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几种错误观点的评析
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几种错误观点的评析
我们党一贯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意识形态领域总体发展态势积极健康向上，主旋律响亮，正能量强劲。这是观察和评估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首先要看到的基本的、占主导的一面。但是，同时也要看到斗争复杂的一面，特别是那些干扰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错误观点，更值得关注。本文就四种错误观点作如下评析。
一、“苏马非马”
“苏马非马”的基本观点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斯大林时期经过整理、理解、取舍、发挥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马克思的思想有很大的不同，与列宁的很多思想也不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里面包含了大量的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以及附加在马克思名下的错误观点；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接受的就是作为“非马”的“苏马”，这是造成中国革命建设失误的主要原因。所以，“苏马非马”论者认为：“从改革开放伊始就提出一项基本任务：批判‘苏马’，回到原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去”。
在这里，“苏联模式”被篡改为“苏联马克思主义”。按“苏马非马”论的观点，“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是“教条式的”、“附加了错误观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到改革开放前，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因而中国共产党也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所以要来“正本清源”，走上“原本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上去。主张这种错误观点的人，对于究竟什么是“原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却避而不谈。
我们知道，所谓“苏联模式”，作为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在苏联特定历史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历史形态，是社会主义共同本质特征和苏联民族特色的统一体。它既包括成功的经验也包括失败的教训。“苏联模式”的成功经验又分为两部分：一是具有基本的性质，在人类历史现阶段有普遍意义。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即我们称之为“十月革命道路”的东西。二是不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功经验。这包括两种情况：只符合苏联实际，不符合其他国家实际；只符合苏联当时的实际，不符合苏联后来发展了的实际。历史上，《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将“苏联模式”中有普遍意义的经验概括为五个基本点，这五个基本点实际上是我们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最早的表述。后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将其概括成六条标准。再后来邓小平将其凝练为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这五个基本点是：（1）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共产主义政党。（2）在党的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夺权。（3）在革命胜利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度，消灭阶级。（4）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领导人民群众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而奋斗。（5）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照搬别国的模式,走自己的道路，是我们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宝贵经验。突破苏联模式，开拓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毛主席《论十大关系》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绝大多数学者取得的共识。
二、“以儒反马”、“以儒化马”、“以儒淡马” 涉及儒学的思潮、观点很复杂，其性质各有不同，只有进行具体分析，才能对其性质做出正确判别。下面讲的情况只是其中的三种: 一是“以儒反马”，这包括国内的“儒化当代中国”怪论，国外媒体的歪曲；二是“以儒化马”或者“以儒归马”；三是“崇（以）儒淡马”。1.“以儒反马”。“以儒反马”的基本观点和手法是，诬称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异族文化”，造成了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断裂和民族精神根基的缺失”，使中国失去安身立命之本，精神彻底丧失，誓要“儒化当代中国”。“儒化当代中国”论是一股封建复古主义思潮。这股思潮总的原则是要把中国演变成“儒士共同体专政”国家即“儒教国”。他们设想，“儒教国”的建制是“儒家议会三院制”：政府从“儒家议会”产生，对“儒家议会”负责。“儒家议会”分“三院”，即“庶民院”、“通儒院”、“国体院”。“庶民院”代表“民意”，其议员按一人一票的原则由民众普选产生。“通儒院”代表儒家圣贤理想和“天道价值”，其议员通过考试、举荐和到民间访查等方式产生。“国体院”代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其议员按血缘关系，从历代圣贤、历代帝王和历代历史文化名人的后裔（如孔子的后裔）中挑选，通过继承和任命产生。从而通过 “儒教国”议会和政府，实现对国家政权的掌握和控制。
儒化当代中国的主张者将实现“儒教国”的策略路线分为“上行路线”和“下行路线”。“上行路线”即“在上层，儒化中国共产党”。“下行路线”即“在基层，儒化社会”。两条路线“双管齐下”，同时推进。实现“儒教国”的关键是：“用孔孟之道来替代马克思主义”。只要“有一天，儒学取代了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变成了儒士共同体，仁政也就实现了”。所以当代儒家对马克思主义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辱骂。此外，国外一些媒体的鼓噪也属于这一大类。
一个时期以来，总书记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视。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些论述明白无误，坚持和发展了我们党长期的观点。
但是国外一些媒体借此大做文章，进行歪曲。诬称“马克思主义不灵了”，“中国社会‘尊孔崇儒’的时代已经掀开序幕”，等等。
