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形势和主要任务

第一篇：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形势和主要任务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形势和主要任务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学习贯彻讲话精神，就要充分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三个事关”，指明了意识形态工作引领社会、凝聚人心、推动发展的强大支撑作用，道出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性、战略性、全局性意义。

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习近平：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

习近平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习近平：党员、干部要坚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脚踏实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努力，扎扎实实做好每一项工作，取得“接力赛”中我们这一棒的优异成绩。

习近平指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他强调，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

习近平：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

习近平指出，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宣传思想工作必须遵循的重要方针。

习近平：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让群众爱听爱看、产生共鸣，充分发挥正面宣传鼓舞人、激励人的作用。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

习近平强调，宣传思想工作创新，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努力以思想认识新飞跃打开工作新局面，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办法，把创新的重心放在基层一线。要继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他指出，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宣传思想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

习近平：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习近平指出，宣传思想部门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职责，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作为党员干部，我们要深入领会中央精神，要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精神支柱建设，在一个国家发展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一个民族发展有三大支柱，经济支柱、军事支柱和精神支柱。我们前两个支柱建的特别好，后面的精神支柱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毛主席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革命是这样，建设、改革同样是这样，我们要建设一个国家，首先是在思想意识上把它建起来，然后用这个精神去统领全党全国人民，就是把精神力量凝聚起来，这样的话目的才能达到。

第二篇：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分析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分析

一、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总体态势

马克思曾说过：“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图谋的思想阵地，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虽没有迷漫的“硝烟”，但同样“惊心动魄”。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在信息化飞速发展和全球化迅速蔓延的环境下进行的，更加严峻复杂，尖锐激烈。我们要高度关注和准确把握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工作。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各种利益群体分化严重，原有的体制性弊端凸显，社会矛盾集中体现在民生领域、信仰危机、体制改革等三个方面。

二、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值得关注的问题和呈现出的特点

1、换届工作中的不和谐声音。近一段时期以来，随着省、市、县区、乡镇党委换届，人大换届等工作的开展，出现了一些换届工作中的问题，像80后县长（馆陶县长闫宁）。虽然闫宁当选是个别现象，但也让社会上流言四起，质疑声不断，官方暧昧的解释也不能让民众信服，给社会留下了猜测的空间。更有甚者，漯河市人民政府市长的吕清海全票当选仅仅上任49天,就闪电落马。相关部门在干部提拔时是否严肃、认真,有没有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带病提拔”、边腐边升,久为公众诟病,但这些现象并未绝迹。如果不引起警惕，恐怕诸如吕海清此类的市长也会在别的地方出现。另一方面,投赞成票的代表们真正了解候选人吗?吕清海全票当选,连一个质疑声都没有,哪怕一张弃权票也没有。“用对一个人,激励一大片；用错一个人,打击一大片。”有时,用错人、选错人,会危害一方,贻害久远。相关部门在选人、用人时,应公开透明,经得起人们目光的挑剔,更严格按程序办事,莫埋下“带病提拔”的病根；而人大代表们也应珍惜手中的选票,保持清醒判断,别再出现全票选了一个贪官的丑闻。

2、公共道德危机。佛山小悦悦向我们敲响了公共道德危机的警钟，小悦悦事件指向的，既是民众的道德匮乏、社会的法治缺失，更是弥漫在整个社会的中国式冷漠，这一中国式冷漠，固然有民众的道德因素，却更多更直接地和整个社会的公共恐惧症相关。所谓公共恐惧症，是在脱离私人空间之后，由于种种原因而成的人的扭曲、变形状态，由于扭曲，人人皆有的四端良善之心、是非善恶，瞬间消失。正如有评论所言，公共恐惧症来自“‘我们’不存在”这一严酷现实。如果人的存在、存在有何权利与义务，都必须得到某系统的认可，如果每一个正常人的判断常识，依据自然法而来的道德伦理都被这种国家的泛滥道德倾向掩埋。如果一个公民，因为维权，被安上个罪名就遭受非法囚禁，甚至探视都有风险，正常伦理又怎样确立并滋润社会？所以，让小悦悦事件不再发生，最紧要之处，在于公权力的反省，是什么力量让社会道德不彰、人心失衡，是什么让本有道德热情的民众一进入公共空间就体会到恐惧，并让这种恐惧一步步吞噬了灵魂。

