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传销的新形势、新特点及对策研究

第一篇：关于当前传销的新形势、新特点及对策研究

关于当前传销的新形势、新特点及对策研究

进入大学以来从身边的人和事得到了不少关于传销的信息，也听闻周边大学有学生被传销所毒害。传销这一概念由来已久，从它刚从社会萌生之今不论在形式手段还是组织管理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也加大了相关部门的工作任务和加强了对社会的威胁。

而当今社会形势在不断变化，传销的形势也在随之而变，关于传销很多人还了解不够，尤其是一些青少年。我们来看看传销的官方定义：

在没有提供实质性业务或服务情况下，以发展人员数量为主要经济来源；

或者以宣传或承诺高额回报为诱饵，采取非法集会，巧立名目或以产品变相收取不等价、不客观的费用进行非法集资；

另外如果以出售产品或提供服务为幌子，从事集资诈骗等违法犯罪的商业欺诈，用欺骗手段甚至强制进行交易的敛财行为；

以类似以上行为来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严重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和管理秩序。具备任何一种要件就可以定性为传销。

今年年初，总局党组分析研究认为，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社会就业形势严峻，传销活动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反弹。

这几年来持续不断的打击，全国打击传销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传销活动反复的势头得到了一定遏制，传销活动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有所收敛，传销活动屡禁不止、屡打不绝的局面，逐步得到了扭转。但是，打击传销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工作任务依然十分繁重。

于此同时，当前传销活动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

一是传销对象更加复杂更加年轻化。当前，传销的违法主体从以前的下岗人员、农民工，在校职高生和中专生甚至是大学生。参与传销人员年轻化趋势明显，有的“80后”甚至“90后”参与传销并成为传销组织头目。

二是传销手段多样化和行为方式更加隐蔽。传销的手法、形式、内容不断变化。从传销形式上看，网络传销活动日益严重；而从传销内容上看，有的传销组织打着“直销”、“连锁经营”等幌子，由以往的传商品、传实物，逐渐演变为传概念、传理念等，直至发展到所谓的“资本运作”。而在行为方式方面也显得更隐蔽，因为目前的传销活动多存在于城乡结合部、居民小区甚至家属院内。在隐瞒身份的同时，除指定专人外出采购必要生活用品外，其余传销人员白天很少活动，行为谨慎，往往在一个地点呆待不长时间便转移到另一地点，行踪不易确定。

三是传销组织更加严密。传销组织层级分工更加明确，呈现出专业化、高智化特点。有的传销组织向黑社会性质演变，组织内部分工明确，实行所谓“家长制”集中居住和管理，对参与者进行监视、控制，隔绝其与外界的交往联系。组织人员严密控制他们的人身自由，强迫其交出身份证、暂住证等证件。对不听话者轻则开“批斗会”，重则拳脚相加，除了上课培训反复经行“洗脑”外，还相互交流发展下线的“经验”和手段，在上线的诱导和鼓励下打电话去拉更多的“下线”。

四是传销地域更加广阔。近年来，传销犯罪活动逐渐由东部向西部、由沿海向内地蔓延，特别是由发达地区向一些经济欠发达的二三线城市、农村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蔓延。

五是传销危害更加严重。一些传销组织在“洗脑”课程中，宣称不能相信政府，不能相信媒体宣传，甚至进行反动宣传。有的传销组织培训新加入人员的第一课就是如何应对公安、工商机关的检查。不少人对传销执迷不悟，教育转化难度很大。一些地区传销人员与执法人员对抗加剧，传销人员冲击派出所、工商所，伤害公安、工商执法人员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

五欺骗手段狡诈。一些传销组织者在宣传材料中，通过伪造的营业执照、新闻报到和领导合影等虚假信息，混淆传销和直销的概念，采取偷梁换柱的手段来证明其活动的合法性；通过大肆渲染当前社会的贫富差距，安排“成功人士”现身说法等方式，不断刺激参加者的发财欲望；对参加者经行“洗脑”,专门指派“老师”向新参加者传授“经验”，告诉哪些人好骗，骗人电话怎么打、信怎么写、第一次遭到拒绝后怎么继续施骗等，从而使得传销网络屡禁不止。

而针对目前的形势和传销呈现出来的新的特点，相关部门应做到以下几点有力措施，来遏制传销势力的发展，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

一是采取更加有力措施，进一步加大打击传销工作力度。二是突出开展打击传销综合治理，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三是进一步促进区域合作执法机制的建设。

