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变迁

第一篇：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变迁

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变迁

谭翊飞

在对中国经济最乐观的论调中，城镇化始终是个支撑点。十一假期，回到农村，便可以顺路探寻城镇化未来可能的增长空间、前景和问题。

我的老家位于赣北农村，从广义上属于鄱阳湖平原，但老家村子所在地并非平原，而是丘陵地带，三山六水一分田是当地的口头禅。这里也是典型的中部小农经济景象。这些年来，每次返乡都有许多对于乡村的思考，却未一一记录。下面以微博体来记录这次所见所闻：

1，在我回村的路上，我竟然看到了一台小型收割机，自动割禾、脱粒，我非常好奇。去台湾时，我反复向台湾的农民描述家乡是如何收割水稻，对方却不能理解，因为他们早已实现了机械化。而在这里，人均不足8分地，整块土地平均大小不到1亩的丘陵地带，竟然也开始实现了机械化耕种。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回到家里，我细细打听才知，原来不少人家已经开始雇佣收割机进行收割，一亩地90元，半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小时候的印象，收割水稻是最辛苦的日子，被称之为“双抢（抢收抢种）”，学校会专门放农忙假，我们戏称为“流氓假”。我作了一个简单的计算：依靠过去的方式，完成一亩田水稻的收割、脱粒和运送回家，需要3个劳动力2天时间完成全部工作，而且非常辛苦。因此，过去有钱人家双抢期间会雇佣劳力帮忙收割。

而现在，90元就可以买到相当于三个劳动力两天的服务，以现在每日劳动力日工资100元计算，相当于600元的人力费用。由此看来，农村将有更多劳动力被机械所替代。后来，我向一个承包了100亩地的初中同学请教，他告诉我，他自己有一台收割机就可以满足100亩地的收割任务，不用另外请工人。国产的收割机只需要三四万元一台，进口的要十几万。我想，如果这种机械得以推广，未来农村需要转移出去的劳动力不可想象，估计整个村庄只需要几个农户就可以了。我问那个初中同学，种田政府提供什么帮助、有什么风险，他称，除了保护价、种田补贴外，政府并无特别针对种粮大户的帮助，他最担心的是水灾。去年过年，我曾听说过这个同学种田的故事，村里人也对他采用的强光灭虫法饶有兴致。他完全依靠种田和养殖的收入，买了一辆小汽车。这或许是未来农民的样本。再靠一亩三分地的小农，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致富，更不可能让年轻人留在土地上。

但是，要实现机械化耕作最大的难题在于土地的平整，只有土地能大块平整，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效应也才能产生。我听说，在我老家附近的一个乡，国家已经投资进行了农田平整工程。可这是个失败工程，因为平整不达标，产生了纠纷。不过，我好奇的不仅仅是土地平整，而是平整之前土地的产权是如何整合的。

对于广阔的中国农村来说，在东北、河南、安徽等粮食主产区实现农业机械化并不奇怪，可如果这个趋势已经发展到了中部的小农生产地区，那么意味着中国非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生产形势可能面临大的改观。

未来的农业生产制度设计，如何顺应而又不急躁地推进新技术，这是个难题。如果土地的交易制度设计得过于便利交易，可能导致非常多的社会矛盾。但是，如果过于阻碍交易，可能延缓本应推进的新技术。而农业生产技术改进，必然会对城镇化进程和速度带来直接影响。

2，农村公共工程的腐败触目惊心。农业税免除之后，无论是村级，还是乡镇或县域的公共治理，都无任何进展。因此，虽然农民个人的住房卫生、居住条件都有较大改善，但是公共领域的卫生、环境、公共工程几无任何改善。政府层面的腐败体现在公共工程建设。从县城到乡、村的柏油马路，才修了几年时间，现在已坑坑洼洼，这条乡村公路几乎没有什么货车运行，也不是什么交通要道。如此严重的质量问题，只能说明这是豆腐渣工程。在我们村还出现农网改造的高压线路工程出现严重质量问题，导致附近整个工程段重修。

在村级层面。村内曾要求每户缴纳390元安装自来水，可是水管入户了，水还没用几天，水却出不来，原因是劣质水管在冬天都爆了。村民纷纷要求退钱，可是没人理会。我曾一度拍照留取了村账的凭据，并且通过省水利系统的一位人大代表进行督促，村里人却通过我的亲戚找到我，让我不要插手此事。考虑到家人尚在村中居住，我也未进一步跟进。

各种腐败公共工程的产生，因为这些工程大多数仅仅对上负责，也未向村民收取费用，因此村民只叹息而无动力去监督。相比于苛政猛于虎的上世纪90年代末，大多数村民还是觉得现在政府不错。至于腐败工程，反正浪费的也是国家的钱。

此外，另一重豆腐渣工程可能更令人担忧。我曾去云南地震灾区采访，一些花园小区的业主拉我去看他们的房子，才入住一个月，二层以上的房子全部移位数公分，主承重梁柱交接点水泥脱落，钢筋外露。

