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明

第一篇：论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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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失去了今天，请不要泄气，因为还有明天；如果你失去了金钱，请不要烦恼，因为你还有双手；但如果你失去了文明，请务必在意，因为它是我们做人最重要的素养。所以，放眼我们，四周会发现社会上到处充满了文明人，每天演绎着文明事！文明是什么，文明就是扶盲人过马路；就是看见地上有垃圾随手捡起来；在公共起车上为老人，为孕妇让坐。

最近，我们小区开展了叫“文明大行动”的公益活动。活动期间，小区的保安和物业的工作人员整天都到处宣传有关文明的知识。活动结束了，为了验证这次活动是不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准备调查调查。第二天早上，我便来到了小区的花园调查。来到地下车库发现，没有人会再占别人家的车位；绕了小区一个大圈，我又发现再也没人随地吐痰了。回到了家，我的脚已经酸的已经不行了。忽然，我发现楼上经常扔东西下来的楼上邻居也长时间没有扔垃圾下来了，要知道，这么长的时间，楼上的阿姨不知到要扔多少垃圾下来了。看来，这次活动的效果很明显的嘛！不止是我们这些业主变的文明了，我们小区物业的人员和保安也时时刻刻为我们作榜样，见垃圾桶外有垃圾就捡起来；见有些叔叔阿姨的车技不太好，车到不进车位，便帮忙打手势，实在不行就帮他们开进去。

文明时时刻刻都在我们身边，只要我们注意着它，就会发现，文明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东西，它有时甚至比我们的生命还重要。所以，我希望大家多注意身边的文明人，自己多做文明事！

第二篇：论法治文明

2000年10月30日 09:40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文正邦

在我国正处于世纪之交，深化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中的最强音；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而且“法制建设同精神文明建设必须紧密结合，同步推进。”在当今世界，现代化、民主、法治、文明及其一体化关系不仅已成为时代潮流，而且体现了我们时代的特征和时代精神；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以及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均已突显出了其特殊重要意义，它们都是保障和促进我国社会全面进步所不可须臾忽视的。为此，很有必要探讨一下其间的内在联系。本文特提出“法治文明”这一概念并以此为中心探讨一下有关问题。

一、法律的文明属性

认识法律的文明属性，首先需要在观念上的更新。由于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意识及法律制度中德主刑辅、重刑轻民、严刑峻法甚至酷刑乱法以及义务本位和官本位的影响，似乎一谈到法就意味着惩罚、镇压、限制、禁止、束缚、不通人性、冷酷无情等等，使人们畏法、惧法、仇法、避法，这样形成的法律观念自然就与文明无缘。

然而事实上，法律不仅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产物和标志之一，而且法律本身就具有丰富的文明内涵和属性，同时法律发达史就是法律不断趋向文明化的过程。

文明是标识人类的进步程度和状态，社会文明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所以文明与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紧紧相连（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明”似应是比“文化”更高层次的概念。因为“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了比较高一级阶段，即告别了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从而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动物界而进入文明时代才开始呈现的进步程度和状态；而在此之前，“文化”早已存在，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等，哪怕是早期旧石器时期最粗陋的遗物遗迹，也具有‘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但一般都不把它们称为“文明”。可见文明及文明史是标识人类社会发展程度中更高层次的概念，而文化是泛指人类社会任何发展成果和发展阶段的概念）。可以说，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在生产工具改进（出现了金属工具）从而使生产力有很大提高的基础上，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而导致私有制、阶级以及国家和法律的出现（即生产关系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行为趋于复杂化，而需要社会结构、社会组织更加严密才能使社会保持有序）。可见国家和法律乃是文明社会的一种标志，虽然同时也就伴随着严酷的阶级剥削和压迫，但也是人类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及行为方式趋于进步和文明的表现。所以恩格斯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1]；董必武同志说：“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说到文明，法律要算一项，虽不是唯一的一项，但也是主要的一项” [2]；比利时法学家班达认为，法是文明社会通向公共的强制，是为在人们之间实现一种秩序而制定的“行为规则的总和” [3]；美国法学家富勒把法律看作是不断的有目的的活动的产物，“法律是使人的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 [4]；英国法学家菲尼斯认为法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将确定性、具体性、明晰性和可预测性引入人类相互行为中，使法律不仅规定人们的行为规则，而且建立了用以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机构，从而使“法律调整它自己的创造” [5]；奥地利法学家凯尔森认为法的概念应基于科学普遍性，从最广泛的意义强调法应当是“人类行为的一种秩序”和“社会组织的特殊技术” [6]。

之所以说法律是文明时代的产物和标志，这从法律的起源和产生过程也可以看出来。因为它是社会调整从原始社会个别的、偶然性的和任意性的调整进到普遍性、共同性和规范性的调整；从自发性调整进到自觉的调整；是从氏族社会中习惯同宗教、道德规范混溶，权利与义务不分，进展到逐步分化发展开来而形成法律规范的过程。固然调整阶级关系的需要是法产生的直接原因，然而适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乃是法产生形成的根本原因和深层次动因。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一种生产方式持续一个时期，那么，它就会作为习惯和传统固定下来，最后被作为明文的法律加以神圣化”[7]。恩格斯也指出：“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在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进程中，法律便发展成或多或少广泛的立法＂[8]。

不仅如此，法律本身就具有文明的属性，法律虽然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但它作为一种公共权威和公共秩序的象征和保障，就必然体现着某种公平、正义、理性和正当利益（虽然不同的阶级对此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无怪乎从词源上看，不仅中国古汉字“法”寓有法平如水，即有“平”、“直”、“正”的含义，而且从若干种外文词源来看，“法”和“权利”相通，也具有公平、公正或正义的含义。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文化中儒家的伦理法思想之所以影响深远，西方把理性和正义作为法的基础的自然法学思潮之所以源远流长，经久不息，也表明了人类追寻法律的文明性，崇尚文明的法律的强烈的、共同的价值趋向。