四是进一步加强直销监管工作，维护直销市场秩序。对合法经营，就支持、就保护，对非法经营，就坚决查处。

五是推动打击传销规范直销信息系统的全面应用，建立健全现代信息技术监控机制。

六是进一步加大宣传教育工作力度，不断提高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七是严格依法行政，准确把握政策界限，坚持处罚与教育并重的原则。八是切实加强执法队伍的自身建设，不断提高监管执法能力和水平。

相信在这些措施的完全到位后，传销这一毒趋势能得到有效的遏制。在此也要提醒广大青少年，尤其是在大校生不仅不能陷入到这一泥潭中，而且在发现周边朋友、亲人等有人被传销后要及时远离和报警，不要以身冒险想从他们的蜗居点把他就出来。而自身则要有警戒意识，加强课本学习知识，也多了解多一点传销方面的知识，与政府部门一起努力为自身为社会的和谐建设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第二篇：浅谈当前违纪违法案件的新特点及查处对策

浅谈当前违纪违法案件的新特点及

查处对策

浅谈当前违纪违法案件的新特点及查处对策2007-12-15 23:12:01第1文秘网第1公文网浅谈当前违纪违法案件的新特点及查处对策浅谈当前违纪违法案件的新特点及查处对策(2)党的十六大对纪检监察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分析近几年的办案实践，结合实际，笔者认为当前违纪违法案件的新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作案主体多元化。一些违法违纪案件由单体向群体发展，窝案、串案、案中案明显增多，且呈现出多发性、交叉性、团伙性和关联性等特点。从实施形式上看，“集体腐败”虽然是以“集体”名义进行，甚至打着为集体谋利

益，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旗号，但目的却是为了损公肥私。违纪人员有的熟知政策和法律，在政策和法律的边缘找空子钻；有的身居要害部门，在体制、管理漏洞上做文章；有的披着合法的外衣，打“擦边球”。如查处某单位预算外收入作为福利发给全体干部案和学校班子集体以发电话费的名义得回扣案就说明了此问题。

二是违法违纪行为侵犯的客体趋向财产化。国有企业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在“有所为，有所不为”、“国（国有资本）退民（民间资本）进”等战略指导思想的指引下，大批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将面临着改制。改制过程中，许多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和管理层，受利益的驱使，将国有企业视作“唐僧肉”，将改制当成“最后的晚餐”，利用各种手段侵吞国有资产。一些不法民间资本持有者，为能低价收购国有资本，也千方百计地与国有资产的管理者勾结，实现自有资本的低成本扩充。随着国有企业改制进程的

推进，侵吞国有资产类案件将大幅度上升，成为主要案发区域。据查资料，2005年上半年，某县查处的各类违法违纪案件中，侵犯国有资产类案件占30。

三是违法违纪案件的高发领域向多部门渗透。党政机关招待费、小车费、领导干部外出学习考察费，开支总额较大，开支较乱。主要表现：赊账、挪用现象严重，在餐馆、酒家的招待费仍有百万元未予结付并列记当年会计支出；举债消费突出，由于费用开支大，入不敷出，为维持正常运转，常常是借钱过日，拆东墙补西壁；有些单位发生的送礼、钓鱼、洗头按摩开支及该由个人负担的费用都开作虚假的招待费、燃料维修费发票报销。这些开支，成了一些党政机关财务支付的“黑洞”和滋生不正之风的温床。一年下来，一个县吃掉上千万，小车跑掉几百万，考察学习几十万，导致了地方建设性资金投入不足，影响经济的发展。

四是法人的违法违纪案件的发案

率仍呈上升趋势。近年，反映村级组织法人违法乱纪的信件增多。如去年检举控告信件71件，其中反映村级组织的就有21件，占。村级组织违法违纪案件主要表现：公款大吃大喝、搭车收费、财务暗箱操作、作风家长化等。

在办案过程中，纪检监察部门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案件线索难寻。由于违法违纪的行为越来越隐蔽，通过常规的审计、检查很难查出线索；作为举报主体的群众，也因违法违纪行为的秘密化，难识“庐山真面目”，而无法举报；许多的违法违纪行为涉外性增强，外商常年在外，在他们给予党员领导干部贿赂后，除非被贿赂者未能按其意愿行事，一般是不会向纪检监察机关举报。

