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的自身思考

第一篇：关于对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的自身思考

关于对“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的自身思考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党在延安时期创建的制胜决定，一个人一个党都会在变化的社会中经受各种外界与自身的思想或行动冲击，牢记党的宗旨大方向。但在具体做事时，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就像我们一出生在人间是健康活泼的，它的成长就是要有母亲的呵护教育，现在我们成长为独立做事的人，除了牢记自己是什么人，自己要干什么事外还要随时思考自己有什么事没做好？自己应该怎样做好？找出自己的不是，知己知彼才能更好地修正自己的前进方向。

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个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不断修正自己前进道路的历史，遵义会议当调整自己在斗争手段上的失误，转而启用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解决战争。延安的整风运动，采用有理有节和国民党进行政治军事斗争，最终战胜了八百万蒋军，取得了中国革命胜利。在文革结束后党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大讨论中，统一了思想修正了错误，把改革开放作为当执政的基础。所以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致胜的法宝之一，是我党不会陷入政党轮换、改朝换代历史循环的有效途径。

结合到自己的单位，自身的工作，也是非常需要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科研工作是一种创新工作，国家已经走过了靠GDP傲立于世界的时代，靠挖掘资源破坏环境来求得一时的经济增长，已不是我国要走的路，我们要树立科学发展观，走循环经济来发展的国家，依靠创新型国家的道路来提升国家整体素质，来高效率创造财富之源，让一切财富之源涌，创建创新型国家是工业化强省之路，依靠什么？依靠科技，我们现在就是国家发展的中坚，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和平崛起，要走过资本主义国家走了一百多年路子才有今天，责任异常重大，跟着党走是科学发展观的路子，这是我们作为党员工作的方向，如何把这些关联贯穿于工作中呢？这就是我们要在工作中随时反省自己，在同志之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请别人来指出自己的工作不足，解析自身的缺点错误，这样做不是发泄不满或者打击报复，而是要批评得面红耳赤，心惊肉跳，才能达到警醒的作用，达到治病救人的效果。

我来工程中心五年多了，也算是老职工了，从事科研工作的时间最长，自己有对科研工作的热爱和执着，三十年的风风雨雨，获过奖，得到过各种荣誉，办过厂，当过企业负责人，开发的项目形成生产力，有值得自己骄傲的地方，但回过头来想一想，这么多年来为什么以前的同学他们办的企业年产值上亿、而自己在成果转化上还没有多大进展呢？首先、别人最早出击、说到做到，而自己呢？想像空间大，做事的空间小，什么事求稳，一个稳字使自己失去很多机会，比如几年前自己搞的灯杆项目有几家企业想实现产业化，是自己缩手缩脚，错过了机会。

在工作方面，精力不足，放松了自己对创新工作的追求，少一事少操一份心，得过且过，现在想起来对中心危害是相当的大，因为自己作为老科技工作者，应该做好传帮带的作用，要用自己的行动影响青年同志，激发他们对科学的热爱，对美好前景的期望，自己创新工作经验丰富，应该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青年同志，帮助他们少走弯路，尽快进入角色早日独立开展科研工作，只有我们的努力下把中心建设成为全国名副其实的一流的科研机构。去解决工业工程化技术中心的技术问题，才能实现自身价值的提升，一人行不叫行，要大家行才叫行，大河满了小河才涨，也能改善自身的生活工作条件，

第二篇：对加强宗教团体自身建设的几点思考

对加强宗教团体自身建设的几点思考

对加强宗教团体自身建设的几点思考 张全录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实体，不论怎样，其行为与活动总要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协调处理这些利益关系，都需要成立社会组织为其代言。宗教团体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宗教团体要发挥好作用，自身建设十分重要。

一、关于宗教团体的法律地位

宗教团体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发挥社会作用，需要取得独立法人地位参与公共活动的运作，依法注册登记既有利于国家对这些组织的管理，也为自身活动取得公信创造条件。目前，宗教团体实行登记的法律依据除宪法外，主要是：《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宗教事务条例》、《宗教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实施办法》。宗教团体的性质是我国信仰宗教的公民行使结社自由权利自愿组成，按照其宗旨、章程开展活动的社会组织。在法律层面上称为“宗教团体”或“民间非营利组织”。

宗教团体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社会民间组织。国家在法规、政策上赋予它垄断性和非竞争性，也就是说宗教团体在现阶段具有二重性。

二是双重管理体制。《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社会团体接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的指导”，而所有社团在向登记管理机关（即各级民政部门）申请登记前，必须“经过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审查同意”。“业务主管部门”及“登记管理机关”构成政府对社会团体的双重管理体制。