从法律与自由的关系来看，无论是明智的资产阶级法学家、思想家或是马克思，都肯定了法与“自由”这一标识人类进步程度的概念的内在联系（共产主义者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社会）。孟德斯鸠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9]。黑格尔以自由是对必然性即规律性的认识的辩证观点出发，进一步把自由视为法的本质。认为法是

“作为理念的自由”，[10]因此“自由就构成法的实体和规定性”，“法的体系是实现了的自由的王国” [11]。因为在黑格尔看来，法律是规律的一种，是社会的法则，是人的规律，这种规律被人的理性所认识，并以共同意志的形式制定为国家法律，遵守法律就可以获得自由。所以法乃是自由的实现或体现，或者说“法律是自由的具体表现”，“是自己实现其自身的自由”[12]，因此法律是人们实现自由以及保障人的自由的武器。马克思更精辟地指出：“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正如重力定律不是阻止运动的手段一样……恰恰相反，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13]再从法律的功能和作用来看，法律虽然是实行阶级政治统治的有力工具，但法律的规范职能（评价、指引、预测、教育、保护、制裁）及执行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表明它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和社会冲突的调节器，是人们正当行为和利益的保障器和人的越轨行为的矫正器，是社会生活、社会管理和各项事业的经验总结和概括，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文明内涵和意义。

法律的发展史或发达史也就是法律不断趋向文明的历史过程。从同态复仇到罪刑相适应，从罪行擅断到罪刑法定，从“刑不上大夫”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刑、民、诉不分到形成各个专门法律部门，从充当专制统治的工具到作为民主政治、公民权利的保护神，作为“人民自由的圣经”（马克思语）。所以，近现代法制发展所形成的系列重要原则和制度，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法不禁止即自由、法无规定不为罪、无罪推定等原则以及辩护制度、回避制度、公诉和公开审理制度、陪审制度、审判监督制度等等，都是法律文明发展的成果和表现。而现代法制所体现的文明，其实际内容就是一定性质和程度的社会秩序、社会正义以及以此为保障和前提的民主、自由、平等。而且，遵纪守法就是文明行为的表现，法律调整所要求的社会有序性是社会文明状态的基本条件。由此可见，法律文明的程度和状况是社会发展及进步的重要表征和指示器，法律和社会进步、社会文明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二、法治文明的价值分析

笔者认为，法治文明即一个国家实行法治的状态和程度所体现的文明，是人们在具备一定社会条件的前提下，把法律尊崇为治国的方式，以追求政治民主、社会正义、保障人民权利所取得的成果和成就。因此，法治文明与人类进步事业息息相关。法治文明是社会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是人类制度文明的特殊重要组成，并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起着保障和促进作用。因此，对法治文明作价值分析也就是要认识法治所包含的进步的内容，即分析法治所具有的文明性状和特征。而只要我们仔细思考就不难发现，文明确是法治特别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和本质属性，是法治的总的价值特征，体现着现代法的精神。

法治，即法律主治，是一种贯彻法律至上，严格依法办事的治国原则和方式。它要求作为反映社会主体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并在全社会得到有效的实施，普遍的遵守和有力的贯彻。法治作为一种先进的治国方式，要求整个国家以及社会生活均依法而治，即管理国家、治理社会，是凭靠法律这种公共权威，这种普遍、稳定、明确的社会规范；而不是靠任何人格权威，不是靠权力者的威严甚至特权，更不是靠亲情。总之，不依个人意志、好恶、品质、素质以及升迁进退为转移。所以法治与人治是根本对立的，跟专制也是毫不相容的。它要求把法律至上，树立崇高的法制权威作为基本原则；法律是公民行为和政府活动的最终导向，是规制和裁决人的行为的最高标准和终极力量；使每个社会成员都共同受法律的保护和约束，任何人或任何组织都无例外地受领法律的规束以及恩惠，其行为和活动都纳入法制的轨道和范围。因此，法治是社会调整向高层次发展，以摆脱任何偶然性、任意性和特权，使社会在严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良性运行中，形成一种高度稳定有序的秩序和状态的必然要求，以保障和促进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顺利发展。这正是社会进步所必须和趋向文明的表现。

就其作用和功能而言，“法治”概念的内涵比“法制”概念的内函更深刻，也更具有文明性。其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法治”与民主紧密相联，而“法制’则不一定。一般说来，“法制”即“法律制度”之谓，因此既有专制政体下的“法制”（如奴隶制和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严刑峻法、酷刑乱法，以及绝灭人性的法西斯法），也有民主政体下的法制。所以只讲“法制”，就难以避免“恶法亦法”。只有作为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产物的法制，才与法治有所通义。而且法制所关注的是建立和维护某种秩序，而法治所关注的焦点是有效制约和合理运用公共权力。特别是现代法治必然内含民主，以政治民主性为其本质特征。现代法治的产生乃是伴随着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宪政制度即资产阶级法治国的建立，它的基本精神就是民权至重（实质上或形式上）、法律至上、宪法至尊；因此政府权力有限，人民主权神圣；实行分权制衡，以法制权，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利，同时依法保障公共权力的合理运用和分配。所以现代法治的精髓和要义就是把法律从作为国家和政府对社会的控制手段和统治工具变为人民在当家作主（实质上或形式上）的前提下以法来管理国家、约束政府权力（使其合理运用、不致滥用和腐败），有效地治理社会，从而使国家权力服从于社会公众的共同意志，政府的权威从属于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的法制权威。法治的政治民主性，反映了人类在构建有序化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秩序的目标下追求自由、平等和人格独立的共同要求，法治是社会在趋向文明过程中的必不可少的制度化特征。所以康德认为“文明的社会组织是唯一的法治社会”，而这种社会组织的“文明”在于它的成员即公民具有宪法规定的自由、平等和人格独立三种不可分割的法律属性，生活在依据“普遍的、外在的和公共立法”所形成的法律权威和权力之下[14]。

