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创新与社区矫正工作的刑罚功能实践

第一篇：管理创新与社区矫正工作的刑罚功能实践

管理创新与社区矫正工作的刑罚功能实践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检察院 徐凡* 325011

摘 要：即将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进一步明确了社区矫正在刑罚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目前由司法行政机关作为社区矫正主管机关仍存在权责不明晰、异地监管冲突、惩治和救济途径少、矫治功能不明确等诸多问题。本文结合龙湾区社区矫正的实践情况，根据犯罪成因和刑罚效果的评价，探讨创新社区矫正的管理模式。

关键词：社区矫正；刑罚；监外执行；管理创新

2012年全国人大十一届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社区矫正成为当前监外执行的主要方式，与监所的羁押（监禁）执行共同构成犯罪的惩防体系，也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

一、社区矫正的刑罚功能实践

社区矫正制度顾名思义即是以社区为基础并通过社区工作矫正罪犯的刑罚制度。与监禁执行的最大差异就是不需要专门的监禁场所也不需要严密的监禁措施，可以在罪犯最大自由度的情况下实现刑罚功能，贯彻了刑罚经济原则也体现了宽严相济刑法年。以近三年龙湾区司法282300实践情况看，非羁押的刑罚执行方式在刑罚体系250194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龙湾区检察机关的统计200152129150情况为例，以2008年10月为限，全区监外执行

100考验期内人员共计152人，其中缓刑129人，剥49285096夺政治权利9人，暂予监外执行8人，假释6人，008110剥夺暂予管制0人，缓刑在监外执行的案件中占了84.9%。缓刑假释管制总数政治监外到了2012年4月，全区监外执行考验期内人员共69081522008年10月***年4月19449计282人，其中缓刑194人，剥夺政治权利28人，暂予监外执行11人，假释49人，管制0人，缓刑在监外执行的案件中占了68.8%。

现当代的刑罚理论越来越关注刑罚的社会功能，社区矫正既然是刑罚的执行方式，与监禁刑罚一样具有刑罚的一般功能。“强调刑罚的威慑、改造、再社会化和医疗作用，而不是强调刑罚的报应功能。”1报应主义源于氏族社会人类的血亲复仇，强调以牙还牙，因此报应主义突显了刑罚的惩罚性。当代刑罚理论认为刑罚应当具有预防犯罪的功能并有助于刑罚对象的社会治愈，即通过对罪犯的矫治使其无害地回归社会成为社会的正常成员。社区刑罚在刑罚执行中的突出优势，迎合了刑罚理念革新的发展趋势。

首先，社区矫正必须能有效的发挥威慑作用，包括对被惩罚者的特殊威慑和其他行为人的一般威慑。“当一个人因惧怕刑罚的制裁而不敢或放弃实施刑法所禁止的行为时，这就是威慑”2，威慑体现了刑罚预防犯罪的功能。刑罚必须以其对罪犯施加的不利影响和作用，*1作者简介：徐凡、男、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检察院、电子信箱xufan211@163.com

卜思天.M.儒攀基奇 刑法——刑罚理念的批判[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84 2 钟安惠.西方的刑罚功能论[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37 使个人因顾忌惩罚而抑制犯罪的行为，因此社区刑罚不是刑罚的豁免，而只是刑罚执行方式的选择。社区矫正应该要体现出刑罚的执行力，通过强制性的劳动、思想训导和必要的自由约束使罪犯感受到先前行为的社会否定和制裁。“刑法的确立就是有罪必罚，只要发生了犯罪必然受到刑罚的处罚„„刑罚的确定性可以降低刑罚的严酷性，比较小的刑法代价换取较大的阻止犯罪的功利效果。”3社区刑罚在执行强度上虽然低于监禁刑罚，但其价值就是根据具体罪犯的主观恶性和犯罪性质给予对应的惩罚措施，使罪犯确立符合社会共识的价值判断。

其次，社区矫正具有矫治作用。社区矫正是罪犯通过改造、教育、培训实现再社会化的过程。监禁刑罚限制犯罪人或犯罪倾向人的犯罪能力，将其隔离于社会之外，使社会避免犯罪侵害，但缺点也同样突出。监禁刑罚最大的缺憾就是集体性的剥夺不能很好阻断刑罚执行完毕后再犯的可能性，“罪犯很可能在监禁期间学会了促进其释放后重新犯罪、弥补损失的犯罪技能，以及为自己行为变回的理由或逃避法律制裁的技能”4。犯罪的一大主因就是罪犯的社会社交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的缺乏，而监禁刑罚进一步导致罪犯隔绝社会，增加了罪犯重新融入社会的阻力。

随着经济发展，原有社会结构解体，刑事犯罪的发案率和案件总数都有所增加5。犯罪学理论把经济发展背景下犯罪形势发展解释为社会解组背景下的个人失范。社会解组是在社会急剧变革时期，社会规范和社会制度对社会成员的约束力减弱的状态。失范则是反映社会成员对社会结构改变的不适应，“当某种文化推崇的有价值的成功目标，但是阶级结构却限制接近这些成功目标时，就是产生失范。下层阶层很少有获得成功的合法机会，所以他们会由于志向和期望之间的分离而体验到挫折和紧张„„这种观点可以解释富裕社会中犯罪率高的奇怪现象。”6社区刑罚的矫治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罪犯的身上，而不是罪行本身，这就要求矫治机构通过转化罪犯，达到阻遏犯罪的目的。

再次，社区矫正具有社会关系修复作用。“刑罚在惩罚经济学中有什么价值？这种惩罚只有能够修复‘社会受到的伤害’时才是有价值的。”7司法实践中，监外执行的罪犯（2011年社区矫正涉及的罪名及人员比例），（经济犯罪和过失犯罪以及邻里纠纷引起的犯罪占比），犯罪的主观恶性较小，重返社会的可能性。社区刑罚只是为罪犯重返社会提供了条件，修复受到犯罪侵害的社会关系无疑是罪犯获得社会认同的途径。因盗砍林木27立方米，广东省惠州市村民陈伟良和曾必强被惠州中院二审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二人表示自愿义务植树造林10亩并保证树木种活8。附加自愿义务的判决在司法实践中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在该案例中监外执行罪犯通过义务劳动弥补社会损失，有利于社会关系的修复和自身法制意识的提高。除此以外，邻里、亲属之间因纠纷引发故意伤害的案件，如果罪犯被判处社区刑罚的，矫正机构可以引导罪犯采取主动上门道歉、经济补偿等弥补行为实现矛盾化解。交通肇事案件，通过罪犯对被害人的积极经济赔偿获得对方谅解。社区刑罚的积极意义就是罪犯没有脱离生活环境，如果矫治机构不仅把矫治罪犯个体作为唯一途径，而且帮助罪犯修复社会关系，为其创设必要的改造条件，可以取得更加有利的刑罚效果。

二、当前社区矫正的困惑

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开 34 陈兴良.刑法的启蒙[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182 钟安惠.西方的刑罚功能论[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55 5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办的2010年《法治蓝皮书》2009年全国社会治安形势相对比较严峻。一方面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数、治安案件数大幅增长。根据截至2009年10月的统计数据，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数和治安案件发现受理数大幅增长，刑事案件数增长幅度在10%以上，治安案件数增长幅度达20%左右。载于正义网 http://news.jcrb.com/jxsw/201002/t20100226_325187.html 2012.6.30 6 布莱克本.犯罪心理学[M].吴宗宪，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77 7 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刘北成，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89 8 载《盗林贼自愿栽树获缓刑》 《农业科技报》http://eb.nkb.com.cn/Thread.Asp?AutoID=43461 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在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区进行社区矫正工作的试点,将社区矫正作为我国刑罚执行领域中监外执行的主要形式。2011年5月1日实施的《刑法修正案

（八）》和即将于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明确了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指导管理、组织实施社区矫正工作。

司法行政机关作为主要矫正机构有其突出的优势：其一，充分利用了司法行政机关在乡镇街道司法所的行政资源。如龙湾区司法行政机关在主要乡镇街道都设置了司法所，按区内10个街道（镇）行政区划设置，实行一镇（街道）一所，统一建立区司法局派驻司法所。司法所配备工作人员不少于3名，根据社区矫正工作的需要，又招聘1-2名司法协理员。完整的人员机构配置有利于完成社区矫正的日常监管任务，节约了司法行政资源。其二，基层司法所有自身的有利条件。司法所原本承担人民调解和安置帮教等职能，能深入社区工作，比较了解社区结构、人员流动和组成等情况，有利于监外执行罪犯的日常管理。其三，司法所和派出所、乡镇街道长期以来工作环境相同，工作交流频繁，能够步调一致，协同配合。

