大的小户型房，减少资源浪费，真正做好房地产业的供给侧改革（4）政府出资入股，协助开发商将难以消化的库存房改为老年公寓和廉租房，帮助部分房地产企业转产、改行，资本投入到其它短板行业中去；（5）对农民的宅基地、土地、林地、水域的经营权进行确权登记，基本用途不改变，允许向城里人中长期租赁经营.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加快农村人口逐步向城市转移速度，购房与户口迁移同步实施；（6）.对高档住宅的建设可以采用客户自选户型订购的方式，滚动分期开发，开发商取得土地后不允许倒卖土地，但可以适当延长建设周期 ；（7）节约土地资源，少占农民耕地建房，做到拆旧房建新房，通过阶段性地拆除本地区最老旧的住房来改善城市面貌和提高老百姓的住房标准，每个城镇每年拆除旧房量不低于存量房总量的1.5%；（8）.银行信贷大力支持老百姓住房改善性消费，个人既可以抵押贷款，也允许亲戚、同事第三方担保贷款。

二、经济减速阶段织好保障网、合理收入分配很重要：经济上行财富分多、分少矛盾并不突出，因为大家都有钱赚，经济下行必然会使一部分企业破产、倒闭，一些人没有了饭碗，这时的收入分配就显得很重要，蛋糕小了大家都要能吃上一口。中国必须大刀阔斧地改革收入分配，向富人多征税，在中国年收入12万以上的高收入调节税就应当加大，年收入30万以上应当是极少数的人，对演员、球星、歌星、广告代言人、股市上套现的原始股东属地化管理，按各项收入总额累进征税，中国不能成为富人逃税的天堂。要通过提高被雇佣阶层的最低工资标准，为最困难群体适度发放消费券，调整农民、产业工人、事业单位人员、公务员的收入分配关系降低基尼系数（为了更好地把握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分配情况，各个地方可以参考当地出租车驾驶员、饭店服务员、物业保安的平均收入标准制定工资收入差别，差距不能过大），让衣食无忧的公职人员多消费、低收入群体有钱消费来提高整个社会的购买力，改变经济不断紧缩的状况，让缺乏订单、缺少顾客、处于缺氧窒息状态下的中小企业和商家尽可能多地活下来；让有效就业的人更多一些。

三、经济减速阶段更要加快一系列的改革来促进就业： 一是解决资本脱实进虚问题，根本的手段是实行税收调节、打击资本投机。只要我们扎扎实实地精兵简政、减轻了企业税、费，解决好实体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税负高、土地缺、技术工人少、原材料价格波动大、消费拓展难的问题；以促进全民在国内消费为抓手，让从事实体经济的企业大都有10%左右的净利润，社会资本就会自然而然地涌向实体经济，服务于实体企业的金融资本也就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

二是加快股票市场改革，清除垃圾股，让资源配置到优质企业中去，中国股市不能是亿万富翁的“造富机”，新股上市小股东三年、大股东五年内不能减持股票，不允许连续空心涨停恶炒股票（有的股连续50多个空心涨停，让大家追逐泡沫，着实污染了市场），打击过度的市场圈钱以及造假欺诈、投机行为，保护中产阶层的财富不受侵犯、让资本供给效率提高并切实培育好橄榄型的中产阶层消费群体，真正将中国的股市搞成老百姓闲钱投资的好渠道、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推进器”；

三是按照国家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补”方针去踏踏实实地开展工作，在去除僵尸企业、过剩产能、低效投资、债务杠杆的同时努力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消费热点，解决好下岗人员的安置，要深入研究、对症下药，打出政策的组合拳来充分挖掘投资、消费、出口的新潜力，让民营企业的再投资找到新的着力点，使经济平稳运行，确保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让供给侧的改革能够顺利推进；

四是培养工匠精神，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要在各行各业培养有一大批耐得住寂寞、手艺精湛的工匠大师在为我们的企业精雕细琢产品，我们的大学、职业教育机构要主动适应形势，培养满足企业需求的实用性人才，政府与各行业协会一起对行业内的技术能手颁发荣誉证书，提高他们的待遇。对解决就业人口多，又是细分行业龙头，在经济下行中遇到困难的小微企业要通过财政补贴、债转股、债务展期、兼并重组等方式进行帮扶，尽量避免企业大规模裁员和破产倒闭。

