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统筹发展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第一篇：在统筹发展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在统筹发展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戴福生

2011年第3期 ——社会建设

麻城市委、市政府以统筹城乡发展为平台，通过政策帮扶、项目拉动、资金投入、社会保障、鼓励创业和加大扶贫开发力度，有效促进了城乡居民收入较快增加，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不断提高。2007年-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速连续四年位于黄冈市和全省前列，城乡居民收入提前两年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

一、落实惠民政策，保障居民增收。认真落实强农惠民政策，发放“种田”补贴。把粮食、良种、油菜、棉花、农资、农机和退耕还林等政策补贴落实到位，2008年以来，共发放各类惠农资金12.51亿元，农民人均受益2000元。发放“用（沼）气”补贴。大力推进农村沼气工程建设，共补贴资金3000万元，有2万余农户收益。发放“家电”补贴。开展“家电下乡”、“汽车摩托车下乡”活动，有18.6万农户享受了家电补贴，有4.7 万农户享受了摩托车补贴。发放“住房”补贴。实施农村危房改造和城镇廉租房建设，共发放危改资金和廉租房补贴1.2亿元，2000余农户和近1000城镇户受益。发放“读书”补贴。义务教育免书费111万人次，困难学生获寄宿生活补助16万人次、8000万元，中职生享受国家助学金4万人次、3000万元。抢抓国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扩内需、增投入、上项目”机遇，共争取国家投资项目164个、无偿资金近2亿元，有力地保障和改善了民生。

二、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促进居民增收。2008年以来，我们突出发展富民产业，着力夯实居民增收基础。一是发展特色农业增收。重点培育产业基础好、群众有共识、市场前景好的“三乡三业”（中国菊花之乡、中国油茶之乡、中国板栗之乡，蔬菜产业、畜牧产业、桑茶药产业），着力把“三乡”推向全国，使“三业”叫响华中。市财政每年拿出400万元对“三乡三业”基地建设进行奖补扶持，基地面积达到110万亩，覆盖全市95%以上农户。2010年“三乡三业”实现总产值40.4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70%，带动从事种植的农民通过“三乡三业”，人均增收180元。“三乡三业”有农产品加工企业82家，其中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32家，2010年完成产值18.2亿元。建成菊花、板栗、蔬菜等10大专业市场，年成交额超过15亿元，带动从事加工和市场销售的农民人均增收300元。特色农业成为农民增收的主渠道。注册有“福田白菊”、“东木”老米酒等50宗农产品注册商标，“麻城福白菊”成功申报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麻城黑山羊”通过国家品种资源鉴定，“麻城茶油”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145家，合作社成员7900人，带动农户8.8万户，户平增收1000元以上。二是做旺旅游业增收。我们推进“三山（龟峰山、五脑山、九龙山）一村（杏花村）一线（红色精品旅游线路）一大片（乡村农家乐）”6大旅游板块建设，开发生态游、红色游和人文游，着力打造“杜鹃花城”品牌，突出“人间四月天，麻城看杜鹃”旅游节。全市直接从事旅游服务的业主1600余户，从业人数1万余人。麻城旅游业呈后发快进态势。旅游赏花期，人如潮，车成龙，宾馆酒店爆满，土特产供不应求。龟峰山村兴办农家乐38家，商铺28家，运输户口12家，全村劳动力实现景区创业、就业，户均旅游收入3万余元，居民人均收入2010年增长到8000元，成为麻城富裕村、湖北旅游名村。

三、完善社会保障健全社会救助体系，促进居民增收。加大投入，不断扩大社保覆盖面。2007年以来，本级财政每年用于民生支出占总支出85%，用于社保各项配套和补助资金6700万元。全市有4.78万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24万人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新农合参合率从2007年的84.29%提高到2010年的98.4%，住院补偿率从36.8%提高到50.12%。进一步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基本建立以居民低保、农村“五保”为重点，以医疗、住房、灾害、教育等专项救助为辅助，以慈善救助、社会帮扶为补充，覆盖全市困难人群的社会救助体系，做到困有所帮、难有所救、需有所助。城乡低保规范化管理达到省A级标准。2006年以来，共发放低保金近2亿元，实施医疗救助1.2万余人次。城镇低保对象1.18万户、3.1万人；农村低保完成5次扩面，低保户达3.6万户、7.3万人，基本实现应保尽保。