3、社会保障和工资体系的不合理。社会保障覆盖面小，失业保险的覆盖面人数仅为1.2亿人，只占就业人数的1/5左右。其中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更低，对占全国总人口75％左右的农民的社会保障支出仅占社会保障总量支出的13％，比例明显偏低；没把广大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保险范围，用人单位为降低用工成本不愿为农民工参保缴费,农民工本人不敢主张权利，另外农民工流动性强,如果在一个单位工作不满1年,按政策不能享受相关待遇；统筹层次低，养老和医疗等主要的社会保险制度被分割在多个统筹单位(多为县市级统筹)内运行,各统筹单位之间政策不统一,难以互联互通,养老保险关系无法转移接续。劳动者的社保关系在跨省、甚至省内跨地区转移、接续等方面存在着政策性壁垒。工资关系中存在同工不同酬，乱发补贴等现象，影响了社会和谐，给仇富、仇官现象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三、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趋势性问题

一、西方思想的渗透加剧，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造成严重冲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力量的优势，常常利用意识形态影响力等无形力量，进行文化渗透。在国内鼓吹多党制、宪政制，削弱我党的执政地位。

二、我国改革开放处在关键时期，经济关系的变化，利益关系的调整，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出现多样化、多变性和差异性的特点。体制转轨，结构调整的深刻变化，社会思想空前活跃，各种文化观念相互交织和激荡，其结果往往导致人们对过去统一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由认同走向迷惑或质疑，由此产生了思想观念和评价标准的多元化，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利益至上原则等观念的盛行。

三、而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逐步推进，人们的文化需求迅速增长，迫切需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在加快改革中实现全面繁荣和快速发展。我国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权,就必须在壮大经济实力的同时,使国家文化软实力有一个大的提高。新形势下的意识形态工作是全面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极其重要的环节，贯彻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才能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全面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第三篇：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几个方面突出问题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几个方面突出问题

▲牢牢占领意识形态阵地既是国家核心利益所在，也是国际较量中的重要筹码。

▲当今世界，争夺话语权、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规则制定权、文化领导权等“软权力”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

▲思想领域的争锋、较量从来不会消失，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任务艰巨。

牢牢占领意识形态阵地既是国家核心利益所在，也是国际较量中的重要筹码。当今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核弹与火箭”退居幕后，“意志与思想”走向台前。争夺话语权、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规则制定权、文化领导权等“软权力”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作为这场“无硝烟战争”的参与国，基于国际、国内各种压力，中国被推到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意识形态建设面临诸多挑战。

一是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苏联解体及西方敌对势力对后社会主义国家一系列“颜色革命”的成功，使中国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重要目标国家。西方敌对势力除了在经济、政治领域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以外，更注重通过文化渗透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文化渗透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直接的文化宣传，即利用现代传媒手段进行长期思想渗透。最典型、最常用的是广播电台和电视的覆盖式宣传。美国的CBS、CNN等媒体发布的信息量，是世界其他国家发布的总信息量的100倍。这种直接的文化渗透规模大、成本低、覆盖面广，正如《华盛顿邮报》宣称的，“西方世界在寻找瓦解共产主义方法，花费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和亿万美元，却发现答案就在电视新闻里”。如今，借助互联网，直接的文化宣传更获得了便捷、高效、广泛、强势的高科技平台，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另一个重要阵地；第二种是以文化商品为载体，向社会大众渗透西方的各种价值观。二战之前，西方敌对势力就注重文化输出与国家地缘战略的结合并用，二战之后更加重视通过全面的文化输出对他国施加影响。美国好莱坞电影成为典型代表，甚至有媒体称好莱坞电影是“铁盒里的大使”。通过这种方式传播文化价值观念，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往往能达到“无为而治”、“润物无声”的潜移默化作用；第三种是以教育和学术交流为掩饰，向高层学者、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进行价值观渗透。西方敌对势力通过名目众多的基金会，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福布赖特基金会等，拉拢和利用高层社科研究人员和知识分子，意在培养从内部瓦解社会主义的“文化基因”，通过他们的辐射作用传播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影响社会大众。