近年来，县城的房地产业亦如火如荼，外表美观时尚的房屋耗费了许多人一辈子的积蓄，可是如果真有类似地震灾难，哪个房屋可以达到当地地震烈度标准的设计？

农村休养生息，富裕起来的农民个人生活条件都有改善，可是基层治理的缺失导致所有公共领域的失败，村庄规划缺失、环保观念淡薄、建筑错乱，这些影响长远，却无人能管。我所在的村子，保留了许多清末风格的江南瓦房，早年的照片仍可显现像云南丽江般的景致，可现在面貌全无。而今，村子不少空置破败的房屋，但是村子的边界已大幅扩展，许多人占用了基本农田建房，虽然按照政策不允许。这导致了土地资源的浪费。可能也是土地买卖和租赁交易不活跃所致。

3，在家期间，我两次去了县城，道路比早年好，但是交通成本昂贵且不便，一趟班车要等上个小时才凑满一车人出发，而且下午早早地收班，16公里的公共汽车收费6元。一位从景德镇来的客人与售票员吵了起来，说本地就是坑人，这么点路程竟然这么贵。

我的分析是，一是农村人口大规模进入县城之后，农村常住人口减少，导致农村公共运输的规模效应降低，于是剩余的农村生活人口出行更加不便。二是部分农村的生意人或城里人已经购买了自己的运输工具，如货车、小汽车或摩托车，这进一步挤压公共运输的需求量。三是汽油、人力等成本上涨导致了价格上涨。

我未专门调查农产品运输的物流成本，下乡收棉花的一般有自己的货车。未来，农村人口如果进一步下降，这一趋势还会加剧，对于偏远地区的公共服务，政府应当采取补贴政策，对乘车人或者运输企业（个体户）进行补贴，以保障基本公共需求。

4，农村野外的生态环境有较大改善。小时候，去村后面的山上砍柴，还要担心被人家发现，因为柴草是宝贵的燃料，每个生产小队有固定的区域，有些人为了砍到好的柴草，炎炎夏日的中午去其他生产小队的山上偷柴，这被认为是严重的偷窃行为，如果偷砍树木则更为严重。

而今，山林已分到户，柴火已不再是宝贵的东西。过去光秃秃的山，现在已经绿油油，这并不是分林到户的结果，而是农村主要燃料的改变。煤和燃气的使用替代了柴草，虽然还有不少依靠柴火为主，但农村常住人口减少导致需求减少。现在，村民们最担心的问题不是柴草，而是野兽出没，把庄稼给吃了、毁了。多年不见的野猪越来越多，花生地、红薯地到处是它们的踪迹。还有其他各种野禽。去年年前，村里有个猎人打了野猪，可漫山遍野却找不到，最后听说邻村的人发现了一头被打的野猪。最近，我们村有个人放的火药被野猪吃了，炸死了一头野猪，最近野猪吃庄稼的事少了一些。

但是，农村的生活垃圾、村区的环境没有什么改变。而且农药的污染，仍没有得到任何遏制。

5，县城建设如火如荼。这次回家，一个初中同学结婚，顺便同学聚会，去了鄱阳湖边上的南山上游玩。这座山上有一首苏东坡的诗句，诗句里有两个字就是现在县城的名字。

站在南山上登高远望，县城已远非前几年的样子。老城区只占整个县城的一小部分，过去几任将县城往反着鄱阳湖的方向发展，陆续盖起了一排排政府大楼：一个局一栋。然后，汽车站也再三东边搬到西边，西边又搬回东边。现在，这边已经发展起来，商城也有一些人气。然后，这几年，又开始建设鄱阳湖边，县中已经盖了一排排红色的楼房，新楼边上还建了一个球状建筑，据说是体育馆。在南山脚下，以苏东坡诗句中的四个字，盖了几个仿古建筑，依山旁水，大概是未来达官贵人的静谧幽会之所。

县城附近还建设了宁波工业园区，但我未前往考察。据说主要是一些裁缝厂。因为县城地处鄱阳湖边，交通不便，前几年才通高速，至今未通火车。县城近年来的建设，据说近年是因为获得了环鄱阳湖经济圈的国家投资，但是无论如何，估计地方的投入不少，过去盖楼堂管所的债务消化了吗？仅仅依靠卖地能支撑这么高速的建设吗？ 地方债务是个抽象的话题，但只要到每一个县城去走一走就再具体不过了。未来，这些基建还能持续多久？负债几何？未来怎么办？这可能是县级政府迟早要面对的大问题。

6，如果说城镇化是拉动中国经济的引擎，那么城市的房地产则是引擎中的核心部件。可是，县城的房地产前景几何呢？以我所在的村子来看，稍微有些钱的外出打工者已经颇具眼光地在前几年投资房产，起初是被迫在城市租房，让下一代获得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后来，越来越多的主动买房，甚至有些买了二手房转手获利巨大，卖掉后再买新房。

只要有人接手，再贵都不是问题。小县城的平均工资只有1000多元，房地产的每平米最高价格却达到4000多元，而平均价格也要3000多元。初中同学聚会，不少人也聊到房子，他们大多在当地或附近城市做一些生意，算是同学中“混”得不错的一群，大多已经购房。