2.“以儒化马”。这种观点口头上表示并不反马，确实有些人也不一定自觉反马，但是他们的文章表现出一种倾向：自觉不自觉地以儒释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磨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锋芒。从思想实质看，其力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儒学化”，明显反映出用儒学代替马克思主义的诉求。这种情况虽然与第一种情况不尽相同，但是，如继续向前发展必然反马。3.“崇（以）儒淡马”。有人总把马克思与孔夫子对立起来。如有人撰文说，20世纪一二十年代高调“打倒孔家店”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想倾向的典型代表。以儒家文化为指导也可以成功走向现代化，如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韩国、新加坡等国家。按这些观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入和传播时期，对封建复古主义的批判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孔学两种思想体系没有本质区别。对这些错误观点，我们要做科学分析。
其一，不能说20世纪一二十年代批判孔学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倾向，相反，否定这个时期对孔学的批判所起到的思想解放作用才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始于1915年秋的初期新文化运动尽管在思想内容和思想方法上存在弱点，但是，如果没有它对封建主义正统思想——孔学的批判，人们就不能冲破封建思想的牢笼，就不能为以后新文化运动中的左翼接受、并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准备适合的土壤。如果没有毛泽东、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对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道统说”的批判，就不能捍卫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革命理论。还要指出的是，丰富的文献资料表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批判孔学过程中，并未否定中国的全部传统文化，且明确指出，孔学不等于全部国学。同时他们既未否定孔学的历史作用，也未把孔子说得一无是处。其二，马克思主义与孔学两种思想体系有着本质的区别。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孔学的思想体系是什么？李大钊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中说：孔子的学说……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我国著名史学家刘大年先生在《方法论问题》中说：孔学整个体系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血缘关系等级制度的封闭体系。
其三，儒家文化与现代化建设。且不说现代化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现代化之分，就是从生产力角度说，以儒学为指导，也不能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因为“孔学集中讲伦理哲学，而对社会生活的基础完全缺乏认识理解。……这是孔学根本的弱点。照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缺少唯物论，没有经济学思想”。（刘大年：《方法论问题》，《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
中国古代史也说明，在中国曾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学，并没有帮助我们实现现代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处于支配地位时并不是中国最强盛的时期，而中国最强盛的时期恰恰是儒学的地位不占优势的时期。汉代前期的盛世，尊奉的是黄老学说，孔子并无地位。唐代是中国历史的光辉时期，盛行的是佛教，尊奉的是道家老子，儒学也不占优势。宋代最尊孔且创造了新儒学，可宋代最弱，徽、钦二帝竟被俘。南宋时期，理学“一枝独秀”，但还是被不尊孔的蒙古铁骑战败，亡于江南。
当然，孔学有其历史作用。如总书记所讲，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而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包含的并已融入中华民族精神的大量的人类智慧成果，在影响和塑造中国人，维系社会的长期稳定和有序发展，影响中国和世界未来发展方面，起过重要历史作用。李大钊在批判“孔子为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为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的同时，又指出，“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为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陈独秀也说过“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孔教为吾国历史上有力之学说，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鄙人皆绝对承认之，而不怀丝毫疑义”。
今天，不能只看到孔学中的精华，不看其糟粕；不能把孔学提到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的高度；不能因从孔学中吸取精华就把孔学抬到比马克思主义地位还高、甚至替代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程度。不仅如此，对从孔学中吸取的精华，也要结合现时代精神、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实践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的需要，予以加工提炼，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三、“以西马释马”
“西马”概念，在不同著作里有不尽相同的内容。其中，作为西方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有一些很深刻、很有价值的思考，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择要吸取。
此处说的“西马”是专指以抽象人性论为理论基础，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主张。这种主张攻击马克思主义存在“人学空场”，即“见物不见人”，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
其一，这种“西马”论实际上是用唯心主义取代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它以所谓“超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超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自誉。
其二，这种“西马”论实际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质的规定性。它无限扩大马克思主义概念，把现代西方哲学和美学上比较流行的一些思想嫁接在马克思主义上，用折中主义的手法，把两种本质不同的东西凑到一起，伪造出形式主义的、结构主义的、弗洛伊德主义的、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等等五花八门、五颜六色的马克思主义。