二是各种社会思潮影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认同。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其指导地位的确立是历史和中国人民的选择。在思想领域，争锋、较量从来不会消失。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各种社会思潮竞相登场，既有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也有主张改良、倡导民主、自由的民主社会主义，更有借歪曲、诋毁党的历史和领袖人物虚化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与此同时，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攻势也向多样化、深层次拓展。他们不再限于兜售西方的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等生活价值观，而是向政治、哲学价值观发展。布热津斯基攻击共产主义学说的“大简化理论”，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公然挑战。这些社会思潮极具迷惑性，试图通过系统化的理论和貌似客观的历史事实，赢得人们的信服和认同，从而动摇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时下正在热议的“中国模式”，一定意义上是继“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之后的另一种理论陷阱，是西方敌对势力“棒杀”中国的意图落空后推出的“捧杀”阴谋。种种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因其系统性、理论性，容易让人们陷入某种理论误区，对马克思主义产生质疑、动摇甚至背弃，因此，必须提高马克思主义自身的说服力和解释力，这是固守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内生力量。

三是苏东剧变削弱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信仰。1991年，飘扬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的镰刀斧头旗落下，标志着存在70多年的苏联社会主义大国不复存在。随后，社会主义阵营迅速瓦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苏东剧变的原因非常复杂，既有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外因，也有苏联共产党腐化变质的内因；既有苏联实行僵化社会主义的体制性因素，也有意识形态领域混乱的思想性因素„„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终归是由于苏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没有真正地坚持社会主义。世界各国对国际共运史上的这一重大事件反映不同，评价不一。一时，各种思想汇聚同一事件，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复杂。有人抛出“历史终结论”，宣称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有人对社会主义前途悲观绝望；还有人将社会主义实践的挫折和失误归罪于马克思主义，认为苏东剧变是社会主义的失败，是马克思主义的过时。在我国也出现了否定马克思主义、放弃社会主义的论调，导致主流意识形态信仰的弱化，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了挑战。

四是发展主题与现代化目标淡化了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任何国家都希望在全球化条件下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抢占发展先机。富国强民、实现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最迫切的目标。这一目标的确立必然使一些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关注提升国家综合国力、关注能源资源的新开发、关注科技人才的新发展，而少有关注传统具有鲜明阶级性的意识形态问题。共同的发展主题和对现代化的追求，将人类纳入一个同质发展的轨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立日益淡化。但实际上，现代化作为源发于西方而逐渐向世界扩展的人类历史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其本身便是一种文化意识形态。披上普遍性外衣的现代化理论，旨在向“欠发达国家”许诺：只要按照美国的现代化模式发展，就能摆脱落后和愚昧，实现民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从而摆脱马克思共产主义革命范式的影响，对“欠发达”世界由于非殖民化而释放出来的新的、具有潜在危险性的力量进行疏导和控制。与此同时，将这些“欠发达”世界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便于进行资本剥削。因而，在我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充分认识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性，避免陷入“发展的幻象”之中。五是多元价值取向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由此带来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深刻变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价值观念中既包含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积极因素，也包含逐利、拜金等消极因素。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多种所有制的并存、阶级阶层的变化和利益的分化导致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人们关心和维护自己所属社会群体的利益，关注和重视个体的利益和感受，并以此作为价值评判尺度，好坏优劣皆依主体自身加以判断。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多元不可避免。另外，在开放的现代社会，中西方文化交流和融合不断向纵深拓展，各种文化思潮涌入我国，客观上也为多元价值取向的滋生提供了思想土壤。文化价值观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流价值观的主导作用，使主流意识形态遭遇冲击和淡化。