我个人的判断是，80后及更早一批农民工的住房“刚需”其实大多已经解决，剩余的是有需求没有购买能力的人群，而90后人群则属于完全飘荡在城市的一代，无心为房子苦心工作，也无购买力，或部分90后的父辈已经实现了进城购房的梦想。因此，指望城镇化提供中国经济未来20年高速发生的内生动力说法相当不足。

除非人为再次创造激烈的城市化，即土地兼并。否则城镇化拉动经济增长潜力有限。而且，真正的需求是（无论是乡村，还是城镇）公共设施的改善，这些改善投资，周期长，回报率低，并非一日之功，冒进反而问题更多。急速土地兼并是大忌，将导致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并最终影响经济增长。目前，县城的物价已经高企，超市里不少商品的价格和大城市不相上下。未来，不仅仅是北上广存在挤出效应，小县城也是如此。年岁稍长的进城农民可能重新返回乡村生活。

7，下一步要思考的问题是，除了公共设施（硬件）的改善之外，农村的最大需求是什么？如果抛开尚在大城市打拼的农民工而言，农村未来的主要生活需求可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人为中心的需求，即健康、养老、环境、医疗、文化等等；

另一方面是制度需求，即公平、高效的基层治理，对乡村、城镇进行良好的规划、土地管理、环境管理等等。这种治理一定是参与式，行政主导的必定会产生严重问题，而如何将已垂死的自治制度和整个国家行政体系对接，是个考验。台湾的经验值得借鉴。但发育乡村社会、重构民主的县域治理机制是当务之急。

对城市居民而言，这些需求尚未满足，对农民更是如此。而且，因为农村地域广阔、生产水平低下，因此要实现规模化运作并不容易。一些公共需求必须依赖于政府补贴或其他方式的帮助，才能维持基本的运转。但在一些领域，私人服务应仍有相当的前景，需要的是政策放开、提供优惠的税费条件、土地政策，并进行公正且严格的监管。

政府之手，如何帮助市场运作，却又不干预市场，这是关键。

当然，并非说上述需求就立马会成为现实的主要需求。目前，近年来重新进行住房改造的仍然是小部分的先富农民，大部分仍住在老房子里，对这部分人而言，更好的住房条件仍然是主要的需求，建材、家居市场仍有相当的发展空间。

此外，生产方式的变革，也会带来农业机械的新需求。

第二篇：农村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育现状调查报告

农村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育现状调查报告

城镇化进程是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客观规律，现在农村发展的必然趋势，正如马克思所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近年来，在我国坚持城市和城镇协调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在现实执行中，由于农村教育的不配套，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因此，我就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教育现状这一课题在诸暨市陶朱街道白门下村展开了相关调查。本文中将谈谈我的调查结果以及相关思考，就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的农村教育问题进行探讨，希望能更好地促进农村教育发展。

在文章的开始，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城市化进程与农村教育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农村教育可以使农民适应非农产业就业的要求，使农民有机会进入第二、第三产业；有助于农民适应城镇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是农村教育能为城镇经济的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促进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健康发展。

在调查过程中，我发现农村教育存在着以下较为明显的问题：

一、农村教育片面追求升学倾向

中国历来有着重教育的良好传统，特别是农村地区。随着我国高校扩招政策的出台，农村学生进入高校的机会更大一些，高考就成了指挥棒，在学校方面，尽可能地让农村的孩子通过考试进入城市。从学生来说，学习的最终目的就是考大学。而作为家长，更是寄希望于考试，进大学，做城里人，光门耀祖。片面追求升学率，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时代背景。

升学主义思想的存在主要是由于以下三点：一是，“学而优则仕”传统观念的影响。在现代化的历程中，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城市和乡村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境遇使得农民对自己的子女的最大希望就是能考上大学，改变自己的社会身份，获得社会升迁的机会，成为城里人，享受城里人的同等待遇，这是农民对自己孩子抱有的最美好的愿望。农民寄希望于自己的子女“跳出农门”，这就很明白地使学校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不得不追求分数，追求升学率之路，这也是农村片面追求升学率之风屡禁不止的根源所在。其二，“跳出农门”的思想普遍存在。农村学生渴望通过高考“跳出农门”，享受城里人的优厚待遇。农村孩子读书最大的动力也在于改变自己可能重复的做农民的命运，那么，升学就成了是他们的最直接的愿望就是。其三，是鄙薄职业技术教育的思想倾普遍存在。在诸暨地区，学校开设的职业技术教育业和课程都是为了当地的经济建设服务的，与农民“跳出农门”的愿望相违背。农民历来是在没有掌握多少文化知识技术的情况下从事生产，使他们对文化技术产生误解，对“科技就是生产力”缺乏理解，不少人认为子女学习农业技知识是没出息，还有的人认为农业知识没啥可学的，他们无论在思想情感，知识结构，劳动技能方都不能适应需要。

而在教育成本不断走高的前提下，要么不断升学脱离农村;要么辍学，留在农村。这样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片面追求升学率，“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大有群众基础，另一方面，农村厌学、失学、辍学的现象时有发生。无论那种情况，都使得农村基础教育的办学目标越来越偏离农村。因此，必然形成和加深农村经济和社会与教育发展的失衡，使得农村社会和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不断流失，农村教育变成了在农村办城市教育，这必然会制约农村城市化的进程。