其三，这种“西马”论还企图通过制造青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的对立，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差异”、“矛盾”，马克思与列宁的对立等等，企图肢解、毁灭马克思主义。一些人以这种“西马”论为圭臬来判别、重释马克思主义，以“西马”的是非为是非。这种情况渗透到我们一些学科、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有的学科点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课开得很弱，在没有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缺乏科学分析能力的情况下，用主要精力去学习研究“西马”，以致阻碍了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概念的确立，严重影响了青年一代学者的成长。从一些公开发表的论文可以看出，大家都讲坚持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对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各人所理解、认同的内容却很不一样。这种情况如得不到彻底纠正，长此以往，必定会反映到对我们立党立国指导思想的认同上，所以非常值得警惕。
四、“指鹿为马”，同时又“指马为鹿”
前些年，有人胡说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伯恩施坦、考茨基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毛泽东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等等。近一段时间，又有人抹杀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区别，蓄意将社会主义说成非社会主义，又将资本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指鹿为马”者的基本思路是，首先抹杀马克思主义关于判断一个社会的标准。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说：“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这就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的性质是由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的，而一种生产关系的性质又是由占主导地位的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性质决定的。有什么占主导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就有什么性质的社会。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所有制问题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恩格斯晚年还强调，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即生产资料公有制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
“指鹿为马”者把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抛在一边，用捏造的所谓功能社会主义来批判、替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即他们诬称的结构社会主义。按照功能社会主义，公有或私有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界限。私有制若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也属于社会主义。他们肆无忌惮地歪曲邓小平理论，说以“猫论”、“三个有利于”为灵魂的邓小平理论，是一种典型的功能社会主义。他们还以奥巴马来混淆“马”，称：“奥巴马竞选时，有西方人士评论他的主张说：这在欧洲叫社会主义，在美国叫福利，在奥巴马叫变革”。
我国宪法第六条规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我国宪法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指鹿为马，又指马为鹿的狂言，是违反宪法的，本质上是典型的民主社会主义观点。
面对错误观点（包括“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在《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一文中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出来讲话”。他强调：“思想战线的共产党员，特别是这方面担负领导责任的和有影响的共产党员，必须站在斗争的前列。”邓小平说：“一则批评本身的质量和分量不够，二则抵抗批评的气势很盛，批评不多，却常被称为‘围攻’，被说成是‘打棍子’，其实倒是批评者被围攻，而被批评者却往往受到同情和保护。一定要彻底扭转这种不正常的局面，使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 重温邓小平这些论断，一切具有科学良知和历史责任感的专家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应该深受教育，像总书记所要求的那样，站出来旗帜鲜明地向种种错误思潮亮剑。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武汉大学教授）
第二篇：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分析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分析
一、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总体态势
马克思曾说过：“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图谋的思想阵地，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虽没有迷漫的“硝烟”，但同样“惊心动魄”。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在信息化飞速发展和全球化迅速蔓延的环境下进行的，更加严峻复杂，尖锐激烈。我们要高度关注和准确把握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工作。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各种利益群体分化严重，原有的体制性弊端凸显，社会矛盾集中体现在民生领域、信仰危机、体制改革等三个方面。
二、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值得关注的问题和呈现出的特点
1、换届工作中的不和谐声音。近一段时期以来，随着省、市、县区、乡镇党委换届，人大换届等工作的开展，出现了一些换届工作中的问题，像80后县长（馆陶县长闫宁）。虽然闫宁当选是个别现象，但也让社会上流言四起，质疑声不断，官方暧昧的解释也不能让民众信服，给社会留下了猜测的空间。更有甚者，漯河市人民政府市长的吕清海全票当选仅仅上任49天,就闪电落马。相关部门在干部提拔时是否严肃、认真,有没有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带病提拔”、边腐边升,久为公众诟病,但这些现象并未绝迹。如果不引起警惕，恐怕诸如吕海清此类的市长也会在别的地方出现。另一方面,投赞成票的代表们真正了解候选人吗?吕清海全票当选,连一个质疑声都没有,哪怕一张弃权票也没有。“用对一个人,激励一大片；用错一个人,打击一大片。”有时,用错人、选错人,会危害一方,贻害久远。相关部门在选人、用人时,应公开透明,经得起人们目光的挑剔,更严格按程序办事,莫埋下“带病提拔”的病根；而人大代表们也应珍惜手中的选票,保持清醒判断,别再出现全票选了一个贪官的丑闻。
