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以罚代刑防范职务犯罪

第一篇：遏制以罚代刑防范职务犯罪

遏制以罚代刑 防范职务犯罪

提要

行政执法活动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工作量大，强度高是其工作特点，因此在执法过程出现一些瑕疵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这些瑕疵是人为性故意行为，就必须究其原因，以示警示，敲响警钟。本文以土地行政执法中出现的以罚代刑现象为背景，从其产生原因、以及同职务犯罪的联系进行分析探讨，并对防范以罚代刑和职务犯罪的有效措施进行积极探讨，对于规范行政执法，防止职务犯罪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我院近年来受理的土地管理行政机关申请强制执行的涉及土地违法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违法行为大大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刑事犯罪追诉标准，行政机关只做单一罚款和恢复原状的行政处罚，并没有依照规定将已经达到刑事追诉标准的向公安机关移送，造成了土地违法案件屡禁不止，屡罚不能见效的恶性循环，纵容了土地违法行为的蔓延。

一、典型案例透出以罚代刑

典型案例：行政执法机关在执法检查中发现某殡葬管理所设立的殡葬服务机构（下称殡葬服务部）未经批准占用耕地35200㎡建陵园，经调查取证后，做出限期拆除在非法占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也未提起行政诉讼，行政机关逐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经审查，行政机关提供的证据显示，殡葬服务部在某乡所属农村擅自占用集体土地的面积为东西长220米，南北宽160米，约52.8亩。建设殡葬服务设施的施工始于1994年，殡葬服务部取得工商登记的时间是2005年，行政执法人员现场勘

测时间为2008年。涉案土地现状为殡葬服务基础设施已建设完成，部分墓地已经投入使用。殡葬服务部的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从1994年延续至2007年，在长达13年之久的时间里，占地50多亩，大兴土木并面向社会公开进行殡葬墓地招揽服务，该行为的性质绝不是行政违法这么简单。

土地是国家的命脉，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各国政府尤为重视土地的保护。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我国刑法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指出：‚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改作他用，数量较大，造成耕地大量毁坏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以非法占用耕地罪定罪处罚‛。同时规定‚非法占用耕地‘数量较大’，是指非法占用基本农田五亩以上或者非法占用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十亩以上。‛ 《行政处罚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第三十八条规定：‚调查终结，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做出如下决定：.....(四)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 ,移送司法机关‛；第六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令纠正；拒不纠正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给予行政处分；徇私舞弊、包庇纵容违法行为的，比照刑法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结合本案的基本事实，殡葬服务部占用耕地已达52.8亩，2

从其占用的性质看，未经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批准，属于非法占用；从其占用的数量看，占用耕地52.8亩，早已超出刑法有关非法占用耕地罪关于占用耕地十亩以上的追诉标准。因此，将殡葬服务部占用土地建陵园的行为定性为涉嫌非法占用土地刑事犯罪是无可无非议的。行政执法机关在对违法占地行为人进行处罚时，明知《行政处罚法》有‚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的法律规定，非但不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而以行政罚款了结此案，其行为也已涉嫌职务犯罪。

二、以罚代刑涉嫌职务犯罪

刑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行政执法人员徇私舞弊，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不移交，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文所引案例是一起典型的应当移交而不移交且情节严重的案例。

首先，从刑法规定分析，本罪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具有行政执法权的特殊主体，既包括一线的执法人员，也包括审批岗位的执法人员，还包括领导主管人员。

其次，从本罪规定的主观因素分析，应当是出于故意才构成犯罪，即明知所办案件已构成犯罪,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而不移交。

我们应当看到，行政执法机关对于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的涉嫌刑事犯罪的案件，行政执法人员对案件的性质是十分清楚的，其之所以不积极移送的原因不外乎是行政权力的无限膨胀和部门利益所致。在现行法律规范体系中，立法机关从社会管理的复杂性、多样性考虑，设立了自由裁量权法律体系，其宗旨在于视违法行为情节和危害性的不同，赋权于行政机关自

