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材应传承经典

第一篇：语文教材应传承经典

蒋劲松：语文教材应传承经典

蒋劲松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

民国语文教材最近很火，叶圣陶当年在编教材时，万万想不到这些教材在21世纪居然还会重印，甚至热卖到脱销。

这一奇妙现象的原因很复杂，首当其冲的当然是父母、孩子乃至全社会对当下语文教材的不满。今天的语文教材说教味道太浓，缺乏趣味，不考虑儿童的接受心理，令人生厌，有的甚至篡改历史，欺骗儿童。这样的教材，不仅会影响孩子的语文能力，更会污染孩子的心灵。在这样糟糕的教材衬托之下，民国教材自然就会显得非常出色。

老实说，这些老教材的确有许多方面值得借鉴。例如，当时教材编写并没有太多的行政干预，给编写者留下了很大的自由发挥空间。各出版社可以百花齐放，各有特色，让市场和学校选择。当时的社会也比今天更重视教育，教材是由叶圣陶、张元济、丰子恺这些名家编写的，这在今天难以想象。教材中浓郁的人文情怀，尤其是自然流露出的对亲情、大自然、小动物的热爱，是今天的社会极度缺乏的文化资源。

但是，也不能过度神化民国时期的语文教材，这种情绪性的反应对教材的改革并没有好处。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天语文教材和教学的许多弊端，其实在民国教材中已经初露端倪。要彻底纠正今天教材的问题，必须追本溯源，从反思和批评民国语文教材的缺点开始。以叶圣陶主编的《开明国语课本》为例，受白话文运动偏见的影响，几乎全是白话文，没有文言文，所选的诗歌也全是白话诗歌。所有的文字都是叶圣陶创作或重新创作的，没有一篇是经典的诗文。这种编写思路，既低估了儿童的理解能力，也反映了当时教育界对文言文的偏见。其实，如李白《静夜思》这样的经典名篇，儿童完全可以理解和接受；诸如《论语》、《道德经》的某些篇章，也是儿童学习的好教材。

不仅如此，这种排斥经典的教学理念，还导致小学生在记忆能力最强的年龄，丧失了接触中国文化传统经典的机会，影响了儿童对经典的学习，也影响了写作能力的提高，给后来的学习带来了负担。许多经典，儿童本可以先记忆背诵，然后再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逐步加深理解。儿童的心灵，正是接受经典教育的最佳土壤。一旦错过了早期教育的黄金时机，效果就差多了。

胡适的高足唐德刚，当年有幸接受了传统的小学教育。他发现自己对经典和汉语的掌握，远远领先于新式学堂的同龄孩子。民国语文教学的实践，体现了白话文运动和五四时期反传统的理念，使得儿童学习的内容过于幼稚浅俗，缺乏高远深刻境界的熏陶，今天看来是有严重缺陷的。当下，大陆各地兴起的儿童经典诵读实践，正是对民国以来语文教学缺失和对待传统文化偏颇态度的纠正，值得深思。

在创建公民社会的新形势下，我们有必要也有条件从容思考近代以来支配中国文化的许多理念，重新反思过去不假思索的做法，以一种温情的态度，重新审视文化经典和传统教育方式，须知尊重传统文化是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之一。各国的经验表明，传统文化越是得到充分继承，社会就越是稳定少动荡冲突，现代化的进程就越是顺利。

语言文字是民族精神最重要、最直接的载体，语文教育关系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我们应以戒慎敬畏之心，尊重凝结了历史文化积淀的经典，回到传承文明继往开来的教育本质上去。在语文教材编订和语文教学实践中，不应为一时风气的变化所干扰，应更加尊重那些具有永恒价值的文化经典，更注重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挖掘。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文化才是有本之木，有源之水。

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中鲁迅作品概览

20世纪20年代初-1949年

20世纪20年代初，北京孔德学校编印的《初中国文选读》收录了《**》、《故乡》、《鸭的喜剧》、《社戏》等，是目前所知最早收入鲁迅作品的中学语文课本。有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以前，鲁迅作品共选入教科书25篇。

当时，边区教科书中也选入了鲁迅作品。笔者见到由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教育厅审定、华北新华书店出版的《中等国文》（1948年3版）第1册30篇课文中有3篇鲁迅作品，分别是《大众并不如读书人想象的愚蠢》、《给颜黎明的信》、《一件小事》。●1949年-1966年

有资料统计，这一时期所选入的鲁迅作品有31篇，实际上并不止这些。在各种文体中，杂文数量最多，作品选目如下：

散文：《好的故事》、《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11篇； 杂文：《〈呐喊〉自序》、《灯下漫笔》等14篇； 诗歌：《自题小像》、《自嘲》、《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1966年-1976年

有研究以“文革”期间北京市中学语文教材编写组编写、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市中学试用教材·语文》为例，指出该套教材的1966-1968年版无一篇鲁迅作品；1969年版开始收录鲁迅的《答北斗杂志社问》和《“友邦惊诧”论》两篇杂文；在之后的版本中，陆续出现了《论“打落水狗”》、《文学和出汗》、《自嘲》、《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等鲁迅作品。

●1977年-20世纪90年代初

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初，语文教科书中选入的鲁迅作品有28篇，其中《范爱农》、《阿长与〈山海经〉》、《拿来主义》、《流产与断种》、《鲁迅自传》5篇为首次入选。90年代中期以后，又去掉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文学和出汗》、《“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政论性强的杂文。这一阶段中学语文课本中的鲁迅作品，主要是对“文革”前17年大部分选目的恢复。●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

此时期，鲁迅研究进入一个多元化、全球化的学术研究阶段。有的小学语文课本只有《少年闰土》一篇入选。中学语文课本中最新鲁迅作品选目有《雪》、《孔乙己》、《灯下漫笔》等15篇文章。另外，香港中学语文课本中选编的鲁迅作品，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很少，只有《孔乙己》、《一件小事》、《阿Q正传》、《风筝》、《伤逝》、《非攻》等。台湾中学课本则几乎不选鲁迅作品，在最近出版的国文教科书中，只有《风筝》入选。语文教材撤经典篇目引争议 《阿Q正传》等消失 《阿Q正传》《雷雨》等20余篇课文“消失”——

新学期伊始，语文教材收录了哪些文章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昨天，一则《各地中学教材大换血，看看被踢出教材的课文》的帖子在网上广为流传，《孔雀东南飞》《阿Q正传》《雷雨》等20多篇承载几代人记忆的课文从教材中消失，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正方：教材更新很正常

“新的时代需要新的经典，这是一个不断更新的过程。”支持语文教材“大换血”的网友表示，教材的更新很正常。“我们过去的教材编写不尊重学生的口味需求，不尊重教学需要，导致审美功能与人文精神缺失。而现在正在进行还原文学审美本质功能的一次尝试，更注重时代元素，更关注人文精神，更强调教材编选内容的丰富性，这实际是对现行语文教材改革的一次有益探索。”一位网友说。

反方：教材求新是剑走偏锋

不少网友强烈反对语文教材有如此大的改动。“编写教材，要用一种长远和宏观的目光来选择教材内容，既要能够传承文明，又能够面向未来。语文教材大换血可以，但不应把原先拥有顽强生命力的传统篇目撤换殆尽，这对语文教学的改革不啻为一种灾难。”

中立：新增的篇目也挺好

有网友认为应该客观地看待教材“换血”一事，他认为语文教材新增的篇目也有辛弃疾的《水龙吟》、戴望舒的《雨巷》等经典作品。编剧柏邦妮在博客上撰文说：“大家纷纷指责这么好的东西不应该全部抛弃。可是我想到了一个问题，于是问：“拿出去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取而代之的是什么？””看到事物的两个面，就会发现，其实，并没有那么糟糕。”