四、开展全民创业发展劳务经济，推动居民增收。我们出台推进全民创业36条意见，2007年以来，财政每年安排200万元创业发展基金，帮助有创业意愿的城乡居民自主创业。重点打开山门、城门、校门、厂门，帮助农民圆创业梦、市民梦、求学梦、就业梦。4年来，通过创业行动，新增就业3万人，带动1200余户家庭走上致富路。做大做强劳务经济，实现“打工”增收。大力实施职业技能培训，着力打造“麻城海员”、“麻城幼师”、“麻城地勤”等劳务品牌，提高外出务工人员的技能和竞争能力。先后输送海员1100余名，人均年收入6万元以上。2007年，“麻城海员”被国家劳动保障部授予“全国优秀劳务品牌”称号。深入开展“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农村实用人才培训”、“温暖工程”和“送科技下乡”活动，每年培训农民10万人次以上，提高了农民科技素质和务农技能。全市共转移农村劳动力26万多人，年劳务经济净收入超过26亿元，年人均劳务收入过万元。

五、推进城镇化建设，扩大居民增收渠道。大力开展小城镇建设试点。放宽城镇户籍限制，引导农民到镇进城兴办实业实现增收。从2009年起，市政府每年预算100万元，用于编制新农村建设规划；每年预算300万元支持宋埠、白果、顺河等试点镇建设；预算500万元发展乡镇工业集中区。2010年，乡镇工业集中区规模企业发展到94家，完成工业产值28.85亿元，吸纳1.2万余人就业，成为居民增收的重要渠道。在大力发展城乡传统服务业的同时，因地制宜发展信息中介、房地产、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业，不断增加就业容量，扩大居民增收渠道。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积极探索资源依托型、产业带动型、服务创收型、招商引资型、互助合作型等发展模式，壮大村级经济，打造了“旅游型”、“商贸型”、“工业型”、“城郊型”产业新村，有效带动城乡居民增收。城郊西畈村充分利用区位优势，投资3000万元建成300亩汽配工业园，入驻企业28家，安排就业1000余人，年实现工业总产值3.6亿元、税收800万元，年租金收入120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6730元，成为远近闻名的工业强村。城中陵园村灵活采用BOT等投资模式，开发建造桂源、新东方等大型酒店，村集体经营性资产增加到1.2亿元。城西村开发建造准4A级天吉新时代大酒店，成立首家股民合作社，村民年人均分红近千元。

六、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夯实居民增收基础。麻城弘扬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老区精神，大力实施整村推进为主体的扶贫开发，以解决群众生产生活困难为着力点，不断夯实可持续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的基础，扶贫开发取得了明显成效。2007年来，共投入扶贫和老区建设资金5000余万元，中央彩票公益金扶贫项目资金2125万元，启动了348个贫困村整村推进计划，实施完成360多个产业扶贫项目，贫困村人均增收500元；共减少贫困人口11.1万人，大大加快了贫困人口脱贫进程。■

（作者系中共麻城市委常委、办公室主任）

第二篇：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近年来，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三农”问题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些重要论断为解决新阶段的“三农”问题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当前农村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仍然是农民增收困难，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和纯农户增收难度更大从1997年开始，农民收入增长进入一个低谷期。1997～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平均增长3.97％，比改革开放以来24年平均值（7.33％）低3.36个百分点。

具体到粮食主产区和纯农户，相当一部分农民的收入是停滞甚至是下降的。

2000～2002年，全国减收农户占42％。城

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局面不仅没有改善，而且在不断恶化。1997～2002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长7.8％，比农民人均收入增幅高3.84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年拉大。2002年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11：1。2004年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达3.2：1。虽然近年来农民收入出现了恢复性的增长，但基础并不牢固，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一些根本性的、长期的、深层次的因素并没有克服。现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产品供应最丰富的时期，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增收形势最严峻的时期，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得最大的时期。2004年中央1号文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发出的第一个专门关于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性文件。文件科学分析了新阶段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重大变化和农民增收面临的严峻形势，明确提出通过调整农业结构，扩大农民就业，加快科技进步，深化农村改革，增加农业收入，强化支持保护，力争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尽快遏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文件提出了一系列增加农民收入的综合性政策措施，特别是在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加大国家对“三农”的支持力度方面制定了更加有力的政策。

