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周刊：中国财政供养规模调查[★]

第一篇：凤凰周刊：中国财政供养规模调查

凤凰周刊：中国财政供养规模调查

[内容摘要]：中国财政到底养了多少人？答案可能会让你吃惊不已。中国的“吃公粮”人口仅截止2009年就已超过5700万，这个数字已经逼近英国的人口规模，并且还以每年超过100万人的速度递增。以官民比例来看，平均23.5个中国人就要供养1名公职人员，中国虽然还是发展中国家，官民供养比例已经跨入发达国家行列，然而我们的纳税人并没有享受到发达国家的公共服务，这同样是不争的事实。30多年来中国政府进行了七轮机构改革，试图把庞大的财政供养人员精减下来，但每一次努力，都遭遇了强力反弹。2013年3月17日，李克强作为新一届政府总理第一次与媒体和公众会面，畅谈未来的施政方针。在谈及未来财政收支时李克强表示，未来财政收入再保持高增长态势已不大可能了，但民生支出是刚性的，不能减，只能增，那就需要削减政府的开支。

为削减政府开支，李克强约法三章：本届政府内，一是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三是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这三条中央政府将带头做起，一级做给一级看。由此，中国财政供养规模再次成为公众话题。中国财政要养多少人？ 中国纳税人到底养了多少公职人员？在网络上流传颇广的是这样一个数据，2008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布，全国少数民族干部数量为291.5万人，占干部队伍总数的7.4％，网友据此推断出全国共有干部3940万人。

但问题在于，这里使用的“干部”的概念和“公务员”“官员”等诸多概念，与李克强所提的财政供养人员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规模问题一直是学界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但官方和学界往往各说各话。如官方宣称中国官员只有1000余万人，而学界宣称有7000多万人吃皇粮，其原因就在于各自采用了不同的统计口径。

关于此问题，现在见诸于公开媒体讨论的常见概念包括：官员数量、公务员的数量、干部数量、政府雇员以及财政供养人员等。这些概念按照划分的标准和统计口径大概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最狭窄的党政机关的公务员数量；第二种是财政供养人口；第三种是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由财政供养的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

其中第一种和第三种的差别较大。财政部2011年出版的内部资料《2007年地方财政统计数据》披露，截至2007年年底，第一种口径的全国党政群机关的人数为1355万人，其中在职的约976万人，离退休和其他人员约为379万人。第三种口径包括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所提出的“七类人”：除了党政群机关公务员外，党政群机关中的准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不列入预算自己收费供养的政府机构和执法人员、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中大量行政级别的公务员性质的官员、县乡村中大量由罚款和收费供养的非编制管理人员（大约2000万）以及由财政供养的行政和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以上人员合计超过了7000万人。

而此次李克强约法三章中提到的财政供养人口，实际上采用第二种口径也就是财政供养人员的口径来衡量政府的规模。从纳税人负担的角度来说，采用财政供养规模的口径来衡量一国政府规模的大小也是更为合理的一种选择。

所谓财政供养人口，是指由财政来支付个人收入以及办公费用的人员。在中国，财政供养人员主要由三部分组成：首先是党政群机关人员，主要供职于党委、人大、政府、政法机关、政协、民主党派及群众团体等机构；其次是各类事业单位人员，供职于教育、科研、卫生等诸多领域；第三种是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离退长休人员。

财政部在2012年出版的最新的《2009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中披露的数据显示，到2009年年底，全国不包括中央的地方财政供养人口为5392.6万人。这些都是有公务员编制或者事业单位编制的体制内人员，除此之外，中国还存在大量的准财政供养人员，包括现有60余万个村委会以及8万余个居委会。村委会和居委会工作人员本身并不属于上述三种人员中的任何一种，既不是公务员也非事业单位人员，但是中国各地的居委会和村委会干部大多参照事业单位管理，由财政发工资。例如北京在2011年给全市2600多个社区大约2万名居委会、社区服务站工作人员提高待遇，使之与事业单位相似，而已经实行多年的大学生村官在很多地方也是参照事业单位管理。

根据全国妇联公开的数据，截至2008年底，全国村委会成员中女性人数50.7万人，所占比例为21．7％，据此可以推断出全国村委会人数大约为234万人；而来自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的数据显示，2007年年底，全国居委会人员总数约41.6万人，全国居委会和村委会总人数约为275万人。加上这部分准财政供养人口，到2009年年底，中国财政实际供养人数超过5700万人。财政供养人员年增超百万

根据财政部国库司编写的《2009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总数接近5400万的财政供养人口中，在职人员3815.24万人，离休退休人员1391.35万人，还有其他人员185.98万人。其中事业单位人员占了大头。按照财政部的分类，事业单位即一般预算财政补助开支的人员为3589.8万人，财政承担其工资的60%～80%，其余由所在单位自行筹集；而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一般预算财政拨款开支的人员为1553.6万人，他们分布在党政群机关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其所需工资和办公经费由财政全额拨付。

还有一类是经费自理的事业单位，其特点是有编制和财政不会给予拨款，但是这些单位有收费权和执法权，人员数量为249.2万人。尽管他们不直接领取财政资金，但同样具备行政或者事业编制，且政府赋予其的收费权和执法权实际上等同于一种税收和财政权力。

从地域分布来看，财政供养人员300万以上的省份共有四个，分别是江苏、山东、河南和广东，其中江苏的财政供养规模独占鳌头，高达503.9万人，几乎占全国的1/10，山东、河南和广东的财政供养人口分别为336万人、358.5万人和314.1万人。

财政供养人口规模处于200万到300万之间的省份也有四个，分别为河北、湖北、湖南和四川，其余省级行政区大部分处于100万到200万人之间，只有8个省市自治区的财政供养人口低于100万，其中北京、上海、重庆的财政供养人口都超过了90万。

中国财政供养规模的问题不仅仅是存量巨大，其加速增长的趋势才是真正令人担忧的地方。从1998年到2009年，中国财政供养规模从3843万人飙升到5393万人，11年间增加了1550万人，年均增加141万人。期间，2007年是一个拐点，当年财政供养人口突然增加了300多万人，增速飙升到7.7%，而此前增速一直控制在4%以内。（2007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详情请见另文《30年机构改革：精简与膨胀的悖论》解读。）

财政供养人口的快速增加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方面是离退长休人员的迅速增加，离休、退休和长休人员从1998年的629万增加到1577万人，平均年增近90万人，占总体财政供养人员增加数量的60%以上。

