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两面人特征的形成及防治

第一篇：贪官两面人特征的形成及防治

贪官两面人特征的形成及防治

随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贪官中表现出来的两面人现象已经引起广泛关注，无论掌握大权、鲸吞巨额国有资产的大老虎，还是把小小的权力运用到极致，不断蚕食国家、集体财产的小苍蝇，搞腐败的手段方式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惊人一致的，即都在现实中表现出鲜明而又反差强烈的两副面孔：把“人民的公仆”挂在嘴上，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是以权谋私、升官发财；口头上讲的是克己奉公、廉洁自律，实际沉溺于行贿受贿、奢靡挥霍；写总结、做报告不离先进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实际上理想泯灭、道德失范、利欲熏天；对于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表面拥护，实际上是阳奉阴违，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这种两面人特征不是一般人身上常见的优点和缺点并存，而是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在其身上互为表里。口头上冠冕堂皇而内心龌龊，行为出轨，言行不

一、表里不

一、心口不一达到极端，是典型的伪君子、两面派。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贪官的两面人特征不仅给查处案件造成困难，而且由于执政党干部本应在思想道德上成为社会表率和群众榜样，所以贪官一旦被揭露，会导致舆论哗然，给党组织带来政治上特别是形象上、道义上的巨大损失。人们不禁要问：贪官的两面嘴脸怎样形成的？这样的人为什么能够得到提拔、不断上位？

不能把贪官的“两面人特征”仅仅归于人性的复杂，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两面人特征是在特定环境下形成的，是主客观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

对于贪官的两面人特征，一种解释是缘于人性的复杂：人性是多面的，人都有双重性，既然人“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那么出现两面嘴脸也不足为奇了。

这种一般化的结论不能说明“人性的复杂”为什么在贪官身上表现得如此突出和集中；更不能解释生活中有大量光明磊落、言行一致、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优秀干部。显然，脱离现实、脱离社会存在，仅仅用抽象的人性解释这样复杂的社会现象是行不通的，而简单化的认识更无助于问题的解决。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中说：人的本性并非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综合。这一经典论述对研究这个问题具有方法论意义。把贪官的“两面人特征”放在社会存在特别是现阶段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具体分析，可以看出，贪官并非生来就坏，与生俱贪，有些人还曾经是不错的干部，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两面人特征是主观因素和各种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贪腐行为和两面人特征有一个形成和发展过程。

面对转型期多样化的价值取向，拒绝、放弃正确思想而接受错误思想，同时学会了革命辞藻，是两面人特征形成的思想基础。

任何社会都存在不同的思想、思潮和价值体系，在我国社会转型期，由于经济成分多样化和全面开放条件下外来思想的渗透，价值取向多样化的问题尤其突出。一方面，执政党的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已经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另一方面，主旋律中夹杂着噪音，各种非主流意识、非主流价值观念仍然长期存在。对待同一事物，人们的价值判断有很大差异。比如，对待公与私，现阶段有公而忘私、先公后私、公私兼顾、先私后公、损公肥私等不同的思想和行为；对待权力，有执政党坚持、多数干部践行的“权由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权力观，也有人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把权力看作谋取私利的资本；对待人生，多数人把奉献作为价值追求，努力在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奋斗中实现人

生价值，也有人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对待生活，多数人能够保持贡献与获取的平衡，创造与享受的统一，勤劳致富，向往健康、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也有人为暴富不择手段，追求奢靡腐朽的生活，沉湎于及时行乐、声色犬马、感官刺激。多样化的价值取向势必反映到先进的共产党内，导致一些人的价值迷茫。面对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多数党员干部是能够保持清醒的，他们可能也有过价值困惑，但总的来说，能够摒弃、抵制错误的东西，正确思想在其头脑中始终占据上风，并在思想道德境界上不断攀升。少数人却与此相反，他们逐步接受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开始怀疑，接着放弃了自己曾经信奉、坚持的正确思想原则，在价值观、权力观、人生观、生活观上发生倾斜和颠倒。多年的理论学习，党组织的不断教育，没有使理论知识、党性原则转化内心的坚定信念，而仅仅使他们学会了漂亮的辞藻，进而成为政治作秀的本领和掩饰肮脏内心世界与贪腐行为的包装。这是贪官两面人特征形成的思想基础。

不能正确认识、对待转型期社会的消极面和自己在生活中的消极体验，在真善美和假恶丑之间做出错误的选择，是贪官堕落的缘由。

值得研究的是，既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社会的主旋律，党性原则在党内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多数党员干部能够接受党的教育，树立正确思想，为什么少数人反其道而行之，偏偏选择、接受错误的东西呢？

转型期的社会处在急剧变革中，由于市场机制、市场秩序不完善，特别是法制不健全，加上管理措施落后于改革政策的时间差，现阶段社会存在诸多不合理现象，突出的表现是教育、就业等机会不公平、竞争不规范、收入差距过大，少数非法致富、暴富；在一些地方、单位，微观环境不良，歪风邪气还有市场。这