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应该说中央的思路越来越明确。1998年中央就提出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进入新阶段的科学判断；1999年中央提出新阶段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主要任务是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2000年又提出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核心目标是增加农民收入；2002年中央提出增加农民收入要采取综合性措施“多予、少取、放活”；2003年中央又提出要把解决“三农”问题

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三农”问题上的郑重承诺。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论断，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指导思想。十六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这些重要论断为解决新阶段的“三农”问题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继续清理各种针对外出民工的歧视性政策，为农民外出就业创造公平环境在降低农民外出就业门槛，保护进城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方面，最近两年政策力度很大。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发了一个保障外出就业农民权益的政

策文件。今年国务院在最短的时间里出台了废止收容遣返制度的政策。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外来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现在也引起了高度重视，出台了相应的文件。特别是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城乡劳动者平等的就业制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对这些政策的落实情况进行了大量的调查。我们的调查表明，已经制定的这些政策并没有真正落实到位，还有一些针对农民外出就业的歧视性的政策需要解决。

尽快取消专门面向外出就业民工的就业证、健康证等不合理的证卡，简化农民外出就业手续，坚决纠正各种变相收费。1994年，劳动部颁布《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暂行规定》，根据这项规定，开始实施以就业证卡管理为中心的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就业制度。进城务工就业的农民工，要办理名目繁多的证件。从实际情况看，这种以就业证卡管理为中心的就业制度，在实际执行中，大多演变成以管理之名，行收费之实。这种证卡制度对外出就业农民带有明显的歧视性，这种做法损害了进城农民平等的就业权利，不符合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也没有真正起到引导农民有序流动的作用。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在农民办理各种证卡时，收费过多、过滥。虽然中央出台了清理对进城农民务工乱收费的政策，但有的地区继续变相向民工收费。例如，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的调查，在国务院已明令取消对进城就业农民不合理的收费之后，某个大城市在民工办理就业证和健康证时，又变相乱收费。农民办一个就业证，要交50—60元的“培训费”，办一个健康证，办证费、体检费和培训费加在一起要收114元

。实际上，办证单位并没有向民工提

供真正的培训服务，完全是“搭车”乱收费，这种做法严重侵害了农民的合法权益。再如，南方某个城市，过去办理暂住证340多万个，每年收费金额约10亿元。

2002年中央要求取消对进城农民务工不

合理收费的政策后，为解决承担外来人口管理功能的户管员的工资来源问题，又决定对出租

屋开征治安管理费。治安管理费的征收，很可能会转嫁为外来工的打工成本。最近几年，要求取消就业证和健康证的呼声很高，建议：2004年下决心取消这些不合理的证卡；严厉查处强迫农民接受培训，以培训之名，向农民乱收费的行为；明确要求输入地政府将对外来人口的管理费用纳入政府的财政预算中，绝不能变相向企业或个人转嫁负担。

抓紧研究取消暂住证的问题。199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意见》，决定实行统一的流动人口就业证和暂住证制度，以提高流动的组织化、有序化程度。从这些年实际执行的情况看，目前实行的以暂住证为主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存在明显缺陷。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流动人口已经在暂住地扎下根来，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常住居民，但仍不能享受本地居民的权利。现在，有的城市（如沈阳等）提出要对外来人口实行“人性化管理、市民化待遇、亲情化服务”，并取消了对流动人口实行的暂住证制度。

暂住证制度对外出就业农民来讲，不是一种科学有效的管理制度，从某种程度讲，甚至是一种带有歧视性的政策。新的居民身份证管理条例已经颁布，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的精神，建议适时取消对外来人口实行的暂住证制度，实行暂住申报制度。

