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财政改革路在何方
中国财政改革路在何方?
1概念 财政是一门公共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国家的收入与支出。目的是增加收入,避免财政赤字。财政从实际意义来讲,是指国家(或政府)的一个经济部门,即财政部门,它是国家(或政府)的一个综合性部门,通过其收支活动筹集和供给经费和资金,保证实现国家(或政府)的职能。从经济学的意义来理解,财政是一个经济范畴,财政作为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行为,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满足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动,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公平分配及经济稳定和发展的目标
2财政在维护主权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功能:经济建设,加强国防建设,社会保障,调节收入与分配。增加科教文卫投入,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调节资源配置,促进经济机构的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职能
经济稳定与发展
经济稳定包含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多重含义。发展是通过物质生产的不断增长来全面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基本需要。财政实现稳定和发展职能的机制和主要手段有:
(1)经济稳定的目标集中体现为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大体平衡。(2)在财政实践中,可以通过一种制度性安排,发挥某种“自动”稳定作用。(3)政府通过投资补贴和税收等多方面安排,加快公共设施的发展,消除经济增长的瓶颈,并支持第三产业的兴起,加快产业结构的转换,保证国民经济稳定与调整发展的最优结合。(4)财政就切实保证前面提到的那些非生产性的、社会的公共需要。
财政与经济
财政参与分配社会产品,必须正确处理财政与经济的关系,经济决定财政,财政来源于经济,它在一国经济发展和分配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资源配置
由于市场存在失灵,市场自发形成的配置不可能实现帕累托最优效应,因而需要政府介入和干预。财政的配置职能是由政府介入或干预所产生的,这的特点和作用是通过本身的收支活动为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提供经费和资金,引导资源的注射,弥补市场的失灵和缺陷,最终实现全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效率状态。财政配置的机制和手段有:(1)根据政府经济职能确定财政收入占GDP的合理比例,从而实现资源配置总体效率。(2)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证重点支出,压缩一般支出,提高资源配置的结构效率。(3)合理安排政府投资的规模和结构,保证国家的重点建设。(4)通过政府投资、税收政策和财政补贴等手段,带动和促进民间投资、吸引外资和对外贸易,提高经济增长率(5)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本身的效率。收入分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各经济主体或个人所提供的生产要素不同、资源的稀缺程度不同以及受各种非竞争因素的干扰,各经济主体或俱获得的收入会出现较大的差距,甚至同要素及劳动投入不相对称,而过分的悬殊将涉及社会公平问题。因此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主要是确定显示公平分配的标准和财政调节收入分配的特殊机制和手段。财政实现收入分配职能的机制和主要手段有:(1)划清市场分配与财政分配的界限和范围。(2)规范工资制度。(3)加强税收调节。(4)通过转移性支出,如社会保障支出。救济金。补贴等,使每个社会成员得以维持起码的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
不足:预算不及时,不科学,行政部门私设小金库,购买豪车歪风不正,出过旅游人数没有下降
1.1.2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
(1)经济支出仍然偏高,财政负担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本应与市场承担的支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在财政支出上表现为经济建设支出费用的居高不下,虽然这表现为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财政负担了应有市场承担的支出,造成了财政职能的严重错位和经济建设对财政的过度依赖。
(2)行政管理支出偏高,并呈现逐年上升趋势。近些年行政管理支出费用增长速度高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财政支出和收入的增长速度,也明显高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行政管理费用支出的增长。过高的政府运行成本和过高的行政支出比重,加重了财政负担, 不利于加快我国的经济发展。
(3)国防费用明显偏低。中国国防支出的总体水平在世界上相对较低,这不仅反映在国防费的绝对值上,也反映在国防费占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上。偏低的国防费用难以满足我国军队建设的需要,影响了现代化国防建设的速度。
(4)社会保障支出不足。社会保障支出近几年虽然有了进一步的增长,但是以抚恤和社会福利性支出为主的支出仍然偏低,仅占严重制约了市场和企业制度的深化改革。
(5)科教文卫事业支出虽然有一定增长,但仍然不能满足发展需要。
(6)农业支出增长缓慢。近几年来农业支出比重在低水平的情况下继续下降,不利于三农政策的有效实施,严重制约了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与我国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和发展要求相比, 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力度还是低水平的。
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的各种问题的分析,应当从战略上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若干思路和措施。