但当前的社区矫正管理模式还不能完全实现刑罚功能的目的。第一，司法行政机关对矫正对象的违规行为没有处置权，刑罚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受到一定的削弱。为进一步规范社区矫正工作，加强监外犯人的常态化管理，2012年四部门联合制定了《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以下简称为《实施办法》），《实施办法》中规定只能由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规定和重新犯罪的社区矫正人员依法处理，公安机关做为法定机关，可以对违法违规做出行政处罚等决定，但公安机关只是配合社区矫正工作，没有明确责任分工。《实施办法》虽然也规定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对社区矫正人员的轻微违规行为给予警告并出具书面决定，但并不能采取强制措施，也不能直接做出实质性的处罚决定。只有在社区矫正人员的严重违法违规的情况下，司法行政机关才能向原裁判人民法院或批准、决定机关提出撤销缓刑、假释建议书和收监执行的建议书。矫正机构没有及时的、恰当的措施纠正违法违规行为，反而增加了矫正对象受到更严厉处罚的风险。如果矫正对象在违法之初感到受到惩罚的风险小，或者监管措施不足以

9对其行为产生足够的威慑，“这会导致一个偶尔的违规者增加违规频率”。

第二，外地户籍的常住人口和在外的本地户籍人员的社区矫正无法完全落实。检察监督中发现，由于现有制度所限，龙湾区法院判决的区外户籍的监外执行人员没有在龙湾区社区矫正机关接受备案登记，这部分人员是否回到户籍地，是否参与该地的社区矫正无从得知，存在较大的社会隐患。另外，本区户籍的部分监外执行罪犯长期在外从事经商等活动，由于现有的社区矫正没有统一、通用的效果评价机制，社区矫正的数据信息区域间没有实现共享，司法行政机关对这些罪犯的异地矫正活动无法监管。《实施办法》规定社区矫正人员应当自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生效之日或者离开监所之日起十日内到居住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报到。以居住地确定监外执行罪犯的社区矫正主管部门，罪犯只能在居住地接收社区矫正，目的是把监外执行人员约束在一定区域，方便监管。但该制度过于简单化，忽视了劳动力大量流动的现实，没有看到罪犯参与社会活动的需求，也没有看到犯罪的一大社会原因就是罪犯和社会适应能力、经济创造能力不足。“犯罪行为固然是犯罪人实施的，但是，理想的是根除恶行本身而不是根除实施恶行的人。”10单一的限制政策不符合刑罚制度以人为本的改革方向，刑罚执行要考虑罪犯作为社会人的社会活动动因，消除罪犯在监外的生存、发展阻碍。

第三，社区矫正的需要完善的矫治手段和效果评价体系。社区刑罚的功能实践主要价值是罪犯的再社会化，使其成为正常的社会人、经济人。犯罪的形成既可能包括罪犯个体的原因，也存在社会结构方面的原因，矫正机构应当根据两种不同的犯罪成因，采取不同的矫正模式，形成个性化的社区矫正方案。《实施办法》把社区服务、教育学习活动、个别教育和 9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M].余逊达,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55 10 张明楷.刑法的基本立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286 心理辅导、职业培训和就业指导作为矫正手段，并提出针对性的帮教措施。但从实践情况看，差别化、个性化的矫治方案还没有客观的评估体系，主要是矫正小组人员根据矫正人员的犯罪情况、个性特征、生活情况因素主观判断的结果。

三、社区矫正社会管理模式的探索

社区矫正作为刑罚形式的到社会认同，就在于社区刑罚的功能实践。“教育性伦认为，刑罚功能在于教育、矫正罪犯，促使罪犯改恶从善，复归社会。”11因此社区矫正注重矫正对象的思想改造、社会角色的重塑，使之重新融入社会。犯罪分子的法制观念、行为控制、人格意识、心理健康都要在社区矫正中得到必要的改善。

社区刑罚的重心由对犯罪行为的制裁转移至犯罪人的行为矫治，在犯罪形成的社会成因和矫正对象之间建立有效阻遏。社会解组理论解释社会变革时期的犯罪率的变化，个人失范12和群体性紧张紧密相关，因此社区矫正需要社会各个方面的广泛参与，“帮助犯罪人恢复及家庭联系、获得就业与受教育的机会、找到他们自己在社会中的适当角色位置”。13

首先，加强立法工作，统一量化监外执行的内容和评估体系。监外执行与羁押执行都属于刑罚制裁，两者都是通过强制方式矫正犯罪行为，预防和消除潜在的犯意。当前的刑罚改革要改变偏重羁押执行的观念,把握当今世界刑罚制度发展方向,确立非监禁刑与监禁刑并重的刑罚理念。立法上监外执行与羁押执行应同等视之，监外执行要体现刑罚的权威性、严肃性。监外执行与羁押执行相比较，在立法上长期滞后，管理方式简单，评估标准不统一，束缚了监外执行工作的有效开展。规范监外执行工作的前提是强化立法，统一量化，改变目前监外执行工作评价机制的局限性。第一，通过立法明确管辖机关。司法实践表明监外执行的异地监管不理想，犯罪地与居住地不一致，部分罪犯返回户籍地有困难，强制遣返没有法律依据，执行机关无法落实监管措施。如通过立法明确犯罪分子可以把首次报备的执行机关作为管辖机关，如果长期离开监管地，可以选择移送管辖到新的执行机关。第二，区分五类监外执行罪犯的改造方式。五类罪犯都采取监外执行，但判决的刑罚不相同，执行内容必须加以区别。对拘役、缓刑等罪犯，因为社会危害小或情节较为轻微采取了非羁押的执行方式，但刑罚处罚不应该避免，可以适当采取限制活动，强制参与社会活动的方式实现刑罚目的。而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主要是限制罪犯的民主权利。分别对待和处置体现刑罚的目的性和严肃性，也能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第三，通过立法统一犯罪分子的执行评估机制。改造标准、奖惩制度规范化，实现犯罪分子在户籍地或异地都能服刑的目的，即使管辖机关改变，监管工作仍能够衔接，避免脱管情况的出现。

其次，建立信息化的管理平台，满足人口大规模流动的现实需要14。人力等资源的流动是必然的趋势，而人户分离也导致现有监外执行机制面临监管难题。异地监管除了立法规范，还必须实现监管工作的平台化、信息化。公安机关已经广泛建立了公安网，户籍信息、住宿登记、前科记录等数据实现共享。依托现有的公安网初步建立监外执行网络信息平台，所有的人员档案、改造信息登陆上网。数据上网的同时，接受改造的罪犯随身携带社区矫正流程卡，卡随人走，被执行人只要按照流程卡要求定期报到备案，主动到社区矫正部门参与社区矫正的执行活动，罪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按照监外执行的要求履行法律义务。社区矫正的数据信息定期由司法行政部门反馈到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录入数据库，由管辖机关对矫正效果进行评估。

1112 钟安惠.西方的刑罚功能论[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61 紧张理论认为犯罪形成个体成因就是由于人们无法通过合法手段实现主流社会价值观所推崇的成功目标而产生的紧张情绪。13王志亮、王俊莉.美国的社区矫正制度[J]，法学:2004,11:36.14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龙湾区常住人口为74.93万人，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47.73万人相比，十年共增加27.20万人，增长56.99%，其中区外流入人口45.85万人，占全区常住人口的61.19%。人口总量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来龙湾务工、投资创业、经商、区外人口大量迁移流入。再次，司法、行政机关和社区单位要明确在社区矫正中的分工和职能。公安机关掌握对罪犯的人员、动向等信息，通过网络平台管控监外执行的流程，对严重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预警、通报。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罪犯的日常管理，对服刑的罪犯进行法制、人格教育，提供法律援助和心理辅导等服务。在司法实践中，监外执行的犯罪分子普遍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不大，通过社区矫正完全可以杜绝再犯、重犯。司法行政机关日常监管有利于罪犯的帮教，但社区矫正的具体落实可以更多依靠社区基层组织。如福州市司法局试行监外罪犯社区当义工，就遇到了困难。传统的社会观念注重个人的道德规范和以往行为，许多矫正对象担心司法人员组织人员集中的社区矫正活动会暴露他们的隐私，担心影响此后的社会评价和工作生活，所以抵触情绪在所难免。如果有社区基层组织把被执行人安排在社会公益或慈善活动中，既减少了被执行人主观上的抵触情绪，又通过与其他社会义工的交流得到教育启发。检察机关定期对社区矫正的执行情况、罪犯的奖惩进行监督，考察罪犯有无及时到指定的矫正机关报到和参与社区矫正，对不规范的监管行为通过检察建议等方式进行监督，必要时直接向作出监外执行决定的机关建议改变执行方式。

