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新特点与反腐败的对策

第一篇：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新特点与反腐败的对策

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新特点与反腐败的对策

一、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新特点

当前我国的腐败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由收钱收物的“硬腐败”发展为接受各种服务、旅游出国等“好处”的“软腐败”；由个人捞钱的“小腐败”上升为集体福利、挥霍公款的“大腐败”；由内资企业的“内资腐败”发展为外资企业参与商业贿赂的“外资腐败”；由一人出事的“单案”扩大为一揪一串的“窝案”。具体来讲，腐败现象具有的特点是：

其一，群体化。湖南省郴州市委原书记李大伦腐败案发后牵涉人员达160余人；“慕马腐败大案”涉案人员达142人；湖北襄樊市委书记孙楚寅落马，牵出领导干部70余人；2009年8月原巢湖市委书记周光全被判处无期徒刑，随着周光全的被查处，安徽省巢湖市有14名党政官员受到免职处分或被判刑，这些被处理的官员都有着向周光全行贿以谋取利益的“不良记录”。可以说，一些腐败败露后，往往引发所辖地区官场的“大面积塌方”。腐败分子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即“窝案”、“串案”。其主要特征一是涉案人员众多；二是涉案人在政治上丧失党性原则，形成了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三是在经挤上互相利用，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其二，高官化。近年来，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央纪委、监察部查处了原中央政冶局委员、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贵州省委原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刘方仁，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山东省委原副书记、青岛市委原书记杜世成，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等一批高级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据公开资料统计，2003年至2007年的五年间，共有35名副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年均七人。2009年8月27日，中央纪委发布消息，通报了对广东省原政协主席陈绍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处理结果，决定给予陈绍基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海外媒体对此评价称，2009年1—8月，“六名副省级以上官员被集中查处，彰显出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9月份后又相继查处了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辽宁省人大副主任宋勇、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李堂堂的问题。12月份查处了中国移动集团公司的党组书记、副总裁张春江的问题。2009年全年落马的省部级（含副部级）高官有17人。

其三，巨额化。腐败涉及的金额巨大，动则就是上千万甚至上亿元。2009年已经基本查明涉案的3l位国企企业家犯罪涉案金额累计达34.0466亿元，人均涉案金额高达l.0982亿元；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人共计贪污、受贿9.3273亿元，人均贪污、受贿3109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公款12.9387亿元，人均挪用公款1.4376亿元。

其四，期权化。“权力期权化”交易的是一种“权利”，其不直接涉及钱物，因而形式和过程隐蔽，相互兑现往往是间接而不是直接的，如高薪任职、分给股权、优厚待遇等。腐败分子进行权力操作可以用“扶持企业、促进发展”为借口，即使损害国家利益也可以用“改革代价”遮掩，过程隐蔽，其交易方不是在职干部，甚至可能不是其本人，对象和内容都较为隐蔽。“权力期权化”改变了腐败获利的时间和方式，为腐败分子手中的“权力资源”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变现可能。它可以是权力享受权力回报，在离职前安插亲信或选定“接班人”，为自己遥控权力作打算；可以是权力享受资本回报，在位时为企业牟利，辞职或退休后到企业“高薪打工”；也可以是资本享受权力回报，利用在位时积累下的“活动能量”换取企业股权或创业资本。这样，不仅可以为自己预留“出路”、“退路”，还可以“封妻荫子”，由受益方资助亲人子女出国留学或提供创业资本。如广东省原高级法院院长麦崇楷就为其子换取了数百万的企业股权。

其五，潜规则化。从文化上看，我国是一个宗法伦理社会，血缘观念极强、法制观念薄弱，这种特定的文化观念也为腐败行为的发生孕育了土壤。在中国文化中有很多消极的因素是滋生腐败的条件，如“潜规则”文化在官场中流行，很多行为规则不公诸于世而是如“黑市”交易，公诸于世的规则，大家又不遵守。再例如“消解”文化，中国文化中有一种消解制度的倾向，在现实中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另外，还有“圈子”文化，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进了班子还要进圈子，进班子不进圈子等于没进班子，进了班子不如进圈子，进了圈子不进班子等于进了班子。入围的干部争宠，不入围的干部被剔除，这种示范效果迫使大多数干部去遵从新的游戏规则。从追求庇护到跑官买官，并按照这一游戏规则所提供的激励机制来作出自己的行为选择，使正直的干部越来越难以生存。

其六，国际化。有的腐败分子利用资本跨地域、跨行业、跨国境流动的机会，与地区外、行业外、境外的不法分子相勾结，共同犯罪；有的利用国际间法律的差异，国内犯罪，国外洗钱；有的以境外商人为合作对象，在为对方牟利后，在境外“交易”，赃款赃物滞存境外。一些涉案的党政干部特别是关键涉案人员一有风吹草动即随时出逃。“裸体官员”问题浮出水面，暴露出以往外逃贪官贪腐时“留一手”（即任职期间有意将妻儿送出国，独自一人在国内），贪腐行为败露后立即逃往国外的腐败谋略。而某些干部利用出国考察机会滞留不归的情况更是暴露出贪官风险意识的增长。

其七，新型化。在新兴领域开展反腐败斗争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拍卖等方面的反腐败措施比较少导致新兴领域腐败案件频繁发生，在这些领域中，腐败呈现出金融化、虚拟化的特点。与异性直接相关的腐败现象不可轻视，中纪委研究室原副主任、中纪委北京培训中心原主任、原中央先进性教育活动办公室副主任刘春锦指出：受处分的厅局级干部中，90％的落马贪官都有包养情人，甚至有多个贪官共用一个情人的现象。原天门市委书记张二江甚至把“小姐”带到家里嫖宿。被“双规”后，张二江供述了自己曾同107名妇女发生过不正当性关系，天门人戏称张二江是“梁山寨主”。

二、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战略对策

（一）扩大党内民主的实现方式，以民主制度建设来推动反腐败的深入

1.在全国县市逐步实行以下制度：（1）党代会年会制。县市党代会由过去的五年召开一次，改为每年召开一次。党代会年会的主要任务是听取和审议县委、县纪委工作报告和县人大党组、县政府党组、县政协党组的书面工作报告；讨论和决定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对县委委员的年度工作进行评议。（2）党代表直选制。党代表由过去的间接选举改为竞争性直选。过去的县级党代表候选人，一般是由党组织提名或推荐，在基层党员代表会议上，按照很少的差额甚至等额选举产生。实行直选以后，党代表改由党员直接提名、个人自荐报名，通过预选按得票多少确定候选人，县级领导干部也必须通过提名参加预选才能成为候选人。候选人的差额必须达到30％以上，由所在选举单位的党员直接投票产生。（3）党代表常任制。党代表的任期与本届党代会的届期相同。在任期内，党代表享有在大会期间的选举权、审议权、重大事项决定权、质询权、提出罢免案权、评议权以及闭会期间的学习培训权、调研视察权、提出意见建议权等权力，充分发挥党代表的作用。（4）评议制。在党代会年会上，党代表要对县委、县纪委领导班子进行评议，按照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三个等次无记名投票表决；对“三个党组”的工作报告要进行评议，确认报告是否通过；县委委员向党代表述职，党代表对县委委员进行评议，评议分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四个等次，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评议结果作为考核县委委员工作的重要依据；届中，还须对县委委员进行一次信任投票，信任票分为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三个等次。评议结果在代表大会上公布，对不满意票超过30％的领导班子，必须写出书面整改报告，针对存在的问题，认真整改并及时向党代表公布。

