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调查显示8成教师想转行
调查显示8成教师想转行
中国新闻网
2013.11.9.教师：公众眼中最幸福职业的背后
在中国公众眼中，教师是最具幸福感的职业，而在《小康》访问的百位教师中，却有一半教师坦言“不幸福”，八成教师甚至想到了“转行”，其实，教师本不需要“被崇高”与“被幸福”的教育人生，他们更希望贴着教育的地平线，寻找个体与职业的幸福
100分——这并非老师为学生打出的考试分数，而是国际教育机构巴乐基GEMS财团对中国中小学教师地位做出的评价，在涉及21个国家的“全球教师地位指数”报告书中，中国教师凭借这个高分排在了第一位。
在中国，“很有地位”的教师常常被公众比喻为园丁、蜡烛、春雨、灵魂工程师等等，在不少公众看来，有地位、受尊重、被认可，还能够赢得赞誉的教师，也应该是幸福的宠儿。在“2013中国幸福小康指数”之“公众眼中最具幸福感的职业”调查中，教师被排在了第一位，其次是政府官员，再次是高管，接下来则依次是艺术工作者、普通公务员、自由职业者、律师、金融工作者、作家、飞行员，等等。在公众眼中颇为幸福的教师，真的很幸福吗？ 一半受访教师坦言“不幸福”
对于一个群体的职业感受，旁观者未必“清”，当局者未必“迷”。作为教师，大多数时候，他们会觉得自己有职业幸福感吗？——这个问题，教师们才最有发言权。
《小康》对100位教师进行了访问，其中大学教师21人、高中教师21人、初中教师21人、小学教师21人、幼儿园教师8人、其他培训机构教师8人。面对上述问题，有50位教师给出了“没有”这个答案，占比达到了一半；43位教师回答说“有”，还有7位教师感觉“一般”。
如果按照不同的学校分类来衡量，大学教师的幸福感最强，初中教师的幸福感则最低。
在不同类别学校工作的老师，亦有不同的烦恼，大学教师的幸福感受常常受到行政事务的影响，无谓的会议、繁杂的表格，有时还不得不屈从于行政权力，这些都让他们感到不幸福；高中教师则大多因为学生不好好学习、沉迷于游戏而烦恼；初中教师往往因为纸上谈兵的教育改革、学校过于注重学生的考试成绩而感到忧虑，他们甚至会担心学生们的体质状况，繁重的学业剥夺了很多原本属于孩子们的体育锻炼时间；小学教师不仅要在课堂上面对心不在焉的孩子，回到家里还常常要批改一沓乱糟糟的作业，这些都会令他们不那么幸福；而幼儿园和其他培训机构教师则普遍反映，他们的不幸福比较多地来源于工作累和没有成就感。爱人有点纠结，子女比较幸福
“作为女教师几乎比任何其他职业的女性都要更忙，不仅上班忙，下班也还要忙，休息时间严重不足，很让人担心。”这是一位女教师丈夫的真实心声。在《小康》访问的100位教师中，其中有65位教师已婚，49位教师有子女。这位女教师和丈夫有一儿一女，当问及儿女作为教师子弟的幸福感受时，儿子答道，“熬到现在应该算幸福吧，如果是童年时代恐怕不幸福”；女儿也有类似的感受，“作为教师子女，老实说我成长的过程是有一点悲催的，不过现在长大了就好了”。在65位教师的爱人中，有28人觉得作为教师家属是“幸福”的，占比43.1%；有27人觉得作为教师家属是“不幸福”的，占比41.5%；还有15.4%的人有种说不清楚、无法形容的感觉。
一位年轻男教师的妻子用“纠结”来形容自己结婚不久后的感受，她说，谈恋爱的时候，向父母、亲戚、朋友介绍自己男友工作的时候，觉得很有面子，因为教师“有地位、受尊重”，但结婚后才越来越感受到教师的忙碌与辛苦，作为教师家属，她必须独当一面，肩负起很多家庭重任，因此她纠结于到底让不让自己的老公转行，“转行吧，又怕以后在孩子教育方面没有了便利条件；不转吧，教师工作又太忙了，对身体不好，寒暑假也常常不能保证。”
虽然不少教师的爱人感到“纠结”，但大部分教师的子女却觉得比较幸福。在51位教师子女(少数教师有两个子女)中，有28人觉得自己作为教师子弟是“幸福”的，占比54.9%；有9人觉得自己作为教师子弟“不幸福”，占比17.6%；还有24.4%的人有种说不清楚、无法形容的感觉；其他教师子女则因为年龄太小而无法独立判断。虽然一位男教师的女儿只有两岁，但他坚信“她会为爸爸的职业感到骄傲的”。教师子女的幸福感来源比较集中地指向了寒暑假有更多地时间陪伴他们，而不幸福感也比较集中地指向了当教师的父亲或母亲“似乎对别人家的孩子比对我好，而且更有耐心”。仅两成教师无转行打算