三是分级管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规定“社会团体不得设立地域性的分支机构”（第十九条）。宗教团体之间，从法律层面讲实际上并没有上下级的领导及隶属关系。分级管理并不表示宗教团体也有级别，只表示宗教团体的活动和人员组成来源不同。无论宗教团体是在哪一级民政部门登记的，是全国性的还是地方性的；无论业务主管单位是哪一级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也无论其成员多少、规模大小，宗教团体的地位都是平等的，都是平等的民事主体，相互之间无隶属关系，无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二、宗教团体的运行和自律机制

社会团体的工作除了要接受政府业务部门和登记部门的指导外，其正常运作主要是通过自律机制来完成的。自律是指团体围绕本会章程，制订系统的制度和规则，建立相互制约的运行机制，以指导约束内部的行为，实现自我组织、自我管理，保证自身的健康发展。宗教团体要想发挥作用，提升自身的公信度，就必须把自己管理好。作为一个合法的社团，必须遵守当地政府所有法律、法规。作为一个法人团体，必须承担作为法人所应承担的责任、义务。宗教团体要树立为信教群众服务的慈善和公益观念、不计报酬的志愿者精神、利他主义的价值观等。宗教团体的资产，除部分来自收取的会费外，将会有越来越多的部分来自社会，即国内外非营利组织、民间团体、企业及个人的捐赠，而且还享受减免税的待遇，要对社会诸多方面负责，如信教群众、社会公众、政府等。如果缺少自律的制约，就可能会导致自身功能被边缘化。

三、宗教团体应当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

宗教团体应在社会管理服务体系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在与政府互联、互补、互动中发挥积极作用。

第一，政府与信教群众是可以直接互动的，但更多情况下需要一个中间环节来协调，宗教团体就是这样一个中间环节。一方面，宗教团体代表自己组织成员和信教群众方面的利益和愿望，与成员或信教群众关系密切，具有有效的信息反馈系统，可以及时把自己成员或信教群众对政府的要求、建议、意见集中起来传递给政府，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另一方面，把政府的政策意图和对相关问题的处理情况传达给成员或信教群众，促进成员或社会相关方面对政府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宗教团体在这一利益表达和利益协调的过程中，紧密了信教群众与政府的联系，从而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力。

第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公共道德建设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在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下，宗教团体可以发挥积极的影响力。宗教团体不以营利为目的，比起市场化的商业经营，其社会服务在管理上更加人性化；比起政府的管理，其社会服务更具灵活性，因而也更容易为信教群众所接受。宗教团体协助政府服务于信教群众或关注涉及宗教与社会的公共事务问题，团体章程倡导成员要有良好的个人品德和社会公德，发扬为社会公益事业奉献的精神，这个团体中许多成员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张扬信德，不仅是对公共道德建设的直接贡献，而且也必然对社会公共道德建设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良好的社会公德的形成，有助于降低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阻力和成本，提高政府公共管理的效能。

第三，发挥宗教团体信息管道机制作用。就是加强工作指导，上情下达，下情上报，沟通渠道，反馈信息。宗教团体代表了信教群众利益，团体中的成员或信教群众有建议、有意见、有牢骚，通过自己的组织活动把“气”透出来，即使一时解决不了，也不至于郁结在心中。有了“透气”的地方，矛盾不至于从局部演化为全局，不至于把非对抗性的演化为对抗性的，不至于把对抗性的强度增大，不至于在时间上旷日持久。“透气”是实现社会稳定的一个途径。这一点，在现阶段尤为重要，一方面宗教团体要起好“减压阀”作用；另一方面，要主动为信教群众代言，否则会被淘汰，失去存在作用。宗教团体对社会管理活动的有益参与，可以有效地改善政府与信教群众的关系，为使社会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起到积极作用。

四、宗教团体自身建设应当以推动社会和谐为目标

第一，宗教团体内部的有效运作需要建立民主的管理机制，以调动其成员和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我们经常讲加强宗教团体自身建设要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人才建设等方面重视和支持，要解决团体有人办事、有钱办事、有地方坐下来办事等，这些其实都是外在要素。宗教团体要适应现代社会信息化、民主化发展的基本趋势，更要注重发挥自己的主动意识，根据各宗教的特殊情况创设富有弹性和灵活性的管理机制，比如重大问题会议决策机制、议事规则、情况通报、办事程序、人才培养使用机制、外事制度、会计财务制度等，通过制定目标，以规范的程序实施目标管理，将团体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形成民主的管理风格和充满活力的工作团队，这样才能发挥团体的潜力，提高团体的整体效率。