六是信息网络化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形成挑战。与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不同，网络传播具有自由性、快捷性、交互性、开放性、海量性等特点。借助互联网这一新技术平台，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获得了新的技术载体、新的传播渠道和新的言论空间，有助于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吸引力和凝聚力。但同时，信息网络化也严峻考验着我国意识形态的控制力。网络意识形态具有非对称性和强大的渗透性，西方发达的网络技术手段和强势的文化输出对我国意识形态的传播和防御能力构成很大挑战。此外，网络的开放性、多元性和交互性，一方面为人们提供了获取信息和言论表达的新途径，网络一定程度上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疏导社会不良情绪的减压阀；另一方面，开放、多元、交互的信息传播方式加大了我国意识形态的控制难度，人们在海量的信息面前也可能不再被动接受主导媒体的灌输和教育，不再简单追随主流意识形态，导致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弱化。我们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凝聚力，提高主流意识形态对网络文化的控制力和引导力。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第四篇：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变化及对策研究

意识形态的变化是对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主观反映。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总的形势和主流是积极健康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断巩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日益深入人心,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已成为当今社会思潮的主流形态，但是,随着我过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社会转型加快,改革向纵深发展,新旧矛盾交织,利益调整剧烈，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使其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新动向、新趋势。

一、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总体态势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成就举世瞩目，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有力地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深入人心，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的又一次新的历史性飞跃，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不断得到加强。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情况是好的，主流是积极、健康、向上的。但是，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非主流意识形态也在不断蔓延滋长，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各种错误思潮和思想观点甚嚣尘上，严重干扰和破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存在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特别是随着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我国社会生活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社会阶层分化加剧。我国社会思想文化呈多元多样多变态势，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不断增强。新的社会阶层在政治、文化、思想上产生各种要求。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状况，就是这种社会变化和分化的一种客观反映。第二，世界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的战略图谋没有改变，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愈演愈烈，他们凭借其在当代世界中的经济、政治主导地位，在理论上鼓吹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通过思想意识领域向我国渗透其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以达到消解我国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目的。

第三，**集团、东突等国内分裂势力也时刻想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西方敌对势力除继续通过传统渠道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外，还特别利用我国在“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重叠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突发事件、特殊人物等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种种迹象还表明，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境外势力加紧插手我国国内问题，利用所谓民族、宗教、人权等问题，进行渗透、破坏、颠覆活动，插手的领域不断扩展，手段趋于多样，造成的危害和后果也更加严重。

第四，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舆论阵地。从一定意义上看，互联网已经成为错误思想观点滋生、传播和蔓延的技术条件和重要手段。

二、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凸显问题及变化趋势

1、国际上“中国威胁论”不断升温。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又陷入“欧债危机”泥潭，而中国经济却保持持续增长，对国际事务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西方敌对势力将中国的崛起看做是对世界的挑战而非机遇，从人权问题到航母建造再到指责中国汇率操纵，近期，又操纵和指使菲律宾、越南等周边国家挑起南沙群岛海权归属之争。总之，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客观上恶化了中国的国际环境，制约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对其决不可掉以轻心。

2、马克思主义面临边缘化倾向。在各种思潮相互激荡的大形势下，以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的问题日益突出。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际国内的各种思潮相互激荡。从新自由主义到民主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一些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面临边缘化的倾向，有些媒体是非不明，为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大开方便之门，致使这些思潮的社会影响迅速扩大。为此，进一步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更好地用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体现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势在必行。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有待提升。在我国经济社会急剧转型的大形势下，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深刻变化，社会主导价值观正经历着全面而深刻的重塑和发展。当前社会，个人主义、金钱至上等价值观甚嚣尘上，由此引发的“杭州小悦悦事件”、“老人跌到无人搀扶”、“90后炫富事件”等都体现了当前传统道德观念滑坡、社会主义荣辱观缺失的问题，只有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和引领作用，才能推动思想道德建设健康有序发展，促进良好社会风气形成。为此，要在不断维护和巩固马克思主义主导的前提下，积极引导和鼓励多元价值的和谐发展，要在提倡多样化的过程中弘扬主旋律，在高扬主旋律的主题下探索多样化的发展。

