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尤需防风险

第一篇：黄奇帆：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尤需防风险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尤需防风险

——黄奇帆在市四届人大三次会议分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的内部讲话（录音整理稿）

黄奇帆

在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央提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宏观调控举措。我理解，经济发展由10%以上的高速增长转向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这是新常态的显著标志之一。大家要明白，我国仍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增长”是前提，而“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又是“稳增长”的手段。没有这四个手段，发展动力就会缺失，“稳增长”就稳不住了。

比如抓改革，去年我们搞基础设施领域的PPP改革，吸引了1300亿的国内外资金；搞国有企业集团五个路径改革，吸引了1000亿资金。这样，就吸引了2300亿。去年重庆经济发展那么快，基础设施照样上，政府性债务又削减了1000亿，风险更加可控，这就是改革的动力。

又如抓开放，重庆这些年着力抓内陆开放高地建设，以大通道、大通关、大平台为依托，特别是开通渝新欧国际铁路大通道，形成了江北国际机场空港、寸滩水港、团结村铁路枢纽

2险，我恰恰认为这是最重要的风险。本质上讲，市场经济通过充分竞争才能效益，这就必然会导致产能过剩，但产能过剩也有个度的问题。比方说，一个企业研究开发出一个新产品，这就会形成一个新的市场。先做的人一马当先，独占鳌头，获得效益最大化，这就是创新驱动的魅力所在。旁边人看到先行者效益很高，群起而上都模仿，之后逐渐会达到供求平衡。供求平衡了还要竞争，就会有个后来者居上的概念。后来者本事比你大，人才结构比你好，资本更密集，就会把老企业淘汰出局。这时候，市场就会产生过剩。产能过剩有个经济学逻辑：如果行业过剩10%—20%的时候会产生优胜劣汰，属于良性竞争；一旦过剩超过20%，比如全行业过剩30%、40%甚至50%，几乎所有企业，都会泥沙俱下，大家通通赔本，形成行业性亏损。现在中国差不多十来个行业，钢铁、电解铝、玻璃、有色金属、水泥等等都是如此。比如钢铁行业，市场每年需求6亿吨，产能却达到10亿吨，严重过剩，行业平均利润率在3%以下，企业普遍亏损。更严重的是，实体经济产能过剩还会连累金融业，造成银行坏账，增加诱发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的风险。

从这个意义上说，防止产能过剩，既是宏观经济问题，也是微观经济问题，每个行业、每个企业概不能外，传统工业、房地产业、高科技产业、金融业都是如此，都可能在市场竞争中出现过剩。俗话说：“千做万做赔本生意别做”，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头脑，任何一家企业都要关注自身行业产能是否过剩。这些年，重庆经济之所以表现良好，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按照中央要求，坚决不碰产能过剩行业。工业方面，8年前，全国每年煤炭产量20亿吨，重庆有4000万吨。8年间，我们严格控制煤炭行业新增产能，在全国产量达到50亿吨时，我们还是4000万吨。2000年，全国钢铁产量1亿吨，重庆是600万吨，现在全国10亿吨产能，重庆仍然是600万吨。由于没有跟风而上，产能过剩行业占比较小，我们工业面临的压力就较小，效益自然就好。

在房地产领域，要防止产能过剩，重在把握好六个比例关系：一是城市建设用地。按照城镇化规律，每1万城市人口配臵一平方公里建设用地，就能基本平衡。重庆主城1000万人口，城市规模也就是1000平方公里。有些城市只有50万人，却搞了100平方公里，规模过剩就容易变成鬼城、空城、死城。二是商品住宅。一般是人均40平方米，1000万人就造4亿平方米住宅，造得再多，房子卖不掉，房产商破产，银行贷款收不回来，就会连累整体经济。三是商铺，原则上每2万元商业销售值要配备1平方米商铺。如果一个城市只有四五十亿商业零售额，却建了100万平米商铺，每平方米商铺零售额不到一万元，肯定赔本。四是写字楼，大体也是2万元GDP配一平方米的比例，不能造得太多。五是各类贸易批发市场，包括钢材市场、6

第二篇：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尤需防风险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尤需防风险

2015-02-16黄奇帆：

今天，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4年中国经济运行数据，大家最关心的GDP，2014年的增速为7.4%，可以说，这一数据进一步印证了“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

那么，如何适应这种“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和发展？20日，在重庆市级两会上，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有一番解读，认为应当着重防范和应对中高速发展中的经济风险。

以下是黄奇帆录音整理。为方便阅读，岛叔给大家加了小标题。长，但绝对值得耐心阅读。

经济靠什么“稳增长”？

在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央提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宏观调控举措。我理解，经济发展由10%以上的高速增长转向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这是新常态的显著标志之一。大家要明白，我国仍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增长”是前提，而“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又是“稳增长”的手段。没有这四个手段，发展动力就会缺失，“稳增长”就稳不住了。

比如抓改革，去年我们搞基础设施领域的PPP改革，吸引了1300亿的国内外资金；搞国有企业集团五个路径改革，吸引了1000亿资金。这样，就吸引了2300亿。去年重庆经济发展那么快，基础设施照样上，政府性债务又削减了1000亿，风险更加可控，这就是改革的动力。

又如抓开放，重庆这些年着力抓内陆开放高地建设，以大通道、大通关、大平台为依托，特别是开通渝新欧国际铁路大通道，形成了江北国际机场空港、寸滩水港、团结村铁路枢纽站三个国家级一类口岸，在旁边配置了三个保税区。这样，使得我们的进出口总额从原来的60多亿美元变成了955亿美元，六年时间翻了四番，这也是一个巨大动力。

再如调结构，重庆本来是老工业基地，“傻大黑粗”的东西很多。通过近年来的持续努力，我们形成了电子信息和汽车等战略性支柱产业。去年全市工业总产值2万亿，电子信息和汽车各占5000亿，都分别增长了20%，其他支柱产业都增长了10%。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着重抓了产业集群，汽车产业方面，我们集聚了国内外10个品牌商，同时形成了1000家零部件配套企业。电子信息产业方面，我们集聚了10多个品牌商和代工商，零部件企业有860多家。还有重庆的服务业，去年金融业和新型服务贸易增长快于一般服务业，这也是调结构的一个体现。总之，没有调结构，稳增长也是一句空话，调结构也是一种动力。

还有惠民生，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的动力。这些年，重庆的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五有”目标和生态环保等民生支出占比一直保持在50%以上，持续实施了22件民生实事，今年还将按照重点民生实事滚动实施机制的要求，重点办好25件民生实事，这不但可以解决一大批群众反映急迫的问题，也会通过惠民生扩内需，促进消费升级，为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那么防风险呢？虽然重庆经济近年来持续平稳健康发展，但仍然要时时敲响防风险的警钟。

中国经济的风险何在？

我国经济运行中的风险，主要是金融风险、债务风险、房地产风险以及产能过剩风险等。

比方说防金融风险，宏观上就是要把握好融资结构。应大幅提高工商企业面向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比重，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规范和约束非银行金融机构融资行为。

如果一个地方的发展，70%、80%的资金都靠银行贷款，那就说明这个地方的金融有问题，搞得不活。一个地方的信托、租赁、小贷、抵押、担保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得不到发展，高利贷、典当行、“老鼠会”等就会盛行，容易导致金融“三乱”。当然，如果一个地方50%、60%的融资都是靠利息比银行高几个点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又会导致这个地方企业融资成本整体很高。