2、调查取证艰难。随着涉外违法违纪行为越来越多，即使发现了被调查人有违法违纪行为，因大量的证据在“境外”，人难找，即便调查人员费尽周折，找到有关当事人，对方不愿配合，办案人员往往无功而返。《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组织和个人都有提供证据的义务。有关组织和个人必须如实提供证据，不得拒绝和阻挠”。《行政监察法》也有类似的规定。然而，取证难历来是困扰执法执纪机关办案的难题。

3、纪检监察对象的身份确定会变得复杂。如非党员的村委会主任，如果在管理社会事务、从事公务中违法违纪，还可以以监察对象的身份予以处分，否则不属于纪检监察对象，在处理上形成“真空”，而现有的党纪政纪条规中对此类问题尚无专门的规定。

4、查处手段和业务知识不足。随着入世后新类型的违法违纪行为的不断发生，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的办案人员将面临着查办方式和手段的考验。违法违纪人员的高智能化要求我们必须重视外围调查、证据的取得。然而在大部分地

区，基层办案人员只能采取一张纸、一支笔的办案方式，办案的设备陈旧，手段单一。电子监督、网络跟踪等先进的办案手段受种种条件的限制而无法采用。办案人员的知识面窄，业务能力不全面，使我们的办案人员在办理普通的违法违纪案件时，得心应手，一旦遇到偷税骗税、走私等涉外的新类型案件时，不借助专业部门的力量就寸步难行；查阅传统的会计账本时，目标明确，很快找准切入点，而面对着电脑，查看电子单证时就无从下手。至于对国际贸易方面的协定、惯例则掌握得更少，将会影响案件查办的效率。

查办案件应从以下几个重点领域入手：

一是经济管理部门及其负责人。经济管理部门违法违纪案件呈高发态势，窝案、串案、案中案明显增多，且呈现出多发性、交叉性、团伙性和关联性等特点，因此要把经济管理部门及

浅谈当前违纪违法案件的新特点及查处对

策

第三篇：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新特点与反腐败的对策

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新特点与反腐败的对策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变迁，当前腐败现象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包括群体化、高管化、巨额化、期权化、潜规则化、国际化和新型化。反腐败必须扩大党内民主和发展人民民主，加强选人用人制度建设，强化反腐倡廉教育，推进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建设，完善干部考核与监督制度等。

一、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新特点

当前我国的腐败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由收钱收物的“硬腐败”发展为接受各种服务、旅游出国等“好处”的“软腐败”;由个人捞钱的“小腐败”上升为集体福利、挥霍公款的“大腐败”;由内资企业的“内资腐败”发展为外资企业参与商业贿赂的“外资腐败”;由一人出事的“单案”扩大为一揪一串的“窝案”。具体来讲，腐败现象具有的特点是：

其一，群体化。湖南省郴州市委原书记李大伦腐败案发后牵涉人员达160余人“;慕马腐败大案”涉案人员达142人;湖北襄樊市委书记孙楚寅落马，牵出领导干部70余人。腐败分子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即“窝案”、“串案”。其主要特征一是涉案人员众多;二是涉案人在政治上丧失党性原则，形成了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三是在经济上互相利用，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其二，高官化。近年来，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央纪委、监察部查处了原中央政冶局委员、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贵州省委原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刘方仁，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山东省委原副书记、青岛市委原书记杜世成，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等一批高级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据公开资料统计，2003年至2007年的五年间，共有35名副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年均7人。

其三，巨额化。腐败涉及的金额巨大，动则就是上千万甚至上亿元。2009年已经基本查明涉案的3l位国企企业家犯罪涉案金额累计达34.0466亿元，人均涉案金额高达l.0982亿元;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人共计贪污、受贿9.3273亿元，人均贪污、受贿3109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公款12.9387亿元，人均挪用公款1.4376亿元。

其四，期权化“。权力期权化”交易的是一种“权利”，其不直接涉及钱物，因而形式和过程隐蔽，相互兑现往往是间接而不是直接的，如高薪任职、分给股权、优厚待遇等。腐败分子进行权力操作可以用“扶持企业、促进发展”为借口，即使损害国家利益也可以用“改革代价”遮掩，过程隐蔽，其交易方不是在职干部，甚至可能不是其本人，对象和内容都较为隐蔽“。权力期权化”改变了腐败获利的时间和方式，为腐败分子手中的“权力资源”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变现可能。它可以是权力享受权力回报，在离职前安插亲信或选定“接班人”，为自己遥控权力作打算;可以是权力享受资本回报，在位时为企业牟利，辞职或退休后到企业“高薪打工”;也可以是资本享受权力回报，利用在位时积累下的“活动能量”换取企业股权或创业资本。这样，不仅可以为自己预留“出路”、“退路”，还可以“封妻荫子”，由受益方资助亲人子女出国留学或提供创业资本。