4、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问题日益突出。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但文化产业的发展总量很小，当今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在加紧谋划和实施文化和意识形态战略，意欲抢占文化制高点。以电影、电视、音乐、互联网、快餐等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大举入侵，都是西方敌对势力为遏制、削弱、瓦解中国而打出的文化牌和意识形态牌。可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文化、思想等意识形态上的软实力也很关键。在此背景下，十七届六中全会上，中央出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意义深远，我们应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契机，做大做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有针对性地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努力塑造我国改革开放和和平发展的良好国际形象，切实维护我国文化安全。

5、主流媒体影响力有待增强。长期以来，主流媒体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在社会生活中保持了强势影响力。但随着近年来我国媒体格局的变化，特别是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崛起，主流媒体面临严峻挑战。党报党刊“一统天下”的局面已被打破，都市类、生活服务类报纸的数量和发行量剧增。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给传统媒体带来日趋严峻的生存竞争压力。非主流媒体与主流媒体之间已出现舆论的分野，逐渐形成另一个“舆论场”。因此，采取有效措施应对挑战，保持并不断增强主流媒体的影响力，更好地巩固和发挥主流媒体在反映民意、引导舆论、化解矛盾、凝聚共识和振奋精神的作用，是当前宣传思想文化战线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

三、对策建议

首先，要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整体性进行研究。要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侧重从理论层面对我们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特别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理论、基本实践、基本经验进行整体性研究，力求形成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为进一步提出意识形态新变化的具体对策建议奠定基础；要从世情、国情、党情出发，对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要求和根本任务进行研究，在意识形态工作的目标指向上，力求梳理出一个明确的思路和方向。要全面分析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变化、新特点和新挑战，深入研究当代西方意识形态对我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负面影响，进一步认识意识形态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提高维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自觉性，牢牢掌握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要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立足和谐社会建设，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变化。要进一步阐明解决意识形态的关键靠发展，尤其是发展经济的道理，牢固树立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观念，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其次，要从实效性来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的对策建议，以全面推进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对提高和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统领力进行研究，推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这是搞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思想前提。第二，对当前意识形态凸现问题的主要特点进行研究，准确把握意识形态领域新变化的实质，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的针对性。第三，对当前意识形态的根本性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具体解决人们所普遍关心的问题。第四、对如何提高和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管理工作进行研究，使党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措施能够贯彻到位、落到实处。第五，对提高和加强互联网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积极影响力进行研究，探讨解决关系意识形态工作全局的具体问题的途径和方法。第六，对实施我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进行研究，探讨这一重大战略的目的意义、方针政策、原则方法，以确保“走出去”的效果。

总之，要拓展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变化及其对策研究的视野和深度，深化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时代性和规律性的认识，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第五篇：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几个方面突出问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几个方面突出问

博湖县第一小学冶琴

牢牢占领意识形态阵地既是国家核心利益所在，也是国际较量中的重要筹码。当今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核弹与火箭”退居幕后，“意志与思想”走向台前。争夺话语权、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规则制定权、文化领导权等“软权力”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作为这场“无硝烟战争”的参与国，基于国际、国内各种压力，中国被推到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意识形态建设面临诸多挑战。