2.制定完善的、科学的常委会议事规则和制度，保证党内决策的民主化。必须尽快制定标准的常委会议事规则和相关制度。规则包括：界定常委会需要讨论的重大事项的范围与确切内容；书记与副书记、常委之间关系的平等性，以及常委讨论权的保证制度；常委会议事的具体程序等。

3.利用人民民主反腐败。要充分利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监督作用，发挥人民代表的职能，推进反腐败工作。如2006年通过的《监督法》创设了在人大闭会期间由各级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的专项工作报告进行审议的制度，这一制度增加了各级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实施宪法和法律活动监督的主动性和经常性，保证了各级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在重大问题和重大事项上的决定权。

（二）加强选人用人的制度建设

1.完善初始提名权制度。要提高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必须科学合理地规范干部任用初始提名程序，实现“由少数人选少数人”到“由多数人选人、在多数人中选人”，为此要做到：（1）明确范围，保证初始提名推荐人员的广泛性，科学界定行使初始推荐提名权的人员范围。（2）规范程序，强化初始推荐提名权的制度安排。四个程序：一是组织部门制定发放《干部选拔任用初始推荐提名公告》，公告空缺职位，做到群众知情。二是制定发放《干部选拔任用初始推荐提名表》，实施署名推荐，实行责任追究。三是执行资格双审，严把入口关。对照职位资格条件，对人选进行资格初审。四是综合分析结果，确定考察对象。

2.建立干部推荐说明书制度。贯彻《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要求，逐步实行干部推荐说明书制度。个人向党组织推荐领导干部人选，必须负责地写出推荐材料，填写干部推荐说明书并署名，经组织（人事）部门审核后，按照规定程序进行民主推荐，得不到所在单位多数群众拥护的，不得列为考察对象。

3.实施“考任分离”制度。“考任分离”制度就是将干部的任用从时间和空间上分割开来。考察时不任用，任用时不需要再考察。这一制度的好处：一是可以降低用人上的风险，对在公开选拔中一时难以把握的人选，可以先“放一放”，通过工作实践作进一步的了解和考察。二是可以充分利用公开选拔的成果。对在公开选拔中成绩突出、综合素质较高但因职位所限未任用的优秀人员，可先纳入领导干部人才库，在适当的时候再予以任用，这既充分利用了公开选拔成果，又节约了人才开发成本。三是留出了对干部进行全面考察的时间。可以有足够的时间通过挂职锻炼等多种方法对拟用人选进行全面的定量和定性考察。

4.推广离岗考察制度。所谓离岗考察制度，就是指主要领导干部获得提拔需要离岗时，在公示提拔信息以后，适度延长公示时间，令其脱离原工作岗位，暂不进行新的任命或暂不就任新职，而是安排其到党校进行为期至少三个月的培训。在此期间可以排除干扰，使“一把手”得到最充分的监督。这有利于建立健全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机制，进一步扩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民主，完善选拔任用决策机制，防止考察失真、“带病提拔”等问题。有一些干部“带病”的问题会在离岗考察期间显露出来。

（三）进一步强化反腐倡廉教育

1.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从理论上看，廉政教育不是孤立的，而是整个社会大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廉政教育直接面对的是思想观念层面上的存在，因此，不能把廉政教育狭隘化，而是要把廉政教育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社会文化的内核在于价值观念，许多腐败现象的发生、腐败分子的堕落，都与价值观念的崩塌息息相关。从一定意义上看，腐败与反腐败既是一场政治斗争，也是其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文化价值观的“价值博弈”。因此，廉政教育必须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密切结合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因势利导，大力弘扬以腐败为耻、以廉洁为荣的先进价值观念。

2.善于从大贪案件中总结出小蠹演化为大贪的内在规律性，不断进行倡廉教育。大贪往往是从小蠹演化而来的，没有天生的大贪。从近几年查处的一些案件看，腐败分子一般都是从贪小开始的，得手后胆子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多，从小到大，从隐蔽到公开，直至无法自拔。有的官员日常生活中对于“吃一点、拿一点、要一点、卡一点”不以为然，认为是小事一桩，无碍大节；一些官员对于“小腐”习以为常，逢年过节收“禧礼”、子女嫁娶收“红礼”、生日寿辰收“寿礼”、丧葬之际收“白礼”，以为是人情世故算不得什么。安徽省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就是靠这些不起眼的“小打小闹”发家致富，聚敛起数千万元的家产，最终成为贪得无厌的“巨贪”。

3.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大力弘扬巴黎公社原则所体现的奉献精神。作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初次尝试，巴黎公社“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6000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

（四）坚定不移地推进领导干部个人财产申报等制度建设

1.逐步完成领导干部从个人收入申报制度向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的过渡。财产申报制度，即有关财产申报、登记和公布的制度，被称为“阳光法”。它使公职人员的财产受到了严格监督。任何个人财产的不良变动都会受到查处。对于建立财产登记申报制度，许多国家的做法是：首先，制定财产申报方面的法律；其次，建立接受和审查申报书的机构；最后，定期审查和公布财产公布书。我们国家要尽快制定并实施财产申报制度：（1）制度内容。领导干部要报告本人、配偶及由其抚养的子女的家庭财产，包括大额现金、存款、有价证券、房产、汽车、债权债务等主要家庭财产。（2）中央巡视组采取例行的抽查制度，譬如每年抽查1%-5%的领导干部的个人财产。对于抽查中发现的不如实申报的干部，就一查到底决不姑息，这种不确定性的威慑力比简单的惩罚措施更大。（3）对于竞争上岗的领导干部，必须在一定范围、一定层面上对其财产予以公开公布，对那些没有公开、公布的财产，一经查明予以没收充公，并取消三年提名资格。

2.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亲属出国留学、定居申报制度。据有关统计资料，全国近年查办的不少腐败官员都将子女送到国外深造。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首发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毕玉玺敛财的最大“动力”就是其远在英国留学的儿子。有些高官，如云南省前省长李嘉廷也是从为儿子筹钱出国留学时开始走向堕落的。辽宁省原副省长刘克田在案发后说：“看到别人送子女出国留学，特别是进入国外名牌学府，自己也不甘落后，总想为子女多创造一些条件。”正是在这种心态下，他一边把女儿送出国留学，一边大肆受贿，终于落入法网。对此，应进一步完善并在全国推广领导干部亲属子女出国留学、定居申报备案制度。

（五）完善干部监督制度

1.建立和完善经济责任审计制度。该制度规定领导干部在任期届中、届末和晋升、调任、转任、退休、辞职时要进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审计结果应作为领导干部选拔、调整的重要参考依据并归入个人档案；被审计者如存在经济责任问题，应及时查处。

2．建立和健全责任追究制度，即问责制。该制度要强化党委（党组）书记的监督责任，明确各级党委（党组）书记对本地区本部门的权力运行负监督总责，重点监督领导班子成员和下级党委“一把手”，同时实行重大违纪违法案件问责制，凡党委（党组）书记未履行监督责任的，追究其监督责任。