2、公共道德危机。佛山小悦悦向我们敲响了公共道德危机的警钟，小悦悦事件指向的，既是民众的道德匮乏、社会的法治缺失，更是弥漫在整个社会的中国式冷漠，这一中国式冷漠，固然有民众的道德因素，却更多更直接地和整个社会的公共恐惧症相关。所谓公共恐惧症，是在脱离私人空间之后，由于种种原因而成的人的扭曲、变形状态，由于扭曲，人人皆有的四端良善之心、是非善恶，瞬间消失。正如有评论所言，公共恐惧症来自“‘我们’不存在”这一严酷现实。如果人的存在、存在有何权利与义务，都必须得到某系统的认可，如果每一个正常人的判断常识，依据自然法而来的道德伦理都被这种国家的泛滥道德倾向掩埋。如果一个公民，因为维权，被安上个罪名就遭受非法囚禁，甚至探视都有风险，正常伦理又怎样确立并滋润社会？所以，让小悦悦事件不再发生，最紧要之处，在于公权力的反省，是什么力量让社会道德不彰、人心失衡，是什么让本有道德热情的民众一进入公共空间就体会到恐惧，并让这种恐惧一步步吞噬了灵魂。
3、社会保障和工资体系的不合理。社会保障覆盖面小，失业保险的覆盖面人数仅为1.2亿人，只占就业人数的1/5左右。其中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更低，对占全国总人口75％左右的农民的社会保障支出仅占社会保障总量支出的13％，比例明显偏低；没把广大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保险范围，用人单位为降低用工成本不愿为农民工参保缴费,农民工本人不敢主张权利，另外农民工流动性强,如果在一个单位工作不满1年,按政策不能享受相关待遇；统筹层次低，养老和医疗等主要的社会保险制度被分割在多个统筹单位(多为县市级统筹)内运行,各统筹单位之间政策不统一,难以互联互通,养老保险关系无法转移接续。劳动者的社保关系在跨省、甚至省内跨地区转移、接续等方面存在着政策性壁垒。工资关系中存在同工不同酬，乱发补贴等现象，影响了社会和谐，给仇富、仇官现象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三、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趋势性问题
一、西方思想的渗透加剧，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造成严重冲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力量的优势，常常利用意识形态影响力等无形力量，进行文化渗透。在国内鼓吹多党制、宪政制，削弱我党的执政地位。
二、我国改革开放处在关键时期，经济关系的变化，利益关系的调整，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出现多样化、多变性和差异性的特点。体制转轨，结构调整的深刻变化，社会思想空前活跃，各种文化观念相互交织和激荡，其结果往往导致人们对过去统一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由认同走向迷惑或质疑，由此产生了思想观念和评价标准的多元化，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利益至上原则等观念的盛行。
三、而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逐步推进，人们的文化需求迅速增长，迫切需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在加快改革中实现全面繁荣和快速发展。我国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权,就必须在壮大经济实力的同时,使国家文化软实力有一个大的提高。新形势下的意识形态工作是全面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极其重要的环节，贯彻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才能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全面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第三篇：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几个方面突出问题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几个方面突出问题
▲牢牢占领意识形态阵地既是国家核心利益所在，也是国际较量中的重要筹码。
▲当今世界，争夺话语权、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规则制定权、文化领导权等“软权力”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
▲思想领域的争锋、较量从来不会消失，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任务艰巨。
牢牢占领意识形态阵地既是国家核心利益所在，也是国际较量中的重要筹码。当今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核弹与火箭”退居幕后，“意志与思想”走向台前。争夺话语权、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规则制定权、文化领导权等“软权力”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作为这场“无硝烟战争”的参与国，基于国际、国内各种压力，中国被推到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意识形态建设面临诸多挑战。
一是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苏联解体及西方敌对势力对后社会主义国家一系列“颜色革命”的成功，使中国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重要目标国家。西方敌对势力除了在经济、政治领域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以外，更注重通过文化渗透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文化渗透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直接的文化宣传，即利用现代传媒手段进行长期思想渗透。最典型、最常用的是广播电台和电视的覆盖式宣传。美国的CBS、CNN等媒体发布的信息量，是世界其他国家发布的总信息量的100倍。这种直接的文化渗透规模大、成本低、覆盖面广，正如《华盛顿邮报》宣称的，“西方世界在寻找瓦解共产主义方法，花费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和亿万美元，却发现答案就在电视新闻里”。如今，借助互联网，直接的文化宣传更获得了便捷、高效、广泛、强势的高科技平台，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另一个重要阵地；第二种是以文化商品为载体，向社会大众渗透西方的各种价值观。二战之前，西方敌对势力就注重文化输出与国家地缘战略的结合并用，二战之后更加重视通过全面的文化输出对他国施加影响。美国好莱坞电影成为典型代表，甚至有媒体称好莱坞电影是“铁盒里的大使”。通过这种方式传播文化价值观念，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往往能达到“无为而治”、“润物无声”的潜移默化作用；第三种是以教育和学术交流为掩饰，向高层学者、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进行价值观渗透。西方敌对势力通过名目众多的基金会，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福布赖特基金会等，拉拢和利用高层社科研究人员和知识分子，意在培养从内部瓦解社会主义的“文化基因”，通过他们的辐射作用传播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影响社会大众。
