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农村婚姻礼仪的社会功能
农村婚姻礼仪的社会功能 —以鄂中荣村为个案
荣娥
【摘要】在农村社会中,人们不仅重视婚姻本身,而且对缔结婚姻关系的过程———婚姻礼仪倾注了相当的热情,究其原因不仅仅是源于文化习俗的惯性作用,更重要的是婚姻礼仪作为一项社会设置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功能。婚姻礼仪作为过渡仪式的一种,具有五个方面的社会功能:乡土社会中的成年礼、社会角色的转换、婚姻合法性的确立、组建社会网络与传承社会文化、强化社会秩序。【关键词】婚姻礼仪;仪式;社会功能
在乡土社会中,婚姻礼仪是缔结婚姻关系,组成一个新家庭的重要环节,更是乡土社会中农民生活世界里最为重要的信仰仪式行为,它凝聚着深远的文化价值理念,也是乡民生活意义体系的体现。在农村社会中,作为传统文化资源之一的婚姻礼仪能得以形成并在社会剧烈变迁的今天仍然存在,可见其有着重要的社会功能。本文基于我国中部农村的实地研究,通过对鄂中荣村半个世纪以来婚姻礼仪的考察来探讨农村婚姻礼仪的社会功能。
一、乡土社会中的成年礼
盖纳普一直将过渡礼仪的思想贯串于订婚与婚礼研究的始终,他认为婚礼是一项重要的社会行动,是一种永久性地加入新环境的仪式。[1]婚事对于社会来说是平凡小事,对于个人却是一生中的重要事件。在汉族乡村社会中,没有类似于少数民族的成年仪式,婚礼同时也承担着成年礼的角色,个人一旦成婚就自然而然地意味着获得成人所具有的各种权利,尤其是婚姻———性关系权利,同时也要承担起成人的责任与义务。例如,传统仪式中,在婚礼那天,新郎剃“状元头”与新娘的“开脸”仪式,不仅仅是为了在这特殊日子中的装扮,而且具有成年礼的意义。尤其是姑娘的开脸仪式,因为在当地农村女子只有在结婚时才有这么一次“开脸”仪式,这个仪式成为一种成人标识,是从姑娘向媳妇转换的标志。村民们有如此解释:用新棉花搓成棉线扯脸、鬓角、眉毛,就像现在修眉一样,再用熟鸡蛋滚一下,脸就光亮、滑溜了。这就是开脸,开了脸就不是姑娘了,就是媳妇了。姑娘是不开脸的。现在不兴开脸了,换成到理发店做美容、化妆、盘头。(荣村村民RPP,女,83岁,口述)人们又称“结婚为”“做大人”,也即结了婚,举行过婚礼,才是成人,没成家就一直是小孩,纵然你早已独立。笔者家每年春节都有一次全家大团聚,逢吃饭时大人一桌,小孩一桌。可是去年在家庭晚餐上,比笔者小一岁的侄女因年前结婚被家里长辈准许坐到大人那桌,而笔者却因还是“小孩子”只能在小孩那一桌吃饭。可见在人们眼中,结婚与否已成为一个分类标准,人们被这个标准分为大人与小孩,而年龄与辈分在这个标准面前则显得苍白而无力。而在乡土社会中,结婚又以是否举行婚礼来作为判别标准。婚礼的举行昭示着个人从一种社会身份过渡到另一种社会身份,或者说是获得了更多的社会角色,例如夫(或妻)、婿(媳)的全新角色。对于个人而言,意味着人生的重大转折,特别是对于女性,婚礼过后,她就脱离原来的社会关系网络,进入全然陌生的家族关系体系。婚礼就是对人生中不可避免的与有关系的人发生或短或长分离而设计的仪式,这种仪式的目的是要造成文化上具有高度价值的非分离或非孤立状态。婚礼仪式隔离出了一对新人,通过仪式,不仅将他们与现实人群发生频繁的互动,而且将他们置于神灵、祖先一体的神圣境界,[2]472从而克服了新人与原社会关系分离的状况。
二、社会角色的转换
(一)角色的分离
在姑娘未出嫁前,她最重要的社会角色是父母的女儿、兄弟姐妹的姐姐或妹妹,也即是娘家的一份子,而在婚礼后则要承担起新的角色,即妻子与媳妇的角色。在婚礼的准备阶段,为了顺利地实现其角色转换,原有角色在仪式中被分离开来。从男方“看期”通知女家,进入婚礼的准备阶段起,父母就不再让待嫁姑娘从事往常的劳动,而是开始让其准备自己的结婚用品,并且母亲开始给女儿讲解、传授性知识与为新妇后的待人之道,等等。也就是说,进入婚姻的准备阶段起,周围人就不再以原有的“姑娘”交往规则来要求她,而是不断向其明示暗示其马上为人妇的身份,也即姑娘提早进入对于未来角色的认知之中。然后,在送亲队伍出发,姑娘离开娘家前还有一个重要的“辞宗”仪式,即给祖宗上香,辞别祖宗神灵。姑娘辞别祖宗,上了花轿,离开娘家,就与原有的娘家女儿的角色分离,成了“泼出去的水”。当姑娘那会在家没觉得什么,可那会婚期一定下来,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离开家了很舍不得,家里人也对我跟平时不一样了,特别好。出门那会,眼泪一下就下来了,就觉得我以后就是别家的人了,很舍不得爸爸妈妈。(荣村村民LSZ,女,43岁,口述)新娘刚被接到婆家,娘家的送亲队伍就被婆家人安排到附近其他人家“打坐喝茶”,待拜堂结束才接去吃酒。于是,在整个关键的拜堂仪式中,新娘要独自一人面对陌生环境与夫家人,与旧有的角色和生活场景完全隔离开来了。
(二)角色的过渡
根据盖纳普的观点,在过渡仪式中,跨越“边缘/阀限”是最为关键的,只有顺利跨越边缘/阀限,才能使仪式展演者完成新角色的“聚合”。在婚礼中,仪式主体经历过角色的“分离”之后,进入了“边缘/阀限”阶段,成为特纳所言的“阀限人(过渡仪式的仪式主体)”。这种“阀限”在性质上属于秘密性阀限,即只有“新郎与新娘”是阀限人。在仪式的操演中,除了作为阀限人的新郎、新娘外,还有三类仪式的参与者。第一类是仪式的指导者,如“牵亲娘”、“呼礼先生”与“支宾先生”等人。牵亲娘由新郎的姑姑担任,而且得是儿女双全、丈夫健在的有福之人,作为备受尊敬的长辈与过来人在新娘甫下轿开始至整个婚礼结束对新娘言行、礼节进行指导;“呼礼先生”与“支宾先生”一般是由村里有一定学识、口才,受人尊敬的文化精英担任,这样的人熟知一般人不懂的礼仪程序与仪式的象征意义,在仪式中扮演着指导者的角色。这一类仪式指导者在整个仪式进行过程中,指导着被与原有社会关系、生活情景隔离开来的新娘在仪式中扮演好阀限人角色以符合仪式秩序。第二类参与者则是配合表演者,这些配合表演者在婚姻礼仪的某一仪式性活动中参与、配合阀限人进行仪式表演,如在“接八字”中的媒人、陪“十姊妹”中的小姐妹等,这些人在某一仪式化活动中作为阀限人的配合者,强化仪式效果,凸现阀限人角色,使得阀限人角色过渡更加顺畅。第三类参与者则是仪式的观众,这主要是指各项婚姻礼仪现场的亲友、围观的乡邻。任何的表演都需要观众,有了观众的参与和互动,表演才会进一步推向高潮。仪式也是一种表演,一种向神灵、向人们自己进行述说的表演。而且,在仪式情景中,阀限人也根据观众的态度与反应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观众的热烈反响会将仪式表演推向极致。新娘与新郎在新郎家一起“拜堂”、“磕头”、“端茶”,这些仪式都旨在使新娘获得对新角色的认知并加以强化,即新娘已为婆家人、媳妇与妻子这样一个新的角色群。作为阀限人的新娘,处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下,在仪式指导者的指导下,在参与者的配合与观众的起哄中,很容易就会遵循礼仪扮演好自己阀限人的角色,顺利向新角色进行过渡。