3．建立和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制。该制度要建立推荐、考察、任用责任制，明确推荐、考察、任用等关键环节的责任主体、责任要求、违规行为和责任后果。针对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的各责任主体，就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的推荐、考察、决定三个环节的规定加以细化，制定具体的工作规范、操作办法和监督措施，建立一套系统、规范的选拔任用工作责任体系。

4．建立和健全谈心谈话制度。该制度要求落实任前廉政谈话，上级党组织对新上任的领导干部要进行廉政谈话，要求其提高廉洁自律的自觉性，既要干净干事，又要主动抓好管辖范围内的廉政建设。要求落实定期谈话，上级党组织每年至少要找下级领导干部谈话一次，特别是当领导干部职务发生变动和退休时、个人遇有重大事项时、班子内部出现不团结苗头时，群众有较多反映时应及时进行谈话。

5．建立和完善年度考核制度。该制度要求每年结合班子考察党风廉政建设情况，对领导干部落实情况进行一次考核。考核时，领导干部要在干部群众大会上进行一次述职述廉报告，并在一定范围内组织民主测评，考核和民主测评结果应向本人反馈，述职述廉报告要交上级党组织备案。民主测评中，“不称职”票超过一定比例的，视情况作出组织调整或免职、责令辞职、降职的处理。将述职述廉、评议结果、整改措施等作为考核、评价领导的重要依据存入档案。

6．建立和健全廉政监督员制度。各单位要聘请廉政监督员，对廉政监督员的建议和意见，要认真办理，及时向本人反馈。

7．建立和完善班子成员相互监督制度。班子成员对其他成员违纪违法情况故意隐瞒、不汇报的，一把手明知班子成员有违纪违法情况而不提醒、不批评、不汇报的，要追究其责任。

8．建立和健全巡视制度。上级部门要通过巡视，定期或不定期地对落实一把手监督及干部八小时外管理的情况实施检查监督。

（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与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二部副主任 辛向阳）

第二篇：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新特点与反腐败的对策

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新特点与反腐败的对策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变迁，当前腐败现象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包括群体化、高管化、巨额化、期权化、潜规则化、国际化和新型化。反腐败必须扩大党内民主和发展人民民主，加强选人用人制度建设，强化反腐倡廉教育，推进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建设，完善干部考核与监督制度等。

一、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新特点

当前我国的腐败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由收钱收物的“硬腐败”发展为接受各种服务、旅游出国等“好处”的“软腐败”;由个人捞钱的“小腐败”上升为集体福利、挥霍公款的“大腐败”;由内资企业的“内资腐败”发展为外资企业参与商业贿赂的“外资腐败”;由一人出事的“单案”扩大为一揪一串的“窝案”。具体来讲，腐败现象具有的特点是：

其一，群体化。湖南省郴州市委原书记李大伦腐败案发后牵涉人员达160余人“;慕马腐败大案”涉案人员达142人;湖北襄樊市委书记孙楚寅落马，牵出领导干部70余人。腐败分子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即“窝案”、“串案”。其主要特征一是涉案人员众多;二是涉案人在政治上丧失党性原则，形成了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三是在经济上互相利用，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其二，高官化。近年来，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央纪委、监察部查处了原中央政冶局委员、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贵州省委原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刘方仁，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山东省委原副书记、青岛市委原书记杜世成，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等一批高级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据公开资料统计，2003年至2007年的五年间，共有35名副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年均7人。

其三，巨额化。腐败涉及的金额巨大，动则就是上千万甚至上亿元。2009年已经基本查明涉案的3l位国企企业家犯罪涉案金额累计达34.0466亿元，人均涉案金额高达l.0982亿元;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人共计贪污、受贿9.3273亿元，人均贪污、受贿3109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公款12.9387亿元，人均挪用公款1.4376亿元。

其四，期权化“。权力期权化”交易的是一种“权利”，其不直接涉及钱物，因而形式和过程隐蔽，相互兑现往往是间接而不是直接的，如高薪任职、分给股权、优厚待遇等。腐败分子进行权力操作可以用“扶持企业、促进发展”为借口，即使损害国家利益也可以用“改革代价”遮掩，过程隐蔽，其交易方不是在职干部，甚至可能不是其本人，对象和内容都较为隐蔽“。权力期权化”改变了腐败获利的时间和方式，为腐败分子手中的“权力资源”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变现可能。它可以是权力享受权力回报，在离职前安插亲信或选定“接班人”，为自己遥控权力作打算;可以是权力享受资本回报，在位时为企业牟利，辞职或退休后到企业“高薪打工”;也可以是资本享受权力回报，利用在位时积累下的“活动能量”换取企业股权或创业资本。这样，不仅可以为自己预留“出路”、“退路”，还可以“封妻荫子”，由受益方资助亲人子女出国留学或提供创业资本。

其五，潜规则化。从文化上看，我国是一个宗法伦理社会，血缘观念极强、法制观念薄弱，这种特定的文化观念也为腐败行为的发生孕育了土壤。在中国文化中有很多消极的因素是滋生腐败的条件，如“潜规则”文化在官场中流行，很多行为规则不公诸于世而是如“黑市”交易，公诸于世的规则，大家又不遵守。再例如“消解”文化，中国文化中有一种消解制度的倾向，在现实中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另外，还有“圈子”文化，入围的干部争宠，不入围的干部被剔除，这种示范效果迫使大多数干部去遵从新的游戏规则。使正直的干部越来越难以生存。

其六，国际化。有的腐败分子利用资本跨地域、跨行业、跨国境流动的机会，与地区外、行业外、境外的不法分子相勾结，共同犯罪;有的利用国际间法律的差异，国内犯罪，国外洗钱;有的以境外商人为合作对象，在为对方牟利后，在境外“交易”，赃款赃物滞存境外。一些涉案的党政干部特别是关键涉案人员一有风吹草动即随时出逃“。裸体官员”问题浮出水面，暴露出以往外逃贪官贪腐时“留一手”(即任职期间有意将妻儿送出国，独自一人在国内)，贪腐行为败露后立即逃往国外的腐败谋略。而某些干部利用出国考察机会滞留不归的情况更是暴露出贪官风险意识的增长。

其七，新型化。在新兴领域开展反腐败斗争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拍卖等方面的反腐败措施比较少导致新兴领域腐败案件频繁发生，在这些领域中，腐败呈现出金融化、虚拟化的特点。与异性直接相关的腐败现象不可轻视，中纪委研究室原副主任、中纪委北京培训中心原主任、原中央先进性教育活动办公室副主任刘春锦指出：受处分的厅局级干部中，90%的落马贪官都有包养情人，甚至有多个贪官共用一个情人的现象。

二、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战略对策

(一)扩大党内民主的实现方式，以民主制度建设来推动反腐败的深入

1.在全国县市逐步实行以下制度：(1)党代会年会制。县市党代会由过去的五年召开一次，改为每年召开一次。讨论和决定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对县委委员的工作进行评议。(2)党代表直选制。党代表由过去的间接选举改为竞争性直选。(3)党代表常任制。(4)评议制。在党代会年会上，党代表要对县委、县纪委领导班子进行评议。