要更好地解决融资问题，关键是要努力推动直接融资市场、直接金融市场，通过股票市场、银行间市场、企业债券等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去年，重庆政府帮助企业筹集到一千四五百亿的低利息、低成本的资金，都是从资本市场上来的，是直接融资。今年，我们提出新增6000亿元融资，要做到25%来自直接融资市场，45%来自银行，30%来自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前，我们的直接融资大体只有10%左右，希望通过加大直接融资的力度，能够形成银行、直接融资市场、非银行金融机构45：30:25的融资比例。

经济生活中，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产能过剩的风险，我恰恰认为这是最重要的风险。本质上讲，市场经济通过充分竞争才能有效益，这就必然会导致产能过剩，但产能过剩也有个度的问题。

比方说，一个企业研究开发出一个新产品，这就会形成一个新的市场。先做的人一马当先，独占鳌头，获得效益最大化，这就是创新驱动的魅力所在。旁边人看到先行者效益很高，群起而上都模仿，之后逐渐会达到供求平衡。供求平衡了还要竞争，就会有个后来者居上的概念。后来者本事比你大，人才结构比你好，资本更密集，就会把老企业淘汰出局。这时候，市场就会产生过剩。

产能过剩有个经济学逻辑：如果行业过剩10%—20%的时候会产生优胜劣汰，属于良性竞争；一旦过剩超过20%，比如全行业过剩30%、40%甚至50%，几乎所有企业，都会泥沙俱下，大家通通赔本，形成行业性亏损。现在中国差不多十来个行业，钢铁、电解铝、玻璃、有色金属、水泥等等都是如此。比如钢铁行业，市场每年需求6亿吨，产能却达到10亿吨，严重过剩，行业平均利润率在3%以下，企业普遍亏损。更严重的是，实体经济产能过剩还会连累金融业，造成银行坏账，增加诱发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的风险。

从这个意义上说，防止产能过剩，既是宏观经济问题，也是微观经济问题，每个行业、每个企业概不能外，传统工业、房地产业、高科技产业、金融业都是如此，都可能在市场竞争中出现过剩。俗话说：“千做万做赔本生意别做”，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头脑，任何一家企业都要关注自身行业产能是否过剩。

县长和企业家都不要碰过剩产业

这些年，重庆经济之所以表现良好，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按照中央要求，坚决不碰产能过剩行业。

工业方面，8年前，全国每年煤炭产量20亿吨，重庆有4000万吨。8年间，我们严格控制煤炭行业新增产能，在全国产量达到50亿吨时，我们还是4000万吨。2000年，全国钢铁产量1亿吨，重庆是600万吨，现在全国10亿吨产能，重庆仍然是600万吨。由于没有跟风而上，产能过剩行业占比较小，我们工业面临的压力就较小，效益自然就好。

在房地产领域，要防止产能过剩，重在把握好六个比例关系：

一是城市建设用地。按照城镇化规律，每1万城市人口配置一平方公里建设用地，就能基本平衡。重庆主城1000万人口，城市规模也就是1000平方公里。有些城市只有50万人，却搞了100平方公里，规模过剩就容易变成鬼城、空城、死城。

二是商品住宅。一般是人均40平方米，1000万人就造4亿平方米住宅，造得再多，房子卖不掉，房产商破产，银行贷款收不回来，就会连累整体经济。

三是商铺，原则上每2万元商业销售值要配备1平方米商铺。如果一个城市只有四五十亿商业零售额，却建了100万平米商铺，每平方米商铺零售额不到一万元，肯定赔本。

四是写字楼，大体也是2万元GDP配一平方米的比例，不能造得太多。

五是各类贸易批发市场，包括钢材市场、建材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家具市场等。现在有的区县城，一搞批发市场，就想搞成义乌那样100万平方米、年销售额100亿元。中国毕竟只有一个义乌，从现实出发，我们举全市之力搞一个是可能的，如果每个县城搞一个，肯定过剩。

六是城市综合体。这种集百货零售、写字楼、餐饮娱乐、住宅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体，一个区县城奋斗三五年搞一个，是能够盈利的，如果一时兴起，搞上五六个，量变引发质变，大家就都会亏本，这样的生意做不得。

产能过剩不仅表现在传统产业、落后产能，战略性新兴产业如果不按市场规律办事，一哄而上，也可能出现产能过剩。比如光伏电池，那是高科技产品，是新兴战略产业，也是节能环保产业。但前几年，全国大干快上，产能严重过剩，照样一年亏损几百亿。当年，长安集团也想在重庆搞这类项目，化医集团也有投资冲动，但都被市政府压下了，回过头来看，这个决策是有先见之明的。

不管区县长还是企业家，一定要牢记，赔本生意不做，过剩产能的事不做，要有基本的行业分析。

经济风险的源头是产能过剩，工业、服务业的产能过剩会带动整个金融的产能过剩。同样，金融如果不为实体经济服务，自我循环、自我膨胀，也会搞得过剩，诱发金融危机，美国金融危机前车可鉴。这方面，没什么高端产业和落后产业之分。信托投资看似高端，搞自我循环，会遭遇过剩危机。县城里家家楼下搞小饭馆，最后没有顾客，也是全面亏损。反之，哪怕你是洗脚理发，只要与市场需求匹配，经营得当照样赚钱。

总之，有市场需求的产业才是好产业，我们搞调结构，关键就是把过剩产能压下去，把有市场、有效益、有资金流量的产业发展起来。这样，经济发展才会顺畅，保障和改善民生才能更有基础。

第三篇：牢记金融ABC才能切实防风险-黄奇帆

牢记金融ABC 才能切实防风险

——在重庆市金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录音稿）

黄奇帆 2015年2月11日

刚刚过去的2014年，重庆经济有六七个主要指标都处在全国前列。比如GDP增长率，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工业利润增长率，进出口增长率，商业零售增长率；还包括一些专业领域的指标，比如机场旅客吞吐量的增长率，汽车生产量的增长率，笔记本电脑的增长率，等等。这些重要指标，支撑了重庆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向好的发展，符合国家提出的追求效益、追求质量、调优结构的要求。

取得这样的成绩，金融战线功不可没，实属难能可贵，值得倍加珍惜。去年，重庆金融工作成效显着，新增了5600多亿的社会融资，占到全国15万亿新增融资额的1/30。作为经济总量占全国的1/40、人口也占全国1/40的重庆，金融资金的供应能力达到1/30，对重庆经济强劲发展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撑。与此同时，重庆的不良资产率大体上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1/3，不管是银行业、信托业、小贷担保业、网络金融业，各种门类的金融机构，重庆都是全国不良资产率最低的地方之一。这说明重庆金融是健康的，良性的。

一、说说金融的本质

— 1 — 首先，说说金融的本质。就是三句话：一是为有钱人理财，为缺钱人融资；二是信用、信用、信用，杠杆、杠杆、杠杆，风险、风险、风险，实际上就三个词“信用”、“杠杆”、“风险”；三是金融不是单纯的卡拉OK、自拉自唱的行业，它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如果不为实体经济服务，就没有灵魂，就是毫无意义的泡沫。在这个意义上，金融业就是服务业。