二、离农问题

在白门下村，存在着大多数乡村都存在的问题，那就是较多农民进城务工问

题。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打工出现的“民工潮”是一种“离农”的现象，因为“离农”，不仅是一种工作的变动，空间的移位，也是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由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的重大转变。已经搬迁到城镇的居民，要从“内涵”上实现这种转变；尚在乡村的居民，要迎接城镇化的挑战，继续准备向二、三产业转移和向城镇大量转移；留下少数务农者，也就是逐渐成为懂得现代科学技术、从事现代农业规模经营的高素质的劳动者，也可能是“离农”。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打工出现的“民工潮”，应采取包括教育培训在内的恰当的疏导政策，使其适应城镇化发展对专业人才和高素质劳动力的需要，实现有序流动。

从教育结构来看，农村教育应该包括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三个组成部分。但是，目前的结构以基础教育为主，基本上是九年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比重非常小。况且基础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也以向发达地区培养、输送人才为主，而不是为农村地区培养人才。

农村教育的目标定位来看，它直接关系到农村教育为谁服务，是“离农”还是“亲农”，“为农”。目前农村基础教育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其培养方向的城市性、离农性。农村与城市采取相同的教材、教法、进度，这与农村的实际情况相距甚远。农村普通初中教育，尤其是课程设计、教材编写与农业生产活动、城乡经济发展实际需要相脱节，学到的基础文化课，根本解决不了农村产业技术与经营问题。国家实行的全国统一高考制度，更是把农村的中小学生引上了应试的道路，使原本就脱离农村实际的教育走得更远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已是我国一项基本国策。农村的城市化化，决定了农村人数要不断减少。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预测，到2020年，我国农村将有2.2亿-2.3亿人口转移城镇[7]，意味着现有的农村适龄儿童将来面临大规模转向城镇，如何使农村人口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文化素质等方面适应城镇生活，并且在城镇安家乐业，是农村教育必须面临的挑战。农村教育就是为农村经济和社会服务的，因此农村教育应为培养建设人才，提高全民素质服务，为农村经济建设培养人才。目前不少农村学校中，忽视思想教育，忽视学生素质全面发展，把学校教育变成单纯的“升学教育”“离农教育”，而农村社会中又缺乏重农的风气。结果造成学生、家长、社会的普遍错觉，“读书——升学——离开农村”。这种被扭曲的社会现象有悖于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目的，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对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也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必须根本改变这种状况，将实际行动转到与人和一和素质教育的道路上来，加强思想品德教育，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观，人生观和社会主义农村观，为建设家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不懈努力。尤其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劳动差别还很大，更需要加强这方面教育，通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劳动去实现农村城市化的伟大目标，是我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农村青年的历史使命和光荣职责。

第三篇：城镇化进程中的问题

城镇化有力地吸引了生产要素向城镇聚集，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成为解决就业、实现市场扩展、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举措；城镇承接了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带动农民增收的同时，还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人地紧张的突出矛盾；城镇化有利于实施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差别。

今天我们组的报告是讨论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关系。对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我国城市发展中,存在着土地城镇化过快的现象。这直接影响了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比值，这个比值要控制在一个合理的预值范围，这两者之间要相互适应，一般来说城镇用地的增长弹性系数来衡量，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标准，应该是在1：1.12之间。从目前我国城市发展情况来看，土地城镇化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人口城镇化的速度。从20年的数据表明，在我国建成区的快速增长，而同时城镇集聚的人口明显滞后，造成了城镇的过度扩张，土地城镇化的速度过快。

分两个时段来看，第一个时段1990年到2000年，这个时候土地城镇化的速度是人口城镇化速度的1.71倍。如果再看到2000年到2010年10年，这个趋势更快了。城市的建设用地面积扩大了83%，但是城镇人口仅仅增加了45%。我们的发展现状是土地城镇化一直保持快于人口城镇化速度的情况。

因此我们得到的结论，我国城镇用地增长的弹性系数大大超过了合理预值，从2000年到2010年，土地城镇化速率是人口城镇化速率的1.85倍。如果再考虑人在城市，但是没有城市户籍的人口，不能充分享用城镇用地的情况，实际上土地城镇化的速度还应该更快一些。其实在2010年的城镇化速度，应该达到的城镇化率应该是59%，也就是说现在在城市里的人口数量，如果跟土地相比，整整大概慢了10个百分点。

为了解决土地城镇化速度过快的状况，办法有两个，第一个是加快人口集聚，第二是控制城镇用地规模的过快扩张。

第一个是增加城镇人口，特别是定居的人口，充分释放城镇集聚人口的功能，首先是加快各类人口进城定居，把享受城市保障和福利的资格，与户口脱钩，使包括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人群成为城镇人口。其次逐步解除户口的限制条件，消除外来人落户的限制，切实增加落户人口。第一条，要把这些能享受的条件逐项逐项享受，比如说原来没有城市人口不能念书，现在逐步变成没有城市户口念书还是可以的，只是在选择学区上有所差别，这样逐项来解除跟户口挂的太紧的各项政策，这样一步步使城市的进城人员落实下来。第二步才是开放户籍。