法治的基本特征还在于它的公正性、正义性、合理性。既包括立法公正（即制定出来的法律必须反映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也包括

造，它对整个制度文明都起着确认、维护、保障和促进的重要作用。

例如作为人类经济制度文明重要体现的商品经济关系，尤其是它的充分发展（在近现代社会）所形成的市场经济这一重要经济形式，之所以成为近现代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有力杠杆，也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建设不可逾越的阶段，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富民的必经途经和必要手段，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市场经济制度或体制包含着人类经济制度文明的丰富内涵，体现着人类经济制度和体制建设与发展的若干共同的，行之有效的智慧和经验。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法律手段的规制和调节作用--以价值规律为基础，以市场为中心来调配社会资源，就使经济主体有更多的自主性、自由度并承担更大的竞争风险，从而使动力和压力并存，就必然要求严格、科学的经营管理形式和制度，要求稳定的、严密的普遍有效的市场规则和规范，以使经济活动有序地进行，创造出可观的效率和效益。这就促使人们不断地去探寻、创设、试验、修正和完善各种有关生产、经营、流通、交换和分配的制度、管理办法和规则，不仅各种经济学说和管理学说应运而生，而且有关的各种法律法规及其实施运行机制也愈来愈周密、完善。所以伴随市场经济而出现和不断完善的诸如公司制度、合同制度、法人制度、产权制度、专利制度、产品质量制度、消费者权益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和保险制度等，以及我们正在努力建立和健全的现代企业制度，都是人类制度建设的共同经验和智慧的成果。它们既是一种经济制度，也是一种法律制度；既是人类经济制度文明发展中的宝贵财富，也是现代法治文明的结晶和硕果。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的深刻道理。

法治文明更是政治文明的显著标志和核心内容之一。政治文明之两大核心内容就是民主和法治，然而，在现代社会，民主和法治总是紧密结合，水乳交融，不可剥离的，二者共同组构出政治文明的丰富内容。如前所述，不仅法治必然内含民主，以政治民主性为其本质特征；而且民主必然要求法治，必须上升为法治，即要靠厉行法治来体现和保障其政治的民主性及其向高层次发展，法治是政治制度的优化形式。所以民主政治也就是法治政治、责任政治，依法治国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法治体现了民主政治或政治民主之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必然趋向和要求。政治民主的基本原则，如人民主权原则、分权制衡原则、平等自由原则以及依法治国原则，不仅都是法治的重要原则，而且均要由法治即要靠采取法律的手段来体现、保障和维护，因为法治的中心问题就是要确定国家权力的合理位置以及人民权利的重要地位。政治民主所必须坚持的一系列重要制度，如体现人民主权和便于人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代议制度、选举制度，少数服从多数并保护少数的民意体现制度，体现政府向人民负责的政治责任制度等，也不仅都是现代法治所应坚持的重要制度，而且均要靠法治并采取法律的手段来体现、保障和维护。所以宪法和行政法作为现代法治的产物，正表明了法治对民主的体现、保障和维护的重要功能及作用（宪法本身就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而行政法则是宪法的具体化，它们要解决的中心问题都是合理规范和有效控制公共权力，以保障和维护公民权利）。有的学者很好地概括了现代法治与民主的这种内在必然联系：“（－）法治的根蒂，在于人民掌握主权，通过自由表决和选举组成代议制立宪政府；

（二）法治的效能，在于人民制定的宪法和法律能够保障和限定公民自由权利，促进大众政治参与向广度和深度扩展；

（三）法治的活力，在于人民对于所委托的少数管理者及由他们组成的权力机构，通过人人必行的法律和各种形式的分权与制衡制度，保持有效的控制和监督，保证公共权力的合法权威和合理运行；

（四）法治的形态，在于确立严格的依法治理的操作运行程序，这种程序必须符合民主的最一般规定和基本原则，如服从多数，尊重少数，为人民负责，越权无效等原则。”[18]这些都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卓越成果和成就。虽然不同阶级基础的民主和法治实现程度和具体表现方式会有所不同，但都离不开这些基本原则和共同要求。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一国两制”的国家体制和结构，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既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表现和补充，更需要靠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来保障、维护和予以巩固，所以也是中国当代法治文明的重要内容。

四、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法治化问题

法治文明的特殊重要地位还在于，它不仅对整个制度文明，而且对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内的整个社会文明都起着确认、巩固、维护、保障和促进的作用。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需要法治化（即制度化、法律化），才能够顺利地进行和健康地发展。所以邓小平同志创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紧密联系着的两个“两手抓”：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硬；一手抓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一手抓法制建设，法制建设必须贯穿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然而现实的情况是，物质文明建设的法治化已受到重视并正在积极推行，虽然还有待作更大的努力；可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法治化却存在许多困难的问题，任务更艰巨。其中原因很多，首先包括一些理论上的问题亟待解决。

精神文明建设的法治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历来在学术界也有所争论。争论的焦点是集中在精神文明中的思想道德方面的建设有无必要和可能实行法治化以及怎样实行法治化这个问题上。因为精神文明也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总体上由智力、文化方面和思想道德方面这两大系列所组成。智力、文化方面即社会在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发展和成就，它们是社会经济发展及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这方面的精神文明既同物质生产和生活的发展程度直接相联系（其中一些成分本身就是生产力的构成要素，科学技术还是第一生产力），又受经济制度以及政治、法律制度的深刻影响和制约。因此，这方