五是经济下行期大力补短板、为明天的发展做好弹药准备，为什么别人的人均GDP能做到40000万-50000美金，我们却停在了几千美金的级别上，说明我们的短板还很多，我们的企业没有理由一蜂窝地涌到国外去投资，解决别人的就业，我们有核心技术的短板；高端制造业上的短板，科技、教育上的短板；生活、生产服务业上的短板；现代高效农业的短板以及老百姓高品质生活上的短板，都得补，问题是政府要利用好政策促进、税收调节、资本市场扶持等手段引导好各路资本、人才及时进入这些短板行业。

六是在政策制度的“软件”上制定好的游戏规则，做好知识产权保护、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包括建立电商诚信经营的管理细则）、产学研对接、国家公关大平台合作来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公平公正招投标，选择最优秀的企业承接工程和提供产品服务（向奥凯电缆那样的劣质产品进入地铁、高铁对社会的危害是巨大的，我们必须扎好制度防范的篱笆），优胜劣汰、减少行业地区垄断，努力保护先进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尽快让提供优质产品的企业发展壮大、长盛不衰，今天的中国太需要华为、联想、比亚迪、中车、海尔、美的、格力那样的优质企业撑台面了，关键是我们要深耕好培育他们发展壮大的土壤；

七是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更注重精细化发展，提高我们的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国家统计部门要加强信息收集，去伪存真、掌握准确的数据及时发布，为企业投资提供参考。建立健全各个行业的协会组织，补贴专业报社，利用每年的行业峰会为企业沟通需求信息，减少盲目投资；行业协会每个季度都应对本行业的发展状况进行评估，及时将有关信息反馈给政府的决策部门，政府倾听企业呼声，通过调查了解作为样本的上市公司的经营及盈利变动情况，掌握企业最新发展动态，为企业排忧解难，力求将隐患和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工商部门利用年审掌握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了解各行业产能的匹配度，为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宏观指导、政策研究提供可靠的依据。国家和地方发改委制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要加强前瞻性和现实指导性，有量化的、最贴近民生和老百姓消费品质提高的指标。比如人均住房面积达到多少平方，老旧住房拆迁重建占存量房的百分比，中高收入家庭私人飞机、游艇、房车拥有量多少等，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的经验、根据中国经济结构和其他各方面的短板为企业投资、生产指出发展路径，同时要求各地区根据比较优势确定功能定位、错位发展，不要一哄而上、乱拉投资、重复建设。

八是适度地量化宽松货币，即减轻了负债企业的负担、部分化解债务危机，又促进了投资与消费，同时切断地下钱庄、变相洗钱渠道、限制移民、国外购房，管控好宝贵的外汇资源，鼓励老百姓在国内消费。

九是大力鼓励生二胎，解决人口老龄化、发展经济劳动力不足问题，根据目前二胎出生率较低的情况，出台一些补贴生二胎的政策，依我看，二胎生出来先给个8000元补贴，以后托幼、上学费用都可以减免，在一些二胎指标未完成，自然人口增长缓慢的地区可以有条件地放开三胎生育。

十是既然我们确定了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发展经济中地方政府的角色最好是当配角，只制定规则做好监管与服务，要搞也仅搞些国防、民生和企业层面解决不了的事，大钱由他化，即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非常容易出问题，且资源并不一定能够得到优化配置。许多城市去年卖地收入颇丰，开发商靠边站，地方政府忙得不亦乐乎，大上地铁，修马路、街道出新搞的都是没有现金流回报的公共产品，笔者真担心今年把钱花完了明年又该怎么办?有的城郊把农民请上了楼，大片的土地荒废了几年待价而沽，一头是开发商盖了大量的房屋卖不出去，另一头又实行了房屋限购、限贷，真让人匪夷所思。

十一是充分认识我们的优势，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发展，中国建立了庞大的工业制造产能，集群度好，许多产品数量都是世界第一，我们有里程最长、最完备的高铁、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我们有960万平方公里广袤的国土和近14亿人口的巨大消费市场，我们的城市、乡镇都发展得很现代，每年有700多万大学生进入劳动者行列，只要我们把软件做好、与硬件、市场联动，必定会吸引大量的外国资本来中国投资，像改革开放之初那样利用他们的资金、技术优势补掉我们的短板，帮助我们二次腾飞并带动我们老百姓的充分就业。