第二，宗教团体应发挥非权力性影响力。由于宗教团体在性质上不同于政府和企业，权力性影响力非常小，需要宗教团体率先垂范，这个率先垂范对于其主要负责人至关重要。负责人综合素质要高，有胸怀、有境界、有眼界、能容人、善学习、懂管理，通过他的言行，使团体成员在内心深处对组织产生尊重、信赖、钦佩、崇敬和心甘情愿的服从。这种影响力是内在的、持久的，可以缩短团体组织与成员之间的心理距离，使组织成员之间形成互信合作的氛围，这对于增强宗教团体的凝聚力，推动工作的有效开展，构建和谐团体是大有益处的。

宗教团体加强自身建设，依法开展活动，切实发挥好联系信教群众的桥梁作用，既是党和政府的期望，也是党和政府的要求；既是团体自身的职责所在，也是信教群众利益诉求的必要之选。我们把团体的工作做好了，也就把信教群众团结凝聚起来了，进而达到为国家的中心工作服务的根本目标。

（编辑：彭凤平）

第三篇：律师对自身处境的思考

律师界到了认真思考自身处境的时候了。

《律师法》何以成为一部“未生效的法律”？中国律师处于怎样的执业环境？应该如何定位自己、防范职业风险？应该在中国改革进程中扮演何种角色？中国律师下一步怎么办？

2010年7月10日，围绕这些问题，在第一期《财经》法治论坛上，包括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陈光中以及北京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思之、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等数十名学者、律师合席讨论。

与会人士结合李庄案、司法部系列文件及自身经验对律师执业环境进行检讨，通过梳理建国以来的律师制度变迁，剖析中国律师的官方定性同职业要求之间的矛盾，并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从律师自身和制度改革等方面探讨了律师应有的下一步。

“中国律师到底想干什么？”贺卫方说，“我们的目标不是想干别的，就是有一个正常开展业务的空间，使我们的司法程序不再混乱，不是躲猫猫，使我们知道这个国家按什么规则判案。”

刑事辩护：“形式主义”危险

在江平看来，种种迹象表明，刑事辩护正在走向形式主义：“形式上有一个辩护人就行了，不需要你去做实质性的辩护，因为司法机关已经做出了决定，由不得你变更。”

这种无力感使得律师执业环境面临一个尴尬的境地，许多法定的权利落空。典型的包括律师“三难”：阅卷难、会见难、调查取证难。许多庭审更有演变为“审判秀”“走过场”的危险。在公、检、法三领域，律师处处受到掣肘。

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杨照东提及，在其执业经验中，部分公检法机关对待律师的态度分别是敌对、警惕和冷漠。具体而言，在侦查阶段，会遇到警察对律师满怀戒心，以种种理由将律师拒之门外；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对律师充满警惕，不仅不会透露对案件的看法，反而会想办法套话；在审判阶段，“我们看到法官的眼神是一种冷漠”。他说：“在庭审前我们满是激情，充满对法律的崇尚和对未来法治社会的坚信不疑。但当我们拿到判决时，感觉特别失败。”

即使有自己的组织——“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但这也被许多律师认为“靠不住”。“律协本来应当是我们的亲娘，但现在几乎变成恶婆了。”张思之说。莫少平律师事务所主任莫少平认为，律协并没有起到维护律师的合法权益的责任。

张思之以李庄案为例，认为在事件中律协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反映出17万中国律师到今天还是一盘散沙，没有任何的凝聚力，也发不出共同的、有力的声音”。而李庄案也说明刑事辩护律师不仅面临“三难”和形式主义的困境，还存在失去人身自由的危险。2010年2月9日，重庆市一中院判决北京律师李庄伪造证据、妨碍作证罪成立，二审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江平、张思之认为，李庄案不仅反映出《律师法》等法律未能有效落实，还暴露出立法之漏洞。“首当其冲”的是《刑法》第306条规定的“律师伪证罪”（参见资料：《当律师被判有罪》）。此外是《刑事诉讼法》第38条规定的“串供”：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

“刑法”第306条和“刑诉法”第38条，被众多律师当做悬于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都有落下的危险”。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刑事辩护率每况愈下。据德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兆峰介绍，目前中国刑事辩护率约为20％，有些地区甚至不到10％。

而据统计，在刑事案件中，被告人胜诉的比例仅5％，也就是说95％的案件律师都会败诉。

律师定性：从进步到“倒退”

律师地位之暧昧不明和处境之困其来有自。在陈光中教授看来，现在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实际出发点是把律师定性为党和政府的一支队伍，与律师作为私权利代表的职业角色相冲突。这正是律师困境的根源。