面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问题是毫无疑义的，也比较容易引起重视并正在逐步推行。在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建设方面，法律不仅提供有效的保障，而且直接起着组织和推动的作用。如教育法、教师法、商标法、专利法等一些有关文化教育和科技方面的立法，以及国家颁布的有关对自然科学、创造发明、合理化建议和技术改进等各项奖励条例，还有近来国家用法律手段加强对精神产品的生产、流通领域及文化艺术市场的管理等，都具有这样的作用和意义。可谓抓得对、抓得及时，务必坚持下去。

精神文明中的思想道德方面，包括社会的政治思想（也包括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道德面貌、社会风尚、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信念、理想、觉悟、情操、组织纪律性等方面的进步程度和状况。它们是精神文明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部分，集中地体现着精神文明以及整个社会文明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并强烈地反作用于物质文明以及制度文明。我们平常所说的一个社会、地方或单位精神文明的状况，主要就是指的思想道德方面的水平和程度。它们是精神文明建设中更为复杂、困难的领域。然而，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均表明，精神文明中思想道德方面的建设也必须实行法治化，才能落到实处，收到实效，才能摆脱其软弱无力状态而成为过硬的一手。

首先，从人类社会文明的系统结构来看，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其中的思想道德建设）的实际目标和效果，就是要使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同步协调发展。但是，由于物质文明虽然是精神文明发展的必要条件（为它提供物质基础，所以古人说“仓廪实而后知礼义，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但却不是充分条件（物质文明的发展并不一定会导致精神文明的同步协调发展，在许多情况下，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往往还会出现精神文明滑坡、道德水准下降等令人忧心的现象，甚至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形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逆向畸型发展状态。所以常言道：“饱暖思淫欲”，即谓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又会刺激人的贪欲和淫逸，致道德和精神文明倒退）；而且物质文明既不能直接决定整个精神文明（尤其不能直接决定其中的思想道德方面），也不能自然而然地引起精神文明的变化发展，而往往有赖于某种中间环节和经由一定的过程；精神文明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组合体系对于属于社会存在的物质文明也既有须相适应的一面，也有其相对独立性的一面。所以两个文明的存在和发展都要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极为重要的就是要受到制度文明即经济制度和政治、法律制度的性状和发展程度的影响制约。也就是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能否协调发展，相互促进而不至脱节和背离，很关键的就是要看制度是否先进以及制度建设是否健全，即取决于能否充分发挥制度文明的协调功能和整合作用。特别是精神文明中的思想道德方面，它并不直接同物质生产与生活相联系，而须通过经济制度和政治、法律制度的中介作用才能实现。换言之，物质文明对思想道德的作用只有通过经济制度和政治、法律制度的折光才能表现出来。所以，经济制度、政治法律制度及其发展乃直接决定着思想道德以及整个精神文明乃至整个社会文明的性质和发展方向。

因此，思想道德方面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应该作到制度化法律化。因为只能制度化才能经常化、稳定化，也才能规范化；制度化的更高要求就是法律化（制度化当然也包括完善各单位的规章制度，但规章制度建设只是制度化的基本要求，作为一种重大国策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还必须上升到法律化、法治化、才更有效力和权威。）作到制度化、法律化，才能有章可循、奖惩分明；才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偿罚严明。制度化和法律化的一个中心意义就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既享受正当权利和权益，又必须履行应尽义务和职责。享受权利以鼓励其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履行义务以确定和强调其应尽的职责和本分，否则就要负相应法律责任，受到追究和惩处。换言之，制度化、法律化的要义就是使行为主体的权、责、利相统一，使其既有动力又有压力，这是搞好包括精神文明建设在内的各项工作的基本保证。而实行制度化、法律化的关键就是要严格、斗硬、不讲情面、不徇私情，在制度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例外情况和特殊公民。所以精神文明建设要摆脱软弱无力状态，使之真正硬起来，就必须在制度上斗硬，在法律上斗硬，不能老是挂在嘴上、议在会上、写在纸上重要，实行起来就被挤掉、忘掉。有了制度和法律的效力和依据，精神文明建设就是硬任务，任何人、任何单位都不能掉以轻心。并且精神文明建设也有个体制建设问题，也需要进行相应改革，不能再象以往那样似乎跟每个单位、每个人都有关，但由于没有在制度和组织上落实，更谈不上法律保障和依据，结果又与每个单位、每个人的责任无关。而且不能落实权利，也无从履行义务，条条块块都无法管辖和监督，自然就流于形式、成为软任务。岂不可惜，可叹！

至于思想道德方面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有无可行性？这就涉及到如何正确处理在加强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的相互关系问题。

本来，道德和法在社会规范体系中就是姊妹关系，在任何社会中它们都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和社会秩序的重要两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道德和法律的互相支持和配合作用更加突出，在很多情况下它们都是互相渗透、交叉甚至一致的。法律正义的基础就根植于社会的道义；有些法律本身就是这方面道德原则和规范的体现和确认，例如我国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等，许多法律规范中也体现着社会主义道德的精神和要求，例如我国宪法中对公民权利和人格的尊重，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的规定等；特别是我国民法中的公平、公正、诚实信用、平等互利原则和对社会公序良俗的认可等，本身就体现了市场经济中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的要求和精神。所以社会主义法在以社会主义道德和法律意识教育人民，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和良好的行为方式，培养“四有”