就产生强烈的负面示范作用，致使努力工作、勤劳致富的人们包括党员干部产生不公平感，积极性受到伤害。这些现阶段无法回避的现实，让不少人在生活、工作中有消极体验。对于社会现实的不合理现象和消极体验，人们大体上是感同身受的，如何认识和对待，则因人而异。多数党员干部能够看到社会生活、党内生活的主流、本质，从中汲取正能量，并不断坚定信心；对于不公正现象和不正之风能够辩证分析，懂得“现实的不一定是合理的，更不会是永存的”，坚信“邪不压正”，因而能够坚持党性基本原则，以“从我做起”的正确态度加以抵制；有些人虽有苦恼和困惑，但至少不会去同流合污，保持住了做人的底线。少数人却因此迷失了方向，面对“劣币淘汰良币”、投机钻营者得利的个别现象，他们从心理不平衡开始，继而羡慕，进而效法追随，乃至变本加厉。他们无视光明和主流，专用放大镜去看黑暗面，以致“夜间观牛，其色皆黑”，被支流、现象和阴暗点所迷惑，把国家、社会看作漆黑一团。由此，在他们眼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了“冒险家的乐园”，工作领域成了个人的名利场，并以己度人，以为所有的人都在为名利、金钱而算计、奔波、争斗，头脑中完全丧失了原则是非，只有得失成败，而“成功”的标志就是个人利益最大化，就是权力、金钱和美色。由于歪曲地看待现实并错误地加以总结，他们在真善美和假恶丑之间做出错误的选择，认为党性原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假大空”，是根本做不到、靠不住的，谁要去做，谁就吃不开，谁就是“傻子”。还错误地总结出一些“为官之道”，如“公开制度不如潜规则管用”；“会干的不如会说的、会拍的、会送的”；“依靠群众不如讨好领导”，“坚持原则会遭遇‘逆淘汰’”；“凡是领导都不愿意听批评，不想听真话”；“讲真话不如讲假话，讲假话将来可能倒霉，讲真话立刻就倒霉”等等。极少数人走得更远，把“厚黑学”的一套奉为圭臬，搬到党内政治生活中来了。不是抵制不正之风“从我做起”，而是搞歪门邪道从“从我坏起”，更有甚者，已经彻底信奉“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而且这种卑鄙不是公开的、赤裸裸的卑鄙，而是伪装的、难以识别的卑鄙，是巧言令色、大奸似忠的卑鄙。这就是贪官做出错误选择并堕落的缘由。

内心思想意识、贪腐行为与担任社会角色的冲突，迫使贪官巧妙地加以伪装，形成两面人特征。

由于权力两重性特别是其腐蚀作用，任何国家都对公务员有严格要求，制定了比普通公民更高的道德标准。中国共产党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先进政党，在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执政，因此理所当然地对党员干部的要求更高、更严格。党章明确规定，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还专门规定，党的干部要“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坚持原则，依法办事，清正廉洁，勤政为民，以身作则，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自觉地接受党和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加强道德修养，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任何滥用职权、谋求私利的不正之风。”这是非常正确的角色要求，对于多数有基本思想觉悟的党员干部来说，这些要求是能够接受的；在党组织教育帮助和人民群众监督下，他们也达到或者基本达到了这些要求。但是，贪官的内心世界却与这一角色要求发生剧烈冲突，两面人特征由此形成。贪官们面临的一个矛盾是，一方面，他们内心根本不相信这一套；另一方面，党组织又是按照这些要求考察、提拔干部的；人民群众也是按照这些要求来衡量干部的。而且，纪检监察机关对腐败的查处力度不断加大。他们“聪明”地懂得，要想逃避追查、保住官位并得到提拔，除了加强贪腐行为的隐蔽性外，还

要在外表上善于包装，在言论上欺骗组织和群众。他们知道，不但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不能为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容忍，仅仅暴露自己肮脏的内心世界，都会影响甚至断送自己的从政生涯。他们因而学习伪装，开始是不自觉的、笨拙的，以后是自觉的，巧妙的；他们把好的一面展示给领导，用动听的言辞去打动群众；而内心想的、暗地做的却是另一套。由于有一定文化水平并经过理论培训，他们形成了复杂的心理结构，内隐层与外表层完全分离甚至对立。两面人特征就是这样形成、发展的。

在贪婪和侥幸心理驱使下，沿着贪腐和伪装作秀的道路走下去，最终被揭露而身败名裂，是两面人贪官不可避免的结局。

形成两面人特征的贪官，其内心极其复杂：贪婪侥幸、恐惧危机、赌博冒险等心理交织在一起，外表镇定而内心纠结。随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他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危险，在“伸手”之前也曾经有过思想斗争，或者曾经想过停止住手乃至悔过坦白，然而贪婪和侥幸心理占了上风，使其终究没能跳出自己为自己挖的陷阱。如同马克思所说，一旦资本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就甘愿冒上绞刑架的危险，贪官亦如此。贪婪冒险心理是与贪腐带来的非法利益成正比的，巨大的利益诱惑使其失去理智。因关系网的庇护和手段的隐蔽性，他们一次次成功地逃避追查，有的还被带病提拔，这又助长其侥幸赌徒心理，如同吸毒分子已经毒瘾成性、欲罢不能。为保护自己和继续非法攫取更多的财富，只能寄希望于更巧妙的伪装。渐渐地，他们已经完全形成两个“自我”，一个是真实的“自我”，一个是展现在组织和群众面前的“自我”；形成两套话语系统，一套是公开场合的庄严承诺和廉洁表白，是对组织和群众讲的，一套是内心世界

真实的心理活动，支配自己的权力运作。两个“自我”、两套话语系统竟奇异地统一于一个人，已经到了讲假话而脸不变色心不跳的地步。西哲云，“通向地狱的道路是黄金铺就的”，贪官的廉洁口号越喊越高，手段越来越隐蔽，财富越敛越多，有的官阶越升越高，头顶光环越来越亮。然而，假的就是假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两面做派只能得逞于一时，最终不可避免地被党和人民群众揭露，自己把自己钉在耻辱柱上。

贪官的两面人特征表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提出了改进、完善干部教育和考核、选拔工作的新任务。