(三)新角色的聚合
根据盖纳普的观点,阀限人顺利跨越过渡阶段后,他的行为、观念再次处于稳定状态,其已经顺利实现角色的转换,在行为与观念上接受了新的角色规范。据了解,只要经历过正常的婚姻礼仪后的一对新人大都顺利地实现了角色的过渡,实现了新角色的聚合,能顺利地扮演好新的社会角色。新娘是否顺利地认可新角色,而且在新角色扮演中进入良好的角色互动,不仅表现在其外在行为上,而且深刻地反映在他们的主观情感上。我出嫁前老想以后到他们家生活真是太不习惯了,而且真要管他父母叫爸妈太别扭了怎么叫的出口啊?跟他哥嫂子也不知道怎么相处。可真到了那天,在那种情况下改口叫爸妈也没觉得什么,后来叫起来也就顺畅多了。(荣村村民XFH,女,28岁,口述)上了花轿,我就生是荣家人,死是荣家鬼了。当家的好不好都是我的命,我就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婚礼在旧房子里办的,不过也没事,我当时就想一家人了,以后刻点苦,几年就可以盖个新房子了。(荣村村民FZ,女,56岁,口述)刚开始嫁过来时,婆婆
对我可好了,比我妈还好呢,做饭的时候,都是我烧火,婆婆掌锅。我那会就想当个好媳妇,孝顺她。(荣村村民LSZ,女,43岁,口述)可见,只要是按礼节举行了婚姻礼仪的新人,大都能在仪式过后对于自己全新的社会角色有较好的认知,并能很快与婆家人进行良好的角色互动,顺利地实现社会角色的转换。
三、婚姻合法性的确立婚姻礼仪在传统的乡村社会属于社会设置的一部分。一对新人,经由婚姻礼仪的举行,获得社会权威和公众(包括家庭成员和亲朋好友)的承认,并建立社会的细胞———家庭。结婚的多种习俗,总的来说是针对着由于新娘的过渡给家庭秩序,特别是男方家庭秩序的干扰和威胁而采取的抵御和防范措施,同时又有促进家庭秩序
在新的基础上尽快恢复的作用。[3]220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一桩婚事的确立是从“接八字”就定下了,除非一方死亡,否则这桩婚事是很难解除的。因为在“接八字”仪式中,指代“姑娘”的生庚八字已进了男家门,禀告了祖宗神灵。而且,在接八字仪式中也告知了亲属,获得了亲属的认可。在熟人社会中生活的人们,“谁家的姑娘许了人,谁家的小子定了亲”,都为人所熟知,一旦毁婚就得承担道义上的谴责,而在婚姻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我那个三媳妇也是自小给定下的娃娃亲,在娘家时就个性强,不饶人。还没过门呢,居然跟人吵架,一砖头把人头打破了,那个人就这样得了破伤风死了。听说她闹出了人命,这还了得,可我们又不能提出退婚。后来人家找她家赔钱,她跟她父亲找到我们家想办法,我们就没答应给钱,想就此惹怒她们退了这门亲。谁知道没甩脱手,就只好给娶进门了。(荣村村民RPP,女,83岁,口述)而之后的认亲、送节礼、头期、正期的酒席、婚礼更是进一步加强亲属与村民们对于婚事的认同。婚姻法颁布后,规定男女双方领取结婚证即确定了两者的夫妻关系并获得法律保护。20世纪60年代“禁止包办婚姻,提倡婚姻自由”的政治宣传下,婚礼取代“接八字”成为婚姻确立的标志。于是,往往在领取结婚证后,还要举行相应或繁或简的结婚仪式,进行一次公开性的仪式表演,以获得公众的承认。结婚是人生大事怎么能不办事呢?当然得办酒席,请亲戚朋友来热闹热闹,要不谁知道你结婚了?除了文化大革命那会不能办外,就寡妇拿脚不办,提个包袱就过去了。(荣村村民CHZ,女,76岁,口述)明媒正娶的,在婆家地位都不一样的。不办事,不成了私奔,那会被唾沫星子给淹死的。(荣村村民LYL,女,54岁,口述)在传统观念下,姑娘出嫁得明媒正娶,否则其婚姻的合法性就会受到置疑。而经历了正常婚姻礼仪的婚姻则为人们所认同与祝福。当然,婚姻礼仪的隆重与否表明了双方家庭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实力,同时也表明了男方家庭对女方的重视程度。
组建社会网络
范·盖纳普强调,婚姻礼仪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它能够起到巩固家庭联姻的作用。公共聚餐是婚礼仪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种必要的集体参与仪式,这种集体参与涉及到构成社会的所有群体。[1]在荣村,一桩婚事涉及到众多仪式参与人,虽然没有包括社区内所有的社会群体,但是也尽可能地延伸到双方家庭所能触及到的所有社会网络中的节点。一方面举办婚礼的家庭希望有更多的参与人加入到婚礼;另一方面参与人也希望加入到更多的婚礼之中。按照惯例,东家①会对参加婚仪的人选有所取舍,人们也会对是否参与婚礼有所衡量,其考量标准主要是依据其与该家庭的亲疏远近。这种以个体为中心向外推衍,越推越远,越推越薄的差序等级结构,费孝通称之为“差序格局”。[4]27用差序格局来描述荣村的社会关系极为贴切,就以亲子关系三角为基础延展的亲属路线而言,既有“自己屋里人”(宗亲)和“娘屋里人”(姻亲),也有一般的乡邻朋友。血缘远近与交往密度的区分,在亲属关系与社会关系中就引出了差别,出现了等级序列。在选择婚仪参与人时,人们就按照这种等级关系来决定是否告知。实际上,人们选择参与人的过程就是衡量、检验、建立与强化社会网络的过程。同样,受到邀请的人家也会依照与举办婚礼家庭的关系远近,决定是否参加以及由谁参加与所送人情、礼物的厚薄。人们参加婚仪与否的决策,以及由谁参加的决策,通常都会加以慎重的考虑。一般而言,婚期的酒席与典礼上,亲近的亲属,包括宗亲与姻亲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必须参加。