二是各种社会思潮影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认同。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其指导地位的确立是历史和中国人民的选择。在思想领域，争锋、较量从来不会消失。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各种社会思潮竞相登场，既有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也有主张改良、倡导民主、自由的民主社会主义，更有借歪曲、诋毁党的历史和领袖人物虚化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与此同时，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攻势也向多样化、深层次拓展。他们不再限于兜售西方的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等生活价值观，而是向政治、哲学价值观发展。布热津斯基攻击共产主义学说的“大简化理论”，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公然挑战。这些社会思潮极具迷惑性，试图通过系统化的理论和貌似客观的历史事实，赢得人们的信服和认同，从而动摇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时下正在热议的“中国模式”，一定意义上是继“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之后的另一种理论陷阱，是西方敌对势力“棒杀”中国的意图落空后推出的“捧杀”阴谋。种种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因其系统性、理论性，容易让人们陷入某种理论误区，对马克思主义产生质疑、动摇甚至背弃，因此，必须提高马克思主义自身的说服力和解释力，这是固守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内生力量。
三是苏东剧变削弱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信仰。1991年，飘扬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的镰刀斧头旗落下，标志着存在70多年的苏联社会主义大国不复存在。随后，社会主义阵营迅速瓦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苏东剧变的原因非常复杂，既有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外因，也有苏联共产党腐化变质的内因；既有苏联实行僵化社会主义的体制性因素，也有意识形态领域混乱的思想性因素„„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终归是由于苏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没有真正地坚持社会主义。世界各国对国际共运史上的这一重大事件反映不同，评价不一。一时，各种思想汇聚同一事件，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复杂。有人抛出“历史终结论”，宣称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有人对社会主义前途悲观绝望；还有人将社会主义实践的挫折和失误归罪于马克思主义，认为苏东剧变是社会主义的失败，是马克思主义的过时。在我国也出现了否定马克思主义、放弃社会主义的论调，导致主流意识形态信仰的弱化，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了挑战。
四是发展主题与现代化目标淡化了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任何国家都希望在全球化条件下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抢占发展先机。富国强民、实现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最迫切的目标。这一目标的确立必然使一些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关注提升国家综合国力、关注能源资源的新开发、关注科技人才的新发展，而少有关注传统具有鲜明阶级性的意识形态问题。共同的发展主题和对现代化的追求，将人类纳入一个同质发展的轨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立日益淡化。但实际上，现代化作为源发于西方而逐渐向世界扩展的人类历史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其本身便是一种文化意识形态。披上普遍性外衣的现代化理论，旨在向“欠发达国家”许诺：只要按照美国的现代化模式发展，就能摆脱落后和愚昧，实现民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从而摆脱马克思共产主义革命范式的影响，对“欠发达”世界由于非殖民化而释放出来的新的、具有潜在危险性的力量进行疏导和控制。与此同时，将这些“欠发达”世界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便于进行资本剥削。因而，在我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充分认识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性，避免陷入“发展的幻象”之中。五是多元价值取向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由此带来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深刻变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价值观念中既包含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积极因素，也包含逐利、拜金等消极因素。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多种所有制的并存、阶级阶层的变化和利益的分化导致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人们关心和维护自己所属社会群体的利益，关注和重视个体的利益和感受，并以此作为价值评判尺度，好坏优劣皆依主体自身加以判断。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多元不可避免。另外，在开放的现代社会，中西方文化交流和融合不断向纵深拓展，各种文化思潮涌入我国，客观上也为多元价值取向的滋生提供了思想土壤。文化价值观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流价值观的主导作用，使主流意识形态遭遇冲击和淡化。
六是信息网络化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形成挑战。与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不同，网络传播具有自由性、快捷性、交互性、开放性、海量性等特点。借助互联网这一新技术平台，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获得了新的技术载体、新的传播渠道和新的言论空间，有助于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吸引力和凝聚力。但同时，信息网络化也严峻考验着我国意识形态的控制力。网络意识形态具有非对称性和强大的渗透性，西方发达的网络技术手段和强势的文化输出对我国意识形态的传播和防御能力构成很大挑战。此外，网络的开放性、多元性和交互性，一方面为人们提供了获取信息和言论表达的新途径，网络一定程度上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疏导社会不良情绪的减压阀；另一方面，开放、多元、交互的信息传播方式加大了我国意识形态的控制难度，人们在海量的信息面前也可能不再被动接受主导媒体的灌输和教育，不再简单追随主流意识形态，导致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弱化。我们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凝聚力，提高主流意识形态对网络文化的控制力和引导力。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第四篇：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变化及对策研究