最后，社会共管模式的核心是强化社区矫正的效能，提倡“以人为本”的罪犯康复理念，建立个性化的矫治方案。监禁执行可以强制限制罪犯的自由，使罪犯受到相当的人身刑，杜绝罪犯在押期间重新犯罪的机会，对罪犯重新犯罪构成心理压力，更多体现了惩戒犯罪行为的刑罚报应。而社区矫正通过矫正教育活动，让罪犯认识和悔悟罪行，并最终重返社会，以根除罪犯的主观恶性为刑罚目的。因此社区矫正更加强调预防的目的性，强化社区矫正的效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方面，社区矫正要有完备的组织形式。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在监外执行方面有成熟的经验，如香港地区的刑事执行工作主要有三方面力量参与，惩教署负责监狱工作，社会福利署负责社区矫正项目的执行，善导会等民间组织在社区矫正事业中发挥辅助作用。善导会等民间组织活跃于社区矫正事业是香港地区刑罚执行工作的一大特色，善导会起初是一些民间人士自发成立的为出狱人提供临时住所和食物等帮助的临时组织，解决出狱犯罪可能面临的经济困难，为犯人重回社会提供社会关爱。因为这些组织提供帮助更加人性化，也注重保护犯人的隐私和尊严，对犯人的触动也比较大。“不仅各种宽大的刑法本身是较少的弊端，它们也以最符合人的尊严的方式引导着人离开犯罪行为。”15因为良好的社会效应，善导会获政府常年资助，其工作范围也逐步扩大到对在狱服刑人员帮教和处理其出狱后遇到的各种问题。我们正在试点的社区矫正工作侧重对罪犯的监管和改造，对罪犯释放后的生活环境调查比较欠缺，尤其是流动人口较多的地区，罪犯因为生存环境因素重新犯罪的机会大大增加。因此社区矫正工作需要社会第三方力量的介入，以社区机构为主体，把社会力量引导入社区矫正事业，健全社区矫正的组织体系。近年来国内慈善组织和自愿者活动日趋活跃，引导民间力量介入社区矫正活动，可以为释放罪犯提供基本生活条件、法律援助、心理辅导等支持，组织罪犯参与慈善等公益活动，改变社会对他们的歧视，减少罪犯对重返社会的物质障碍和心理压力。

第二方面，要有完善、针对性的矫正项目。如香港地区的社会福利署作为社区矫正的执行机构对罪犯采用感化服务、住院训练、社区服务令等矫正方式。感化服务由专人对犯人进行探访和督导，与司法行政机关的法制、人格教育相似。住院训练针对存在行为问题的青少年，用约束和纪律教育纠正不良习性。住院训练与少教所的工作性质相类似，主要工作对象是心智没有完全成熟，行为偏差较大，家庭教育缺失的青少年。社区服务令由法院向罪犯颁布，要求该罪犯无偿从事法庭指定时数的有益于社会的工作，以补偿其对社会造成的损害。通常安排在业余时间、假期进行，以不影响罪犯的工作与学业为原则，参与的也是一般志愿人士担任的公益性服务。社区服务令和自愿者活动不是对罪犯的单一惩戒，而是让罪犯通过社会所肯定的行为重新塑造人格。“行为的这种心理后效确实在许多社会心理学实验中出现 15 威廉.冯.洪堡.论国家的作用[M].林荣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44 过„„社会角色规定的行为铸造了角色扮演者的态度。行为也影响我们的道德态度：我们倾向于将自己的行为解释为正确的。”16引导罪犯从事公益性服务，扮演自愿者的角色，得到社会正面的评价和鼓励，是对以往负面角色的否定和对新角色的鼓励，从而改变罪犯的自主意识。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2011年03月27日发表的《从香港到日本——义工精神无处不在》的文章提出：“当一个社会趋向成熟，人们便开始着重对生命价值的探索和追求。在香港，不计报酬和无私奉献的义工文化早已植根„„今日的香港其实是一个充满爱心的社会。”一个成熟的社区型社会不仅要杜绝人向恶，还要引导人向善。社区矫正的价值在于从根本上让罪犯摆脱犯罪的动因，实现思想康复的执行理念。正在试点的各地司法行政机关已经开始要求服刑的罪犯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如参加义工等矫正活动17。

Reform and improvement of the penalty system： Discuss on the mode of probation with community correction

Xu Fan

(the people's procuratorate of Longwan district of wenzhou city,wenzhou,325011)

Abstract: The eighth criminal amendment advance the reform of the penalty system, and clear the role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in the penalty system.There are some problems with the present experimental policy of the community correction model co-supervised by the justice department and public security department, for example, the boundary between right and obligation is unclear and remote detention is difficult, etc.This article focus on researching on how to improve the probation with community correc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some cases, some measures ,as coordinate the management right and obligation and introduce social power ,should be taken to advance the effect of the penalty execution.Key words: probation, penalty policy, social co-management, community correction

姓名：徐凡

性别：男

通信地址：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检察院

邮编：325011

联系电话：***

0577-86387018

戴维.迈克斯.社会心理学[M].侯玉波，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110 2009年03月《东南快报》报道福建福州试行监外罪犯社区当义工服刑。福州首批近700名已在监外服刑的罪犯移交到社区服刑，成为福州市首批社区矫正对象。而鼓楼、台江、仓山、晋安和长乐成为全市首批社区矫正试点，开设60个社区矫正点(司法所)，对符合条件的罪犯进行矫正管理。

第二篇：社区矫正工作规范化管理创新实践

徐集乡社区矫正工作规范化管理创新实践

(李磊)

涟水县徐集乡从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以来，共接收社区矫正对象92名，解除矫正67名，目前在档矫正对象25名。徐集司法所工作人员通过几年来的工作实践，在学习和借鉴外地实践经验的同时，不断探索一些适合管理对象和本地实际情况的有效管理办法，规范有序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为维护本地区社会和谐安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下面归纳出我们在日常管理工作中的一些主要做法和对今后工作的思考，以期领导和同仁们共析

入矫对接，建档见人

新增矫正对象档案材料由县矫正中心移交司法所，两级矫正工作人员办理档案移交手续，三日内新增矫正对象到乡司法所报到，办理入矫手续，乡矫正工作人员建档纳新。办理入矫手续时，工作人员对新入矫对象进行初次谈话，交待其矫正期间应遵守的政策、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同时完善矫正对象本人、监管责任人等方面的信息材料入档，一人一档。

定期查访，强化监管

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采取“三问三看三谈”的办法，坚持每月对矫正对象实地走访。走访中，问矫正对象本人，看生产生活状况，谈本人思想活动和平时表现；问矫正对象近亲属，看其精神状态和生活状态，谈正面疏导和亲情感召方法；问左邻右舍，看融入社会情况，谈社会关心和思想教育办法；问基层干部，看矫正成效，谈矫正责任和措施。这样，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随时掌握社区矫正对象家庭、生产、表现等各方面情况，对矫正对象出现的心理和生活中的问题及时得到排除和解决。通过工作人员的纽带作用，加强了矫正工作人员与家属、亲友的沟通和协作，加深了工作人员与基层组织和群众的密切联系，使社区矫正对象始终置于有效的教育管理和监控之下。

劳动教育，净化心灵

徐集乡司法所把徐集乡敬老院作为矫正对象公益劳动教育基地，每个月组织在家的矫正对象参加劳动，主要从事清理敬老院花池里的杂草、生活垃圾，帮助老人整理内务，在劳动中给矫正对象规定劳动纪律，划分区域和分配劳动任务，个个干得非常起劲，每次劳动时间达5小时以上。对因病因事不能参加公益劳动的对象，实行本人或监管责任人书面申请，履行请假手续。同时把公益劳动考评和集体谈话教育结合起来，劳动结束时按劳动表现考评出“优、良、差”，并结合平常掌握的活动情况，提出具体规定和要求，对日常表现和公益劳动表现好的矫正对象给予口头表扬，由矫正工作人员记录入档。通过开展公益劳动，使社区矫正对象体会到劳动的艰辛、光荣和人生价值，从而增强他们尽快融入社会，服务社会，认罪服法的观念，树立他们痛改前非，悔过自新的信心。

风险评估，巩固管理

徐集司法所强化三关的风险评估机制，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一是入口关，在凡是法院判决、裁定可能适用社区矫正之刑种或刑罚执行方式的，徐集司法所了解被告人的犯罪背景、一贯表现和家庭、生活等情况，进行风险评估。二是改造关，根据社区矫正对象改造表现、犯罪类型、人身危险性、再犯罪可能性、再社会化程度等多方面差异，将社区矫正对象分为宽松、普通和严格管理三个等级，区别对待，因人施矫，并予以动态调整；根据社区矫正对象心理、行为特点和需求变化等规律，将教育矫正过程分为入矫、常规和解矫前教育三个阶段，设定不同教育目标和方法，分段施矫。三是解矫关。解矫后与派出所针对人员的不同特点共同制定帮教措施，定期进行回访。几年来，我乡社区矫正对象在矫正期间和解矫后实现了无脱管、漏管现象，无重新犯罪。