而且这种趋势将长期持续下去。如果一个大学生从22岁毕业进入体制内的政府机构或者事业单位，到60岁退休，其总共工作时间为38年。现在在职的公职人员3800万人，假设其年龄是平均分布的，可以推测未来每年将新增离退休公职人员100万人。而事实上中国正面临老龄化趋势，这意味着未来公职人员中离退休人员将加速增长。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2007年、2008年和2009三年财政供养的离退长休的公职人员累计增加了317万人，年均100万人以上，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从离退休公职人员占整体财政供养人口的比例也可以看出这一趋势，其所占比例从1998年的16.4%大幅提高到2009年的29.2%，11年间几乎翻番。中国现行的养老体制是双轨制，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由国家财政供养：在筹资方面，个人不用缴费，全部由财政负担；在调整机制方面，退休待遇调整与在职人员工资同步。5400万体制内人员目前的养老金替代率不低于80%，而2008年中国普通职工的养老金替代率，仅为44%，两者相差达36%。对于纳税人来说，这意味着很大一部分税收用来供养近三成“光吃饭不干活”的离退长休公职人员。

财政供养新增人口的另外一个来源是在职人员的增加。中国1998年体制内在职人员3214万人，到2009年时增加到3815万人，增加了600万人，接近20%。这种增长态势以2006年（当年在职人员为3366人万）为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此前的8年间仅增加了150万人左右，此后三年新增450万人。

按此速度，到2012年，中国财政供养人口或已超过6000万。中国“官民比”比肩发达国家

中国财政的供养规模从绝对数额来说冠绝全球。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政府规模已经太大，超出了财政和国民的承受能力；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也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官民比”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并不高，甚至还略低。

衡量政府规模的一个标准是财政供养比，即财政供养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民间称之为“官民比”。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共13.397亿人。两者相比，中国的财政供养比约为1：23.5，即大约23.5个纳税人供养1人。

中国财政供养率在省际之间也有很大差异，如江苏的常住人口约7866万人，其财政供养人口规模为503.9万人，财政供养率为15.6人供养1人。而按照201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超过9400万常住人口的河南省，财政供养率约为26人供养1人，广东为33人供养1人，几乎只有江苏的1/2。从历史上来看，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计算了中国各朝代的人口与官吏之比，西汉时的比率为7945：1；东汉为7464：1；唐朝为2927：1；元朝为2613：1；明朝为2299：1；清末为911：1；改革开放初期为67：1；2005年为26：1。如果和国际横向对比，中国现时的“官民比”从绝对数值来看并不算高。中国财政供养人口与西方的公共部门雇员的概念较为相似，国际劳工组织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2009年不包含军队在内，公共部门的雇员人数为2255.5万人，美国人口总数约为3.12亿人，其供养比例约为14人供养1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公共部门雇员约为524万人，日本人口为1.278亿人，其供养比例为24.4人供养1人；8172.6万人口的德国2009年的公共部门的雇员约为439万人，供养比例约为18.4人供养1人。

据此，一些学者认为，和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相比，中国的财政供养规模并不高。如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朱光磊认为，中国财政供养规模从总量上进行削减是必要的，但是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多，其主要问题是相对过剩和结构性过剩。

但上述进行对比的都是发达国家。2011年，中国人均GDP达到3.5万元人民币，按照平均汇率折算为5432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可以列入“中上等收入国家”。因此，中国财政供养规模是否合适的比较对象，应该是那些处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如果以处于同等水平的“金砖四国”为参照，印度人口12.4亿人，共公共部门的雇员在2005年为1800万人，供养比为69人供养1人，远远低于中国的水平。俄罗斯、巴西的公职人员数分别为1340万人和1056万人，俄罗斯的供养比约为11人供养1人，巴西约为20人供养1人。也有学者认为，衡量政府规模的大小，不仅要看财政供养率，还要从经济指标——公职人数和本国GDP的比例来衡量，从每百万美元GDP供养的财政人口来看，中国的财政供养规模远远大于世界上其他国家。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健认为，发达国家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远多于发展中国家，其“官民比”理应比发展中国家高一些；其人均GDP的水平也远远高于中国，对公职人员的供养能力也高于中国。中国人均GDP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官民比”却与发达国家相当，以至公务员占GDP的比例大大高于发达国家。

按照2009年的数据计算，中国每百万美元GDP的财政供养人口为10.8人，而美、日、德、法和英国每百万美元供养的财政人口分别为：美国1.56人、日本0.95人、德国1.33人、英国2.8人。中国财政供养的负担和规模相当于日本的10倍多、美国的7倍、德国的8倍以及英国的4倍。这表明，中国公务员数量相对国民经济发展而言确实太多了。过多的公务员不仅占用了大量资源、影响了经济建设，而且限制了行政效率的提高。

但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增长较为迅速，当前GDP的增速约为8%左右，而财政供养规模的增速平均在3%左右，GDP增速高于财政供养规模的增速，百万美元GDP供养的公职人员将会逐渐降低。中国财政供养规模的真正问题不仅仅在于人数太多，更在于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高昂，超出了国民所能承受的范围。这也是李克强总理强调要减少财政供养人口的实质所在。

政府开支增速远超GDP 衡量一个政府规模大小是否合适，不仅需要看其绝对数量，而且要看其投入与产出，即投入的行政成本和产出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

中国政府高企的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一向为世人所诟病。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曾经表示，臃肿的机构和数量庞大的行政人员，“把国家的钱都吃光了”。

政治学博士方建文在《中国能否走出帕金森怪圈》中提到，19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运行的显性成本占财政支出的总比重几乎都在10%以上，而且大部分年份增速超过15%，远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长增速。中国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是逐步上升的，1980年占5.43%，1985年占6.51%，1990年占9.83%，1996年高达13.11%。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认为，1995年的行政管理费用比1978年的行政管理支出增长了19倍。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行政事业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普遍低于中国，日本、法国、英国、德国、美国、加拿大大分别为3.62%、6.67%，7.59%，8.83%、9.42%和10.235%。财政部没有公开过中国的行政成本数据，一般认为，财政预算科目中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大概等同于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以2009年为例，地方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的金额为8080亿元，占地方财政总支出61044亿元的13.2%。

除了正式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外，还有隐藏在其他科目中的“三公”消费也是行政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有学者提出了三个3000亿的说法，即公款出国3000亿元、公款招待3000亿元和公务用车3000亿元，并认为中国的行政成本多年来高居世界第一，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远远超过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家。

财政部的官员在一次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曾经表示，对于“三公”消费，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要求财政部采取积极措施。而财政部相关司局共同研究的结论是，三个3000亿元的数据肯定不对，实际比这个小。有地方财政官员对记者表示，财政部官员认为由于是报表统计上来的，“心里也没有底”。

