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失衡现象及对策研究

第一篇：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失衡现象及对策研究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失衡现象及对策研究 作者：任志锋 郑永廷 来源：《教学与研究》(京)2015年第20151期

摘要：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结构性失衡、功能性失衡、传播性失衡等现象。这些现象既根源于现代人类文明形态的普遍精神危机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特殊矛盾，又根源于西方文化价值观渗透与意识形态建设中的错误倾向。克服这些现象应树立现代意识形态观，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努力将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转化成意识形态建设优势。

意识形态领域是社会结构中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并竖立其上的“观念上层建筑”，是由主流意识形态与异质、残余、新型意识形态因素构成的观念系统。这一系统有平衡与失衡两种状态，平衡是在主流意识形态主导下意识形态领域主辅有别、层次分明、稳定有序、和谐发展的状态，失衡是由于主流意识形态遭到冲击、解构或颠覆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的剧烈变动和增熵趋势。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保持平衡，管控失衡，是国家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经济发展和人民幸福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并整体保持和谐稳定的平衡状态，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失衡现象。正确认识这些现象的危害和实质，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根源，认真思考应对策略，对于主动做好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失衡现象

1.结构性失衡。整体来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我国主导意识形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仍居于指导地位、发挥主导作用。但在开放环境、阶层分化的背景下，意识形态领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封建意识形态残余和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问题是，一些人重西方意识形态引入、轻本土意识形态创新，重封建意识形态继承、轻现代意识形态发展，强调对异质、残余意识形态包容，忽视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坚守，使我国意识形态在理论研究、社会声誉和认同践行上产生了一定的结构性失衡现象。从理论研究来看，一些人割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政治性与学术性、党性和人民性的内在联系，拒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盲目引入或运用西方理论学说，使一些学科和研究领域成为西方意识形态概念、范畴、表述的“跑马场”，一定程度上挤压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空间。从社会声誉来看，一些人以“传统文化”、“普世价值”为名传播美化封建意识形态和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而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却加以贬低。如通过歪曲否定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历史，夸大革命建设的历史失误，为已有定论的历史人物事件翻案，贬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声誉；通过夸大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提倡指导思想多元化、“文化选择论”、“宪政民主论”，贬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声誉。上述两种失衡给人们认同践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带来了挑战，使一些人产生了厌倦政治、虚无主流的情绪，模糊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甚至在“国外思潮与党中央宣传相矛盾时”，倾向于以国外思潮为准，质疑主流宣传的真实性。[1](P16)2.功能性失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由政治、道德、哲学、文艺作品等各种意识形式所构成，这些意识形式是个人精神生活建设与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依托，为公共权力及其产品提供合法性辩护，为社会成员提供社会化的规范依据和超越性的精神家园，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稳定导向功能。功能性失衡是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各种构成形式在作用对象、功能内容与价值取向等问题上的不协调、不一致。首先，从个人与社会两个作用对象来看，一些人过于强调各种意识形式对于社会发展的导向功能、社会整合的凝聚功能和社会治理的调节功能，忽视其坚定个人理想信念、引导个人价值规范、培育个人精神家园以及促进个人与社会良性互动等功能，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外在于个人生命发展而无法融入个人日常生活，从而淡化了个人的社会责任、弱化了个人的精神追求、动摇了个人的身份认同基础，使一些人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纷争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围观者”，成为没有精神根底只有普遍焦虑的“漂泊者”，以致“怀旧情绪”、“恶搞调侃”、“拒斥主流”、“躲避崇高”之风在一定范围内弥漫。其次，物质功能和精神功能是意识形式的两个基本功能，分别满足

人类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兼具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例如，习近平在谈到“好文艺”的标准时就指出，“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2]问题是，近些年一些人过于彰显物质功能之于精神功能的优先性，过于强调文艺作品作为经济利益表达、物质享受延伸和商业目的达成的途径载体，忽视其精神价值和政治立场，制约和冲击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功能彰显。再次，批判和建构是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基本价值取向，而一些人过于突出批判取向，机械地将马克思对阶级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理论转嫁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质疑，片面地将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个别性现象、倾向性问题和阶段性矛盾视为因社会主义制度体制所产生的根本性问题，从而出现了一些只解构不建构的“愤青”和只见制度不见人的“泛制度化倾向”。

3.传播性失衡。我国历来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制度安排和经费投入等方面为其提供了有效支持，使之具有了其他意识形态传播无法比拟的巨大规模和强大阵容。但是，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发展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形势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途径、传播样态和传播效果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失衡现象。从传播途径来看，原来通过企事业单位思想政治工作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单位传播逐渐让位于以报纸、杂志、电视、网络和手机为载体的社会传播。[3](P246-253)社会传播作为一种公共平台和途径，既可以服务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可以为异质、残余意识形态所用，甚至一些社会传播平台为了追求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通过将自我标榜为“公共媒体”、“社会良心”或发表非主流意识形态言论吸引眼球。单位传播与社会传播的失衡使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呈现出选择性、自发性和分散性的特点。伴随单位传播向社会传播的转变，意识形态传播进入了“视觉文化时代”，其样态逐渐由以文字词语为形式的理性传播变成了以声光画电为形式的感性传播。特别是当人们将互联网、智能手机作为获取信息、消费文化的主要工具时，蕴含异质、残余意识形态因素的海量信息和象征形式不断涌入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精神世界，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造成了冲击。传播途径和样态的失衡使人们在获得生活便利的同时，也面临着知识结构碎片化、精神世界娱乐化和理性思维表层化等问题。这些问题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效果上集中表现为情感体验与理性认知的失衡，即重情感刺激轻理论教育、重娱乐消遣轻理性自省、重即时体验轻理想信念。

二、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失衡现象产生的根源

1.现代人类文明形态的精神危机是意识形态领域失衡现象产生的普遍性根源。马克思说：“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4](P203)意识形态领域作为当代中国人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的精神反映，它所面临和存在的失衡现象只有从这一时代人类生产交往的文明形态出发才能得到全面而整体的了解。按照马克思主义将生产资料视为区别不同时代的“测量器”和“指示器”的原则，人们一般将20世纪中叶以来由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文明形态变革称为“新媒体时代”、“知识经济时代”或“后工业文明”。在这一文明形态中科学技术取得了飞速发展，并通过世界市场的力量将各国紧密连接在一起，使人类获得了共享发展成果的可能。但技术理性的极度张扬和商品需求的无限刺激不断强化着人们对“物的绝对依赖性”，消解着富有崇高神圣意味的思想根据、价值尺度和行为标准，产生了以反传统、反崇高、反主流为主要旨趣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思潮，从而使人类陷入了普遍的精神危机，即世界符号化与快速流动性带来的“无根性焦虑”，价值多元化与标准相对性带来的“选择性困惑”，理想拟物化与思想易变性带来的“信仰性缺失”。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这种普遍的精神危机同经济危机一样使各国都难以独善其身。我国作为全球化进程的积极参与者在享有由之所带来的资本、技术、人才便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普遍精神危机的“受害者”，一定范围内存在的意识形态失衡现象正是这种危机的具体表现。

2.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是意识形态领域失衡现象产生的特殊性根源。意识形态领域失衡现象是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及矛盾的集中反映。党的十八大指出当前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5](p4)具体表现为两个层面的“紧张关系”：

一是，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各自内部要素之间的紧张关系。从经济领域来看，以物质利益和普遍竞争为基本规则的市场经济赋予了个人追求物质享受的合法性，推动经济发展目标从改革开放之初的“满足温饱以减少痛苦”转变为现如今的“满足欲望以增加享受”。经济运行规则和目标的转变催生了一些人的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倾向，冲击着他们对崇高理想和社会主义道德的坚守。从政治领域来看，一定范围内出现的公权力“寻租”的腐败现象以及服务特定集团或个人利益的特权现象，削弱了政治公信力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部分国家治理机制同群众利益诉求多元化、利益关系复杂化以及民主参与意识增强的不适应、不协调，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紧张，破坏了意识形态认同的关系基础。从社会领域来看，随着社会结构由高度同质化、一体化转变成各种异质性要素复合体，新的社会阶层、生活方式、就业方式不断涌现，各种代表特定群体的声音主张在意识形态领域众声喧哗，加大了保持意识形态领域平衡稳定的压力。