其五，潜规则化。从文化上看，我国是一个宗法伦理社会，血缘观念极强、法制观念薄弱，这种特定的文化观念也为腐败行为的发生孕育了土壤。在中国文化中有很多消极的因素是滋生腐败的条件，如“潜规则”文化在官场中流行，很多行为规则不公诸于世而是如“黑市”交易，公诸于世的规则，大家又不遵守。再例如“消解”文化，中国文化中有一种消解制度的倾向，在现实中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另外，还有“圈子”文化，入围的干部争宠，不入围的干部被剔除，这种示范效果迫使大多数干部去遵从新的游戏规则。使正直的干部越来越难以生存。

其六，国际化。有的腐败分子利用资本跨地域、跨行业、跨国境流动的机会，与地区外、行业外、境外的不法分子相勾结，共同犯罪;有的利用国际间法律的差异，国内犯罪，国外洗钱;有的以境外商人为合作对象，在为对方牟利后，在境外“交易”，赃款赃物滞存境外。一些涉案的党政干部特别是关键涉案人员一有风吹草动即随时出逃“。裸体官员”问题浮出水面，暴露出以往外逃贪官贪腐时“留一手”(即任职期间有意将妻儿送出国，独自一人在国内)，贪腐行为败露后立即逃往国外的腐败谋略。而某些干部利用出国考察机会滞留不归的情况更是暴露出贪官风险意识的增长。

其七，新型化。在新兴领域开展反腐败斗争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拍卖等方面的反腐败措施比较少导致新兴领域腐败案件频繁发生，在这些领域中，腐败呈现出金融化、虚拟化的特点。与异性直接相关的腐败现象不可轻视，中纪委研究室原副主任、中纪委北京培训中心原主任、原中央先进性教育活动办公室副主任刘春锦指出：受处分的厅局级干部中，90%的落马贪官都有包养情人，甚至有多个贪官共用一个情人的现象。

二、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战略对策

(一)扩大党内民主的实现方式，以民主制度建设来推动反腐败的深入

1.在全国县市逐步实行以下制度：(1)党代会年会制。县市党代会由过去的五年召开一次，改为每年召开一次。讨论和决定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对县委委员的工作进行评议。(2)党代表直选制。党代表由过去的间接选举改为竞争性直选。(3)党代表常任制。(4)评议制。在党代会年会上，党代表要对县委、县纪委领导班子进行评议。

2.制定完善的、科学的常委会议事规则和制度，保证党内决策的民主化。必须尽快制定标准的常委会议事规则和相关制度。规则包括：界定常委会需要讨论的重大事项的范围与确切内容;书记与副书记、常委之间关系的平等性，以及常委讨论权的保证制度;常委会议事的具体程序等。

3.利用人民民主反腐败。要充分利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监督作用，发挥人民代表的职能，推进反腐败工作。

(二)加强选人用人的制度建设

1.完善初始提名权制度。要提高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必须科学合理地规范干部任用初始提名程序，实现“由少数人选少数人”到“由多数人选人、在多数人中选人”。

2.建立干部推荐说明书制度。贯彻《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要求，逐步实行干部推荐说明书制度。

3.实施“考任分离”制度“。考任分离”制度就是将干部的任用从时间和空间上分割开来。考察时不任用，任用时不需要再考察。留出对干部进行全面考察的时间。可以有足够的时间通过挂职锻炼等多种方法对拟用人选进行全面的定量和定性考察。

4.推广离岗考察制度。所谓离岗考察制度，就是指主要领导干部获得提拔需要离岗时，在公示提拔信息以后，适度延长公示时间，令其脱离原工作岗位，暂不进行新的任命或暂不就任新职，而是安排其到党校进行为期至少三个月的培训。在此期间可以排除干扰，使“一把手”得到最充分的监督。这有利于建立健全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机制，进一步扩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民主，完善选拔任用决策机制，防止考察失真“、带病提拔”等问题。有一些干部“带病”的问题会在离岗考察期间显露出来。

(三)进一步强化反腐倡廉教育

1.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密切结合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因势利导，大力弘扬以腐败为耻、以廉洁为荣的先进价值观念。