1.2.1科学界定财政支出的范围。这是优化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前提。科学界定支出范围,合理确定支出项目,改变国家财政包揽一切的分配格局,将应由市场和社会负担的十五从财政支出中逐渐分离出来。从目前来看,我国财政支出的范围应主要集中于国家政权建设和社会经济稳定运行,社会公益事业以及半公益事业,社会保障,非竞争性和非经营性的公共投资以及部分生产性投资等方面。
1.2.2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1)采取综合治理措施,控制行政经费的膨胀。在财政内部上级对下级财政的行政经费总量限额、行政人员编制及人均行政支出综合定额提出控制指标,进行动态考核和奖罚措施。下决心推进行政改革,精简机构,这是减少财政供养人员和压缩行政经费的治本之策。
(2)逐步增加科教文卫、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支出比重。积极推进科教兴国战略,增加科教方面支出,保证财政安排教育、科技经费的增长速度高于其他支出的增长速度。把属于社会公共需要的社会保障支出部分由财政承担起来。
(3)增加对农业和基础设施以及基础产业的支出。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支出,促进三农政策的顺利实施。增加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投入,重点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并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
(4)增加国防资金投入。增加财政对国防的投入,积极推进国防建设,保障国家安全,做好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的需要。
财政预算存在的问题
(1)预算编制方法上欠科学性和合理性,不能真实反映实际情况,没有统一政府收支,大量财2.1.2 财政预算改进的对策
(1)对人大代表进行培训,细化预算, 提高其信息掌握程度;便于监督,审计和决策。
(2)改变预算时间, 真正按照先有预算后有支出的原则来进行。
(3)政府应该加强预算监督, 鼓励纳税人监督。同时加强审计, 保证审计的公平与公正,对审计结果公开。
2.2我国现行的预算管理体制(分税制)存在问题及对策
政性资金在预算体外循环。
我国现行的预算管理体制(分税制)存在问题及对策财政收入
3.1存在的问题:
(1)财政缺乏对初次分配的调节手段,如何充分发挥财政调节收入分配职能作用,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加大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
(2)政府收入机制不规范,税收的费化和收费的“越位”问题严重。这种税收“缺位”和收费“越位”并存的现象必将直接导致收费规模的扩张和政府收入机制的混乱,严重影响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资金保障来源。
3.2 解决对策。主要是逐步建立以税收为主、收费为辅的政府收入机制,加大税制改革,调节收入分配。强调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性,特别要强调政府与社会之间收入分配的公平性。
(1)是将现有收费中一些不具有公共产品性质,不再体现政府职能的可以按照市场机制运作的收费方式,逐步推向市场,依法经营和纳税。
(2)是根据纯公共产品由税收提供保障的观点,取消现有收费中用于提供纯公共产品、具有税收特征的收费,代之以税,即进行费改税。
(3)是保留现行收费中那些用于提供受益面确定、体现受益性原则比较明显的准公共产品的收费,并进行了合理规范。通过税收与收费的科学“归位”,不断提高公共财政的保障能力。财政监督
4.1财政监督存在问题
(1)财政监督工作认识不足,使财政监督滞后于财政管理。有些人片面地将财政监督理解为对财政违法行为的处罚和惩治,忽视了财政监督与财政管理之间的内在联系,造成了财政监督的客体对象对财政监督行为产生了对立和抵触情绪,导致财政监督工作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理解。
(2)财政监督手段过于单一,使拨付后的财政资金脱离监督、管理。我国的财政监督目前没有建立一套对财政资金分配和经济运行全过程进行有效监管的科学监督机制,财政监督的调节和保障作用远远没有得到体现。
(3)财政监督执行乏力,削弱了财政监督的威慑力。普遍存在着执法不严,惩治力度不够的现象,对某些违法违纪行为的处理,避重就轻,以罚代法,减弱了财政处罚力度。
(4)财政监督法律法规不健全,制约性不强。目前我国现存的财经法规制度比较分散,部分财经法规政策的出台严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立法缺乏超前性和预见性。
(5)财政监督存在分工不明、职能交叉现象。各职能部门之间职责分工不明确,监督标准不统一,缺乏科学的配合与协调,造成管理上各自为政,信息不能共享,很难从整体上发挥财政监督应有的作用。
4.2 财政监督问题的解决对策
(1)加快财政监督检查的立法工作。立法部门应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使财政监督做到有法可依,加大对财政法规的宣传,进一步增强全社会的法制观念。
(2)建立财政监督预警机制,运行机制和内部约束机制。通过预测分析,查找存在问题,及时反映情况,提出改进工作和加强管理的意见,建立起高效规范的监督运行机制,应充分意识到强化内部监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切实抓好内部监督,促进财政监督工作的总体水平。
(3)严格执法,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进一步加强监督工作的广度和深度,实施重点
监督,充分发挥财政监督的威慑作用和教育作用,提高全社会的遵纪守法的意识。
(4)建立良好的财政监督信息反馈系统。对财政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监测和分析,从而进一步做好监督工作。财政秩序
5.1当前财政秩序存在若干问题
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财经领域的违规行为和违法犯罪活动相当严重,财经秩序比较混乱,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仍相当普遍。
5.2稳定财政秩序的对策
(1)进一步健全财政法制,加大财政执法力度,做好财政法律的宣传,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2)继续落实中央关于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的规定,积极做好财政预算和财政管理工作,做到罚缴分离、票款分离。
(3)抓紧社会中介机构的清理整顿工作,规范社会中介机构的执业行为,通过法律惩治违法的中介机构人员。
(4)加强财政资金的监督管理。对财政支出尤其是重点支出,要进行全程监管,对违反法律的,要依照有关法律对责任人追究责任。