教育要以达到“知”（知识）“信”（信念）“行”（行动）的统一为目标，防止理论脱离实际和各种形式主义。干部的理论学习、党性教育不是一般的传授、吸收知识，而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即让科学理论、党性原则内化为自己的坚定信念，再变为行为准则。这要经历艰苦的精神劳动、自我提升和释疑解惑，要克服头脑中的思想障碍和外界对理论原则的质疑，对理论的科学和价值产生高度认同。这里的关键是把干部看成学习、思考、实践的主体而非单纯接受灌输的对象，以各种方法调动干部学习热情，发扬民主，鼓励讲真话，包括提出不同意见。“真理好比火石，受到的敲打越厉害，放出的光辉也越灿烂”。通过思考、比较、讨论、争论去深化对理论的理解，让干部对理论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切实懂得，理论与实际生活的某种差距并非因为理论过时，恰恰证明在理论指导下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必要性。经验证明，经过反复思考、消化接受的道理，比囫囵吞枣得到的一知半解更容易入脑入心。心理学表明，信念是知识、感情和意志的“合金”。掌握理论决不能停留在书本上。对理论有了认知，需要在实践中验证、巩固、强化，产生把理论原则付诸实践的炽热情感和意志力量。因此，干部下基层、挂职锻炼、深入调查研究、以各种方式接触群众等是干部增强党性、坚定信念的有效方法。廉政教育更要防止单纯说教，应充分利用反面教员作用，加大警示教育力度，使干部懂得，廉政要求是高压线，廉政意识不强，就是给自己埋下“定时炸弹”，无论做过多少工作，一旦廉政方面出现问题，是不存在“将功折过、以功免罪”的。党和人民对腐败“零容忍”，自己的廉政要求是“零放松”，对不义之财，不但“手莫伸”，而且“心莫想”，以“三省吾身”的态度检查行为是否符合廉政要求，杜绝可怕的“第一次”，真正筑起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

全面理解贯彻“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考察、教育干部，既要注重政治思想，也不可忽视道德品质。对于干部来说，“德”永远居于首位，“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实践已经证明，如果为追求发展速度而片面强调“才”而忽视“德”，重用“有缺点的能人”，会造成很大隐患。任何干部都有缺点，有缺点的干部不是不能用，但如果在“德”方面有明显缺陷，就不堪重用甚至不能使用。那么对干部的“德”如何理解？干部的德，应当包括政治和人品两方面，既是讲理想、信念、宗旨，讲政治立场、政治态度、政治方向，也包括做人的基本道德，如诚实坦荡、不讲假话，正直善良、有同情心，不阿谀奉迎、不投机取巧、不嫉妒他人、不幸灾乐祸、不落井下石等等。在一些人看来，这些似乎是“小事”、“小节”，其实，恰恰这些“小事”、“小节”，暴露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离开做人的基本品德去讲政治思想觉悟是靠不住的，甚至是难以检验的，这样做只会使政治思想的考察抽象、模糊，成为人人过关的例行公事，甚至给投机钻营者以可乘之机。试想，如果一个人缺乏做人的基本道德，心口不

一、见风使

舵、心术不正、弄虚作假、极端自私，那么他高喊的“保持一致”、“同心同德”、“坚持原则”、“践行宗旨”，又有多少含金量呢？

坚持党的领导与发扬民主相结合，全方位、多角度地考察干部的“德”，防止失实失真。

知人才能善任，用人先要察人。在战争年代，残酷斗争和生与死的考验，促使革命者把自我牺牲作为自觉的道德践履，做不到这一点，就会淘汰出局，所以当时考察识别干部相对容易。与战争年代相比，在和平建设年代尤其是改革开放条件下，了解、识别干部是有相当难度的。要把握干部“德”的真实情况，防止失实失真，需要全方位、多角度地进行了解。许多单位已经创造了经验。如考察干部，除工作表现、工作业绩外，还要了解他对组织是否忠诚，包括重大事项报告、收入申报是否属实；干部在“八小时之外”的表现；了解干部对上与对下的态度是否存在巨大差异；了解干部经常与哪些人接触，是否热衷于编织“关系网”；了解干部在关键时刻的表现，面对“名、利、权、位”的态度，分析研究，可以对干部“德”的基本面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需要强调的是，党的领导与发扬民主相结合、党组织了解与征询民意相结合，仍然是识别干部的科学方法。党管干部原则要求，党组织在了解考察干部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然而，由于人的复杂性和考察者本身的局限性，仅仅组织考察还是不够的，所谓“听其言、观其行”，而干部的“言”和“行”都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在干部的廉政表现、个人品德、社会交往方面，可能存在组织看不到的死角和盲点。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恰恰可以弥补单纯组织考察的不足。征询民意也是一种群众监督。当然，群众意见可能众说纷纭，群众也会有情绪化因素和因信息不对称产生的误解，但总的来说，“干部的声名在民间”。考察干部应加包括民意反映的内容，特别是合理划定民主推荐、民意测评的范围。如果相当一部分群众和下级认为此人“人品坏”、“心术不正”、“不地道”时，就要高度慎重，对民意进行具体分析，再做进一步了解。总之，干部考察要在党的领导下贯彻群众路线，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我、也不简单唯下，要唯实，才能对干部作出准确评价。

第二篇：防治贪官外逃,中纪委该如何出招

防治贪官外逃，中纪委该如何出招

（转载：蝶梦流年的博客）

中国官员因经济犯罪外逃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20多年来，中国出逃官员最高级别至省部级，案件多发区集中在与经济相关的政府部门、国企和金融机构。出逃官员，尤其是高官的最终落脚点多为发达国家，出逃前多有筹划，部分官员已经“裸官”，出逃前妻儿甚至亲戚都已定居国外。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的追逃网络逐步铺开，贪官外逃越来越难。（新京报3月2日）

盘点这些年贪官外逃案例，不难发现有四个规律：一是外逃贪官呈现出级别由高向低、从“热衙门”向“冷衙门”蔓延的趋势。二是是贪官外逃主要有“请假失联式”、“听风失踪式”和“突然消失式”等三种方式。三是贪官外逃的主要有因欠巨额债务无法偿还、感情纠纷等原因脱岗外出躲避，因挪用公款无法偿还等违法犯罪行为败露而畏罪潜逃，分管负责财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携款潜逃，畏罪外逃，或因其他原因叛逃等四种原因。四是大多数贪官外高权重，人脉广泛，可以利用权力打通许多关系和渠道，甚至有很多人主动为贪官提供方便，如帮其洗钱、转移身份、提供放行方便等，再加上我国在制度、监管和法律等方面的缺失，让这些贪官逃跑起来的难度并不大。