新人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

当然，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就其性质和作用而言，也有所区别、不可混同。前者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并据以保证实施，违法犯罪者要受到应得的惩罚；后者主要靠人的自觉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不道德行为是由人的良心、信念和公众舆论来裁处（即所谓“道德法庭”），对之一般是说服教育和批评，即遭到道义上的谴责。前者要求权利和义务的严格对应和统一；后者履行道德义务（即善行）则不以报偿为前提。法律规范允许或禁止人们作什么是对他的行为起码不得损害他人和社会的最基本，因而也是最严格的规定；道德规范提倡和鼓励人们作什么则是对人的行为应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进一层次要求。法律规范是控制人的越轨行为之最后屏障，突破这个屏障，就为社会和统治秩序所不容；道德规范则是抑制人的不良行为的内心防线和民间防区，它注重通过潜移默化和榜样的力量来进行自我矫治，以期养成个人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品质。法律对人的行力的规范作用主要是“他律”，道德对人的行为和思想的规范重在“自律”。所以道德修养讲究“自审”和“慎独”，着眼于启发和挖掘人的内在善、自觉性和自我调控功能。难怪黑格尔把道德观为人们“内心的法”。

可见道德和法律各有其优劣短长，所以需要互相取长补短以紧密配合和支持，才便于形成社会规范系统及其调控手段的严整体系和综合功能，以更有效地规范引导、教育、评价和矫正人的行为。所以一方面，法制建设需要道德建设的支持和配合，才能使人们在行为的选择及矫治上有更深厚的思想基础和更广泛的群众基础。法制教育有道德教育的支持和配合就会收到更好的效果，更易变为人们的自觉行动；法制观念的增强植根于群众道德意识，道德觉悟的提高上，也会更加牢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法治化的推行及其实现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提高和改善人们的道德水准和社会风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赖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卓有成效；而且作为法制建设重要环节的法制宣传教育的重要内容，如培养人们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观念，提高公民遵纪守法的自觉性以及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等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本身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所以强调法律至上并不等于主张法律万能，依法治国不仅丝毫不排斥而且必须凭靠道德力量对人的行为的深刻影响和对人的思想的强烈净化作用。这也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宗旨和目标。

然而，另一方，道德建设也需要法制建设的支持和配合才能增强力度和强度。因为自觉性并不是每个人、每个时候都具有，说服教育也并非万能，不义之徒，寡廉鲜耻之流，何谈良心，更无惧众怒。因此，就非常有必要把一些重要的，涉及面广的，必须强制推行才能维护社会和公众利益的道德规范和要求上升为法律规范，以国家权威保证实施，这看来已是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了。事实上，现实生活中不少法律规范就是由社会的道德规范、原则和要求升华转化来的，或者说，社会的道德要求采取法律的形式得以集中化和更强烈的表现。例如《社会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有关社会治安方面的法律法规，就是对某些社会公德要求的集中化和强烈表现。又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有关维护经济秩序方面的法律法规，就是对包括商业道德在内的经济职业道德要求的集中化和强烈表现；再如《法官法》、《律师法》等更是直接体现了司法职业道德原则和要求。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得更广阔些，还可以从历史上和国际上找到有关这方面的一些先例以作参考。例如我国历史上儒家所主张的伦理法，讲礼法结合，失礼入刑，把“三纲”、“五常’等道德规范也予以法律化，虽然以其强化封建宗法制度的消极意义为主，但也有其强调道德和法必须紧密结合，以发挥其社会控制之综合功能的合理成份可资批判性利用。新加坡把许多包括讲文明礼貌、公共卫生等社会公德在内的道德建设领域都纳入了严密的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一旦违反无论何人概予以严惩。而且新加坡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确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呈现出与物质文明协调发展的良性状态。其中一些具体作法虽然可能有过于严苛之虞，但这种高度重视社会生活的制度化、法律化，强调必须给道德建设、廉政建设以及其他各项重要事业以严密的制度支持和法律保障的战略原则和策略思想，却很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连美国也制定有《1978年政府行为道德法》，对在立法、行政、司法部门供职的公职人员的行为活动（包括经济生活中严格的财产申报）和职业道德要求作出了严格的规定，以旨在保持公务员的清正廉洁。这对我们也不无启迪作用。

上述事实表明，精神文明建设中思想道德方面的制度化、法律化，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只要我们注意方式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掌握好分寸，并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是会收到应有效果的。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还应分个轻重缓急，要有重点地推行。譬如，当前就应当把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提到首要的地位。因为社会公德是整个社会道德的基石和标志之一，是公众的道德水准，社会风气和社会道德风貌的直接体现，是一个地区、一个城市文明建设综合效果的重要表现。它对人们的道德要求虽然是最基本、最初步的，但其范围和作用又是最广泛。最普遍的，因而又是最不可忽视的。职业道德则是社会普遍道德原则和规范深入于每个人的职业活动的具体化，是各行各业中人们行力是善或是恶，是正义或非正义的具体道德要求。它深入、持久、细致、密切地渗透到人们所从事的工作和事业的整个过程中，关系着人们的工作态度。敬业精神、服务质量和对社会的责任，在各项工作和各个业务领域支撑着整个社会道德体系。因此切不可等闲视之。当前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出现的道德滑坡、价值沦落、社会风气不良等令人堪忧的现象，首先就表现在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的滑坡，并已引起人民群众的普遍愤慨和深切痛恶。紧紧抓住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建设制度化、法律化这个枢纽，其他措施和办法大力配合，才有希望尽快扭转和改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建设的状况，从而进一步改善整个精神文明建设中思想道德建设的状况。

需要说明的是，对精神文明中思想道德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不应作孤立的、机械的、绝对化的理解，更不能简单化、庸俗化进行；它既不是包医包治的特效药方也不意味着要搞惩办主义。而是主张把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有机地、恰如其份地结合到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在内的精神文明建设中去，使其更有保障、更能有力有效地推行精神文明建设的其他各项措施。为此，就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精神文明建设中思想道德方面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并不是要求把一切思想道德方面的问题都归于制度化处理，都诉诸法律解决；而是指把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人民生活安宁幸福的重要领域实行制度化、法律化，即在这些领域不能单靠思想教育和道德自律，还要靠必要的强制和法律，这方面的越轨行为要受到惩处，要为这些领域树立普遍的、稳定的、明确的行为模式和标准，使人们有章可循、有法可依，遭到损害可以求诉和求救。