将农村劳动力就业培训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大幅度增加各级政府用于劳动力培训的投入，探索新的培训方式。对解决我国“三农”问题而言，人们对开发自然和生态资源，对增加物质资本的投入等都有了足够的重视，但对于开发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不见得都认识到位了。据了解，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9％。

进城务工的农民中绝大多数农民没有接受任何职业技能培训。同时，农村大部分没有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由于没有接受过职业教育，就业竞争力不强。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实现，从根本上讲，取决于9亿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只有大幅度提高农村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培养大批的专门人才，才能把沉重的农村人口压力转化为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可以说，全面提高农民的素质，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是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关键所在。从中央的角度讲，对农民素质的提高和农村劳动力的培训也越来越重视。今年国务院六个部委专门制定了农民工培训计划，国务

院关于农村教育发展的决定也明确提出，今后普遍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每年培训农民超过1亿人次。积极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每年培训2000万人次以上。对农民的就业培训问题，要把握四个政策要点：一是将农村劳动力的培训纳入各级公共财政的支持范围，建立“政府主导、多方筹集”的投入机制；二是

把满足市场需求和尊重农民意愿作为根本出发点，走先培训后输出、以培训促输出、定向培训、定向输出的路子等等。特别是要防止以培训之名，对农民乱收费；三是建议推广“劳务培训券”制度；四是加强对农村职业技能教育的支持力度。

长期以来，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教学内容与农村发展需求严重脱节。由于经费短缺，农村职业教育机构萎缩，人员大量流失。建议有效整合教育资源，把发展中等职业学校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可以通过高职在农村扩招，每年从800万农村初高中毕业生中逐步转出300万—400万农村青年，其余400万人经过中学阶段的职业教育可以回到农村创业或进城从事二三产业。这对减少农村中、小学大量辍学，发展效益农业，有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推进农村城市化意义重大，符合农村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继续加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支持力度，加快实行“两免一补”（免学杂费、免课本费、补助生活费）目前，我国农村人口主要由受过初中和小学教育的群体构成，而城市人口主要由接受了高中及其以上教育的群体构成。这是城乡之间最大的不平等，解决农村与城市之间基础教育的不平衡问题，必须进一步完善农村基础教育的管理体制和投入机制。

总体来看，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是不断增加的，从1994年的485.5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919.97亿元，其中预算内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支出从1994年的286.8亿元增加到了2000年的597.66亿元。但是，我国财政预算内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严重不足。1994—2000年，预算内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占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总额的比重为57.7％。长期以来，我国政府间教育投入的大致格局是：中央和省级的教育投入主要用于高等教育，较少用于基础教育；基础教育投入的职责基本上由基层政府承担，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投入主要由县乡政府承担。中央和省级政府对义务教育只承担补助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责任。应该看到，过去随着义务教育管理层次逐渐下放，基层政府和农民承担了发展农村义务教育的主要责任，这种分级办学体制在加重了基层政府和农民负担的同时，在客观上也迟滞了农村教育的发展，造成了农村与城市之间以及地区之间义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延续乃至扩大。

2001年6月国务院公布《关于基础教育

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了县级政府对本地农村义务教育负有主要责任，要求教师工资由县级政府负责统一发放。

2002年4月中央又强调指出，农村义务

教育要实现从主要由农民承担转到主要由政府承担，政府的责任从以乡镇为主转到以县为主两个重大转变。农村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的管理和投入体制的确立，对解决当前农村义务教育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困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也应看到，中西部地区相当一部分县、市，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政府财力薄弱，基本上是“吃饭”财政，由县级政府负责统一发放教师工资仍面临着很大的困难。

应看到，由于过去欠账多，农村义务教育发展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远没有得到解决，如拖欠教师工资问题、学校公用经费不足问题、大量危房问题。据调查，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状况不是改善了，而是进一步恶化了；农村义务教育的资金缺口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农村义务教育的矛盾不是缓和了，而是加剧了。对农村义务教育状况一定要有一个客观的估计。即使现在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中政府投入已占了大头，也应该清楚，这种投入还是低水平的，远不能满足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要求。我国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11年，只相当于美国上世纪初的水平、日本上世纪50年代的水平。在教育投入中，投入小学的社会收益率是最高的。而国际经验表明，政府将钱投在补贴学生的学费和课本费上，效果会更好。1907年日本就实行了6年的强制免费义务教育，1947年又实行了9年强制免费义务教育。最近国务院关于农村义务教育的文件提出争取2007年农村困难家庭享受“两免一补”。