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不仅规模大，而且增速快。对于公职人员的待遇和成本，曾经担任过公职的慢牛资本董事长张化桥发明了一个“科长指数”。他在1986-1989年间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当主任科员（也就是科长），当时每月工资52元，加上副食品补贴和免费的单身宿舍及医疗保障，综合价值大约是每月130元。而到2013年，同样一个科长的综合价值大约是15000元。也就是说，这25年来老百姓供养一名科长的费用，每年大约以20.9%的复合比例增长。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年，前20年的年均通胀率约为7%，第三个10年的年均通胀率仅为2%，整个30年的年均通胀率约为5.5%。扣除通货膨胀之后，一名科长每年消耗的经费以15.4%的速度增长，约为GDP年均增速9.7%的1.5倍。

产出方面，中国公共服务尽管近两年获得不少进步，建立了全覆盖的医保和养老保险体系，但是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都仍然很低。

城市化可以作为衡量一国提供公共服务水平的指标。尽管中国城市化率按照常住人口计算已经达到了2012年的51%的水平，但是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数的比例却只有35%。前后相差的16个百分点之中，蕴含的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不能享受附着在户籍上的、城镇居民独享的福利待遇，包括医疗、住房、义务教育等各方面的公共服务。

换句话说，只有35%的中国人口能够享受较为全面的公共服务，而财政供养率与中国较为接近的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其城镇化率分别为82%、66%和74%。这些国家都采取了有效措施，保障不同区域的公民，包括城市以外的居民均能享有平等的公共服务，其涵盖就业、养老、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公共住房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也让中国望尘莫及。

除了覆盖面之外，中国公共服务的质量和其他国家也难比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曾经合作发布了《中国公共服务报告2006》。该报告认为，中国当前政府公共服务“总体水平偏低、发展不平衡、效率低水平趋同”，对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综合绩效等级”进行的评比结果显示，优秀等级空缺，北京和上海属于良好等级，天津、浙江、广东、江苏位于一般等级，其他省级市则属于不足。“官多兵少”结构性过剩

为什么中国拥有近6000万公职人员，消耗的财政收入比例和绝对数额在全球名列前茅，但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却不尽人意呢？

中共十八大报告在阐述“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时透露了一点端倪。报告要求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减少领导职数，降低行政成本，该提法反映了中国财政供养人口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公职人员结构不合理，“官多兵少”，所以才需要“减少领导职数”。

《中国公务员》杂志刊登过一篇文章，批判公务员构成中的“官多兵少”现象，称个别地区和部门“不按规定程序报批”和“突破规定的规格和职数限额”设置领导和非领导职务，有的县竟出现500多位科级干部，有的乡镇出现一正九副以上的乡镇长，甚至在编制确定、人员不完全到位的情况下，出现了几乎“全员皆官”的现象。

“官多兵少”导致的结果是，真正服务于公众的公职人员少，后勤人员即服务于公职人员这个群体自身的人员太多。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何博传在《山坳上的中国》一书中提到，中国各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约有1/3是后勤服务性的，实为世界所罕见。

复旦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唐亚发现，尽管美国各级政府年度开支占当年GDP的接近一半，但这些财政开支主要用于为纳税人服务的公共安全、医疗保障、社会保险、教育项目和贫困救济等领域，政府雇员的人头费和日常管理费用支出比例却较低；而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人头费和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例非常高，用于普通公民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财政支出的比例却较低，应该增加提供公共服务的医疗卫生、教师和警察等人员的数量。中国财政供养人员的结构性过剩问题由来已久，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朱光磊归纳为“三多三少”：政工干部比较多、从事机关内部服务的后勤人员和工勤人员较多，而现代政府管理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财税、社会保障和各种权利保障工作的部门和人员则很少。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学部副主任马庆钰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目前公职队伍主要的问题是岗位配比不合理：一线窗口人员太少，而后台人员过多。他建议借鉴成熟国家的经验，将两者比例最少控制到**开，即一线窗口不少于60%。

第二篇：中国财政供养规模调查

中国财政供养规模报告

□记者 熊剑锋

3月17日，李克强作为新一届政府总理第一次与媒体和公众会面，畅谈未来的施政方针。在谈及未来财政收支时李克强表示，未来财政再保持高速增长的收入态势不大可能了，但是民生支出是刚性的，不能减，只能增，那就需要削减政府的开支，愿意约法三章，本届政府内，一是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三是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这三条中央政府要带头做起，一级做给一级看。

财政供养规模的话题再次成为公众议题，5400万体制内人员

中国纳税人到底养了多少公职人员？

在网络上流传颇广的是这样一个数据，2008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布，全国少数民族干部数量为２９１．５万人，占干部队伍总数的７．４％，网友据此推断出全国共有干部3940万人。

但问题在于，这里使用的“干部”的概念和“公务员”“官员”等诸多概念和李克强所提的财政供养人口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规模问题一直是学界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但在此问题往往出现官方和学界各说各话的境地，如官方宣称中国官员只有一千余万人，而学界最多宣城中国有七千多万的吃皇粮者，其原因就在于各自采用了不同的统计口径。

现在在见于公开媒体讨论上的关于此问题常见的概念包括：官员数量、公务员的数量、干部数量、政府雇员以及财政供养人口等。

这些概念按照划分的标注你和口径大概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最狭窄的党政机关的公务员数量，第二种是财政供养人口，第三种是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由财政供养的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

其中第一种和第三种的差别较大。根据记者的搜索和查询，关于公务员数量数据都很多，不过大多是过时的数据。根据财政部2011年出版的内部资料《2007年地方财政统计数据》披露，截止到2007年年底，第一种口径的全国党政群机关的人数为1355万人，其中在职的约为976万人，离退休和其他人员约为379万人。

第三种口径是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所提出的的“七类人”，除了党政群机关公务员外，党政群机关中的准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不列入预算自己收费供养的政府机构和执法人员、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中大量行政级别的公务员性质的官员、县乡村中大量由罚款和收费供养的非编制管理人员（大约两千万）以及由财政供养的行政和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这些由财政供养的“官”总数超过了7000万人。

而此次李克强约法三章中的财政供养人口的的提法实际上为此争论盖棺定论，采用第二中口径也就是财政供养人员的口径来衡量政府的规模。从纳税人负担的角度来说，采用财政供养规模的口径来衡量一国政府规模的大小无疑也是更为合理的一种选择，所谓财政供养人口，是指由财政来支付个人收入以及办公费用的人员。在中国财政供养人员主要由三部分组成:首先是党政群机关人员, 主要供职于党委、人大、政府、政法机关、政协、民主党派及群众团体等机构；其次是各类事业单位人员, 供职于教育、科研、卫生等诸多领域;第三种是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离退长休人员。

根据财政部在2012年出版的最新的《2009年的地方财政统计资料》中披露的数据显示，到2009年年底，全国不包括中央的地方财政供养人口为为5392.6万人。

这接近5400万的财政供养人口都是有公务员编制或者事业单位编制的体制内人员，除此之外，中国还存在大量的准财政供养人员，包括现有60余万个村委会以及8万余个居委会。