2.制定完善的、科学的常委会议事规则和制度，保证党内决策的民主化。必须尽快制定标准的常委会议事规则和相关制度。规则包括：界定常委会需要讨论的重大事项的范围与确切内容;书记与副书记、常委之间关系的平等性，以及常委讨论权的保证制度;常委会议事的具体程序等。

3.利用人民民主反腐败。要充分利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监督作用，发挥人民代表的职能，推进反腐败工作。

(二)加强选人用人的制度建设

1.完善初始提名权制度。要提高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必须科学合理地规范干部任用初始提名程序，实现“由少数人选少数人”到“由多数人选人、在多数人中选人”。

2.建立干部推荐说明书制度。贯彻《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要求，逐步实行干部推荐说明书制度。

3.实施“考任分离”制度“。考任分离”制度就是将干部的任用从时间和空间上分割开来。考察时不任用，任用时不需要再考察。留出对干部进行全面考察的时间。可以有足够的时间通过挂职锻炼等多种方法对拟用人选进行全面的定量和定性考察。

4.推广离岗考察制度。所谓离岗考察制度，就是指主要领导干部获得提拔需要离岗时，在公示提拔信息以后，适度延长公示时间，令其脱离原工作岗位，暂不进行新的任命或暂不就任新职，而是安排其到党校进行为期至少三个月的培训。在此期间可以排除干扰，使“一把手”得到最充分的监督。这有利于建立健全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机制，进一步扩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民主，完善选拔任用决策机制，防止考察失真“、带病提拔”等问题。有一些干部“带病”的问题会在离岗考察期间显露出来。

(三)进一步强化反腐倡廉教育

1.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密切结合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因势利导，大力弘扬以腐败为耻、以廉洁为荣的先进价值观念。

2.善于从大贪案件中总结出小蠹演化为大贪的内在规律性，不断进行倡廉教育。大贪往往是从小蠹演化而来的，没有天生的大贪。从近几年查处的一些案件看，腐败分子一般都是从贪小开始的，得手后胆子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多，从小到大，从隐蔽到公开，直至无法自拔。

3.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大力弘扬巴黎公社原则所体现的奉献精神。

(四)坚定不移地推进领导干部个人财产申报等制度建设

1.逐步完成领导干部从个人收入申报制度向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的过渡。

2.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亲属出国留学、定居申报制度。据有关统计资料，全国近年查办的不少腐败官员都将子女送到国外深造。他们一边把女儿送出国留学，一边大肆受贿，终于落入法网。对此，应进一步完善并在全国推广领导干部亲属子女出国留学、定居申报备案制度。

(五)完善干部监督制度

1.建立和完善经济责任审计制度。该制度规定领导干部在任期届中、届末和晋升、调任、转任、退休、辞职时要进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审计结果应作为领导干部选拔、调整的重要参考依据并归入个人档案;被审计者如存在经济责任问题，应及时查处。

2.建立和健全责任追究制度，即问责制。

3.建立和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制。该制度要建立推荐、考察、任用责任制，明确推荐、考察、任用等关键环节的责任主体、责任要求、违规行为和责任后果。

4.建立和健全谈心谈话制度。该制度要求落实任前廉政谈话，上级党组织对新上任的领导干部要进行廉政谈话，要求其提高廉洁自律的自觉性，既要干净干事，又要主动抓好管辖范围内的廉政建设。

5.建立和完善考核制度。该制度要求每年结合班子考察党风廉政建设情况，对领导干部落实情况进行一次考核。

6.建立和健全廉政监督员制度。各单位要聘请廉政监督员，对廉政监督员的建议和意见，要认真办理，及时向本人反馈。

7.建立和完善班子成员相互监督制度。班子成员对其他成员违纪违法情况故意隐瞒、不汇报的，一把手明知班子成员有违纪违法情况而不提醒、不批评、不汇报的，要追究其责任。

8.建立和健全巡视制度。上级部门要通过巡视，定期或不定期地对落实一把手监督及干部八小时外管理的情况实施检查监督。

第三篇：我国腐败现象的新特点及原因剖析

我国腐败现象的新特点及原因剖析

一、我国腐败现象的新特点

（一）腐败类型增加。从腐败类型来看，个体腐败与群体腐败并存，串案、窝案和法人犯罪案件增多。违法违纪者往往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群体性、帮派性的特征更具明显。在一些大案、要案中，往往是带出一个个

串案、窝案。

（二）腐败主体蔓延。

从腐败行为主体来看，行为主体从基层向中层、高层领导干部蔓延，“一把手”腐败现象严重。自从进入90年代，党内高层干部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已由昔日的县处级向地厅级、省部级发展。在一些大案中“一把手”违纪违法较为突出。2009年全年落马的省部级(含副部级)高官有17人。

（三）腐败区域扩展。从腐败发生区域来看，腐败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一般经济管理部门扩散到党政领导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等要害部门。就连新闻出版、学术教育界也未能幸免。管理党风廉政工作、查处腐败分子的机关也出现了腐败现象，近几年纪检监察干部贪赃枉法、徇情枉法，以及自身腐败、包庇腐败现象行为时有发生。

上述特点全景式地展示了目前我国腐败现象的现状。一直以来，我们党和国家不谓不重视，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为何仍不尽如人意？原因主要有：

二、腐败产生的原因

（一）价值失范、道德约束乏力导致腐败。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虽然一再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始终是没有很好地得到解决。在宣传教育、社会舆论、识人用人等方面，与无产阶级道德观念大有所悖，致使一些人产生了模糊观念和错误心态：认为廉政吃亏，等待观望；法不责众，随波逐流；你捞我捞大家捞，不捞白不捞。

（二）分配不公和公务员低薪导致腐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世界瞩目，但地区、部门、行业之间的收入差别很大，国家工作人员工资低，且上下级之间又不统一。特别是分配不公中的不良暴富，对社会起了不良示范作用，一些意志薄弱者竞相效仿。原先的心理平衡被打垮，取而代之是一种“吃亏”、“补偿”心理。一些高官比大款，追享受，走向堕落。县乡基层干部攀行业、比部门，千方百计捞油摸水。这种“心理不平衡”是清官变贪官的“思想铺垫”，公仆变蛀虫的“精神基础”。

（三）对腐败行为打击惩治不力导致腐败。

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给腐败分子带来一种侥幸心理，有的自恃有老同乡、老亲戚、老同学、老同事掌权，碰碰高压线，搞点小动作，不会出事。一些司法人员徇情枉法、贪赃枉法，办“人情案”、“关系案”，使一些腐败分子得以漏网、逍遥法外。对于一些手握大权的人来说，任人唯亲、培植亲信、徇私舞弊等寻求支持。而对于被保护者来说，寻求庇护以谋取职位而被迫编织各种关系网、拉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为此，各种腐败现象也相伴而生。腐败的收益大于风险，使一些人产生侥幸心理，铤而走险。腐败的原因很多，党风不正和公民文化素质的低下也是滋生大量腐败现象产生的因素。公民文化不发达，压抑了人民群众对政治的参与和对国家的有效监督。只有深刻的探寻腐败产生及其蔓延的原因，才能确立有效的对策，这是当前严峻的反腐形势的迫切要求。