据有关资料，中西部地区农村中小学贫困学生约1500万人，如果按每个学生平均每年减免学杂费、课本费300元计算，每年需要45亿元。就我国的总体经济实力和财力来讲，应该有能力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和书本费方面走得更快些。

改革现行的征地制度，既要着眼于控制耕地征占规模，更要着眼于保护农民合法利益用不同方式剥夺农民的土地，已成为新形势下侵犯农民利益的主要形式。

农民讲，过去基层政府是吃“肚皮”（指计划生育罚款），现在是吃“地皮”（指低价征地、宅基地乱收费等）。在征地制度改革的政策上要把握好五点：一是征地补偿必须以土地的市场价值为依据，实行公平补偿，不能以侵害农民利益为代价降低建设成本。二是要修改相应的法律法规，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农地转为非农用地计划的控制下，应允许集体非农建设用地合理流转。这方面广东省正在进行探索。三是对各地竞相压低土地出让价的做法要坚决予以纠正。四是要建立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五是抓紧制定规范征地行为的法律法规。“好范文”版权所有

第三篇：放大民生工程效益 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放大民生工程效益 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全面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指数

中共黄山市徽州区委员会 黄山市徽州区人民政府 2012年4月20日

根据会议安排，现就徽州区民生工程实施情况作一简要汇报，并就下步工作推进作一表态发言。

一、民生工程实施情况

今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市直有关部门的精心指导下，徽州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根本落脚点，精心组织实施省、市各项民生工程。截至目前，累计到位资金7779万元，资金到位达59.8%；实际拨付4783万元，资金拨付率36.7%。

一是工程类项目推进迅速。严格按照“六制”要求，倒排建设工期，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快速推进工程类项目，杨村乡梅川桥危桥改造工程全面完工；山头水库（二期）、迎头坞水库（二期）除险加固工程顺利竣工；丰乐人家64套公租房完成四层主体建设，永佳公租房一期108套开工建设；呈坎敬老院、农家书屋，乡镇幼儿园建设等工程类项目有序推进。

二是资金补助类项目及时发放。按照“政策公开、程序透明、打卡发放”的要求，严格核实补助对象，及时拨付农村低保、五保供养、城乡医疗救助、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等各类补助资金，全面达到时序要求。家电下乡资金兑付率达98%。计生家庭奖励扶助完成受益人群调查和公示。廉租住房保障租赁补贴启动受益对象申报、复核、审批工作。

三是保险报销类项目稳步实施。全面推进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全区参保人数达5.8万人，参保率96%，60周岁以上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发放率100%。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人数1.53万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人数7.69万人，参合率达103.7%，补偿病人22197人次，支付资金283万元。

四是培训类项目全面启动。加强与企业的对接合作，开展就业技能培训项目，对新进员工进行岗前培训，参训学员150人。新型农民培训启动项目申报工作。

二、下步工作安排

下一步，徽州区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推进民生工程和城乡居民收入倍增规划的决策部署，进一步自我加压、拉升标杆、争先进位，全面打响民生工程攻坚战，确保全面超额完成各项目标任务，为全市民生继续走在全省前列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是全面放大民生工程效益。在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下达的民生工程目标任务，做好常态化工作的同时，我们将把民生工 程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采取更加有力的举措加以推进。一是加大投入。大力调整支出结构，优先安排区级配套资金2470万元，并通过拓宽融资渠道和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对工程类项目建设和养护实施市场化运作等措施，增加民生工程投入，确保工程类项目4月底前全部开工，10月底前全面完成主体建设。二是优化管理。畅通项目审批“绿色通道”，对民生工程涉及的项目用地、规划、设计等环节优先安排，确保早启动、早实施、早见效。加强跟踪问效，确保发放类项目程序规范，工程类项目正常运行。三是加强管护。积极探索和创新项目管护新机制，注重发挥市场作用，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确保已建工程发挥持久效益。5月底前，对工程类项目管护情况开展一次自查和“回头看”活动，对存在问题及时整改到位，确保民生工程项目经得起群众和时间的检验。四是深化宣传。以深入推进“书记带头大走访”活动为载体，在4月份、10月份集中开展“民生工程宣传月”活动，通过开展政策有奖竞答、有奖测评、群众打分评议、受益对象谈民生工程等活动，深化政策宣传，真正做到问计于民、汲取民智，提高群众对民生工程的知晓率和满意率。五是突出检查。积极采取抽查和暗访、综合督查和专项督查、现场观摩和专题调研等方式，加强对民生工程的督促检查，突出对负面新闻及社会公众上访的关注度，确保有关问题早发现、早处理。加强审计监督，严禁截留、挤占、挪用、拖欠民生工程资金等行为发生，为民生工程顺 利实施奠定基础。