如果具备再次选择职业的所有条件和机遇，作为教师的您，会转行吗？ 面对这个问题，38%的受访教师有所动摇，选择了“可能会”；37%的受访教师已经考虑成熟，坚定地选择了“一定会”，只有25%的受访教师选择了“一定不会”，表示没有转行打算。
相信两岁的女儿会为自己职业感到骄傲的那位男教师告诉记者，“年轻时初次就业我一定会选择当教师，积累到一定程度后，若有合适平台，可能会转行”；还有一位中学教师表示，“如果只看考试成绩，在那样的环境下会转行，并且一定永远不会再当了”，这位老师在职业生涯中经历过的最不幸福的事情就是因为学生考试成绩不理想，自己被校长在全校大会上批评；一位表示“可能会”转行的大学教师则接连写下了三条考虑转行的理由，一是高校行政化，导致科研学术的氛围异化，二是教师待遇，因人而异，并且主要靠个人的努力而非制度，形成了“学术个体户”，这其中教师的道德也受到重重考验，例如面对假离婚就能分房的现实问题，离还是不离，三是考核导向并不是培养学生，而是功利的在国际刊物上发表作品、获得国家项目等。
无奈 常常“被幸福”的教师其实有很多忧虑与无奈，如果具备再次选择职业的所有条件和机遇，仅25%的受访教师没有转行打算。教师凭什么“被幸福”
在中国公众看来，就职业而言，对幸福感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什么呢？“2013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显示，排在第一位的是收入，排在第二位的是福利，个人能力的体现、个人发展空间、个人兴趣的实现分列第三至五位，接下来则依次是工作为自己带来的社会声望、职场人际关系、单位实力、领导对自己的看法、单位名气和职位高低。
其实，仅就收入而言，中国教师的收入并不算高，涉及21个国家的“全球教师地位指数”报告书显示，中国中小学教师的平均年收入为17730美元(已根据购买力因素进行调整)，排在倒数第二位，仅高于埃及。接受《小康》访问的很多老师也反映了待遇水平较低、无权少钱压力大的问题。
在很多“旁观者”眼中，教师“很幸福”是因为他们一年至少拥有两个较长的假期，普遍忙碌的中国人对于假期的渴望从最近饱受吐槽的“中国式休假”中即可看出，在“最能够提升中国公众幸福感的福利待遇”排行榜中，排在第二位的带薪年假仅比排在第一位的年终奖低了1.5个百分点。常常“被幸福”的教师其实有着很多的忧虑与无奈。
最近，一篇精彩的博文被贴在了有“麻辣语文教师”之称的蔡朝阳老师的博客上，随后这篇标题为《“被崇高”与“被幸福”的教育人生》的文章被迅速转载于各大网络媒体，文章一开头便写到，“做教师多年，目睹教育界各种现象，几乎已经到了无语的程度，唯有一件，始终不能免疫，便是时近教师节的各类官方庆典中的一种：师德演讲。”
作者坦诚，他所要逃离的演讲与朗诵，仍是一种命题作文，“而表演者所展示的幸福的教育人生，无非也是一种被规定的幸福。”在这位教师看来，“所谓的幸福，是每个个体去追求属于自己的人生，那里有值得为之冒险的丰富的幸福的可能性。”
教育的意义何尝不是如此？“教师的幸福人生，也需要在教育之中获得。”“如果全体教师都被安排了同样幸福的教育人生，那么这种相同的幸福也很可疑。”文章最后，做教师多年的作者发出了这样的心声：若问教师不需要什么，我想，我们不需要“被崇高”与“被幸福”的教育人生，我们会从自我，贴着教育的地平线，寻找个体与职业的幸福。
第二篇：工作多年,想转行,能行吗？
工作多年，想转行，能行吗？年末将至，在本职场的最后一个小高峰中，大批求职大军还在人才市场和人才网站上寻找着适合自己的岗位，其中就包括了一大部分想转行，但是却不知道往哪儿转的求职者。这部分求职者往往在某一领域上工作了多年，但是通过多年的工作发现这块工作根本不适合自己，甚至在工作的时候已经产生了烦躁的心情，想换工作，碍于自己这几年都是在做同一块工作，真的想转行的话也不知道往哪一块去发展，看看身边很多转行的人最后做的工作无论在岗位还是薪资上都比不上以前的工作，也就不敢贸然的去尝试了。但是时间拖的越长，心情就越烦躁，在工作上已经提不起一点动力，只能过一天算一天，最后实在忍不住了，就去各个人才网上搜索一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岗位，然而，找了一圈发现自己还是比较迷茫，不知道自己该往哪方面发展。