我国到底有多少外逃贪官？尽管迄今仍没有统一的说法，但据媒体201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20多年来，中国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近4000亿元人民币，算起来人均席卷约1亿元赃款。同时，还有一个数据无法忽视，就是我国当前“裸官”人数达118万，可以说“裸官”随时外逃也已成为社会隐忧。因为贪官一旦逃出国门，我国对其本人和财产就再无执法权，人难抓，赃款难以追回，不但使执法和司法成本骤增，更易误导其他贪官，觉得只要逃出去，人和财产就都安全了。这种负面的“示范效应”无疑是非常可怕的，它能够对“潜伏”的贪官们起到刺激作用，助长其侥幸心理，从而让更多被贪欲奴役和掌控的官员铤而走险。

总之，笔者认为，贪官外逃已经成为我国反腐的重灾区，必须引起我们党和国家的高度警惕和重视。而作为肩负党的纪律检查和政府行政监察两种职能的纪检监察机构更是责无旁贷。笔者看来，防治贪官外逃需要从五个方面下手：一是立法保障。就是要有一部专门为官员量身定做的法案，明确将一切公职人员及其直系亲属纳入适用范围，建档立案。二是建章立制。为官员们设置“警戒线”，明确规定什么能有什么不能有，一旦越界就将遭受何种惩罚，有何种后果，让官员们头悬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谨记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三是强化监管。建立一个信息化平台，随时监控官员及其亲属在金钱上的异动，同时要求官员及其亲属的财产进行

申报公开。如此，既可以随时掌握官员的财产来源与动向，也可以对官员形成威慑。四是落实问责。理清相关执法监察机构职能权限，切实保障其在行使职权时不会被外界的各种因素干扰，确保无论是“苍蝇”还是“老虎”都一查到底，一网打尽。五是加强国际合作。强化与美欧等国家的信息沟通与交流，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反腐机制，切断贪官的退路，如此，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畅通无阻的监察机构和广大人民群众做保障，困扰我国许久的贪官外逃难题才能迎刃而解。

第三篇：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特征及其形成原因

金融2班 蒋子旭 2012200147

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特征及其形成原因

一、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特征

（一）中国人民银行资产和负债项目和结构特征

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项目中，最主要的项目是国外资产，位居第二位的是政府债权，位居第三位和第四位的识别是对其他金融性公司的债权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的债权。

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配置以国外资产为主，其中又以外汇占款的占比最大。2011年末，国外资产占全部资产的比重为84.67%，其中外汇占款占 82.71%。1999—2012年，国外资产在中国人民银行资产结构中的占比快速上升, 基本上主导了资产的变化趋势。外汇占款被动形成，资产负债表的扩张是被动型扩张，对内配置的资产相对较少。

中国人民银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再贷款的比重呈下行走势。中央银行使用再贷款调节其他存款性公司资金的方式在货币政策的使用中越来越少。

中国人民银行对其他金融部门债权数量增加，央行对其他金融部门的资金调控力度减弱。对政府债权的比重逐步增长。对货币调控的方式已经从直接调控金融机构渐渐转为间接调控。

中国人民银行的负债项目中，储备货币在负债中占主体，其中最主要的是其他存款性公司的存款，位居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分别是货币发行和发行债券。

中国人民银行的负债以准备金存款为主，通货比例不高，发行货币的增长率严重低于信贷增长率。在总负债中,储备货币和债券占比80%以上,共同主导负债的变化趋势。

这种负债结构说明，我国长期存在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增长率严重低于信贷增长率的现象。然而，发行货币才是中央银行各项资金来源中成本最低、主动性最高、可操作性最强的机制，中国人民银行主要不是通过货币发行机制，而是通过金融机构的信贷活动派生货币来调整债务性资金和贯彻货币政策意图。

（二）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规模特征

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大，总资产和总负债的规模大，总资产和总负债规模快速增长但危机以来趋于收缩。

1999-2012年,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总额增长了733.2%，总负债增长了708.5%。资产和负债规模的增长速度高于其他地区。但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发生金融危机爆发前，危机爆发后，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速度放缓，资产总额与 GDP 之比逐渐收缩。但是不断上升的资产与GDP之比表明,中国人民银行资产的增长速度显著超过了持续较高的经济增速和物价增速之和,导致了货币迷失现象和流动性过剩问题。

二、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特征的形成原因

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具有明显的转轨经济特征，这些特征是中国对外开放市场化和政府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资产负债表的扩张是中国人民银行承担大量改革成本的结果。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牢牢把握住廉价充足的劳动力，稳定的政治环境等比较优势，大力开拓国际市场，广泛承接国际业务转移，以相对较低的价格占领市场，逐步形成了一个“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货币政策宏观调控保障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在这过程中，中国积累了巨额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

尤其是2005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以来，在国际收支顺差格局及现行的汇率制度安排下，净出口大幅度增加，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持续出现“双顺差”，要求人民银行有充足的资金去购入外汇。人民银行可以通过发行货币、从商业银行获得资金、发行票据等方式获取资金。

但在上述方式中，人民银行更倚重从商业银行获取资金和发行票据。如在这六年期间，存款准备金率从2006年7月5日的7.5%开始调整，到2010年内的最高18.5%，共调整28次，次数之频繁，创有史以来之最。这体现在人民银行负债项目“金融性公司存款”、“发行债券”大幅增加，以达到与资产项目“外汇”大幅增加匹配。

自2007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间接买入财政部当年发行的巨额特别国债，使政府债权不

断增加。在我国的银行体制中，央行对存款货币银行这类债权占比之大曾极为突出（30%），近年大幅度回落的原因自然与外汇占款等项目的迅速上升直接相关，但也突出了银行本应从市场融资趋势，而非依赖于中央银行。