陈光中介绍，中国律师的定位，在演变中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律师制度正式恢复。1980年颁布的《律师暂行条例》规定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人员”，也就是同法官、检察官一样，吃官饭。而且条例明确具体服务对象是国家集体的利益，还包括人民公社、公民的合法利益，也就是说，它首先要维护的是国家的利益。“这是计划经济下的产物。”陈光中说。

第二阶段，随着改革开放，律师职业逐渐发生变化，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制定《律师法》，律师的定位从“国家工作人员”变成“为社会服务的职业人员”，不强调公务员性质，更强调为社会提供服务，这是适应市场经济而发生的变化。其时许多律师已不再有公务员身份了。同时，律师事务所的性质也发生变化，合伙所开始占多数。

第三阶段，2007年修改后的《律师法》，把“为社会提供服务”改成“为当事人提供服务”，再次明确律师的定位。

陈光中认为，一开始恢复律师制度是国家本位，第二个阶段可以说是社会本位，第三个阶段则是当事人本位。“国家本位——社会本位——当事人本位”，这是一个明显的演进过程。

在他看来，现在的《律师法》相对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了律师角色实际上的定位，同时也把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同维护社会正义，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结合起来，“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律师的根本职责是保障人权、匡扶正义，这两个职责是律师永远要追求的价值，永远要实现的职责。”

目前的困境在于，由于公检法等政法机构的抵制，新修改的《律师法》难以落实，是一部“未生效的法律”。与此同时，中央有关部门为律师定位提出的新说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工作者”，这实际上恢复了第一阶段的定位，只是加上定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个定位与《律师法》相冲突。在陈光中看来，法律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如果认为《律师法》的提法不妥，可以提出建议修改，但在法律未修改时另出一套显然有悖法治精神。

前法治社会：“维稳”压倒“维权”

律师定位倒退的背后，是整个司法改革方向的变化。在莫少平律师看来，此前司法改革的路径指向司法独立，现在更多提“三个至上”（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此前提法官职业化、专业化，现在更多提发源于抗日战争时期的马锡五审判方式；此前强调司法的中立性和被动性，现在强调的是司法的能动性；此前强调律师协会是自律、自治的组织，现在更多强调律师“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

针对现状，陈光中的忧虑之一是，目前各级政法委的领导兼任公安局局长，同时参与对案件的协调拍板。“这明显不科学。这样的党的领导最后会适得其反，典型的如赵作海案。”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说，中国目前仍处在“前法治社会”。由于国家权力置于法制之治下的局面还未根本形成，整个社会虽然对法治存在期待，但还没有形成崇尚法治的心理基础。解决遇到的各种社会问题，人们还是习惯于依靠人治而不是法治。

在诉讼领域，由于缺乏个人与国家对抗的观念，即使有了对抗的制度，这些制度所能发挥的作用也会在实践当中大打折扣，甚至在部分案件中完全不起作用。“刑事司法中的顺民思想和国家权力的无对手化，使律师在刑事辩护中无法取得对于政府的独立性，也无法在与国家权力进行和平对抗时获得安全保障。”张建伟说。

其认为，对于支配刑事诉讼活动的根本观念如果不加以彻底清理，律师辩护制度一些技术层面的规则，包括“两高三部”新出台的两项证据规则，它们的实践意义不应被高估。

在张建伟看来，目前的司法审判中存在大量表演性审判，张建伟称之为“审判秀”。这类审判中，呈现在法庭上的活动并不重要，裁判并不是以法庭的调查和辩论形成的心证为依据，判决甚至在开庭之前就已经作出，辩护律师的作用只是配合。诉讼被置于“你辩你的，我判我的”状态，甚至出现迫使辩护律师参与的情况，不仅削弱诉讼应有的对抗性，并严重侵害辩护律师独立辩护的权利。

张建伟认为，由于存在律师辩护被要求服务于社会维稳需要的情况，在制度方面就难以赋予律师独立辩护的权利，以及为此设立相应的保障制度。在国家的法律初创时期，所有的制度都是围绕一个核心进行，这就是维稳。政府重在维稳，律师重在维权，而有的时候维权被看做维稳的威胁。

常年与维权律师打交道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于建嵘提及，中国维权律师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意识形态化和政治上的敏感性，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其服务往往免费，因此被看成维稳的潜在风险。

下一步：正位和修法

囿于体制等原因，中国律师自身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典型如靠关系打官司。据张思之介绍，甚至存在律师为法官代写判决书的情形，“夺了国家的审判权”。

此外，据印第安纳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麦宜生调查，体制困境加之经济困难，使得中国律师的政治诉求趋于极端。