其实，这些问题都是想转行的求职者经常碰到的状况。想找一个自己适合又有发展潜能的工作，在工作中能体现相应的成就感和自身的价值，但是真正实施起来却非常的困难。其中“不确定”是一个最大的因素。虽然心里可能有一些模糊的想法，想往某方面去发展，但是到底能不能行却是一个未知数，前景怎么样也是一个未知数。毕竟职场上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可以让自己去不断的尝试。独之秀职业顾问案例一
王女士工作8年，大学学的是机械专业，辅修了市场营销，毕业后在北京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担任策划专员的职务，待了一段时间后发现该公司的管理制度存在严重的缺陷，所以在该单位工作了两年时间后选择了离职，离职后，来到杭州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担任销售部副经理，在该单位待了两年多的时间，她接受的楼盘项目结束了，而新项目又没有跟上，公司只能另外把她派到其他的岗位上去，考虑了一段时间后她还是选择了离职。之后的第三份工作她还是选择了房地产行业，毕竟这几年一直处在这样一个行业，后来她找了一家房地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助理这一职务，在该工作单位待了三年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中，王女士已经把家安在了杭州，小孩子也已经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但是
由于她所处的这个行业的工作性质，工作非常的忙，还要经常的出差，没有时间陪自己的小孩，家人对她的工作已经越来越不谅解，使她工作越来越有压力，提不起以往的那股干劲。想过要转换一个行业，找一个轻松一点的工作，自己心里也有一个大致的想法，想往外贸那方面发展，但是自己这几年毕竟一直从事的是房地产这个行业，对这样的选择是否正确，是否可行又产生了困惑，带着这样的疑惑王女士来到了独之秀职业规划机构寻求帮助。
独之秀职业顾问案例二
小郭工作三年，大学学的是旅游管理。毕业后在杭州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做餐厅经理，主要负责店内一些具体事务的管理。当时选择这家公司的原因是可以用上所学的专业，学有所用，而且觉得它本身的发展空间很大。但是当真正进入这家公司之后才发现并不是如自己想象的那样，在该公司三年时间内，并没有多大的发展，企业的员工层次又比较低，工作时间时间长，每天有十二小时的工作时间，根本没有私人的支配时间，慢慢的，他跟女朋友之间的矛盾也不可避免的爆发了。再加上在该工作岗位上长时间没有接触英语和电脑，大学里学的东西也查不多殆尽了。在这样一份工作之中使他的身心都非常的憔悴。久而久之，自己发现越来越不喜欢目前的工作了，也不喜欢现在的这个行业了，想转行，但是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想做什么，非常迷茫，处于这样一种状况，他来到了我们独之秀职业规划机构，想寻求相应的帮助。
独之秀职业规划机构专家点评：
像王女士和小郭这样需要转行的求职者在职场上占了很大的一部分，这部分人往往在早期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相应的问题，想要寻求新的发展，但是由于没有其他的工作经验，不敢贸然行动，就怕万一失败的话就可能造成越来越差的局面，所以就这么一直拖着，一直处在徘徊的边缘，内心十分的挣扎和犹豫，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对于这样的一部分求职者，其实最缺乏的是对现在整个职场的了解，导致他不能准确的通过对自身条件的分析找出适合自己的新的平台，更加不知道沿着这个平台自己今后该怎么去发展。就是由于这种不确定因素，就算是一个机会摆在他面前，他也不敢贸然的去抓住，白白的浪费了这样一个机会。
徘徊和一直拖着无疑不是一个办法，这样只会浪费时间和发展机遇。针对这类职场人士，我们独之秀专家认为，首先要做的是全面认识自己，盘点自己过去工作经历以及具有的竞争力，确定所有可能的发展方向和方案，再对现实可行性发展方案和前景进行综合比较评估。来确定自己近期的行动计划，只要有发展指导目标，有具体实施行动机会，才能走上职业发展的高速跑道。否则得过且过，几年之后又会面临同样得选择和困惑，甚至机会更少，问题更严重。