第二，思想道德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不等于思想道德观念的制度化、法律化。思想道德建设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客观的、有形的社会实践活动，这类活动是完全可以把握和予以规范的现实对象，它不同于思想道德观念，后者乃属于社会意识的领域，更确切地说，思想道德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是强调对思想道德建设的工作及其管理应实行制度化、法律化，以便严格要求，并赋予应有的权利，明确各自的职责和任务，才能落实各项措施，收到实效。

第三，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并不排斥精神文明建设的其他重要措施，相反，必须有其他各项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办法来密切配合，特别是要以加强思想道德本身的建设（包括政治思想教育，世界观、人生观的教育等）为基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起到标本兼治、德教和法治结合的效用。然而思想道德教育若是缺少了制度和法律保障，在一定场合和对相当一些人来说就收不到必要效果，特别是在拜金主义、利己主义泛滥的情况下没有制度法律作后盾更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也可以把思想道德方面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看成是在特殊情况下，即思想道德教育失效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必要措施，是在此情况下用法律手段强化道德教育和推动道德普及的特殊需要。

第四，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的确十分复杂，也是一个崭新的问题，既是道德建设的新问题，也是法制建设的新问题，很值得深入细致的探讨和研究，一定要注意不能简单化、庸俗化。例如，虽然规章制度可以对人的政治思想表现和态度提出要求，但是要注意，纳入法律规范调整范围的，却只能是人的行为，而不能扩展到人的思想领域。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我的行为就是我同法律打交道的唯一领域”，所以“凡是不以行为本身而以当事人的思想方式作为主要标准的法律，无非是对非法行为的公开认可”[19]因此在实行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政策界线，掌握好分寸，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严防扩大法律责任的界限和范围。

至于精神文明建设法治化过程中应注意的有关战略和策略问题，初步考虑到如下几点：

第一，应把重点放在思想道德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问题上，这也是其难点，是最薄弱的。应努力探寻这方面的规律性，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使其既卓有成效，又稳步地进行。同时应继续深化和完善智力、文化建设的法治化，增强力度、加快步伐。在当前，尤其应加强和加速文化市场、教育改革、新闻出版事业以及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法治化。

第二，应把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建设的法治化作为突破口，来推动和带动其他方面和领域的道德建设适时和适当程度的制度化以及法律化。而其中，又应把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的职业道德即“政德”建设的法治化放在首位，同时及时推进那些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及文化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和部门的职业道德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并进而扩展到各类社会组织和法人。以利于惩治和防止腐败，从根本上改善党风和社会风气。

第三，应通过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着重探讨青少年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相结合的经验和规律，以增强对青少年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力度和深度，有效地预防青少年犯罪和道德失落。

第四，精神文明建设的法治化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包括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机构。实施体制、决策和运行机制以及队伍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并应通过这种法治化，建立和完善精神文明建设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加强其物质保障和信息情报系统，深化其理论研究。显然，这一切都需要我们以科学求实态度和勇敢开拓精神去不断探索。

注释：

第三篇：《文明论概略》读后感

《文明论概略》是日本学者福泽谕吉于1876年(明治8年)出版的，最近有朋友推荐我看，《文明论概略》和《历史大脉络》读后感。我本来以为，100多年前的人写的书，已经早已过时，没什么看的。但当我从第一页读起时，就深为作者的见识所震惊。不错，正是1876年的书，所以才让我震惊无比。因为这本书只要稍微改改年代，你认为是几年前出的也完全可以。作者的见识深远，远超当时的时代！

福泽谕吉不愧为大学者。本书旁征博引，对历史，尤其是我国历史，分析得相当深刻。日本明治一代的文人，普遍精通中国历史，这也是我国千年以来的影响。福泽对我国历史和人物的看法，在我看来相当新鲜，我知道这是我孤陋寡闻的缘故。而且福泽的书深入浅出，极为生动，想想我读的其他日本学者的书一般也是这样，这大概是日本学者的普遍特点吧。

当然，本书也不是没有缺点。在我看来，一个大缺点是不够系统，随意发挥。其实《文明论概略》这本书的思想比较简单，但就是谈古论今，洋洋洒洒，所以篇幅就大了(其实也不大，不到200页)，这也是日本人写书的通病。比如日本现代战略家、被誉为“东方德鲁克”的大前研一，目前已出书100多本，大部分都是聊天性质，在我看来最多10本就够了。当然，福泽的书还是精炼得多。不过其中间谈“智德”的几章，明显不够系统，似乎作者想把他的所有观点都表达出来，读后感《《文明论概略》和《历史大脉络》读后感》。我后来想通了：因为当时毕竟是1876年，作者需要对日本人启蒙，所以讲了很多现在看来似乎是很简单的道理。

但是，想想当时我国的同时代人：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翁同龢们在干什么，他们的见识如何，很明显，高下立判。例如，洋务派的最高见识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提)，后来被作为纲领。但福泽谕吉在书中对此观点进行了批判(但他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这个口号也是洋务派后期提出的，福泽批判的是“只学表面，不从根本上改变”)。

当然，福泽后来逐渐支持日本的侵略扩张，甚至“脱亚入欧”，晚年认为日本民族“很优秀”，所以理应统治别人，就相当过分了。很伤我中华民族的感情。但如果就事论事，我觉得这本书很好。从本书中可以看出：日本的强大绝不是偶然的。