村委会和居委会工作人员本身并不属于上述三种人员中的任何一种，既不是公务员也非事业单位人员，但是中国各地的居委会和村委会干部大多参照事业单位管理，由财政发工资。

例如北京在2011年给全市2600多个社区大约2万名居委会、社区服务站工作人员提高待遇，提高后的待遇与事业单位相似，而已经实行多年的大学生村官在很多地方也是参照事业单位管理。

根据全国妇联公开的数据，截至2008年底，全国村委会成员中女性人数50.7万人，所占比例为21．7％，据此可以推断出全国村委会人数大约为234万人，而来自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的数据显示，到2007年年底，全国居委会人员总数约为41.6万人，全国居委会和村委会总人数约为275万人。

年增百万

根据财政部国库司编写的地方《2009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在财政部统计的接近5400万财政供养人口中，其中在职人员3815.24万人，离休退休人员1391.35万人，还有其他人员185.98万人。（图一）

在财政供养的人员中，事业单位人员占了大头。按照财政部的分类，在5392.6万财政供养人口中，事业单位即一般预算财政补助开支的人员为3589.8万人，这一类即为财政补助开支的事业单位，财政承担该单位工资的60%~80%，其余由该单位自行筹集。

公务员和参公管理的一般预算财政拨款开支的人员为1553.6万人，所谓一般预算财政拨款开支单位，就是公务员所在的党政群机关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其所需工资和办公经费由财政全额拨付。

还有一类是所谓的经费自理的事业单位，这类事业单位的特点是有编制和财政不会给予拨款，但是这些单位有收费权和执法权，这类单位的人员数量为249.2万人。尽管这类事业单位不直接领取财政资金，但这类单位同样具备行政或者事业编制，且政府赋予其的收费权和执法权实际上等同于一种税收和财政权力。（图二）

从各省来看来看，财政供养人员300万以上的省份共有四个省份，分别是江苏、山东、河南和广东，其中江苏的供养人员的规模独占鳌头，高达503.9万人，几乎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山东河南和广东的财政供养人口分别为336万、358.5万人和314.1万人。

财政供养人口规模处于200万到300万之间的省份也有四个，分别为河北湖北湖南和四川，其余的大部分处于100万到200万之间，只有8个省份的财政供养人口低于100万，而这8个省份中北京和上海重庆的财政供养人口都超过了90万。（图三）

问题不仅仅是其现存规模巨大，中国财政供养规模加速增长的趋势才是真正令人担忧的地方。（图四）

从1998年到2009年，中国财政供养的规模从3843万人飙升到2009年的5393万人，11年间中国财政供养的人口规模增加了1550万人，年均增加141万人。

财政供养人口的快速增加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方面是离退长休人员的迅速增加，离休退休和长休人员从1998年的629万增加到1577万，增加了1.5倍多，累计增加了948万人，平均每年增加接近90万人。离退休人员增加的数量占总体财政供养人员增加数量的60%以上。

而且这种趋势将长期持续下去，现在在职的公职人员3800万人，如果一个大学生从22岁毕业进入体制内的政府机构或者事业单位，到60岁退休，其总共工作时间为38年。

为了计算简单，假设现存的公务员年龄是平均分布的，可推测，未来每年新增的离退休公职人员将增加一百万以上，而事实上是中国正面临老龄化的趋势，现存人口的年龄结构是老年人较多，年轻人较少，这意味着未来公职人员中离退休人员将加速增长。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2007年、2008年和2009三年财政供养的离退长休的公职人员累计增加了317万，年均百万以上，呈现加速增长的态势。

从离退休公职人员占整体财政供养人口的比例也可以看出这一趋势，其所占比例从1998年的16.4%大幅提高到2009年的29.2%，11年期间所占的比例几乎翻番。

中国现行的养老体制是双轨制，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由国家财政供养，而企业职工则是参加养老保险体系，自己缴纳养老金，退休之后领取养老金。对于纳税人来说，这意味着很大一部分财政资金和税收用来供养近三成“光吃饭不干活”的离退长休公职人员。

中国公职人员养老金制度的特点包括，在筹资方面，个人不用缴费，全部由财政负担，在调整机制方面，退休待遇调整与在职人员工资同步。5400万体制内人员目前的养老金替代率不低于80%，而2008年中国普通职工的养老金替代率，仅为44%，两者相差达36%。这一点有制度保障，2006年人事部、财政部《关于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计发离退休费等问题的实施办法》，工作满20年以上的公务员，退休后收入至少按照退休前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的80%计发。

财政供养新增人口的另外一个来源是在职人员的增加。有学者曾为中国财政供养规模快速增加辩解称，主要是由于离退长休人员增加，在职人员增量有限。

但实际上在职人员的增量也很惊人，1998年在职人员3214万人，到2009年时在职人员增加到3815万人，增加了600万人，增加了接近百分之二十。

在职人员的增加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6年之前，2006年在职人员仅为3366人，8年间在职人员仅增加了150万人左右，从2006年到2009年间，三年增加了450万在职人员。

从总人数的增长也可以看到，2007年是一个拐点，在此前财政供养规模的增速已经稳定在2%左右，而2007年一年间突然增加了300多万财政供养人口，当年财政供养人口的增速飙升到7.7%，2007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详情见另文《》。

臃肿？

加上超过270万的准财政供养的居委会和村委会人员，到2009年年底，中国财政实际供养人数超过5700万人，从绝对数额来说中国财政供养规模冠绝全球，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政府规模已经太大，超出了财政和国民的承受能力，也有学者认为，由于中国也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官民比”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比起来并不高，甚至还略低，那么这一规模的财政供养人口是否正常呢？

衡量政府规模的一个标准是财政供养比，即财政供养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民间称之为“官民比”。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共13.397亿人。两者相比，中国的财政供养比约为1:23.5，即大约23.5个纳税人供养1人。

中国财政供养率在省际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如江苏的常驻人口在时约为7866万人，其财政供养人口规模为503.9万人，财政供养率为15.6人供养1人。而人口大省河南的财政供养率就更低一些，按照201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超过9400万常住人口的河南财政供养率约为26人供养1人，而广东这一数据为33人供养1人，广东的财政供养比几乎只有江苏的二分之一。

从历史上来看，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计算了中国各朝代的人口与官吏之比, 西汉时的比率为7945：1;东汉为7464：1;唐朝为2927：1;元朝为2613：1;明朝为2299：1;清末为911：1;改革开放初期为67：1;2005年为26：1 从绝对数值来看，这一数据和国际横向对比并不算高。中国财政供养人口与西方的公共部门雇员的概念较为相似，国际劳工组织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2009年不包含军队在内的公共部门雇员的人数为2255.5万人，美国人口总数约为3.12亿人，其供养比例约为14人供养一人。