意识形态的变化是对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主观反映。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总的形势和主流是积极健康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断巩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日益深入人心,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已成为当今社会思潮的主流形态，但是,随着我过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社会转型加快,改革向纵深发展,新旧矛盾交织,利益调整剧烈，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使其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新动向、新趋势。
一、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总体态势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成就举世瞩目，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有力地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深入人心，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的又一次新的历史性飞跃，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不断得到加强。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情况是好的，主流是积极、健康、向上的。但是，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非主流意识形态也在不断蔓延滋长，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各种错误思潮和思想观点甚嚣尘上，严重干扰和破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存在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特别是随着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我国社会生活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社会阶层分化加剧。我国社会思想文化呈多元多样多变态势，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不断增强。新的社会阶层在政治、文化、思想上产生各种要求。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状况，就是这种社会变化和分化的一种客观反映。第二，世界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的战略图谋没有改变，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愈演愈烈，他们凭借其在当代世界中的经济、政治主导地位，在理论上鼓吹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通过思想意识领域向我国渗透其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以达到消解我国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目的。
第三，**集团、东突等国内分裂势力也时刻想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西方敌对势力除继续通过传统渠道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外，还特别利用我国在“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重叠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突发事件、特殊人物等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种种迹象还表明，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境外势力加紧插手我国国内问题，利用所谓民族、宗教、人权等问题，进行渗透、破坏、颠覆活动，插手的领域不断扩展，手段趋于多样，造成的危害和后果也更加严重。
第四，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舆论阵地。从一定意义上看，互联网已经成为错误思想观点滋生、传播和蔓延的技术条件和重要手段。
二、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凸显问题及变化趋势
1、国际上“中国威胁论”不断升温。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又陷入“欧债危机”泥潭，而中国经济却保持持续增长，对国际事务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西方敌对势力将中国的崛起看做是对世界的挑战而非机遇，从人权问题到航母建造再到指责中国汇率操纵，近期，又操纵和指使菲律宾、越南等周边国家挑起南沙群岛海权归属之争。总之，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客观上恶化了中国的国际环境，制约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对其决不可掉以轻心。
2、马克思主义面临边缘化倾向。在各种思潮相互激荡的大形势下，以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的问题日益突出。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际国内的各种思潮相互激荡。从新自由主义到民主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一些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面临边缘化的倾向，有些媒体是非不明，为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大开方便之门，致使这些思潮的社会影响迅速扩大。为此，进一步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更好地用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体现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势在必行。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有待提升。在我国经济社会急剧转型的大形势下，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深刻变化，社会主导价值观正经历着全面而深刻的重塑和发展。当前社会，个人主义、金钱至上等价值观甚嚣尘上，由此引发的“杭州小悦悦事件”、“老人跌到无人搀扶”、“90后炫富事件”等都体现了当前传统道德观念滑坡、社会主义荣辱观缺失的问题，只有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和引领作用，才能推动思想道德建设健康有序发展，促进良好社会风气形成。为此，要在不断维护和巩固马克思主义主导的前提下，积极引导和鼓励多元价值的和谐发展，要在提倡多样化的过程中弘扬主旋律，在高扬主旋律的主题下探索多样化的发展。