由裁量。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行政机关将自由裁量权滥用，动辄施以最高限处罚，更有甚者，仅仅由于被处罚人的态度不同就课以不同的处罚，行政权力肆意的扩张，权力行使的随意性，几乎渗透到所有的行政执法领域，导致行政权力的滥用，严重违背了立法宗旨，也违背了法律授权，造成不良的社会效果，影响了政府的形象。同时，行政机关部门利益、钱本位意识也是导致案件故意不予以送的原因之一。从现行的行政执法运行体系来看，虽然表面上处罚和收款部门是分开的，一般的做法是委托银行开一专户，并冠以某某政府行政处罚专户，但最终罚款还是以某种方式转入到处罚机关，实质上是将应当上缴国库的罚没款缴纳了单位的现金库。也正是由于这种运行机制，行政执法机关非常清楚，如果案件一旦移送司法机关，无异于断了自己单位的财路，部门利益无法实现，最终导致了案件的不移送。

第三，从本罪侵犯的客体分析，以罚代刑首先直接侵犯了行政执法依法行政的正常活动秩序，滥用了行政处罚权，也侵犯了国家立法、司法的尊严；另一方面，由于行政执法机关将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案件以罚款处罚予以消化，也妨碍了司法机关惩治犯罪职能的正常行使，这时的行政机关实质上是充当了违法犯罪行为人的保护伞。

第四，本罪的客观方面的要求是情节严重。从本案的违法行为性质、危害后果等方面分析，无容臵疑可以定性为行政执法人员存在严重的徇私舞弊，其以罚代刑以达到严重的程度。其中，本案违法行为人严重破坏土地的行为已达到刑法规定的可以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程度，且违法行为人涉嫌群体，而非一个人所为，而且行政执法人员对行为人违法占地的面积是明知的，自始至终就没有将案件移送的意思表示等等，这些4

足以说明情节的严重性。

综合以上分析，职务犯罪的成因不外乎管理制度和个人因素两方面。我们的用人机制不完善，还没有行之有效的录用、考核、任免等制度，现行的制度徒有虚名，还不能突破关系网、金钱网的束缚，加之行政执法法出多门，职权交叉、争案源、争管辖屡见不鲜，自由裁量有立法无监督，执法活动不透明，一人执法较为普遍，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已不是什么秘密，‚交钱了事‛在一些领域中成为一种潜规则，久而久之纵容了执法的随意性，放任了违法行为人，以至于在部分执法人员身上吃、拿、卡、要、违法、违纪等问题经常出现。另一方面，受社会上贪图享乐、攀比等不良思潮影响，加之个人品行、修养的不够，对于权力行使无拘无束，放纵个人私欲，一些执法人员被拉下水，成为了违法犯罪嫌疑人的保护伞。

三、以罚代刑成因

（一）、立法与制度缺陷

立法滞后现实是成文法体系所不可避免的。不可否认，我国立法机关在改革开放以来的长足发展和进步，但我们也应当清醒的意识到，一些本因以立法解决的问题，由于部门利益群体之间利益之争，迟迟不能立法，导致了管理的真空地带，使不法行为游走于法律的边缘。另一方面，我国现行的行政执法运行体系也是导致以罚代刑重要原因，我们不难发现，行政执法人员乐于对违法行为主体课以罚款处罚，往往是自身经济利益息息相关的，罚没款虽然形式上缴入专户，但最终要和行政执法人员罚款数额直接挂钩，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现在交警为何对于罚款敬职敬业，反而冷落了维护交通秩序这一根本的法定职责。根本原因在于，你罚款越多，自己获取的利益越多，行政执法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行政执法人员谋取私利的合法工

具和外衣。

（二）、执法人员素质因素

司法实践中，行政执法机关在遴选、培训执法人员过程中缺乏制度保障，一些执法人员对于岗位法律规范还没有来得及完整的学习一遍，更谈不上领会立法宗旨，就已被指派到了一线执法岗位，加之其手中的处罚权不受约束，人人手里拿着罚款单，动辄就对相对人施以罚款，无形中助长了执法人员无法无天的潜意识，助长了行政权力的无限扩张。