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公共部门的雇员约为524万人，日本人口为1.278亿人，其供养比例为24.4人供养一人；8172.6万人的德国2009年的公共部门的雇员约为439万人，供养比例约为18.4人供养一人。

据此，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财政供养规模并不高，如南开大学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朱磊认为，中国财政供养规模从总量上进行削减是必要的，但是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多，中国财政供养人口的问题是相对过剩和结构性过剩。也有学者认为，和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相比，中国的财政供养规模人口绝对数额并不多，中国财政供养人口的问题在于其结构。

但上述进行对比的都是发达国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财政供养规模合适的比较对象应该是那些于中国处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计算人均GDP，2011年，中国人均GDP达到3.5万元人民币，按照平均汇率折算，中国人均GDP达5432美元。根据世界银行2011年的标准，中国已被列入“中上等收入国家”。

如果选取国土面积都较大，人口也较多金砖四国进行对比，经常被拿来于中国作比较的印度的公共部门的雇员在2005年的数据为1800万人，印度人口12.4亿人，其供养比为69人供养一人，远远低于中国的水平。俄罗斯、巴西的公职人员数分别为1340万和1056万人，俄罗斯的供养比约为11人供养1人，巴西的供养比约为20人供养一人。

也有学者认为，衡量政府规模的大小，不仅要看财政供养率，还要从经济指标——公职人数和本国GDP的比例来衡量，从每百万美元GDP供养的财政人口来看，中国的财政供养规模远远大于世界上其他国家。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健认为，发达国家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远多于发展中国家，其“官民比”理应比发展中国家高一些。其人均GDP的水平也远远高于中国，对公职人员的供养能力也高于中国。中国人均GDP更是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官民比”却与发达国家相当，以至公务员占GDP的比例大大高于发达国家。这表明，我国公务员数量相对国民经济发展而言确实太多了。过多的公务员不仅占用了大量资源、影响了经济建设，而且限制了行政效率的提高。

按照2009年的数据计算，中国的每百万美元的财政供养人口为10.8人，而美、日、德、法和英国的每百万美元供养的财政人口分别为美国1.56人/百万美元、日本 0.95人/百万美元、德国1.33人/百万美元，英国2.8人/百万美元。中国财政供养的负担和规模相当于日本的十倍多、美国的七倍、德国的八倍以及英国的四倍。

但由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较为迅速，且GDP的增速高于财政供养规模的增速，当前GDP的增速约为8%左右，而财政供养规模的增速平均在3%左右，百万美元GDP供养的公职人员这一数据也会逐渐降低。

中国财政供养规模的真正问题不仅仅在于人数太多，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高昂，超出了国民所能承受的范围，这也是李克强总理强调要减少财政供养人口的实质所在。

成本高昂

衡量一个政府规模大小是否合适，不仅需要看其绝对数量，而且要看其投入与产出，即投入的行政成本和产出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

中国政府高企的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一向为世人所诟病，曾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曾经表示，臃肿的机构和数量庞大的行政人员，“把国家的钱都吃光了”。

政治学博士方建文在《中国能否走出帕金森怪圈》中提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运行的显性成本占财政支出的总比重几乎都在10%以上，1993年高达15.68%，大部分年份都是以15%以上的速度增长，远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速。周文静提出，中国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是逐步上升的，1980年占5.43%，1985年占6.51%，1990年占9.83%，1996年高达13.11%。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认为，1995年的行政管理费用比1978年的行政管理支出增长了19倍。

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行政事业经费占财政指出的比重普遍远远低于中国，日本、法国、英国、德国、美国、加拿大大分别为3.62%、6.67%，7.59%，8.83%、9.42%和10.235.财政部没有公开过中国的行政成本数据，一般认为，财政预算科目中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大概等同于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以2009年为例，地方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的金额为8080亿元，占地方财政总支出61044亿元的13.2%。

除了正式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外，还有隐藏在其他科目中的三公消费也是行政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有学者提出了三个3000亿的说法，即公款出国3000亿、公款招待3000亿和公务用车3000亿元，并认为中国的行政成本多年来高居世界第一，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远远超过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家。

财政部的官员在一次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曾经表示，对于这些状况，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要求财政部采取积极措施，财政部相关司局共同研究的结论是，三个3000亿元的数据肯定不对，实际比这个小。有地方财政官员对记者表示，财政部官员认为由于是报表统计上来的，“心里也没有底”。

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不仅规模大，而且增速快。对于公职人员的待遇和成本，曾经担任过公职的慢牛资本董事长张化桥发明了一个“科长指数”。

张化桥在1986年到1989年间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当主任科员（也就是科长），当时每月工资是52元，加上副食品补贴和免费的单身宿舍及医疗保障，综合价值大约是每月130元。

现在2013年，同样一个科长的综合价值大约15000元。也就是说，这25年来老百姓供养一名科长的费用，每年大约以20.9%的复合比例增长。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三十年，前二十年的年均通胀率约为7%，第三个十年的年均通胀率仅为2%，整个三十年的年均通胀率约为5.5%，扣除通货膨胀之后，一名科长每年消耗的经费以15.4%的速度增长，约为9.7%的年均GDP增速的1.5倍。

产出方面，中国公共服务尽管近两年获得不少进步，建立了全覆盖的医保和养老保险体系，但是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都还很低。

城市化可以作为衡量一国提供公共服务水平的指标。尽管中国城市化率按照常住人口计算已经达到了2012年的51%的水平，但是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数的比例却只有35%。前后相差的16个百分点之中，蕴含的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不能享受附着在户籍上的、城镇居民独享的福利待遇、医疗、住房、义务教育等各方面的公共服务。

换句话说，只有35%的中国人口能够享受较为全面的公共服务，而财政供养率与中国较为接近的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城镇化率为美国82%，日本66%和德国的74%。此外这些城市以外的居民也能享受和城市居民同样的公共服务。这些国家都采取了有效的措施，保障不同区域的公民享有平等的公共服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曾经合作发布了《中国公共服务报告2006》。该报告认为，国当前政府公共服务整体呈现出“总体水平偏低、发展不平衡、效率低水平趋同”。对“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综合绩效等级”进行的评比结果显示，优秀等级空缺，北京和上海属于良好等级，天津、浙江、广东、江苏位于一般等级，其他省级市则属于不足

除了覆盖面之外，中国和其他国家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也不可同日而语。西方国家从最早的失业救济逐步发展成为涵盖就业、养老、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公共住房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而目前中国覆盖面最广的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的保证水平都很低。

结构过剩和功能短缺

为什么中国拥有近6000万公职人员，消耗的财政收入比例和绝对数额在全球也名列前茅，但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却不尽人意呢？