4、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问题日益突出。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但文化产业的发展总量很小，当今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在加紧谋划和实施文化和意识形态战略，意欲抢占文化制高点。以电影、电视、音乐、互联网、快餐等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大举入侵，都是西方敌对势力为遏制、削弱、瓦解中国而打出的文化牌和意识形态牌。可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文化、思想等意识形态上的软实力也很关键。在此背景下，十七届六中全会上，中央出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意义深远，我们应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契机，做大做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有针对性地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努力塑造我国改革开放和和平发展的良好国际形象，切实维护我国文化安全。
5、主流媒体影响力有待增强。长期以来，主流媒体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在社会生活中保持了强势影响力。但随着近年来我国媒体格局的变化，特别是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崛起，主流媒体面临严峻挑战。党报党刊“一统天下”的局面已被打破，都市类、生活服务类报纸的数量和发行量剧增。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给传统媒体带来日趋严峻的生存竞争压力。非主流媒体与主流媒体之间已出现舆论的分野，逐渐形成另一个“舆论场”。因此，采取有效措施应对挑战，保持并不断增强主流媒体的影响力，更好地巩固和发挥主流媒体在反映民意、引导舆论、化解矛盾、凝聚共识和振奋精神的作用，是当前宣传思想文化战线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
三、对策建议
首先，要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整体性进行研究。要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侧重从理论层面对我们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特别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理论、基本实践、基本经验进行整体性研究，力求形成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为进一步提出意识形态新变化的具体对策建议奠定基础；要从世情、国情、党情出发，对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要求和根本任务进行研究，在意识形态工作的目标指向上，力求梳理出一个明确的思路和方向。要全面分析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变化、新特点和新挑战，深入研究当代西方意识形态对我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负面影响，进一步认识意识形态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提高维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自觉性，牢牢掌握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要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立足和谐社会建设，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变化。要进一步阐明解决意识形态的关键靠发展，尤其是发展经济的道理，牢固树立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观念，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其次，要从实效性来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的对策建议，以全面推进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对提高和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统领力进行研究，推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这是搞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思想前提。第二，对当前意识形态凸现问题的主要特点进行研究，准确把握意识形态领域新变化的实质，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的针对性。第三，对当前意识形态的根本性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具体解决人们所普遍关心的问题。第四、对如何提高和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管理工作进行研究，使党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措施能够贯彻到位、落到实处。第五，对提高和加强互联网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积极影响力进行研究，探讨解决关系意识形态工作全局的具体问题的途径和方法。第六，对实施我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进行研究，探讨这一重大战略的目的意义、方针政策、原则方法，以确保“走出去”的效果。
总之，要拓展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变化及其对策研究的视野和深度，深化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时代性和规律性的认识，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第五篇：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几个方面突出问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几个方面突出问
博湖县第一小学冶琴