近年来,我国积极参与国际财经事务及地区性经济合作,广泛开展财经双边外交活动,建立了与主要经济大国和经济体的财经协调机制,充分发挥我国在国际财经舞台上的重要作用;注重学习借鉴国际经验,任何国家或地区的财政制度只要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利,我国都根据国情出发,注意比较和借鉴。但最主要的还在于我国能根据财政的特殊性,制定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来逐步解决财政面临的问题,完善财政体制,从而发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条件下我国财政的巨大优越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国家财政不断深化改革预算管理体制、税收管理体制、国营企业财务管理体制;实行减税让利,鼓励技术进步,扩大企业、单位和地方自主权的政策;改革了税收体制,增强税收的调节作用;改进了资金管理方式,逐步完善了全民所有制内部分配关系,并有力地推动和配合了价格工资、金融和计划等体制的改革。
调节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在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财政体制下,财政收支平衡与否基本上决定了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状态坚持“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方针,能够保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为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提供前提条件,反之,财政发生赤字,表明财政支出形成的社会需求超过了国家集中的社会产品,必然引起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失衡,影响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
在统收统支体制下,银行信贷收支一般会出现一定的逆差,因而信贷资金的收支平衡,主要由财政通过规定银行结益留成和由预算增拨信贷基金来保证。因此,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主要由财政调控。1979年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由于预算外资金的急剧增长和人民币收入的不断增加,使银行的存贷规模以大大高于财政收支规模的速度增长,加上银行可以利用派生存款进行贷款,使得调节控制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状态远比过去复杂得多。这种复杂性表现为:即便财政收支是平衡的,银行如果通过信用膨胀对国民经济投入没有物质保证的货币购买力,也会造成国民收入超分配,使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在财政有赤字的情况下,从财政角度来看,固然是一种国民收入超分配,但若银行能够相应地紧缩信贷投放规模,仍然可以保持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如若银行还是按照可动员的全部资金来源发放贷款,那么财政赤字就会直接转化为财政发行。因而,财政对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调控作用,必须通过财政信贷的统一平衡,通过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协调配合才能充分展现出来。
调节产业结构 财政对产业结构的安排和调整起着直接的调控作用。在统收统支体制下,由
于固定资产投资主要由财政提供,因此,预算拨付的建设投资在各产业部门的分配比例决定着产业结构的合理与否。改革以后,地方部门和企业都有了一定的投资权和资金来源,国家预算内投资占社会投资总规模的比重大大下降,财政调节产业结构的手段和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其主要内容是:
①调整财政支出中的投资结构,主要用于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等重点建设,以支持“瓶颈”产业发展;
②运用税收手段引导地方部门和企业的投资方向,如开征建筑税,提高长线产品税率等; ③运用贴息手段,支持短线产品和高科技产业发展;
④通过“加速折旧”,促进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⑤通过建立各种周转金和运用财政性融资支持国家急需发展的产业,支持老企业挖潜改造,采用新技术、新工艺;
⑥通过综合财政管理,把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结合起来,促进地方、部门、企业合理安排资金投向等。
调节社会各类基金的比例社会总产品分配为补偿基金、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是保证社会再生产持续进行的宏观要求。财政作为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的主导环节,对各类社会基金形成及基金比例关系起着极其重要的调控作用。主要表现为:
①制约企业财务分配。企业创造的总产品通过企业财务分配形成补偿基金、职工工资基金和企业纯收入,财政通过规定成本开支范围和固定资产折旧率,制约着企业补偿基金的形成。②国家财政通过规定流转税税率所得税税率或利润缴款,以及规定企业的利润留存率、留用利润的使用范围和方向等,决定企业纯收入上缴国家的比例和企业在利润中可以留用的数量界限,并制约着企业留利的使用。
③在国民收入再分配过程中,财政通过对价格工资、利息、劳务等再分配杠杆的综合统筹,通过支出、税收、补贴等手段来完成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经济过程,并形成社会各类基金的比例关系。
财政就是通过调节各类社会基金的形成、分配和使用,正确处理生产和生活的关系、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关系、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关系等,从而对国民经济的正常进行社会事业的不断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以及社会安定团结起着重要的保证作用。
第二篇:中国财政体制的改革
中国财政体制的改革
以事权与财权对等为核心的新一轮分税制完善和改革能早日启动,才是中国经济有可能走上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徐林前不久表示,我国将实施一系列税收体制改革,重点增强地方财政收入的能力,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充分发挥分税财政体制在新形势下的积极作用。
十多年以来,分税制使得中央政府能够集中大量财力来调控经济发展,但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捉襟见肘,为了充实地方财政的“腰包”,中国财政体制改革将在阵痛中开始“破冰”!