十八大报告在阐述“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时的要求中透露一点端倪，报告要求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减少领导职数，降低行政成本。实际上该提法已经反映了中国财政供养人口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公职人员结构不合理，一方面是“官多兵少”，所以十八大报告才会明确要求“减少领导职数”。

《中国公务员》杂志刊登的一篇名为《采取措施,严格控制各级公务员职务的规格数量》的文章对这种官多兵少的现象进行了批判：“个别地区和部门‘不按规定程序报批’和‘突破规定的规格和职数限额’设置领导和非领导职务的问题。

文章写道，这种现象的主要表现是：个别部门不按编制部门核定的职数设置领导职务，甚至擅自增加领导职务数，并以此为依据设置非领导职务职数；有的超规格配备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有的非领导职务设置超过了首次配备规定的比例限额，在编制确定、人员不完全到位的情况下，出现了几乎“全员皆官”的现象。有的县在公务员过渡中竟出现500多位科级干部，有的乡镇出现一正九副以上的乡镇长。

另外一方面，真正服务于公众的公职人员少，后勤人员即服务于公职人员这个群体自身的人员太多。何傅传在《山坳里的中国》中提到，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各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约有三分之一是后倾服务性的，实为世界所罕见。

复旦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唐亚林认为，中国政府机构的“公共服务人员”不是多了，而是大大的少了，需要大大的增加，唐亚林发现，尽管美国各级政府开支占当年GDP的接近一半，但这些财政开支主要用于为纳税人服务的公共安全、医疗保障、社会保险、教育项目和贫困救济等领域，政府雇员的人头费和日常管理费用支出比例却较低。

而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人头费和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例非常高，用于普通公民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财政支出的比例却较低，应该增加提供公共服务的医疗卫生、教师、和警察等人员的数量。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学部副主任马庆钰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目前主要的问题是这个队伍的岗位配比不合理。主要是一线窗口人员少，而后台人员多了。应当借鉴管理经验成熟的一些国家的经验，增加做执行做服务的人员比例，这个比例最少也应当是**开，即一线窗口不少于60%。

中国财政供养人口一方面绝对数额很大，但是另外一方面，学者在政府实际运行过程中发现，中国公职人员在公共管理和服务、社会保障、市政建设和管理等方面的人员还不足，这在抗击非典斗争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南开大学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朱光磊认为，中国财政供养人员存在结构性过剩。中国各级政府大多设有相同的职能部门，存在重叠现象，即所谓职责同构，各级政府讲究上下对口，每一级政府都保持相同的机构，每一个机构都希望从下一级政府找到自己的腿。

比如军事问题，中央有军委和国防部，各级地方对应设立武装部，本来只要中央负责的事情，硬要将地方政府也牵扯进来，再比如外事问题，中央有外交部的统一领导，各级对口设立外事办，但地方没有外交权，什么都由中央决定，地方外事部门官员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工作，明显存在人员浪费。还有一些明明没有畜牧业也不可能发展畜牧的市县也要设立畜牧局。

对比西方国家，如英国，美国，其不同级别政府的职责构成，基本上每一级政府只管特定的事情，事权划分清晰，各自负责，谁决策谁执行，谁管的事情出了问题就找谁负责，不会到别的层级去推卸责任。

朱光磊发现，中国财政供养人员存在“三多三少”，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用于管理“产品”的各种经济管理的部门多，政工干部比较多以及从事机关内部服务的后勤人员和工勤人员较多，而现代政府管理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财税、社会保障和各种权利保障工作的部门和人员则很少。

图一

图二

图三

第三篇：凤凰周刊：1949 中国知识分子的抉择

凤凰周刊：1949 中国知识分子的抉择

2008年10月08日 12:16凤凰周刊

文/特约撰稿员周为筠

蒋家王朝在1949年仓惶败逃时，带走了故宫的古董字画、国库的金条珠宝，也带走了“光复大陆”的幻想。但是最为无价的是，其“抢救”走了胡适、傅斯年、罗家伦……这些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知识分子。正是这些知识分子，在风雨飘摇之际，在偏安一隅的孤岛上，让中国文化一脉相传。

“抢救大陆学人”

对于生逢鼎革的知识分子来说，1949年是短暂而漫长的一年。这一年在政治军事大幕背后，有悲欢离合的社会生活，有人生十字路口的彷徨踯躅。在这个改朝换代的易辙之时，他们注定要进行一次地震般的分化与聚合。因为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的命运不可避免地与云谲波诡的政治粘合在了一起，国共两党的历史和纷争无情地影响了他们的选择，透显出时代是如何摆布个人命运的。当时整个知识界都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是留在大陆，还是东渡台湾？

蒋家王朝在1949年仓惶败逃时，带走了故宫的古董字画、国库的金条珠宝，带走了“光复大陆”的幻想。但是蒋介石盘算着日后大业，退守也总是需要一些知识分子来支撑门面，更何况将这些大科学家、大学者留给共产党，无疑是助长赤焰，他于是开始了对一些知识分子的争取工作。

蒋介石倚重傅斯年与朱家骅负责“抢救大陆学人”。在具体执行上由傅斯年、陈雪屏与蒋经国三人组成小组，他们磋商谋划细节办法，来“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这样就出现了国民党在败离大陆前的“抢救大陆学人”那一幕，这与蒋介石在经济上抢运国库储存的黄金美钞比肩并行，为国民党日后在台湾经济文化的复苏打下基矗

计划中有四种人必须“抢救”送赴台湾：各院、校、会负责首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须离开大陆者；在学术上有贡献者。很快傅斯年、陈雪屏和蒋经国商议拟定了需要“抢救”的名单，这份名单几乎是清一色的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在第一份名单里，院校负责人当中，包括汤用彤、饶宗泰等，因政治原因抢救的如毛子水等，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如杨振声、罗常培等，而胡适自然是抢救的首选和重点。

1948年12月初，陈雪屏奉命由南京飞北平，召集梅贻琦、胡适等北大清华校长教授开会，商讨“抢救学人”实施办法。蒋介石亲自下手谕派飞机冒着解放军的炮火飞抵北平，至北平南苑机场随时待命，被“抢救者”可以即时登机南飞。但在这次沉闷的会议上，在座各位相顾无言不置可否。

这段时间共产党方面开始争取胡适，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大校长和北平图书馆馆长。北大一些同仁听了，都饶有兴趣地静观胡适的反应，胡适却异常平静，只微笑着说了句：“他们要我吗？”

胡适嘱托邓广铭找到陈寅恪，问其是否愿意一起南飞，陈寅恪干脆地回答说跟胡先生一起走心安理得。胡适临走时赠给北大同仁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1948年12月14日，飞机在北平等候大学教授时，郑天挺觉得不大好办，决定公开此次计划，使要离北平的人去登记。15日傍晚18时半，胡适与陈寅恪乘坐的飞机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同机者尚有北大清华的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张佛泉等著名教授。