谈及中国律师的未来，张思之从律师自身出发，认为律师首先要有独立精神，能独立思考，独立地履行职务，独立地完成使命。其次要严格自律，谨慎地实施自我保护。但是“如果事情值得我们去菜市口的话，不要回避，该做就做，不能因为自我保护就放弃底线”。

另一方面，他呼吁改革律协，废除行政管理和业务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机制，实现律协的直选，按法律规定实行行业自治。与此同时，司法行政部门应摆正自己的位置，依法“监督指导”，而不是把律师看做下级。

此外，许兰亭律师认为，相关法律应予以修改，比如上述的“刑法第306条”就没有单独存在的必要。一是伪证罪、妨害证人作证罪等罪名已经可以囊括律师妨害证人作证、提供虚假证据等行为；二是该条款势必造成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如履薄冰”，影响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的信心和积极性。

陈光中建议修改刑诉法第38条，不应以律师伪证罪、串供等罪名来追究其刑事责任等，因为律师与当事人的对话，属于正常行使辩护权的范围。

江平认为，首先应当为律师正位。“律师本身的社会地位不能够离开它自由职业者的特点，它有维护正义的职责，亦可矫正目前政法工作中的缺点和弊病。”由此，他建议放宽对律师执业和律师事务所的管制。

最重要的是，律师只有在一个法治社会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历史潮流浩浩荡荡，中国最终走向民主法治不可阻止。”莫少平说。

背景律师执业新困境

李庄案以降，律师执业风险被业内普遍认为逐步增强。

2010年4月8日，司法部发布《律师事务所检查考核办法》以及修订后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下称《处罚办法》），旨在引导律师事务所及律师忠实履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职业使命。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认为，《处罚办法》对《律师法》作出明确的解释，但这些解释“趋向从严”。

比如《处罚办法》第六条规定，以误导、利诱、威胁或者作虚假承诺的方式承揽业务属于“以不正当手段承揽业务”。这里面何为“误导”，何为“虚假承诺”有很大的伸缩余地。他说，律师承揽案件时，说官司可以打赢，这可能出自律师的个人判断，认为胜诉可能性大故而承揽，但如果最后败诉，如何认定是否误导了当事人？

此外，在民事案件中，律师建议当事人提出反诉，但如果反诉最后被驳回，那么是否误导了当事人又进行了不必要或者不利于他的诉讼呢？“这样的规定模棱两可，使得其制定者——司法行政部门得以任意解释。”

曾让不少地方政府吃到苦头的“北京律师”，正受到更多的管制。一是收费标准“被指导”。今年5月14日，北京市司法局发布“律师服务收费指导标准”，规定普通案件5万元封顶，而对于法律关系复杂、涉及疑难专业问题、涉外或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可以按照不高于规定标准的5倍收费。

这份收费标准在发布后惹来争议不断。莫少平律师事务所主任莫少平认为，该规定缺少充分的法律依据，违反《价格法》，同时也违反世界潮流——在很多国家为防止恶性竞争，针对律师收费的做法是限制最低价，而不是限制最高价。而在司法实践中，这些也难以操作，且会使得一些优秀的律师放弃刑辩业务。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建勋直言，律师收费实行指导价，完全违背市场经济规律，会扭曲整个律师服务行业。

其次，北京地区的律师事务所的规模也将受到控制。5月26日，北京市司法局对外表示，将提高合伙律师事务所设立的资产数额，以控制北京律师规模。此前，北京市律协已经通过人事档案存放等限制手段，堵住了外地户籍人员在北京律师事务所实习、执业之路。

华一律师事务所主任浦志强认为，限制外地律师档案挪入北京的做法，属于行业的陋规，和相关法律体系本身的精神相冲突。陈光中教授亦认为，北京市限制外地律师入京是法治的倒退，但他也认为，律师集中于北京执业亦不是正常现象，对此应进一步加以研究。

第四篇：对路政从业人员自身安全的一点思考

对路政从业人员自身安全的一点思考

日前，省高管局印发了《关于加强高速公路经营管理人员自身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鄂高管路〔2010〕64号）。这使我忽然回忆起我从事路政工作时的一些经历和思考。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岗位就是路政员。尽管从事路政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我的几位老同事——他们是我工作的启蒙老师——都是从事路政工作十余年的老路政员。他们对我的言传身教给了我很多教益，也使得我对路政工作有了一些认识和思考。下面是我对路政从业人员安全的一点思考，拿出来供大家参考，并期抛砖引玉。