“让语文教材回归到人文”

各地语文教材变化

剔除：《孔雀东南飞》《药》《阿Q正传》《纪念刘和珍君》《雷雨》《南州六月荔枝丹》《陈焕生进城》《廉颇蔺相如列传》《触龙说赵太后》《六国论》《过秦论》《病梅馆记》《石钟山记》《五人墓碑记》《伶官传序》《项脊轩志》《背影》《狼牙山五壮士》《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朱德的扁担》《牛郎织女》

新增：蒙田的《热爱生命》、帕斯卡尔的《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蔡元培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杜甫的《咏怀古迹》、柳永的《望海潮》、苏轼的《定**》、辛弃疾的《水龙吟》、戴望舒的《雨巷》、卞之琳的《断章》、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

各地语文课本删除大量经典文章 鲁迅作品大撤退

9月6日，编剧刘毅发帖称，“开学了，各地教材大换血”——他列举了20多篇“被踢出去”的课文，比如《孔雀东南飞》、《药》、《阿Q正传》、《记念刘和珍君》、《雷雨》、《背影》、《狼牙山五壮士》、《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朱德的扁担》等。其中涉及鲁迅的作品多篇，因此刘毅称之为“鲁迅大撤退”。

20多篇经典课文一列出来，既让网友开始怀念起那些熟悉的字句，也让网友唏嘘感慨，更有网友质疑，既然是“经典”，为何要撤？而本报记者从广东教育出版社语文教材编写人员处了解到，广东今年的语文教材也有改动，依然保留鲁迅作品，但是把《药》换成了《祝福》。

遭遇“大撤退” 网友为鲁迅叫屈

很多网友认为，删除大量经典作品无论对于老师教学还是学生学习都不利。一位叫做“阴谋小集团”的网友为鲁迅“叫屈”：“为什么鲁迅先生被踢掉这么多好的文章，从小他的文章就是重点学习的内容，现在突然来个大转弯，真的是对学生好吗？”

一位叫“末小瓶”的网友愤愤地表示：“为什么《药》会被踢出来？！当年它带给我的震撼是相当大的！难道说如今再提人血馒头已经过时？还是不敢让祖国的花朵直面鲜血淋漓的人生？”一位叫“官窑没人”的网友说：“中国教育需要改革，可是有点矫枉过正了，删除了不少佳作。”

但也有相当部分网友力挺新语文教材。网友“本来老六”说：“那么多年课文一直不更改才叫人沮丧呢，哪怕这些作家其他的文章也可以用的啊。”网友“费舍”说：“很多文章到现在确实没有意义了，应该更换。”

记者了解到，发轫于本世纪初的普通高中新课改，率先在广东、海南等四省(区)启动，按教育部规定的时间表，今年，重庆、四川、贵州、西藏、甘肃等也陆续进入普通高中新课程改革实验阶段。阿Q走了，余华来了 巴金反思散文入选

一位名叫彭博的四川教师拿到了人教的新教材。他透露，与此前相比，新课本“现当代作品及外国作品54篇，其中新选课文35篇，占总数的64.8%”。

尽管有不少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人物，比如“阿Q”，离开了新教材，但也有一些新面孔加入——根据彭博的总结，现代文部分中，课本新增了反映“神舟六号”飞船升空的《飞向太空的航程》，呼唤奉献精神的《寻找时传祥——重访精神高原》，反映香港回归的通讯报道《别了，不列颠尼亚》等作品。

散文方面，则有巴金的《小狗包弟》，这是一篇反映“文革”的“反思文学”，这篇文章选自巴金的散文集《随想录》。该散文集中的许多文章是巴金用“自我忏悔的形式，从反省自己的软弱开始，逐渐进入对全民族的灵魂的拷问”。这是巴金写《随想录》的一个重要特点。

而古代诗文也新增了诸如柳永的《望海潮》、杜甫的《咏怀古迹》、辛弃疾的《水龙吟》、李商隐的《李贺小传》等作品。

“小说部分，则选入了‘先锋派’作家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这是一篇‘荒诞小说’，写的是一个18岁的年轻人第一次走出家门在外面的遭遇，全文都在用一个18岁孩子的口吻进行叙述。阅读这篇小说的高中生也差不多处于那个年龄阶段，所以他们会觉得有同感，读来很亲切。”彭博说。广东今年也有改动

保留鲁迅《祝福》换《药》

事实上，自高中课改以来，每年都会引起关于语文课文删改的争论。去年就曾经因为鲁迅的文章大幅减少，而引起舆论的广泛争议。今年，亦有专家提出应删除《背影》，理由竟是文章里的父亲违反交通规则，横穿轨道。

此次引起争议的是“人教版”的语文教材。而早在2004年，当时广东省在选择高中课改的教材时，就首次打破了多年来高中教材由“人教版”一统天下的局面；广州市高一年级语文、物理两门课程选用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材。这也是解放以来，广东省第一套通过国家教育部审定的教材。

当时，粤教版新版语文课本新课文占了54%，做了大力度的改革。以第五册为例，在国内首次推出“走进经济”单元，充分展现广东特色，收入经济学教授王则柯的《钱》和沈杰《向小康生活迈进的期待》等文章，被视为一大创举。

昨天，广东教育出版社语文教材编写人员告诉本报记者，广东今年语文教材也有改动，比如增加了现代文《论握手》、古诗文《兰亭序》等。

在有争议的鲁迅作品方面，广东方面则做了保留，但是将《药》换成了《祝福》。“我们认为祥林嫂更符合典型的小说人物形象。”而网友热议的《记念刘和珍君》，广东版语文课本本来就没有收录。至于“朱自清的散文，我们没有选《背影》，一直选的是《荷塘月色》”。

周泽雄：语文教材改革，不仅仅关乎鲁迅

周泽雄 评论作者

快成为惯例了，每年秋季入学之际，围绕各种语文教材的改变，都会引起人们热议。今年概莫能外，引发较大争议的，是人教版语文教材中，鲁迅经典小说《阿Q正传》被删除了，而当代先锋作家余华的“荒诞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第一次进入了教材。

对此，我愿从积极一面去看。在积极一面，我们的语文教材不再一家独大，一些地方教材得与曾经一统天下的人教版同台竞争，总是一件好事。日后，如果私人编著的教材也能获准竞争，使学校和学生得到更多“择善而从”的机会，无疑更是美事。在人文著述中，集体的力量弱于个人，乃是一个被无数经典证明了的事实。以为集中一群专家就能获得“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效果，不过是一种认知盲点。遗憾的是，在这个盲点里，我们沉陷过深。

在对语文教材的认知上，过往的做法确有值得商榷之处，尤其表现在迫使语文教材兼任过多政治教化的功能上。无论主事者如何振振有词，此举总是包含着对语文本身的轻慢。近年来的语文教材改革，在这方面着力较多，也取得了一些效果，只是积弊较重，仍有余地可挖。

即使撇开“脱政治化”，仅从语文自身发展的角度着眼，每隔数年对教材作一些改进，也是必要的。在一个良性教育秩序里，此类改变不应引起太大争议。因为，语文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它不会一味怂恿创新，语文教学所必然附带的文化传承功能，使它具有某种保守天性，捍卫传统远比所谓“锐意进取、突破创新”来得可贵。但奇怪的是，坊间围绕语文教材的争议，每每流露一种舍大抓小的倾向，论者不是从教材编纂的方针、原则和方法上入手，而是性喜就哪位作者入选、哪篇文章落选争执不休，致使关于语文教材的探讨，滞留于人事之域，缺乏向前推进的势能。一个突出表现是，只要事关鲁迅文章的存废，总令人群情激昂，似乎鲁迅作品在教材里的一举一动——有时不过是总量略有削减或用鲁迅文章A替换了鲁迅文章B——都关联着一国文脉的存续。这难免有点神经过敏。