二是全面推进收入倍增计划。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实施“十二五”居民收入倍增规划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目标任务，力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4.5%，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4.9%，全面提升城乡居民幸福指数。一是强化组织领导。成立以区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区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城乡居民收入倍增规划领导小组，认真对照省市要求和目标任务，积极抓好协调，明确分工职责，将规划任务逐一分解落实。二是强化政策宣传。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载体，全方位宣传倍增工作的重大意义、目标任务、工作成效和典型经验，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营造全社会共同推动倍增规划实施的良好氛围。三是强化督查考核。采取随机抽样、查看统计数据等多种形式，及时了解核心指标、发展指标（包括城镇非私营单位工资增长指标）以及监测性指标等数据的完成情况，深度剖析制约城乡居民收入倍增的关键因素，积极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予以解决。探索将城乡居民收入倍增规划纳入对乡镇和相关部门目标考核和有关党政领导干部绩效考评内容，及时兑现奖惩措施，推动规划全面执行、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

以上汇报，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第四篇：城乡统筹发展中的几个问题和误区

城乡统筹发展中的几个问题和误区

统筹城乡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是党中央从战略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把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作为重要主题，与时俱进地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新要求。统筹城乡发展，既要鼓励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又要把握好方向，防止走形变样。一些地方以统筹城乡为名，统农村的土地资源多，筹农村的公共服务少；统城市的建设项目多，筹农村的民生工程少。这些做法背离了城乡一体发展的宗旨。从根本上讲，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就是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公平对待农民，使农民获得平等的教育、就业、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权益，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让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统筹城乡发展，在政策部署上，要把握好以下三大问题。

第一，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城乡统筹首先要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上综合运筹。要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加快农田水利、农村饮水安全、农村公路、农村能源、农村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要统筹城乡社会事业发展，为城乡居民提供均等化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要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做到县域内学校办学条件大致均等，促进农村义务教育质量大幅度提升。全面实行免费的农村职业教育，进一步提高农村地区高中教育普及程度。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逐步提高政府和农民个人筹资标准，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保障水平。建立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向农民提供安全价廉的基本医疗服务，加强农村妇幼保健，全面实施农村妇女住院分娩补助政策，使农民享有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健全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加快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逐步提高扶贫标准，扩大扶贫政策覆盖范围，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实现扶贫和低保两项制度有效衔接。建立健全农村文化设施网络和文化服务机制，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近年来，无论是财政对“三农”投入总量、增量，还是增幅，都是较高的。但财政支农资金比重总体上处于波动和下降状态，财政支农力度与国家财力的增长状况还不相匹配。不能光看财政支农资金总量和增速，还要看比重和口径。2003年至2008年，中央财政支农资金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8.7%、9.3%、8.8%、8.4%、8.7%和9.8%，相对于农村人口规模和农民对公共服务的庞大需求而言，财政在农村投的钱不算多，公共财政的阳光还没有真正做到普照农村。随着我国财力的增强，要更加自觉、更大幅度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国家财政支出结构，促进公共财政资源在城乡均衡配置，完善对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的财政支持与补贴政策，全面提高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水平，巩固和完善强农惠农政策。要尽快制定和完善有关法律法规，明确界定财政总支出中“三农”支出的内涵，强化法律约束，建立财政资金“三农”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力争在“十二五”期间末将中央财政支农资金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提高到10%以上。抓紧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支农事权，完善转移支付办法，建立中央与地方财权和事权相匹配的财政支农体制。积极利用财政贴息、补助等手段，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农村。创新农村投融资体制，拓宽“三农”投入来源渠道。根据财政支农目标和重点，有效整合财政支农资金，突出财政支农资金的公共性，健全政府农业投资监督机制，发挥资金使用的综合效果。