例如爷爷奶奶、伯父伯母、叔叔婶婶、堂兄堂嫂等宗亲,姑姑姑父、姥姥姥爷、舅舅舅妈、姨妈姨父以及他们的子女等姻亲。宗亲,即“自己屋里人”都要帮忙张罗、招待客人,姻亲则作为客人光临。这也就意味着,一次婚礼就相当于一个家庭全部亲属关系的展示。在婚姻礼仪中,亲属到场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互相显示姻亲家庭的社会地位;第二,提供精神上以及财物上的帮助;第三,再现并强化亲属关系;第四,对婚姻表示认同。有些亲戚,走着走着就不走了。我几个女儿早都出嫁了,独生儿子又在外头工作,家里就只剩我们老两口,我们十几年都没办过事了。可亲戚族人做事不去人情又不行,不去以后谁还认得你啊?一个湾子里的随礼我都没参与了,姨侄姑娘做事我也没去,但那些连筋带骨的族里人和姑舅亲戚不去是不行的。别的事可以不去,也可以少赶人情,但婚事不去就不行了。嫡亲的亲戚都不去,那是打主人的脸呢!去送个人情,做做客,这样你才能跟大家保持关系。(荣村村民SHZ,女,76岁,口述)这个案例说明,习俗在渗入人们的社会生活之后,会对人们的生活施加其独特的影响力,参与婚姻礼仪,赶人情成为一项义务,如不履行就会影响相互之间的关系,就会被人们排挤出圈子之外。在一个生活于这种社会圈子中的家庭,被排挤出交往圈是为人们所极力避免的行为。这也说明,人们在一桩桩婚事中通过出席与提供物质支持等方式来对亲属关系进行再现与确认。参加婚礼是一种双向选择,这种往返存在着互惠关系,支配着与举办家庭有关的人们参与进来。村民们用“来往来往,有来有往”、“有礼近面”来解释为什么要参加婚礼。“有来有往”说明了婚仪中的互惠原则,而“有礼近面”则说明参加婚礼可以缩短社会距离,促进社会关系的深入发展。互惠不仅仅是财物上的互惠,更多的是社会网络上的互惠。就参加婚仪的村民而言,受邀参加婚仪就表明个体与社会网络之间保持着一种比较稳定的关系。该个体可以从这种联系中获得归属感与认同感,而对于人际交往范围相对较小的群体来说,这种社会认同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不参加婚礼,无论是否被邀请都意味着个体游离于围绕着婚礼所构建的社会网络之外。就举办婚礼的家庭来说,如果来参加的人多,婚礼十分“排场”,就证明该家庭“有人缘”、“有面子”,拥有的社会关系比较多,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与声望。在荣村,人们向来注重日常生活中相互关系的建立与维系,在人生礼仪和传统节日中更是如此。社会网络就是在日常小事中一点一滴逐渐累积起来的,多年来人们习惯于这种缓慢与持久的来往。
五、传承社会文化,强化社会秩序
传统性的婚姻礼仪不仅仅只是一项典礼,更是一种文化,一种蕴涵着丰富民间文化的仪式展演,是对民间俗信、价值观、生活伦理的展示与教化,其中凝聚着深远的文化价值理念。在农村社区中,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婚事中,社区文化得以传承,现有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得以强化。仪式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的本质就是借行动与表演以达到目标。柏克莱大学中国史教授David Johnson认为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行动,中国人的道德是借行动来表达的,道德伦理不是理论的存在而是实践的行动。[5]仪式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凝聚了几千年的文化情感和人们的生活经验;仪式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人类行为类型。换言之,仪式行为是一种带有重复性、间或性的文化操演类型。以哭嫁为例,它始于掠夺婚,表现了出嫁女子对男权思想的抗争和对母族的依恋情结,昌盛于封建社会时期,表现了出嫁新娘对于包办婚姻的强烈不满和对媒人的谴责。到了当代,则主要表现为一种对父母的依恋,哭嫁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涵义,具有了和笑同一的表情意义,成为新娘抒发欢愉之情的特殊手段及方式。[6]哭嫁仪式的意蕴流程丰富而多变,已成为承载传统文化的一种形式。再如“坐席”,讲究的是“席位”与“身份”的协调。得按照“上下左右,左主右次”的座序,遵循先亲戚、再朋友、后宗族的顺序,以舅、姑、姨父为尊,安置其坐贵宾上席,以舅父为最大,必须安排坐上席的首位。这里面就蕴涵着“尊卑有序,内外有别”的伦理准则,如安排不当就可能会引起宾
主不欢而散的场面,这样就约束了更多的人不得不遵守这一规则,否则会被人指责为“不清白”、“不讲礼信”。①我1998年嫁大女儿时,请我兄弟做支宾先生,那会我还是村支书,队里、镇上来了不少人,于是到了安排大酒时,席位不够,坐不了那么多人,我兄弟安排了镇上领导坐了席,我们孩子只有一个亲舅舅在外地没回来,还有好几个堂舅本来在打牌,一看席都开了,也没安排他们,一气之下就回家了。我当天晚上上门给几个舅兄赔礼道歉说了许多好话,才把他们第二天给请去吃酒,要不去这一趟,这亲戚就全给得罪了。(荣村村民RYS,男,57岁,口述)从上面这个案例可看出,在礼仪中不按惯例行事,使得亲戚拂袖而去,而主人迫于今后交往需要不得不去赔礼道歉,这个违背礼仪惯例的事例使得人们在当地“尊卑有序,内外有别”的社会秩序面前更加重视礼仪程式,于是通过“坐席”,坐席席位规则更加明确,现存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得以在仪式操演中得以强化。文化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行为来表述与传承,人们正是在一代又一代人、一桩又一桩婚事中,演绎与传递着关于婚姻、家庭伦理与价值判断等人们对于生活的朴素的认知与信仰。
六、结语
婚姻礼仪作为过渡仪式的一种,因其具备五大社会功能而得以传承延续。从个人层面来看,婚姻礼仪是乡土社会里个人成长过程中的成年礼,并使其顺利实现社会角色的转换;从家庭层面来看,婚姻礼仪的举行是为了使新成立家庭确立其在社会中的合法性;而无论对于举办婚礼的家庭还是对于参与婚仪的个人,婚姻礼仪都具有组建社会网络的作用;从社会层面来看,婚姻礼仪作为一种民俗文化,具有传承社会文化,强化社会秩序的功能。