在读《文明论概略》时，我同时阅读了我国台湾现代学者许倬云先生写的《历史大脉络》。因为福泽的书已经初步站在了全人类的角度思考问题(但仍以日本为主，民族意识强烈，但在那个时代有相当的全人类意识，我觉得已经殊为不易了)，那么100多年后我国学者的书又如何呢?我很有兴趣。而且我很佩服许倬云先生，他少年残疾，但自强不息，很有历史天赋，再加上是台湾学者，所以我就更有兴趣了。

《历史大脉络》这本书的特点是谈了很多台湾以及大陆的历史，所以明显是写给台湾和大陆人看的。让我对很多过去我不知道的事情有了很多了解。不过凭心而论，我觉得本书可能谈的面太广，所以很多观点和论断有待商榷。当然也可能是我个人见识浅薄，还不能充分理解作者的观点吧。总之，《历史大脉络》让我了解了很多新鲜的知识，作者的见识宏远，最后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思考问题的，也让我很有收获。

第四篇：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论文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摘要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本文结合十八大报告，分析并论述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途径及其意义，明确它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十八大报告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 并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相并列，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要求的提出，为努力建设国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实现路径。

一、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

当前，我国资源环境的总态势是：资源总量大国，人均资源短缺，资源供给难以满足较高经济增长速度的需要，资源降耗困难重重，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物污染的环境污染已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形成威胁，生态恶化趋势没有得到扭转，各类生态系统整体功能在下降，生态恶化的范围不断扩大，危害程度加剧，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在减弱。显然，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弱，特别是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口的不断增加，生态环境的形势十分严峻。这就要求我们的发展需要和自然相协调，需要走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我们得重新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遵循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同时，我们应该不断地降低在发展中产生的负面影响，积极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以此来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建设。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也把建设生态文明写进党章，成为党的执政纲领之一。

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途径

十八大报告第八部分提出了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优、节、保、建四大战略任务，重点在于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以及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根据以上战略目标，可采取以下具体措施：

（1）优化GDP核算体系

在进行国民经济核算时，应充分考虑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响。更多地将生产、消费行为对环境的影响纳入GDP的核算中，如果是环境污染，其所造成的损失要从GDP总量中扣除，从而纠正旧GDP核算方式对经济主体行为的误导以及对资源配置的扭曲。国外的一些著名学者也曾提出过国民收入核算的新指标，如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曾提出净经济福利指标（NEW,Net Economic Welfare）。该指标以是否改善了社会福利为出发点对现存GDP进行了调整，其中包括对环境负外部性所造成损失的扣除。目前我国这方面的工作也正在进行，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具体运作中需要克服技术上的难题，如定性指标的量化与数据来源等。

（2）加大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媒体宣传

要使生态文明的观念深入人心，我们还需要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媒体等方方面面的共同配合与努力。因为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更加注重的是以人为本，追求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自然适应并满足于人以及人适应自然两者的统一。为了完成这个目标，面对整个社会，我们要大力开展环境保护的宣传，树立友好的“环境即生产力”的理念。尤其面对处于领导位置的人，更要大力宣传及贯彻生态文明观，因为他们只有具备这一理念才能在领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的过程中做出正确的决策，坚持环境友好和生态文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建立。

（3）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在我国的环境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应该充分运用科学技术手段，加快推进从原来的数量型的粗放增长方式向效益型的集约增长方式的转变，建立一个低消耗资源的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以促进资源的节约，提高单位资源的利用效率，缓和资源的供需矛盾，走资源节约型发展的道路。大力推行清洁生产技术、环境无害技术、节能降耗技术、废物综合利用技术，积极研究、开发和推广高效、低耗、无废、少废、节水、节能的新技术、新工艺，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工业、能源、农业、林业和环保产品生产体系。扶持和发展环保产业、绿色产业、生态农业、生态旅游，加快产业升级进程，实现资源、能源和环境的可持续生产和消费，提高自身绿色竞争力。

（4）加强大众生态道德教育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手段的支持和法规制度的保障,更离不开文化意识的支撑。生态道德意识是发展生态文明的依托和精神动力来源。因此,大力培育全民生态道德意识,不断强化全民生态文明观念,对于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提高人们生态道德修养要树立新的系统观、价值观、经济观、消费观、科技观，营造培育全民生态道德意识的社会氛围，还须建立完善的环保教育机制,尤其要抓好学校教育的环节,特别要重视青少年生态道德意识的培育和提高。只有使人们从小就懂得生态保护的重要性,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和道德观,才能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构筑起牢固的生态屏障,才能养成良好的生态道德行为,切实防止破坏生态的悲剧重演。（5）健全相关政策制度及法律法规

惟有环保规则成为既定的制度和法律，防污治污的综合性约束机制才能真正的在社会中全面建立起来。首先，要建立科学的决策和责任制度，提高对建设生态文明的领导力。应考虑改革党政干部考核评价任用制度，如加大对各级党政领导者生态文明建设的问责力度，特别是把生态文明建设实绩作为任用干部的依据。同时，有了可以遵从的、具有强制效力的法律保驾，环保机关在全社会的管理、执法过程中更加地顺利，民众在生活中才能正确认清破坏生态的现象，从而自觉地监督、举报。将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法律及政策的高度，是始终贯彻生态文明建设的强有力保障。

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历史意义

建设生态文明，昭示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意味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人民未来的长远打击，也是全党全国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对于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1）确立生态文明建设地位是我国发展道路上的一大飞跃，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党的十八大报告把建设生态文明写进党章，成为党的执政纲领之一，充分彰显我们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威望不断攀升、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近年来，我国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行动，作为发展中国家，为人类生态环境保护积极不懈的努力有目共睹。报告中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强调在产业发展、经济增长、改变消费模式的进程中，尽最大可能积极主动地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这实际上是建设和谐社会理念在生态与经济发展方面的升华，不仅对中国自身有着深远影响，而且也是对全球日益严峻的环境生态问题所做出的庄严承诺。（2）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国未来发展及建设的战略基础