2.善于从大贪案件中总结出小蠹演化为大贪的内在规律性，不断进行倡廉教育。大贪往往是从小蠹演化而来的，没有天生的大贪。从近几年查处的一些案件看，腐败分子一般都是从贪小开始的，得手后胆子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多，从小到大，从隐蔽到公开，直至无法自拔。

3.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大力弘扬巴黎公社原则所体现的奉献精神。

(四)坚定不移地推进领导干部个人财产申报等制度建设

1.逐步完成领导干部从个人收入申报制度向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的过渡。

2.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亲属出国留学、定居申报制度。据有关统计资料，全国近年查办的不少腐败官员都将子女送到国外深造。他们一边把女儿送出国留学，一边大肆受贿，终于落入法网。对此，应进一步完善并在全国推广领导干部亲属子女出国留学、定居申报备案制度。

(五)完善干部监督制度

1.建立和完善经济责任审计制度。该制度规定领导干部在任期届中、届末和晋升、调任、转任、退休、辞职时要进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审计结果应作为领导干部选拔、调整的重要参考依据并归入个人档案;被审计者如存在经济责任问题，应及时查处。

2.建立和健全责任追究制度，即问责制。

3.建立和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制。该制度要建立推荐、考察、任用责任制，明确推荐、考察、任用等关键环节的责任主体、责任要求、违规行为和责任后果。

4.建立和健全谈心谈话制度。该制度要求落实任前廉政谈话，上级党组织对新上任的领导干部要进行廉政谈话，要求其提高廉洁自律的自觉性，既要干净干事，又要主动抓好管辖范围内的廉政建设。

5.建立和完善考核制度。该制度要求每年结合班子考察党风廉政建设情况，对领导干部落实情况进行一次考核。

6.建立和健全廉政监督员制度。各单位要聘请廉政监督员，对廉政监督员的建议和意见，要认真办理，及时向本人反馈。

7.建立和完善班子成员相互监督制度。班子成员对其他成员违纪违法情况故意隐瞒、不汇报的，一把手明知班子成员有违纪违法情况而不提醒、不批评、不汇报的，要追究其责任。

8.建立和健全巡视制度。上级部门要通过巡视，定期或不定期地对落实一把手监督及干部八小时外管理的情况实施检查监督。

第四篇：浅谈当前违纪违法案件的新特点及查处对策

党的十六大对纪检监察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分析近几年的办案实践，结合实际，笔者认为当前违纪违法案件的新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作案主体多元化。一些违法违纪案件由单体向群体发展，窝案、串案、案中案明显增多，且呈现出多发性、交叉性、团伙性和关联性等特点。从实施形式上看，“集体腐败”虽然是以“集体”名义进

行，甚至打着为集体谋利益，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旗号，但目的却是为了损公肥私。违纪人员有的熟知政策和法律，在政策和法律的边缘找空子钻；有的身居要害部门，在体制、管理漏洞上做文章；有的披着合法的外衣，打“擦边球”。如查处某单位预算外收入作为福利发给全体干部案和学校班子集体以发电话费的名义得回扣案就说明了此问题。

二是违法违纪行为侵犯的客体趋向财产化。国有企业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在“有所为，有所不为”、“国（国有资本）退民（民间资本）进”等战略指导思想的指引下，大批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将面临着改制。改制过程中，许多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和管理层，受利益的驱使，将国有企业视作“唐僧肉”，将改制当成“最后的晚餐”，利用各种手段侵吞国有资产。一些不法民间资本持有者，为能低价收购国有资本，也千方百计地与国有资产的管理者勾结，实现自有资本的低成本扩充。随着国有企业改制进程的推进，侵吞国有资产类案件将大幅度上升，成为主要案发区域。据查资料，2005年上半年，某县查处的各类违法违纪案件中，侵犯国有资产类案件占30。三是违法违纪案件的高发领域向多部门渗透。党政机关招待费、小车费、领导干部外出学习考察费，开支总额较大，开支较乱。主要表现：赊账、挪用现象严重，在餐馆、酒家的招待费仍有百万元未予结付并列记当年会计支出；举债消费突出，由于费用开支大，入不敷出，为维持正常运转，常常是借钱过日，拆东墙补西壁；有些单位发生的送礼、钓鱼、洗头按摩开支及该由个人负担的费用都开作虚假的招待费、燃料维修费发票报销。这些开支，成了一些党政机关财务支付的“黑洞”和滋生不正之风的温床。一年下来，一个县吃掉上千万，小车跑掉几百万，考察学习几十万，导致了地方建设性资金投入不足，影响经济的发展。