长远规划，积极探索

我们从事的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暂新的工作，无固定模式和方法照搬，我们面对的教育管理对象也是一个特殊群体，管理难度较大，只有政法各部门（包括监狱）、社会各方面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并不断完善管理办法，实现规范管理、有效管理。

1、依法依规制定审前调查、执行减刑、执行收监、集中教育等方面的实施细则，明确责任主体，以保证基层管理过程中具体操作有规可循，从而解决由司法一家单打独斗、无所适从的情况。

2、县（市）及以上社区矫正机构必须加强对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法律知识、心理知识和业务知识等方面的培训，每年至少一至二次。使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通过较系统的学习，掌握一定本领，献身社区矫正工作。

3、因地制宜地建立县（市）级公益劳动基地，由县（市）矫正机构统一组织，定期开展公益劳动和教育活动，从而达到高效、规范管理。

4、利用劳动就业培训这一平台，以县（市）为单位，组织年青的社区矫正对象开展劳动技能培训，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推荐他们到企业就业，拓宽他们的就业渠道，使他们生活上得到有效保障。

探索刑罚执行制度改革的新途径和新方法，我们社区矫正工作者责无旁贷。为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极大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我们社区矫正工作者将一如既往做好社区矫正工作。

第三篇：社区矫正创新

旗司法局高度重视，加大教育和监管改造力度，强化矫正措施，促进60周年国庆期间社会稳定。

1、加强组织领导，健全监管网络。召开全旗社区矫正工作会议，及时部署、周密安排，形成分管领导亲自抓、司法所长具体抓、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实际抓的决策部署，完善工作制度、明确人员职责、落实活动措施，进一步健全了旗、镇、村三级监管网络。

2、定期排查分析，落实管控措施。定期对矫正对象的家庭、工作单位、所在村村委等进行走访，及时掌握矫正对象的思想动态。定期对矫正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排查分析，对排查分析出的重点对象及时落实管控措施。

3、开展风险评估，实施分类管理。对矫正对象进行风险测评工作，对矫正对象实行分类管理制度。通过风险测评和分类管理，使社区矫正工作更具规范性和科学性。

4、严格准假手续，定时定位监管。进一步严格矫正对象的外出请销假制度，做到请假事由真实、请假手续齐全、审批手续完备、回来销假及时。一旦发现矫正对象无故出界、关机停机、及时查实、处置并汇报。

5、探索矫正方法，提高矫治质量。探索和完善个案矫正、分类矫正、公益劳动、心理矫治等方法与措施，严把教育关，积极开展思想教育、法制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每月至少组织一次集中学习，重点从思想上促使矫正对象转变。对不服从或抗拒监管、矫正的，要进行批评教育，仍不改正或情节严重的，及时向公安机关提出给予处罚或提请收监执行的建议，防止引发不良后果。

6、积极开展帮扶工作。全面了解每一名矫正对象的工作生活情况，对其工作生活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及时梳理分类，集中解决。自己能帮助解决的马上解决，自己解决不了的，及时与民政、劳动保障等有关部门沟通，协助其落实低保、救助及就业等社会福利政策，确保矫正对象的基本生活有保障。

7、完善预警机制，提高处置能力。成立社区矫正工作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指挥小组，建立健全工作制度。加强对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和社区矫正帮教志愿者的指导和培训，提高他们应急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1、做好社区矫正人员的日常管理工作。社区矫正是严肃的刑事执法行为，社区矫正工作已被区委、区政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票否决，为了确保这项工作，按周进行点名，按月当面听取社区矫正人员的思想汇报，走访社区矫正人员家庭及工作单位，健全方正物业教育劳动基地，安排矫正对象参加社会公益劳动。严格执法，热情服务，用区别与监禁刑罚的较为人性化的工作方法，矫正失足人员。

2、建设社区矫正的规范化。我们重点体现于档案管理上，从原始判决到“入矫”直至“解矫”的整个过程的监督、管理、教育等各方面情况均记录在案，尤其突出了每位矫正对象的思想、生活、工作表现，据此，每月、季度予以考核、考察，年终再做出全面、客观综合考核。目前，我所管理的矫正对象，其个人资料均已全面、详实的予以归档。

3、切实提高社区矫正的实际效果。我们也尽可能地对矫正对象给与生活、工作上的帮扶，帮助他们解决各方面的困难，对那些有一技之长，可自主创业的矫正对象，一方面加以鼓励和帮助，另一方面则督促他们遵守相关的管理规定。但对极个别经济条件差却又不思进取的，我们则予以严肃批评教育，告知放弃等、靠、要的思想，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公民。根据矫正对象犯罪性质和现实状况的不同，我们个别制定了不同的矫正方案，落实不同的矫正措施。针对交通肇事罪的矫正对象，由于这类人属过失犯罪，主观恶意小，一般情况下重新犯罪可能性不大，主要是告诫他们绝不可无证驾驶、酒后驾驶，同时，加强交通安全法规的教育。对盗窃、抢劫等侵财类经济犯罪，由于这类矫正对象较易“重操旧业”，对其则要重点监管，重点教育他们走自食其力之路。

为了切实做好社区矫正工作,探索矫正工作新思路,社区工作站以人为本，实行人性化管理。每月定期召开矫正工作分析会,对矫正对象的思想、学习、劳动等逐项进行考核，适时修订矫正措施；定期进行家庭走访，于监护人沟通思想，随时掌握矫正对象的思想动态，做到早预知、早预防。为了能更好地体现人性化管理，工作站对家庭困难的进行救助；设法帮助就业困难的找工作；充分发挥社区老党员作用，把老党员组成一支志愿者队伍，共同对矫正对象实施帮教。志愿者和矫正对象同学习、共劳动、促膝谈心，让他们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温暖，从而增强改过自新的信

心。

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不断探索新方法,增添新举措,使社区矫工作不断创新: 一:档案管理有创新

详细采集了矫正对象的社会、家庭信息，制成了一份全面的《社区矫正对象基本信息表》，并附上矫正对象的照片，使整个档案一目了然。

二：矫正管理有创新

广泛动员社区志愿者、社区管理人员、社区群众、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片警等各界力量共同帮助，共同关心矫正对象，将矫正对象真正纳入社区监管之中.三：工作衔接有创新

建立了与公安、法院、看守所等单位的联系、联动机制，使矫正对象在各个环节的交接上都做到及时和不脱管、不漏管；

四：对象接收有创新 为维护社会稳定,积极探索和推动刑法制度的改革,大足县不但将辖区内的所有符合条件的五类人纳入社区矫正,还将所有监外服刑人员都纳入矫正的管理范围。

八化矫正法”, 即 : 队伍建设多元化、“ 衔接 ”“ 解矫 ” 程序化、思想教 育经常化、日常管理制度化、公益劳动多样化、帮困解难人性 化、考核奖惩积分化、一人一档规范化(一)定期会诊 , 完善个案 , 增强矫正方案的科学性.一是定 期召开矫正工作情况分析会。研究解决矫正工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 , 调整修改矫正个案 , 明确下一步矫正工作的重点和方法。二是听取矫正对象的心声 , 征求矫正对象对矫正工作的意见。矫正工作的可行性强不强 , 矫正对象对矫正个案是否认可非常关键。各街道司法所多次组织矫正对象召开 “ 畅思想、提建议座谈会尽可能地征求矫正对象对矫正个案的意见 ' 使他们认可矫正个案, 心悦诚服地执行。矫正对象陈某建议:” 我做承包车的售票工作, 每个白天都很忙 , 我的思想汇报能否改在晚上。“ 司法所采 纳了陈某的建议 , 陈表示 :“你们连休息时间都牺牲了 , 我没话好 说 , 一定好好接受矫正。”(二)突出个体 , 因人施教 , 增强教育的针对性.我们将矫正 对象按犯罪情节和现实思想进行分类 , 因人而异地开展教育矫正工作。一是聘请有关专家 , 开设心理门诊 , 做好有心理障碍的矫 正对象的心理疏导工作。矫正对象田某 , 原是一名处级干部 , 犯受贿罪被判刑后 , 整天生活在悔恨之中 , 思想包袱沉重。经过一 段时间的说服教育和心理矫正 , 田某逐步放下了思想包袱, 走出了犯罪的阴影。二是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 根据矫正对象的犯罪性质 , 开展有针对性的法律教育。矫正对象茅某某由于交通肇事 , 被单位除名 , 并承担大额赔偿。他认为自己不是故意犯罪 , 太冤了 , 对矫正工作的抵触情绪较大。矫正工作者根据茅某的现实思想 , 对其开展了有关交通肇事罪的针对性教育, 使其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危害性和应负的法律责任。三是针对不同矫正对象的特点 , 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和手段。矫正对象李某的监护 人说 :” 我儿子到监狱参观后 , 触动很大 , 现在听话多了。“(三)注重实效 , 多法并举 , 增强公益劳动的可行性.矫正对 象在社区服刑 , 大多数都有工作 , 每次参加公益劳动都要请假 ,扣钱不说 , 弄不好还要被老板炒就鱼 , 确有不便。在听取矫正对 象意见建议的基础上,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 , 逐步形成了“一主三辅”的公益劳动模式 , 即以集中式为主 , 自助式、包干式、特长式为辅。集中式就是由街道或社区集中组织矫正对象到公益劳 动基地劳动 , 通常以社区利用业余时间组织的小集中为主, 街道组织的大集中每月不超过一次;自助式就是矫正对象自己到劳动 基地完成基地负责人布置的劳动任务;特长式就是根据矫正对象 的一技之长 , 安排特定的劳动任务和时间;包干式就是立足矫正 对象的工作岗位或便于矫正对象劳动的场所, 规定劳动的质量标准 , 矫正对象利用休息时间完成公益劳动任务。实行公益劳动的多样化 , 矫正对象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辅助公益劳动样式 , 较好地解决了矫正对象工作、学习与参加公益劳动时间上的矛盾 , 矫正对象更易接受, 公益劳动的参加率明显提高。