生态文明观将指导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尤其在城市化过程中生态文明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生产力观、价值观及可持续发展观为城镇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同时，把生态文明建设同吸引外资、发展高科技产业和旅游业有机结合,从而变被动的生态欠账补救建设为主动、有规划、大规模的生态文明建设，也将有效地促进城镇经济的高速、健康地发展。

（3）生态文明的建设有利于指导解决中国发展新阶段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

在现代社会中，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式。它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主旨，以可持续发展为根据，以未来人类的继续发展为着眼点。近年来我国的人口、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许多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缺乏、物价上涨等问题日益浮现在我们面前，这些问题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同时也有由于人类在社会建设中忽视生态平衡、盲目发展而犯的错误引起的。随着我国工业化建设范围的扩大，生态文明地提出必然能使我们在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平衡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缓解现有的社会矛盾，改善我们的生存环境。

四、结语

当前，随着我国社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人口的进一步增长，生产、生活所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已越来越严重。我们应当在更深的层次和更广的范围内采取协调行动，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挑战。一方面要坚决反对发达国家利用气候问题来干涉我们的工业化，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子。政府和权力机关出台必要的政策，强制性地规范人们的生产、消费行为，并利用适当的经济手段、合理的激励机制推进环境资源保护。此外，鼓励环境保护的公众公益活动，对人们进行长期的引导、教育并制定必要的道德标准加以规范。要在人们心目中树起崇尚自然、热爱生态的道德情操，唤起善待生命、关爱生物的道德良知，保护好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任何动植物的基本生存权。

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党的执政纲领的高度，说明党中央已经把保护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当作一件非常重要紧迫的事情。相信在今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内，保护环境、改善环境、防止和减少污染，将成为一项全国上下都行动起来的事业。

参考文献

[1] 党的十八大报告[J],2013.[2] 苏征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建设[J].世纪行,2008第1期.[3] 洪银兴.《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4] 唐丹丹.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的生态文明建设[J].社科纵横,2011第1期.[5] 任保平.《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可持续发展》,载《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第五篇：论古希腊文明和文艺复兴的异同

论古希腊文明和文艺复兴的异同

经过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期，佛罗伦萨的诗人找到了遗失的古希腊文化火炬，重新点燃了西方的文明之火。古希腊文明和文艺复兴是欧洲文化的两个顶峰，两者虽然年代不同，地域迥异，但他们都有着共同的因素促成文化的繁荣。

首先，古希腊和意大利小国寡民的城邦制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体制的保证。文艺复兴产生于城邦林立的意大利，而古希腊文明也萌生于雅典等城邦。城邦制对于山脉广布的意大利和希腊十分适合，松散的政治同盟也为文化的自由提供了基础。雅典的民主制使公民的自由达到最大，而意大利各自独立的贵族统治也使教皇的宗教影响降到最低。从政治上看，城邦制最能调和人类社会两个敌对而又被动的要素——秩序与自由。而这两者之间的竞争促成了文化的兴盛。

宗教推崇的秩序与人类的理性相互碰撞，促进了文化的多样性。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对宗教的信奉都很一致。虽然雅典信奉雅典娜，而斯巴达信奉阿波罗，但都会向包括宙斯、赫斯提等十二个神进行礼拜，而伊索克拉底、柏拉图等思想家则试图以理性的方式来解释超自然力量。宗教中对秩序的追求和思想家对自由和真理的探索相互碰撞，极大地丰富了古希腊的文明。宗教主题的艺术创作繁荣了文化，比如古希腊时期由宗教仪式带来的“挽歌”这一文学形式的兴起，又比如达芬奇的宗教题材作品是文艺复兴辉煌的篇章，但同时体现了他对宗教的怀疑和对人文主义的推崇。同时非宗教创作也同样兴盛，波提切利创作的《维纳斯的诞生》体现了文艺复兴时人们崇拜理性美和对人文主义的日益浓厚。这也体现了文艺复兴时中产阶级的兴盛和城邦财富的积累。我认为文艺复兴对古希腊文明的本质区别即在于人文主义的发展。较之古希腊文明，文艺复兴的创作更多的带有对宗教的怀疑和对科学的严谨的标签。对人自身的发展和更广泛的公民自由也是古希腊文明所不及的。

与东方的交流也促进了希腊和意大利的文化繁荣。近东的腓尼基人将字母带到希腊，为希腊字母提供了蓝本，东方国度如非利士王朝、以色列的繁荣文化影响了希腊，同时腓尼基人领先的航海技术也为海上商路提供技术保证，东方文化从塞浦路斯传播到希腊，从而最终引起一个世纪后的希腊文化复兴。而意大利作为丝绸之路的欧洲大门，更是凭借地理位置的优势率先开始了文艺复兴。航海技术的发展使意大利与东方贸易更为方便，并将意大利的财富积累推向顶峰。意大利的城邦诸如威尼斯因为商业的繁荣而大量赞助艺术家，这使得艺术家有更多的精力投入作画，与此不同的是古希腊无需劳作的“平等公民”要靠农奴的供养，自然也只有公民才会去进行创造艺术。与东方的交流不仅带来了商业的发展，也带来了文化的交融。

总之，城邦制的统治和广泛的和平、宗教与理性的竞争海上的安全及贸易的增长、促使了古希腊文明的昌盛和文艺复兴的兴起，而人文主义则是文艺复兴区别于古希腊文明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文中事例主要来自《希腊文化史》（刘增泉著）、《天才复生——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雅各布·布克哈特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