参考文献：

[1]过勇.经济转轨滋生腐败机会的微观机制研究——从594个腐败要案中得出的结论[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05)

[2]李晓鹏.我国现阶段反腐败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研究[J].改革与开放.2010(06)

第四篇：当前党员干部的腐败现象及其对策

当前党员干部的腐败现象及其对策

内容提要：

一、我国当前腐败现象的主要表现形式：

（一）、经济犯罪猖獗；

（二）、权力运行中弄权勒索、贪赃枉法严重；

（三）、违反组织人事纪律，任人唯亲；

（四）、贪图享受、奢侈浪费、生活腐化。

二、防治腐败的对策：

（一）、加强政治思想教育；

（二）、建立健全法律体系，依法行政；

（三）、加强监督，着力预防腐败；

（四）加大惩处力度，以警示他人。

所谓腐败，就是公共权力行使者利用公共权力为个人、部门、家族、利益集团谋取经济利益并严重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其重要特征是利用职务之便牟取利益。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国民经济得到飞速发展，腐败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各界深恶痛绝的“焦点”。虽然我们党在反腐败斗争中有了一定的突破，但是反腐败斗争形势还十分严峻，它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关系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关系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问题和紧迫任务。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对当前腐败现象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寻求根治腐败问题的方法。

一、我国当前腐败现象的主要表现形式

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经济犯罪猖獗。

1、工程建设领域腐败。在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过程中,工程建设领域内的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和残酷,随之而来的“腐败”也日渐凸显。近年来，尽管加强了对工程建设的监管，加大了案件查处的力度，但工程建设领域的腐败现象仍处于易发高发态势。如：陕西省宁强县交通局原局长何超、原副局长刘华斌在2008年至2010年间,利用职务便利,在工程款拨付、工程招投标等方面分别收受贿赂计人民币52万元和140万元。案发后,法院以受贿罪分别判处何超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刘华斌有期徒刑十四年。

2、金融领域的腐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和重要推动力。随之而来的各种金融腐败现象也日益突出。近年来，银行大案频发，高官屡屡落马，其案发频次之高、涉案金额之巨、牵连各方之广，前所未有，不仅给银行业造成了难以弥补的资金损失，而且也严重破坏了金融秩序，影响了银行业的持续、稳健发展。

3、房地产领域上的腐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建设速度的迅猛发展，房地产领域腐败现象已往全国各地蔓延，且有日益恶化趋势，严重危及经济结构良性转变、社会的稳定及可持续发展。部分开发商不惜重金扭曲公权力的正常运行轨迹，侵吞国家财物，大肆催涨了房价，中饱了腐败官员和个人的私囊。如2011年7月19日，原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苏州市副市长姜人杰利用职务之便，因巨额贪污而被处极刑。据查，近年来，高官的落马与房地产腐败有关。

（二）、权力运行中弄权勒索、贪赃枉法严重。

1、不正当占有公共资源为个人享用，包括贪污行为、挪用公款行为、侵占财物行为等，这是腐败现象的典型表现。它以腐败者拥有的公共权力作为基础，利用这种公共职位，从事以权谋私的活动。如一些村官利用职务便利，贪污挪用公款、侵占公共财物，将公款据为己有；巧立名目、扩大支出、开假票据、重复报销；白条入账，侵吞村集体资财。

2、利用经济上的好处改变人们对于地位、职位、财产方面的判断和安排，其行为的外部表现形式就是贿赂。先是贿赂，然后发展为变相送礼、大吃回扣、强拿硬要等。如梁平县某中学校长余文彬，自２００７年以来，通过承包学校食堂、购买教辅资料先后多次受贿１０３．５万元。法院最终判处其有期徒刑１０年６个月。

3、公共权力的“人治化”行使，体现为严重的官僚主义和特权主义。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官员们制造“官气”，集权现象、家长制现象、地方保护主义现象等普遍存在；渎职无能、擅离职守、强迫命令、任意决策等等，构成了腐败产生的温床。如：原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维高，插手行政事务，为他人和其子程慕阳谋利，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利用职权，对举报人郭光允进行打击报复。

（三）、违反组织人事纪律，任人唯亲。

1、买官卖官。对整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行贿受贿行为，即俗称的“买官卖官”。它把为人民服务的职务作为商品来买卖，严重地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形象及政权的巩固。如：武保安在2000年4月至2004年5月任山西省翼城县县长、县委书记期间，先后为滑国红、翟明星等28人在职务提升、工作调整等方面谋取不正当利益，29次非法收受对方人民币88.8万元。后经山西省阳泉市中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

2、选拔任用干部，任人唯亲。个别掌握权力的领导干部，为了使自己的亲信被任用，在选拔干部时，弄虚作假，排除他人，使亲信在看似平等的形式下，通过正常的程序和合法的形式任命，实现为小团体谋利益。如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人事劳动厅原厅长周文吉严重违反组织人事纪律、以权谋私，在没有编制和增干指标的情况下，不经集体研究，也未经考试、考核，直接签批或授意他人办理，将１５名亲属先后吸收录用为干部，并被安排在政法等要害部门。案发后，被开除其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3、拉帮结派，小圈子选人。从近年落马的贪官身上，人们经常发现“小圈子”的影子，他们为了照顾亲属、朋友、部下、同学、同乡，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搞权钱交易，危害了党的肌体健康，影响了党的先进和纯洁。经查明，广东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原副主任倪俊雄在任职期间收受41人的贿赂款，其中38人是来自茂名市公安系统的干部。同时，李天福等7人向其行贿后，都成功当上茂名市多个市、区、县的公安局局长，这些人都是倪俊雄“小圈子”里的人。

（四）、贪图享受、奢侈浪费、生活腐化。

1、赌博成瘾，生活腐化。当前部分领导干部喜欢赌博，官小的小赌，官越大赌资越大。此外，他们还包养女人以调节生活。从近年来查办案件的情况来看，一些领导干部利用自己的职权、地位和影响，一方面收受钱财为他人谋取利益，另一方面花天酒地、腐化堕落。在查办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中，屡屡发现有包养情妇、搞不正当男女关系的问题，严重地影响了党员干部的形象

2、公款消费，公车私用。尽管经过多次整改和政府控制，但公车私用现象却愈演愈烈。如今，县处级以上领导几乎每人都配有一辆车，一般单位也都有车，而且领导们都会开车。领导自己开车好处多：游山玩水、探亲访友、接孩子等，且一切费用都不用自己掏，比买私家车划算。其实很多单位根本就不必要车，但公车私用的现象却屡禁不止。

3、作风松弛，办事拖拉。如今，中国的行政机构，可以说是人员臃肿，这也是造成腐败的一个原因。人浮于事，作风松弛，爱来不来，爱走就走，上班喝茶聊天玩电脑打牌，行政不作为，办事拖拉推诿已成痼疾。这种现象腐败的是党和国家公务人员的精神、形象，党和国家的运转机制，党和国家的行政效能。

二、防治腐败的对策

（一）、加强政治思想教育。

预防腐败，教育是基础。其核心问题是坚定共产主义理想、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拒腐防变。

加强政治思想教育，首先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对党员干部的信念教育、宗旨教育和党纪法规教育，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增强依法施政意识和廉洁自律意识，从根本上筑牢防腐拒变的思想防线。其次，实施典型引路。大力发掘正面典型，宣传优秀干部的先进事例（如焦永禄、孔繁森、任长霞等），发挥榜样的作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充