一是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苏联解体及西方敌对势力对后社会主义国家一系列“颜色革命”的成功，使中国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重要目标国家。西方敌对势力除了在经济、政治领域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以外，更注重通过文化渗透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文化渗透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直接的文化宣传，即利用现代传媒手段进行长期思想渗透。最典型、最常用的是广播电台和电视的覆盖式宣传。美国的CBS、CNN等媒体发布的信息量，是世界其他国家发布的总信息量的100倍。这种直接的文化渗透规模大、成本低、覆盖面广，正如《华盛顿邮报》宣称的，“西方世界在寻找瓦解共产主义方法，花费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和亿万美元，却发现答案就在电视新闻里”。如今，借助互联网，直接的文化宣传更获得了便捷、高效、广泛、强势的高科技平台，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另一个重要阵地；第二种是以文化商品为载体，向社会大众渗透西方的各种价值观。二战之前，西方敌对势力就注重文化输出与国家地缘战略的结合并用，二战之后更加重视通过全面的文化输出对他国施加影响。美国好莱坞电影成为典型代表，甚至有媒体称好莱坞电影是“铁盒里的大使”。通过这种方式传播文化价值观念，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往往能达到“无为而治”、“润物无声”的潜移默化作用。

二是各种社会思潮影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认同。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其指导地位的确立是历史和中国人民的选择。在思想领域，争锋、较量从来不会消失。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各种社会思潮竞相登场，既有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也有主张改良、倡导民主、自由的民主社会主义，更有借歪曲、诋毁党的历史和领袖人物虚化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与此同时，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攻势也向多样化、深层次拓展。他们不再限于兜售西方的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等生活价值观，而是向政治、哲学价值观发展。布热津斯基攻击共产主义学说的“大简化理论”，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公然挑战。这些社会思潮极具迷惑性，试图通过系统化的理论和貌似客观的历史事实，赢得人们的信服和认同，从而动摇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时下正在热议的“中国模式”，一定意义上是继“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之后的另一种理论陷阱，是西方敌对势力“棒杀”中国的意图落空后推出的“捧杀”阴谋。种种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因其系统性、理论性，容易让人们陷入某种理论误区，对马克思主义产生质疑、动摇甚至背弃，因此，必须提高马克思主义自身的说服力和解释力，这是固守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内生力量。

三是苏东剧变削弱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信仰。1991年，飘扬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的镰刀斧头旗落下，标志着存在70多年的苏联社会主义大国不复存在。随后，社会主义阵营迅速瓦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苏东剧变的原因非常复杂，既有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外因，也有苏联共产党腐化变质的内因；既有苏联实行僵化社会主义的体制性因素，也有意识形态领域混乱的思想性因素……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终归是由于苏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没有真正地坚持社会主义。世界各国对国际共运史上的这一重大事件反映不同，评价不一。一时，各种思想汇聚同一事件，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复杂。有人抛出“历史终结论”，宣称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有人对社会主义前途悲观绝望；还有人将社会主义实践的挫折和失误归罪于马克思主义，认为苏东剧变是社会主义的失败，是马克思主义的过时。在我国也出现了否定马克思主义、放弃社会主义的论调，导致主流意识形态信仰的弱化，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了挑战。

四是发展主题与现代化目标淡化了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任何国家都希望在全球化条件下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抢占发展先机。富国强民、实现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最迫切的目标。这一目标的确立必然使一些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关注提升国家综合国力、关注能源资源的新开发、关注科技人才的新发展，而少有关注传统具有鲜明阶级性的意识形态问题。共同的发展主题和对现代化的追求，将人类纳入一个同质发展的轨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立日益淡化。但实际上，现代化作为源发于西方而逐渐向世界扩展的人类历史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其本身便是一种文化意识形态。披上普遍性外衣的现代化理论，旨在向“欠发达国家”许诺：只要按照美国的现代化模式发展，就能摆脱落后和愚昧，实现民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从而摆脱马克思共产主义革命范式的影响，对“欠发达”世界由于非殖民化而释放出来的新的、具有潜在危险性的力量进行疏导和控制。与此同时，将这些“欠发达”世界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便于进行资本剥削。因而，在我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充分认识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性，避免陷入“发展的幻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