四是法人的违法违纪案件的发案率仍呈上升趋势。近年，反映村级组织法人违法乱纪的信件增多。如去年检举控告信件71件，其中反映村级组织的就有21件，占29.57。村级组织违法违纪案件主要表现：公款大吃大喝、搭车收费、财务暗箱操作、作风家长化等。

在办案过程中，纪检监察部门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案件线索难寻。由于违法违纪的行为越来越隐蔽，通过常规的审计、检查很难查出线索；作为举报主体的群众，也因违法违纪行为的秘密化，难识“庐山真面目”，而无法举报；许多的违法违纪行为涉外性增强，外商常年在外，在他们给予党员领导干部贿赂后，除非被贿赂者未能按其意愿行事，一般是不会向纪检监察机关举报。

2、调查取证艰难。随着涉外违法违纪行为越来越多，即使发现了被调查人有违法违纪行为，因大量的证据在“境外”，人难找，即便调查人员费尽周折，找到有关当事人，对方不愿配合，办案人员往往无功而返。《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组织和个人都有提供证据的义务。有关组织和个人必须如实提供证据，不得拒绝和阻挠”。《行政监察法》也有类似的规定。然而，取证难历来是困扰执法执纪机关办案的难题。

3、纪检监察对象的身份确定会变得复杂。如非党员的村委会主任，如果在管理社会事务、从事公务中违法违纪，还可以以监察对象的身份予以处分，否则不属于纪检监察对象，在处理上形成“真空”，而现有的党纪政纪条规中对此类问题尚无专门的规定。

4、查处手段和业务知识不足。随着入世后新类型的违法违纪行为的不断发生，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的办案人员将面临着查办方式和手段的考验。违法违纪人员的高智能化要求我们必须重视外围调查、证据的取得。然而在大部分地区，基层办案人员只能采取一张纸、一支笔的办案方式，办案的设备陈旧，手段单一。电子监督、网络跟踪等先进的办案手段受种种条件的限制而无法采用。办案人员的知识面窄，业务能力不全面，使我们的办案人员在办理普通的违法违纪案件时，得心应手，一旦遇到偷税骗税、走私等涉外的新类型案件时，不借助专业部门的力量就寸步难行；查阅传统的会计账本时，目标明确，很快找准切入点，而面对着电脑，查看电子单证时就无从下手。至于对国际贸易方面的协定、惯例则掌握得更少，将会影响案件查办的效率。

查办案件应从以下几个重点领域入手：

一是经济管理部门及其负责人。经济管理部门违法违纪案件呈高发态势，窝案、串案、案中案明显增多，且呈现出多发性、交叉性、团伙性和关联性等特点，因此要把经济管理部门及其

负责人作为重点对象。

二是国有企业改制中出现的腐败行为。国有企业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改制过程中，许多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和管理层，受利益的驱使，将国有企业视作“唐僧肉”，利用各种手段侵吞国有资产。一些不法民间资本持有者，为能低价收购国有资本，也千方百计地与国有资产的管理者勾结。随着国有企业改制进程的推进，侵吞国有资产类案件将

大幅度上升，成为主要案发区域。

三是侵害群众利益的案件。有的基层干部在为群众办事中，利用手中权力，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或者为了“小集体”和个人的利益，钻政策空子，损害群众的利益。有的在工作中，作风拖拉、方法简单、语言粗鲁，伤害群众感情，甚至引发冲突。这类案件，涉及面广，影响力大，是基层办案的重点区域之一。

四是高科技犯罪。随着高科技的发展，腐败分子的作案手段更加隐蔽化、智能化。他们利用信用卡、电脑、网络等科技工具作案，可以说是无孔不入，无洞不钻，盗取国家财产。即使是一些普通案件，其作案的手段也非常高明，更加狡猾和复杂。

针对办案中遇到的这些难点问题，在加强组织协调、发挥办案的治本功能方面，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提高：