分发扬他们的奉献精神。再次是强化警示教育。针对当前个别党员干部出现的问题，对症下药，进行警示谈话，及时提醒，敲响警钟。利用新闻媒体，对被查处的腐败分子进行曝光，以进行警示教育。

（二）、建立健全法律体系，依法行政。

预防腐败，法制是保障。从当前党员干部的腐败现象可以看出，我们的法律、法规、制度还不够健全，存在着一些漏洞，使腐败分子以可乘之机。因而我们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加强法制建设，健全制度，加强管理，强化依法行政、依制度办事，建立起科学、合理的长效机制。

推进制度创新，强化事中监督，做到“以法制权”。一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严格执行《行政许可法》，建立行政许可过错追究制。二是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机制，进行全面规划，对干部选拔任用的基本原则、标准、程序、方法等做出严密规定。三是推进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完善资金转移支付制度，全面推行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加快建立财政资金绩效评价体系，形成财政资金规范、安全、有效运行机制。

（三）、加强监督，着力预防腐败

预防腐败，监督是关键。首先，要明确监督的重点对象、首要任务和关键环节。其次，要严格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制度。即“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大额度资金使用”，都要由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第三，要认真实行政务公开制度。要党员干部遵守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遵守宪法和法律、坚持依法行政情况、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情况、保障党员权利情况等作为监督的重点内容。第四，继续完善集体领导分工负责、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述职述廉、民主生活会、信访处理、巡视、谈话和诫勉、舆论监督询问和质询等监督制度。

（四）加大惩处力度，以警示他人

预防腐败，惩处是警示。触犯法律必然要受到严厉的制裁，要让腐败

分子付出沉重代价，从而起到打击犯罪、挽回损失、教育本人、警示他人的作用。

及时对腐败案件进行查处，依法对腐败分子进行严肃处理。对于已查实的违法违纪案件，不论涉及到谁，都应严肃查处，不包庇、不护短、不袒护，不疏通关系说好话，形成强大的震慑力量。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

加大腐败的惩处力度，意义重大。首先通过典型案件，加强法制宣传，可以充分调动群众举报违法违纪案件的积极性；其次通过对腐败案例的深入剖析，就能及时发现在制度机制上的漏洞和缺陷，查漏补缺；再次通过对腐败分子犯罪原因、经过、结果等代价进行分析，可以起到警钟长鸣的作用，使其他人从中受到教育，得到警示。

综上所述：腐败是社会存在的毒瘤，是导致社会不和谐，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它直接降低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和认同度。目前，我国改革和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而腐败现象还相当严重。因此，反腐倡廉工作任务繁重而艰巨，它不仅关系党风政风建设，关系党的事业的成败，也是解决中国深层发展的一个关键点。新一轮的反腐集结号已经吹响，只要我们上下一心，十八大确定的“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第五篇：当前反腐败形势与治理对策

当前反腐败形势与治理对策

李军鹏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各位学员，大家好！今天我主讲的题目是当前反腐败形势与治理对策。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反腐倡廉建设永远在路上，反腐不能停步，不能放松，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落实“三严三实”要求，严明党的纪律与规矩，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与监督责任，健全改进作风长效机制，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巩固反腐败斗争成果，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

今天主要讲四大问题：第一，当前反腐败的形势分析；第二，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极端重要性；第三，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的特点与成就；第四，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对策。

一、当前反腐败的形势分析

（一）腐败定义及其分类

第一个大问题，当前，反腐败的形势分析。首先，腐败的定义及其分类。广义的“腐败”是指腐败行为的主体是所有的公民，方式是滥用权力（包括国家权力及非国家权力），其目的也是谋取私利，行为的后果也会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狭义的“腐败”行为主要是指国家权力的行使者的腐败行为，包括了国家公职人员以及受委托行使国家权力的非国家公职人员。反腐败主要是指狭义上的腐败行为，公共权力型的腐败行为。

公共权力型的腐败主要包括了党政领导机关官员的腐败，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腐败，经济管理部门和其他公共事业部门的腐败等。

（二）怎样评价当前反腐败形势

当前，反腐败的形势怎么样看？怎么样评价？究竟好不好？取得了哪些成就？这一些都是广大干部群众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特别重要，这个问题不解决，思想就无法统一，就无法更深入地反腐败。对当前的反腐败的形势，首先要充分肯定反腐败斗争的主流和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全党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当中，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程度不同地得到了遏制。中共中央政治局2015年6月26日下午，就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进行24次集体学习，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面，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部署的重要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顺应党心民意，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新的重大成效。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心、民心为之一振，从整个反腐败的斗争来看，保持了严厉打击腐败的势头。

如2014年全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违规违纪问题5.3万起，处理党员干部7.1万人。2014年，中央纪委对于涉嫌违纪的中管干部结案处理和立案审查68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一共接受信访举报272万件（次），立案22.6万件，结案21.8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3.2万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2万人。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5.5万人。行政监察监督的作用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加大了对失职渎职行为问责力度，对2.1万人进行责任追究。

同时，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腐败分子只是极少数。2013年1月22日，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指出：我们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始终是好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一些重大违纪违法案件影响恶劣，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同时，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取得了重要的成效。

从清廉指数来看，中国的清廉指数也在逐年的上升，如总部位于德国柏林的透明国际组织公布“2013年全球清廉指数”报告。在本排行榜中，中国在177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80位；但在1995年的时候，当时样本国家和地区数41个，排名在第40位，倒数第二。所以，从中国的清廉指数来看，也是在不断上升的。全全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的廉洁程度在中等以上。从当今世界各个国家反腐败的情况来看，腐败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并非中国独有的问题。从中国的特色来看，社会主义制度和腐败现象格格不入。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民意调查也显示，人民群众认为腐败现象得到了不同程度遏制，国家统计局民意调查时，2003年时认为腐败现象得到遏制的人数占调查人数的68.1%，到2010年的时候，达到了83.8%，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在反腐倡廉势头良好的时刻，我们党对反腐败的形势依然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总书记明确指出：“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成效是阶段性的，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开弓没有回头箭，反腐没有休止符。”在中国，反腐败斗争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不敢腐、不能腐和不想腐方面。不敢腐已初步实现，但不能腐的制度笼子尚未完全扎好，不想腐的理想信念仍然没有牢固地树立，腐败和反腐败依然呈现出相持态势。

1、不想腐远未做到。2015年7月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曝光131起问题中，基层党员干部在土地征收流转、“三资”管理、惠农补贴、扶贫救济、低保医保、旧村改造资金管理使用方面以权谋私、虚报冒领、贪污侵占等问题多达102起。

目前，公款吃喝由明转暗，微信红包、电子预付卡等互联网交易形式又成为了新的“送礼神器”。在中央三令五申的情况下，少数党员干部仍心存侥幸，顶风违纪。所以，现在中国腐败存量大，历史遗留问题多，同时，新的一些腐败形势又开始产生。有的党员干部在反腐败的高压态势下，仍然不收敛、不收手。