前人创造的作品是如此群星闪耀，课文可以容纳的篇数又是如此有限，这使得任何一篇作品，都难以被赋予标志性意义；所谓的标志性意义，往往是人为放大的。一篇作品的入选，更像是一种由机率左右的中奖，它不过是在数百篇条件相同的文章里侥幸胜出罢了。拿不同作家进行比较是这样，单独考察同一位作家也是如此。假使起鲁迅于地下，让他自己挑选适合入选中学教材的文章，几乎可以肯定，他的选择会让我们大吃一惊。有鉴于此，我们实不必对某篇课文的入选与否过于敏感，只要入选文章水准适宜，哪怕鲁迅文章一篇不选，也不见得坏事。

语文教材毕竟不同于文学史，在文学史里“光芒万丈长”的作品，也不见得适合进入中学教材。不仅中国如此，西方世界也一样。荷马、但丁的作品曾经被西方人视为“世代相传的书和学校”，今日也已在教科书里风光不再。布鲁姆在《西方正典》“哀伤的结语”一章里感叹道：“当我还是孩子时，莎士比亚的《裘力斯·恺撒》几乎是学校课表上普遍都有的，它是莎氏悲剧最精彩与最感人的入门之作。现在的老师却告诉我，许多学校都无法让学生读完这部剧作，因为学生们发现它已经超出了自己的兴趣范围。”他还说，为了方便学生理解莎士比亚，有些学校的老师不得不“制作纸盾纸剑来代替对该剧的阅读和讨论”。即使如此，难道莎士比亚的文学成就因此就打了折扣？

此外，虽然鲁迅有其伟大之处，但人们对鲁迅作品倾注过多的情感，也有文学外因素。由于政治上的干预，鲁迅与其他作家，并非始终处于平等竞争的态势中。如林语堂、梁实秋等人的文字，曾经被蛮横排除在教材遴选范围之外，他们只能在鲁迅作品的注解里略略栖身。理由仅仅是：鲁迅批评了他们。就是说，人们对鲁迅先生独一无二性的体认，与他曾经被政治性地赋予独一无二的地位，密不可分。因此，在我们谈论教材里的鲁迅时，先对自身的这份情感进行约束和反省，去除其中可能残存的“情感滞留”因素，就颇为要紧了。

依我小见，中国文化和文学里，历来有一种重审美轻说理的倾向，理性之道长期被我们贬为文学审美的旁门左道，致使国人的思维能力较难得到系统培养。这是令人痛惜的认知痼疾，也是我渴盼语文教学予以重视并改进的。

我在新编语文教材里，既欣喜地发现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帕斯卡尔《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等文章入选，也哭笑不得地看到王羲之《兰亭集序》赫然在列。对《兰亭集序》文章义理上的种种错乱，钱锺书在《管锥编》里曾经批亢捣虚地予以分析，并化用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名句，以“词肥意瘠”概括之，持论周正，足以服人。我们的某些教材编纂者不予吸取，固步自封，在一种惯性驱动下将其囫囵选入，未免过于粗疏。梁实秋作品进入中学教材 鲁迅作品减少引热议人教版高一语文课本“变脸”，减少鲁迅作品 梁实秋作品进入中学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版语文教材首次选入梁实秋作品《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而鲁迅的作品明显减少。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王丽表示，“这是正常的调整，几篇课文的变动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在某网站的调查中，多数网友赞成这一调整。新版减少鲁迅作品

据《长江商报》报道，今秋起，湖北省高一新生全部使用新课改教材，语文包括5本人教版必修教材和11种选修教材。最新收入的包括梁实秋的《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戴望舒的《雨巷》、霍金的《宇宙的未来》，蔡元培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巴金的《小狗包弟》、古代诗歌《采薇》、《涉江采芙蓉》等。新课改教材中鲁迅作品明显减少，《药》、《为了忘却的纪念》等作品不见了，保留了《拿来主义》、《祝福》和《记念刘和珍君》3个篇目。外国作品中的《项链》、《欧也妮·葛朗台》等也从教材中消失。语文教师：改动顺应时代

在语文教育界颇有名气的杭州高中语文教师蔡少军表示，“我们使用的是苏教版教材，原来选入的鲁迅作品就不算多。人教社新课改教材的变动，说明教材编者思路的改变。原来的编者主要是从成人角度出发，首先想到的是学生需要什么，我们应该让学生学什么，而没有从学生角度出发，考虑到学生更喜爱什么。现在这种变动应属正常，不能说大逆不道，时代在变，社会在变，教材也应该相应改变。”

长期关注语文教育的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王丽称，“这种微调对整个语文教育来说意义不大，我现在更关注教育本身的功能问题。”《中学人文读本》主编之

一、学者丁东认为，“多元化是一个好现象。” 网友：多数赞成改动

记者在某网看到，三分之二的网友对于人教社新课改语文教材的这次变动表示支持。福建一网友表示，“中学的时候最不喜欢的就是鲁迅的文章，半文言半白话，又拗口，还经常是连标点符号都要背下来的，太痛苦了。而且我跟他老人家没有共鸣，永远都弄不清楚他想说什么。”还有网友称，“说实在的，读书的时候很不容易看懂鲁迅的文章，倒是梁实秋的文章,特别是散文,的确很有韵味。”

但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浙江一网友称，“鲁迅先生是我们的民族魂！如果一个民族弯了脊梁会怎么样？„„不反对梁实秋的文章入选，但绝不能牺牲鲁迅先生！”山东一网友称，“鲁迅乃一代文学宗师，其对现代文学的影响，绝非他人可比！怎可随意在教科书中删除？” 肖畅：去鲁迅化的背后能有什么“世界观”

教材去鲁迅化又被拿来说事了。8月22日《上海商报》发表张永峰文章称：“是当今流行的世界观和文学观促成了这次教材的改革。”

作者所谓的“当今流行的世界观”，“就是用去政治的、非历史的眼光看世界，将一时的社会秩序和世界秩序永恒化，将西方的优势地位本质化，并进而衍生出一种世俗、功利、犬儒的人生态度。”看前半句，我以为作者想表达的是类似于“普世价值”的意思，但看后半句，又觉得作者说的是一种实用理性而已。前者尚有价值诉求，不管值不值得批驳；后者则无价值诉求，徒有功利主义的态度而已。所以问题就出来了：即便是以西方价值为参照系罢，何以又衍生出了去价值化的实用理性来？这种“衍生”有什么逻辑吗？作者的靶子到底怎么打的，我实在不明白。

接下来，作者大致阐述了鲁迅的文学思想，以鲁迅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说明建构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是多么重要的事情，说明当今的犬儒态度是多么无知的。如此看来，作者的立论点，仍在对“犬儒式的世界观”的批评上。说白了，向西方看，或者向自己看，都得有价值上的追求，不能只剩了功利主义的态度（犬儒是否意味着功利主义，也值得商榷）。可是，功利主义的态度与“去政治”、“西方优势地位本质化”等等有何种逻辑联系？甚至，到底是否存在一种“去政治”、“西方优势地位本质化”、“一时的社会秩序和世界秩序永恒化”等等为特征的“当今流行的世界观”？如果功利主义盛行，又能有什么世界观呢？题外话，鲁迅建构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努力，仍然是西方价值为参照系的，就看是全盘照搬还是拿来主义。以上论述，只想说明作者的论述立错了靶子，其一，这种所谓的“流行的世界观”，有点让人不知所以，有点像虚置的靶子；其二，即便这个靶子成立，从以西方价值为参照系的世界观，到去价值化的功利主义，其间并无“衍生”的逻辑。