(四)分类管理 , 严格考评 , 增强奖惩工作的激励性.一是分 类管理.在省警官学院的帮助下 , 建立人生危害性评估控制体 系 , 根据矫正对象不同的思想、工作、生活、家庭等情况 , 将矫 正对象评估为稳定、一般、重点关注、高危需特别关注四个等 级 , 按等级进行分类管理。二是按级管理.根据《浙江省社区矫正 对象奖惩考核暂行办法》 , 制定操作细则 , 每月依据矫正对象的现 实表现 , 对矫正对象进行打分。按照月考核积分情况 , 将矫正对 象评定为差、一般、良好和优秀四个等级 , 分别给予严管、普管、二级宽管和一级宽管的处遇。去年底 , 我区一名缓刑矫正对 象被依法减刑和缩短缓刑考验期 , 实现了浙江省社区矫正对象减 刑 ” 零 “ 的突破 , 有效地调动了矫正对象接受社区矫正的积极性。

(五)排忧解难 , 感人暖心 , 增强矫正工作的人性化.矫正对象一般都存在就业困难 , 有的还受到亲人的责怪 , 甚至社会的歧 视。这些问题处理不好 , 矫正对象极易再次走上违法犯罪的道 路。我们一手抓矫正环境 , 主动上门做好矫正对象亲属和周围群众的工作, 引导矫正对象亲属和周围群众接纳矫正对象, 帮助矫正对象 , 减轻矫正对象的思想压力 , 鼓励他们勇敢地面对现实 ,接受矫正;另一手抓矫正对象的 ” 立足 “ 问题 , 帮助指导他们就 业 , 给符合条件的办理低保 , 对生活困难的在春风行动中给予经 济救助等

进一步理清思路 , 扎实工作 , 积极稳妥地推进社区矫正试点工作 , 为维护社会稳定和 ” 法治浙江 " 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第四篇：社区矫正理论与实践

《社区矫正理论与实践》之个案工作案例分析

对社区矫正人员Z某的案例分析

一、案主基本情况

Z某，男，1993年7月2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未婚，身体状况良好。因故意伤害被人民法院宣判，由于XXX认罪态度较好，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并且是初犯，被人民法院从轻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

二、背景资料 1.家庭情况

Z某是独生子，由于父母经常外出打工不常在家，所以主要是由其爷爷奶奶带大。其爷爷奶奶从小就对他宠爱有加，无论要什么东西都尽可能满足他的要求。父爱母爱的缺失与祖父母的溺爱，是影响其成长的主要因素。2.个人情况

在学校里，Z某的学习成绩比较一般，对于老师的教导置之不理，经常逃课逃学，成群结伙的在网吧打游戏，有时候还在一些娱乐场所寻衅滋事。3.成长经历

初中毕业后，Z某便不再继续上学，整天沉迷于网络游戏之中。因交友不慎，缺乏辨别是非能力，加上自身的性格有非常容易冲动，与社会上的无业青年交往频繁，管制期间仍然与其有来往。

三、问题分析

1、家庭缺少关爱。Z某的父亲母亲长期在外面打工，平时很少在家关心和教育Z某。而其爷爷奶奶对自己的孙子又过于溺爱，有什么要求都会尽量满足。家里对Z某平时交些什么朋友和做些什么都不太了解，缺乏必要的沟通和教育。

2、法律意识比较淡薄。Z某对法律知识的掌握非常有限，认为自己以前的“事情”主要是交友不慎，碍于所谓的朋友义气而不好意思不去。对自己行为后果的严重性和违法性，没有足够的认知和预见能力。

3、尚未脱离不良的社会圈子。Z某被判处管制后，尚未脱离原有的所谓朋友圈子。不时的一起去娱乐场所聚会，更有通宵上网玩网游的事情发生。

4、自身条件不足就业期望值过高。由于Z某是初中文化水平，尽管在以前打工中做了一段网吧网管工作，但其自身就业综合能力仍属偏低，对目前的就业环境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缺乏足够正确、理性的判断。

四、目标设定

1.加强在刑意识，与对象建立信任、平等的工作关系。

2.增强学习辨别是非能力，改善Z某的交友状况，引导其关心、关爱他人，多做好事，服务他人，服务社会。

3.帮助其家人共同应对行为问题孩子的亲子教育。

4.抵制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培养对待金钱的正确观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五、实施计划

要想提高对C某的矫正效果，达到预期的目标，不仅需要矫正社会工作者对C某的悉心指导和帮助，而且，需要C某自身的努力，同时还需要社会、家庭各个方面的支持。

“人在情境中”理论告诉我们：人受到生理、心理及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这三者互动作用，决定着人的现实行动。因此，在矫正计划的制定中，力求兼顾对象自身的生理、心理及同伴，家庭、社区、学校各个层面。实施计划如下：

1、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和案例，帮助其反思以往的错误行为，加强法律意识。

2、会同Z某父母与其沟通交流各自的想法和观点，缓和家庭成员间的紧张气氛，建立起相互信任相互谅解的家庭关系。

3、搜集就业和职业技能培训有关信息，帮助Z某掌握一技之长，消除过高的期望，正确看待就业过程中所碰到的各种困难和挫折。

4、会同矫正志愿者和家属，劝说Z某脱离目前的社交圈子，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道路。

六、整合资源

1.Z某的父亲母亲常年在外打工，如能劝导其父母对Z某多加关心定能是Z某更快的感受到家庭的温暖，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2.整合社会资源和力量共同帮教，发挥社区志愿者的作用，多对Z某进行教育劝说，帮助他脱离不良分子的骚扰，给他介绍新的朋友，以此来改变他的社会关系。

七、实施过程

1、社工利用集中教育和个别教育的机会，帮助教育Z某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常识，使其对自己以往的行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而不是仅仅归咎于自己交友不慎。提高了Z某的服刑意识，使其认识到刑罚执行的严肃性，认真接受社区矫正。

2、社工会同Z某的家人与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沟通，创造了一种良好的氛围，努力促使双方的互相认同和谅解。并且采取了换位思考的方式让Z某感受家庭的温暖和关爱，理解父母的苦心和辛劳。

3、社工还帮助Z某了解就业信息。让Z某对目前的劳动就业环境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不再盲目定位追求高工资和福利待遇，而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择业。同时也让Z某清楚就业的残酷性，之后 Z某希望能够参加职业技能资格培训或是在平时多学习一点相关技能知识，以增加自己的就业竞争能力。

4、社工以实际案例帮助Z某分析其中的利害关系，劝说Z某脱离目前的社交圈子。使他能够正确定义朋友的含义，而不是停留在表面的所谓“义气”上。

八、矫正效果评估

在通过社工的帮助后Z某能够积极按时参加社区矫正各项教育学习活动和社区公益劳动，做到有事请假于后补上，且表现良好态度诚恳。在就业方面能够正确看待现有的就业环境，积极寻找工作岗位谋取成功就业，虽然在有些方面做的还不够，但在思想上比以往有所提高，不再得过且过。和父母的关系也有所缓和，能够偶尔帮助做一点家务活。在社交方面虽未完全断绝联系脱离圈子，但联系的次数频率有所下降。