2、不能腐尚未做到。“牛栏关猫”仍然存在。尽管我国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成效显著，但制度的建设需要一个过程，制度漏洞和制度执行不力问题依然存在。有一些地方尽管制度完善，但高高挂起，形同虚设，导致了管理混乱、漏洞百出，事故频发。有一些人仍然寻找制度漏斗，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谋取不正当的灰色甚至是黑色的收入。所以，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腐败现象的严重性。

当前，我国存在的腐败现象有如下一些现象和特征。

1、腐败行为在一些领域仍然易发多发。特别是在一些权力集中部门和岗位腐败案件依然多发，资金密集型行业商业贿赂、内幕交易等现象严重，土地、矿产资源和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

2、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现象依然严重。“一把手”的腐败问题仍然严重。同时，“一把手”的腐败也是危害最大的腐败。

3、高中级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时有发生。2015年7月4日，中央决定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原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进行组织调查；六天后，中央又将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开除党籍，并将违法犯罪材料移送司法机关。

4、一些腐败案件涉案金额巨大，社会影响恶劣。从过去查处的几万元、几十万元，上升到如今的几千万、几亿元，甚至是数十亿元。

5、窝案、串案、案中案明显增多。有的大案要案涉及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有的一个领导班子中多人被查处。一些腐败官员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甚至出现了塌方式的窝案。从***案、令计划案就不难看到这种现象。

6、吏治和司法腐败依然存在。吏治腐败的突出表现是买官卖官。利用干部人事权、司法权、行政审批权谋利的违纪违法案件突出。

7、领导干部与配偶子女串通进行腐败活动比较突出。腐败家族化倾向明显，“曲线敛财”的问题突出。

8、由于中国特有的“官商共同体现象”，利用职权为特定关系人谋取非法利益问题突出。腐败分子与不法“大款”相互依存，直接和间接地进行权钱交易。中国官商关系当中，从“官”支持“商”向“商”回报“官”进行转化。

9、由于中国“行政性腐败问题”导致了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个人化。所以，有一些公务人员利用公共权力和其他公共资源为个人或小集团谋取私利，有一些部门甚至发生了政治性的腐败，通过制定政策、法律制定，以特许经营以及垄断利润等形式进行“权钱交易”。这一种交易就更为隐蔽。

10、在教育领域、国企等领域，腐败现象也比较突出。如陈志中从2006年到2013年期间,先后担任南方医科大学副校长等职务；其间他利用职务便利,先后多次收受他人财物共计458.19万多人民币，此外还有一套房产以及其他的一些加拿大元和万美元等。

11、官员腐败从需求型腐败向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于一体发展。习总书记2013年6月18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当中就对这一种现象作出来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在奢靡之风方面，主要是铺张浪费、挥霍无度，大兴土木、节庆泛滥，生活奢华、骄奢淫逸，甚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

12、违纪违法行为日趋复杂化、隐蔽化、智能化，腐败犯罪很多是智慧型犯罪，特别是利用一些新的程序化交易手段和高新技术手段进行的腐败现象日益增多。

13、小官巨腐的现象突出。涉案现象当中涉及到的科级干部，甚至是普通人员的案件增多。曾查处的温州10名村官瓜分316套安置房的案件，涉案金额就达到了18亿元，犯下了建国以来村级官员集体贪污的第一大案！

14、腐败社会认同度提高，几乎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很多的商人和公众成为了腐败的参与者和制造者，老百姓往往是希望出钱来办事，所以人们对腐败的容忍度，对腐败问题见怪不怪，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

15、中央机关绝非净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同样严峻复杂。有一些中央机关部门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置若罔闻，“四风”依然禁而不绝。有一些单位利用下属单位、社会中介组织疏于管理的情况进行牟利。有一些在项目审批、资金分配、资产管理等环节以权谋私、设租寻租问题突出。所以，这一些现象的存在使我们要更加警醒，清醒地认识到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

二、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极端重要性

第二大问题，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极端重要性。首先，反腐败是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反腐败关系到政权是否稳定。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所以，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腐败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治理不好就会导致亡党亡国，所以我们要将反腐败放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大局当中加以考虑，充分地认识到腐败的严重性和危害性。

第二，反腐败关乎到中国是否崛起。中国的崛起最关键的是要保持廉洁政治，官员、政府、政治都要廉洁，中华民族才能实现真正的复兴。如原来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他曾经在1974年对印度总理说，“你别看中国现在这样，几十年后，必成经济大国，只要具备市场经济、政治稳定、人民能干、干部清廉四大条件，中国必然是世界强国。”按照李光耀的这个说法，中国现在具备了市场经济、政治稳定、人民能干的条件，干部清廉这一个条件，我们也在逐步具备，所以，加强反腐败的建设是关乎到中国是否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工程。

第三，反腐倡廉关乎到人心向背。从国际视野上看，如果腐败严重，会导致执政的合法性的丧失，导致人民群众的反对，如执政印尼30年的苏哈托集团因腐败普遍化而土崩瓦解，而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也是因为统治集团腐化堕落被人民所抛弃。

叶利钦就在《我的自白》当中说：“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人，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所以，从叶利钦的说法上看，当时的苏共已经成为了代表特权阶级利益的政党，所以，它会失去人心、失去政权。

三、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的特点与成就

第三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的特点与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从各个方面加大了反腐败斗争的力度，取得了举世公认，人民普遍支持的重大成效。

第一，反腐败成为国家治理战略重要内容。党的十大八报告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始终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党的十八大报告，第一次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了党的五大建设的第四位；第一次在党代会的报告中提出了建设廉洁政治的目标，要求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第一次在党代会报告中把党的纪律建设作为一个专门的问题来阐述、进行要求。

所以，我国反腐倡廉上升为国家治理战略的高度。2014年01月，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讲话指出：“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国家战略和顶层设计。”

第二，明确提出要走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从机制上来看，是要明确反腐倡廉必须“惩防并举”。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所以，首先要立足于从体制机制和思想意识等源头上消除腐败隐患和漏洞，从根本上治理和防止腐败。所以，预防腐败也非常重要。

第二，在途径上明确要通过“制约权力”来实现。要严格规范权力的行使，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行使权力的监督。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第三，敢于担当，打铁还需自己硬。习总书记2012年11月15日，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的讲话指出：“打铁还需自己硬。我们的责任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所以，进行反腐败的斗争要敢于担当，解决好自己的问题。所以，总书记说：“我们坚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以上带下，发挥表率作用。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第四，对一切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都严惩不贷。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坚决查处大案要案，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不管涉及到什么人，无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惩不贷。对违反纪律的行为必须认真处理，切实做到纪律面前人人平等、遵守纪律没有特权、执行纪律没有例外。

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对一切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都必须严惩不贷，决不手软。所以，“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的一个重要特点。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

第五，加大遏制与震慑的力度。2013年1月2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同志在中纪委研讨班上的讲话指出：“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在2014年3月，他在全国人代会上的讲话指出：“要把遏制腐败蔓延势头作为重要任务。”所以，遏制腐败势头，加大震慑力度，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的一个重要的策略与特点。

第六，打老虎，拍苍蝇，追逃犯。“治标为主、打大老虎”的策略，香港、新加坡当年都曾经成功地运用了这一策略。香港廉政公署1974年成立，首个目标就是调查总警司葛柏，葛柏后来成为香港司法史上首个因贪污入狱的高官。此后，香港贪腐情况大为好转。