1948年12月21日，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同机到达南京的还有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等24位教授。梅贻琦一下飞机就抱怨“市内新机场跑道太软，只能载重三千磅”云云，似为不能多载几人而惋惜。

其实当此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下，咨询消息不再畅通，抢救也变了调子。原来信心满满地以为还会有许多名教授忠于党国，大义凛然地飞回南京，结果竟让人大失所望，飞机上下来了许多不相干的人。原来飞机上有不少空位，连袁同礼的老妈子也跟来了。而“抢救”名单上有的人却转向进步而不愿同国民党同流合污，甚至有天派了5架飞机到机场，却应者寥寥。反而有些家在南方的讲师助教们赶上了这次难得的机会。蒋介石懊恼不已，不得不停止了飞机“抢救”。

当然也有很多不在“抢救”之列，却执意要走的，钱穆就是其中代表。在钱穆的眼里，这场政权的更迭不仅有“亡国”的问题，更有“亡天下”的意味，因为马列主义是西方理论，与他信仰的民族文化冲突颇多，他不可能转变立嘲改造思想”。在去上海看望老师吕思勉时，老师劝钱穆留下来教书，钱穆坦言，若留下来虽无刀镬之刑，但须革新洗面重新做人，这与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管窥和主张有所不同，所以他是万万做不到的。

这些离开的知识分子，大多原本就不理解人民革命，或曾坚持过“反共”立场，他们或是直接担任过国民党军政要职，或是思想文化立场不认同新政权。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中，已隐隐预感到将是新时代中被改造抛弃的对象，反复权衡种种利弊之后，带着生命个体的彷徨与恐惧，无奈地背井离乡。

父母之邦，不可弃也！走的知识分子毕竟是少数，大多数还是选择留下。他们之所以留下来，或是深深眷恋着这片土地，或是对国民党统治由失望到彻底绝望，或是对共产党人印象颇好，或是他们心中对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有种期望。但归根结底，他们都满怀着对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无法自拔的爱，都怀抱着对国计民生的殷切关怀。这段短暂而漫长的选择，他们有茫然无助，有不安焦虑，但更多的还是希望。

清华教授冯友兰没有走，他毅然地肩负起“护校”的重任，把一个完整的清华交给了新政权。这个曾两度加入国民党的著名哲学家不走，是因为他觉得不管哪一个党执政，只要能把中国搞好都拥护。他自言“我之所以在解放时没有走，主要是由于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失望，并不是由于对共产党的欢迎”。

北大文学院长汤用彤没有走，胡适离开后曾写信劝其南下，并派人送来两张机票，汤用彤不为所动。此时北大各院系群龙无首，尽管汤用彤不善管理，然而众望所归之下，他义无反顾地挑起重任，担当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领导北大迎接新中国。

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决心留下，胡适邀他同机飞走时被他断然拒绝。陈垣在致胡适的公开信中说：“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地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陈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的社会，我知道新力量已经成长”

而此时在广州的熊十力也没有走，他不想在老迈之年做一个流亡之士。熊十力是无党无派的读书人，所以并不在乎是谁的天下。当年王夫之钻进山洞都能为往圣继绝学，难道他就不能？熊十力不愿意效法朱舜水，他要做王夫之。熊十力自然也希望得意弟子能留下来，陪他一起继往开来。但他的三大弟子徐复观、牟宗

三、唐君毅终究因和老师理念不同而分道扬镳。熊十力在中共高层盛邀下颇为风光地北上，三大弟子则仓惶出走。

陈寅恪被“抢救”后终究也没有走，因为他觉得胡适是因政治上的原因非走不可，而他于政治却是绝缘的，所以他最终选择栖居岭南度过余生。而他的好友吴宓则西行入川，站在重庆北碚民众队伍中欢迎解放，他再三地说：“我不愿逃到台湾去，依附美国。„父母之邦，不可弃也！‟”

当时为“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士”而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太多。比如张伯苓、张元济、竺可桢、储安平、罗隆基等，都是大名鼎鼎的社会贤达。文学艺术界留下的人更多，沈从文、老舍、巴金等。新闻界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比如王芸生、徐铸成、赵超构、陈铭德和邓季惺夫妇等几乎都是从香港北上，迎接新政权。大多数知识分子像胡风一样，站在广场上放歌《时间开始了》，新时代的来临激荡着他们每个人的心灵。据后来统计，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有60余位留下了，各个研究所除了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比较完整地迁台，其他几个只有小部分人与仪器迁台，如数学所等。

最终或走或留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分水岭，他们的选择亦成了新中国初建时一道抢眼的风景线。所谓最终，是因为对于想走的人来说，这是最后的机会；而对决定留下的人来说，无疑亦是新生活的开始。无论是走是留，个人命运都将由此而大不相同，或漂泊孤寂，或坎坷磨难

自此天涯各西东

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那篇著名的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在文章中毛泽东提到：“为了侵略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百万区别于旧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这里毛泽东对胡适、傅斯年、钱穆这三人进行了点名抨击。

对于那些帝国主义“不能控制”，走到帝国主义反面的大小知识分子的留下，毛泽东是欢迎之至的，但原则上必须对他们进行彻底的改造。紧接着中共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校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进行思想改造工作。于是一场如火如荼的知识分子改造进入高潮。在一次北大师生召开“控诉会”时，汤用彤、杨振声、俞平伯等纷纷表示膺服马列主义，批判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

1949年11月，朱光潜这个去年9月曾和毛子水、张佛泉等16位知识分子联名发表《中国的出路》的名教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自我检讨》，对自己前半生作了全面的否定。

而巴金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发言题目为《我是来学习的》。巴金这样赫赫有名的作家尚且如此，其他人又怎能不怀有心灵深处的自卑呢？被停掉教职的沈从文甚至几次企图自杀而未遂，最后被发配到历史博物馆钻故纸堆。

冯友兰、汤用彤、陈垣、金岳霖等，这些留下来的大大小小知识分子都以改造对象的身份公开发表自我批判的文字。他们对自己过去所受的教育、所作出的成就进行全面的否定，极尽自我糟蹋之能事。

此后几十年内，知识界一片乌烟瘴气，学术研究被扣上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的帽子，学术研究活动一直处于“失语”状态。而这些知识分子自然不能幸免被抛弃、被批判、被侮辱的命运。有的人或许能逃过“反右”一劫，但几乎无人逃过“文革”，等待他们的是“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牛鬼蛇神”的帽子，是被抄家、揪斗、游街