[参 考 文 献]
[1]Gennep,Arnold van。The rites of Passage[M]。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0。
[2]石瑞。从负面看中国人的婚姻[A]。马戍,周星主编。21世纪:文化自觉与跨文化对话[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罗梅君。北京的生育、婚姻和丧葬———19世纪至当代的民间文化和上层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2001。
[4]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David Johnson Edited。RitualOpera,Operatic Ritual———””Mu-lian RescuesHisMother””In Chinese Popular Culture[M]。IEAS publications,1989。
[6]万建中。哭嫁习俗意蕴的流畅[ 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1)。
第二篇:古代婚姻礼仪
有关古代婚姻礼仪
古代婚姻礼仪: 指从议婚至完婚过程中的六种礼节,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一娶亲程立,最早见于《礼记·昏义》。以后各代大多沿袭周礼,但名目和内容有所更动。
纳采:六礼之首礼。男方欲与女方结亲,请媒妁往女方提亲,得到应允后,再请媒妁正式向女家纳“采择之礼”。古纳采礼的礼物只用雁。纳采是全部婚姻程序的开始。后世纳采仪式基本循周制,而礼物另有规定。问名:六礼中第二礼。即男方遣媒人到女家询问女方姓名,生辰八字。取回庚贴后,卜吉合八字。纳吉:六礼中第三礼。是男方问名、合八字后,将卜婚的吉兆通知女方,并送礼表示要订婚的礼仪。古时,纳吉也要行奠雁礼 纳征:亦称纳成、纳币。六礼中第四礼。就是男方向女方送聘礼。男方是在纳吉得知女方允婚后才可行纳征礼的,行纳征礼不用雁,是六礼唯一不用雁的礼仪,可见古人义礼之分明。历代纳征的礼物各有定制,民间多用首饰、细帛等项为女行聘,谓之纳币,后演变为财礼。请期:又称告期,俗称选日子。六礼中第五礼。是男家派人到女家去通知成亲迎娶的日期。请期仪式历代相同,即男家派使进去女家请期,送礼,然后致辞,说明所定婚期,女父表示接受,最后使者返回复命。亲迎:又称迎亲。六礼中第六礼。是新郎亲自迎娶新娘回家的礼仪。亲迎礼始于周代,女王成婚时也曾亲迎于渭水。此礼历代沿袭,为婚礼的开端。亲迎礼形式多样。至清代,新郎亲迎,披红戴花,或乘马,或坐轿到女家,傧相赞引拜其岳父母以及诸亲。岳家为加双花披红作交文,御轮三周,先归。新娘由其兄长等用锦衾裹抱至轿内。轿起,女家亲属数人伴送,称“送亲”,新郎在家迎侯。
离婚制度我国古代社会实行许可离婚、专权离婚、限制离婚的制度。反映在离婚方式上,以“出妻”为主,以“义绝”、“和离”和一定条件下的“呈诉离婚”为补充。
出妻制度出妻,即男子强制休妻,是我国古代社会最主要的离婚方式。我国古代的“礼”和“法”为男子休妻规定了七种理由,这就是所谓“七出”。《大戴礼记·本命》记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为维护封建道德,古代婚姻制度又规定了三种丈夫不得休妻的法定事由,客观上取得了保护女性权利的效果。这就是所谓的“三不去”,即使妻子有“七出”的理由,丈夫也不得将其休弃。其内容,按照《大戴礼》所记载为:“有所取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即:妻子无娘家可归、无所依附的,不能休; 和丈夫一起为公婆服过三年丧的,不能休;结婚时夫家贫贱,曾与夫同甘共苦,后来富贵了,不能休。
和离制度和离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一种允许夫妻通过协议自愿离异的法律制度。但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妇女受着传统的“三从四德”和贞操观念的严重束缚,很难真正实现其离婚的愿望。所谓和离,大多是一种协议休妻或“放妻”,往往成为男方为掩盖“出妻”原因,以避免“家丑外扬”而采取的一种变通形式。义绝制度义绝制度不是独立的离婚制度,而是一种刑事案件附带的民事法律后果。如果夫妻之间,夫妻一方与他方的一定亲属间,或者双方的一定亲属间发生了法律所指明的相互侵害如殴斗、相杀等犯罪事件,在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同时,夫妻关系必须解除。义绝具有强制性,合当义绝而不绝者要受到处罚。
第三篇:浅议农村婚姻现状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我国农村日益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社会快速发展的大潮流下,农村的离婚率迅速上升,婚姻家庭状况百出。
一、农村婚姻家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家庭暴力是导致婚姻家庭破裂的导火索。家庭暴力在农村家庭中的发生率远高于城市家庭,对于家庭暴力,大部分人持否定态度。家庭暴力的直接受害者是妇女、老人和儿童,尤其是妇女。它不仅给妇女带来了极大的身心伤害,由此引发的婚姻家庭问题也成为影响家庭和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二)非法同居,婚外情上升,成为婚姻家庭的主要问题。对外开放以来,受西方文化影响,西式婚恋性观念传入我国,并逐步从大中城市人群渗透到农村外流人员,农民工大军将这些观念带到农村,非婚同居、婚外情、试婚等在农村的土壤上生长起来,并在一定程度上被逐渐接受。
(三)未婚先育问题。如今,在部分农村地区未婚先育现象呈上升趋势,相当一部分农村青年先生育再结婚,这不仅是对传统婚育制度的冲击,也是对现行婚姻生育政策的挑战。未婚先育不仅仅是对我国婚姻生育政策的挑战,也是对我国户口登记政策的冲击,最直接带来的问题是非婚生子女的户口问题,以及日常生活中非婚生子女的心理问题等。