具体来讲，第一个特点，为有钱人理财，为缺钱人融资。银行是干什么的？一方面，老百姓有钱存在银行里；另一方面，企业需要钱，银行就是在之间起着桥梁，起到中介和服务作用。保险是干什么的？保险实际上是人在健康、安全的时候，有余钱买了保险，发生生病、死亡等意外突发事件的时候拿来救急，这个过程是人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平衡，当这笔钱放在保险公司，又可以为企业融资提供资金来源。证券市场更是如此，老百姓冒一定的风险投资买股票，取得回报，不管是赚的企业利润分配，还是股价差价，总之是为有钱人理财的一个桥梁。租赁也一样，一个企业没钱一次性投资10亿，就要借债，如果通过租赁，把一次性的巨额投资转化为日常的租赁费用，那么投资资本和资金就转化为租赁公司的资金，而企业不出这笔钱，摊入运行成本，运行成本增加以后，少交一点所得税，或者产生各种各样的效益。这也一样起到为需要钱的人融资的作用。

在座的都是金融业专家、领导，都明白这个金融的定位。我们有十几个金融品种，不管是直接金融系统的资本市场发债券、发股票，还是间接的金融系统商业银行或者非银行金融系统，都— 2 — 是各种理财方式、中介方式，本质上就是为有钱人理财，为缺钱人融资。

金融的第二个本质，是信用、杠杆、风险。

首先是信用。没有信用就没有金融，信用是金融的立身之本，是金融的生命线。金融的生命线，一种体现在是金融企业本身的生命线，金融企业本身要有信用；一种体现在与金融机构借钱的企业也要有信用；还有一种体现在老百姓在你这儿存款、投资的过程中，各种中介服务类的企业当然也要有信用。信用从哪儿来呢？对非金融企业来说，你跟金融单位融资，没有信用就无法融资，任何在这个问题上投机取巧的人，最终一定会受到惩罚。说我不要信用也能融资都是胡扯，离开金融本源的任何理论都是不成立的，这个本源就是两个字——“信用”，是金融安身立命之本。

企业的信用在哪儿呢？

第一，企业要有现金流，你向银行借1亿，银行就要审核这个企业每天、每月、每季度、每年现金流怎么样，现金流比利润还重要，哪怕利润很高，如果某一个月资金链断了，把你弄得崩盘了，后边哪怕有暴利，你已经死了，也没有用。所以，资本市场上考核企业的第一个信用就是分析财务报表里的现金流。

第二，要讲企业的利润，我们说一年有1亿利润，10倍市盈率，股票市场价格可以值10亿，增长很高，市盈率30倍、50倍还有人愿意买，是买它的未来，因为利润增长很快，买了以后，过三年、五年，高增长率会把这个市盈率从30倍又降到10倍，我买的股票就赚钱了，总之和回报率有关。

— 3 — 第三，和抵押物有关，如果回报率、现金流不大讲得清，但这个企业很重要，担保公司愿意为他担保，或者某个第三方企业帮他担保，担保物是充实的，银行当然可以照贷无误，如果万一企业不行，担保公司、第三方企业赔，只要这个事铁板钉钉，也是可以的，也是一种信用。

第四，就是企业的高管人员，企业的经理是一个世界有名、中国有名、区域有名的非常实诚的优秀企业家，如果遇上金融危机，遇上特殊困难，暂时遇到困难，凭他个人信用的含金量，大家可以帮忙。另外企业的品牌等一些无形资产也是有价值的。

这些都是一些金融学的常识，但人们往往不按常识做事。我们有时候说现在大数据分析，不管怎么分析，如果看不到企业的现金流，看不到企业的资本回报率，看不到企业的第三方担保，看不到企业非常实际的一些信用物，大数据分析就能把几百万、几千万借出去？我觉得这也会很荒唐的。我的意思说什么呢？

如果直接了解企业这些相关数据当然最好，如果用大数据，网络的方法间接地、确切地了解企业的这些数据，也是一样的效果。但是，如果说大数据分析的结果是不需要有资本回报，不需要有现金流概念，不需要有担保物，也不需要有其他的信用物，那大数据就是赌博。所以，金融的本源其实并不复杂，如果一套说法说得把金融ABC给丢了，它哪怕再复杂再高端，也别信。金融的衍生工具也一样，有许多许多的衍生工具，但是不管什么衍生工具，总是能看到信用几个基本特征的痕迹，如果全部抛弃了，还原不了，根本搞不清了，那就是泡沫。美国2008年的金融— 4 — 危机就是这样，次贷产品本来是房地产商卖房子，不需要抵押物，零首付，不受制约，房价就会涨，涨了大家都赚钱。一旦这样的房子坏账，没有抵押物，全是银行背账，银行风险就大了，但银行不是想办法把次贷变成正常贷款，从抵押物上做文章，而是把这个次贷卖到股票市场，变成了CDS债券，这个CDS债券杠杆比到了1：40，雷曼兄弟公司40亿美元购买了1600亿美元的CDS。如果这个债券涨10%，他就赚400%，40亿美元变成160亿美元，如果跌10%，就立马崩盘了。总之，考核数据分析或者品种转换的根由，就是信用物。没有信用的一切金融都是假金融、伪金融，在重庆决不让它发展，这是常识。

第二个就是杠杆。

金融的特点就是杠杆，没有杠杆就没有金融。为什么要信用？因为信用是杠杆的基础，你有信用，我才杠杆，如果什么事都是1：1的，我拿100块给你，你就我给100块的货物，大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不需要信用了。一旦有信用，就有透支，透支就是杠杆。

银行的存贷比，就是一种杠杆比例。有10亿注册资本，可以搞100亿贷款，资本充足率1：10，也是个杠杆比。租赁公司如果有50亿资本，可以搞500亿租赁，也是1：10的杠杆。搞期货一般是1：20的杠杆，5块钱的资金可以做100块钱的投资，如果做远期交易，1：5的杠杆，100块钱的交易付20%，半年以后货物到了再付剩余的，这中间也有个透支，是1：5。最近，股票市场搞融资融券，也是个杠杆比，你有100万的股票，跟证券

— 5 — 公司可以融资也罢，融券也罢，借给你一定比例的透支，总之没有比例就没有金融。虽然这也是金融课堂的ABC，但是一切的金融风险都是背离了这些基本原理而所致的，所以这些基本原理要当真经来念，不管是行长还是科员，这个真经要天天念、月月念、年年念。

所有的金融风险都是杠杆比过高造成的，没有杠杆比就没有金融，但杠杆比过高就产生风险。刚才我用了信用、信用、信用，杠杆、杠杆、杠杆，风险、风险、风险三个叠加词，就是用最土的方法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一切金融的创新都是想方法把杠杆放大，一级杠杆1：3，二级杠杆再来一个1：3，整体系统叠加就变1：9，如果有三级、四级就更上去了，每一级都在策划杠杆比，一切金融危机的本质就是杠杆比放大，真正的智慧就是设计一个风险比较小的、有一定信用基础的、可靠的、不容易坏账的杠杆比，那才是智慧，是金融的精髓。

我们说过分的杠杆比是一切坏账、一切风险、一切金融危机的来源，坏账是讲具体的一个企业，风险是这个系统体系发生的事，危机就是延伸到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事。所有的这些，都和杠杆比、和风险没控制好有关系。解决金融危机的全部办法也就是三个字：“去杠杆”，不管是国家级的去杠杆，还是某个行业的去杠杆，还是某个企业的去杠杆，实质就这么简单。

这是金融的第二个本质，风险、杠杆和信用。这三件事是互动的，信用高的风险当然就低，杠杆比一般也不会太高；杠杆比— 6 — 高的信用就会降低，风险也就比较高。金融专家、企业的创新都是围绕这三件事在运转，最关键的是要把握好一个度。