十二是产业要迈向中高端，经济要成功转型，传统产业此刻也必须是供需对接、炉火熊熊，否则接续不了。如果要很好地解决就业，传统产业和现代产业一个都不能少，如今的特朗普把传统制造业回流美国已经给了我们很好的解释。

关键词：经济减速冲击就业谁也回避不了，关键是我们要编织好社会保障网，让全体老百姓有幸福的获得感。在基本消费得到满足以后要再发展、保就业，升级消费是唯一之路，在这个新长征中重中之重的是政策上的大力扶持和发扬撸起袖子埋头干的工作作风。

第五篇：经济新常态下如何促进就业

经济新常态下如何促进就业

作者：陆海娜 《光明日报》（2016年02月28日 06版）

经济新常态下如何促进就业，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一环。我国目前就业形势面临人口红利减少，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的挑战，良好的有针对性的就业促进政策有利于缓解矛盾。就业促进工作除了在经济发展层面提供更多岗位以外，还可以从以下方面努力。

强化公共就业服务，加强就业创业培训，缓和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公共就业服务包括岗位信息收集统计、职业介绍、公共就业创业培训等诸多内容。一个有效的就业服务体系可以减少就业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缓解就业市场的结构性矛盾，即解决求职者的技能与空缺岗位的需求不匹配的问题。这一方面可以避免人力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用工荒”的现象。目前我国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在城市较为发达，而在乡镇与农村的发展较为缓慢。按就业人口比例适度增加在农村乡镇的就业服务机构，提高就业服务质量，将有助于促进农村人口就业和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此外，目前我国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在岗职工培训在数量上已相当可观，但培训质量有待提高，各类型的就业培训普遍存在专业设置与市场脱节、培训方式简单、效果不明显等问题，培训师资的专业素质也有待提高。对此，应加大对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提高培训的针对性。

继续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为经济结构调整优化解决后顾之忧。经济结构调整必然会引发新一轮的企业重组，部分企业还会破产，这就需要继续完善现有的社会保障机制，比如扩大失业保险覆盖面、理顺养老保险转移续接、完善社会救助体系等。经济新常态要求政府减少企业负担，其中降低社保费用是一个重要措施。这有助于提高企业参保的积极性，使更多的劳动者可以被纳入社保体系。同时，还需提高社保给付标准，使其切实发挥“保生活”的社会稳定器作用。借鉴国际 经验，我国可以适当提高失业保险标准，虽然其短期成本会高一些，但长期来看有利于市场和劳动力资源的匹配，减少结构性矛盾，降低经济结构调整的社会成本。

做好针对农民工的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稳定就业不一定指在某个具体岗位长时间从业，而是指劳动者获得了较高的就业能力，在岗位调整或消失时能够迅速再就业并适应新岗位的要求。加大农民工职业培训工作力度，提供针对不同类型、不同需求的农民工的“精准”就业培训，将农民工纳入终身职业培训体系，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能力，获得稳定就业。政府应当加大培训资金投入，改进培训补贴方式，鼓励企业组织农民工进行培训并对企业给予培训补贴。此外，还应加快发展农村新成长劳动力职业教育，创新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继续完善和落实促进农民工就业创业的政策。

结合“精准扶贫”政策，关注贫困人口的就业问题。解决贫困人口的就业问题应与“精准扶贫”政策结合起来。分批分类理念是精准扶贫思想的基础，同样适用于解决贫困人口的就业问题。其中，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就是要加强就业培训和培育计划，因地制宜地制定特色扶持政策，采取提供公共就业岗位等措施，帮助一批具备就业能力的贫困人口快速脱贫。此外，政府应加大对企业的监管力度，防止和处罚企业滥用残疾人就业促进机制、规避相关义务；提供有针对性的救助和服务，提高贫困儿童的教育水平，使其成人后可以通过就业摆脱贫困。在政策体系上，应当理顺、整合就业困难群体的帮扶政策，统一帮扶救助标准。

（陆海娜，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