(四)由于家庭关系处理不好导致婚姻失败。在农村,大部分青年婚后与公婆一起生活。但许多家庭存在着代际关系错位的问题,尊老不足、爱子有余就是具体表现。往往一家人在照顾小孩的问题上产生分歧,过于关注小孩但不重视老人的需求,引发亲子之间的冲突。
二、农村婚姻家庭现状产生的原因
(一)历史原因。中国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封建时期,封建思想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尤其在农村,大男子主义、男尊女卑等封建意识还有滋生的土壤,并且直接影响婚姻家庭。由于农村的传统生活习惯,青年人结婚后基本都和公婆一起生活,长时间生活在一起,由于鸡毛蒜皮的小事也会引发冲突。
(二)社会原因。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城市的快速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从而造就了农民工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劳务收入已经成为农村、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农民工逐步脱离了世代依存的土地,但由于各种社会的、历史的原因,还不能完全融入城市,在这样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下,农民工群体的离婚率正在逐年上升。农民工婚姻家庭的快速解体,不仅给家庭成员带来不幸,也随之带来了一系列子女抚养、单亲家庭关爱缺失等社会问题,给社会的和谐稳定埋下隐患。
(三)法制建设方面的原因。我国法制建设是稳步发展,但是,还有相对不完善的地方。在婚姻家庭问题上,受道德约束的地方多,而受法律约束的少。新婚姻法尚不够完善,缺乏对婚姻善意一方有效的救济措施。
三、改变农村婚姻家庭状况的对策与建议
农民家庭中,对确因感情完全破裂而要求解除婚姻关系的也无可厚非,但是,婚姻的蒂结与解除不仅仅涉及夫妻本身,它还影响到其他家庭成员的生存状况,因此,建立广泛的婚姻保障机制,让暂时出现裂痕或仍有挽救余地的婚姻关系得到及时修复,帮助农民们渡过婚姻危险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应当从多方面采取措施,保障婚姻家庭,提高家庭和谐度。
(一)宣传和弘扬社会主义婚姻家庭观。充分发挥各媒体、社会团体、各单位的作用,加大力度宣传社会主义婚姻家庭观,要对市场经济大背景下的婚姻家庭观念进行积极地引导,大力开展一些弘扬家庭美德、良好道德的活动,倡导社会新风,创建和谐社会。
(二)普及法律知识,强化相关法律求助措施,加大维权力度。加强《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和《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宣传,要将这些法律法规纳入普法总体规划,要采取多种形式,让广大群众弄懂、弄通相关法律,提高维权意识,学会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
(三)加大调研力度,从源头上做好婚姻家庭的稳定工作。婚姻家庭问题关系国计民生,我们要深入调查研究,挖掘影响婚姻家庭的原因,探索解决婚姻家庭问题的路子,从源头上预防和制止家庭矛盾的发生。建立相应的社会服务结构,为有困难的群众提供帮助。
(四)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发展地方经济,缩小城乡差距,为农民工提供就业机会,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或就近转移,是农民离土不离乡,消除“留守人口”群体的存在,从根本上消除因夫妻两地分居引起的离婚现象。引导地方经济发展,使广大农民群众走上致富的道路,避免因贫困问题引发的离婚现象。
第四篇:农村婚姻调查
本次调查主要针对四十多岁的村民,一是对农村婚姻习俗了解很多;二是经历了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变化,有代表性。通过问卷和访谈两种方式获得了一些相关资料,经过一些整理以求对课题组的研究有益。调查于2009年1月在山东费县农村进行。
一、调查问卷结果
1、被调查人状况:男,已婚,40~50岁,中学文化,家庭年收入2万元,育有一男一女,未外出打工,初婚22岁以上。
2、该被调查者认为本村结婚年龄平均在22岁以上,他认为合适的婚龄大约是:男25岁,女23岁。
3、该被调查者认为彩礼数额大约为5000~10000元,并认为彩礼有无并无所谓,彩礼给家庭带来了经济负担的情况比较多。虽然有女方不要彩礼的情况,但是不多,他认为原因不是由于男方家里经济困难、破除传统习俗的束缚、只要爱情,不图钱等原因,而是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给彩礼的男女双方意味着双方订婚,但可以反悔。
4、该被调查者认为订婚仪式很重要,婚姻程序中最重要的是登记。该村出现不登记就举行婚礼的情况但不多。该被调查者认为既没有登记也没举行婚礼,但已经订婚而同居的情况就是夫妻关系。并且没有登记只举行婚礼而同居的形象认为就是夫妻关系。仅举行婚礼没有登记而结婚的人发生纠纷要求解除关系,一般由村干部调解。
5、该村有早婚现象,但是这样的情况不多,被调查者认为原因是随大流。
6、该被调查者认为该村有悔婚的情况,但是不多。悔婚由男方或女方提出的情况都差不多。主要原因有男方个人问题、女方个人问题、男方家庭经济困难。订婚后又悔婚时,一般由村干部出面调解。订婚后一方提出悔婚的,提出悔婚的一方放弃彩礼。
7、该被调查者认为解决订婚、彩礼、事实婚姻等纠纷的方法是双方个人协商解决。
8、该村有为数不多的男方入赘女方家的现象,他认为是正常现象。
9、近几年该村没有转亲换亲的现象。
二、访谈调查结果