文章来源：独之秀职业规划
第三篇：调查显示高考状元现状
调查显示，1977年至2006年30年间的高考状元中，没有发现一个在做学问、经商、从政等方面的顶尖人才，他们和同时参加高考的其他同学相比是“泯然众人矣”。有人甚至认为，在应试教育体制下，高考状元只是考试最牛的人。另一方面，在中学、大学、商家、媒体共同炒作下，“状元崇拜”还在升温——
余乃明，1977年广东高考状元，华南师范大学物理学专业毕业，广东实验中学教师，现已退休。
敖刚，1981年四川高考状元，复旦大学新闻学专业毕业，现为《重庆晚报》编辑。郭宝发，1985年陕西高考状元，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毕业，曾任秦俑博物馆保管部主任，现去世。
徐少伟，1993年江苏高考状元，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现为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科主治医师。
洪玮，1998年江西高考状元，北京大学外语专业毕业，现为中国建设银行翻译。张锐，1998年高考状元，北京大学法学专业毕业，魔时网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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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高考状元中未发现一个顶尖人才
5月14日，一份调查报告给高考状元崇拜者们狠狠泼了一瓢冷水——1977年至2006年30年间的高考状元中，没有发现一个在做学问、经商、从政等方面的顶尖人才，他们的职业成就远低于社会预期。和同时参加高考的其他同学相比，可以用“泯然众人矣”五个字来形容。
“从我们调查的结果看，高考状元的发展方向主要是学者、中层以上的企业管理者，但没有发现像‘长江学者(教育部与李嘉诚先生共同筹资设立的专项奖励计划，评审委员会由国际著名学者组成)’这样公认的杰出人才。”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课题组首席专家、中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蔡言厚教授6月13日接受《华商报》采访时说。
蔡言厚和他的课题组先找出各大学的“杰出校友”(就是这个学校培养出的公认的顶尖人才，如两院院士、杰出社会科学家、企业家、政治家等)，再回顾他们的高考成绩，结果发现“杰出校友”和当年“高考状元”的交集里人数非常少，反倒是那些在大学班级里排在第十名左右的学生成才率最高。
“从我们调查的结果看，高考状元的发展方向主要是学者、中层以上的企业管理者，但缺乏顶尖人才。”蔡言厚说。
韦成枢是1978年陕西文科高考状元，现为陕师大附中高级教师。
谈到如何看待“高考状元”时，他说：“那时我把考第一名没当回事，认为考好是很普通很平常的事。那时没有‘高考状元’这个说法，媒体也不太关注这个。至于后来的发展成就，这是社会评价问题，标准不同结论也就不同。我最高兴的是这么多年来学生和家长对我的认可和尊敬。”
“要理性看待‘高考状元’。他们的智商是比较高的，他们是勤奋的，他们对于考试是很适应的。”蔡言厚认为，限制高考状元成才的，主要是“非智力因素发展”。他说：“现在存在的问题是整个应试教育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应试，就是为了考试。很多学生把精力全部放到中学、大学里的应试教育方面去了。其实一个人要学的东西是多方面的，除了知识外，还有人类交往等等，这些不可能在书本中学到。不能忽视应试教育形成的高分低能现象。”“状元崇拜”的背后是利益在作祟