二是，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相互之间的紧张关系。从经济与政治关系来看，经济领域以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为着眼点，奉行增长供给原则，政治领域则以实现公平正义为旨归，坚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造成了“增长优先”与“权利优先”的紧张，使一些人形成了“GDP崇拜”、“淡化政治”、“拒斥意识形态”的错误认识。从经济与社会关系来看，基于市场运行的趋利冲动，人们总是以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建立社会联系，而社会之所以为社会不仅在于物质利益连接，更在于行为主体之间、行为主体与社会之间的价值共享和伦理承诺，于是经济领域的“功利逻辑”与社会领域的“伦理精神”便发生了碰撞，产生了假冒伪劣、诚信缺失、道德失范等问题。从政治与社会关系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力量不断发展，使政治运行的集中性、统一性与社会管理的多元性、自主性产生了矛盾，社会治理机制不完善又导致一些地方发生了因政治权力过多介入社会领域与社会诉求难以上达政治决策的“治理悖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政治设计”与“社会需求”的脱节。总之，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以及社会领域在运行规则、发展目标、价值规范上的紧张关系，构成了观念上层建筑失衡的现实基础，造成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失衡现象。

3.和平发展时代主题下的文化价值观渗透是意识形态领域失衡现象产生的外源性根源。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瓦解使“和平发展”取代“战争革命”成为时代主题，但时代主题的转换并没有消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两种制度、两大价值观体系之间的纷争，也没有消除不同民族国家和文明共同体之间的政治文化藩篱。各国为抓住发展机遇、规避发展风险都格外重视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科技水平、经济发展和意识形态资源占有上的显著差距，为发达国家谋求文化霸权提供了优势支撑。以美国为例，近年来它通过“教义制造、媒体制造、产业制造、敌人制造”等方式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文化价值观渗透和控制，以期催生和培育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消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土壤，消解和排异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达到“领导世界、实现美国世纪”的战略目的。[6]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文化价值观渗透的重要目标。近年来，西方敌对势力利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和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散布“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失败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亚洲自由之弧”等言论，以期“唱衰中国”、“妖魔中国”和“孤立中国”，并通过媒体宣传、文化商品贸易和学术交流等方式，向我国思想界兜售“非意识形态化”、“人权高于主权论”、“西方自由主义新闻观”等主张，以期争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导权。这些都从外部催生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失衡现象。

4.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的某些错误倾向是意识形态领域失衡现象产生的内生性根源。近年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取得突出成就，开辟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化和推进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培育和产生了大批优秀文化产品和现代文化产业。但在一些地方和单位仍存在经验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值得注意的错误倾向。经验主义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轻视与疏离，表现为重视业务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而忽视理论学习和思想建设，重视过去意识形态建设经验而忽视新时期意识形态建设的发展变化，使意识形态工作处于“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境地，使意识形态建设体制机制、方式方法难以适应开放环境、市场经济、社会分化和思想多元的现实要求。形式主义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悬置和架空，表现为自我理论武装上的“观念伪饰”和社会宣传教育上的“话语空洞”。一些领导干部将马克思主义仅仅变成会议、讲话、文件中的口号缀语，而不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迅速认同接纳并透彻深刻地予以表述，但却在实际行动中远离理论路线、悖逆原则要求。这种自我理论上的“伪饰”使他们在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和对异质、残余意识形态批判抵制时，往往空话套话连篇而不得要旨、难及要害，从而使一些地区或部门意识形态建设虽表面繁荣实则“空无一物”，损害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形象。官僚主义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懈怠和独占，表现为片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7](P550)迷信政治权力对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决定作用，认为只要掌握政治权力就无须担心会丧失意识形态领导权和主导权，而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的冲击挑战缺乏忧患意识。此外，官僚主义还表现为割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将意识形态的批判权、解释权和发展权据为己有，而罔顾群众实际需要和主体地位。

三、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失衡现象的应对策略

1.树立现代意识形态观，正确评判和把握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失衡现象的实质。意识形态观与一定阶级或集团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紧密相关，是这种世界观、方法论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集中体现；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会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观，而持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观就会产生什么样关于意识形态精神实质、功能作用和现状趋势的判断。历史证明，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是代表全世界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理论。这种理论在我国经历了以夺取和巩固人民政权为主要指向的“革命型意识形态观”到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要指向的“建设型意识形态观”，再到以实现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为主要指向的“和谐型意识形态观”的历史演进。树立现代意识形态观，就是要树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的“和谐型意识形态观”，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立场，将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意识形态建设的第一要务，统筹兼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中的指导地位和主导作用。从这种意识形态观出发，一方面，要看到意识形态领域失衡现象的严重危害性，这些失衡绝非是局部的、表面的理论观念之争，而是道路之争、命运之争，是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方向、理论基础和制度体系的重大问题，必须加以重视和解决。另一方面，还要看到这些现象产生的必然性及其变化的可控性。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和各种矛盾不断突发，意识形态失衡现象进入了多发期，企图通过严格的思想控制将意识形态领域变成纯而又纯的一元话语，既无可能也不利于激发和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更不利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繁荣发展。因此，正确的态度是要首先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勇敢面对各种异质、残余意识形态的冲击挑战。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8](P232)其次要分清主流与支流，要看到平衡稳定是我国意识形

态领域的主流，不能因为局部的失衡现象就搞得“草木皆兵”，更不能以这些失衡现象为由冲击或动摇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最后还要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关系，既要看到大多意识形态失衡现象整体上仍属于阶段性产生的、停留在思想认识层面的人民内部矛盾，善于运用说服教育、持续发展的办法加以解决，又要旗帜鲜明地批判、抵制那些企图冲击或替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错误思潮，警惕和防止出现借“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之名放弃意识形态底线的错误倾向。

2.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凝聚力和战斗力。针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失衡现象及其产生根源，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应围绕筑牢和构建全球安全屏障和内部和谐机制，着力开展如下工作：

一是加强主体建设。党员领导干部是意识形态建设的主体，是决定这一建设顺利开展及实效取得的关键。加强主体建设，根本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真正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转化为自己学习工作的精神支柱；核心在提高理论学习的自觉性，避免陷入庸俗的事务主义，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分析解决意识形态失衡现象的水平；关键在增强驾驭和管理复杂环境下意识形态领域的能力，特别是对互联网领域意识形态建设的目标管理、过程管理、预警管理和协同管理等能力。

二是加强内涵建设。内涵建设是意识形态吸引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根本依据，理论研究是内涵建设的主要方式。加强内涵建设，首先要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洽性研究，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新观点、新论断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之间的发展自洽性，以及这些观点论断之间的逻辑自洽性，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其次要加强运用性研究，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回应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能力，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再次要加强原创性研究，探索构建富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并将之及时转化成学术话语和生活话语，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主导权。

三是要加强渠道途径建设。包括内外两个方面：对内要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的规律、机制和途径，按照因势施教、因群施教、因业施教、因人施教的原则，将社会传播与单位传播相结合、感性传播与理性传播相结合、新兴媒体与传统途径相结合，不断增强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感性认同和理性认知。对外要注意摆脱两种“逆差”，即因与西方发达国家在信息传播资源占有上的差距所导致的“话语逆差”和侧重输出古代中国传统文化而较少传递现代中国文化产品的“历史逆差”，积极拓展文化走出去的传播平台，努力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表达“中国声音”。3.重视将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转化成意识形态建设优势，夯实克服意识形态领域失衡现象的现实基础。经济社会发展是保持意识形态平衡稳定的根本出路。但发展成就的取得并不能直接转化为人民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近年来人们常说的“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就是明证。解决这一问题，一是要妥善处理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如收入分配、劳动就业、医疗保障、教育住房等等，不断从质和量两个层面向群众提供丰富优质的民生资源，努力创建公正合理的民生环境，使人们现实而公平地享受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民生改善，从而实现广泛的社会正义，为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向意识形态建设优势转化奠定坚实的利益基础。二是引导人们将个人生活幸福同社会主义优越性连接起来，使人们认识到只有在社会主义框架下才能获得普遍的个人尊严和真实的社会权利，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三是要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引导人们正确看待自我与社会发展中的阶段性、局部性问题，将之与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区分开来，坚定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念。

参考文献：

[1]樊浩等.中国大众意识形态报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2]习近平.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Z].新华网，2014-10-15.[3]刘少杰.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变迁[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6]姜安.美国制造：意识形态控制走向结构化[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05-24.[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作者单位：任志锋，东北师范大学；郑永廷，中山大学）

第二篇：当前我国城中村现象研究之简要述评

当前我国城中村现象研究之简要述评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的腾飞。不过，经济的过快发展，却由于和落后的管理体制的重重矛盾而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城中村就是我国其中一个特有的管理跟不上发展的现象。本文以国内众多专家学者的理论研究为基础，对其进行归纳评述，着重于寻找我国城中村产生的根源，探究其成因，研究当前城中村陷入的种种困境，并试图分析其出路，提出解决对策。希望能给今后我国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提供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城中村；根源；作用与问题；改造