第二个是加强对城市土地扩张过快的管控。这方面主要有几项措施，在土地规划中，国土的政策中也做到了相应的一些工作。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来制定用地的极限。通过这样的规划来促进大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到目前为止，我国目前的城镇用地水平，比我们原来设想的要粗放。根据最新的土地调查结果，目前城市的用地已经超出建设部和国土部制定的城市人均用地水平。因此，目前的情况就是，局部是节约的，但是总体上城市用地是浪费的。可以通过设立城市的发展边界和有条件的建设区，来优化城市布局。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设定城镇发展的边界，确定容许建设区，防止特大城市、大城市面积的过度扩张。同时还要划定出限制建设区，这是农业专用的区域，和禁止建设区，就是生态专用的区域等等，使得农村和城市协调发展。

还可以通过约束城乡建设用地的总量来开展增减挂钩，防止人地进一步的分离。这个就是把城市的用地和农村用地统筹考虑。建立人口土地联动的机制，以土地的联动带动人口的流动，在减少农村建设用地的条件下，增加城镇的建设用地，促进农村人口向小城镇和城市集聚，防止城市扩大，人口不增加。

只有解决了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的关系，城镇化的进程才会健康发展。给大家说这些，谢谢大家。

第四篇：社区自治进程中街道组织变迁

社区自治进程中街道组织变迁

上海市卢湾区瑞金二路街道位于市中心，面积约1.98平方公里，现有人口为9.3万，辖区的主要特点是：商业繁华，文化发达，侨眷较多，人口流动性不强。2000年完成将30个居委会调整为12个社区的工作。自1996年以来瑞金街道变化很大。本文主要探讨一个街道——尽管也可称之社区或街区，但其起点为街道——的组织变迁问题。

组织变迁，是组织社会学的概念[1]，它是社会变迁的一种表现形式。有的学者认为“组织变迁是指与社会其他制度相辅相成性、迎合性、对抗性、并存性密切有关的变迁”[2]实际上就是人们建立的共同性（形式化群体）现象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其结果。组织变迁是社会结构变化的重要方面，因为一定的社会组织本身就是一定社会的结构性要素。瑞金街道的组织变迁问题在理论上可归属在社区组织（社区内有目的、有计划地建立起来的以满足一定需要的各种团体或机构）变迁研究范围里。

作为实体性组织的各种类型，在瑞金街道同样存在，如按照性质分，有街道的政治组织，包括政党组织（如街道党工委）和行政组织（如作为区政府派出机构的办事处）、文化组织（如社区学院）、经济组织（如培文实业总公司）及社区组织（如工、青、妇、计生协等）；按照纵向分有街道、居委会两层面及介于其间或下属的块、片、居民小组及楼组等形式；按照组织化程度分，有较为严密的机构型组织（如行政事务受理中心），有较为松散的活动型群体（如老年戏曲合唱队）；另外还有按照活动范围的大小、按照活动方式的内向外向、按照不同组织功能等分类的方法。这些分类及其有机地综合运用，是描述和分析瑞金街道组织变迁的基本手段。

二

据2000年年初的粗略计算，瑞金街道有一千多个各种各类各层的组织（包括居民小组、党小组和各活动群体在内）。这本身也是1996年以来街道组织变化的一种结果，即数量的增加和种类的繁多。总起来看，瑞金街道组织变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异类型组织增多。尽管瑞金街道与上海其他街道一样，随着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的建立健全，行政管理性组织功能得到了强化，然而在组织总量上，非行政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还是占了大多数。异类型组织增多的现象是在96年以后大量产生的。而且这些与过去党、政、群一体化的组织构成的格局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设置或下属于街道市政科的文明街道服务队、居民区内的老年空中大学等，都是新产生或新类型的组织。

这些新组织的产生，异类型组织的增多，特别是非行政性组织比例的提高，逐步改变了原来街道组织结构关系状态。尽管有些居民区层次的组织是为落实上级布置的任务而设立或安排的，但它们已不是简单行政组织的延伸，而是以非行政方式在开展活动。这样即减轻了行政组织的负担，又改变了行政组织行为单一化局面，还为以后政社关系的理顺与优化奠定了交好的基础。

2、横结构特征凸现。在众多的，特别是新产生的组织中，相当部分是在横向结构上发展起来的，它们没有上级主管，也没有纵向的指挥线。围绕着居委会层面而开展的大量工作和活动，其组织参照设置上也一改纵向为主的做法。瑞金街道的团组织一方面以“青年工作委员会”形式使辖区内各单位的团组织及团员形成横向互动，另一方面“社区团支部”的活动也在居民区层面上铺开。街道许多组织结构体系为“扁平式”状态。街道各种组织越发展，横向性特征会愈加明显。

街道组织横向性的发展是“单位制”消退的背景下组织结构的新变化。它客观上形成了对长期以来以条为主的纵向组织结构的冲击，同时也加强了条与块的联系。街道组织结构的横向性因素的发展，有利于居民群众社会参与动力的形成，也有利于社会力量的培育，基层自治的发育及社会组织的民主化发展。

3、功能化组织成长。组织功能专门化的趋向在瑞金街道也有充分的表现。原有行政组织相关的功能被剥离和转移，由居委会唱主角的保洁、保安等错位行为也得到调整，行政组织、群众组织与专业组织的关系被理顺了。今年，随着居委会区划调整及居委会改选的进行，街道又在及时筹建“社区工作者协会”，以确保这一层面上工作的专业化水平和特殊群体利益的维护与协调。