教材删减鲁迅篇幅，唯独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即鲁迅曾经作为意识形态教育所倚重的作家，如今已经回归其文学身份。所以，我以为用“去意识形态化”比“去政治”倒更为贴切一些。至于一个时代对鲁迅的态度，到底体现了何种主流观念，我以为倒不如从如今的文学史书写中去找答案。基础教育的语文教材，不再承担意识形态灌输的功能之后，不过是更偏重语言文字本身而已。

房向东：胡适和鲁迅教育孩子的区别

房向东 文史学者

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应该能折射出为人父母者的价值取向。在这一点上，胡适和鲁迅是有着巨大的区别的：胡适希望他的孩子成为社会精英，“做最上等的人”；鲁迅则较有平常心，他在文坛行走多年，见多了正人君子们的种种丑陋嘴脸，看够了上层社会的堕落，不希望孩子成为空头文学家或空头美术家，他只希望孩子实实在在做人，“寻点小事情过活”。胡适一生，做的都是“最上等的人”，是皇上和总统的朋友，因而，他对孩子也有一样的要求。当年，胡适的儿子胡祖望在苏州读书，1928年8月26日，在致胡祖望的信中，胡适写道：功课及格，那算什么？在一个班要赶在一班的最高一排。在一校要赶在一校的最高一排。功课要考优等，品行要列最优等，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这才是有志气的孩子。

大约是胡祖望向父亲报告考试及格了，胡适才有了“功课及格，那算什么”之说。如果功课是优呢？胡适会不会像当今某些家长，又有别的说辞？难说。

鲁迅临去世时，留下了一个著名的遗言，这就是收在《且介亭杂文末篇》中叫《死》的那篇文章。对于孩子的未来，鲁迅自然是希望“后来居上”的。他说过希望他儿子做父亲做得比他还好。但是，对子嗣未来谋生的手段，鲁迅却写下了这样的遗嘱：“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鲁迅的意思很明白，宁可做一个能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也不要做那种徒有虚名、华而不实之徒。

胡适要求孩子做“最上等的人”，什么样的人算是“最上等的人”呢？他没有展开论述，但像胡适这样，一生大约应算是“最上等的人”吧？倘若以胡适本人为标杆，似乎不好说他的孩子完成了他下达的指标。胡适的长子是有一点出息的，蒋介石政权搬到台湾前后，胡祖望曾在他岳父驻泰国曼谷的一家公司任工程师。1953年迁居台北以后，往返于台湾、美国间，曾任台驻美经济机构代表。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在美国读了两所大学，都没有毕业，还几乎成了“问题青年”，终于当不成“最上等的人”。

鲁迅的儿子周海婴，现在也是一个名人了，一生在捣鼓他的无线电，似乎不好断定是否属“寻点小事情过活”之类。周海婴写了一本《鲁迅与我七十年》，其中谈到他的儿子，也就是鲁迅的嫡孙周令飞卖爆米花一事，倒是蛮有趣味的。

80年代初，曾经发生一件给国人带来不小震撼的事：鲁迅的孙子周令飞竟然从日本跟一个“身份可疑”的台湾姑娘张纯华到台北结婚去了。一时间，境外媒体大肆炒作，港台报刊称周令飞是“海峡两岸第一个闯关者”。

周海婴在书中写道，周令飞刚到台北那阵，有人企图利用他。媒体一片喧哗，有的将他赴台的行动干脆名之为“投奔自由”。有的媒体企图邀他去为其工作，他立即警惕地意识到有可能被利用而予婉拒。他一向热衷于摄影艺术，宁愿改行学习经营之道，当起他岳父开办的百货公司的协理，也不做“出格”的事。

后来，因为修地铁，周令飞岳父开的百货公司门口临时搭起了围栏，交通受到妨碍，顾客随之大减，生意每况愈下，资金滞搁，只好关门了事。周令飞的岳父为了躲债逃去日本，只能靠周令飞这个外来的女婿料理一切后事。周令飞与张纯华夫妇一下子变得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便是在这样艰难的日子里，周令飞也没有做“出格”的事。他们买了一台爆米花机，将爆好的米花批发给摊贩，以此度日。

其实，周令飞的卖爆米花，不正是鲁迅说的“寻点小事情过活”吗？仅凭这点，我认为，周令飞是不愧为鲁迅的后人的，如果他“出格”，在台湾当个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应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里，不仅是有无才能的问题，更是有无操守的问题。依靠自己谋生存，求发展，正是鲁迅这条遗嘱的实质内容。周令飞不仅没有给鲁迅丢脸，实际上正是遵从了鲁迅的遗愿，是照鲁迅的遗嘱办事。

宁可卖爆米花，也不愿做“出格”的事，这有鲁迅的遗风在，这有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在，有如此风骨，我相信周令飞会有更美好的未来——— 不过，话说回来，哪怕他永远卖爆米花吧，哪怕他永远生活在人间的底层吧，他在人格上也比那些空头文学家和美术家来得更健全，他的生活也比病态者更接近真实和自然。老舍说：“在我看来，(我的)儿子做木匠、瓦匠，或做写家，是同样有意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我愿自己的儿女能以血汗挣饭吃，一个诚实的车夫或工人一定强于一个贪官污吏。”

人人生而平等，这是西方所谓普遍价值之一，胡适在美国折腾了那么多年，怎么还会有“做最上等的人”的思想呢？这些文字，是胡适与孩子的通信，我相信他演讲做文章时，应该不会这么说这么写的。我们不能苛责胡适，胡适虽然是“最上等的人”，但并没有以人上人自居，他的朋友中，就有卖芝麻饼的小贩袁瓞。尽管如此，通过胡适与鲁迅的这一对比，我要说的是，鲁迅是有平民情怀的，是有阅尽沧桑后的平常心的；同样作为“英美派”的胡适，比起徐志摩、梁实秋，要少许多“洋气”，但比起鲁迅，他确实还是高高在上的正人君子。

80年鲁迅作品教材史:韩国、朝鲜均有选入

前段时间有媒体报道称，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版的语文教材中，鲁迅的作品明显减少，《药》、《为了忘却的纪念》等作品不见了，保留下来的只有《拿来主义》、《祝福》和《纪念刘和珍君》3篇。一时间，关于鲁迅的作品是否过时了、是否该退出校园的争议不断出现。对此，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鲁迅作品教材史的专家温立三在接受竞报记者采访时说，“今年一些地方刚刚进入新课程改革，所以才会觉得‘新’，其实该教材已经沿用5年了。”据他介绍，新课标语文教材中有5篇鲁迅文章被剔除出高中教材，保留的3篇作品则具有鲜明的特征。温立三说，“其实从民国开始，鲁迅的作品就被选入了教材”，自20世纪20年代起，鲁迅作品在教材中的命运便经历了不少是是非非。鲁迅作品入选课本的五个阶段

“在满是灰尘的民国时期的学校教材中寻找鲁迅作品”，温立三回忆起研究鲁迅作品教材史的过程。温立三是北大中文系硕士研究生，高中阶段就喜欢鲁迅的作品，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工作了10多年。有的专家专门研究鲁迅，有的专家专门研究教材，温立三则是国内数量很少的专门研究鲁迅作品教材史的专家，目前他正在撰写《中学鲁迅作品教育史》。

他把中学语文课本中的鲁迅选目问题，分为五个阶段来考察。20世纪20年代初~1949年：目前所知最早收入鲁迅作品的中学语文课本，是20年代初北京孔德学校编印的《初中国文选读》。