每年高考成绩公布后的一段日子，产生高考状元的学校一定会贴标语、挂条幅。而在媒体上，不仅会刊发专访状元的大幅照片，甚至连状元的父母、老师也会闪亮登场。当然，像“高考状元交流”、“高考状元培训咨询”、“高考状元一对一家教”这样的商业机构，一定会见缝插针，赚得盆满钵满。种种迹象表明，“高考状元”热还在不断升温。“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在百度网页上输入“高考状元”4个字搜索，找到的信息多达157万条，远远超过“两院院士”。
“高考状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炒作出来的。”蔡言厚说：“我国是一个有科举文化传统的国家。有科举才有状元，现在的所谓‘高考状元’经过炒作，把一个范围小的、层次不高的人才阶层抬高到我国古时候非常崇拜的状元地位来。”
郭×是理转文复读生，2008年陕西文科高考状元，以693分的高分被北大经济学专业录取。高考成绩公布后，郭×的班主任孙老师介绍，郭ד各科成绩都很优秀，也就是说是个全才”。在郭×的母校西工大附中的网站上，至今还可以看到“先后培养出4名陕西省高考状元”的宣传语。
“对高考状元最感兴趣的是中学和大学，因为一个中学培养一名状元，整个地位可能马上就改变了。”蔡言厚说：“状元文化的本质是急功近利。学校只要培养了一个状元，好像就表示整个水平提高了，就可以大吹大擂了。当社会形成一种‘状元情结’时，高考状元对
中学争夺优秀生源、赢得教育主管部门和社会认可、提升和扩大学校的社会影响力至关重要，也是学校领导班子教育管理能力的重要体现。”
中学校长们深知公众的“状元情结”，他们更大的本领在于通过经营“高考状元”这种无形资产，给学校带来更多的见不得阳光的“赞助费”和更好的生源，从而让自己所在的学校在竞争中获得更加有利的条件。
中学如此，大学也不例外，即便是如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也把招到高考状元的人数看做自己的颜面。2008年，清华大学新生的最高奖学金由2万元提高到4万元，北京大学则提高到5万元，主要用于奖励来自各省份的高考状元。
“高考状元历来都是高校重点争夺的对象，‘状元之争’关系到高校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和社会上的地位和声望，‘高考状元心之所向’关乎到高校在建设高水平大学中的竞争位置和发展潜力。能否招收到‘高考状元’、其数量多少，就成了衡量大学是否是世界名牌或一流大学的重要指标之一。能否赢得高考状元的青睐、招收状元考生的数量多少反映了高校在考生心目中的地位，‘状元归属’已成为衡量名牌高校综合声誉的‘风向标’。”蔡言厚说。
因为有状元崇拜的传统，一些重点中学以培养了高考状元招摇，老师以培养了状元获得声誉，考生和家庭为状元自豪，媒体为吸引眼球，商人为扩大销量，酒店则及时打出庸俗的“谢师宴”招徕顾客。有中学、大学、学生、家长、商人、媒体参与的状元经济，正在把非理性的“状元崇拜”一步步推向高潮。
追逐名校、热门专业功利思想影响状元发展
蔡言厚分析，高考状元的职业发展之所以未达到人们的预期，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选大学时只看重牌子，挑专业时赶热门，考虑的多是一时的面子，而缺乏志向与主见，很少考虑职业发展和个人的兴趣与特长。
此次调查以1999年我国高校本科大扩招为界，按高校大扩招前20年和后10年分为两个时间段，对各地区高考状元展开调查分析，调查到的高考状元共有1120余人。
调查发现，高校扩招前20年高考状元选择大学和专业的分布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相对而言比较理性，高考状元较多考虑的是专业的预期贡献而非个人的预期收益。以陕西为例，1978年陕西文科高考状元韦成枢，他报考的学校是陕西师范大学，专业选择的是历史学。而在1999年之后，包括西安交通大学在内的西部地区高校，没有招来一名高考状元。这一时期，北大和清华录取的高考状元比例高达93%以上，可以说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高校状元之争进入了“北(大)清(华)时代”。同期，最受高考状元追捧的专业则是“经济管理”。2008年，全国有近七成高考状元选择了“经济管理”专业。