1、该村男青年到外地打工或经商的不多,一般都是在本地婚恋,女方是当地人;女青年到外地打工或经商的也不多,男友或丈夫都是本地人。被调查者认为由于受本地的传统的影响,男孩子要回家赡养自己的父母,到年龄后都要回家结婚不再外出打工;女孩子受到的约束少一些,但在家长的要求下大多都回家结婚、生活,女孩嫁到外地被认为不能赡养父母,是不孝的。男女青年最终都要回家结婚生活,因此他们暂时外出打工或经商不会对本地的婚姻状况有太多影响。本村现在男女青年比例基本平衡,男青年稍多。因此有些找不到老婆的男青年要打光棍活到其他地方买老婆。
2、据被访问者讲,近三十年来彩礼的的数额有很大的变化,由原来的几十元到现在的上千元甚至万元。嫁妆的内容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三十年前主要是橱柜、写字台、桌子椅子等,今天的嫁妆多种多样,主要有大组合、小组合、彩色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摩托车、太阳能热水器,甚至还有电脑。
3、被访问者认为本村男女青年主要通过媒人介绍认识后交往一段时间结婚,基于自由恋爱而结婚的情况越来越少了,主要原因有:自由恋爱双方比较盲目,家长对双方的情况了解后不同意。男女青年多在外打工或在本地打工,自由的时间少,很难能有时间自由恋爱,多是在父母要求下通过它人介绍恋爱结婚,通常时间较短。
4、通过每人介绍结婚的现象很普遍也很正常。但与过去包办婚姻有本质的不同。媒人只起到牵线搭桥的作用,至于到底能不能结婚还是有双方决定。现在已经没有包办婚姻的情况了。媒人介绍婚姻主要是给另一方介绍另一方的个人情况,家庭情况。
5、被访问者认为本村青年多是按照当地习俗结婚,年轻人举行婚礼要按照双方父母的要求办,一般不能自行其是。有些有地位的人在外地结婚就不会要求必须遵循本地的传统,按照当地习俗结婚一方面是一种良好的秩序或善良风俗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对长辈的尊重。
6、三十多年来婚姻习俗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结婚前男女双方互动多了,婚礼上有了更多的程序,比原来更铺张浪费了。积极的快速发展也深刻的影响着本地的婚姻,彩礼数额发生了变化,嫁妆更丰富了,婚礼红包的数额也增加了,酒席花样也是越来越铺张了。
7、男方入赘女方家的主要原因是女方家没有男孩,男方入赘可以帮助女方赡养老人。
三、资料分析
1、从调查结果看,农村对结婚年龄的观念相对于法定婚龄(男22岁,女20岁)要高一些。彩礼的数额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增加,彩礼仅作为一种结婚前的程序,在农村成为必有的形式,只是意味着订婚,没有实质上的意义可以反悔。对于夫妻关系,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已订婚或者举行婚礼就被认为成了过门的媳妇,是夫妻关系的开始。在农村,男方入赘女方已被普遍接受。转亲换亲现象已经消失。在解决纠纷上一般是由村干部和当事人一同协商解决,打官司是例外。
2、根据调查显示,本地区民风淳朴,有尊老爱幼、赡养老人的良好传统,在外打工或经商的男女青年一般都回乡成亲,在家长和长辈的要求下也大都按照本地习俗举行婚礼。也正是由于打工上班的人越来越多,媒人介绍婚姻成为了主流,但与包办婚姻有本质的区别,婚姻最终的决定权属于男女双方。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改变了当地的结婚习俗,一般都是轿车接送,家俱一应俱全,大到洗衣机电冰箱,小到锅碗瓢盆。结婚程序上也比以前正式了许多。男方入赘的主要原因是女方家里没有男孩。
从媒人上门提亲起就开始花钱
近年来,农村青年谈婚论嫁,从男女双方见面、相家(看人户)、下彩礼、定婚到结婚典礼,每走一步都得花几百甚至数千元,加上盖新房的花销,至少也得两三万元。在一些村组,农民为了早日结婚娶媳妇,有的农村小伙初中毕业或未毕业,就外出打工攒钱。
建始县三里乡高峰村地处高山,通过州县扶贫工作队几年的真情帮扶,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得到改善,不少农户建起了水泥楼房,在村里格外显眼。村民李某告诉笔者,他有三个儿子,去年拉钱负债修新房,目的就是为了早日娶儿媳妇。今年74岁的退休教师李老汉说:“我结婚是在上世纪60年代,没有举行结婚仪式,就是单位同事和几个弟兄姊妹在一起吃了顿便饭。那时,大家不送钱,时兴送‘革命礼物’,我们收到的结婚贺礼就是几角钱一面的镜子,上面印着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根本就不谈修房子,当时物质匮乏,好多东西凭票供应。哪里像如今,小伙子找媳妇,要是没有一栋新房,没有钱,就只有打光棍的命。”
10月初的一天,笔者下乡乘坐电麻木去建始小溪口,看到几位农民手里提着大包东西忙忙碌碌往回赶,一名叫刘中恩的农民介绍说,在农村娶个媳妇要花两三万块钱。“你说多少,为什么要那么多钱?”记者怕听错了反问道。刘中恩扳着指头算账,娶媳妇首要的是要盖三间平房,买砖买水泥、钢筋,加上请人搬运,吃喝招待,至少要花两万多元。按当地风
俗,有栋好房子,才会有人给你介绍媳妇。
媒人上门提亲就得花钱。男女双方见面,见面礼至少要四五百元,如果双方都如意,媒婆就约时间邀女方到男方相家,男方除了摆酒席招待,还要给女方1000元至2000元不等的相家费(打发钱),如果女方对男方各方面的条件都满意,男方才提出下聘礼(定婚),聘礼至少要4000元。女方收下聘礼,这门亲事就算基本落实。然后,男女双方开始商定结婚的日子,连钱带物,又得花两三千元,婚期一旦定下来,男方就得邀女方去商场买大婚时穿的衣服,即使是随便买,也得花费一二千元。结婚那天的花样就更多,找陪男,接亲队伍浩浩荡荡几十人,仅包车费就要数百元,还有婆媳见面礼等等,每个环节至少要算100元。
如果男方条件较差,又想娶媳妇,那花钱就更难说了。
在农村,男女从相识到结婚,一般要经过相家、定婚、结婚三个环节。相家时男方送给女方几套衣服、现金,定婚时男方送给女方的衣服和现金要比相家时的多些,女方才满意。有的家庭还送金耳环、金戒指、金手链等“三金”,一般花费约 3000元;结婚时,男方要购置“席梦思”床、家具、彩电、洗衣机、摩托车等大件商品,加上宴请宾朋,需花费约1.