从负债项目“货币发行”增长看，虽然货币发行是人民银行的一项重要职责，采用该方式获取资金，人民银行在货币 发行的数量、使用等方面拥有主动权。但在 2005—2010 年这 五年间该方式增长幅度远没有“外汇”、“对政府债权”项目增幅大。这主要是由于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流动性过剩，银行信贷规模和货币供给量增长过快，通货膨胀压力增大，作为对冲过剩流动性的手段，中国人民银行多次发行央行票据，从而该比重大幅度上升。但2008年以后,随着货币政策工具采用方式的进一步转变,央行票据对冲政策的使用越来越少,逐渐被调整法定准备金率的政策所取代,所以,央行债券的占比逐渐减少,储备货币占比在2012年达到86%。

长期以来，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关系未完全理顺，中国人民银行承担了不少准财政职能。为支持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国人民银行发放大量再贷款，用于置换和购买不良资产。大量政策性再贷款的发放导致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迅速膨胀。

参考文献

1.黄达《金融学》第三版

2.杨娉（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关于我国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健康化的思考》

3.许峰（中国人民银行）《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构成分析及优化建议》

第四篇：浙江省大气污染形成原因及防治

浙江省大气污染及灰霾天气的形成原因、现状、以

及防治对策

谢钦岳 12103421 摘要 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人类同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保证。目前，环境问题正在一步步制约着全球经济发展。浙江省，地处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近些年来，浙江在经济快速发展进步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环境污染，威胁着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质量，给人们带来很大程度的危害。要保证宁波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环境质量的提高，有利于人们的生活、工作和社会各项事业的稳定发展。

关键词 大气污染；浙江；灰霾；治理

1大气污染

大气污染是世界各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已被各国政府高度重视。如何防止城市大气污染, 减轻其危害的影响, 是当今重大而紧迫的课题。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与能源消耗的迅速增加,给中国城市带来了很多空气污染问题。20 世纪70 年代期间,煤烟型污染排放成为中国工业城市的特点;80 年代, 许多南方城市遭受严重的酸雨危害;近年来, 汽车尾气排放的NOx、CO 及随后形成的光化学烟雾,使得许多大城市的空气质量恶化。自20 世纪70 年代以来, 中国政府加强了对环保工作的力度, 颁布并采取了一些大气污染政策和措施, 收到一定的效果, 但从总体来看, 环境污染和破坏还没有完全被控制。

1.1浙江大气污染的现状

浙江省的大气污染是严重影响人们生活、工作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1]，进入2000 年以来，浙江省的大气环境质量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大气污染特点是具有煤烟型和机动车排气型复合污染，已经严重影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工作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中SO2 和NOx 作为一次污染物，对人们的身体健康危害较大，同时还会造成酸雨，危害整个城市，NOx是臭氧和酸沉降等二次污染的重要载体，是灰霾天气形成的祸根[2]。

1.1.1 城市废气中总悬浮颗粒物和可吸入颗粒物含量高。

现阶段，我国城市空气中主要污染物虽然减排增速加快，空气质量恶化趋势有所减缓，但总悬浮颗粒物和可吸入颗粒物称为影响城市空气质量的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污染严重，大城市氮氧化物浓度较高。

1.1.2 煤烟型城市大气污染严重

2010 年，浙江省能源生产供应总量16865 万吨标准煤。从外省净调入能源量11736 万吨标准煤，净进口3475 万吨标准煤。全省能源消费总量16865 万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8.3%，增幅提高5.3 个百分点。其中：煤炭消费13950 万吨，增长5.1%；石油及制品消费2518 万吨，增长8.9%；天然气消费31.8 亿立方米，增长66.7%；水、核、风电消费485 亿千瓦时，增长22.5%。可见，占浙江省能源结构主导地位的依旧是煤炭。[3] 1.1.3 机动车尾气排放转型速度加快。

随着城市机动车辆的迅猛增加，我国一些城市的大气污染正在由煤烟型向汽车尾气型转变。有些资料报道，在我国多数大城市中，机动车排放造成的污染已占城市大气污染的60%以上。以上海和广州为例，上海机动车排放污染一氧化碳为86%，氮氧化物为56%；广州一氧化碳为89%，氮氧化物为79%。以上数据表明，机动车排放污染物已成为部分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

1.1.4 大气含菌量大，人口密度大，大气中细菌含量高

个别城市街道每立方米空气中含菌量达数十万个，商场每立方米空气中含菌量数达到百万个。[4] 浙江省大气污染的来源及成因

2.1 能源结构和工业布局不合理

由于浙江省省大多城市工业布局、工业结构、能源结构不合理，技术水平落后，导致大量烟尘、粉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进入大气。目前，我省的能源结构主要以煤炭为主，2010年浙江省总能耗为16865万吨标准，期中煤炭占82.92%。且煤炭的燃烧不充分，产生大量的黑烟，同时燃烧产生大量的粉尘、一氧化碳、氮氧化物等污染大气，造成大气污染；破坏环境。

2.2 人为污染气体排放管理滞后

随着浙江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快速发展导致人口集聚、城市化程度提高与不合理的能源消费结构, 造成汽车尾气、道路扬尘、建筑粉尘等大量颗粒物无组织排放,近几年我国主要大城市机动车的数量大幅度增长，而道路建设相对滞后，导致交通拥挤。机动车辆尾气污染程度加大，成为城市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

2.3 环境监督管理没有完全到位

为了达到经济效益一些地方政府变相干预环保部门执法，批准建设短期经济效益好但能源资源消耗大，大气污染严重的工业项目。不执行国家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建设项目环境管理“三同时”制度，盲目建设了一些布局不合理、污染物超标排放的项目。受到执法机构、人员不全和执法经费不足的限制，环境执法机构不能很好的开展对污染点源污染物的监测及排污单位的监理，从而削弱了环保部门对排污单位和污染源的正常监督管理，导致没有污染治理设施的单位长期无污染治理设施，有治污设施的单位污染物处理设施运行率低，污染物超标排放[5]。大气污染的危害