第三个本质，金融的要义是为实体经济服务。

记得邓小平老人家当年视察浦东，也就是1991年1月14号，大年初四，他说了一句话：“金融很重要，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招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的金融要在世界上有地位，首先要从上海搞起。”这段话讲了三层意思：一是金融和各个行业的关系，一招棋活全盘皆活，是个中心。二是上海过去是货币自由兑换，以后也要这么搞，当时金融是管制的，贸易项下也不能自由兑换，老人家已经想到以后贸易项下自由兑换，今后要这么干。三是，当时人们认为北京是金融中心，上海不值一谈。老人家说中国的金融要从上海搞起，上海才真正敢把金融中心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这个核心是怎么形成的？要为实体经济服务，如果不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个中心就变成以自我为中心，就会异化为一个卡拉OK、自拉自唱、虚无缥渺的东西。金融只有在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过程中，围绕着实体经济运转的过程中，才能成为中心。对此，王岐山同志在当国务院副总理时曾说过，“百业兴，则金融兴；百业稳，则金融稳”，这两句话应该是金融界的戒律。我讲这段话，是让大家理解金融的本源，金融的三个要义。你哪怕成了大银行的老总，这段话也应该温故而知新，每当我们发生任何金融风险，无论是金融危机，还是一个企业破

— 7 — 产倒闭，或者一个P2P跑路的时候，你都可以从这三个特征值里找到问题的本源。

第二，一个地方政府为企业服务，推动金融发展，最重要的该抓什么？

我们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小微企业服务，为“三农”服务，为结构调整服务，为国家的战略重点服务。在这样的服务过程中，抓手是什么？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按“一行三会”的金融政策，努力做好“三管齐下”的工作。“第一管”就是间接金融中的商业银行贷款融通的体系，“第二管”就是要发展直接金融中资本市场的融资体系，“第三管”就是发展小贷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租赁公司等各种各样的非银行金融体系。

这三个体系如果完全靠布朗运动，自我发展，没有地方调控，就会没有方向。以前计划经济时期没有资本市场，也没有非银行金融体系，只有银行，金融体系90%以上靠银行贷款，这个经济不会活跃，也不会快速发展，也不会分类调控产生结构的改进，大家都一刀切。现在国家一年15万亿的社会新增融资，银行占10万亿左右，如果那5万亿不存在，就靠这10万亿，支撑不了当下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所以，要依靠银行，但不能一棵树吊死。

非银行金融机构是“一行三会”在2006、2007年全面启动的，而且放权给地方政府干，“一行三会”给予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一定的政策框架，地方政府按照“一行三会”的政策框架审批这些机构。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全国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法人数— 8 — 量、融资总量，都有惊人的增长。虽然它的融资利息一般比商业银行高一倍，但它还是受国家管制的一个相对规范的非银行机构。我们把它叫普惠银行，有点褒义和鼓励的意思，也可以把它叫做影子银行，是银行的一个对比，也没有贬义。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好处就是，凡是它发达的地方，社会民间的高利贷、乱集资就会大大减少，大体上减少一大半，因为既然有充分的15%、18%的中利贷可以借，我为什么要借30%、40%、50%的高利贷呢？重庆的典当行、高利贷公司，在十年前可以说非常多，近几年我们批了两三百个小贷公司，形成了几百亿、上千亿信贷余额，他们大大压缩了高利贷、地下钱庄的生存空间。现在重庆的高利贷、地下钱庄，我不能说没有，但是大大减少了，这是好的一面。但是它也有缺点的一面，利息总而言之比银行高，这个比例如果过高，对整个融资系统也是不健康的。

怎么解决这件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力推进直接金融系统，也就是资本市场、债券市场。最近几年，在“一行三会”的支持下，重庆融资结构的比例有了明显变化。十年前我们90%以上的新增融资是银行，后来非银行系统5%、10%、20%、30%，逐渐逐渐地提高，当提高到40%多以后，又变得不合理了。改变这种局面，不能把银行的贷款占比又去提得很高。一方面是受制于银行额度制约，另一方面政府真正有作为的是抓直接融资。去年，我们在这方面又取得新成效，去年5600多亿新增融资，银行贷款占45%左右，直接融资系统提高到24%左右，然后小贷公司、信托公司等差不多占30%。

— 9 — 资本市场融资其实有五六个渠道，很宽的。第一个是IPO上市，不管深圳、上海A股市场，还是香港、美国上市。由于我国上市是管制审批，上市的很有限，最近我们几个大机构都是跑到香港上市，因为香港属于注册制，上市快。第二块就是发债券，企业债券，由国家发改委、证监会审批，最后在A股市场上市，因为是审批制，规模也放不开。我们最支持的就是让重庆有信用的企业到人民银行的银行间市场去发行企业债，去年有120个重庆的工商企业发了900亿银行间的市场债券。所以，哪个市场对地方政府、地方企业有效，我们就走哪个市场。发银行间中票或者资本市场的债券又是一种，定向增发也是一种直接金融行为，让私募基金作为投资股东投进来也是一种股权融资。

去年，我们有一件事做得很成功，就是京东方定向增发。京东方作为中国最优秀的液晶面板类公司之一，在世界生产能力排名第五，生产的产品供不应求。中国一年要进口液晶面板1800亿美元，看准这个方向，就要有勇气投资，效益一定会好的，所以我们请他来投资。京东方想投资，愿意占据这个市场，也有这个技术，但是缺钱，拿不出330亿。我们当然不能说你拿不出，我帮你拿，但可以买你的股票，你定向增发100亿股，按市场价2.1块一股卖给我，你得到210亿，再向银行融资120亿，就有330亿，投在重庆，一年多时间把这个厂造好，今年三四月份就能投产，投产以后一年可以形成五六百亿的产值。这是一个很好的投融资项目，解决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巨大投资资金来源，真正起到为有钱人理财、为缺钱人融资的作用。这单业务是西南证— 10 — 券做的，是一个好项目。本来我们起初是想把这个融资需求交给重庆的民营企业，他们如果有钱没有地方用，投到这个项目，肯定比放100亿小贷好，不容易坏账，但后来民营企业没有实质跟进。倒是重庆的一些国有企业，还有上海、北京的一些外地企业很睿智，都争着来投资。所以一个月210亿的股权融资，120亿的银行融资到位。现在，京东方的股价是3块多一股，每股赚1块钱，210亿投资现在价值300多亿。我讲这段话的意思，直接融资里边有许多工具、很多方式，在座的银行、企业，都该深度了解，了解以后，把这一块努力拓宽，我们的金融体系就活了。

我为什么这么讲？大家要明白，直接融资系统会带来整体的融资成本下降。所有的债券、中票，它的利息低于银行利率1个百分点左右，是低利贷系统。1000亿、2000亿的融资量，利息下降1个百分点，就会拉动整个重庆的金融系统的利率往下降，重庆企业的融资成本就降低了，这是政府该作为的地方。宏观上金融为地方经济服务，为实体经济服务，实际上要把金融系统的融资结构“三管齐下”，三个比例要适当。你也不能说把影子银行都废掉，你也不能说银行占比越小越好。当我们一些信用比较好的企业通过直接金融系统融资了2000亿的时候，肯定就会向银行少借2000亿，银行这些钱借给谁？政府引导他们更多借给“三农”、小微、高新技术、结构调整等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多了这笔钱以后，信托、租赁、小贷公司的钱自然就会少用。总之，金融系统市场细分，各有定位，但这个比例十分重要。这种比例来源是国家“一行三会”的金融货币政策，我们是把国家政策和重庆实际