一、熟知危险源是从业人员安全的前提

路政巡查是路政管理八项法定职能中最基础的一项。其“外”的性质使路政人员面临着诸多危险源，其中最常见的有以下4大类。

一是来自于车辆及其运载物。如车辆失控，车辆爆胎，运载物坠落，运载危化物品的燃烧、爆炸、释放毒物等。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轮胎爆裂这一现象。大型货车由于其轮胎需要承重，轮胎压力都很大，其轮胎的顶和边都较厚、硬。一旦轮胎爆裂，其碎屑会对较近的人、物造成较大伤害。而且由于降低成本需要，大型货车使用翻新胎、套顶胎的较多，这样更增加了轮胎爆裂的几率。因此，对于车辆及其运载物的警惕，不能仅限于运动的车辆，停止的车辆也是危险源。

二是来自地质、地理环境。主要有高坡、深壑等。例如高墩大跨桥梁，高边坡、高路堤。此外，山区高速公路周边生态环境保持较好，周边山林中野生生物较多。对路边灌木、草丛中可能隐藏的蛇类、毒虫、毒蜂也要有必要的防备。

三是来自恶劣天气。例如大雾，大风，暴雨，冰雪、霜冻。大雾的危险性十分突出。04年底我在仙桃从事路政工作时，就曾有过在能见度不足50米的大雾中上路巡查，在扶正封闭区标志牌时一大货车冲入封闭区擦身而过，终于有惊无险的经历。同时，恶劣天气还会和地质、地理环境因素叠加，造成塌方、滑坡、泥石流以及干枯树木枝干和松动土石掉落，标志、标牌、广告牌坍倒等危险。

四是来自管理相对人。情绪失控的管理相对人也是危险源。更有甚者，对执法管理人员的蓄意伤害案件，近年来也时有发生。这就需要路政从业人员善于观察管理相对人的情绪，充分考虑其主观感受，及时发现管理相对人不良情绪、侵害性心理和动作等。

二、必要的装备是从业人员安全的保障

一是要注意着装规范。路政人员目前实行统一着装。尽管路政管理统一着装问题仍是一个法律悬案，引起广泛争论，但是统一、规范的着装也有其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是给人以庄重、严肃和威严感觉，能对管理相对人起到必要的警

示作用甚至是一种隐含的威慑。二是现行的路政制服式样基本还是参考和使用了军队、警察常服的式样，能够使穿着者相对方便地活动和观察周边情形。

二要规范使用路政装备。路政从业人员开展巡查、执勤，必须规范穿着和使用警示装备。例如反光背心、方位灯等。特别是近年来使用的LED自发光反光背心，警示效果非常好。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必须进入密闭环境（例如隧道中），可挥发燃/爆物、粉尘密度较大的环境中，要使用经过防爆处理的警示灯具。

三是事故和施工中规范的现场管制能十分高效地提高安全系数。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或者查问路旁停泊车辆时，执法车辆应当置于封闭区的开始处或路旁停泊车辆后方）。这是因为执法车辆配备有完备的警示灯具或显示屏，能够有效提示后方车辆驾驶员。

三、紧绷安全弦是从业人员安全的根本

我个人认为，从事路政管理工作，紧绷安全弦与主动停车、下车处理突发事件、清除行车障碍，开展管理工作是统一的，没有任何矛盾。紧绷安全弦的核心就是胆大心细。

（一）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例如最好杜绝中央带掉头，万不得已必须在中央带掉头，必须由经验丰富的路政员指挥，最好选择有叫宽阔中央带或者左右视距一千米以上且无弯道、坡道的路段。又比如，严禁开英雄车、霸王车，在巡

察中不开快车等等。又例如，使用普通话能有效增强沟通便利性，规范术语的语言能增加执法人员的威严，礼貌而温和的表达能增加执法人员亲和力，这些都能使管理相对人快速的接受路政人员的劝告、警示，疏解当事人情绪，从而尽可能快地实现执法意图，减少在外时间、消除危险情绪。

（二）要培养对可能的伤害的敏感性和灵活性。一是任何时候都要对同方向车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一定要把面对来车方向作为一条铁律。同时要注意，无论在指挥交通还是穿越高速公路时，尽可能不要或者尽可能少地处在中央分隔带处，并尽快离开中央分隔带区域。一方面是因为可能“腹背受敌”；另一方面，中央分隔带往往设有防眩设备或者绿化带，使人视野狭窄，顾此失彼。二是如果无法面对车流，就一定要选择在防撞钢板外或侧或发生碰撞的死角（比如隧道出口处的角落）。三是要注意观察身边的高边坡、隧道洞口上方。这些地方可能出现坠物、坍塌等险情。四是和可能的危险源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例如不低头靠近车辆窗口，不靠近手持工具和可能伤害人的器物的人员，请驾驶员离车询问情况等。