第二，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城镇化的一个根本标志就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并沉淀在城镇，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和定居，并使之向市民转变，是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重大举措。我国农民工转移的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流动的“家庭化”趋势明显。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主体，他们对土地的情结弱化，思想观念、生活习惯、行为方式已日趋城市化，融入城市的意愿强烈。针对农民就业和转移政策，实际上过去30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的政策基调就是消除离土的限制。因为在改革开放前，农民没有自由转移就业的权利，80年代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促进了农民就地转移；90年代的政策基调是消除农民离乡的限制。90年代初农民工规模只有几百万人，1993年才不到2000万人，现在外出就业是1.5亿多人，90年代后政策有了根本性调整，消除了农民流动就业的限制。进入新世纪，我国政策基调正在向消除农民工在城镇定居限制的方向转变。这个方向符合亿万农民工的意愿，符合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今年一号文件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明确提出，要创造条件，要让一部分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定居，在城市落户。已经有13个省市区宣布改革户籍制度，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划分，实行新的户口制度。但大部分省市区的户口制度改革是形式上的、表面的，没有给农村人口提供与城市人同等的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户籍制度改革的正确方向，就是把户籍的登记与公共服务的提供脱钩。不能只给有了户口的人提供公共服务，将来的公共服务提供要与居住直接结合在一起，让符合条件的农民工享受同等权利和待遇。农民工是最需要改善居住条件的社会群体，目前，大部分农民工集中在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租房，居住条件恶劣。形成适合农民工特点的住房供应体系和政策体系，是农民工融入城市需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要多渠道多形式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当然，当前的重点是从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做起。农民工真的要成为市民，首选的是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他们在大城市打工，但最终希望在当地县城买房定居。

第三，农民土地权益保护问题。城乡统筹难点、焦点、分歧点都在土地问题上。我国农村与城市土地制度仍然维持着二元性，农民对土地的权利一直处于相对弱势。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镇建设用地迅速扩张，产生大量的失地农民。农业用地转化为非农建设用土地的过程，不是一个平等的、协商的产权交易过程，征地范围过宽，征地补偿办法不合理，征地程序忽视农民意愿，失地农民生活无着落、长远生计缺乏保障。近几年，在国家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背景下，不少地区开始推行宅基地和村庄整理，将节省出的部分土地转换为城镇和工业建设用地。农村土地整理为工业和城市发展腾出了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土地集约利用与新农村建设，但也存在着农民和集体土地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等一系列问题。关于土地问题，还是要回到现实当中来。什么是现实当中土地的真问题，什么是农民真正关心的土地问题？城里人议论很多农村土地问题，对农民来讲，可能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根据观察，关于农村土地问题在认识和实践中存在三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是片面强调搞土地的规模经营，片面强调要流转土地。2005年我们在全国2749个村庄做了一个调查，发现有23%的农户发生过土地流转。到农民那里问，有没有想多种地的？有很多；有没有农民不想种地，找不到租种的？几乎没有，农民不想种总会有办法流转出去，这说明，农民自发的土地流转是比较充分的。

第二个误区是片面强调农民当了市民，拿土地换户口和住房，拿土地换保障。这个问题在现实当中非常复杂。根据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民在设区的地级市以上城市落户要放弃家庭承包地。南京市要给50个优秀农民工落户，但只有一个农民办了落户手续。农民讲，家里还有十几亩地，把土地就这么放弃了，给一个城镇户口，不划算。因此，首先要明确土地是一种权利，是一种物权，拿着土地权利去换户口，对农民这可能是一个更大的损害。这个问题理论上要把它说透，在现实操作中才不出偏差。鄂尔多斯东胜区搞了一个城乡统筹实验区，就是要让农民成为新型市民后，农村的土地权利没有任何改变，城镇居民能享受的所有权利都可以享受，而且比城镇居民还要优惠。在一定阶段这种做法是有意义的，是有价值的。农民刚到城里来，就把农村的承包地、宅基地都给拿走，一旦不适应，连个退路都没有。