众所周知，北大以文理见长，清华最突出的学科是工科。按照《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发布的信息，2008年以前国内管理学实力最强的高校是西安交大，经济学实力最强的是中国人民大学。不难看出，恢复高考30年来，高考状元在选择大学和专业方面的功利性呈上升态势。“刚刚恢复高考那会儿，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那时像政治理论、哲学是热门，现在的热门是经济管理、电子信息，因为大家都想发展得快一点嘛。”韦成枢说。1978年，韦成枢也报考了北京大学，但因为他当时是教师身份，优先被师范院校录取了。选择历史学专业，完全出于自己的兴趣。大学本科毕业时，韦成枢的论文已经在中国社科院的《近代史研究》发表。
韦成枢一直在中学工作，他的学生中就有两名高考状元。对于高分学生的成长，他有自己的看法：“有人把过去变成包袱，影响学习、影响发展。考试第一是一时的，诱人的成绩属于过去，大学是一个新的起点，一切从零开始。”
不想考北大清华的时候就说明教改取得突破
与当今状元崇拜相反的是，实行高考之前，“英雄不问出身”的用人案例比比皆是。蔡言厚举例说，何其芳连高中都没有毕业，被北京大学考察后录取，终成一代著名诗人；历史学家吴晗，在考试中数学是零分，仍被清华大学录取。又如，梁漱溟没考上大学，但不妨碍他当上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拍板者是校长蔡元培；沈从文更是连小学都没有毕业，却执掌中国国立大学的教席，拍板者是校长胡适；“一无学位，二无论著”的陈寅恪名列清华大学“四大国学导师”，成为“教授中的教授”，与清华大学的识才有关。
蔡言厚研究的人才选拔成长案例也包括20世纪后半叶在内。他说，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聘请过一位自学英语成才的、卖早点的师傅为教师；复旦大学聘请一个吹玻璃的工人蔡祖泉为物理教师，以后成长为教授；长沙铁道学院聘请一个自学成才的工人李蔚萱为数学教师，以后也成长为教授，并出国留学。现任复旦图书馆馆长、中国史学会理事葛剑雄教授，报考博士时只是高中学历。
最新的一起“不拘一格选人才”的案例发生在今年4月——复旦大学拟录取一名只有高中学历的三轮车夫读博士。“如果把考试制度固化，推及到人才选拔的每一个层次，一些偏才、怪才就会失去机会。”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顾云深解释说。
今年38岁的蔡伟高中时严重偏科，除了语文，其他科目成绩一塌糊涂，最终没能考上大学，而是进了一家胶管厂当工人。因为胶管厂效益不好，蔡伟下岗了，在一家商场门口摆
了个小摊，后以蹬三轮养家糊口。另一方面，蔡伟自学了大量传世典籍，对古书的文字、句法及古人用语习惯都烂熟于心，古文字学专家裘锡圭称：“现在搞古文字学的，很多名义上是教授，实际上没有他这个水平。有些地方，我也没有他这个水平。”“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时代，选拔人才的多元化时代也应该到来。我们的中学、大学、媒体更应该关注对某个领域特别感兴趣的并作出令人信服成绩的怪才、偏才。”蔡言厚引用美国心理学家布鲁姆及其助手在“关于人类特性和学校学习”的研究课题中的研究结果，说明兴趣对于成功的重要性。
布鲁姆及其助手在“关于人类特性和学校学习”的研究课题中的主要结论是：除了1%—2%的超常儿童(即所谓天才儿童)和2%—3%的低常儿童(包括智力、情感、体格等方面有缺陷的儿童)以外，95%以上的学生在学习能力、学习速率、学习动机等方面，并无大的差异，“只要有适合学生个别特点的学习条件，世界上任何一个杰出人才能学会的东西，几乎所有的人都能学会”。这就是说95%以上的正常人具有相同的学习能力，只是表现在对不同学科的学习兴趣上的不同而已。“什么时候有一半优秀高中生不想考北大和清华了，就说明我国的教育改革取得了突破。”蔡言厚说。
开始跑在前面的并不代表第一个冲过终点