虽然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后，Z某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改变，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工作成效，但由于Z某在自身文化水平和职业技能方面的缺乏，以及目前社会对他们的歧视态度，使得像Z某这种经历的矫正人员很难稳定。尚存在较大的不稳定因素，还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帮助和支持。

第五篇：刑罚执行与社会福利社区矫正性质定位思辨

刑罚执行与社会福利：社区矫正性质定位思辨

史柏年

2012-11-5 15:41:05 来源：《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沪)2009年1期

【英文标题】The Dual Nature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Execution of Punishment and Social Welfare

【作者简介】史柏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秘书长。（北京 100081）

【内容提要】有关社区矫正的单一的刑罚执行性质说，虽然是国内理论界最流行的论述，但是在实践中已经越来越陷入困局。笔者尝试从人类刑罚观念和刑罚制度历史变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目的与任务，以及社会福利与社会工作相互关系等三个角度，阐明社区矫正的双重性质定位：刑罚执行与社会福利。

It is widely admitted that community correction provides only punishment sanctions for offenders, which in practice is merely part of the responsibility that community correction plays.This paper presents the dual nature of the community correction program as both execution of punishment and social welfare for offenders by checking the perspective and history of human punishment system, the purposes and aims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 between social welfare and social work.【关 键 词】社区矫正/性质定位/刑罚执行/社会福利/社会工作Community Correction/Nature of Community Correction/Punishment/Social Welfare/Social Work

自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名下发《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北京、上海等六省市率先开展试点工作以来，社区矫正作为一项司法改革的重大举措，已经走过了将近6个年头。近6年中，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也遇到了不少问题。其中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社区矫正的性质定位不清晰、不准确。为对社区矫正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中的其他问题的厘清提供基础性认识，笔者尝试对社区矫正的性质定位谈一些个人的看法，以求教于大家。

一、非监禁性刑罚执行：社区矫正的单一性质解说及其困局

非监禁性刑罚执行是目前国内有关社区矫正性质定位的最流行的论述。两院两部的《通知》是持此种观点的最权威的法规文件。《通知》明确：“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北京市是最早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六省市之一，北京市司法局局长吴玉华在论述社区矫正的基本含义时，也持非监禁性刑罚执行的解说。他说：“具体到北京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它(社区矫正)有三层含义：一是社区矫正是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二是社区矫正是针对被判处管制的罪犯、被宣告缓刑的罪犯、被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被裁定假释的罪犯和刑满释放后继续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员的刑罚执行活动；三是社区矫正是由北京市的社区矫正组织来实施的针对五种人员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1]

除了司法部门领导的上述界定外，国内学界和实务界的许多人也持此种论述。例如，上海大学法学院刘强教授认为，对社区矫正的定位可以从三个层面上理解：社区矫正是一项刑事执法活动；社区矫正是对特定罪犯的刑事执法活动；社区矫正是在社区中的刑事执法活动。[2]

最早开展社区矫正理论研究的郭建安教授虽然主张社区矫正是刑种、量刑和行刑制度的结合，但是在三者中，他仍然偏向社区矫正是刑罚执行的观点。例如，他与郑霞泽合著的《社区矫正通论》认为：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两院两部《通知》所列举的社区矫正的五种类型中，管制和剥夺政治权利属于刑种范畴，而其它三类不属于刑种。因此，对社区矫正的性质的完整表述应当是，社区矫正是刑种、量刑与行刑制度相结合，但是偏重于执行的一种综合性措施、方法或者制度。[3]

上述有关社区矫正刑罚执行性质的解说在一般意义上来讲是正确的，或者说是没有错误的。在我国目前社区矫正尚处于试点探索的情形下，坚持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的性质，既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对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理解水平和接受能力，又有利于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有效监督管理。

但是，问题在于有一些人把刑罚执行看做是社区矫正的唯一的性质定位，他们排斥和批判对社区矫正性质的其他角度的解说，因此，有意无意地将社区矫正的性质作了窄化和绝对化的理解，由此也使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陷入了以下困局：

1.由于把刑罚执行看做是社区矫正的唯一性质定位，所以在社区矫正的主体问题上始终没有形成共识，致使社区矫正各参与机构之间的职责分工始终没有明确界定，造成了社区矫正理论研究和工作实务中的矛盾和混乱。

例如，有的学者一方面主张，“在现行法律框架下，社区矫正工作的定位只能是刑罚执行活动，执行主体与执行对象不能改变。”另一方面又主张，社区矫正的“具体的执行工作与矫正内容，必须由国家司法行政系统的基层司法所及专业社区矫正人员承担与负责落实”。[4](P30)既然强调“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那么就应该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法规中有关公安机关是对被判处管制、缓刑或予以假释、监外执行等罪犯执行监督、考察等任务的主体的规定，而不应该主张“由国家司法行政系统的基层司法所及专业社区矫正人员承担与负责落实”社区矫正的“具体的执行工作与矫正内容”，因为在上述法规文件中，没有任何有关国家司法行政机关参与对监狱之外服刑人员实施执法任务的授权规定。而如果要落实两院两部《通知》精神，由司法行政机关来承担和发挥社区矫正的“牵头组织”的角色和日常管理工作的功能，就不能过分强调“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因为，作为一项司法改革的实践活动，社区矫正的试点本身就意涵着对现有法律制度体系的突破与革新，一味强调要在“现行法律框架”下运行，明显地会限制新的法律制度和刑事政策的创建。

上述认识上的困境必然会造成社区矫正实际工作上的混乱。因为对社区矫正的性质定位作了窄化和绝对化的解说，将社区矫正看作是一种单纯的执法活动，因此按照现行法律框架，对管制、剥权、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考察任务只能由公安机关来执行。但是，除了监督、考察等事务之外，社区矫正还有大量的、复杂的教育矫正、福利服务等工作任务，完成这些任务又非公安机构及其人员的分内职责和能力所长，因此还需要有其他相应机构和人员来承担。于是就出现了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和人员分工上的奇怪局面：工作主体不做主要工作；非工作主体承担主要任务。就像有的地方当作试点经验所呈现的：“在现行法律框架下，社区矫正中的刑事执法程序工作仍然由公安机关的派出所承担”，但是按照试点工作的要求，“社区矫正具体的监督管理与教育改造由司法行政系统的司法所负责”，基层司法所实际上成了“社区矫正工作的主导力量”。[5]

这样一种将社区矫正的刑事执法职权与教育矫正职责绝然分开的做法已经严重影响社区矫正工作的效率与效果。因为两个部门分别被赋予了社区矫正的“执法主体”和“主导力量”的职责，而“刑事执法程序工作”和“具体的监督管理工作”的界限又不能绝然地分开，其结果是：一方面会造成两个部门工作内容的交叉重复，两个部门都要制定一套对矫正对象实施监督管理的程序和要求，如定期或不定期的思想汇报、见面会谈，以及对矫正对象限制性要求的监督执行；另一方面也会造成两个部门工作职责上的缺位和效率低下，因为具有执法职权的公安部门不承担监督管理和教育改造的具体任务，而承担监督管理和教育改造职责的司法行政机关不具有执法权威。笔者在调研中不只一次听到基层司法所的社区矫正工作者埋怨：有些矫正对象在公安派出所民警面前表现得很驯服、很听招呼，可是在我们面前却总是百般抵触、状况不断，像我们这样“有责无权”的身份，很难把教育矫正的措施真正落到实处。

2.由于把刑罚执行看做是社区矫正的唯一性质定位，社区矫正三大任务的落实情况始终不平衡，重监管轻矫正的现象始终是众多试点地区的通病。

两院两部《通知》明确，社区矫正的任务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是按照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和监督，确保刑罚的顺利实施；其二是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思想教育、法制教育、社会公德教育，矫正其不良心理和行为，使他们悔过自新，弃恶从善，成为守法公民；其三是帮助社区服刑人员解决在就业、生活、法律、心理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利于他们顺利适应社会生活。

上述监管、矫正和服务的任务是三位一体的，它们相互影响、不可分割。监管既是对社区服刑罪犯的惩罚，同时又能为教育矫正措施的顺利实施提供保障；矫正是社区矫正的核心和重点，矫正目标的实现又能最有效地对矫正对象实施监督管理；服务既能帮助矫正对象解决实际困难，又能促进其自觉地、心悦诚服地接受监督管理和配合教育矫正措施的施行。

但是由于有人把社区矫正的性质作了单一的刑罚执行的定位，所以在社区矫正的三大任务中，最偏重监管目标的实现，而把其他两方面的任务当作次要的、从属的、可做可不做的，即便关注对矫正对象实际工作和生活困难的帮助解决，出发点也是为了换取其对监管措施的配合与服从，似乎矫正对象不出事、不重新犯罪就万事大吉了。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开展的社区矫正的实际工作，一切围绕当下的“平安”目标，一切为了对矫正对象实施控制，根本无暇也无力去实现教育矫正的目标。