3.1可吸入颗粒物PM2.5、PM10 大气污染物侵入人体主要有三条途径：表面接触、食入韩污染物的食物和水、吸入被污染的空气。其中以第三条途径最为重要。杭州市环境监测站于2001 年2 月至2002 年4 月在杭州市卧龙桥空气质量监控点对PM2.5和PM10 进行了同步质量浓度监测, 结果表明, 杭州市区大气颗粒物浓度以细微颗粒PM2.5为主, PM2.5日均质量浓度为19~ 209 ug/ m3 , 年均质量浓度为68ug/ m3。以美国环境保护署1997 年提出的PM2.5 空气质量标准(日均质量浓度为65ug/ m3 , 年均质量浓度为15 ug/ m3)来衡量, 杭州市PM2.5日均值超标率为53.4%, 年均值是美国标准的4.53 倍。杭大气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危害主要表现为引起呼吸道疾病。在突然的高浓度污染作用下可造成急性中毒，甚至在短时间内死亡。长期接触低浓度的污染物，会引起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和肺癌等病症。[5]

3.2对植物的伤害

大气污染物，尤其是二氧化硫、氟化物等对植物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当污染物浓度很高时，会对植物产生急性危害，使植物叶表面产生伤斑，或者直接使叶枯萎脱落；当污染物浓度不高时，会对植物产生慢性危害，使植物叶片褪绿，或者表面上看不见什么危害症状，但植物的生理机能已受到了影响，造成植物产量下降，品质变坏。

3.3对器官和材料的影响

大气污染对金属制品、油漆涂料、皮革制品、纸制品、纺织品橡胶制品和建筑物等的危害也是严重的。这种损害包括玷污性危害和化学性危害两个方面。玷污性危害主要是粉尘、烟等颗粒物落在器物上造成的。化学性危害是由于污染物的化学作用，是器物的材料腐蚀或损害。

3.4灰霾天气

灰霾天气是指大量极细微的干尘粒等大气气溶胶均匀地浮游在空中, 使水平能见度小于10 km 的现象。灰霾天气期间, 空气普遍混浊, 远处光亮物微带黄、红色,黑暗物微带蓝色。近年来, 我国灰霾天气发生频率剧增, 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 灰霾粒子通过对太阳光的吸收、散射和折射, 使大气混浊、视野模糊并导致地面能见度急剧降低, 影响公路、水路和机场运输安全。此外, 灰霾天气发生时, 空气中集聚的大量细颗粒物可深达人体肺泡并形成沉积, 进而进入血液循环, 导致心肺功能疾病, 诱发鼻炎、支气管炎等呼吸道疾病。[6] 我国城市大气污染防治对策

在目前我国城市大气污染严重的情况下，要解决城市大气污染问题，就必须优化城市工业布局，坚决推行大气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完善有关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强化新、改、扩建项目的环境管理，加强老污染源环境治理，适时开展城市大气环境监测和环境质量报告，加大环境执法力度，搞好城市绿化，开展环境保护宣传教育。[7]

4.1 控制污染源

4.1.1 加强大气检测, 大众媒体监督

在控制污染源方面, 首先应加强检测预报工作, 进行公众舆论监督。城市的空气质量像天气预报一样, 天天预报, 一是唤醒全民对生命之气大气质量的关注, 另一方面, 对主要大气污染源的工业企业增加压力。

4.1.2 促使企业进行工艺改造, 加大环保投资

要加大执法力度, 对那些耗能大、污染重、效益差的企业, 依据环保法规及行政的、经济的调控手段, 坚决实行关、停、转, 对污染大户要强制执行环保处理措施, 促使其达到国家规定级别的排放标准。工业企业也应站在保护人类生命之气的高度积极进行工艺改造, 加大环保投资力度, 对废气的排放进行综合利用, 杜绝或减少滴、冒、跑、漏, 能进行蜜蜂生产的要进行蜜蜂生产。最大限度地降低污染物的排放量和毒害程度。

4.1.3 控制交通污染源和生活污染源

治理交通污染源首先要确定城市规模, 控制人口数量。第二要控制车辆数量, 尤其是有把摩托车出租车数量控制在适量水平, 不应任其发展。第三要对车辆能源进行改革。从目前来看, 推广无铅汽油和推广汽油车电子控制燃油喷射技术具有可行性, 从长远来看, 要开发和生产对大气无污染的新型能源车辆, 如太阳、电能车辆等, 从根本上解决车辆尾气污染问题。

4.1.4实施清洁生产

对生产工艺而言，节约资源与能源、避免使用有毒有害原材料和降低排放物的数量和毒性，实现生产过程的无污染或少污染；对产品而言，使用过程中不危害生态环境、人体健康和安全，使用寿命长，易于回收利用。

4.2.优化工业布局，减少城市大气环境空间过度使用

把调整城市工业布局，达到工业布局合理和优化作为开发城市大气环境空间的重要手段，根据各城市的自然环境和条件，分析各类污染源分布、污染物产生、排放和发展趋势，针对城市大气环境中总悬浮颗粒物来源复杂的现状，分析城市工业煤烟尘、民用煤烟尘、钢铁工业尘、燃油飞尘、汽车扬尘、大陆风沙扬尘、生物尘和海风烟尘等污染物排放源、排放量，依据大气自净规律（稀释扩散、降水洗涤、氧化、还原等），分析核算，向城市大气定量（总量）、定点（地点）、定形（范围）、定时（时间）排放污染物数据，及时提出城市大气环境问题，制定城市大气环境保护规划目标，划分城市大气环境功能区。根据各功能区大气环境功能，科学调整工业布局，利用各城市主导风向和地理位置，在主导下风向和城市居住区较远的地区合理布局工业企业，充分利用空气流畅，废气扩散和稀释优越的条件，减少城市市区上空环境空间过度使用，确保城市大气环境有一个宽松的空间。