“文革”中，风烛残年的熊十力穿着一件长衫，独自一人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目盲脚膑的陈寅恪自言“譬如在死囚牢中”，被扫地出门后泪尽泣血而逝。吴宓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现行反革命，受尽迫害至死

刘献廷评王夫之说：“其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发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耳。”在大陆轰轰烈烈开展知识分子改造、“反右”、“文革”这些政治运动时，我们不能不发出同样的感慨，然后目光转向那些远走的知识分子。

至于那些曾被“抢救”的知识分子，大多都顺利转移到台湾，有的去了香港、美国、东南亚等地，有的晚年才辗转去了台湾。他们政治上或多或少都倾向于国民党，有一些人还是蒋介石的座上宾，曾为后来的“戡乱治国”出谋划策。

不过台湾那么多年的“戡乱”时期，这些知识分子也没少受迫害和压制。胡适在孤岛上屡受围攻；《自由中国》惨遭查封，雷震被投进监狱；殷海光和弟子李敖、陈鼓应们“越轨”行为或遭受牢狱之灾，或被变相“封喉”

但这些远走的知识分子怀着花果飘零的精神，始终保持着对学术研究的兴趣，几十年如一日沉潜于学问，或整理国故，或阐发宏论，继承传统，发扬学术，卓有建树。傅斯年把北大的自由主义校风带到台湾大学，把其办成台湾最高学府与学术中心；钱穆“千斤担子两肩挑”，在香港白手起家创办了新亚书院；徐复观、牟宗

三、唐君毅师兄弟为民族文脉传承续写春秋，均成著作等身的一代大儒

他们在孤岛上保住了学术的一脉，带出一批批衣钵传人，使得台湾学界几乎独占西方学界与中国交流的唯一孔道与资源。等到大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看世界时，首先看到的是捷足先登的台湾学人。林毓生、余英时、杜维明等成为大陆学人与西方学术界尤其是汉学界最初交往的桥梁，而且是一座难以绕过的桥梁。

如此看来，这些知识分子在1949年的抉择，无论是留下还是离去，都有各自所遵循和捍卫的人生宗旨，是幸运或不幸，也许真是无可厚非的，只能让后人空发几声唏嘘与叹息。

第四篇：规模养羊防疫技术要点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羊肉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养羊已成为农民致富的好门路。针对我市规模羊场防疫存在的问题，现就规模羊场防疫技术谈谈自己的看法，仅供参考。

规模羊场选址要远离交通要道、远离村庄，选择背风向阳、地势较高的地方，同时又要交通便利，水电供应方便，远离各种动物饲养场及畜产品加工厂。

定期用消毒药进行消毒，以杀灭环境中细菌和病毒，减少寄生虫，预防疾病的发生。要建立定期消毒的制度。首先大门口要设立消毒池，要经常保持有效的消毒药水；其次在正常情况下每周消毒一次，疫病发生时每周消毒三次；消毒药可用生石灰、烧碱、有机氯制剂、络合碘、季铵盐类等消毒药，对不同的场所进行消毒。具体消毒程序：清除场内各种污物，用流水把场内冲洗干净，再用消毒药喷洒消毒以保证消毒质量。

寄生虫是危害养羊业的重要疾病，目前在我市发生羊的寄生虫主要有螨虫、绦虫、胃肠道线虫、肝片吸虫等。定期进行驱虫，一般每季度进行一次，最好是丙硫咪唑和伊维菌素同时使用。具体用法：内服丙硫咪唑每公斤体重15毫克，同时用0.1％伊维菌素注射液每公斤体重0.2毫升肌注，这样联合用药对上述寄生虫都有较好的作用。

规模羊场尤其是种羊场要定期对结核菌病、布鲁氏杆菌病进行检疫监测，至少是一年一次。及时发现阳性羊并进行扑杀处理，这既是保障羊群健康的需要，又是保障畜产品安全的需要。

使用疫（菌）苗对羊群进行有计划的预防接种，是提高羊群对相应疫病的抵抗力，预防疫病发生的关键。目前在我市要做好羊痘、羊魏氏梭菌病、羊口蹄疫等的免疫接种工作，并及时进行补防。具体程序：山羊痘疫苗用于各日龄，用生理盐水稀释，每只羊尾根内侧皮内注射0.5毫升；羊“o”型口蹄疫疫苗4-24月龄肌注0.5-1毫升，24月龄以上肌注2毫升，每年春秋各注射一次；羊魏巴二联苗用于2月龄以上，每只肌注3亳。

第五篇：中国教师报《文化周刊》最新征稿启事

《文化周刊》最新征稿启事

各位亲爱的老师：

新的一年，中国教师报《文化周刊》调整了栏目设置，将继续向各位老师征集相关稿件，感谢您的支持，期待您的精彩——

【上下求索】

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文学、哲学、史学等领域的学术性文章。

【负暄琐话】

由古典文学或传统文艺形式生发而出的散文随笔，注重文学品位。

【如切如磋】

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某一个细节切入，进行探讨和争鸣。

【学而时习】

分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教育教学中的思考和实施。

【以文化人】

分享关于校园文化建设的方法理论和实践经验。

【人生边上】

情感真挚、内容流畅的散文，内容包括人生感悟、生活故事、旅游随笔、读书分享等。

【诗苑】

刊登一线教师或学生的古典诗词、对联等作品。

【画廊】

刊登一线教师的书法和绘画等作品。

投稿方式：请用“栏目+题目”（比如，上下求索—论语中的“仁”）作为邮件标题，文章请以附件的方式发送，内文请注明作者姓名、单位、地址、电话、QQ、微信、个人简介等信息。

投稿邮箱：2606193792@qq.com（请以附件方式发送至投稿邮箱，不要直接粘贴文字，也不要通过QQ传送文件）

投稿要求：除“诗苑”和“画廊”外，文章字数在1000-1500字之间。稿件原创，不得抄袭，未曾在其他刊物发表。学校和教师在传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具体经验和疑难问题，也欢迎与我们分享。

注意事项：

·本刊要求原创作品，凡有抄袭现象发生，该作者作品将不再录用。

·已在其他报刊发表的作品，恕不再刊登。

·您向本邮箱投寄稿件，默认授予编辑修改稿件、将稿件刊登于《中国教师报》、推送至微信平台等权利。

·审稿期为两个月，如两个月无回复的作品，作者可另投他处。

·稿件正式刊登后，将给作者寄出样报和相应稿酬。

————————————————————————————————

● 我的QQ号：2606193792，老师们可以加我的QQ，有机会多交流。

● 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老师可加入“中国教师报传统文化群”：273405606；其他老师可加入“中国教师报作者群”：578709921；也欢迎推荐其他老师加入。

● “教师文学”是“文化周刊”公众号，定期推送教师文学作品，欢迎微信搜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