更为严重的是，有的矫正对象摸准了矫正工作人员的思想脉搏，每逢重大节庆、重大事件和重大活动前夕或者期间，总会向社区矫正机构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因为他们知道，为了确保“平安”，矫正机构总会想方设法来满足这些过分的要求，以换取自己对社会控制措施的配合。这样久而久之，看似实现了社会“平安”的眼下目标，但是矫正对象的不良心理和行为非但没有得到矫正，反而变本加厉，社会稳定的长期目标实际隐含着严重的危机。

3.由于把刑罚执行看做是社区矫正的唯一性质定位，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专业定位和素质能力大多不能满足社区矫正艰难和繁重工作任务的要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始终处于低水平运作的状态。

社区矫正是一个需要众多机构和专业人士合作实施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涉及的专业涵盖法律、心理、教育、社会工作、社会保障等领域，只有发挥各专业的特长，形成优势互补，才能实现社区矫正的全面目标。

但是由于有人(尤其是社区矫正工作领导人员)把社区矫正的性质作了单一的刑罚执行的定位，认为对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才是首要的工作任务，所以对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业绩考核，只强调其能否承担对矫正对象实施监督管理的任务，而不重视能否承担对矫正对象实施教育矫正的任务；对矫正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要求也仅仅停留在法律、公安刑侦等领域，不重视心理、社会工作等专业理论知识和方法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运用。所以，一些试点地区社区矫正工作的机构设置，只是简单地把基层司法所换牌变作为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工作机构”；“在人员的配置上，主要以司法所的负责人，专职矫正工作的干警和监狱、劳教场所调出并经过培训的司法警察为骨干”。[5]即便有心理学、社会工作学专业的人员参与，也只是把他们当作是社会的志愿工作者而非专职工作者来看待。

我们考察欧美国家和我国香港地区的社区矫正制度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在聘用和培训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时，对心理学、社会工作学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方法是极其强调和重视的。例如：

1945年美国观护及假释制度协会公布的观护人与假释人员的三条遴选标准是：(一)特别知识：需要具备社会工作的个案工作之知识及实务经验，包括人类生理、心理及情绪变化之了解，以及处理家庭问题，运用社会资源之能力与经验；此外还需要熟悉有关法律之内容，以便行使职权；熟悉管辖区域内各机构活动之情况。(二)特别学历：具备学士学位并选读社会科学之课程(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三)特别经历：需曾在社会机构从事工作一年以上，但是在社会工作学院的实习或曾受有关训练被认同为实际工作经历。[6]

英国在1998年之前，是将具备“社会工作资格”当作担任社区矫正官的必备条件看待的。[7](P55)

在香港，社区矫正工作者被称作为“感化主任”，感化主任必须具有社会工作的教育训练背景，并经过一定时间的工作实践，再学习相应的法律知识才能胜任。

与上述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有些地方对社区矫正工作者的专业定位显得过于狭窄。他们从社区矫正是单纯的刑罚执行这一性质定位出发，把社区矫正需要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方法也简单定位在法律和公安刑侦领域，没有意识到：社区矫正虽然在本质上有刑罚执行活动的属性，但是因为其适用对象是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程度较小、再犯罪几率较低的初犯、轻型犯和未成年犯，所以其刑罚的惩罚性属性大大降低，教育、感化、矫正等工作任务大大突出，而要完成这些任务，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工作学方面的理论知识和方法显得尤为重要。

而现实状况却是：大多数社区矫正工作者不具备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工作学方面的专业教育训练背景，不善于运用心理、教育、社会工作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去对矫正对象实施有效的教育矫正，社区矫正的内容和方法停留在低层次和低水平的状态。就像有的基层司法所人员所描述的：现行矫正制度包括了电话报到、思想汇报、谈话教育、学习培训、公益劳动、请销假制度等，在理论上基本涵盖了社区矫正的工作内容，但在具体实施中却受到各种制约。由于场地、经费、人力资源严重缺乏，加之交叉感染的顾虑，集中学习培训工作基本上没有展开，公益劳动的时间和效果也得不到有力保障，社区矫正的主要工作形式表现为报到、谈话及走访，由此，矫正只能做到基本的“控制”，而无法实现较高矫正水平的“教育”和“矫正”。[8]

二、社会福利：社区矫正性质定位的社会学视角

在社区矫正性质定位的争论意见中，有关刑罚执行活动的性质是具有较高共识的解说，在这一点上没有多大的分歧意见。有关社区矫正性质定位的分歧意见在于：除了刑罚执行之外，社区矫正是否还有其它角度的性质定位。对此问题的不同理解和观点，形成了所谓社区矫正的单一性质说和双重(多重)性质说之争。

与单一的刑罚执行活动的性质定位不同的是，双重(多重)性质说认为：社区矫正除了刑罚执行的性质之外，还可以从其他角度给予性质定位。例如：

张昱教授主张：社区矫正具有“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和矫正罪犯的“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双重性质；[9](P112)

石晓芳提出社区矫正具有刑罚执行和社会工作的双重属性的观点，认为刑罚执行是社区矫正制度的基本属性；而它的社会工作的属性，是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区别于传统监禁矫正，作为一种具有开放性和社会性的刑罚执行所必须具备的属性。[10]

刘永强博士和何显兵博士持社区矫正多重性质观，他们认为：社区矫正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其性质是专门机关工作与社会工作的结合体，是融合社区刑罚执行、监狱行刑社会化和出狱人社会保护等多方面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制度。[6]

综上可见，与单一的刑罚执行说持不同观点的社区矫正的性质解说中，有相当比例的人认为：社会工作是社区矫正的属性之一。正因为如此，持单一刑罚执行性质说的人们也把反对和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社区矫正的社会工作属性说。其中，刘东根博士的观点较具代表性，他明确表示对社区矫正是一种社会工作的观点“不能苟同”，认为：“社区矫正在性质上不能等同于社会工作。如果将社区矫正与社会工作等同，势必会忽视或淡化社区矫正的刑事执法功能，影响刑罚的惩罚和威慑作用的发挥，导致社区矫正工作定位的偏颇。”[11]

是否具有社会工作的属性似乎成为了社区矫正性质定位争论的焦点。对此争论意见，笔者的观点是：不赞同对社区矫正的单一的刑罚执行的性质解说，赞成社区矫正的双重性质说；不赞同将“社会工作”表述为社区矫正的性质定位，赞成将“社会福利”表述为社区矫正的性质定位。基于上述见解，笔者对于社区矫正性质的理解是：社区矫正具有刑罚执行和社会福利双重属性。理由是：

1.社区矫正是现代刑法观念、刑罚制度与现代福利思想、福利政策发展交汇的产物，其中既蕴含了对罪犯惩戒的社会公义性要求，又蕴含了维护罪犯权益和尊严的人道主义精神。

人类社会对罪犯的处置，从最初“以牙还牙”式的血亲复仇，到中世纪“杀鸡儆猴”式的威慑阻吓，期间经历了数千年的观念转变和制度更迭，变化虽大，但是用严酷的惩罚给犯罪人以报应，始终是刑罚的核心理念和目的。到18世纪末，人们才开始采用感化、矫正的理念和方法来对待罪犯，而不再以残酷的刑罚惩治罪犯而后快。引起这一根本性变革的，首先是刑罚观念上的“报应主义”刑罚观逐渐消退，“功利主义”的刑罚观逐渐抬头。

报应主义认为刑罚是为了惩罚罪犯而存在，刑罚的正当性在于犯罪的不正当性。功利主义则认为，刑罚的价值在于其满足国家追求一定功利效果的积极意义，这种功利效果就是犯罪预防，预防犯罪才是刑罚存在的正当性根据。预防犯罪又分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一般预防以社会一般人为对象，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通过刑罚的威慑，警示和预防社会一般人，使之不致犯罪；特殊预防以犯罪人为对象，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通过剥夺或者教育，使犯罪人不致再次犯罪。对于剥夺或者教育功能的不同侧重，特殊预防又可再分为剥夺犯罪能力主义和矫正改善主义。由于纯粹的矫正论与剥夺能力论都失之片面，于是就产生了融矫正与剥夺犯罪能力于一体的综合论的问世。