牢牢占领意识形态阵地既是国家核心利益所在，也是国际较量中的重要筹码。当今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核弹与火箭”退居幕后，“意志与思想”走向台前。争夺话语权、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规则制定权、文化领导权等“软权力”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作为这场“无硝烟战争”的参与国，基于国际、国内各种压力，中国被推到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意识形态建设面临诸多挑战。
一是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苏联解体及西方敌对势力对后社会主义国家一系列“颜色革命”的成功，使中国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重要目标国家。西方敌对势力除了在经济、政治领域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以外，更注重通过文化渗透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文化渗透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直接的文化宣传，即利用现代传媒手段进行长期思想渗透。最典型、最常用的是广播电台和电视的覆盖式宣传。美国的CBS、CNN等媒体发布的信息量，是世界其他国家发布的总信息量的100倍。这种直接的文化渗透规模大、成本低、覆盖面广，正如《华盛顿邮报》宣称的，“西方世界在寻找瓦解共产主义方法，花费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和亿万美元，却发现答案就在电视新闻里”。如今，借助互联网，直接的文化宣传更获得了便捷、高效、广泛、强势的高科技平台，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另一个重要阵地；第二种是以文化商品为载体，向社会大众渗透西方的各种价值观。二战之前，西方敌对势力就注重文化输出与国家地缘战略的结合并用，二战之后更加重视通过全面的文化输出对他国施加影响。美国好莱坞电影成为典型代表，甚至有媒体称好莱坞电影是“铁盒里的大使”。通过这种方式传播文化价值观念，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往往能达到“无为而治”、“润物无声”的潜移默化作用。
二是各种社会思潮影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认同。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其指导地位的确立是历史和中国人民的选择。在思想领域，争锋、较量从来不会消失。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各种社会思潮竞相登场，既有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也有主张改良、倡导民主、自由的民主社会主义，更有借歪曲、诋毁党的历史和领袖人物虚化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与此同时，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攻势也向多样化、深层次拓展。他们不再限于兜售西方的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等生活价值观，而是向政治、哲学价值观发展。布热津斯基攻击共产主义学说的“大简化理论”，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公然挑战。这些社会思潮极具迷惑性，试图通过系统化的理论和貌似客观的历史事实，赢得人们的信服和认同，从而动摇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时下正在热议的“中国模式”，一定意义上是继“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之后的另一种理论陷阱，是西方敌对势力“棒杀”中国的意图落空后推出的“捧杀”阴谋。种种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因其系统性、理论性，容易让人们陷入某种理论误区，对马克思主义产生质疑、动摇甚至背弃，因此，必须提高马克思主义自身的说服力和解释力，这是固守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内生力量。
三是苏东剧变削弱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信仰。1991年，飘扬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的镰刀斧头旗落下，标志着存在70多年的苏联社会主义大国不复存在。随后，社会主义阵营迅速瓦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苏东剧变的原因非常复杂，既有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外因，也有苏联共产党腐化变质的内因；既有苏联实行僵化社会主义的体制性因素，也有意识形态领域混乱的思想性因素……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终归是由于苏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没有真正地坚持社会主义。世界各国对国际共运史上的这一重大事件反映不同，评价不一。一时，各种思想汇聚同一事件，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复杂。有人抛出“历史终结论”，宣称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有人对社会主义前途悲观绝望；还有人将社会主义实践的挫折和失误归罪于马克思主义，认为苏东剧变是社会主义的失败，是马克思主义的过时。在我国也出现了否定马克思主义、放弃社会主义的论调，导致主流意识形态信仰的弱化，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了挑战。
四是发展主题与现代化目标淡化了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任何国家都希望在全球化条件下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抢占发展先机。富国强民、实现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最迫切的目标。这一目标的确立必然使一些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关注提升国家综合国力、关注能源资源的新开发、关注科技人才的新发展，而少有关注传统具有鲜明阶级性的意识形态问题。共同的发展主题和对现代化的追求，将人类纳入一个同质发展的轨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立日益淡化。但实际上，现代化作为源发于西方而逐渐向世界扩展的人类历史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其本身便是一种文化意识形态。披上普遍性外衣的现代化理论，旨在向“欠发达国家”许诺：只要按照美国的现代化模式发展，就能摆脱落后和愚昧，实现民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从而摆脱马克思共产主义革命范式的影响，对“欠发达”世界由于非殖民化而释放出来的新的、具有潜在危险性的力量进行疏导和控制。与此同时，将这些“欠发达”世界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便于进行资本剥削。因而，在我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充分认识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性，避免陷入“发展的幻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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