一、讲究方法策略，提高办案成效。要成功地突破案件，必须加强领导、周密安排，讲究策略。否则，因一个环节上出了问题，就会影响到整个案件查办工作。因此，在案件查办过程中，应重点抓好以下三个环节：一是组织实施上要突出全面性。对于大案要案，纪委书记要做到亲自安排、调度和协调，副书记要亲自带队组织办案，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其他领导配合抓的工作格局。同时，要实行“四定一包责任制”，即定领导、定人员、定时间、定任务，一包到底。二是方案制定上要体现周密性。在掌握了案件的线索之后，如何组织案件的具体查处工作，必须有一个明晰而周密的方案。要针对案件线索中涉及的问题，拟好调查提纲，并要把可能遇到的问题尽量考虑周全，做到有备无患，以适应突发情况的需要。配备办案人员，应根据案件的类型、涉及的专业知识、以及复杂与简单的程序来配备。要找准查办案件的突破口，对需要查清哪些问题、应采取哪些措施、可能遇到哪些问题都要制定一个详细的预案，确保办一个，成一个。三是方法运用上要讲究策略性。一个案件能否最终突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查办工作的方法策略。只有方法策略对路，工作才能事半功倍。

二、充分发挥纪委在案件查处工作的组织协调作用，建立多部门、大兵团作战的“大纪检”格局。针对当前违法违纪行为的涉外性和隐蔽性，给案件查处中调查程序适用和取证手段的运用等各方面带来了新的难题。完全依靠纪委一家的办案力量单打独斗，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反腐败局面。纪检监察机关应当发挥反腐败中协调作用，组织检察、公安、审计、税务、海关等各部门联合办案，协同作战。充分体现各部门在查办案件中的程序优势和专业优势，发挥各部门的办案合力，构筑严密的反腐败网络，着力扭转办案中取证难和办案手段不足的被动局面，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大纪检”、“大监察”格局。

三、引入信用监察制度。针对当前违法违纪行为呈现出手段上的隐蔽性和方式上的多样化，要想将每一个腐败分子的每一个违法违纪行为都查处出来是不现实的。为了最大限度的打击违法违纪行为，引入信用监察制度相当重要。在每年年未对党员干部进行考评时，要求被考评人就一年来有无违法违纪行为进行申报，对申报没有违法违纪行为的党员干部，今后如查出其有一件违法违纪行为，就宣布对其进行干部信用否决，记入干部档案，并将此作为对干部任免的重要考核标准。

四、充分发挥办案的震慑作用，消除为办案而办案的“单纯办案”现象。违法案件的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个人素质的内在因素，也有管理制度层面的外在因素，还有管理体制的深层次因素。要实行“一案一剖析”、“一案一整改”制度，通过剖析案发原因，找到思想观念上的误区，管理中的漏洞，监督体制上的弱点，查缺堵漏，有效整改。通过剖析案件，达到查处一个，教育一片的目的。

五、充分发挥群众监督的力量，加强对国有企业和重要经济管理部门的监督和检查。国有企业未改制前，群众对企业党员领导干部存在的违法违纪问题，出于自我保护的考虑，往往不敢检举揭发。在企业决定改制后，职工将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此时，有正义感的职工会勇敢的站出来检举问题。我们要充分抓住这一契机，深挖广查，严惩一批国企蛀虫。重点经济管理部门的管理相对人多数为人民群众，他们在接受管理过程中，最有可能掌握经济管理部门在管理活动中的违法违纪行为，要建立一套有效的举报奖励机制和举报保护制度，使群众敢举报、能举报。我们要高度重视举报线索，加大查案力度，提高成案率，在人民群众中树立纪检监察机关的良好的反腐败形象，增强人民群众对我们办案机关的信心。

第五篇：浅谈当前违纪违法案件的新特点及查处对策

党的十六大对纪检监察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分析近几年的办案实践，结合实际，笔者认为当前违纪违法案件的新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作案主体多元化。一些违法违纪案件由单体向群体发展，窝案、串案、案中案明显增多，且呈现出多发性、交叉性、团伙性和关联性等特点。从实施形式上看，“集体腐败”虽然是以“集体”名义进行，甚至打着为集体谋利益，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旗号，但目的却是为了损公肥私。违纪人员有的熟知政策和法律，在政策和法律的边缘找空子钻；有的身居要害部门，在体制、管理漏洞上做文章；有的披着合法的外衣，打“擦边球”。如查处某单位预算外收入作为福利发给全体干部案和学校班子集体以发电话费的名义得回扣案就说明了此问题。