20世纪20年代初，鲁迅开始新文学创作不过两三年时间，但国内各书局和各省教育厅及一些名校，就开始在他们自行编写的国文或国语类课本中编入发表在各种刊物上的鲁迅作品。目前所知最早收入鲁迅作品的中学语文课本，是20年代初北京孔德学校编印的《初中国文选读》，收录了《**》《故乡》《鸭的喜剧》《社戏》等作品。1924年，叶绍钧主编的新学制初级中学《国语》教科书，30年代傅东华主编的《复兴初级中学国文教科书》，夏丏尊、叶绍钧合编的《国文百八课》，40年代叶绍钧、朱自清合编的《精读指导举隅》和《略读指导举隅》等，都选入了相当数量的鲁迅作品。这一时期中学语文教科书选入鲁迅作品，主要目的有二：一是显示白话文学的实绩，推广白话文，二是传播反封建专制的思想文化，培养时代新人。

这一时期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的鲁迅作品篇目有散文：《秋夜》《雪》《风筝》《好的故事》《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藤野先生》；小说：《孔乙己》《一件小事》《**》《故乡》《兔和猫》《鸭的喜剧》；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呐喊〉自序》《论雷峰塔的倒掉》《最先和最后》。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解放区为培养自己的文化干部，也开始编写中学语文课本。胡乔木主编的《中等国文》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套课本。据统计，解放区的中学语文课本选入的鲁迅作品有：

小说：《孔乙己》《一件小事》《阿Q正传》（节选）《非攻》；杂文：《林克多〈苏联见闻录〉序》《我们不再受骗了》《不识字的作家》《大众并不如读书人所想象的愚蠢》《中国语文的新生》《〈且介亭杂文〉序言》《最先与最后》。

温立三：解放区的中学语文课本中鲁迅作品偏少，鲁迅散文完全被排除在外，所选大多为充满现实政治倾向性的杂文。值得注意的是，《阿Q正传》被第一次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显示了编者的思想视角和艺术眼光。《非攻》作为鲁迅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一篇，入选解放区课本也有它特定的时代意义。

1949~1966年：这一时期的中学鲁迅作品选目，基本奠定了解放后直到现在这半个多世纪中学鲁迅作品选目的基础。

1949年全国解放后，语文成为负载新体制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人民教育出版社1950年出版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编辑大意”说：无论哪一门功课，都有完成政治思想教育的任务。这个任务，在语文科更显得重要。要通过语文科来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不能单靠几篇说理的论文。一种思想内容或一个政治道理，可以用一篇说理的论文来表达，也可以用一篇小说，一首诗歌，一个历史故事，或者一个自然科学的故事来表达。

温立三说，这段话，不仅鲜明地把开设语文课的第一任务严格定位于政治思想宣传，而且暗示了选文的范围和标准，也明确了鲁迅作品在新体制下入选的目的，即政治思想教育。这一阶段中学语文课本中的鲁迅作品：

散文：《好的故事》《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记念刘和珍君》《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为了忘却的记念》；

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一件小事》《故乡》《阿Q正传》《社戏》《鸭的喜剧》《祝福》《铸剑》《理水》；

杂文：《〈呐喊〉自序》《灯下漫笔》《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文学和出汗》《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我们不再受骗了》《“友邦惊诧”论》《答北斗杂志社问》《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人生识字胡涂始》；

诗歌：《自题小像》《自嘲》《为了忘却的记念（诗）》。温立三：以上共计31篇（首），数量比解放前的24篇又有增加。说明这一时期的鲁迅作品在新的政权体制下得到进一步认可，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得到了加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鲁迅杂文被大量选入中学语文课本。1955年初中文学课本《社戏》的教学参考的说明文字写到：讲授这一课，教师应当指出，今天的学生在全面发展的教学教育下，生活内容丰富多彩，再用不着像作者当时那样偷偷地去找寻乐趣，应该珍视这种幸福生活，好好地学习。这一时期的文学阐释，类似上面这样的说法非常普遍，几乎成了诠释鲁迅作品的常用格式。《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的教学参考是这样写的：讲授这一课，目的在使学生认识帝国主义欺骗人民和诬蔑社会主义国家的罪恶阴谋和反动本质，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而加深学生对帝国主义的憎恨，对社会主义的热爱。

从上列篇目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中学鲁迅作品选目，基本奠定了解放后直到现在这半个多世纪中学鲁迅作品选目的基础。高中生：被简化的鲁迅，被简化的教育 毕然 武汉一高中生

中学生语文最怕三样，作文古文周树人。”高一学《呐喊·自序》前，老师悠悠说道。追溯起“怕”的历史，真是挺久远的。鲁迅是语文课本里的常客。很难想象自己小学上《少年闰土》时怎能读到麻木与剥削，初中学《社戏》、《**》、《故乡》动辄扯到改革或是封建残余一类宏大字眼是多么地不知所云，也只得暂时乖乖把“主旨”写在课题下面，算是学过。直到刚过去的寒假，自己摸索着读了鲁迅先生的部分作品，才自以为丢开课本的影响，能逼近鲁迅些了。

不想开学第一课便是《祝福》，本以为能带全新的观点读鲁迅，可用一周课程讨论完这篇课文，老师依然是用那个陪伴自己多年简直可以背诵的主旨结束这篇小说：本文以祥林嫂的悲剧，表现了封建制度的罪恶，说明要将反封建斗争进行到底的必要性。

记录罢，我和同桌相视无奈一笑：“太不公平了！”是的，这对鲁迅太不公平了。学习鲁迅的作品，当然是应该的。可那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恨、有抗争也有绝望的“文体家”鲁迅，就被语文课本简化成了插页的一幅怒目肖像，注释中的各种头衔，以及几排主旨了。若非自己读过些鲁迅其他作品，或许我会永远认为鲁迅是个钢铁巨人，是精神极其顽强，用最猛烈的火力把封建礼教扫射一空的人。可作为新文化时期，那个上来就文笔老练独到，在生活经历上独具一格，性格上颇耐人寻味的鲁迅，那个被木心极为赞赏的“文体家”鲁迅，就被其独个反封建的“主旨”，一并掩去了。

鲁迅被简化成了战斗符号。而教育体制中又有多少东西被简化了啊！物理化学没有贯彻于生活，反被简化成了一道道繁杂的题目；历史没有被分析被镜鉴，反被简化成无尽的背诵；兴趣没有被赋予自由发展的空间，反被简化成证书与奖状；素质没有在“素质教育”中得到真正重视，反简化成了一条条的量化标准（一个人与生俱来的“素质”被划成三六九等，是什么滋味！）；升学没有多方面的考核观察，反简化成了一次考试定终身„„

看似简化了的教育，却因简化而变得如此复杂。课外培优的持续火爆与低龄化（我以前三年级开始上培优已经算起步早的了，可现在我的表妹才幼儿园大班便已没有了周末时光），升学、分班中关系和黑幕，为了追求“素质”而疲于应付的兴趣班，唯分数至上观念之形成，留学之风日渐„„就连教育制度本身都是盘根错节，好像一个老了钝了的机器，多年的教改给它紧螺丝、上润滑油，硬是不能简洁爽快地运转。

我还在上高一，想到未来的高考，我会紧张害怕。我知道，教改即便改，也不能对我们这几届的处境带来多大的改变了。但我希望，能够尽可能地让学弟学妹们，不要再走我们走过的弯路。南方周末读者来信上有初一学弟说要陶行知先生教他。我想说，愿教改中能有一个甚至多个鲁迅，即使是教科书上学的一味抨击旧势力的鲁迅先生都好，让教改不再浮在表面，能深入机器里面，换换发动机，转转方向盘。让该简化的简化，该复杂的复杂，让接受了中国教育的学生们，不后悔。

第二篇：语文教学中应如何正确对待教材

语文教学中应如何正确对待教材

在教学工程中，许多教师都应该有这样的经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往往不愿意重视课本，而将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到课外之中，这是为什么呢？