4.3 加强老污染物集中治理，大力削减城市大气污染物排放量

要强化环境管理监督，对城市内部和周边能耗市、污染重、效益差的企业，采用法律、行政和经济调控手段，坚决关、停、转，对污染大户和环境重点户要强制执行污染治理措施，促其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排放标准。要加大企业环境投入力度，敦促企业积极进行生产工艺改造，杜绝污染物跑、冒、滳、漏，对具备密封生产条件的要推广密封生产，最大限度地降低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和毒害程度。要合理确定城市规模，控制人口和机动车的适度规模。

4.4 加强宣传教育，培养城市大气环境保护的法制观念。

要坚持不懈地开展环境政策法律宣传，不断提高全社会法制观念。要加强领导干部、企业负责人的环境培训，提高依法行政和守法经营意识。要争取将环境保护列入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强化学校环境基础教育，开展全民环保科普宣传。要倡导环境文化和生态文明，提升全民环境伦理道德水准，要及时报道和表彰环境保护的先进典型，公开揭露和批评环境污染的违法行为，形成良好的城市环境保护氛围。4.5 相应的经济对策

保证必要的环境保护投资，并随着经济的发展逐年增加；实行“污染则和使用者支付原则”，主要包括：建立市场、税收手段、收费制度、财政手段、责任制度等。

4.6绿化造林

绿色植物是区域生态环境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绿化造林不仅美化环境，调节气温湿度或城市小气候，保持水土，防止风沙，而且在净化空气和降低噪声方面皆会起到显著作用。

4.7安装废气净化装置

当采取了各种大气污染防治后，大气污染排放浓度仍达不到排放标准或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时，必须安装废气净化装置对污染物进行控制。

参考文献

[1] 林雷, 邱纪侠.宁波地区的环境污染与防治[J].能源与节能,2012,7:58-59.[2] 钟贤文, 大气污染现状及防治[J].实践与探索:249-250.[3] 2010年浙江省能源发展报告[R].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浙江省统计局,浙江省能源局.[4] 赵丽丽,中国大气污染现状及防治对策[J].山西建筑,2011,37(25):194-196.[5] 金均, 吴建, 蔡菊珍, 周洋毅, 张胜军, 郦颖.杭州市灰霾天气基本特征及成因分析[J].环境污染与防治,2010, 32(5):61-63.[6] 张保安, 钱公望.中国灰霾历史渊源和现状分析[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07,1:56-58.[7] 王鲜先等.我国城市大气污染及其防治对策[J],内蒙古环境保护,2006,3:28-30.

第五篇：关于白色污染的形成及其防治调查报告

关于白色污染的形成及其防治调查报告

白色污染就是一次性难降解的塑料包装物。比如一次性泡沫快餐具还有我们常用的塑料袋等.它对环境污染很严重,埋在土壤中很难分解,会导致土壤能力下降,如果焚烧会导致大气污染,所以现在提倡不用或少用此物,购买东西时最好自备工具,减少它的利用.一、“白色污染”的现状及其危害

塑料制品作为一种新型材料，具有质轻、防水、耐用、生产技术成熟、成本低的优点，在全世界被广泛应用且呈逐年增长趋势。塑料包装材料在世界市场中的增长率高于其它包装材料，1990-1995年塑料包装材料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9%。

我国是世界上十大塑料制品生产和消费国之一。1995年，我国塑料产量为519万吨，近年塑料产量将近600万吨，当年全国塑料消费总量约1100万吨，其中包装用塑料达211万吨。包装用塑料的大部分以废旧薄膜、塑料袋和泡沫塑料餐具的形式，被丢弃在大自然中。这些废旧塑料包装物散落在市区、风景旅游区、水体、道路两侧，不仅影响景观，造成“视觉污染”，而且因其难以降解从而对生态环境造成潜在危害。

据调查，北京市生活垃圾的3%为废旧塑料包装物，每年总量约为14万吨；上海市生活垃圾的7%为废旧塑料包装物，每年总量约为19万吨。天津市每年废旧塑料包装物也超过10万吨。北京市每年废弃在大自然中的塑料袋约23亿个，一次性塑料餐具约2.2亿个，废弃农膜约675万平方米。人们对此戏称为“城郊一片白茫茫”。

“白色污染”的主要危害在于“视觉污染”和“潜在危害”：

1、“视觉污染”。在城市、旅游区、水体和道路旁散落的废旧塑料包装物给人们的视觉带来不良刺激，影响城市、风景点的整体美感，破坏市容、景观，由此造成“视觉污染”。

2、“潜在危害”。废旧塑料包装物进入大自然后，由于其很难降解，造成长期的、深层次的生态环境问题。首先，废旧塑料包装物混在土壤中，影响农作物吸收养分和水分，将导致农作物减产；第二，抛弃在陆地或水体中的废旧塑料包装物，被动物当作食物吞入，导致动物死亡（在动物园、牧区和海洋中，此类情况已屡见不鲜）；第三，混入生活垃圾中的废旧塑料包装物很难处理：填埋处理将会长期占用土地，混有塑料的生活垃圾不适用于堆肥处理，分拣出来的废塑料也因无法保证质量而很难回收利用。

目前，人们反映强烈的主要是“视觉污染”问题，而对于废旧塑料包装物长期的、深层次的“潜在危害”，大多数人还缺乏认识。

二、国内外防治“白色污染”的一般做法

1、国外防治“白色污染”的有关情况：

早在1985年，美国人均消费塑料包装物就已达23.4公斤，日本为20.1公斤，欧洲为15公斤。进入九十年代，发达国家人均消费塑料包装物的数量更多（我国1995年人均消费塑料包装物和其它塑料制品为13.12公斤）。从消费量来看，似乎发达国家的“白色污染”应该很严重，实则不然。究其原因，一是发达国家很早就严抓市容管理，很少有人随手乱扔废旧塑料包装物，基本消除了“视觉污染”。二是发达国家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率较高。以美国为例，80年代以前，处置废塑料主要方式是填埋，后来发现塑料长期不降解，九十年代以后，他们转而走回收利用的路子。