分税制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实行的一种财政体制,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和公共财政理论要求,是市场经济国家运用财政手段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较为成功的做法。
1994年,中国开始实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较好解决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问题,十多年来,对于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调动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加强税收征管,保证财政收入和增强宏观调控能力,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有待于深化改革和加以完善的地方,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的不对等。
有关统计数据表明,自1994年实施分税制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从1993年的78%下降到2004年的42.7%;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却明显上升,从1993年的22%上升到2004年的57.2%。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却没有相应变化,一直在70%左右的水平上波动。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用43%左右的相对财政收入支撑了70%的相对财政支出责任,与分税制改革前地方政府用68.4%的相对财政收入仅仅支撑59%的相对财政支出责任恰恰相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是政府必须承担的最重要的职责,带有非常强的外溢性特征,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理应由中央政府提供,政府的基本职能也必须依此来确定。如果由财力严重匮乏的基层政府来承担,必然会导致这些基本公共服务的不足或严重不均等,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正是由于各级政府财权与事权严重背离,分税制就无法起到平衡地区差异的作用,更导致了地方政府财源缩减,促使其从预算外寻找收入来源,出现了诸多不合理的财政现象,表现最为突出的有两方面:
一是“土地财政”。据统计,1999至2008年间,中国土地出让面积从45391公顷上升至165860公顷,年均增长率15.5%。同期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也不断上升,成交价款从514.3亿元上升至10259.8亿元,后者大约是前者的20倍,年均增长率39.5%。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土地出让金成交价款年
均增长率更是高达45%,是财政来源中上升最快的一种。“土地财政”虽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地方财政捉襟见肘的局面,但也带来了城市规模的无序扩张,透支耗竭了不可再生的土地资源,更助长了畸形的房地产市场。
二是“债务财政”。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负债规模已开始急剧膨胀。银监会资料透露,到2009年6月末,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其以下各级政府设立的平台公司合计达8221家,其中县级政府平台公司4907家,银行对这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授信总额达8.8万亿元,贷款余额超过5.56万亿元,几乎相当于中央政府的国债余额。而据估算,2009年末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在11万亿元左右,相当于2009年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3倍。地方政府过度举债可能带来六大巨大危险:开创地方政府举债大兴土木的先例;成了地方官员为自己政治前途而大上政绩工程的资金来源;政府举债的政绩工程已成为经济浪费的样板;与权力资本合谋形成腐败的土壤;政府债务成因复杂、清偿难度大,已影响了地方政府的执政形象,进而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大障碍;政府债务最终“埋单者”只能是广大老百姓、每位纳税人。
可见,事权与财权不对等造成的危害是巨大的。不过应当明确的是,基层财政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并不是分税制造成的,恰恰相反,是由于分税制不到位。只有完全、彻底的分税制才是我国财税改革的科学与理想的模式。以事权与财权对等为核心的新一轮分税制完善和
改革能早日启动,才是中国经济有可能走上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第三篇:基层党建改革创新路在何方
基层党建改革创新路在何方
——访全国党建研究会理事、大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王乃波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研究和部署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我市十七大以来党建取得哪些成就,今后又将如何加强党建工作,日前,全国党建研究会理事、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王乃波接受了大连日报记者的专访。
关于基层党建改革创新的前提
记 者:近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大连市各级党组织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中央和省市委关于加强基层党建工作的部署要求,立足实际,大胆探索,许多创新之举在全国很有影响,全国各地到大连考察基层党建的络绎不绝。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研究和部署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并把“坚持改革创新,增强党的生机活力”作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一条重要指导原则和基本经验予以强调。当前,推进基层党建工作的改革创新,您认为应把握的重要前提有哪些?