专业性组织的发育及组织功能专门化是社会组织结构分化和功能分工的合理化发展结果。它能提高街道组织的效能和合理运行的效率，同时，也使行政组织功能得到调整和新的配置，并满足了街道组织自身发展的需求，为今后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及组织资源的优化与整合积累了经验。

4、协调性设置强化。自96年以来，瑞金街道先后建立了地区性（跨街道的）党建联席会议制度和一大批协调性组织机构，如市政管理、社会发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财政经济等方面的共建联建等；开展在地企事业文明单位（现有104个参加）与居委会结对共建活动；在实施行政组织综合管理与物业公司专业管理相结合新模式的同时，还建立了街道物业管理协调委员会

第五篇：城镇化进程 及现状

中国城市化进程即中国农村转化成城市的过程。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由于受到世界列强的侵略，以及受到军阀割据的困扰，导致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不均衡。自50年代中期以后建立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使得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由于中国的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如何依照可持续发展理论，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进程，是21世纪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1978年以前 1.城市化水平。

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大陆的城市化相当缓慢，在1950至1980年的30年中，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8.4%上升到4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2%上升到30.5%，但是中国大陆仅由11.2%上升到19.4%。这种城市化的缓慢并不是建立在工业发展停滞或缓慢的基础上，正相反，改革开放前的2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和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算慢，工业总产值1978年比1949年增长了38.18倍，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30%提高到1978年的72.2%；社会总产值增长12.44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全社会总

上海 产值中的比重，则由1949年的41.4%上升到1978年的77.1%；国民收入总额则从1949年的358亿元增长到1978年的3010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提高7.41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国民收入构成中的比重，也由1949年的31.6%上升到1978年的64.6%。从1950年到1973年，世界GDP总量年均增长4.9%，人均GDP增长2.9%，其中中国大陆GDP年均增长5.1%，人均增长2.9%，高于和等于世界平均水平，高于同期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2.城市化特点。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城市化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1)政府是城市化动力机制的主体。(2)城市化对非农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很低。(3)城市化的区域发展受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制约。(4)劳动力的职业转换优先于地域转换。(5)城市运行机制具有非商品经济的特征。

这种城市化的结果，是形成了城乡之间相互隔离和相互封闭的“二元社会”。这里所说的二元社会结构，是指政府对城市和市民实行“统包”，而对农村和农民则实行“统制”，即由财产制度、户籍制度、住宅制度、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和燃料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就业制度、养老制度、劳动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甚至婚姻制度等具体制度所造成的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构成了城乡之间的壁垒，阻止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动。

1978年以后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城市化，是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条件下迅速推进的，城乡之间的壁垒逐渐松动并被打破，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得中国的城市化呈现出以小城镇迅速扩张、人口就地城市化为主的特点。

1.城市化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1978-1984年，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要动力推动城市化阶段。这个阶段的城市化带有恢复性性质，“先进城后建城”的特征比较明显。第一，表现在大约有2000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下放干部返城并就业，高考的全面恢复和迅速发展也使得一批农村学生进入城市；第二，城乡集市贸易的开放和迅速发展，使得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和小城镇，出现大量城镇暂住人口；第三，这个时期开始崛起的乡镇企业也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第四，国家为了还过去城市建设的欠帐，提高了城市维护和建设费，结束了城市建设多年徘徊的局面。这个阶段，就人口来看，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1984年的23.01%，年均提高0.85个百分点。2）1985-1991年，乡镇企业和城市改革双重推动城市化阶段。这个阶段以发展新城镇为主，沿海地区出现了大量新兴的小城镇。

3）1992-2000年，城市化全面推进阶段，以城市建设、小城镇发展和普遍建立经济开发区为主要动力。1992年到1998年，城市化率由27.63%提高到30.42%，年均提高0.42个百分点。

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城市化，已从沿海向内地全面展开。1995年底与1990年相比，建制市已从467个增加到640个，建制镇则从12000个增加到16000多个；从人口来看，城市化水平也从1990年的26.41%提高到28.62%。

2.城市化政策的变化。

1978年以后，在经济高速增长而城乡户籍分隔的背景下，积极发展小城镇就必然成为可供政府选择的最佳城市化政策。中国的城市化终于由被压制转为松动和放开，过去那种控制城市人口增长和城乡分隔的政策被鼓励小城镇发展的政策所取代。1980年，在当时城乡分隔、大城市基础设施滞后的情况下，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总方针。为贯彻上述政策，80年代初，开始实行市地级市管理县级市制度，地级市数量增加较快，1983-1998年间，共有100多个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其中仅1983-1985年的3年里，地级市的数量净增加50个。

1983年，加强小城镇建设，以小城镇为主，大中小城市为辅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

1984-1986年“撤社建乡”，并降低建制镇标准，3年里建制镇数量增加7750个；1992-1994年，国家对乡镇实行“撤、扩、并”，结果3年里建制镇又增加7750个。这6年里建制镇增加数相当于1979-1999年间(21年)净增加数的71%。