— 11 — 结合起来，力争做得更好。

当下，金融要围绕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署服务。具体到重庆，首先要考虑重庆是西部大开发的领头羊城市，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支点和节点城市，也是国家超大城市之一。讲节点支点，就是长江经济带，我们是上游枢纽；丝绸之路经济带，我们是中国方面的一个起点，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起点重庆、终点德国杜伊斯堡，是当下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通道，这两年的货物价值量占到全国经过新疆阿拉山口到欧洲货运量的80%。这个意义上讲，不管是直接金融系统还是间接金融系统还是非银行金融系统，都该围绕这些战略去落实工作。这里边有许多大项目，比如今年市政府工作报告里讲到十大基础设施，包括高铁项目、货运铁路项目、隧道桥梁项目，以及地铁、高速公路、水利工程、通信工程、能源工程等，有1万多亿投资。另外和大都市发展有关的城市开发，也会有几千亿，都是和国家战略有关系，金融当然应该支持。

第二，要为改革开放服务。有时候改革的过程也是需要投资的。比如我们把基础设施投资变成PPP投资，以前是政府跟你们借钱，你们很容易就可以借；现在企业如果用PPP方式来干这个活，政府不负担信用风险，但是有资源配臵给企业，这个企业要跟你们融资，你们是不是能够采用各种办法，或者股权融资的方式，或者银行贷款的方式，或者各种租赁资金融通的方式，跟这些项目合作？这一块其实就是改革，需要金融提供服务。改革包括各个方面，其中有不少和融资有关，而且往往都是资本效益提— 12 — 升的，金融参与其中也是有很大效益的。去年我们搞了1300亿PPP，国有资本按五种路径的混合所有制搞了1000亿，本来这2000多亿是需要重庆政府自己用资源或土地抵押了去融资，然后来搞这些项目；现在我们卸掉了包袱，吸引民营、国有、外地、外国的企业进来了，他们当然也需要融资，金融系统这时候支持他，给他融资，也就是支持了重庆政府的改革，这是一个互动的。去年因为我们搞了这些改革，重庆政府的债务从6000多亿降到5000多亿，降了1000亿，但是我们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长了18%，没有出现说要减债了、该搞的项目不搞了。改革会有资本红利，会实现资源优化配臵，会使得各种所有制结构更加协调。这个时候，中间起融通作用的当然是在座的，各得其所。

开放的过程也会花钱，我们每年引100亿美元外资，这是注册资本金，会贷出1千多亿贷款，最终外资一年在重庆的投资量是2000亿，占1万多亿固定资产投资的近20%，比例是不低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座的企业为外资企业服务，就是服务于开放。重庆的开放有几个特征：一是利用外资多，连续几年每年100亿美元以上的外资到位数，在中西部排在前列，全国排在第七位。二是进出口量大，去年955亿美元进出口，出口排全国第八、进口排第十，这个进出口贸易当然有短期流动资金、长期流动资金以及出口信贷等在里边起到周转作用。三是实现了大交通枢纽、大口岸、大保税进出的平台。去年机场吞吐量达到2970万人次，在国家主要机场增长率排名第一，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也过了百万标箱。总之，凡这些开放特征方面需要资金，各方面应该特别倾

— 13 — 斜一些，就是支持改革开放。

第三，要支持实体经济、工商企业特别是“三农”、小微企业发展。去年国务院专门发了支持小微企业、支持“三农”、支持实体经济的文件，国务院督查组还专门来重庆进行了督查。总体看，督查组认为重庆按照国务院要求做得比较到位。

第四，要为调结构服务。“6+1”支柱产业要升级换代。电子信息产业几年时间做到了2亿台件的终端产品，生产量已经是全国之最。汽车去年生产了262万辆，也实现了全国排名第一。这些支柱产业升级换代的资金融通当然应该支持。重庆的支柱产业发展，我们是按照三种集群的理念来推进：第一种是产业链上游、中游、下游关联企业，整机厂、零部件厂、原材料厂一体化形成集群；第二种是同类型产品、同类型企业扎堆运作；第三种是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企业形成集群互动。这三种集群背后体现的支柱产业，融通要给予支持。

第五，凡是有利于重庆产业创新的，不管是工业创新，还是服务业创新，应多予以支持。我们现在讲的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中集成电路、液晶面板、物联网、机器人、纳米新材料这五大类和现代信息活动有关，还有五大类包括页岩气、综合化工材料、新能源汽车、环保产业、生物医药。这十个方面去年是600多亿产值，今年预计1500亿，可以翻番的，我们希望五六年以后到1万亿。这不叫浪漫，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比如液晶面板，去年京东方330亿投下去，今年半年多时间可以做200亿产值，明年就是四五百亿。服务业领域，包括跨境电子商务、大数据、云计— 14 — 算类型的企业，或者是平行贸易、保税商品展示销售，实际上是欧洲等国外商品重庆卖，打破原来的商业进货渠道，通过保税区实行平行贸易，使得价格比国内的专卖店便宜，这是个创新，里边有许多企业是新冒出来的，也需要融资。

二、金融业要防范好三类风险

金融业防风险，最重要的是三个风险：第一个，是非金融的产业出毛病、产能过剩，但和金融系统有借贷关系，坏账冲击金融机构。第二个，是金融系统自身出毛病，自己不谨慎、行为不端或者经营有误造成了危机。第三个，既不是实体经济也不是金融系统出问题，而是社会上的地下钱庄、高利贷、乱集资冲击了经济，连带金融系统陪葬。这三类风险，都是政府、社会和各类金融机构要防范的。

第一类是产能过剩。

市场经济天然会创造产能过剩，因为市场经济中利润高的行业，大家会模仿跟进，供求平衡以后还会有惯性，就会产生过剩。过剩不可怕，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就是淘汰过剩的动力，良性的过剩是10%—15%，市场经济中每年有10%—15%企业发生倒闭，是优秀企业把差的企业挤掉了，别大惊小怪，这很正常。但只要过剩超过30%，全社会利润归零，到了40%几乎不会有企业能盈利。再优秀的企业也会跟着赔本，就会产生系统性风险。这是市场经济铁的法则。我经常听到有企业家说，即使有30%的过剩，只要我资本实力强、技术好、有经营能力，就有办法让这30%的过剩转给别的企业，自己能100%畅销，甚至还能提价，抱有这

— 15 — 种“老子天下第一”的思想，最终是会惨亏的。

工业领域，钢铁就是这样，现在10亿吨的产能，需求只有6亿多吨，产能过剩50%，所以全行业亏损。水泥、风力发电、光伏电池、有色金属、电解铝、氧化铝等十几个工业品也都过剩了。重庆2013年工业利润增长42%，去年又涨35%，效益比较好，固然有产品符合市场需求的因素，但很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产生过剩。全国钢铁十年前1亿吨，现在10亿吨，重庆这十年没有增加1吨钢铁产能，还是600万吨。煤炭，十年前全国18亿吨，现在涨到40多亿吨，实际生产的有30多亿吨，重庆还是4000万吨没增加。如果在这些领域有产能过剩，就会产生大量亏损，抵消掉现在的许多利润。所以，按党中央、国务院的调控方针老老实实、实实在在、认认真真地干，超前谋划不会吃亏。大家一定要相信经济规律，要有理性思维。