（三）要有必要的安全防护知识。要有细致的观察力，及时发现隐藏的危险源，对可能发生的险情要有足够的认识和估量。要有必要的物理、化工常识，编制《常用危化物品救灾手册》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例如2006年发生的枝江5·18特大交通事故，事故车辆运输的危化物品遇水后大量挥发，加重其对人体的伤害。又如08年4月28日发生的隧道火灾中，货车运输的氟化铝在高温下遇水会产生有毒气体等等。

（四）要有必要的救护知识。例如熟练掌握伤员的搬运方法，紧急包扎和止血，人工呼吸和心肺按摩术等这些能使我们在遇到事故时有效救助受伤害人员，在我们自己不幸在遇到伤害时也能有效自救。又例如大面积开放性伤不能用碘酒、汞溴红、龙胆紫等消毒剂，而应该使用酒精或者新洁尔灭作为消毒剂；而闭合性伤，首先应采用冷敷的办法止血；而如果出现断肢伤，则要尽可能地保存好断肢，尽快到医院接受救治。这些能够有效提高我们救助受伤人员和自救的效率，最大程度地减小伤害。

第五篇：对老年教师自身发展的思考

对老年教师自身发展的思考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全面推进，教师的自身发展成了现代教育关注的焦点。作为一名普同的教师，我深感教师自身发展的蓬勃兴起，已是教育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尤其是许多年轻教师，他们凭借自身的优势，活跃在课改的最前沿，更成了这道风景线上最大的亮点。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就教师群体来讲，教师的专业发展，还面临着极大的挑战。那就是占教师群体相当比例的中老年教师，他们的专业发展还只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他们不应成为课改春天所遗忘的角落。只有全面激发他们参与新课程的热情，使他们成为这次课程改革之旅的同步者，新课程的全面推进，才会得到全面支持，并成为全体教师自我导向、自我驱动的自觉行为。

可以这么说，只有中老年教师的专业得到可持续发展，并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在优势，课改，才会春色满园。

一、中老年教师专业发展的现状

1、缺乏自觉的课程意识。课程意识，是指教师在教学实践的整个过程中，都能非常清晰地意识到自己为什么要教这些内容。一直以来，中老年教师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生活：不需要去问自己为什么要教给学生这么一些东西，只是让学生取得比较满意的考试成绩就行。他们缺乏新课程提出的“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发展”、“课程要为学生的终身发展服务”的理念和目标。

2、缺乏自主的学习态度。“新课程是一本读不完的书”，要求教师保持着一种积极的学习状态。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是新课程的核心理念。同时，新课程在整体设计上，十分强调动态性，更关注教学方式的创新，注重合作、探究。但合作教学、探究教学等教学方式对许多教师来说，本身就是一项需要学习的内容。中老年教师由于职业的倦怠，原有知识结构的局限，再加上大部分人已评上中高职称，他们中一部分人就遗失了必要学习的动因，因此，也就体验不到教师只有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才能体验新课程所带来的乐趣与自由。于是一些中老年教师便利用自己在本学科专业知识上的某些优势，来“设阻”，通过这些资源和手段来获取学生的“臣服”，可在新课程背景下，那些偏难、偏繁、偏尖的知识，对于学生发展甚至考试来说都不再那么的重要了，一些中老年教师的心理就由此而失衡。

3、缺乏教师文化的重建。教师文化，可以理解为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它包括教师的职业意识，角色认同，价值取向及情绪反应等。中老年教师固守传统的教师文化的现象比较普遍，已严重规约和束缚教师在课程改革中的作为。反思并积极寻求重建中老年教师文化的路径，是从根本上解放教师，增进课改实效，激发课改活力，促进专业发展的关键所在。我们知道，良好的教师文化能够激发教师的工作动机，增进其创造性和工作的有效性，促进学校教育目标的实现。中老年教师由于教师文化中的个人主义文化的影响，一般不愿去寻求他人的帮助，教育教学中往往“自给自足”，缺乏团体意识，自身和教师整体发展都受到严重的抑制。传统的教师文化，以一种内隐的方式对教师的行为和发展施加着消极的影响，成为教师参与新课程的精神负累。新课程改革对中老年教师来说，无疑是一场“革命”，迫使他们要改变支撑原有教育行为的“旧文化”，如个人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文化，人为协作文化，从而走向合作与对话、探究与反思，关注个体经验，形成个人风格，从而重新构建与新课程相适应的崭新的教师文化。