1986年国家有关部门修订“建市”标准后，县级市也增加很快。1986-1996年的11年间，县级市数量净增加286个。1992年，国务院再次修订小城镇建制标准，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

1993年10月，建设部召开全国村镇建设工作会议，确定了以小城镇建设为重点的村镇建设工作方针，提出了到21世纪末中国小城镇建设发展目标。会后，经国务院原则同意，建设部等6个部委联合颁发了《关于加强小城镇建设的若干意见》。1995年4月，国家体改委、建设部、公安部等11个部委联合下达《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指导意见》，并在全国选择了57个镇作为综合改革试点。1997年6月10日，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关于完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意见》的通知。通知认为，应当适时进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允许已径在小城镇就业、居住并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村人口在小城镇办理城镇常住户口，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有序地向小城镇转移，促进小城镇和农村的全面发展。农村新生婴儿可以随母或者随父登记常住户口。此后，许多小城市为促进经济发展，基本放开了户籍限制；不少大中城市，甚至北京、上海等，也放松了外地人口进入本市的限制。

1998年10月，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进一步提升了发展小城镇的重要地位。2000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指出，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抓住机遇，适时引导小城镇健康发展，应当成为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2000年10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十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中国推进城市化条件已渐成熟，要不失时机实施城镇化战略。”为了加快城镇化，2001年5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2001年5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意见》指出：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范围，是县级市市区、县人民政府驻地镇及其他建制镇；凡在上述范围内有合法固定的住所、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的人员及与其共同居住生活的直系亲属，均可根据本人意愿办理城镇常住户口；已在小城镇办理的蓝印户口、地方城镇居民户口、自理口粮户口等，符合上述条件的，统一登记为城镇常住户口。这标志着小城镇已经废除了城乡分隔制度。有些地方甚至采取了鼓励农民到小城镇居住和创业的政策。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政策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过去实行城乡分隔，限制人口流动逐渐转为放松管制，允许农民进入城市就业，鼓励农民迁入小城镇；二是确立了以积极发展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方针。

发展现状

2012年8月17日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报告显示，十六大以来中国人口总量低速平稳增长，人口生育继续稳定在低水平，人口文化素质不断改善，城市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人口婚姻、家庭状况保持稳定。报告显示，2011年城镇化率达51.27%。

城市化水平稳步提高 十六大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迅速，2002年至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比2002年上升了12.18个百分点，城镇人口为69079万人，比2002年增加了18867万人;乡村人口65656万人，减少了12585万人。

历次普查城市化水平-柏加镇信息网 历次人口普查城市化水平

根据中国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历次人口普查城市化水平依次为：12.84%，17.58%，20.43%，25.84%，35.39%，49.68%。

质量不高

从宏观层面来看，城市化的质量不高突出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人口，1.6亿多农民工不能市民化，仍然处于半城市化的状态，没有享受或者没有完整地享受城市居民应该有的国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低保、社会救助、住房保障。特别是没有享受到住房保障这些公共服务，还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样一些政治权利。如果扣掉2亿多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没有真正融入城市化的人口，中国实质的城市化率只有36%。

二是布局，布局的混乱主要表现在一些城市不顾及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物理极限，盲目地扩张城市功能，放大城市规模，增大经济总量。这样使全国大跨度的调水、输电、输气，治污的压力越来越大，其中水带来的问题尤为突出，全国657座城市400多座城市是缺水的，必须依靠地下水维持生产生活，其中110座属于严重缺水，严重缺水就必须靠超采地下水维系生产生活。当然地下水是可以采了，但是地下水如果过度超采会带来地面沉降，部分城市地面沉降的面积越来越大，国土资源部正在做一个治理措施的全面规划。

三是城市形态。对全国有代表性的55座城市20世纪70年代以来扩张过程的遥感监测表明，平原地区的城市多数以原来的城市中心区为中心进行环形扩张了。

城市化率偏低

日本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农业人口下降了65%；美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农业人口下降了72%；而中国在1985~1990年期间，从农业人口转移出去的人口，即使包括临时流动人口在内，也不超过10%，如果不计算农民进城打工的人数，真正转移出去的农业人口仅有10.5%，这将大大限制中国经济总量的进一步扩张。

统计数据表明，在200年前的1800年，当时全世界的城市化率仅有3%，到1850年达到7%，1900年为15%，到2000年，全世界的城市化率达到48%。

200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为36.2%，比1978年提高18.3个百分点，但由于受到传统体制和户籍制度改革滞后的影响，中国城市化发展仍然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发展和经济发展水平。在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下，城市化率偏低将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稳定与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巨大瓶颈”，成为限制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保持竞争优势的“巨大瓶颈”，也将成为中国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和知识经济时代新一轮财富集聚中的一大困难。

问题挑战

在2050年之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必须从36%提高到70%以上，这就意味着每年平均需增长1%左右的城市化率（即每年约1000至1200万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在这个过程中，下列挑战不可避免：

人口问题

人口总量、劳动就业人口总量、老龄人口总量高峰相继来临，由此产生的城市的生存保障问题，解决劳动力的就业机会问题，全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问题，老龄化社会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等，都是城市化进程面临的巨大挑战。