王乃波:我感受最深的是,推进基层党建的改革创新,必须一以贯之地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以科学理论作指导,以科学制度为保障,以科学方法去推进,不断提高基层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具体应做到“三要三不要”,即要整体推进,不要就事论事;要持续发展,不要一时一事;要探索规律,不要敷衍了事。做到这些,应把握好三个前提。
第一 基层党建是一门科学。基层党建工作难奏效甚至不奏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把基层党建工作当成一门科学去研究,不知道基层党建工作的始发站在哪里,从哪里出发,终点到什么地方。于是,就事论事,见啥抓啥,就像磨米推磨,只绕圈子,不走直线。现在我们越来越发现,基层党建是一项综合性工作,既涉及到自身建设,又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紧密相联系。相对党的总体建设来说,它是一门基础性学科,必须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同时,它又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需要加强应用理论的研究。作为每一个党务工作者都应对每一个领域、行业的相关知识有所了解,都应具备一定的专业素质。
第二 基层党建是一个系统。研究党员就要研究党组织,研究党组织就要研究党组织作用,研究党组织作用就要研究党的自身建设这一伟大工程如何服务于党的伟大事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区别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在于她在纵向上,有严密的完整的组织体系,7600万名党员,无论职位高低,都要编入党的基层支部。在横向上,党组织与其它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基层组织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处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中的党组织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承担什么样的任务各不相同。由此,形成和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而完整的系统,每一个系统的党建工作对象、职责任务、管党责任、工作路径等,既相对独立,又互相关联。第三 基层党建具有特殊规律性。做好基层党建工作,离不开党的建设一般性原理。党的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对全党而言的,是党的建设的一般规律。但是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又有不同的特殊性和表现形式。比如在党的建设五大系统中,就中央、地方党组织和基层党组织来讲,是不一样的。这一层次党组织中,其负责人多由政治家所组成,用党的建设普遍性原理指导工作即可,许多问题一点就透。而到了基层,不加区别地仅仅讲党的建设
1一般性原理是不够的。各项建设内容都应具体化,有针对性,才能切合基层党建实际,才能深入党员之心。所以,研究基层党建必须从其特殊性出发,在强调党的建设的普遍性原理的同时,应更加注重研究其特殊规律性,这样指导工作才能有实效。
关于基层党建改革创新的源头和关键
记 者:我们常说“牵牛要牵牛鼻子”,那么,在纷繁复杂的各种矛盾中,基层党建的“牛鼻子”在哪里?
王乃波:在于体制机制的创新。党的十七大、十七届四中全会都明确提出,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什么要改革创新?不改革创新,基层党建就不能与时俱进,增强生机活力。现在,有些地区,尽管投入很大精力,但基层党建工作成效并不大。有的地方基层党建工作本来撂荒了,可是由于培育了“一棵大树”,上面领导来了,他让领导看“这棵树”,外面人来了,他让人家参观“这棵大树”,到了年终总结,他自己则大讲特讲“这棵大树”。其结果是只培育“盆景”却难以形成森林。
根在何处?就在基层党建的体制机制问题没有解决好。改革开放三十年,基层党建确实遇到许多新问题,比如,体制机制问题,组织设置问题,方式方法问题,形式内容问题,等等。这些问题谁是源头,谁是关键?我们从大连的八年实践得出结论,那就是体制机制。这是因为,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而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也要变。而政治体制改革又分行政管理体制和党建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处在下端,党建体制处在上端。在党建体制当中,基层党建体制处在底部,与基层组织紧密融合。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每走一步,都对基层党建工作提出挑战。
如果从解决单一问题,改革单项工作上讲,每一个问题的解决,每一项工作的创新,都是基层党建工作的进步和发展。然而,党的建设不是为了自身建设而建设,党的建设伟大工程要为伟大的事业服务,党的组织体系建设,就要跟其他社会各种组织发生联系,有机结合,从而完成党在基层的各项工作,这是一个系统工程。研究整个系统,就不能不研究体制机制,这是基层党建改革创新的根本。所以说,体制机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基层党建改革创新的源头和关键。
记 者:那么怎么改,如何改呢?
王乃波:市场经济条件下基层党建体制机制,展现着基层党建的内容、结构、范畴及运行过程中各环节各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相互作用和功能。创新基层党建体制机制,需要把握三个环节。一要考虑体制和机制是否有利于党的自身建设。党的建设过去是思想、组织、作风建设“三位一体”,十六大加入制度建设,成为“四位一体”,十七大加入反腐倡廉建设,成为“五位一体”。所以,研究党的建设,首先要研究体制机制保证党的自身建设问题,若从经济管理的思维讲,就是首先要研究加强基本建设。二要考虑体制和机制是否有利于基层党组织的执政能力实现。执政能力落实到基层,就要研究执政能力在基层有效的实现途径和方式问题,也就是执政主体和客体在基层的结合问题,这也需要体制和机制作保证,这不是单单研究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反腐倡廉等自身建设就能实现的。三要考虑体制和机制是否有利于党建责任主体到位。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基层的组织结构重新洗牌,亟需建立一种新的党的基层组织体系和工作秩序。谁来领导和指导做好以上工作?如果没有相应的体制和机制作保证,新的党建责任主体很难及时到位。
关于基层党建改革创新的“体制论争”
记 者:在推进基层党建工作创新发展过程中,最大的理论障碍是什么?