2013年1月22日，总书记在中纪委十八届二次全会讲话指出：“要坚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所以党的十八大以来打大老虎取得的很大的成就。

从2015年3月20日，福建省副省长徐钢落马之后，大家都一直在猜测谁会成为十八大以来中央打掉的第100个老虎，但一个多月的时间迟迟未有结果。2015年4月26日下午，新“老虎”终于现身，中国军网公布了3名军队高官的查处结果，“老虎”的数量一下子就达到了102只。

加强国际追逃也是反腐败斗争的一个重要策略。习总书记在2014年10月9日的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七十八次会议上关于加强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讲话当中指出：“加强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是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党员干部携款外逃事件时有发生。有的腐败分子先是做“裸官”，一有风吹草动，就逃之夭夭；有的跑到国外买豪车豪宅，挥金如土，逍遥法外；有的跑到国外摇身一变，参与当地选举。这些年，我们追回了一些重要外逃人员，但总体看，还是跑出去的多，抓回来的少，追逃工作还很艰巨。”所以，打老虎、拍苍蝇和国际追逃“三位一体”，可以有效地加大反腐败的震慑作用。

第七，纠正不正之风，丝毫不松懈。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非常重视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纠正不正之风，所以，中央政治局出台了八项规定，也出台了六项禁令，而且严肃执纪，纠正不正之风。根据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汇总表显示，2015年上半年共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13920件，处理党员干部18673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1350人。如今，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车私用、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等现象日益减少，请客送礼之风得到了明显的遏制。

第八，以全面改革清洁滋生腐败的土壤。王岐山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工作报告中提出，要通过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增强宗旨意识，使领导干部“不想腐”；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建设，强化监督管理，严肃纪律，使领导干部“不能腐”；坚持有腐必惩、有贪必肃，使领导干部“不敢腐”。在不能腐方面，以全面改革来清洁滋生腐败的土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我国深化了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推进了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龙头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近几年来，国家机关减少审批事项1/3以上，省级部门减少了审批事项1/2以上。同时，我国还严格执行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完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而且也加大了抽查核实的力度。第九，关住权力的“笼子”越织越密。从制度上防止腐败，已经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我国的关住权力的“笼子”也是越织越密，制度越来越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逐步建立健全了重大问题重要干部票决制度、干部选拔任用提名制度、干部选拔任用责任追究制度、离任审计制度、述职述廉制度、巡视巡查制度、政府重大投资项目公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等。

同时，具体细化的法律法规制度规定不断地出台，特别是最新的党内两大法规的出台，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出台。对于关住权力的“笼子”已经是越织越密，同时，我们不仅要加强制度设计，而且要让制度成为带电的高压线，不可触碰的红线，违者必究的底线。

第十，加强了监督检查。健全了纪检监察体制，完善派驻机构统一管理。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实行统一名称、统一管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中央纪委派驻机构建设的意见》。

同时，也充分地发挥了巡视制度的监督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巡视组中央巡视组累计与干部群众谈话2万多人次，受理各类信访120余万件，赢得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信任、支持、参与。

第十一，反腐机构履职能力大幅上升。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同志2015年9月23日在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纪检监察机关身建设更要过硬。所以，要用严明的纪律管住自己，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带头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所以，纪检监察机构反腐败的能力大幅提升。

四、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对策

第四大问题，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对策。我国要保持反腐败斗争深入发展的良好势头。同时要采取更加有效的对策，推进反腐败斗争。第一，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更加严明纪律与规矩。要把严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作为反腐败斗争的重点，切实把纪律和规矩贯穿党员干部管理的日常过程当中，从每一名党员干部入党、工作、履职、用权开始，就把纪律和规矩挺起来、立起来、严起来，覆盖党员干部成长发展的全过程。特别是要把严明纪律和规矩贯穿到选人用人当中，防止产生带病提拔和带病上岗。

第二，要继续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要在全党开展法规制度的宣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和干部牢固树立法律意识、制度意识和纪律意识，形成尊崇制度、遵守制度、捍卫制度的良好氛围。

要加大贯彻执行力度，让铁规发力，让禁令生威，确保各项法律法规落地生根。要加强监督检查，落实监督的制度。

健全问责机制，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大监督检查的力度，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不仅要严肃查处直接责任人，而且要严肃追究相关领导人员的责任。

第三，要继续扎牢制度的笼子。首先是要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主体的责任和监督的责任。同时，也要探索制度反腐的新制度与措施。完善权力运行制度，防止利益冲突的制度，下级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向上级纪委全会述职述德述廉制度、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制公示制度等，通过公示官员的财产，减少隐性腐败，是反腐败的一个重要措施。从全世界反腐的经验来看，不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反腐败都是虚的，或者假的，都落不到实处。所以，在我国，从中长期来看，落实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公示制度，是大势所趋。

第四，要继续全面深化改革。首先是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各类行政审批权，从而减少“一把手”的审批权。要实施负面清单制度、权力清单制度和责任清单制度。

在人事任命方面，可试行让全部党委常委拥有干部提名权，按特定比例扩大候选人范围，对拟任命的职位施加技术性限制条件。从而使干部人事任命科学化、制度化和法治化。

要强化对重大决策权的事前约束，完善决策程序制度与责任制度。

要加强自下而上的监督，同自下而上的监督结合起来，特别是要完善新闻媒体监督和网络监督。注意研究利用网络等新兴媒体开展群众监督的有益做法。按照中央的要求，纪检监察体系已经开始由过去的属地管理变成了半垂直管理体制，下一步将向全垂直管理体制过渡，试行下级纪委将主要由上级纪委直接领导，从而显著增强纪委办案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第五，不断地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法治国家。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最关键的是要发挥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首先是完善人大对政府的政治问责制度。人民代表大会问责的主要手段包括了人民代表大会问责的主要手段包括重大事项决定权、人事任命权、法律和工作的监督权，以及质询权、调查权、罢免权和撤职权等，都要将它制度化；

同时要将官员的伦理要求置于法治的基础之上，出台《公务员道德法》和相关的配套规定。如《公共部门及公务员廉洁守则》、《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财产公共申报细则》及《离任领导干部重新就职批准程序细则》等。

第六，坚持从政道德底线，恪守廉洁从政的要求。要抓好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解决好“总开关”的问题。党员干部面对权力，要常怀公正之心，要正确地认识权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权力据为己有、以权谋私。要慎重对待权力。严肃对待和负责任地使用手中的权力。并且要秉公行使权力。以公开促进公平和公正。

面对诱惑，党员干部要常怀自律之心。要力戒贪念。管住自己的手，不该拿的东西不拿。面对法纪，党员干部要常怀敬畏之心。要在脑海当中形成强烈的规矩意识。按照纪律和法律的要求思考问题和作出选择。要在内心中熟悉了解纪律规矩。

第七，切实努力提高公务员待遇。从总体上而言，我国公务员的待遇偏低，尤其是基层干部初级公务员的待遇还比较低，所以，我们要借鉴国外的经验，采取各种措施有计划、有步骤，积极稳妥地切实提高公务员的待遇。以上是我讲的“当前反腐败形势和治理对策的内容”，讲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