中老年教师专业发展的思考

1、目标明确的、现代的发展。

一个教师如果按照传统的、不适宜的角色概念，来规范自己，规划自己的发展，那么他的发展就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对中老年教师专业发展，尤其要体现在教师的新角色上。理念的转换，角色的转变是中老年教师专业发展的重点。目标明确，意味着更多的内涵。这个目标，要符合时代特点，是按照现代社会对教师提出的要求的变化而发展，是根据教师自我情况而量身订做的发展。学校可以通过“我朝什么方向发展”的问题大讨论，来明确方向。“看准方向”是重要的，一 味重视技术方面而忽视了方向问题，极容易产生南辕北辙的结果。

2、自主的、能动的发展。

中老年教师在以往的培训中只是被动者，如何提高他们的自觉性，关系到专业发展的成效。自主的发展，蕴涵着中老年教师要有发展的内部动力，而不是依赖于外部的要求。这种内部动力来自于教师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浓厚的校园文化。自主的发展，还意味着和别人的发展是不完全相同的，是自己的发展，有针对性，是个性化的发展，不是整齐划

一、千人一面的发展。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在专业发展上探讨“个性化培训模式”。但最重要的，是教师要有反思的意识和能力，使中老年教师发现自己发展中存在的困惑、障碍，寻求解决问题的突破点。只有知不足，才能够奋勇向前。因此，提升教师的反思意识能力，是当前教师专

业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3、有规划、分阶段、立体式的发展。

有些学校对中老年教师的专业发展，一般只从师德、业务等方面提出要求，往往没有考虑他们的个性差异、不同的经历和实际水平。因此，我们要全方位地关注中老年教师专业发展的合理性、有效性与科学性，既要注重横向统一的要求，更要注意到个人纵向发展的客观存在与可行性。对于中老年教师专业发展，应根据他们的实际水平，或者说根据他们的发展阶段，针对他们在某个发展阶段应该解决的问题而提出要求。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无论学校，还是教师个人，都要有“过程概念”、“阶段概念”。具体地说，要了解中老年教师专业发展有几个阶段，“我”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现在主要应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学校对不同阶段的中老年教师的发展任务和困难，提供哪些帮助。中老年教师更要把学校的要求、对自己实际的反思、自己关于发展目标的考虑等因素综合起来，作出发展设

计，然后按照设计，循序渐进地采取措施，寻求发展。

4、多途径、多模式的发展。

对于年轻教师的发展，培训机构和学校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但中老年教师专业发展不能照搬年轻教师的模式。发展不能只是一种模式，应百花齐放。中老年教师的情形有很大的差异性，他们的优点往往各不相同，缺陷也不是表现在同一个方面。他们专业的发展，往往是发挥自己的优势，克服自己劣势的过程。他们专业发展的模式，应是发展的顺序的不同安排，发展的任务的不同组合、发展的策略的不同选择。发展的模式更应是动态的，如渐进式累积式发展、单一方面的纵深发展，由枝节到本质的发展，由中心而扩散的发展。但不管采用哪一种模式，都会获得殊途同归的效果。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以课例研究为抓手，是每个中老年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因为这种途径特别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当前，普遍存在着教龄越长开课越少，结果是经验丰富，评课内行，但自己上课却往往难以达到预期目标与效果，尤其是体现新课程新理念要求的目标。实践是触发反思的最佳途径，也是激发内驱力的最好办法。通过实践，使中老年教师在新课程改革中能充分发挥示范作用，带头作用，更能在这场新课程改革中找回了发展提高自我的新春天。

课例研究，要求教师把教育教学中含有问题或疑难情节、具有典型性的事件描述出来，对相关问题作深入的讨论思考，并制订解决方案。课例研究有利于中老年教师发现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有助于他们系统化地反思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有助于从经验走向规律，从个别走向一般，从现象走向本质，从而在根本上提升了自己的素质。在课例研究中，中老年教师能主动参与、热情高涨，把研究当作自我的需要，而每一个课例就好像是一个多媒体，教师通过对课例素材的收集、整理、反思、提炼、研究、来促进自己专业的发展。课例的开发研究，使学校的教研真正落到了实处，避免了以往教科研中“从理论到理论，有用的没有研究，研究的没有用处”的怪现象，更重要的是找到了一条中老年教师专业得到发

展的最佳途径。

“教师即研究者”是教师专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理念。中老年教师不应该是一个“教书匠”，而应该成为一个不断研究、勇于创造的研究型教师。中老年教师成为研究者，有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中老年教师成为研究者，有助于学校的可持续发展；中老年教师成为研究者，更有助于他们走上专业发展的“幸福之路”。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如果你想让教师的劳动能够给教师带来乐趣，使天天上课不至于变成一件单调乏味的义务，那你应当引导每一位教师走上从事研究的这条幸

福的道路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