王乃波:就是“体制论争”。它最早源于经济理论界,其基本内容是:随着改革开放而出现的新兴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用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来衡量,属于非公有制性质组织;用计划经济体制来衡量,属于计划调节之外的组织。
这一理论被引进思想理论界后,一些理论专家以此为根据,提出,这些组织只要守法经营,照章纳税,安排社会就业就行了,不需要像公有制成分的企事业单位那样建立党组织。对于由国有集体企业改制成民营企业的原有党组织,也不需要建立纵向的隶属关系,只需横向的柔性管理指导就行了。于是,便出现了以“新兴组织中要不要建立党组织”,“党组织是建在内还是建在外”,以及这些“党组织是否要形成具有纵向隶属关系的党组织体系”等“体制论争”。
我认为,“体制外之说”有三个错误。第一,理论依据错了。他们不是用中国特色政党政治理论指导党的建设,而是运用西方的政党政治理论来衡量和对照中国新兴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以此排斥在这些新兴组织中建立党组织。第二,参照系错了。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实行的是“一大二公”的基本经济制度。那时的人财物、产供销都是国家统一管理和分配,实行计划调节。经过30年改革开放,这种“一大二公”的基本经济制度被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取代了,对应的计划经济体制也被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按照新的体制来衡量,应运而生的新经济组织是企业制度范畴,新社会组织是市场体系范畴,都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时,无论是公有制经济组织,还是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或者新社会组织,其人财物、产供销,都由市场来调解。如此看来,无论公有制成分还是非公有制成分的组织,都是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内的一些组织。第三,时空观错了。如果时间倒退到改革开放之初,阐发这种观念,或许还能说明一些道理,时至今日,再讲这种观点,则完全说不通了。
“体制论争”说到底,是新兴组织要不要建党和已有党组织要不要加强党建问题,其本质是坚持还是排斥党对新兴组织的领导问题。
记 者:对这个问题,我市在实践中是如何解决的呢?
王乃波:中国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基层党组织的最大特点是,纵向上,具有上下严密的组织体系和隶属关系;横向上,与其它基层组织紧密贴近,以加强对其领导和指导。列宁同志对党的建设有一个重要建树,就是党的组织要“依托生产经营和行政单位来设置”。毛泽东同志则强调“支部建在连上”。这样,不仅把“要不要建党组织”,“怎么建党组织”和党组织对其它基层社会组织的关系说清楚了,而且确保了党组织与其所依附的各种组织不“脱节”。
理论障碍的破除,让我们豁然开朗。实践中我们也敢于放开手脚了。比如,针对“要不要建立党组织问题”,我们明确提出“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有群众的地方就应该有党员,有党员的地方就应该有党的组织,以保证和实现党的有效领导。对于市场经济体制下出现的各类新兴组织,我们党不去占领,其他政治力量就会占领”。新兴领域“不仅要建党,还要理直气壮”。2002年,大连市启动新经济组织党建时,创建了私营企业“内建”、个体工商户“外建”,外资企业“派建”三种党组织组建模式。新《公司法》颁布后,我们马上又把具备条件的党组织搬到了企业内部,保证了党组织与经济组织的有机融合。2003年,我们又在全市启动了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按照“协会+党委”的模式,在新社会组织内部建立党组织,健全党组织体系。如此,新经济组织党组织才能围绕企业生产经营特点开展党的活动,新社会组织党组织才能围绕为社会的公正诚信服务开展党的活动。总之,只有这样,“伟大工程”服务“伟大事业”在基层才能找到结合点。
关于基层党建改革创新的实践探索
记 者:您认为,大连市基层党建工作近年来最突出的成效是什么?
王乃波:我认为是在历届市委领导下,在全市广大党务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大连市的基层党建工作取得了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成果,有人把它叫作“大连模式”,即创建了以农村、国有集体企业、机关事业单位三大传统党建领域和社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三大新兴党建领域为目标模式的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
记 者: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都强调要“构建城乡统筹的基层党建新格局”。您能否介绍一下大连这些年城乡统筹的基层党建新格局是如何形成的?