一． 城中村的内涵与根源

城中村是中国大陆地区城市化进程中所出现的一种特有现象。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间，诸如长三角、珠三角、沿海或省会城市等经济较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城市面积迅速扩张，城市周边的农村逐渐都被纳入城市的版图中，平矮旧房被高楼大厦所包围，形成了“都市里的村庄”。耕地被征用，农民转为居民后仍居住于原村落，但形成的居民区都滞后于时代发展步伐，甚至游离于现代城市管理之外，区域上虽说为城市的一部分，各种体制管理却保留着农村模式，由此成为了一个特殊的存在——城中村。

城中村是多方多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成因包括制度、经济、文化、政策等等。本文概括众多学者的研究内容，将从制度政策和经济利益两方面分析其产生根源。

（一）制度政策根源

多数学者持这一观点，即认为城乡二元制度是城中村形成和延续的制度根源。

刘梦琴认为城中村是制度意义的农村，城乡二元制度是城中村产生和延续最根本的原因。城中村是村庄因政府征地而“划入”了城市，但是依然实行农村体制，实质是在同一城市地域内城乡二元体制并存。并且她认为地方政府在过度追求城市扩张和土地财政的过程中，忽视了对城中村的基础设施、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制度供给，而制度供给上的失衡加速了城中村的蔓延。

学者陈建军则从“村籍分配体制”入手，认为土地制度和集体经济管理体制相联系的“村籍”分配制度，使得村民保持村籍成为了其最直接的选择，因为“农改非”所带来的福利保障并没给村民带来太大诱惑，这使得城中村“形散神聚”，难以解构。此外，从我国现行土地管理制度来看，城市所有土地归国家所有，而城中村土地的使用权归村落集体所有，土地产权差异化无形地增加了城市建设统一开发管理的难度。不得不说，城中村问题的产生，归根结底源自于“城”和“村”协商机制的缺失，对城中村居民缺乏必要的尊重和交流体制。

（二）经济利益根源

相关主体利益的博弈和其中隐藏的巨大利益的驱动也是造成城中村这一产物难以简单改造的根源之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要产生城中村问题社会基础存在，在未来可预见的时间内城中村也将长期存在。

关于城中村的形成原因，学界的主流观点便认为是村民基于经济利益在有限的宅基地上无限加盖贴面楼、握手楼所致。学者崔艺红认为城中村是城市化背景下政府城市廉租房供应职能缺失的反映，由于我国人地矛盾本就突出，加上城市化过程中政府急功近利，征地无度，导致大量失地农民涌入城市。而地方政府多年来在住房保障制度建设方面进展缓慢，无法提供满足城市新移民需求的廉租房。另一方面，城中村不含地价与房地产商业利润的廉租出租屋却恰恰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其低廉的房租使大量底层民众聚居于此，同时又为城中村原居民带来了巨大的租金收益，如此一种“双赢”的结果，也导致城中村问题积重难返。

而在利益博弈方面，崔艺红认为城中村形成和发展所涉及的利益主体包括政府、村民、村集体和外来承租人。首先，对于当地政府而言，基于对改造城中村所需的巨大财政消耗和改造后村民出路的担忧，致使其对城中村缺乏治理意识；其次，对于村集体经济组织而言，追求村民福利的最大化和政绩最大化是其利益所在，而城中村宅基地所带来的不菲收益使其无意于管制村民乱建房屋，对城中村中基础设施建设也缺乏投资意愿；至于村民和外来承租人的想法，前文已有论述，不再赘述。

应该说，国内学者对于城中村的成因基本达成了共识，也较为客观地揭示了城中村产生的制度、经济根源。笔者认为除了从制度、经济方面研究形成城中村的根源外，还可从文化心理、历史因素等方面进行研究，另外，不仅要把握各种根源成因，还应注重它们之间的影响联系，更加综合地看待城中村现象的存在。

二． 城中村的作用与出现的问题表现

当前众多专家学者从各个学科领域出发，提出了城中村凸显的诸多问题和种种不和谐之处，更有甚者，已然将城中村看做是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对于这些观点，本文并非持反对态度，也非举双手赞成，只想在此处说明：任何事物的存在必有其存在的合理之处和其价值。城中村能发展至如今地步，必有其原因，如若我们妄图简单消灭之，却忽略了更深层次促使其“成长”的因素，就将违背唯物主义中以辩证的眼光看待问题的观点。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充分认识到城中村的两面性，在看到其问题的同时也关注其功能作用。

（一）功能作用

刘梦琴认为城中村具有一定的经济社会功能，其存在具有历史合理性。张京祥等人也认为城中村在支撑我国快速而粗放的城市化过程中承担了重要的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孙林学者则对城中村的性质与作用进行了再思考，认识到城中村不是城市的毒瘤而是城市的伤口，需要用时间来进行愈合。概括起来，各位研究者对于城中村的作用认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可为村民提供收入 这点显而易见，城中村可从两方面为村民提供收入，一是村集体经济的分红，二就是房屋租金的收益。城中村的居民技能水平低、文化素质不高、社会竞争力小，在“农转非”过程中根本无法适应失去土地后的生活，但城中村却给他们带来了一条不错的生活出路，解决了他们的吃饭生存问题，减少了贫困人口的数量，这是其一大功劳。

2.可为外来人口提供廉租出租屋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务工人员从农村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对这部分低收入人群的居住安排，地方政府总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乃至漠视。政府在这一块区域的职能缺失却被城中村中低廉的出租屋所弥补了，是它们替政府安置了庞大的外来人口，并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其作用不可谓不大。

3.可为农民社会转型提供过渡平台

城中村作为一个很特殊的存在，充当了乡村和城市之间沟通桥梁的作用，作为城乡之间的缓冲地带，可以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一个接近于原本生活场所的地域，为农民工逐渐转型为城市人、在城市中寻找心灵慰藉提供一个绝佳的精神家园。

4.可以更加丰富城市的生活方式

陈建军学者研究了西方后工业化社会的发展历程和现状，觉得现代城市生活方式仍存在诸多弊端和问题，而城中村那种城乡交融的生活方式使城市更加多元化的同时，恰好可以为其实现有益的补充，起到了一种“阴阳互补”的作用。

5.可以促进非正规就业环境的形成

非正规经济大量发展是城中村经济产业的重要特征，而其由于门槛层次较低、对技能水平要求不高成为外来打工人员的首选行业，对于解决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具有难以估量的作用。不可否认的是，近三十年来，非正规就业在我国城市就业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政府应该充分重视其中蕴含的战略意义。

6.可以传承大量传统文化元素和历史遗迹

城市化的过程，是一个放弃传统，追求现代化的过程，虽然政府与不少有识之士都已意识到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继续保持传统文化，但在拆迁整改、把农村变为城市的过程中，难免会有许多珍贵的文化元素遭到破坏。孙林学者就认为城中村将成为保留传统文化、城市特色的最后一块自留地，保存反映当地传统文化特色的元素，延续城市的历史文脉，仍将是城中村的重要功能与作用。

（二）问题表现

城中村虽然有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功能，不过必须承认，城中村也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广大的学者和研究者们要改造城中村，都是源于其呈现的各种不利于社会发展的问题。

1.规划设计不合理，建筑杂乱无章 马晓茗认为城中村开发强度普遍过大，建筑密度过高，间距过小，形成了“贴面楼”、“握手楼”等景观，与城市布局格格不入，且楼房大多由居民自己请施工队建造，建筑质量不高，存在安全隐患。规划设计的不合理，造成了国有土地资产的流失，也妨碍了房地产市场的正常运行。

2.人口构成复杂，社会治安混乱 城中村里有着大量流动、分散的外来人口，而城中村内不健全的社区管理与特殊的人口结构，使其成为整个城市治安管理的薄弱环节。出租屋内往往藏污纳垢，恶性治安事件甚至违法活动不断，已成为各类刑事案件的重灾区。

3.基础公共设施相当缺乏

在刘梦琴看来，城中村公共设施严重不足，主要表现为：道路狭窄拥挤，电力、电讯、供水、煤气管道线路混乱，采光、通风、排水困难，公共活动场地和设施缺乏，环境卫生脏乱差，卫生状况极其堪忧，消防隐患极大。基础设施的缺失和不足无疑与政府的不作为有着很大的关系。

4.食利寄生现象 刘梦琴还认为城中村村民的租金收入和不菲的集体经济分红，滋生了一大批“食利阶层”,有数量的青年人因此固守现状，缺乏开拓进取精神，成为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二世祖”和自愿选择不就业的“主观剩余劳动力”。

5.社会边缘人群

城中村虽经受着城市文化的洗礼，却又保留着浓厚的农村文化氛围，村民文化程度不高，收入低微，虽说脱离了农业，但未被城市完全接纳，无归属感，就形成了独特的边缘性心理和边缘性人群。