现在美国已建立起了一套严密的分类回收系统，大部分废旧塑料包装物被回收利用，少部分转化为能源或以其它方式无害化处置，也基本消除了废旧塑料包装物的潜在危害。同时美国制定了《资源保护与回收法》，对固体废物管理、资源回收、资源保护等方面的技术研究、系统建设及运行、发展规划等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加利福尼亚、纽约等10个州先后出台了包装用品的回收押金制度。日本在《再生资源法》、《节能与再生资源支援法》、《包装容器再生利用法》等法律中列有专门条款，以促进制造商简化包装，并明确制造者，销售者和消费者各自的回收利用义务。德国在《循环经济法》中明确规定，谁制造、销售、消费包装物品，谁就有避免产生、回收利用和处置废物的义务。德国的《包装条例》将回收、利用、处置废旧包装材料的义务与生产、销售、消费该商品的权利挂钩，把回收、利用、处置的义务分解落实到商品及其包装材料的整个生命周期的各个细微环节，因而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和实效性。

2、我国防治“白色污染”的方法及其利弊分析：

目前我国开始从行政和技术两个方面采取措施，防治“白色污染”。

在行政方面，一是加强管理。例如，社会上较为关注的铁路两侧的“白色污染”问题，通过加强管理已取得显著改观。铁路部门从1994年下半年开始，在沿线分区划段包干。部分旅客列车采用袋装垃圾，禁止旅客向窗外抛弃废物。乘务员也不像以前那样，将车箱垃圾直接扫出窗外，而是将垃圾袋卸在车站，由车站集中处理。目前，采用袋装垃圾的列车越来越多，随意向车外扔垃圾的现象越来越少。已有5万公里的线路两侧基本消除了“白色污染”。实践证明，加强管理是防治“白色污染”的有效手段。

第二，禁止使用一次性难降解的塑料包装物。杭州是我国最早禁止使用一次性泡沫快餐具的城市。杭州市于1995年9月15 日由市容环卫局、工商局、卫生局联合发布了《关于禁止使用泡沫塑制快餐盒的通告》，将此通告在《杭州日报》上连续刊登三天。管理部门在执行过程中发现，一些个体流动商贩仍在出售泡沫塑料餐具。杭州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杭州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条例》第35条规定：禁止销售、使用泡沫塑料制作的不可降解的一次性餐具。违者可处500～5000元罚款。该《条例》于1997年9月15日起实施。武汉、哈尔滨、福州、广州、厦门、宁波、汕头等城市也颁布了有关政策、法规，禁止本地使用一次性泡沫塑料餐具，通过采取上述措施，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白色污染”的危害。但从实践的结果来看，单靠禁止是很难彻底解决“白色污染”问题的，上述颁布禁令的城市都要求用纸制品或可降解塑料制品代替原来的难降解的泡沫塑料制品。但是替代品在价格和品质上均无法与普通塑料制品竞争。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仅靠行政命令，不考虑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操作起来是很困难的。

第三，强制回收利用。清洁的废旧塑料包装物可以重复使用，或重新用于造粒、炼油、制漆、作建筑材料等。回收利用符合固体废物处理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通用原则。回收利用不仅可以避免“视觉污染”，而且可以解决“潜在危害”，缓解资源压力，减轻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负荷，节约土地，并可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这是一个标本兼治的好办法。但回收利用应该在废旧塑料包装物进入垃圾之前。从垃圾场里重新分拣废旧塑料包装物，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废塑料的利用价值也很低。因分拣出来的废塑料制品太脏，也难以按材质分类，质量无法保障。北京市环保局在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了“回收利用为主，替代为辅，区别对待，综合防治”的技术路线。于是在1997年6月1日，北京市环保局与市工商局联合发出了《关于对废弃的一次性塑制餐盒必须回收利用的通告》，要求在北京市生产、经销一次性塑质餐具（包括托盘、碗、杯等）的单位或个人必须负责回收利用废弃餐具，也可以委托其他单位回收利用。《通知》还规定1998年的回收率必须达到30%，1999 年达到50%，2000年达到60%。《通告》发布后，生产、经销单位和个人立即到当地环保部门申报登记，提出自己的回收利用计划和具体保证措施。这是北京市解决“白色污染”的一个突破口。在取得实效后，将逐步增加强制回收利用的废塑料制品的种类和比例，最终消除“白色污染”。

在技术方面，一是采取以纸代塑。纸的主要成份是天然植物纤维素，废弃后容易被土壤中的微生物分解，因此可以解决前面所说的“潜在危害”，但也会带来新的环境问题：首先造纸需要大量的木材，而我国的森林资源并不富裕；其次造纸过程中会带来水污染。另外，在性能、成本等方面，纸制品尚不能与塑料制品抗衡。目前，我国也有以甘蔗杆、稻草为原

料生产一次性餐具的做法，但尚处于试验阶段。

二是采用可降解塑料。在塑料包装制品的生产过程中加入一定量的添加剂（如淀粉、改性淀粉或其它纤维素、光敏剂、生物降解剂等），使塑料包装物的稳定性下降，较容易在自然环境中降解。目前，北京地区已有19家研制或生产可降解塑料的单位。试验表明，大多数可降解塑料在一般环境中暴露3个月后开始变薄、失重、强度下降，逐渐裂成碎片。如果这些碎片被埋在垃圾或土壤里，则降解效果不明显。使用可降解塑料有四个不足：一是多消耗粮食；二是使用可降解塑料制品仍不能完全消除“视觉污染”；三是由于技术方面的原因，使用可降解塑料制品不能彻底解决对环境的“潜在危害”；四是可降解塑料由于含有特殊的添加剂而难以回收利用。

当代大学生应采取的具体行动：

在日常生活中要大力宣传不环保的塑料袋带来的危害，广告上也要适当的宣传，学校里的小卖部也要减少使用塑料袋。呼吁身边的人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让我们大家共同来保护身边的环境，保护地球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