王乃波:具体讲就是,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管理重心下移和“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农村党建领域相对缩小,城市社区党建领域则相对扩大;随着所有制结构调整力度加大,国有集体企业党建领域相对缩小,三资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新经济组织党建领域相对扩大;随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深化和机关事业单位职能的转换和还原,机关事业单位党建领域相对缩小,社会团体、中介组织和民办非公企业单位等新社会组织党建领域相对扩大。由此构建了农村、国有集体企业、机关事业单位三大传统党建领域和社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三大新兴党建领域并存、城乡统筹发展的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记 者:能不能概括地介绍一下,它在实践中是如何推动实现的?
王乃波:主要经历了这样几个过程。
一是找准基层党建的基本矛盾。早期,我们遇到的最多最棘手的问题是“隐性党员”,当时大量的“隐性党员”离开了原来的党组织,流入到了社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等新兴领域,而这些地方却没有相应及时地创建党组织来承接,造成了党员与党组织相分离。大连从2001年开始,历经四年五个阶段,共梳理找到7.9万多名“隐性党员”,需要为他们再造新的党组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单位制”变成“社会制”以后,各种经济组织、行政组织、群众自治组织重新洗牌了,形成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型基层组织架构。但是党的基层组织却没有及时跟进设置而相应地建立起新的党组织架构,导致党的组织与其所依附的各种社会组织相脱节。“分离”严重削弱了党的自身建设的组织基础,“脱节”严重削弱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机制基础,二者共同作用,严重削弱了党领导基层党的建设的工作基础。应该说,这两个问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基层党建最基础最本源问题,所以,我们将其概括提炼为基层党建的两个基本问题。
二是构建组织构架。第一,我们立足于经济制度变革和社会结构调整,依据不同领域特点和内在规律,从2001年开始,利用三年时间,分别在社区、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集中梳理“隐性党员”,建立健全党组织,完善党组织体系,理顺党建管理体制,确立党建责任主体等,形成了三个组织系统。同时,明确各系统党组织政治功能定位和具体目标任务,配套建立党组织活动阵地,创造形式多样的党建活动载体等,逐步构建形成了社区、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三大新兴党建领域框架。第二,在构建三大新兴党建领域的同时,我们不断深化对计划经济条件下党组织的衍生发展进行综合分析和规律性认识,并在实践中逐步对三大传统党建领域党建进行改革和整合。在农村,针对合乡并村、党员队伍老化、产业结构调整、党员流动性增强等情况,探索建立了以“科学设置组织、分类设岗定责、完善运行机制”为主要的“1+4”农村基层党建体制机制。在国有集体企业,积极适应经济制度改革,探索实行了“两分开、一分解”的党建体制,使国有企业党建最终形成一个责任主体。在机关事业单位,针对党建“各自为战”的实际情况,探索实行了“双重管理体制”,形成了机关党建工作“一盘棋”。这样,经过8年的实践探索,创建了六大党建领域既相对独立、相互联系,又与党的地方党组织架构相衔接配套的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
记 者:能否概括一下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的主要特征和基本内涵是什么?
王乃波:这个问题,用文字表述比较简单,即功能定位清晰,组织体系完善,党员管理规范,具体目标任务明确,责任主体到位,活动载体得当。但其内涵比较丰富。第一,党的自身建设加强了。党组织体系完善,党员管理规范,这是党的建设的本体。体制机制的创新,首先就是要把组织建设搞坚强,这是基石。因此,我们在实践中逐步建立起六大领域既相对独立,互不交叉,又将各种基层组织整合在其周围,并与其所应领导的各种基层组织紧密依附的党组织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脱节”问题;同时,每一个党员都在党组织中接受管理、教育和服务,从根本上解决了“分离”问题。第二,党组织作用发挥有效了。党组织建设不是单纯为了“建”,更重要的是发挥作用。基层党组织建设搞好了,就要研究怎样发挥作用。一是党组织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明确了。我们按照六大领域的内在规律特点,赋予了农村、社区党组织为领导核心,其它领域党组织(除高等学校外)是政治核心。政治功能明晰后,党组织该发挥领导核心的当仁不让,该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则要搞好保证监督。二是党组织围绕什么去发挥作用明确了。我们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具体化,明确了六大领域党组织的具体目标任务,即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村和社区党组织具体目标任务是以服务群众为重点,巩固城乡政权基础;国有集体企业和新经济组织党组织是以生产经营为中心,完善市场经济主体;机关事业单位和新社会组织党组织主要是以公正诚信为基础,强化社会服务功能。三是党组织依托什么发挥作用明确了。中央和地方党组织是领导核心,其执政有体制和机构作保证,而基层党组织虽然既有领导核心又有政治核心,但是没有像中央和地方党组织那样,有行政体制和机构作依托。怎么办?创造得当的党组织活动载体。比如,通过创建“五个好”领导班子活动,把党组织和其它各种组织融合在一起,这样,党在基层的执政功效和执政能力就会大大提高。第三,党要管党的责任主体落实了。党组织发挥作用不是自发的,必须置于上级党组织领导之下,建立自上而下的责任体系,大连的做法是,通过建立六大党建领域组织架构,来落实管党责任,即谁的孩子谁抱走,不搞齐抓共管。比如,农村和社区党建工作分别由区市县委负责,国有集体企业和新经济组织党建工作分别由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党委和区市县委(非公有制企业党工委)负责,机关事业单位和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由机关工委和部门党委负责。