综上所述，城中村具有实际意义的经济社会功能，有其存在的价值所在。然而，在众多研究人员中，却只有少量注意到了城中村的功能作用，固然，城中村的问题不少，但笔者认为凡事都需从正反两方面辩证统一地看待，在斥责城中村为“城市的毒瘤”之时，切不可忘却其做出的贡献，其历史合理性应该受到更多关注和论证，任何企图简单消灭、去除城中村的改造之路只能走近死胡同。

三． 城中村改造的难点分析和对策建议

研究问题最终是为了解决问题。城中村需要治理和改造，这点毋庸置疑。合理改造城中村，对于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社会的稳定、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具有不可轻视的意义。然而，显然城中村的改造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各专家学者也普遍认为这其中所遇的阻力不能小觑，蕴含的难点之多、之大需仔细思量斟酌。(一)难点分析

1.改造成本高，投资回报小

首先，乐建明、颜哲等人便认为改造城中村需要高昂的拆迁安置成本、广大的回迁安置面积，与之对应的却是其中可用于销售的面积小，投资回报小，导致房地产投资开发商鲜有涉足者。因而，他们把如何降低城中村改造成本，保证合理的投资回报率看做是城中村改造能否顺利推进的最大制约因素。

2.利益的协调

其次，张侠、赵德义等学者认为改造城中村牵涉到旧村居民、开发商与政府三方，这三方面是相辅相成，又是相互牵制的，因此就涉及到了一个利益的协调问题。他们认为，在改造过程中两方面的利益协调最为关键：一是资金来源，即如何合理确定开发商利润分成的问题；二是拆迁补偿，即如何合理补偿旧村居民、确保其切身利益得到保障的问题。张侠等人将此作为城中村改造工作的主要难点，笔者表示赞同。

3.土地安置难以管制

陈建军研究发现，在利益驱动下，部分城中村村干部联合开发商，私下圈地卖地，违法占用集体土地甚至农用地进行开发建设，违规面向社会销售，而部分城市居民置政府的消费警示不顾，贪图便宜，购买了上述得不到法律保护的房屋，使此现象愈演愈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城中村改造工作的推进。

4.村民的阻力问题

还有不少的研究者认为来自于城中村原村民的阻力也是阻碍城中村改造的重要因素。目前，城中村村民收入主要靠集体经济和出租屋租金，而在许多城市，改造后村民依旧要过着以出租收入为主的生活，没有实现其生存方式的转变，潜意识他们便会抵触改造。另外，村民的社会保障体制存在着很大缺陷，改造后大部分村民仍无法参保和享受城市居民待遇。这问题不解决，誓必将影响到村民参与改造的积极性，给改造工作带来不小的阻力。

（二）改造对策

针对城中村出现的问题和所呈现的各种改造难点，各位学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提出了许多的建议对策，笔者在此将其简单归纳为观念转变、政策制定、模式选择三方面。

1．观念转变

这里的转变观念包括两方，一方是以当地政府为代表的改造者，他们必须站在历史角度尊重城中村的客观存在及其价值，不能简单将城中村视为“贫民窟”，绝不可以抱着从物质空间上“消灭”、“清理”城中村的想法，一蹴而就的态度是不正确的，应该充分认识城中村产生的根源和其延续的可取性。另一方就是原城中村居民这些接受改造者，在改造过程中，不能单一地使用强制命令手段，还要注重村民思想观念的更新，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给村民灌输先进的城市文化，致力于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水平和技能水平，切实帮助他们彻底摆脱对土地和出租屋的依赖感，得到了村民的支持，改造工作将事半功倍，否则，不顾村民意愿，一切只会举步维艰。

2.政策制定

城中村问题的产生与体制上的缺漏有莫大关系，因此城中村的改造更需要政策的推动、扶持和保障。学者们提出了不少改造措施，有的基于如何消除城乡二元体制的差异和社会边缘性及阶层分异问题，强调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有的较关注土地利用、规划管理及建设景观等问题，还有的则强调公共政策的重要性，试图建立完善的城市管理体制和政策框架，从而加强城市整体管理。总而言之，政府或改造单位必须因地制宜，制定出各村改造的优惠政策，出台包括土地处置、村集体经济改制、社会保障体制一系列完备的配套政策规范，为改造城中村创造良好的、系统化的政策环境。

3.模式选择

在城中村改造模式选择上，学者们经过长久的研究，提出了三种模式：①以村民或村集体为改造主体的非市场化模式；②以政府为主导的半市场化模式；③以开发商为主导的市场化模式。三种模式各有特点，有利有弊，如何抉择应取决于当地城中村实际情况而行。

① 政府主导型

即政府在整个城中村改造中从立项、拆迁、安置、建设、监督、管理、协调等各个环节都发挥主导作用。但采用此模式时政府却难以做到保持资金平衡，还容易采取行政手段进行干涉，往往会损害村民利益，因此越来越少地出现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

② 村集体主导型

村民在政府指导与支持下，自筹资金，自行完成改造。该模式优点在于村民起主导作用，可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并能最大限度地体现其意愿，且政府也能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上更好地给予优惠和协助；缺陷是村民缺少开发建设经验，极易会因降低物质空间的改造品质而导致中途失败。该模式也只适用于村集体及村民筹资能力强，村规模较小的情况，并不普遍。

③ 开发商主导型

政府通过市场，引入竞争招标机制，吸引房地产开发商进行城中村改造。此模式的优势是开发商资金雄厚，开发经验丰富，既缓解了政府资金的局限性，又可避免行政力量的过多介入，减少官民冲突；不足的是，开发商利字当头，容易在改造过程中为追求经济利益而做出损害村民和城市利益的举动。因此，如若采用该模式，政府必须在其中扮演合理引导和严格控制的角色。

四． 结语

通过对众多专家学者观点的研究，笔者对城中村现象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写下这篇述评后，仍有些许启示想法不吐不快。

1.城中村的诞生有经济、文化、制度等多方面的因素，当我们从各个角度揭示城中村的成因时，应注意将各个根源相互联系论证，因为它们之间本就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只有用更综合地眼光看待这种种因素，才更能从本质上剖析城中村的成因。

2.在批判城中村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社会问题的同时，不应忘记它的存在具有历史合理性。城中村的治安问题层出不穷，可同样，它的贡献作用不可缺少。应一分为二地看待每件事物，城中村也不例外，它具有两面性，在面对城中村时，应该关注到其背后的成因，真正理解广大村民的需求和制度的缺陷。只有做到这样，方可谈如何改造城中村，而非如何消灭城中村。

3．城中村的改造方法多种多样，出路也并非只有一条，前文只是给出了几种最主要的模式选择。如何取舍，取决于当地实际情况，做到因地制宜即可，不能死守形式。另外，在改造之前、之后，还要做到有效管理城中村，一定要以人为本，将城中村村民的利益置于首位，切实保障其应有的合法权益，还应注意协调好政府、开发商、村民的关系，力求在共同努力下建设一个更美好的城市。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统筹考虑、综合发展，让我国的城中村改造真正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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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当前基础教育失衡发展的现状及对策

当前基础教育失衡发展的现状及对策

通过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逐步解决区域内教育资源配置的失衡现象，尽可能均衡地分配义务教育资源，是政府制定公共教育政策的基本原则。长期以来，在基础教育资源配置上，无论区域间，还是区域内部都存在着明显的失衡现象。因此，在当前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进程中，我们必须立足于不同地区的实际，采取积极进取、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区规划、分类指导、分步实施的方针，建立起合理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逐步解决教育资源配置的失衡现象，以推进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大面积提升我国基础教育的总体水平。

一、我国基础教育概述

1、基础教育的概念

基础教育，是一个动态的概念。目前中国事实上的基础教育，是指初中以前的所有教育形式，狭义讲来指九年义务教育，广义讲来还应该包括家庭教育和必要的社会生活知识教育等。有人也把高中阶段的教育归入基础教育范畴，但是目前中国还没有普及这种类型的教育，所以，在事实上高中阶段的教育还不是基础教育。随着中国发展水平的提高，预计到2020年，会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2、基础教育的目的197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的高级教育计划官员讨论会上，对基础教育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认为“基础教育是向每个人提供并为一切人所共有的最低限度基础教育的知识、观点、社会准则和经验”的教育。“它的目的是使每一个人能够发挥自己的潜力、创造性和批判精神，以实现自己的抱负和获得幸福，并成为一个有益的公民和生产者，对所属的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基础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的关键部分。正如万丈高楼平地起一样，没有良好的基础教育，不可能产生优秀的高等教育。