在我国的现行教育体制下，教材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教学工具，它在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同时也影响到各种考试的取向。可见，教材在教学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但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如何使用教材，如何运用教材并把它的作用发挥到最大？

随着课程教学改革的深入，人们对于教材的使用有了三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是传统观点，即教教材，认为教材就是学科内容，而认为教师的作用在于指导学生习得教材所提供的系统化知识;第二种观点是利用教材，并结合教师的知识实践及文化素养和专业知识，自主研讨学科教程与教材，以课程、内容的自主创造为前提，把教材作为教学资源之一而不是全部加以利用，教师的作用不仅仅是是钻研教学方法，还包括对教材以外的其他材料的开发和学科课程与教材的创造；第三种是完全脱离教材、不用教材，它是以教师或教师群体进行教材开发、课程和学科自主编制为前提的。“用教材”还是“教教材”已成为区分新旧教学的分水岭。前者把教材视为一种教学工具，而后者则将教材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圣经”。

我国春秋战国著名教育家孔子和古希腊著名哲人苏格拉底，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度，也素未蒙面，但他们面对教育，却提出了极其类似的教育观，即在教学上都不重视教材。孔子在教育教学中提倡“述而不作”，他认为教育的内容在人的思想之中而不是在教学的文字之中。在孔子的教学中，他将课堂设于大的社会之中，在社会中教会他的学生做人做事的道理，让学生在社会中理会哪些该惟那些不该为，从而提升学生的整体知识素养和精神情操。而苏格拉底在“一问一答”式教育，他强调在一问一答中解释教育内容，他认为教育不是事先策划预设的，而是在教学过程之中生成的。在那个思想百花绽放的年代，他们没有也不需要我们今人所谓的教材，但又有谁说他们的教育是不成功的？

在现今社会，很难想象没有教材教师到底应该怎么教，但是纵眼望去，有了教材，教师又是如何教的？教的效果又如何？ 到底有人开始迷茫，教材到底该不该用？语文到底应该教什么？

应该如何对待教材？我个人认为，教材在教学过程中只是一个辅助作用，但是许多教师却将教材由辅助地位提升到主要地位，让教材“反客为主”，让教材越位！

教材是许多专家共同挑选的经典作品，这些作品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但这些经典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有许多教育工作者就曾提出在语文教材中只选择文言文，而现代文应让教师或教师群随着学生的不同而作适当的调整和变化。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应当参考教材，但不一定完全依照教材。

语文是一门特殊的学科，它与数理化不同，它是人文性、工具性、实践性等等的统一。而语文素养则更多的是在感悟和实践中于情感、与思想、与人生、与社会、与世界相联系甚至融为一体。《标准》在“基本理念”中强调“不宜刻意追求语文知识的系统和完整”，“语法、修辞知识不作为语文考试的内容”。在“评价建议”中，《标准》强调“突出语文课程评价的整体性和综合性”，指出“量化和客观化不能成为语文语文课程评价的主要手段”。《标准》向以前的语文提出了挑战，让我们在坚持语文的过程中重新反思“语文是什么？”。

语文具有很强的人文性和生活性，在语文教材中随处可见生活的例子，看见生活中的形形色色，但许多教师却只是把教材当做教材，对学生进行字词句法的理解，而忽视了对学生的情感体验和价值观的培养和塑造.教材是一种典型，是一种例子，将教材堪称是一种例子没有错，但不能完全依附于教材，教师在教的过程中应跳出教材，站在胶材质上来审视文章，以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培养学生的道德和情感体验。比如在学习李乐薇《我的空中楼阁》一文时，许多教师拘泥于教材，讲文章的写作手法、语言艺术和优美的文辞，体会作者对大自然的一种热爱，但却忽视了文章中对学生的热爱自然的情操的一种培养，教师完全可以跳出文章，让学生走进自然身临其境的感受自然的韵味，感悟自然的美，更进一步唤起学生保护自然的愿望和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在学习《童趣》这篇文章时，教师往往给学生布置的作业是让学生写一篇文章，但殊不知，如果教师让学生回家捉一回蟋蟀，或者学习文章中的小主人公，抓几只蚊子放在蚊帐中，看是不是也能观察出仙鹤，从中体会作者的童年趣事，也让学生从高耸林立的水泥楼层中走出去，体会大自然地童趣，也让他们回归童年，更加珍惜时光，岂不更好？

有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惟教材是从，这样往往走进教死书、死教书的的误区，是语文死板、呆化毫无生气。在以前的小学课文中有这么一篇文章，是说在宇宙中向地球看，只能看见中国的长城，但后来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走进宇宙踏上月球，这种说法慢慢对推翻，但与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仍然坚持书上的意思，认为在宇宙中只能看见中国的长城，神五发射成功，杨利伟证实了外国宇航员的说法。我国的教师固守传统课本，不对肯本作以任何的怀疑，而作为一名教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本应实事求是，让学生自己猜想能否看到长城，并借此鼓励学生好好学习，探究事实的真相。与此相反，在国外，教书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对课本进行大胆怀疑。记得看过这样一个故事，大概是说老师在给学生上《灰姑娘》这一课时，让一位同学复述课文，之后让同学一起找出在和篇课文中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有一位同学就说到“既然在十二点之前所有的东西都要被变回去，那一只丢失的水晶鞋为什么没有变回去？”，老师夸奖了这位同学，并鼓励全班同学说“像安徒生这样伟大的作家都会犯错，作为我们就更不怕犯错，而且我们能找出他的错误，我们比安徒生还强，我们一定能写出比安徒生还要多还要好的童话故事”。学生也从中得到鼓舞，激起学生创造的欲望，培养了学生善于发现的眼光和大胆怀疑的精神。在现今的教育中，教材已经反客为主，渐渐的取代了教师的主体地位。前苏联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是现代教育的一位佼佼者，而在他的眼中，没有权威扥教材，没有人人顶礼膜拜的教材，他的教学中突出了教师的主题地位，让教材为他的教学所服务，让教材始终处于“辅”的地位。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应超越教材、超越课本，就是在语文教学中，不把教材看成是学习语文终极目标，而把它看作是一个“桥梁”，通过这个桥梁让学生达到更广阔的人文空间，让学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没有谁通过几本语文课本就能提高它的语文素养，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仅是指导学生学习好语文课本中的范文，还应指导学生进行课外扩展。“语文即是生活”，这也就是说，在语文的学习过程中，教师还应指导学生进行生活，在生活中汲取养料。叶圣陶先生曾将说过：“教师为了达到不教”，这句话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教师教教材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教材，教有限的例子是让了学生学会并掌握无限的例子。

著名教育家李镇西先生提倡民主教育，所谓民主教育就是人性教育。李先生的课堂轻松愉悦，学生学习的兴趣很高，学生积极主动发言，而他思维的发散，对课文的把握是非常到位的。比如他在讲《致女儿的一封信》时，他的思维时刻以文章为中心但又不拘泥于文章中，许多教师再讲这一课时，都会把这节课将成是预防早恋的班会课，但李镇西没有，他的讲述中，紧贴课文，思绪却时刻在课文之上，他让学生唱《最浪漫的事》，让学生将自己父母对自己的爱情的指导和看法，从文章中天使的三种不同看法讨论天使为什么会有如此变化，由此引出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并且由学生自己总结做答，让学生自己在自己的回答中树立了正确的爱情观，不仅完成了课堂教学，同时也树立了学生正确的价值观，还让这堂课生动有意义。