目前,围绕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夏德仁书记在市委十届七次全会的报告要求,我市的基层党建工作将继续加大改革创新力度,不断深化和完善城乡统筹的基层党建新格局。
第四篇:财政改革
多措并举推进财政改革
财政是国家或者政府的经济行为,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现阶段我国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市场经济不断完善时期,经济转型升级关键时期,财政工作必须适应形势的变化不断改革求变。我们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做好财政法制化工作。依法理财是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要求,财政决策和财政管理必须以财政法制为基本依据。财政法制化建设主要包括财政立法、财政执法、财政行政复议三个方面工作。
第二,做好财政监督工作。财政监督工作以各级财政部门为主体,做好五方面工作:
(一)预算监督;
(二)税务监督;
(三)国有资产监督;
(四)财务会计监督;
(五)预算外资金监督。
第三,加强预算管理。细化和提前编制预算并做好信息公开工作;编制部门预算;完善政府采购制度,推行公开公正竞争,并推行政府采购的对外开放;完善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加强“收支两条线管理”;
第四,加大新农村建设方面投入力度。
(一)加大土地和水资源等农业基础资源的建设投入,促进农业农业现代化和农民持续增收。支持高标准粮田和农业生产基地建设,加大大中型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和农田小型水利建设。
(二)支持农业科技化,机械化,加大农业科研投入,建立健全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加快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加强国家农业科研基地、区域性科研中心的创新能力建设,推动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提升农业区域创新能力。逐步构建以国家农技推广机构为主体、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广泛参与的农业科技成果推广体系。
第五,支持县域经济。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基础作用,并使财政起到引导和服务作用。在企业的创业,创新,市场拓展等方面提供切实支持。
第六,加大文化、卫生、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
(一)在文化方面,依托加大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建设一批图书馆,文化站,电影院,戏院,丰富农民业余文化生活,依托农民基层自治组织村委会,拨给经费,开展各种文化活动。
(二)在卫生方面,健全以县医院为支撑,乡卫生院,村卫生所为基础的基层医疗体系,加大疾病预防控制方面的支持力度。
(三)教育方面,继续加大义务教育投入,保障学校建设和运转经费,发展学前教育,职业教育。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投入,保障教师的工资和各项福利待遇。
第七,加大科技创新投入,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财政应该支持科技体制改革,稳步加大科技投入比例。继续支持科研院所的发展,支持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参与国家科技项目。支持知识产权的创造和运用工作。
第八,支持就业再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开展落实新就业和再就业的扶持政策,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相应提高部分困难群体的待遇。开展就业再就业培训,促进劳动力向县域经济转移。
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细致做好以上几项工作,并且不断在实践中客观的发现问题,积极的解决问题,使财政工作真正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
作者:刘芳均
第五篇:财政改革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有关专家告诉记者,实际上,省直管县财政改革是财政制度改革的一部分,而财政制度改革则是政府机构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目前,中国的财政管理机构分为中央、省、设区的市、县、乡五级。这位不愿具名的专家认为,省直管县财政意味着市财政和县财政都统一由省里来管,等于是减少了级次,这有利于防止官僚和腐败,也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上述专家称,如果放在应对金融危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背景来看,则更有意义,这一意见出台的时机也更有利。
据介绍,一方面,从财政收入的角度讲,今年以来全国财政收入出现了下降,省直管县财政使得基层财政收入不易跑冒滴漏,直达中央。另一方面,从财政支出的角度讲,意义更大,财政拨款由于少跨一级,在时间和效率上都有优势,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成本,使财政拨款不易被层层截留,更快到达基层。
至于为什么首先将粮食、油料、棉花、生猪生产大县全部纳入省直管县财政改革范围,上述专家说,这些县都是农业县,基本上没有大型的国有企业,给市里上交的财政收入少,本来就应该由省里直管,所以阻力较小,便于推行。
这位专家指出,比较理想的模式应该是三级管理,即中央、省、市和县,这样效率最高。目前我国正在朝这一方向发展,未来,乡一级的财政将逐步取消,县里的财政也将归省里统一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