第三个误区是一讲城乡统筹，就是强调城市建设用地增加要与农村建设用地的减少相挂钩。这个挂钩的规模是非常大的，当项目来了，没有建设用地指标了，就要让农民把宅基地捣腾出来，土地腾出来以后大都转为国有建设用地。从研究的角度来讲，我们要看得更长远一点，农村庞大的建设用地背后是一个巨大的利益调整。农民可能只看到三、五年，房子比原来漂亮了，但没有看到土地如果真的权利明晰以后，可以给社区集体，给农民带来一个长远的巨大利益。在土地问题上，如果现在操之过急，没有一个规范，最后把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统没了，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统没了。

土地制度事关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巩固，事关农村稳定大局，需要关注什么是农民关心的真问题。局部地区可以做一些实验，可以做一些探索，但是一定要意识到有一些探索可能会有风险，在推广这些经验的时候，学术界在总结这些经验的时候一定要非常谨慎。要进一步统一认识，明确政策方向。一是切实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全面颁发农户长久拥有的具有明确法律效力的土地承包权证书，确保农民不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要保证农民是经营主体和受益主体。在现阶段，不应提倡工商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和经营农户承包地，以防止出现大资本排挤小农户和大规模土地兼并现象。二是在农民变市民过程中，不能把农民的土地权益“变没了”。从我国的基本国情看，现阶段让农民以放弃土地为代价，获得市民身份并享受与市民一样的待遇是不现实的。应当看到，农民市民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要创造条件，让农民在城市里能够住有所居、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又允许农民继续享有对承包地的权益，以此作为应对不确定性及各种风险的生存保障，让农民“既进得了城，又回得了乡”。“家中有地，进退有据”。这是保护农民利益的需要，也是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需要。三是在“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挂钩”实施过程中，要切实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权益。特别是在农村土地整理过程中，首先要把增加优质耕地作为目标，节省出来的建设用地，要优先满足新农村建设的需要，不能把增加城镇建设用地作为土地整理的主要目的。

第五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哪里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哪里

近年来，虽然各级政府增加农民收入的惠农政策不断出台，但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的差距依然很大。我市统计部门的研究分析表明，2001年西安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69：1,2005年则为2.78：1,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逐年增大。

收入来源主渠道不同

据统计，我市农民家庭收入第一支柱的家庭经营性收入2005年人均2612.18元，占总收入4495.44元的58.1％；其中，第一产业收入1693.66元，占家庭经营性收入的64.8％。2005年西安市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1292.69元，占总收入的28.76％；其中外出务工得到的收入是406.26元，占工资性收入31.44％。

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工薪收入一直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占主导地位。据统计，2005年西安城市居民的工薪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65.1％。农村人均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两项相加为3905.87元，远低于城市居民人均工薪收入6926.28元。

转移性收入构成不同

据分析，2005年西安城市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32.2％，重要性仅次于工薪收入；其中，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金收入占转移性收入的78.8％。

2005年，我市农民人均转移性收入260.15元，仅占总收入的5.8％，远低于2005城市居民年人均2446.83元的离退休金收入，更低于城市居民人均3104.3元的转移性收入。在农村，几十年来农民鲜有退休金，养老基本依靠自己和子女。近年来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在农村已开始实施，但是保障标准远低于城市居民。

隐性收入差距大

调查显示，与农村居民相比，城市居民在住房、医疗等方面享受着农村居民无法比拟的福利待遇，如购买优惠价格的住房、报销一定比例的医疗费等。在社会保障方面，如住房公积金，城市职工每月按照自己工资一定比例交纳住房公积金，而所在单位将会以三倍数额的补贴交纳到职工个人账户上，而这笔钱在职工退休以后完全归个人所有，这些钱都没有计入现期的可支配收入内。因此，如果把城市职工所享受的福利待遇计算在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