二、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与失衡的现状。

我国基础教育包括幼儿教育、小学教育、普通中学教育（初中、高中）。1949年以前，中国的基础教育十分薄弱，教育发展最高年的1946年，全国只有幼儿园1300所，小学28.9万所，中学4266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非常重视发展基础教育，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普及教育。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础教育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了“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各级政府，尤其是县、乡两级政府办学的积极性。198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使中国的基础教育走上了法制的轨道。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了到本世纪末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方向和基本方针。1999年初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这一计划是教育战线落实“科教兴国”伟大战略的具体举措，是在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及《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基础上提出的跨世纪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施工蓝图。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为构建21世纪充满生机活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指明了方向。

新中国成立50年来，中国的基础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绩。截止到1998年底，全国已有幼儿园18.14万所，在园幼儿2403.03万人；有小学60.96万所，在校学生13953.80万人；普通初级中学63940所，在校生5363.03万人；普通高级中学1.39万所，在校生938万人；有特殊教育学校1535所，在校生35.84万人(其中在普通学校附设特殊教育班及随班就读学生22.55万人)。

基础教育不均衡现状：

1．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发展不均衡。

2、同一地区重点校与薄弱校发展不均衡

3、各门课程发展不均衡

4、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发展不均衡

“招生方式”与“择校生”问题。在高质量教育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小学升初中究竟采取何种招生方式，是一个比较有分歧的问题。当优质初中无法满足学区内小学毕业生就近入学的需求时，如果采取通过考试选拔的做法，等于将“应试教育”的压力下移至小学阶段。近年来，根据义务教育的基本原则，国家要求在已经“普九”的地区实行小学升初中取消考试、实行就近入学的政策，其初衷十分明确，就是要打破学校和学生的身份界限，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习负担，以便更好地实施素质教育。但是，在初中学校质量差距大的地区执行就近入学比较困难，并不能使社会满意，于是许多地区实行了“电脑派位”的做法。但是，越是薄弱初中比例较大的地区，这种做法就越不一定公平，实际上有些类似于“电脑抽奖”。由于校际之间的差距，加之各地执行政策的差异，即使在各地实施免试就近入学或“电脑派位”等政策之后，义务教育阶段以缴费为主要手段的“择校生”现象反而大量出现，而且在大中城市、直辖市和省会城市，问题尤为突出。

2．“薄弱学校”问题。长期以来，由于城乡中小学资源分布很不均衡，基础教育阶段存在了一大批薄弱学校。特别是90年代以来，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教育系统深受市场经济的影响，不同地区的经济实力及同一地区校际资源的差距，直接决定学校建设水平和办学质量上的差距。一些地方开始实行教师结构工资之后，校际教师待遇差距迅速扩大，学校之间教师队伍建设的基础条件出现失衡，生源状况随之分化，在应试制度的压力之下，择校范围逐步加大。加上与生源相联系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持续短缺、校办产业普遍不景气和逐渐衰退等因素，择校收人就成为学校主要的经济创收手段，这进一步拉大了学校创收水平的差距，薄弱学校的生存发展空间受到很大制约。近年来，各地政府在改造薄弱学校、缩小学校差距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由于过分强调学校硬件设施层面，注重学校外部条件和环境的改造，而对学校“软件”建设重视不够，因而成效不十分明显，在很多地方，改造薄弱学校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三、我国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对策

导致我国基础教育非均衡发展的状况，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历史形成的，需要通过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逐步加以解决；有的是制度性原因，由于政府公共政策的不同取向或偏差，往往会加剧现实中的教育不公。相对于缩小历史形成的发展差距而言，通过政策调整来实现均衡发展，增进教育公平，是更为容易实现的。在调研的基础上，我们初步归纳提出以下几方面的对策建议：

(一)在基础教育阶段，应当处理好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的关系、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的关系，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

按照教育法律，义务教育的本质属性是社会公益性的，在已经“普九”的地区，必须强化政府在义务教育阶段的行为，确保公办教育的主体地位，这是在基础教育领域努力推进均衡发展战略的重要环节，政府有责任在确定教育现代化目标时，承诺减少(至少是不再人为扩大)公立学校之间不应有的巨大差距，逐步扩大和体现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平性。至于基础教育领域中的幼儿教育、普通高中教育等非义务教育，按照国际通行标准和我国的具体实践，兼有社会公益性和成本分担服务性(依据WTO中服务贸易总协议的条款，某些基础教育领域的服务“市场准人”还可分为“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和“商业存在”等类别)，应当积极形成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共同、平等发展的新格局。

今后，义务教育可供选择的学校基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公办学校，完全实行学区就近入学。从长远看，按学区免试就近入学是方向，其有效操作的前提是尽可能削减薄弱初中的比例，只有学区内的初中办学条件和教育质量逐渐均衡了，才能减少学生和家长对“电脑派位”的后顾之忧；另一类是少量民办学校，允许通过比照成本的教育收费(甚至较高收费，但

不得以营利为目的)和良好的教育质量，满足某一部分人群的择校需要。在非义务教育和部分允许民办教育介入的义务教育领域，无论是公办学校还是民办学校，尽可能百花齐放，办出特色，形成个性与晶牌，使学生家长或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智力和经济承受能力等，选择自己真正所需要的学校。

(二)推进中小学标准化建设，深化体制改革，合理配置资源，实现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的规范化办学。

推进中小学的标准化建设，是提高我国基础教育整体水平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建议各地都应大力推进中小学标准化建设工作，通过学校建设标准的法律规定，约束政府合理分配教育资源，使每所中小学校都能按照法定标准，拥有大体均等的物质条件和师资队伍条件，从而在义务教育领域形成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在帮助和支持薄弱学校达到法定标准的同时，对原来基础很强的学校硬件建设也应有个上限，限制类似于“正反馈”的过量投资，以遏制在少数学校办学条件高投资的攀比现象，制止追求“奢华”的不良风气。

政府要切实负起责任，保证教育的公正、公平性；学校要严格执行有关方针政策，杜绝各种不正之风，均须依靠制度创新。建议继续通过法律、行政和经济等宏观调控手段，深化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尽快在学校建立健全收支两条线、财政拨款和专项公开、学校财务公开、精确预算管理等制度，加强对学校收费的全面审计和统筹管理，形成社区和家长有效监督与参与学校运作的机制，发挥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的作用。

(三)推进学制改革，实行完全中学初、高中脱钩，建设一批“九年一贯制学校”。

从根本上解决择校矛盾，必须建立与义务教育性质相适应的学校制度和学校结构。实行完全中学的初、高中脱钩，建立“九年一贯制学校”，至少可以在制度上保障义务教育阶段的完整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矛盾。目前占全国人口35％左右的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基础教育阶段的入学高峰已经由初中移向高中，高中入学矛盾比较尖锐，这实际为“脱钩”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一批重点中学的初中部搬出，高中部扩大，一方面解决了普通高中入学难问题，另一方面缓解了初中段“择校”激烈的矛盾。但应当看到，目前部分“脱钩”初中改制成为民办学校后实行高收费，有些公办学校在改制过程中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需要及时制定应对的措施。

建议通过联办一批小学和初中，建设“九年一贯制学校”，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小学升初中的“择校”矛盾。小学与初中的“强强联办”应当不是方向，否则，又形成新的“重点九年一贯制学校”，“弱弱联办”的情况自不必考虑，这两种方式无疑均会扩大义务教育阶段的办学差距。今后，主要是初、高中分离后的薄弱初中与“基础好”的小学联办，“基础好”的初中与薄弱小学联办，有可能建立一批“九年一贯制学校”。如果这类学校能够占有较大比重，将为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和大面积推行素质教育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例如，某地“九年一贯制学校”大多是联办了一强一弱两所学校，对于改造薄弱学校、缩小校际差距发挥了明显的作用，间接地促进了“择校收费”问题的解决。

但是，由于“九年一贯制学校”发展之初存在的班级建制不规范问题，特别是小学六年级和初中一年级之间的班额缺口很大，因此初中招生问题依然存在。另外，“九年一贯制学校”中也出现新的“择校”问题，一旦薄弱初中与“基础好”的小学联结，小学生四、五年级纷纷转学；“基础好”的初中与薄弱小学联结，学生从四、五年级竞相转入；“择初中”演变为“择小学”。这些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研究解决。而且，随着特大都市逐步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未来“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试验与目前初、高中脱钩改革可能产生一定的冲突，也需要引起重视。

(四)积极以多种方式推进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的招生方式改革。

当前，为体现基础教育的公平、公正原则和缓解“择校收费”问题压力，部分地区设计将办得较好的初中的全部招生指标或部分招生指标，根据小学在校生人数，按比例分配给附近的各个小学，德智体择优选送(不得举行统考)，完善选送程序，增加透明度，实行社会监督。