城市发展也有产能过剩。土地供应上，一个地方每平方公里城市建成区一般应该容纳1万人，100平方公里就是100万人，这样产城融合就比较繁荣。但如果一个地方只有50万人，土地开发了100平方公里，这城市不管造得多么繁华，晚上一定是空城、鬼城、死城，这就是过剩。所以，这十多年，我们始终坚持每平方公里1万人这一条基本规律。工业园区发展也有一个经验标准，每平方公里要有100亿产值，有1000亿产值就10平方公里，3000亿产值就30平方公里，不能拿30平方公里搞了500亿产值，那是糟蹋土地。这种过剩的不景气会像瘟疫，让所有来考察的企业吓得落荒而逃，最终害人害己，决不允许这么干。

— 16 — 城市发展中，有六个类型要防止过剩。一是住宅。人均40平方米足矣。如果城市未来最终人口在1000万，住宅需要4亿平米，多了就过剩。有的地方人均80平米，肯定是泡沫一堆。二是写字楼。一个基本的经验，差不多2万GDP1平米。搞多了写字楼，最后不会有人办公。三是商铺。大体上，大都市2万零售额需要1平米商铺，区县城级差地租低，1万零售额1平米商铺。如果5000亿零售额，有1亿平米的商铺，供过于求，毛利付房租都不够，一定赔本。四是贸易市场。各个省模仿浙江义乌搞几个不是不可以，但义乌全国就一个，如果每个县都想搞一个小义乌，一搞就是几十万上百万平米，肯定门可罗雀。五是会展中心。一个千万人口的大都市有几十万平米会展中心是合理的，但是如果地市州和区县城搞几十万平方米的会展中心，那肯定会过剩，有的地方一搞还搞几个，每个都十几二十万平米，不可能有那么多展场来配臵。六是城市综合体。如果一个城市建20个综合体，每个区县里都建两三个，一个区县才十几万人，哪有那么多消费？肯定也会产生泡沫。房地产资金消耗量大，一旦过剩，坏账都是金融系统的。有时候银行怕房地产商翘辫子，为了规避风险，把本来应该再贷给房地产商的钱收走不还，房地产商只能转向高利贷，很快就会翘辫子，这种击鼓传花也会造成不稳定。

总之，对于金融系统来说，对产能过剩不能被动应付，应该有三种角度预测。

第一是政府和研究机构，应该对这个地区的产能有客观的、理性的预测，提示和预警各类企业不要卷到过剩产业中去，然后

— 17 — 拿出一些政策措施，有效地遏止过剩产能的蔓延。二是企业，该审时度势地分析自己所处的行业是过剩还是不过剩，过剩了就别一根筋地往里挤，要转向别的行业调整结构，别飞蛾扑火，珍惜自己的发展成果。政府只能算是第三方指导，企业可是实打实地把自己的血本赔光了，不划算。三是银行，不管是有政府指导，还是有企业预防，银行作为资金提供者，都应该有行业分析，要像投资银行分析股市、IPO上市企业尽职调查那样。如果银行都分析不了产能状况，那就是书呆子。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你的服务对象搞不清，那还搞什么金融服务啊？这是第一类防风险，就是产能过剩怎么防，实际上就是“政府预测性指导、企业自身加强防范、银行给予帮助”。

第二类是金融机构自身风险。

金融机构的风险，本质上就是信用、杠杆、风险没控制好。杠杆比太高，最终就导致金融风险。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两房”按揭贷款从零首付变成了零按揭，由于两年零按揭，美国房地产走下坡路了。所以，奥巴马向美国国会报告，说零首付是次贷的原因，零按揭又把房产商憋死，能不能首付50%，还有50%按揭，2011年美国国会同意了。这几年，美国房地产又有所复苏，这就是杠杆比的合理利用。

目前，金融系统内在滋生的风险，本质上是杠杆比过度的问题。具体表现有几个：

一是整个信用风险继续上升，实体经济资金使用效益下降，杠杆程度上升。以前，一般一个地方GDP增长1块钱，要— 18 — 新增3块钱左右的融资。去年，全国GDP每增长1块钱，新增融资在3块多，还比较合理。但有的地方高达5块、6块、7块，就是说新增融资1000亿，GDP只增长两三百亿，这个杠杆比肯定有毛病。重庆还好，新增了2000多亿GDP，新增融资量5600亿，杠杆比是2.8块钱左右。

二是产能过剩行业的金融风险集中暴露。去年以来，产能过剩行业的风险暴露、贷款积压，导致M2和M1整个资金周转速度都放缓，除120万亿的M2，M1接近40万亿，这是真正的资金，M1周转慢，比重就越来越大。

三是地方政府债务清理带来的金融风险。对银行而言，地方政府债务清理的过程，会涉及金融系统各种各样的转账，杠杆比也是不一样的。在企业间市场和银行间市场发的债券，这是直接融资，比较清晰。这两种之外的债务，就是非标债务，其实是一笔糊涂账，包括信贷资产、信托贷款、委托贷款、存兑汇票、信用证、应收帐款、社会凭证以及再回购条款的股权性融资。虽然股权不是债务，但是过几年连本带息的固定回报收回，其实最终还是债务。还有，近一两年各种非标业务虽然形式翻新，但本质没变，比如银行将自有资金放贷、理财资金投资非标，最后变成银行存款，就稀里糊涂规避了监管，这个过程中金融杠杆比提高了，特别是非标准债务领域风险控制的流程内审不规范了。金融企业去杠杆、实体经济去杠杆，本质上是由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直接金融系统一起操作。操作过程中，杠杆比高了，风险大了，但是利润利益的确多，不出风险侥幸赚暴利也是可能的，— 19 — 但人一有侥幸思想，就会不可控制地陷入进去，最后出事就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当心。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系统是最好的预测师，理应站出来提醒纠偏。

第三类风险，既不是来自企业，也不是来自金融单位，完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造成的金融风险。

主要包括这几个方面：第一种就是高息揽储乱集资，这种高息揽储不是小贷公司等经过“一行三会”允许的、有规范要求、有杠杆比调控要求的，而是社会上的一种瞎搞，后果不比杀人放火轻。政府以及公安、“一行三会”都要高度重视这个事。一旦在哪个区县发生，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卷进去，最后找不到事主就找政府。第二种就是民间的“老鼠会”、传销活动。第三种是民间的典当行、地下钱庄，高利贷公司。第四种就是不规范的P2P。今天《中国证券报》上的信息指出，P2P“类银行”模式遭疑了，从主要做小微贷款转为大额贷款项目，并开始大量起用银行从业人员，在风控手段上也逐步向银行靠拢。由于这种业务实际上没有真正的控制手段，所以就在上个月，全国的P2P问题平台达到69家，月发生率为3.9%。所以大家别以为P2P是创新，如果没有规范，宁可不创新。本人虽然很多事情都比较开放，但是在风险防控上属于保守型。2013年4月份，市工商局一个简报说沿海有三个P2P公司到重庆注册，当作新型金融机构落户重庆，作为成绩报给我。我看后，觉得这件事有很大风险，专门批了一段话，大致意思是重庆在P2P公司有关政策没有规范之前，一个都不许注册，别跟风就是雨，如果创新带来巨大的风险就要小心，这不— 20 — 叫创新，而是绝对的冒险，是不懂金融的本质。