2万至1.5万元。农村家庭的孩子结婚,不包括盖房的费用就要大约2万元,相当于一个家
庭正常年景收入的4至5倍。
婚礼的各项花费越来越高
据记者对该县长梁、龙坪、三里乡的孙家坝村等6个村的10多个农户进行调查得知,目前,经济条件稍好的农民家庭为一个男孩筹备婚事的总费用大概在1.8万元至4万元之间,经济条件稍微差点的也少不了1.2万元至2万元,其中建房1.5万至2万元不等,给女方送礼金加上置办婚礼酒席0.8万元至1.2万元不等。据县统计局2005年的统计报表
显示,农村人平现金纯收入才1342.51元。
建始长梁乡龙潭、三宝村等地,前些年,女青年出嫁男方打发钱多钱少都无所谓,但近年来,随着当地与外乡、外县、外省结亲的人逐渐增多,女方索要彩礼的不良现象随之而来,少则三五千,多则上万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青年说,他的兄弟在外娶媳妇,没有彩礼根本莫想结婚,就是没得钱凑也要凑齐,所以,“我们谈婚论嫁彩礼是不要白不要。”
农村青年张某,24岁,今年8月初与邻村20岁的女青年刘某结婚,从相家到订婚、结婚共花费4.5万元,张某4年的打工所得和全家多年的积蓄花费殆尽。举办婚礼的前三天,女方父母又要求给5000元作为女方弟弟结婚的费用,否则到时就“不发亲”。张家通过媒
人说和,最后拿了3000元才“一次性了断”。
长梁乡天生片卸甲坝村农民胡某,儿子结婚前,女方索要彩礼1.2万元,又要了摩托车、手机等物。婚礼当天,女方送亲者达20多人,除了酒席招待,每人打发一件价值40多元的衬衫。槐坦村某农民,儿子订婚三年,近日办了喜事,因家里经济条件差,已负债1万余元,为避免引起家庭矛盾致使儿子婚姻破裂,把借债、贷款的事对儿媳瞒得紧紧的。
亲朋好友的负担越来越重
2005年,一份建始县农村住户的调查资料显示,全县农村居民婚丧嫁娶等其他人均支出65.50元,全县农村居民人均总支出2898.26元。该县上世纪80年代农村居民送“人情”平均一次5-10元,90年代涨至30-50元,本世纪初开始上升到50-100元。三里乡孙家坝村农民孙家祥说,去年他家婚丧嫁娶等“人情”支出高达2100元。高坪镇一位农村老太太说:“过去哪家有个红白喜事,送三五块还勉强拿得出手,现在30元都觉得有些丑,一年四季,这亲戚、那街坊邻里,月月都有办喜事的,愁人情钱比欠债还狠!”
高额的花费既影响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影响了农民的生产投入。
建始县三里乡农民向某有4个儿子,个个结婚都要建新房,把老两口“奋斗”10多年的积蓄全部花光了。二儿子结婚住了祖上留下的两间房子,老两口只好请人搭茅棚度日。结
婚前拼命向父母要东西,也使部分年轻人养成了不劳而获、贪图享受的不良习气。有限的资金用在了奢侈消费上,势必挤占生产资金,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投入。三里乡凉风村的陈某,家里为筹办他的婚事,债台高筑,买种子、肥料都靠赊欠。这种情况在农
村无处不有。
有的农村小伙子十几岁时就外出打工攒钱,二十多岁了还娶不上媳妇。据建始县红岩寺镇一位告老还乡的干部说,因为风气不好,娶媳妇花销大,有男孩的家庭,往往从孩子十四五岁起父母就开始忙着准备盖房子。也有些家庭,为了给孩子攒钱娶媳妇,干脆让孩子早早辍学,外出打工挣钱。不仅影响了当地群众文化素质的提高,而且造成当地换亲、转亲、买卖婚姻现象增多。
11月25日,记者回老家在叔父家吃喜酒,偶遇10多位好友,大家在一起聊到了农村青年结婚花钱的事,有一朋友说:当前农村青年结婚的费用越来越高,主要是比阔气、讲排场所致。一个普通农村家庭奋斗多年,只为儿女办一场婚事,日常生活消费却不敢花钱。等子女全部完婚后,父母大都一无所有,有的还得背着偿还不尽的债务。这种铺张办婚礼的风
气,对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的改善和社会风气的好转带来了不利影响。
探索新对策,引导婚育新风
对策之一,中央提出建设新农村,农村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农村青年的婚姻问题是一个急需解决的社会现象,关系着农村的和谐与稳定,关系着家庭的美满和幸福。笔者认为,一是大力倡导新风尚,引导农村青年建立正确的择偶标准。大力推进婚育新风进万家宣传活动,引导农村青年摒弃“闺婚找不到,二婚不愿要”、“门当户对”、“郎才女貌”、“传宗接代”和不愿意当上门女婿等陈旧观念,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逐步树立正确的婚姻理念;二是引导农村青年移风易俗,针对农村青年婚嫁铺张浪费的现象,引导广大农村青年新事新办,通过组织集体婚礼等形式,在广大农村青年中倡导健康婚礼、文明婚礼、节约婚
礼、时尚婚礼,让新的婚嫁风尚成为农村婚俗的主流。
对策之二,倡导文明新风,宣传现代生活观念,引导青年农民确立现代的恋爱观,打破农村男女之间交往受传统观念束缚的现象,塑造一个农村男女青年自由交往的社会环境。教育农村青年树立现代婚姻恋爱观,逐步改变农村中带有商品性的婚姻观,树立自由恋爱的思想。逐步去除农村结婚的繁杂仪式和昂贵的彩礼聘金,提倡节俭合理地举办婚姻。使以注重对方的财富和家庭条件为主的传统婚姻择偶观逐步转变为以注重对方个人能力和双方感
情为主的现代婚姻择偶观。
对策之三,引导农村青年正确对待婚姻家庭。美好的婚姻、和谐的家庭是农村青年干事创业的基础。公开选出一批五好家庭、模范夫妻典型,在社会上营造弘扬家庭美德、倡导社会新风的氛围。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解决农村独生子女户、两女户的农村家庭养老问题。以奖励少生代替处罚多生,引导人们转变生育观念,教育群众生男生女一样好,减轻下一代
人的婚姻压力。
第五篇:农村婚姻调查报告
系部名称:管理学院专业:人力资源管理
年级:2010级班级:101班姓名:文少飞学号:1022014029 实践地点:贵州省黔南凯佐乡,陕西关中陇县
实践时间:2012年7月----2012年8月
1实践目的:调查了解中国经济发展贫困地区农村婚姻状况,对影响婚姻状况的因素进行分析比较,并予以解决措施。
2实践内容:对贵州黔南与陕西关中地区婚姻状况进行调查比较。
3实践结果:对比分析后掌握两地区之间婚姻状况的异同。
4实践总结:通过此次暑期实践很好地把握了影响贵州黔南与陕西关中两地区之间婚姻状况的因素,并很好地进行了分析,展示给大家真实的农村婚姻状况面貌。
正文:
贵州黔南与陕西关中两地区间农村婚姻现状及影响因素比较