无独有偶，小学教师窦贵玫也是这样一位贴近课本却又时刻跳出课本的优秀语文教师。她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对学生情感体验和价值观的培养，她在讲《再见了，亲人》这一课时，首先让学生在黑板上写出在学生自己认为亲情应该是什么样的感觉，之后他联系课文，让学生用不同的语气去朗读小金花、大妈等人的话，语气越来越强，同学们的感受强烈，把朝鲜人民对解放军战士的深情厚谊表现出来。转化角色，她改变了文中的一些词语，让同学们换一种角度去朗读，读出了解放军战士对朝鲜人名的不舍和情意，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让给学生们想自己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唤起学生对自己亲人的爱，让学生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生活却认真对待生命中出现的人和事，让学生的情感受到共鸣。

这种以教材为桥梁的教学效果甚是不错，但他对教师的个人素质要求却又非常高，教师必须具备较高的专业知识和个人能力素养，而且要有较高的课堂机智，应变课堂出现的所有与预设无关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教师应根据教学需要，对教材进行合理裁剪：

首先，必须依据教学标准，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任务对教学内容进行取舍，根据实际情况，删减教学要求不当的内容，删减重复过多的内容，删减要求过死的内容，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和不同要求作出相应的取舍。不仅如此，在学生的习题中也要作相应的取舍，不舍和学生实际水平，不利于学生创新思维发展的题大可不做。

第二，语文教育中，灵活而且多样，时代性很强，这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适当的对学生进行知识的增补，把密切联系生产生活实。际的素材补充到教学内容中来。

第三，适当的对学生进行课外拓展，比如再将《杨修之死》一篇文章中，教师还可以向学生补充关于杨修的其他小故事，让学生对杨修这个人有更多的了解，对他的死因能够更加准确的把握，也容易形成学生自己对“才”的一种看法。

最后，合理变通，把教材内容加以适当改造。让学生将教材所学知识和实际生活联系起来，做到学以致用，在做中学。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将教材内容进行适当的调序，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来决定。

教师在教学中应起主导作用，而不应让教材“反仆为主”，教师应正确对待教材，以教材为桥梁，站在教材之上，从一定的高度上去审视教材，审视生活。把教材和生活相结合，让学生在教材中得到启示，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情感道德价值观。让学生从心底真正的爱上语文、爱上生活。

第三篇：钻研教材应一丝不苟

钻研教材应一丝不苟

----------再教《事物的正确答案不止一个》的反思

今天，我愉快地授完了《事物的正确答案不止一个》这篇议论文。这是我第二次上这篇课文。

对比上一次教这课，在教学内容安排上，我作了很大变动，感受也很深。说说我解读教材认识上的变化。

关于本文的中心论点，历来有争议，以往老师们大多认为中心论点是“事物 的正确答案不止一个”。如何引导学生理解本文的中心论题和论点，是个教学难 点。

我以前备这节课，教给学生说本课的中心论点是“事物的正确答案不止一个”，其他老师也没有谁提出异议，且因当堂课师生配合融洽，认为教学的效果还不错。可是后来，我教本届学生时再次细心备课，我一惊，怀疑本课的中心论点不应是“事物的正确答案不止一个”，连忙上网查证，结果的确如我认为的那样。我开始懊悔了，心想，那节课真是错的离谱，我真的觉得很惭愧。这事儿成了我心头的一块阴影。要知道，一个老师犯知识性错误，这不能容许，我良心上过不去。虽说这篇文章的中心论点有争议，但是，毕竟我第二次备课推翻了第一次的想法，起码证明我第一次未能吃透教材呀。这让我深深认识到悉心备课吃透教材多么重要。以前在教师培训接受继续教育时，我听到讲师们唠叨“要认真备教材”总以为那是低级的聒噪，现在省悟到自己犯错了，才明白那些老生常谈甚是必要。觉悟到此，本次教学，我把教学难点定为“把握文章的中心论题，明确中心论点。”怎样突破难点呢？针对本文特征，不同于一般课文的思路，它提出的问题是多个小问题，而这些小问题之间又有内在逻辑关系，文章围绕它们层层深入地展开论述，最后得出结论。把这些琐碎问题的内在关系弄明确了，就知道文章围绕“怎样成为富有创造性的人？”这个论题在转。那么，中心论点呢？本文与其他议论文不同，没有一个集中的论点，结论倒是在文末提出的。那不妨从结论入手去学习，文章尾段的第二句回答了“怎样成为富有创造性的人？”，学生据此句到文中能轻松找出对应的论述，他们自然明白了尾段的第二句就是文章的中心论点。这样设计教学，难点也能迎刃而解了，岂不快哉？这样想着设计好教案，上起来果然得心应手。

此次的教学让我有个认识，深钻教材能时时出新，正如美国实业家罗迦·费·因格所言：事物的正确答案不止一个。敢于尝试，在不断地犯错而后改正的过程中得到进步，这是我的教学收获。

第四篇：传承红色基因 打造精品教材

传承红色基因  打造精品教材

党员电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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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赣州市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教学资源建设工作按照中组部、省组部的部署要求，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现实需求为导向，以提升党员教育的针对性、有效性为目标，立足红色厚土，打造精品力作，为全市党员电教和远程教育提供了不竭的源头活水。目前，我市每年开发课件150部以上、80小时左右，其中，人物片《红土地上的望夫石》、电视栏目《赣南党建》、党员教育微电影《扶墙》均获得全国党员教育电视片观摩交流活动一等奖，人物片《红军哥哥慢慢走》、历史文献片《老红军口述长征》、远程教育栏目《农闲听报》获得全国二等奖。赣州市的教学资源建设工作一直处于全省第一方阵，并在全国有较好反响。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领导重视、高位推动是关键所在。赣州市委组织部始终把远程教育教学资源建设作为宣传推介党建工作、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和推动组织工作创新发展的重要举措来。对于党员教育电视片的重点选题和重大采访拍摄活动，部领导牵头谋划推动，严格审核把关，并从经费、设备、人员等方面，及时解决教学资源建设中碰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部里每年从留存党费中下拨20多万元用于党员教育电视片的摄制工作，市财政每年预算110多万元远程教育工作经费，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教学课件的开发制作。今年5月，成兵部长高位推动和亲自点题，电教中心联合市广播电视台摄制的七一放歌“**”快闪节目，甫一推出便出现了“霸屏”效应，在10天内阅读量达500万人次，有力传播了“党建好声音”。

二、服务中心、主题策划是有力抓手。围绕市委中心工作和组织工作大局，每年确定一个主题，动员全市各地各部门力量，组织策划系列宣传教育片的摄制工作，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如2012年，组织开展了党委书记“抓好党建促发展

喜迎党的十八大”系列电视访谈活动，共制播访谈节目27期，为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营造了良好氛围。2014年，开展“群众路线大家谈”电视系列访谈活动，搭建开放式、互动式讨论平台，推动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2016年，围绕全市解放思想主题教育，牵头组织摄制了一批宣传教育片，为全市庆祝建党95周年和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生动的地方教材。2017年，举办全市喜迎“十九大”党建微视频大赛，取得良好反响。2019年，征集了一批“**”微视频（微电影）作品，遴选11部作品编辑制作了《红土地上的初心》音像教材，为“**”主题教育提供鲜活的地方特色教材。

三、健全机制、规范管理是重要基础。立足于打基础、管长远，赣州市着力构建远程教育教学资源建设的长效机制，制定出台了全市教学资源建设实施办法，从2008年起编制全市教学资源建设五年规划，每年组织开展教学资源需求专项调研，广泛听取党员干部群众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向各县（市、区）委组织部和市远程教育成员单位下达教学资源建设计划，明确目标任务和办法措施，形成了组织部门牵头抓总、有关单位协同参与的良好格局。制定了教学课件专家评审办法和优秀课件奖补办法等，建立教学课件评审专家库，不定期聘请党建、影视、文艺和涉农部门的副高以上职称的专家对远程教育课件进行评审打分，市远程办对评为优秀等次课件按照每分钟100元的标准给予奖补，对于被中央、省远程教育教学平台采用的优秀课件节目，以及在全国、全省观摩交流活动获得奖项的优秀作品，则分别给予2000元至10000元不等的奖励。这些制度办法，有效调动了全市各地各部门单位的工作积极性，推动远程教育教学资源建设走上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的轨道。