“状元”本是科举制度下选拔官员的一种制度，是封建社会的文人跻身仕途的唯一途径。今天的高考，虽然也是一种国考，但选出来的人才多数并不做官(他们毕业后即使要当普通的公务员，还必须通过专门的考试)。从产生的范围看，科举考试的状元全国只有一个，而高考状元每个省份都有，而且还分文科、理科，广东甚至还搞出一批单科状元。一些市县跟风炒作，把本地高考成绩最好的也叫“高考状元”。可见，“高考状元”一词很不规范。“状元崇拜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与媒体的炒作分不开。一开始，有商家给状元送空调，后来有人送笔记本电脑。其实，考试第一是一时的，上了大学还得从零开始。”韦成枢说。
据了解，在美国经常会听到某某孩子SAT考了满分，但是报考哈佛大学等名校，结果却没被录取。因为如果只会读书，而无创造性，这样的学生不会被名校看好。既然“高考状元”不吃香，美国大学推出的录取优秀学生的典型例子，也就不会是高考状元，而社会和公众舆论也不会大赞特赞高考状元。
腾讯网一项调查表明，28.76%的人认为高考状元是“了不起的成功者”，但也有18.79%的人认为高考状元“只是会考试的一群人”。在网上，也有不少反对高考状元崇拜的声音。“高考不是世界杯，状元只有1名，但考700分和690分除了面子以外并不会有太大区别，他们同样有机会进入国内一流大学。从某种意义上说，高考状元只是考试最牛的人。”一位网友说。
2007年6月，西安市部分中学校长发出了“高考无状元”倡议，郑重承诺“在高考成绩公布后，不宣传学校的高考上线率，对考生成绩不排队”，“不利用大众媒体炒作高考、中考成绩”，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今年高考结束后，西安市教育局向全市7所省级示范高中发出公开信，要求不炒作高考成绩，维护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教育行政部门已经认识到炒作高考状元的负面效应，但最终执行情况如何，还有待实际行动检验。
蔡言厚建议，高分考生应避免随大流、追热门，而应根据自己的志向、兴趣、特长选择专业，培养立志、苦读、敬业、报国四种品质。他说：“多看看马拉松赛，开始跑在前面，并不代表你将来一定第一个冲过终点。就人的整个一生来说，我们现在有个职业设计吧，你怎么才能够把你的精力合理分配，在那么长的距离里能够坚持到最后，取得最终的胜利？”
第四篇：教师转行适合什么职业
教师转行适合什么职业
教师转行适合什么职业？没考到好大学并不是世界末日，人生很多时候更重要的是选择。然而当今更符合社会发展又将长期都有用的技术就是互联网IT技术。我们北大青鸟一直致力于培养专业型的互联网人才，为众多互联网企业输送了大量的互联网专业人才。
北大青鸟多年来专注IT高等人才教育。所以说到兰州的IT培训，不得不说到北大青鸟兰州优越校区。北大青鸟兰州优越校区是北大青鸟在我国西北地区重要的分校，2006年办学至今已经培养了近万名IT精英。学校入学即签订就业协议，终生提供就业服务。同时学员还可以攻读大学，获取本科专科文凭。
针对专业技能和职业素质的综合培养问题，北大青鸟兰州校区开设了COT职业素质培养课程，通过一些班级活动，让学生具备职业人所必须具备的团队合作能力、抗压力能力和语言沟通表达能力，以及让学生掌握简历编写、求职面试、企业规章制度、企业礼仪等入职前的培训内容。
北大青鸟兰州优越校区注重学员技能的培训，学校开设的课程也是以实战性为主的。用企业的全真项目作为教学案例。从成都兰州优越校区出来的学生根本不用担心技能和动手能力的不足。而IT行业最注重的就是求职者的实践操作能力，所以从这里学完毕业的学生都争先被企业所招纳，也成为IT企业的强力核心。
广阔的就业前景，舒适的办公环境，或许你已经心动了吧？如今IT行业特别是技术人员往往可以轻松实现到这些想要的。如果你有意愿，你也可以！点击咨询
第五篇：医生大量流失：八成人想转行
医生大量流失：八成人想转行 基层医院用人荒
3月25日，中国医院协会发布《县医院人才（流动）流失情况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明确指出，县级医院人员流失趋势明显，超过六成县级公立医院的专业技术人才数量难以满足医疗服务需求。其实，在医患矛盾突出、恶性伤医事件频发的当下，全国各级别医院都面临着医生跳槽或转行的困境。
八成医生曾想转行
《报告》指出，2008年～2012年，县级公立医院平均年门急诊人次数从20.1万增长至31.8万，平均住院人次数从1.6万增长至2.6万。与之相反的是，医生数量却在迅速减少。日渐加剧的“用人荒”让本就人才匮乏的县级医院雪上加霜。