英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社会改革家边沁是功利主义创始人，其功利主义学说所涵盖的功利主义原则、福利最大化主张为近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边沁把功利主义学说运用于司法改革，成为近代第一位在特殊预防领域的综合论者。他说：“尽管犯罪已被制止，被害人也得到补偿，但仍然需要防止出于同一罪犯或者其他罪犯的类似的犯罪。有两种途径达到这一目的：一种是制止犯罪意图，另一种是消除行为能力。消除其犯罪意图称作改造；消除其行为能力称作剥夺能力。”在此，他把“矫正”和“剥夺伤害能力”视为刑罚的必备特质。[12](P51)

风靡于19世纪末、20世纪前半叶的特殊预防论对刑罚理论和刑罚制度的主要贡献表现在：促成了人们认识到刑罚的真正目的应当是矫正或剥夺犯罪能力以保卫社会，而不是用报应或威慑的手段以惩罚罪犯；促进了刑罚的宽容、轻缓和对犯罪人的人道化、个别化处遇。当然，特殊预防论也有其局限。在理论上，由于其排斥和抹杀报应刑论主张的刑罚对罪犯的惩罚功能而丧失社会的公义性；在实践上由于没有能为刑罚提供一套限制原则，而容易为扩张国家刑罚权和侵犯公民人权提供口实。

通过历史考察发现，现代刑罚目的理论已经不可能仅仅采纳报应论或预防论中的单一观点来作为自身的全部内容，而应该兼容报应刑论和预防刑论各自的长处来建构刑罚的目的理论，并由此设计刑罚制度。使得刑罚措施既具有报应的功能，以满足公众对犯罪之恶进行必要惩罚的社会公义诉求；又具有教育矫正的功能，以实现预防犯罪、保卫社会的目的。我国当前试行的社区矫正制度，就应该建立在上述综合刑论的理论基础上。

一方面，社区矫正作为一项刑罚执行措施，应该具有对罪犯惩戒、监督、考察等监管性功能，通过限制一定范围和程度上的自由让罪犯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作出报偿；另一方面，社区矫正作为一项面向罪犯的社会福利措施，应该具有教育、矫正、服务的功能，让罪犯通过接受特殊的福利服务得以矫正自身的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顺利回归社会。

2.现代刑罚制度应该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以及社会福利的政策导向，两院两部《通知》的相关条文充分彰显了社区矫正的社会福利属性。

“福利”一词的简单涵义就是“好的生活”。社会福利就其一般意义而言，是指通过国家治理，达到全社会不虞匮乏、充分就业、安全、健康、快乐、受教育、社会平等及有序生活等有关人类幸福的目标。而贫困、疾病、失业、无知、懒惰和犯罪则是反福利的社会病态。从这一理解出发，如果将济贫、医疗、就业、教育、扶老、助残等社会政策措施都看做是社会福利的话，那么对罪犯的教育矫正同样是社会福利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区别只是在于接受福利服务的对象不同。

在古时候，人们把犯罪看做是当事人对神的意志的冒犯；后来，犯罪人类学派把犯罪归咎于“天生犯罪者”自身的身体和心理特征；现代社会中，人们更倾向于把犯罪看做是当事人自身原因和社会环境因素综合作用下形成的社会适应欠佳、心理冲突、行为偏差、社会关系失调的结果。由于其社会化过程的阻断或弱化造成社会功能的弱化甚至缺失，他们无法通过社会公众所认可的途径和手段来维持在社会中的正常生活，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罪犯属于社会中的特殊的弱势群体。而当他们的行为被社会判定为违法或犯罪、受到社会的制裁和惩处时，其社会地位更处于与社会主流背离的不利境地。因此，对罪犯施行福利服务，使其恢复重建社会功能以摆脱弱势地位，既可为服刑者谋求幸福的生活，又有利于全社会福利目标的实现。

在现代世界各国的刑罚制度中，无论是监禁性措施还是非监禁性措施，都兼具惩罚性的刑罚执行功能和教育矫正性的社会福利功能，两者的分量因犯罪的性质和程度不同而存在差异。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在社区环境中实施的刑罚措施，其适用范围是一些初犯、轻刑犯、青少年犯以及经改造有悔改表现的、对社会危害性较低的人群，因此，社区矫正措施的惩罚性功能相对较弱，而教育矫正等社会福利性功能是其主要的、处于核心地位的属性。

两院两部《通知》对社区矫正的双重性质定位有充分的体现。例如：

《通知》在阐释社区矫正的涵义和性质时，在明确社区矫正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的属性之后，又指出：“社区矫正是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中进行有针对性管理、教育和改造的工作”。

《通知》在论述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意义时，特别强调社区矫正“有利于对那些不需要、不适宜监禁或者继续监禁的罪犯有针对性地实施社会化的矫正，充分利用社会各方面力量，提高教育改造质量，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维护社会稳定”；并且把“坚持对严重刑事犯罪依法予以严厉惩罚，积极探索对罪行较轻的罪犯进行社区矫正”，当作是推进中国特色的刑罚执行制度改革的目标。

《通知》把教育矫正、帮助解决困难和问题与监督管理放在一起，共同列为社区矫正的三大任务。在这里，接受思想教育、法制教育、社会公德教育，矫正不良心理和行为，成为守法公民；以及接受在就业、生活、法律、心理等方面的帮助，不仅仅是为了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和监督，从而确保刑罚的顺利实施，更主要的是它们被看做是社区服刑人员应该享有的福利待遇。较之以前的偏重于监督管理的社区刑罚，社区矫正更注重对服刑人员的服务、帮助、干预、救助。充分保护犯罪人的人权是社区矫正追求的美好价值目标之一。社区矫正不仅仅是一种刑罚执行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服刑人员的一种权利。[13]

综上可见，两院两部推进社区矫正的试点，其出发点不仅是为了节约行刑成本，更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蕴含社会福利理念的新的刑罚制度。

3.社会工作是社区矫正工作中提供社会福利服务的主要专业之一，但是把它表述为社区矫正的性质定位会窄化社会福利的涵义。

2005年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在总结第一阶段试点经验基础上，又把社区矫正试点地区的范围扩大到河北等十二个省(市、区)。两院两部联合颁发的《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明确提出：“社区矫正工作是将罪犯放在社区内，遵循社会管理规律，运用社会工作方法，整合社会资源和力量对罪犯进行教育改造，使其尽快融入社会，从而降低重新犯罪率，促进社会长期稳定与和谐发展的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在这里，特别提到“运用社会工作方法”，显示两院两部对社会工作专业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地位和作用的重视与推崇。

社会工作作为一个以利他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的知识为基础，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的助人活动，是面对广大社会成员尤其是社会弱势人群提供社会福利服务的渠道和专业。在司法领域尤其是社区矫正实践中，社会工作者常常被当作对服刑人员实施福利服务的专业力量。但是，社区矫正工作所依托的专业力量并不仅仅局限于社会工作，还需要心理、教育、社会、社会保障和法律等学科专业的知识和方法。所以说，社会工作只是社区矫正工作专业团队中的一支力量。尽管由于社会工作善于整合资源以服务于人们的多样化的福利服务需求，而在社区矫正专业团队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是也不能因此而将它视作为社区矫正的性质定位。

在逻辑学意义上讲，社会福利是大于且基本涵盖社会工作的概念。在社区矫正的实践中，社会工作被当作是体现社会福利理念和政策的具体化的实施方法和途径，但并不能全部替代和体现社会福利的内容。把社会工作作为社会福利的替代性概念解说成社区矫正的性质定位，就会窄化社会福利的丰富内涵，就会降低其他相关专业机构和人员对社区矫正事业的关注和资源投放，最终会损害矫正对象的权益。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社区矫正作为一个新的刑罚理念和制度，其性质定位可以从多角度给予解说，其中刑罚执行和社会福利是最基本的性质定位。

【参考文献】

[1]吴玉华.社区矫正工作初探[J].法学杂志，2003(5).[2]刘强.社区矫正定位及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基本素质要求[J].法治论丛，2003(3).[3]郭建安，郑霞泽.社区矫正通论[M].法律出版社，2004.[4]王顺安.中国社区矫正的实践探索与立法呼唤[Z].对轻刑犯的非监禁矫正措施中英研讨会交流材料汇编，2004.[5]王顺安.社区矫正的“北京模式”[N].法制早报，2005-06-06.[6]刘永强，何显兵.关于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定位及其队伍建设[J].河北法学，2005(9).[7]郭建安，郑霞泽.社区矫正通论[M].法律出版社，2004.[8]张毅林.试析社区矫正现状及发展方向[J].中国司法，2005(3).[9]张昱.试论社区矫正的理念[J].法治论丛，2005(1).[10]石晓芳.社区矫正实质正当性和基本属性[J].中国司法，2005(6).[11]刘东根.公安机关与社区矫正——兼论社区矫正执行机构的构建[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12]周国强.社区矫正制度研究[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13]杨明，林宇虹.对我国社区矫正机构设置的思考[J].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