婚姻,从传统意义上和主体意识理解为繁衍生息,传宗接代的契合点及途径,在传统社会当中也是唯一能被道德伦理所接受的方式。随时代的发展及各种因素的变化,婚姻表现为爱情的最终决选方式和最高表达形式。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千年封建史的背景环境中,婚姻的发展状况很值得我们去关注,因此在暑期实践过程中就中国农村婚姻状况问题对贵州省黔南与陕西关中地区进行了针对性的调查。
贵州省位处我国西南方向,由于其自然环境因素的限制,经济发展水平相当落后,列于我国贫困省份之一,而贵州省的人口状况也较为复杂。诸多因素对贵州农村地区人们的婚姻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从政治 经济 文化等因素进行系统分析。
由于贵州省黔南地区多少数名族聚居,其生活区域多以村寨形式划分且多为统一的民族村寨,从传统意义角度看,为了加强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发展,产生了一种联姻的婚姻方式,这样的方式类似于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的政治联姻,所以把它归类于政治影响因素,它有其积极的影响,但对婚姻的主体男女双方之间来讲缺乏了自我的选择权。当然这样的婚姻方式只是从传统的角度来看,虽然现在很少存在但并未消失。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考虑。贵州黔南地区虽为贫困山区,但伴随中国经济改革浪潮的涌起,这股风也吹进了黔南。当然我们也还是要进行以往和现在情况的比较。还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黔南的经济相当落后地域也相当封闭,人员流动幅度不大。人们的婚姻也就保持在同族同寨,异族临寨中。90%以上的婚姻主体双方是同族同地区间的,仅有10%左右为外来人员或籍贯距离较远。这样的状况缺乏了许多活力的因子,但也给黔南地区的人们婚姻保持
了稳定性的一面,村寨中离异者极少,在婚姻稳定程度如此之高的情况下,伴随的是高的人口出生率,所以近二十年之间黔南地区人口数目有了很大变化。当经济改革的浪潮涌进来的时候,为了生存发展的需要,黔南人们大都走了出去,寻求更多的经济收入来源(近十年间一个寨子中有近80%的青壮年远走外地务工)。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事物更多的人流,于是出现一个新的状况-----打工仔带回打工妹,这种形式的出现为婚姻的出现为婚姻的结合方式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打破了以往的传统保守的原地踏步式婚姻,寨子当中人员也有了新的补充。而对于婚姻双方,男女之间选择的余地更加宽广,对婚姻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形式又带来了些不稳定因素,因为双方家庭距离上的差距或是民族习惯问题上的冲突致使离异的比率提升,与以往相比较各村寨的离异比率提升10%左右,伴随而来的是人口出生率的降低与稳定。
从文化因素考虑。黔南地区多少数民族,他们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婚姻理念。这一方面要与陕西关中地区比较阐明。
而上述因素对于黔南地区婚姻影响状况及趋势开看,地理环境因素是其他诸多因素发挥作用的基础。
对于陕西关中地区的调查,我们也是从以上几种因素出发去考虑,分析。但在此处略去地理环境因素的讲解,着重来看其他人文环境的作用。
在关中地区而言,由于民族的趋同性,基本上是没有像黔南少数民族村寨之间的那种联姻的婚姻方式,这是两地区的一大差异。从经济角度考虑,两地区很具有共同点:其贫困程度与落后状态及其封闭性。所以也呈现出婚姻的封闭稳定到开化,不稳定。
着重点落在文化因素上。陕西是个极具历史文化底蕴的省份,尤其以关中地区为重,最突出的体现在婚姻方面的是重男轻女的思想观念,直到现在思想激荡的社会,在关中农村地区仍未褪减,对于关中地区的人们影响很大,成为了婚姻中的极不稳定因素。很多家庭因为生育问题或生男生女的问题而反复的闹矛盾,矛盾激化后最终造成离异。而结合经济发展的因素共同考虑,以往男方迎娶女方的花费在两万元以内,在近五年内情况发生巨大的变化,迎娶女方的花费连续翻番,关中地区光迎娶时候直接交给女方家庭的钱数就达10万左右,而且这种势头还在呈现上升趋势。调查其中的原因要有以下几点:1思想观念的不开化2关中地区经济发展状况驱使。
就以上两种原因我们做一分析。思想方面,经调查绝大多数女方家长持这种观点:“我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花费了自己多少钱,怎么能说嫁就嫁,最起码得回报回来。”经济状况方面,关中地区特别是农村却是是很落后,挣钱的渠道不多,很多家长就等着养活了二十几年的姑娘能出嫁的时候要个好价钱从此能够打个翻身仗。再者要的多了自己脸上有光彩。但这样的想法难免让人觉得将女性商品化,缺少了人情味,也充分的看出重男轻女思想观念的严重作用。但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并且由它的实际情况所决定,很难一时间去改变,同时也给关中地区婚姻带来极大的压力,尤其是男方,甚至出现了许多的光棍汉,结不起婚,不敢结婚的情况。而和黔南地区在这一点上进行比较会发现很大的差异,黔南地区恰恰相反,男女双方在结婚的时候反而是女方给男方倒贴彩礼。出现这种状况是两地区思想观念存在巨大的差异,但二者都存在着诸多的不合理性,究其根本仍是中国传统重男轻女思想的左右,只是两者之间的表现方式不同。
另外两地区之间存在共同的现象还有很多,在此再举一例,即未满结婚年龄就已经结婚生子的状况普遍存在,同样的成为农村地区年轻人婚姻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当然这与受教育程度有很大的关联,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政府及社会的长期努力。
通过此次暑期两地间农村婚姻状况调查,发现了诸多影响婚姻稳定状况的因素,而不同地区间影响因素有所差异,相同的因素之间其影响的程度也有巨大的差异。但就影响因素的类别来观察大致就分为自然环境因素,政治,经济,文化等类别。通过不断的调查我们去掌握其中的规律,以最真实的文字数据展现给大家农村婚姻状况现状。希望能给社会创造更多的幸福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