市政府作出明确规定以后，工商局最近做了一个很好的事，建立了五条防范风险的措施，非常到位，是真正动脑筋了。第一条，建立注册登记预警机制，实施投资资格限制措施。在工商登记注册系统中开发建设分析监控软件，通过系统识别与警示提醒，对同一个主体投资企业数量过多、某地投资者集中投资一个行业、某行业数量增长过快等异常情况进行识别和提示，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针对性，建立黑名单管理制度。第二条，加强网络情报监测力度，及时将涉嫌违法信息移送相关部门。依托工商情报信息工作平台，建立搜索非法金融活动数据模型，对全市网站、论坛、博客、微博进行24小时搜索监测，抓取分析网络上与非法金融活动相关的情报信息。第三条，主动开展拉网式清理整顿，及时发现涉嫌非法集资行为。对全市以个人名义开办的投资及投资咨询类市场主体，特别是外地人员在我市开办的，由各区县工商监管干部逐户上门排查并登记造册。建立排查台账销号制度。第四条，强化投资咨询类广告监管，及时清查取缔违法广告。对出现“无风险”、“高回报率”等内容的广告一律依法取缔。第五条，实施面对面行政指导，督促企业诚信自律。今天我很大篇幅讲这个，就是要提醒大家注意，要通过日常管理把好前道关，抓好预防体系，不要事后诸葛亮，几百万、几千万都被卷走了，再来处理就晚了。

— 21 — 黄奇帆：

资本市场是新常态未来几年发展中的撒手锏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长黄奇帆7日上午在重庆团全体会议上发言时表示，资本市场、直接金融体系，是“新常态”未来几年发展当中的“撒手锏”和关键战场。

黄奇帆说，去年全社会总体融资15万亿当中，仅有5万亿来自非银行体系，其中直接金融体系融资规模仅有2万亿左右，进一步加大直接金融规模有重要意义。从降低社会资金成本、降低银行体系融资压力、改善间接金融结构等三方面看，增加直接金融体系的融资规模都具有重大意义，有利于引入金融活水。

“三中全会的春风使中国股市从2000点增长到3000点，这1000点不亚于扩大了3万亿的直接投资。股指上涨后，市值增加了近10万亿，也会刺激居民消费、降低企业负债比例。”

他表示，完全拥护中国证监会按照国务院要求推动直接金融体系加快发展，多渠道扩大企业资本金市场化融资、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合理使用杠杆同时防范风险。