二是违法违纪行为侵犯的客体趋向财产化。国有企业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在“有所为，有所不为”、“国（国有资本）退民（民间资本）进”等战略指导思想的指引下，大批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将面临着改制。改制过程中，许多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和管理层，受利益的驱使，将国有企业视作“唐僧肉”，将改制当成“最后的晚餐”，利用各种手段侵吞国有资产。一些不法民间资本持有者，为能低价收购国有资本，也千方百计地与国有资产的管理者勾结，实现自有资本的低成本扩充。随着国有企业改制进程的推进，侵吞国有资产类案件将大幅度上升，成为主要案发区域。据查资料，2005年上半年，某县查处的各类违法违纪案件中，侵犯国有资产类案件占30%。

三是违法违纪案件的高发领域向多部门渗透。党政机关招待费、小车费、领导干部外出学习考察费，开支总额较大，开支较乱。主要表现：赊账、挪用现象严重，在餐馆、酒家的招待费仍有百万元未予结付并列记当年会计支出；举债消费突出，由于费用开支大，入不敷出，为维持正常运转，常常是借钱过日，拆东墙补西壁；有些单位发生的送礼、钓鱼、洗头按摩开支及该由个人负担的费用都开作虚假的招待费、燃料维修费发票报销。这些开支，成了一些党政机关财务支付的“黑洞”和滋生不正之风的温床。一年下来，一个县吃掉上千万，小车跑掉几百万，考察学习几十万，导致了地方建设性资金投入不足，影响经济的发展。

四是法人的违法违纪案件的发案率仍呈上升趋势。近年，反映村级组织法人违法乱纪的信件增多。如去年检举控告信件71件，其中反映村级组织的就有21件，占29.57%。村级组织违法违纪案件主要表现：公款大吃大喝、搭车收费、财务暗箱操作、作风家长化等。

在办案过程中，纪检监察部门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案件线索难寻。由于违法违纪的行为越来越隐蔽，通过常规的审计、检查很难查出线索；作为举报主体的群众，也因违法违纪行为的秘密化，难识“庐山真面目”，而无法举报；许多的违法违纪行为涉外性增强，外商常年在外，在他们给予党员领导干部贿赂后，除非被贿赂者未能按其意愿行事，一般是不会向纪检监察机关举报。

2、调查取证艰难。随着涉外违法违纪行为越来越多，即使发现了被调查人有违法违纪行为，因大量的证据在“境外”，人难找，即便调查人员费尽周折，找到有关当事人，对方不愿配合，办案人员往往无功而返。《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组织和个人都有提供证据的义务。有关组织和个人必须如实提供证据，不得拒绝和阻挠”。《行政监察法》也有类似的规定。然而，取证难历来是困扰执法执纪机关办案的难题。

3、纪检监察对象的身份确定会变得复杂。如非党员的村委会主任，如果在管理社会事务、从事公务中违法违纪，还可以以监察对象的身份予以处分，否则不属于纪检监察对象，在处理上形成“真空”，而现有的党纪政纪条规中对此类问题尚无专门的规定。

4、查处手段和业务知识不足。随着入世后新类型的违法违纪行为的不断发生，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的办案人员将面临着查办方式和手段的考验。违法违纪人员的高智能化要求我们必须重视外围调查、证据的取得。然而在大部分地区，基层办案人员只能采取一张纸、一支笔的办案方式，办案的设备陈旧，手段单一。电子监督、网络跟踪等先进的办案手段受种种条件的限制而无法采用。办案人员的知识面窄，业务能力不全面，使我们的办案人员在办理普通的违法违纪案件时，得心应手，一旦遇到偷税骗税、走私等涉外的新类型案件时，不借助专业部门的力量就寸步难行；查阅传统的会计账本时，目标明确，很快找准切入点，而面对着电脑，查看电子单证时就无从下手。至于对国际贸易方面的协定、惯例则掌握得更少，将会影响案件查办的效率。

查办案件应从以下几个重点领域入手：

一是经济管理部门及其负责人。经济管理部门违法违纪案件呈高发态势，窝案、串案、案中案明显增多，且呈现出多发性、交叉性、团伙性和关联性等特点，因此要把经济管理部门及其负责人作为重点对象。

二是国有企业改制中出现的腐败行为。国有企业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改制过程中，许多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和管理层，受利益的驱使，将国有企业视作“唐僧肉”，利用各种手段侵吞国有资产。一些不法民间资本持有者，为能低价收购国有资本，也千方百计地与国有资产的管理者勾结。随着国有企业改制进程的推进，侵吞国有资产类案件将大幅度上升，成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