同时，将重点高中的招生指标按一定比例分配给各个初中学校，淡化学校之间的竞争，效果明显。某省90年代初在某区进行了高中招生指标与乡镇初中办学水平综合评估挂钩，将指标分配到初中学校的改革试验，有关县(市、区)进行了中考特长测试加分。近年来，又进行了部分优秀初中毕业生保送进入优质高中(省级示范高中)学习及部分初中毕业生直升中等职业学校学习的改革，取得了较好效果。某市招生方式改革的核心是，贯彻“多次机会、双向选择、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指导思想，建立和健全初中学生素质综合评价体系，改进考试内容、评价方式和分流方式。把重点高中招生指标的10％-15％分到各个初中学校，由初中学校根据民主程序推荐优秀毕业生，推荐生参加统一升学考试，可在降一个分数段(8分)以内录取。某市以取消“百分制”，实行“等级制”为突破口，对初中招生政策进行了重要调整：一是按照“基础教育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原则，初中招生工作在市教委宏观指导下，各区县具体组织实施；二是取消“百分制”，实行“等级制”，推行“小学毕业生素质发展水平报告单”制度；三是坚持“公办不择校，择校找民办”的原则。在保证公办学校有一个“位子”的前提下，允许小学毕业生选择民办学校就读。

(五)以推动本地高中教育的整体发展为目标，进一步规范示范高中建设，扩大优质高中资源的供给能力。

“示范高中”的建设，不应当造成新的教育发展不平衡，而应当使处于各层次的学校在动态发展过程中谋求更高水平的平衡和循环。发挥辐射、牵动作用是示范性高中的主要标志，示范性高中要牵动一个区域、一定范围内高中教育的发展，办好示范高中的最终目标是办好每一所高中，坚决克服以“示范学校”、“窗口学校”及“教育现代化试验学校”为名，行“重点学校”之实的现象，防止继续拉大学校之间的差距，产生一批新的薄弱学校。

例如，某市从1998年开始启动了示范高中建设工程，计划分期建设60所左右规模大、条件好、质量高的示范高中，进一步扩大普通高中特别是优质高中的教育供给，并通过示范高中建设带动高中教育整体发展，使优质高中招生规模占到高中招生总额的70％以上。有的区通过改建、扩建、撤并高中和初中分离等方式，扩大和盘活高中优质教育资源，消灭办学规模较小的高中校，力争在5年内建设8~10所占地50亩以上，办学条件较好、办学质量较高的普通高中，到2005年，使70％的高中学生能在优质高中学习。通过发挥高中的示范、基地、辐射作用，实现全区对优质高中的资源共享。

(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建立起人才培养与流动的优化机制，在“重点学校”和其他学校之间，实行校长和骨干教师的定期相互轮岗制度。

很多地方对学校教师队伍建设问题非常重视，通过派遣优秀的师范院校毕业生和选调优秀教师到薄弱学校任教，或采取优秀的骨干教师定期、轮流到薄弱学校示教、挂职等方式，帮助薄弱学校尽快提高师资队伍的整体水平。例如，某省对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予以高度重视，从2002年起，实施高等师范院校“专升本”计划，鼓励应届高等专科学校毕业生直接进入本科阶段定向培养，毕业后到受援县任教；根据受援县的需要，编制高等师范院校定向招生计划，为受援县重点培养本科学历层次的高中各学科教师；各级各类院校尤其是师范院校每年有计划地举办受援县骨干校长和教师培训班，培训费予以减免；为稳定受援县中小学骨干教师队伍，省内任何教育部门和中小学不得聘用未经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擅自离岗的受援县中小学教师。

今后，要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的要求，借鉴国外高质量普及义务教育的经验(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采取经常性的轮换，既有城乡间的轮换、又有不同学校间的轮换。通过教师轮换制度，实施政府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有效调控)，通过体制改革试点，在历史上形成的重点学校和同一区域内其他学校之间，对各校的校长和骨干教师进行统筹调配，执行按照一定的比例和年限相互轮岗的制度。例如，某市从2000年起，首先

在部分重点学校、实验学校试行教师轮岗制度，凡1970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城镇中小学在职教师，原则上都要安排到本区(县)的农村学校、薄弱学校轮岗，城区符合条件的教师也可以跨行政区到郊县农村学校轮岗，轮岗期间，行政关系、工资关系等仍保留在原单位，工资、奖金、福利、医疗等待遇不变。该市职称办和教育行政部门也专门做出规定：从城镇到农村学校轮岗的教师，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评聘教师职务；轮岗时间在两年以上并在教育教学工作中表现优秀的，可以破格评聘高一级教师职务；凡评聘高级教师职务的，原则上都要有一年以上在薄弱学校或农村学校任教的经历。

(七)推进薄弱学校改造工程，进一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不断增强教育实力。

薄弱学校改造是一项整体工程，除了硬件建设需要有较大的投入之外，软件建设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因此，当前薄弱学校改造的基本任务是：在重点建设方面给予倾斜政策的同时，大力提高教育管理水平、提高教师的基本素质，最终实现深化教育改革、更新教育观念、改善学校管理、树立良好师德、改进教育方法、培养优良学风的目标。例如，某省从2001年开始启动了“加强大中城市薄弱学校建设”工程，明确要求：财政投入的教育经费要向薄弱学校倾斜；教育主管部门可从有创收能力学校预算外收人中统筹20％，用于薄弱学校建设；积极培养薄弱学校的学科带头人，形成一支较为稳定的教育教学骨干队伍；薄弱学校教师福利待遇由教育行政部门统筹解决；骨干学校教师评聘职称职务都必须有在薄弱学校任教的经历。再如，某市以公办初中为重点，大力加强初中建设。在城市地区抓住城市危房改造的历史机遇采取调整、兼并、重组、置换等方式，最大限度地扩大公办初中校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把公办初中校办大办强。

从上述地方教育部门采取的政策效果看，只要能树立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战略思想，就能找到良好的政策措施。关键是要政府部门痛下决心，进一步准确定位政府在改革与发展教育过程中的功能，以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基本出发点，明确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方向，制止一切“标志性”、“政绩性”重点学校建设的行为，加大宣传力度，促进社会参与，就能真正找到符合本地实际的“高水平、高质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提高基础教育整体质量的有效途径。

第四篇：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分析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分析

一、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总体态势

马克思曾说过：“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图谋的思想阵地，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虽没有迷漫的“硝烟”，但同样“惊心动魄”。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在信息化飞速发展和全球化迅速蔓延的环境下进行的，更加严峻复杂，尖锐激烈。我们要高度关注和准确把握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工作。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各种利益群体分化严重，原有的体制性弊端凸显，社会矛盾集中体现在民生领域、信仰危机、体制改革等三个方面。

二、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值得关注的问题和呈现出的特点

1、换届工作中的不和谐声音。近一段时期以来，随着省、市、县区、乡镇党委换届，人大换届等工作的开展，出现了一些换届工作中的问题，像80后县长（馆陶县长闫宁）。虽然闫宁当选是个别现象，但也让社会上流言四起，质疑声不断，官方暧昧的解释也不能让民众信服，给社会留下了猜测的空间。更有甚者，漯河市人民政府市长的吕清海全票当选仅仅上任49天,就闪电落马。相关部门在干部提拔时是否严肃、认真,有没有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带病提拔”、边腐边升,久为公众诟病,但这些现象并未绝迹。如果不引起警惕，恐怕诸如吕海清此类的市长也会在别的地方出现。另一方面,投赞成票的代表们真正了解候选人吗?吕清海全票当选,连一个质疑声都没有,哪怕一张弃权票也没有。“用对一个人,激励一大片；用错一个人,打击一大片。”有时,用错人、选错人,会危害一方,贻害久远。相关部门在选人、用人时,应公开透明,经得起人们目光的挑剔,更严格按程序办事,莫埋下“带病提拔”的病根；而人大代表们也应珍惜手中的选票,保持清醒判断,别再出现全票选了一个贪官的丑闻。

2、公共道德危机。佛山小悦悦向我们敲响了公共道德危机的警钟，小悦悦事件指向的，既是民众的道德匮乏、社会的法治缺失，更是弥漫在整个社会的中国式冷漠，这一中国式冷漠，固然有民众的道德因素，却更多更直接地和整个社会的公共恐惧症相关。所谓公共恐惧症，是在脱离私人空间之后，由于种种原因而成的人的扭曲、变形状态，由于扭曲，人人皆有的四端良善之心、是非善恶，瞬间消失。正如有评论所言，公共恐惧症来自“‘我们’不存在”这一严酷现实。如果人的存在、存在有何权利与义务，都必须得到某系统的认可，如果每一个正常人的判断常识，依据自然法而来的道德伦理都被这种国家的泛滥道德倾向掩埋。如果一个公民，因为维权，被安上个罪名就遭受非法囚禁，甚至探视都有风险，正常伦理又怎样确立并滋润社会？所以，让小悦悦事件不再发生，最紧要之处，在于公权力的反省，是什么力量让社会道德不彰、人心失衡，是什么让本有道德热情的民众一进入公共空间就体会到恐惧，并让这种恐惧一步步吞噬了灵魂。