调研人员深入江西、贵州、陕西等地实地调研后发现，在86所县级公立医院中，4年间共有9392名医务人员流出，平均每所县医院每年流出20人～30人。流出人员以临床医生为主，其中70%以上流向上级医院或经济发达地区；青年、中级职称占76.6%，副高级职称占36.4%。
[医生荒]
在其他级别医院，医生转行现象也较为普遍。2013年，丁香园网站进行的调查显示，11910名一线临床医生中，81.9%的人表示曾有转行的想法。今年1月，辽宁省医师协会发布的调查报告同样指出，过半医生对工作缺乏成就感，41.4%的医生有离职倾向。
究其原因，丁香园调查显示，约64.3%的人认为“工作负担过重，缺少休息时间”；约57.4%的人“对收入情况不满意”；约51.5%的人觉得“工作压力大”。“社会偏见，媒体歪曲报道”也让近一半医生无法忍受。
近年来频发的恶性伤医事件也对医生的积极性造成了一定影响。2012年哈医大杀医事件后，时任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血管外科主任的张强就发现，医院里年轻医生的流失非常严重，很多医生都去当了医药代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党委办公室主任仰东萍介绍，伤医、杀医事件使医生及其家属的安全感有所降低。
医生流动的三种类型
对于“医院用人荒”问题，广东省卫计委副主任廖新波表示，现阶段，我国医生的流动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基层医院向上级医院流动。这主要源于基层医务人员薪资、培养等方面存在问题。比如，在伦敦，大医院和基层医院的医生收入相差无几；但在我国，后者可能不足前者的一半。基层医生向上流动也是人之常情。然而，任由如此会导致大型公立医院无限扩张，基层医院日渐薄弱，分级医疗无法实现，就医难问题得不到解决。廖新波认为，现阶段应推广多点执业，实现人才从上级医院到基层医院的流动。
公立医院向民营医院流动。这种流动是值得提倡的，因为医生到哪儿始终都是为人民群众看病，只不过患者和报酬不一样。
医务岗位向其他职业流动。医生转行是人才流失，也是极大的人才浪费。丁香园调查发现，37%的人转行后会选择非医药行业，27%的人转当药企医药代表。德国拜耳医药保健中国地区总经理克利斯·李对此表示，在大多数国家，医生转行做医药代表是极其罕见的。而在一些中国医生看来，去外企做医药代表是条好出路，因为医生培养成本不断攀高，工作后薪金却普遍偏低。
“养放”结合，留住医生
医院人才的流失，最终将导致国家医疗水平发展滞后，群众健康难以保障。廖新波认为，留住医生要从两个途径入手：一是“养”医生，给医生提供合适的待遇和工作环境；二是“放”医生，给医生提供自由流
动的空间。
首先，加强基层医院建设。大型公立医院扩张，上万张床的医院陆续出现，相比之下，基层医院发展明显落后，有些甚至连最基础的设备和技术都没有普及。这样的医院很难留住医生。
其次，提高基层医生待遇。培养全科医生的理念是好的，政府也一再鼓励医务人员去基层。但事实上，“鼓励”不如“吸引”，应按照市场规律在待遇方面提高吸引力。如广东河源政府正在落实每月给基层医院医生发放补贴的政策，以此留住人才。
第三，宣传引导老百姓改变观念。基层医院发展最关键的是人才和技术，但只做到这两点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老百姓改变观念，认识到基层医院就能解决大部分的疾病。同时，大医院门诊应被限制，比如只解决疑难杂症，感冒等小病不得报销等，以此督促大家去基层医院看小病。
第四，纠正医院创收行为。医院以创收为目的，必然会带来过度医疗，医生价值也无法得到真正体现。建议将医院收费分为两个部分，医生诊疗费按5年一档区分，医院收费按不同级别区分。年资越高，收费越高；医院级别越高，收费越高。
最后，打破医生体制观念。目前，医生良性流动的一大阻碍就是体制，很多公立医院医生觉得体制内的工作是铁饭碗，担心离开体制后，就很难再进入，职称评定、科研项目等申请也会受到影响。这种现状急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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