四、题材本土、深挖红色是最大特色。赣州是著名革命老区，红色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为摄制党员教育片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独特题材。多年来，赣州市立足地域特色，一直专注于本土红色题材的创作挖掘，在广泛搜集资料、走访调研的基础上，每年确定一至两个重点选题，全力打造党员教育片“红色”精品，配合省组摄制了《红色故事汇》系列电视片，组织开展“寻访革命先辈

弘扬苏区精神”大型抢救式采访获得，自主拍摄了人物片《泽覃守灵人》、《曾思玉冒死送密信》、文献纪录片《根基》、《老红军口述长征》、工作片《寻乌再调查》、纪录片《告慰—一封红色书信背后的故事》等一大批红色精品力作，其中人物片《红土地上的望夫石》、《红军哥哥慢慢走》、历史文献片《老红军口述长征》《苏区干部好作风》等以其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时代风采，分别获得全国党员教育电视片观摩评比活动一、二等奖和优秀奖。

五、加强培训、建好队伍是根本保证。为了建立一支素质高、业务强的教学资源建设骨干队伍，赣州市非常注重业务培训，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经常组织全市电教远教干部外出学习充电，开阔眼界，拓展思路。1992年以来，赣州市每年举办一届全市党员教育电视片观摩交流活动；2008年以来，同时举办远程教育课件评比。观摩交流活动采用现场开放、观摩点评、交流学习的评选方式，按照征集作品、资格审查、观摩交流、业务培训、成果运用等五个步骤进行，以评促学，学评相长，成为加强业务培训、提升专业技术水平的有效手段。此外，赣州市还从1995年开始自办《赣南党建》电视栏目，市县互动，联手合作，每月摄制播出两期专题节目，通过岗位练兵，技术比武，锻造了一支综合素质高、业务能力强，能吃苦、敢打硬仗的队伍。节目质量和水平也稳步提高，《赣南党建》栏目收视率稳居前三名，2007年、2009年先后获得全省、全国党员教育电视片观摩评比活动一等奖。

六、整合资源、巧借外力是必要手段。教学资源建设工作量大，专业性强，涉及面广，单靠组织部门单打独斗很难摄制出高质量的作品，必须整合各种资源，调动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赣州市在有效调配各县（市、区）组织部、远程教育成员单位资源的同时，采取单独请教、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多次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对党员教育电视片摄制工作“把脉问诊”，提出合理化建议，力求做到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完美结合。同时，采取购买社会服务的方法，聘请影视文化公司专业人员参与教学资源建设工作，市远程办负责选题策划和审片把关。近年来，聘请外力参与摄制的作品《特殊的生命礼物》《不舍你离去》《洪峰浪尖的“最美身影”》《万万年》《葡萄熟了》均取得良好的效果。

第五篇：当代大学生应如何传承辛亥革命精神

形 势 学院：化学化工学院班级：化工姓名：柳阳学号：与 政 策 论 文 ***7

当代大学生应如何传承辛亥革命精神

内容提要：一百年前辛亥年间打响的辛亥革命，目的是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建立共和政体的全国性革命。它是多重意义的革命：它是民主革命，还是民族的革命，更是思想的革命。作为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专制统治，结束了中国的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观念深入一部分人心中；作为民族革命，辛亥革命对国内的民族关系及同时期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作为思想革命，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更对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起到了积极的的。

关键字：辛亥革命、精神、大学生、继承

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奋起革命的一个伟大里程碑。尽管辛亥革命已经发生一百多年了，但其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革命本身，因为由它拯救了危在旦夕的中华民族，极大的激发了人民的热情。辛亥革命以来的百年，是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的百年，是中华民族为统一祖国和民族伟大复兴艰苦奋斗、不断进取的不平凡的百年。这一百年来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辛亥革命精神给我们的启示和指导。作为新世纪新中国的接班人，大学生应该将辛亥革命继续传承下去。

总的说来，辛亥革命精神的内容为：反对专制，建立共和，争取人民民主的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立志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精神；“敢为天下先、善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前仆后继、锲而不舍、忠

贞奉献的精神。

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实行二千余年的封建皇权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专制制度不仅严重阻碍了文明大国的前进步伐，导致整个社会的封闭、停滞，使中国大大落后于西方世界。独权是愚昧，民主才是社会主流，才是进步。民主是我们当代大学生与生俱来的素质，也是社会进步的一大体现。现在我们生活在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大学生应该从内心树立民主共和的观念，因此我们的一切都要遵从民主的原则：大到以后踏入社会的竞选评比，小到现在班里院里的各种评选。无论将来我们身处何职，都要牢记民主，否则就会和古代皇帝一样独权。

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人和爱国志士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希望通过革命挽救民族危亡，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下解放。现在，我们已进入新世纪，中国面临的挑战更加困难，竞争也更加激烈，国际形势也动荡不安，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西藏问题、经济危机„新世纪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很有压力。作为接班人的当代大学生应把爱国放在首位，积极维护国家统一，维护国家和名族的利益，时刻关心国内外大事，努力学好科学文化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用知识的火箭推动中华民族快速发展。

在辛亥革命中孙中山提出了民主共和和三民主义，这在当时是开了先河的，毕竟当时还是清朝。建立民主共和国是当时非常先进的思想，是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就像当时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的策略，在当是也是没有人敢想的，但事实证明这是正确的选择。这种精神到现在仍然十分重要。当代大学生更应该具有这种创新精神。在学术界，大学生应充分发挥这种创新精神，在科学技术上有所建树；在政界，我们应敢于创新，提出新的理论体系，并敢于实践；在其他方面，也要用于创新，敢于实践这样才会不断进步。

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在敌人的屠刀和炮火面前英勇不屈，他们坚信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锲而不舍的追求民主共和。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但他们不怕困难，勇于奉献。很多人批评当代大学生毅力不够坚定，遇到困难就退缩，而且缺乏奉献精神。所以我们要坚定信念，无论多大困难，都不能退缩，要用一颗勇敢的心与困难作斗争，永不言弃。再有就是富有爱心，乐于奉献。我们是集体的一员，要为集体出一份力；我们是社会的一员，要为集体做一些贡献；我们是国家的一员，要乐于为国家奉献。

辛亥革命蕴藏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人文价值，是一笔难得的历史文化遗产。建设具有中国特设的社会主义，是当代大学生的重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而辛亥革命精神是我们很好的教材，它让我们真正学到了民主、爱国、创新、奉献精神。我们应该让辛亥革命精神一直传承下去。

当代大学生要继承和弘扬辛亥革命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科学发展观武装我们的头脑，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不怕困难，艰苦奋斗，不断探索，“与时俱进”，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和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一份力。

当代大学生要自觉把个人的命运同祖国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的理想追求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自觉服务祖国，无私奉献社会，艰苦奋斗，不懈进取，在火热的社会实践中奉献出无悔的青春、永恒的青春。

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才富有生气，才能不断开拓创新，在激烈的竞争中的屹立于世界东方，只有这样我们才不至于愧对当年为革命事业辛勤奔走劳作的革命先辈们，才对得起一直关心我们新一代青少年成长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合格的新世纪新中国的接班人。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句话告诉我们当今风雨变幻的世界局势，中国面临着巨大考验，我们必须跟紧时代的潮流，不断积极进取，发扬辛亥革命的优良的传统，为祖国的未来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