3、社会保障和工资体系的不合理。社会保障覆盖面小，失业保险的覆盖面人数仅为1.2亿人，只占就业人数的1/5左右。其中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更低，对占全国总人口75％左右的农民的社会保障支出仅占社会保障总量支出的13％，比例明显偏低；没把广大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保险范围，用人单位为降低用工成本不愿为农民工参保缴费,农民工本人不敢主张权利，另外农民工流动性强,如果在一个单位工作不满1年,按政策不能享受相关待遇；统筹层次低，养老和医疗等主要的社会保险制度被分割在多个统筹单位(多为县市级统筹)内运行,各统筹单位之间政策不统一,难以互联互通,养老保险关系无法转移接续。劳动者的社保关系在跨省、甚至省内跨地区转移、接续等方面存在着政策性壁垒。工资关系中存在同工不同酬，乱发补贴等现象，影响了社会和谐，给仇富、仇官现象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三、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趋势性问题

一、西方思想的渗透加剧，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造成严重冲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力量的优势，常常利用意识形态影响力等无形力量，进行文化渗透。在国内鼓吹多党制、宪政制，削弱我党的执政地位。

二、我国改革开放处在关键时期，经济关系的变化，利益关系的调整，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出现多样化、多变性和差异性的特点。体制转轨，结构调整的深刻变化，社会思想空前活跃，各种文化观念相互交织和激荡，其结果往往导致人们对过去统一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由认同走向迷惑或质疑，由此产生了思想观念和评价标准的多元化，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利益至上原则等观念的盛行。

三、而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逐步推进，人们的文化需求迅速增长，迫切需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在加快改革中实现全面繁荣和快速发展。我国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权,就必须在壮大经济实力的同时,使国家文化软实力有一个大的提高。新形势下的意识形态工作是全面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极其重要的环节，贯彻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才能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全面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第五篇：浅谈小学教师性别结构失衡现象

浅谈小学教师性别结构失衡现象 【摘要】

随着社会经济和教育的发展,我国中小学教师队伍中女教师的比例增长迅速,男女教师性别结构失衡的问题也随之突显出来。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分析了造成此现象的原因及对小学生的影响，并对此现象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 性别失衡现象、性别失衡影响、相应的对策

小学教师性别结构是小学教师组织中的性别构成及其比例关系，是小学教师队伍组织结构的重要组成。同时也是影响教育教学活动潜在因素和学生人格成长及其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小学教师性别失衡现象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一些教育专家也专门对此类现象进行了分析研究，甚至有的地方还根据专家意见采取了相关措施试图改变这一现象。然而至今，小学教师性别结构失衡现象仍然十分突出。我在潍坊东明小学实习期间发现男教师比例少之有少，有的整个级部就有一个男老师甚至没有。因此本文将从小学教师性别失衡的原因、性别失衡的影响以及相应的对策几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小学教师性别失衡的原因

1、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

中国传统观念认为男士是成大事者，像老师这样的职业是留给“小女子”的。国家有关部门尽管提高了小学教师待遇，但是在当今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还是难以养家糊口。小学教师社会地位相对来说比较低，与公务员的社会地位更是有一定的差距！社会对于男性从事小学教师工作认可度也不高。因此一些男士自然耻于从事小学教师工作。

2、工资收入与工作付出差距大。

随着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孩子教育的重要性！因而对于教师的社会期望也越来越高，但是老师工资却没有成为正比，尤其是小学教师。如今的小学教师压力越来越大，现在的小学教师不仅仅是教书育人这么简单，还需要具有多方面的能力并负有相关责任。有的地方小学教师甚至成了学生的第二任父母，各个方面都有所照顾！因此需要付出很大的时间和精力去完成工作。然而收入呢？还是那样微乎其微！因此有大部分男士对于小学教师敬而远之。

3、教师工作成果的长期性和间接性。

教师的工作成果具有间接性和长期性，小学教师也不例外。这主要表现在培养学生的时间上。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师的工作成果正是这句话的真实写照。老师的工作主要是培养人才，只有当人才服务于社会时才能够体现出教师的劳动成果。而对于那些成就感较强的男士自然而然不会选择教师职业。

4、师范生管分配的政策早不复存在。

现在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教师需要层层选拔并且条件比其他职业要多。在准备期间男士的备考定力必然会输给女士。因此这些条件会使一大部分男士放弃从事教师这一行业。

5、环境的影响。

小学教师多为女教师，由于女性非常集中，造成学校团体内部互相猜忌，经常产生矛盾。男教师长期处在这种环境中，接触的都是孩子和女性，因缺少同性间的交往而感到孤独。工作久了，女性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自我评价降低，心理扭曲变形，从而产生当小学教师是错误选择的心理。虽然一些学校采取措施，但心理失衡使得一些男性教师选择调离小学，造成基础教育教师队伍的不稳定状态。

二、小学教师队伍性别失衡的影响

小学教师队伍性别失衡现象对小学教育教学以及学生的发展都产生不利影响。对于具体影响做一下阐述：

1、教师队伍失衡影响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俗话说的好：“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而小学教师队伍中女性教师非常集中，这种性别失调对学校工作产生诸多不利影响。影响到了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学校中一些工作需要男教师去做，可是往往这时却很难找到人。潍坊高新区某小学去年有好几名女老师结婚后相继怀孕。生育时间都赶在一起！该校校领导称，现在女教师扎堆生育成了学校的负担，校方不得不私下采取相应的措施。还有一名英语教师怀孕后身体状况不佳，导致三个班级好几天上不了英语课。校领导说，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无法找到合适的代课教师，当时真的是束手无策。

2、小学教师性别失衡影响儿童身心全面发展。小学教育阶段是儿童性别角色社会化的重要阶段，然而教育又是心灵之间的沟通、灵魂之间的交融、人格之间的对话。教师与学生朝夕相处，必然对其性格形成、心理发展等方面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小学生具有向师性的特点并且他们正处于心理模仿期，女教师的性格、心理和行为方式很容易影响学生的性格、心理和行为方式。

从小处在“女儿国”这样的教育环境里，接触的是大部分是女教师，不利于男孩子的阳刚气质的形成，然而阳刚气质是男性应该具有的优秀品质，如自信、勇敢、果断、大方等，这些都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获得生存所必不可少的。心理学家马斯洛描述的自我实现的人，正是一些具有阳刚气质的人，这些人在现代社会竞争中更有利于自我潜能的发挥。然而在“女儿国”教育环境下，男孩子该有的阳刚气质正被女性教师与生俱来的温柔一点点地吞噬。而这种教育环境也会使女孩子缺少与异性相处能力的基本训练。

3、小学教师性别失衡影响小学生道德行为的发展

处于小学阶段的儿童在道德行为具有言行脱节、易反复的特点。并且，抑制能力未能很好发展，对模仿却很感兴趣，然而儿童辨别能力较差，因此对于身边的好坏行为全都模仿。有的时候小学生在道理上能理解某一行为的准则，但行动上却意识不到，无意识地会做出违反纪律的行为。这就对小学教师提出了双重要求。不仅要有意识地培养小学生良好的行为动机而且还要从自身做起，为小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让他们学有榜样、行有准绳，以形成牢固的行为习惯。在东明小学的实习活动中，听女指导老师说，有一次她带学生去郊游碰见了小偷，为了保护孩子，就带着大家远离小偷，并告诉孩子：“这是坏人，大家一定要远离他们”。我当时听后并没有发表意见，之后仔细想了想，尽管老师的动机是在保护孩子，但这种做法却包含着一种消极因素。如果孩子将教师的话记在心里，以后见到类似的情景会不会集体回避呢？答案是肯定的。这样会慢慢演化成一种事不关己的心态，很容易滋生儿童自私、冷漠的行为品质。然而造成这种行为结果，当然和女教师的温柔的细腻的天性不无关系。行为主义理论家和社会学习理论家都强调强化和榜样作用的重要性。如果儿童做出一种符合社会要求的行为，例如与别人分享玩具，同情关心别人，我们往往报之以赞许的目光、或点头的微笑、或者其他的奖励方式，这就是强化。通过强化同时也就增加了以后良好道德行为产生的可能性。小学时期是儿童道德发展的重要时期，如果不能较好地培养，则将会给儿童以后的成长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4、小学教师性别失衡会影响小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 小学生阶段是小学生创造性思维发展的重要阶段。不呆板机械的模仿的别人，而是由自己提出自己的想法；有独立从事创造性活动的勇气；个人的见解具有个性、新颖、不俗气的特点；对新问题、新认识是敏感的、容易接受的。这些都是创造性思维的表现。小学生创造性思维发展的可能性只有通过合理的教育措施，才能使之变成发展的现实性。然而女教师的温柔善良、慢条斯理的天性品质，是与创造性思维所提倡的新奇、变通等特点不相容的，因此很容易影响小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学校男教师太少，就像 “单亲家庭”缺少父爱一样，学生的心理、思维非常容易出现缺陷。因此在一所学校里，需要有一定比例的男教师，刚柔相济，才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如果女教师过多，那些男教师所具有的性格和生理特点，如关心时事、个性刚毅、敢于冒险等，女教师是无法替代的，然而这也是培养儿童创造性思维不可或缺的。