环境能源

能源和自然资源的超常规利用对中国城市化的压力。从2011起到2050年之间，中国城市要达到资源和能源消耗速率的“零增长”和“负增长”的要求，要实现联合国提出的城市“四倍跃进”的目标（即能源消费总量在2000年的水平上降低一半，而GDP要在2000年的基础上增加一倍），要全面达到城市土地利用的合理平衡，要全面达到城市的能源清洁化并逐步将能源结构中煤炭所占四分之三的比重，下降到40%以下，都是严重挑战。

中国城市的生态环境（大气环境、水环境、固体废弃物环境、社区环境和居室环境）仍然处于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状态。

城市化对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的影响

1）城市化过程对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

其中基本要素有4大类，分别为地形、气候、水文、生态。

地形：对原来的地形进行改造，使之趋向平坦或起伏更大（如摩天大楼）。容易造成水土流失、滑坡、泥石等地质灾害。

气候：强烈改变了下垫面的原有性质，使气温、降水等要素发生变化，使城市产生热岛效应，也影响了日照、风速和风向。形成城市热岛效应，将城市大气污染带到郊区，也将郊区大气污染带到城区，扩大了污染物的污染范围，加快了净化速度。

水文：市政建设破坏了原有的河网系统，使城区水系出现紊乱，也使降水、蒸发、径流出现再分配。易使城市在暴雨时排水不畅，造成地面积水，也使水质、水量和地下水运动出现变化；过量抽取地下水导致地面沉降。

生态：城市的生产生活污染、交通工具、尤其是工业“三废”，破坏了所在地区的环境生态，也影响了生物的多样性。城市生态系统成为一个脆弱的系统。城市是人类对自然地理环境影响和改变最大的地方。

2）城市化过程对人文地理环境的影响：农村转变为城市，农业用地变成城市建设用地，居民就业方式由第一产业转变为第二、三产业。人口由分散变的密集，信息更加发达，文化观念得到提升，教育程度变高。

保护和改善城市环境的主要措施：（1）建立卫星城，开发新区；（2）改善城市交通和居住条件；（3）保护和治理城市环境、扩大绿化面积。

基础设施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和质量对于中国城市化亦有压力。到2050年前后，中国城市发展所需要的基础投入，大约在40万亿~45万亿元人民币的数额，相当于每年平均投入8000亿至9000亿元人民币，这大约是2001年GDP总量的十分之一。只有基础设施的健全与完善，城市才能担当起新一轮财富集聚的经济增长点。

城镇平衡

加速不同地区间城市发展的平衡和地区内城乡之间的共同富裕。如何实现区域之间城市发展的平衡，并最终达到克服社会的二元结构，实现国家整体的共同富裕，是长期任务。

国家信息化

国家信息化进程的急速推进和国际竞争力的培育。城市信息化水平是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基本标志，2011年中国城市的信息化水平只是发达国家的8%至10%左右，离现代化的要求尚有遥远的路程。

发展措施

如何克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表现出的各种问题，是城市化战略推行的中心思考。以下六项基本措施是未来中国城市发展的要点。

一、适应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要求，尽快修改《城市规划法》，放松对大型、超大型城市的规模控制，构建2—3个世界级城市，作为我国城市体系的龙头。同时要十分加强城市功能与基础设施的完善、积极投入数字城市的建设、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改造、城市服务体系的提升等，将中国城市的竞争力置于国际的大背景之中。

二、将中国城市的发展视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系统。城市化进程中的规模设计应统筹考虑城市大中小分布的系列谱和不同规模城市的“生态位”，不能人为地强调只能发展城市体系中的某个部分而忽略另一个部分。应当进一步调整全国城市布局，优化城市功能和加强产业转移力度，放大城市扩散效应，将其真正塑造成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中国超大型、特大型城市现有32个，其中东部16个，西部6个．中部10个，基本覆盖全国。可以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建立以广州、深圳为核心的城市群，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建立以上海、南京、杭州为核心的城市群，在环渤海地区建立以北京、天津为核心的城市群，作为进入国际竞争前沿的中国高地。

三、认真规划国家大城市的规模和数量，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第三产业发展，将其塑造成国际级和国家级的人才中心、贸易中心、物流中心、金融中心、技术中心、信息中心、文化中心等，充分发挥城市的集聚效应、辐射作用、带动作用。大城市在城市体系重复发挥了城市的规模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国家城市化战略的核心主力。

四、加大中小城市的建设步伐，重点提升城市建设的质量，尤其要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服务业和社区建设的力度。中小城市是中国城市体系的中坚力量，其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到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目标。

五、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选择合适的路径，对于乡镇企业比较发达且分布比较集中，城镇密度比较高的地区，鼓励城镇集中合并，选择以中心城镇为中心、卫星城镇分布周围的方式发展小城镇。对于乡镇企业不发达地区，首先大力发展经济、培育实力，为城镇的建设创造条件。对于有大型企业的地区，可以在其周围建立城镇，但一定要注意城镇的区位分布，注意其他配套产业的发展，防止企业风险转化为城镇风险。

六、改革户籍管理制度，逐步打破“二元结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体制，积极引导，加强管理，实现人员自由流动，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城乡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