另外，黄奇帆建议，在推进注册制改革的过程中，由于企业债券的发行结构相对简单，可考虑将企业债券的发行上市的注册制先行推出，已上市企业定向增发也可考虑先施行注册制。

第四篇：加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意识形态工作

加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意识形态工作

2015-07-11 孙洪敏 求是网红旗文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意识形态领域态势明显向上向好。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日益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益深入人心，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认同感进一步增强。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更为活跃，多渠道的诉求和多样化的表达机制逐步健全和完善，体现了我们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自觉自信。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意识形态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特别是国外一些敌对势力，利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反腐败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通过互联网、微信、微博等新媒体，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企图动摇人们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对此，我们要以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进一步增强主动性，从战略高度，以全新的视角审视新常态下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进一步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指导思想和领导权是相辅相成的。正如总书记所指出的，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才能保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只有牢牢把握这一领导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才不会动摇。1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当前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增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认同是信仰的基础。对任何一种事物，只有当你认识并接受了它，才能真正信服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只有建立在充分自觉的基础上，才能确立起来。也正是由于这种内在自觉性的特质，才使信仰具有一种强大的动力。这种信仰的力量是任何一种外在的力量所不能取代的。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惟一能指导我们从事社会实践的正确理论，是惟一能指导我们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的伟大理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开放的理论，会随着社会的进步不断丰富内容。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永远不会过时。2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全面深化改革，为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增加了新的内容，也使意识形态工作面临新的考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能不能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直接关系到中国改革开放能否取得成功。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为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不可避免地会促进人们思想观念的进一步解放，引起意识形态的新变化。特别是随着改革逐步向纵深推进，原有体制中的弊端和深层次矛盾会暴露得更加充分，诸如就业形势严峻，下岗职工增多，贫富差距拉大，腐败问题突出，假冒伪劣和浮夸谎报屡禁不止，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会影响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也难免使相当一部分人因为认识不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质而动摇深化改革的决心。这些矛盾和问题反映到思想文化领域，必然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提出新的挑战。中国的对外开放使中国走向了世界，使国人看到了我们的优势和差距，也逐渐提升了我们奋发有为赶上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勇气。但另一方面，对外开放也为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提供了方便。尼克松在《真正的战争》一书中写道：“他们（社会主义国家）需要与我们做生意，需要我们的技术，他们无法阻挡我们的无线电广播。当他们打开门伸手去取他们想要的东西时，我们应竭尽全力把尽可能多的真理塞进门去。”西方国家利用一些宣传机器，昼夜不停地对我国民众灌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散布社会主义失败论和破产论，鼓吹新自由主义、西方宪政民主、历史虚无主义、西方普世价值，质疑中国的改革开放。所有这些宣传都在煽动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不满乃至抵触情绪，煽动人们对党和政府的对立情绪，企图瓦解我国人民的精神世界。这些无疑是在新时期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意识形态工作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的具体体现。与此同时，人们的思想文化特别是价值观方面的变化，以及人们对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认识程度和基本态度，也要求我们党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中，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必须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原则，党要始终牢牢掌握对意识形态领域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对意识形态资源配置的控制权，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审核权，以及对意识形态领域主要领导干部的任免权。3牢牢掌握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权冷战的结束，使民族、国家、跨国资本、大众传媒、价值观、政治导向和全球化等问题交织在一起，直接体现为文明和文化的冲突。这种文明、文化的冲突，不能完全等同于意识形态冲突，但也不可能完全超越意识形态。文明冲突是以“文化差异”为基础的，而不同的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恰恰是不同民族国家的基本精神。这种民族国家的基本精神往往是一种带有意识形态印记的精神，是民族国家之魂。当然，存在文明的冲突，并不是否定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交流。我们在承认“文化差异”，承认世界文化多元化这个基本事实的同时，需要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尊重不同民族之间的文明个性和文化特征。当然，这种交流必须建立在平等正义的基础上，能够在保障“文化差异”的前提下，消除由此带来的冲突因素，消除对不同文化的双重标准和文化霸权主义。意识形态语境内的价值观，往往具有国家界限。资本主义价值观与社会主义价值观是存在“价值冲突”的，不能混为一谈。否则，就会动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干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所以，总书记在强调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同时，特别强调，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不断创新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方式。现在我们面对的意识形态工作对象和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需要不断地研究分析新形势、新任务和新特点，有针对性地用新的视角和先进的方法领导意识形态工作。不断创新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理念、领导内容和领导方法，不断提高领导能力、领导水平和领导艺术。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权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是通过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权实现的。对于那些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任何时候都不能为之提供渠道和平台，该管的要管起来，违法的要依法查处。只有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才能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凝聚最大共识。1用科学的方法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权放弃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权，无异于放弃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广义的管理，是指一定组织中的管理者通过协调他人的活动和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从而实现组织目标的一系列社会活动过程。管理的实施是通过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基本活动进行的。当前，我们要积极探索意识形态的发展规律，用科学的方法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权。要不断创新管理思路和管理方法，用科学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管理意识形态工作。一方面，意识形态工作的对象及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互联网、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出现和科学技术革命的迅速发展，要求我们不断创新意识形态工作的技术管理手段；另一方面，高新科技的迅速发展也为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水平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在管理上要不断探索新路径、新方法，实现新突破。2将意识形态管理工作纳入国家治理框架强调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权，就要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国家治理范畴，实现意识形态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是要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顶层设计，形成制度体系，建立完善的意识形态工作管理机制，堵塞制度漏洞，特别要将其纳入法治轨道。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管理工作，制定了一系列防止意识形态渗透的法律法规，采取了一系列打击互联网犯罪的措施，已经初见成效。当前要进一步完善网络信息立法，通过法律规范人们的行为。同时，要加强政府引导和监管，有组织、有计划、有声势地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以抵制和反对资产阶级价值观，用正能量抵消并战胜负能量，用主旋律压倒歪风邪气。要把握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时机、尺度，注重意识形态工作的效果。提高意识形态国家治理能力，还要求意识形态工作者不断提高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判断能力、依法行政能力、宏观调控能力和复杂局面应对能力等。将意识形态管理工作纳入国家治理框架，要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创新。意识形态管理创新的主旨是创造一种更有效的资源整合范式，使之在意识形态管理过程中更好地发挥综合统筹、指导协调作用。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需要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这里所说的投入，不仅仅指资金投入，更重要的是一种责任投入、信念投入、精力投入和使命投入。要不断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管理水平，必须使意识形态工作者具备世界眼光，体现时代精神。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既要有积极的态度，也要有旗帜鲜明的政治勇气、审时度势的政治智慧和主动自觉的政治责任感。1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需要旗帜鲜明的政治勇气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斗。在意识形态工作中，要旗帜鲜明，敢于亮剑。只有亮明我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主张，才能变消极防御为主动出击。要敢于发声，善于发声。面对“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和西方咄咄逼人的态势，尤其是西方动辄对我国政治体制、经济形势、社会问题、文化传统等方面的恶意“唱衰”、攻击污蔑、造谣抹黑，我们不能客气，要力争有理说得出、说了传得开，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对于恶意攻击党和政府的错误言论，我们要毫不犹豫地站出来，给予强有力的回击。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中，同样需要冲锋陷阵、敢于牺牲的勇气。要敢于直面矛盾和问题，敢于亮明自己的态度和观点；不能前怕狼后怕虎，要不怕“中枪”，不怕被别有用心的组织或人诬陷；要敢于讲话，敢于论战。有了这种政治勇气，我们才能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首先，要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要坚定不移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其次，要有坚定的社会主义立场。要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坚守社会主义阵地，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第三，要有坚定的中国立场。现代社会非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日益突出，除了海盗、毒品走私和恐怖主义之外，价值观的问题，指导思想问题，民族文化问题和人才流失问题等，也越来越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问题。这种非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比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即国家主权和领土受到外来入侵问题，显得更为紧迫，更为隐秘，也更为棘手。只有保证意识形态安全，才能确保国家和民族利益不受侵犯。第四，要有坚定的人民立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要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替人民说话，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充分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要站稳政治立场，不能混淆是非，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左右摇摆。2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需要审时度势的政治智慧面对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错综复杂的局面，我们不仅要敢于讲话，而且要善于讲话。要着眼于团结和争取大多数，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从而凝聚起最大共识。要有理、有节，组织强有力的专家队伍，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意识形态工作的反渗透、反颠覆。首先，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要摆事实，讲道理。要从实际出发，把道理说清讲透；要以理服人，而不能用大批判的语言和方法。其次，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既不能走极端，也不能犯教条主义的错误，而应该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讲究战略战术。第三，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要有理有力有节。在关系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重大原则问题上，要旗帜鲜明，针锋相对，据理力争，毫不退让。但要把握节奏，有攻有守。第四，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要抓住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问题的关键，抓住主要矛盾，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正所谓“纲举目张”。3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需要主动自觉的政治责任感总书记强调指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较量是长期的、复杂的，也是严峻的、紧迫的，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宣传思想部门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职责，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意识形态渗透具有很强的隐蔽性。许多敌对势力往往把自己隐藏起来，有的利用手机和微信平台散布谣言，散布对社会的不满情绪，散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试图动摇我国人民的理想信念，进而改变人们的政治态度和行为方式。有些人以“不争论”为借口躲避矛盾，对一些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东西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装聋作哑，甚至不以为然，放弃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这样的态度对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危害极大。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的意识形态工作具有根本性、战略性、全局性意义，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所以，要不断强化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增强坚定性、强化自觉性、发挥主动性，建好用好管好网络阵地，不断创新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体系，不断提高议题设置的能力，以全新的视角审视并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作者：辽宁社会科学院院长）

第五篇：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非公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非公经济人士思想

政治工作研究

——以运城市为例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必然会对非公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也必然会对非公经济人士思想状态发生影响。所以，积极适应经济形势变化，把握新常态下非公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规律已经成为当前紧迫的政治任务和重大课题，我们必须积极面对。

一、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做好非公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的重大意义

（一）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提出新要求

统一战线工作是我党的一项重要政治工作，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就是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信心。思想政治工作是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主要目的就是要启发和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具体来说，就是要帮助人们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和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并把这种理想和信念转化为动力，心甘情愿地在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在去年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提出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战略判断，并明确指出了其内涵：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身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在此基础之上，对新常态下的具体工作出了明确安排。在这种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也对我国统战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今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就今后数年统战工作作出战略部署，要求推动统战为“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服务将是今后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是爱国统一展现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经济人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守，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反映了党的执政能力的水平，反映了党的政治领导的能力。做好新形势下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凝聚共筑中国梦强大正能量的客观需要，也是新形势下巩固壮大统一战线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进一步坚定企业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企业发展的信心、对社会的信誉，推动“两个健康”各项工作的贯彻落实是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第一进一步增强非公经济人士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信心，不断强化党的领导，增强党的凝聚力。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我们一定要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从实践出发，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判断和重要思想，如中国梦、法治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并将其运用到工作实践当中，先后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打虎拍蝇，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以踏石留印和抓铁有痕的实干作风赢得了民心。新常态的提出，表明了中央对经济大局的准确把握，表明了中央对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科学研判，表明了中央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清醒认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的领导核心，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我们才能准确把握大局，明辨是非，坚持真理。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不断加强对非公经济人士的思想政治教育，宣传党的大政方针，有利于增强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向心力，有利于团结他们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积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提出新要求

第二帮助非公经济人士正确判断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准确把握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自觉适应新常态，为经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国际看，现在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国际格局深刻调整，新技术、新产业孕育突破，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外贸规模世界第一，总体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在世界舞台上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秩序重构的重要力量。从国内看，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产能过剩局面亟待化解，资源环境压力形势严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构建和谐社会任重道远。面对愈加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央高瞻远瞩，科学研判，明确指出我国已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能否适应这种新的变化，并在变化中不断取得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成效，决定着我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能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能否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性，赢得新优势。非公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我国60%以上的GDP，80%以上的就业岗位，60%以上发明专利都是由非公经济创造的。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非公经济必须继续发挥其作用，为整体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形势紧迫，任务艰巨，非公经济人士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做好新常态下非公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有利于非公经济人士认清当前经济形势，激发干事创业热情，准确把握发展机遇，不断壮大经济实力，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增添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