5、小学教师性别失衡会影响下一代竞争意识的养成。

小学教师队伍中缺乏男性，失去的将不仅是孩子未来的“阳刚之气”，更主要的可能会因此而使孩子丧失总体竞争意识和竞争潜力。然而这些特质恰恰是当今国际战略竞争中必不可少的。当代政治家和教育家们都断言，未来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竞争的关键是素质竞争。孩子们不仅需要女性的温柔与细腻，而且也需要男性的粗犷与豪放，更需要男性那种主动、进攻性的竞争特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否能够立足于世界列强当中，最关键的是取决于这个民族的战略竞争意识，而这种战略竞争意识需要自小培养，远非一日之功。一个从小处在“女儿国”教育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不可能会突然一改“温柔”形象而迅速变得富于竞争性起来。

三、小学教师队伍性别失衡的对策建议

小学教师队伍性别结构对于儿童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因此必须要改变小学教育教师性别失衡的现象。基于此我对于该现象提出以下建议： 1.政策干预，加强男性师资力量的培养

首先，对于从事小学教育的所有高校师范生实行免收学费、给予补贴等优惠政策。温总理曾在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建立相应的制度”。这个具有示范性的举措，就是让教育成为全社会最受尊重的事业；就是要培养大批优秀的教师；就是要提倡教育家办学，鼓励更多的优秀青年终身做教育工作者。这一优惠政策应该延伸到全国的普通师范院校中。因此师范院校可以利用这一大好机遇，设立专业培养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优秀男学生报考师范院校小学教育专业，毕业后到小学从教，彻底改变小学教育教师性别失衡的现象。其次，具体安排和强化招生计划，实行定向、委托培养的方式。师范院校争取小学教育专业在满足城市需要的基础上，再逐步扩大到面向乡镇，实行定向培养。为此，生源计划要从现有国情出发，细化到县、或者乡镇，并要求各县招生办切实执行好。在执行免收学费、补贴生活费和设立定向培养补助费的情况下，应要求毕业生按照招生计划对口就业，不对口就业的应向国家返还所享受的补偿，以缓解小学教育男性教师偏少状况。再次，高校师范学院应该注重培养教师职业情感。教师情感是教师自我提高，完成神圣职业使命的内在驱动力。师范院校在开展学科专业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的同时，还要对男生进行投身基础教育事业的情感教育。帮助男生认识男教师在未来历史发展趋势中的重要作用，努力培养对教师职业的兴趣，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使男生增强对教育事业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自豪感，在走向工作岗位时能获得愉快的情感体验。应让学生意识到，积极的教育职业情感不仅仅是为了教育的发展，更体现教师人生价值与生命意义。对教师来说，教师职业是谋生的手段，但绝不是其职业意义的全部。教师通过艰辛的创造性劳动，把学生培养成才后，在心理上和精神上感受到职业乐趣和成就感，这是从事其他任何职业所无法享受到的快乐与幸福。2.政府应该实施宏观调控，规范小学教育经费投入机制 工资待遇低是造成小学教育男性教师偏少的重要原因。小学教师在待遇方面，由于小学教育属于义务教育，很少有学校能给教师发放课时津贴，因而工资偏低。尽管最近几年工资有所提高，但是在快速发展的当今社会确实显得微不足道！尤其对于将来是家庭顶梁柱的男性教师来说更是显得少之又少！因此国家可以从长远考虑，逐步地建立国家、地方、学校三级经费投入机制。这种机制要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一是根据小学教育发展的实际需要，随着各级政府财力的不断增强，分阶段地逐步提高小学教育经费的保障水平。二是要制定明确的小学教育公用经费标准、教师工资标准，并明确具体实施办法。三是为了保障经费投入机制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在机制的形成过程中，要公开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让大家都参与到该行动中来。把这一政府行动变成社会行动，这样不仅有利于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也有利于小学教育经费的运转。有充足的经费做保障，小学教育男性教师数量的增加也就指日可待了。

3、提高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

男性当小学教师往往会被认为是“没出息”的传统观念，加上社会地位比较低，因此从事小学教师职业的男性越来越少。公务员工资待遇有的也是很少，但是它的社会地位高。因此有些男性宁愿拿相同的工资也去当公务员。尽管近几年全国“两会”上，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建议，希望在法律上确立中小学教师的公务员身份。但是至今还未完全实施。因此，政府应该使教师职业保持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良好的社会声望，将小学教师的身份确认为公务员，纳入国家公务员行政管理系统之中，并给予特殊的教育补助津贴等福利待遇。从而吸引更多的男性加入到教师队伍中来！

4、小学教育管理者树立“以人为本”管理理念，小学教师队伍中缺少男教师不无与教育管理有关，因此小学教育管理者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要能够理解人、尊重人和爱护人，并且为人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在社会生活中经常有这样的事情：不同的成绩会来于具有相同能力的人，甚至能力强的人会不如能力的差人做的好。探究其中的原因，大部分是由于管理者树立了“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在对人的尊重和激励方面做的很好。因此，作为小学教育领者，就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尊重和激励广大教师，从而增强小学教育对男性教师的吸引力。

首先，建立有效的精神激励制度。

众所周知，在企业中要想长久留住人，无论他的职位高低，都必须使员工在心理和情感上对工作环境，包括对同事和领导的人际关系具有好感。要达到这种程度，就有必须对员工的精神给予激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相互尊重的，然而作为一名管理者更要尊重、爱护之心对待自己的员工，这样的话员工也同样会以仁爱之心对待企业，只有这样才拥有较强的凝聚力，形成团队精神。心理学家马斯洛说过尊重的需要是每个人所必须的，包括自己对自己的尊重和外界对自己的尊重。因此，小学教育管理者对教师尤其是男教师也需给予尊重，让他们获得真正的自信。对于男老师外在的荣誉、地位、赞扬也可适当的给予适当的满足，以求相得益彰。对教师的精神激励方法多种多样，主要通过倾听、沟通、适当地赞美和鼓励职工参与管理等方式来实现。

其次，建立制度与情感相融合的管理模式。

优秀的组织管理模式往往是创造精神与团队精神的兼容，是每个人的个性与组织共性的统一，要求宽严相济，制度和情感相辅相成。制度管理也称刚性管理或理性管理。规章制度是为实现小学教育目标，对小学各项工作和对各类人员的要求加以系统化、条理化，规定出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和工作规程。规章制度的建立健全可以保证小学正常的教育工作秩序，做到事事有章可循、人人依章办事，将小学各项工作纳入制度化管理的轨道。而情感管理，又称柔性管理或非理性管理。情感管理是指在发挥组织、计划和规章制度的管理作用以外，以人为中心，以情为主线，重视非理性因素，如情感、意志、心态、形象等因素的管理，挖掘成员的潜能，形成群体价值观和凝聚力，共同实现教育目标的管理模式。情感管理的核心是高度重视人的情感因素，尊重人、爱护人、发展人、强调人的共识、合作和积极参与管理。因此要求管理者重视把非理性因素，尤其是情感因素看成是管理的一种力量，积极的运用自身的因素去感染、影响教师，并且形成巨大的推动力。制度管理与情感管理相融合，则要求小学教育管理者要把目光转向“人”、“情”和其他的非理性因素，把理性与非理性管理相结合。不仅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又有重视满足教师的需要和情感交流；而且还要严格有序，和灵活有情，充分地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只有坚持以人为本、以情为主、以理为基础、情理相融，才能提高管理的效率，也能更好地吸引大量的优秀男性教师。

中国的未来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归根结底靠的是人才发展，人才培养关键还在于小学教育，而教育的关键是教师。然而小学教师队伍的性别失衡现象对小学生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应该把相应的措施落实，让学生有更好的发展，更快的达到素质教育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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