（三）、监督制约机制的空缺，是以罚代刑总要因素。行政执法的现实状况表明，对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的活动进行监督制约机制基本是空白。执法人员手中的罚款单随意就开出，没有什么部门可以对其行为进行监督，而对于被处罚主体提出的申诉也仅仅停留于表面，加之法律意识的淡漠，诉诸司法救济者寥寥无几，这些都助长了行政执法人员我行我素的优越性意识。另一方面，行政处罚缺乏第三方介入监督，容易形成暗箱操作，虽然也有处罚前的告知和听证程序规定，但欠缺了第三方的监督，你听你的证，我罚我的款，听证流于形式，有的连形式都没有，加之处罚并不向社会公开，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的缺位也是以罚代刑盛行的原因之一。

（四）、人情案作怪。

现实社会中，人际关系像网络一样错综复杂，行政执法人员来自于社会，必然和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执法过程中，要面临社会方方面面的压力。包括权势的压力和人情的压力。一些领导干部对执法人员的指手画脚，以及压案、销案行为，难怪社会上会出现违法行为人对执法者不屑一顾，动辄就把某某领导挂在嘴边，而我们的一些执法机关的领导也时不时地给执法人员以暗示，称某某领导关注此案等等，使得执法人6

员进退两难。另一方面，一些执法人员碍于关系，对于有亲属、朋友找上门来的说情风，无免疫力，往往网开一面，对违法行为人以宽恕方式处理，该罚的不罚，多罚的少罚，该移送司法机关的也就以罚代刑‚私了‛。

四、遏制以罚代刑

从根本上根治土地违法案件的蔓延，是一项长期的、多部门共同协调方能完成的系统工程。

（一）、提高执法人员的认识，强化责任意识和法律意识，把治理土地违法案件上升到是否是依法行政和是否是渎职行为的高度去认识。要认识到‚以罚代刑‛从法律层面上的实质就是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的形态。在面对土地违法案件已达到法律规定的追诉标准时，是从部门经济利益角度考虑，处以罚款加恢复原状了事，还是严格执行法律规范，以涉嫌刑事犯罪移送公安机关，不同的处臵方法性质截然不同。前者由于客观上造成没有移送，无论是对涉嫌犯罪的立案标准缺乏准确了解而错误地界定进而以为不必移送立案只需行政处罚，还是由于对行政执法活动中发现涉嫌犯罪案件缺乏刑罚意识而疏忽大意没有移送，均不影响该行为的性质，即可以归咎于执法素质和业务水平低下，属于失职行为，但情节严重的则构成渎职犯罪。

（二）、应当建立土地违法巡察制度。土地是国家的命脉，是人类生存的基础，管理和利用好土地，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如果仅仅从处罚环节上防止‚以罚代刑‛，并不能有效遏制土地违法案件。从移送到法院的土地违法案件的情况看，并不是在违法行为人实施土地违法行为的伊始被查处的，而是土地被破坏到相当程度后才被查处，且这一过程并不是一个短的时间过程，有的长达多年。因此，有必要建立土地违法巡察制度，实施包片负责，责任到人，不定期和定期巡察相结合，及时发现，及时查处。

（三）、建立土地违法究责制。一是以辖区为单位，辖区行政首长为第一领导责任人，土地所在地基层组织负责人为直接责任人。在任职同时签署土地责任书，强化领导责任，把土地管理和利用基本国策变为土地辖区行政长官的具体职责，发现土地违法案件，先问责，并有其负责全程监督处臵，处臵不良的究责免官。二是相关司法机关同土地管理行政机关建立案件移送与监督究责制。行政管理机关对于符合刑事立案条件的案件及时移送公安机关，同时向检察机关备案。对于该立不立、立而不诉等问题，由政法、人大监督机关进行督察，实行渎职究责。

（四）、改革行政执法理念，实行以事立案。土地违法案件有时不能及时确定行为人，因而行政机关，往往以此为由不予立案也导致违法行为不能及时查处。面对土地违法案件的特点，要转变观念，对于发现的土地违法事实，或者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经过审查认为符合法律规范的追诉标准，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但犯罪嫌疑人不能确定的案件，依法作出的立案决定，并做证据保留，依法定程序移送公安机关。

（五）、加强行政执法内部监督。对于影响较大或有代表性的土地违法案件，实施公开听证程序，并对行政处罚的具体违法事实及处罚结果进行分类公开，以便于行政相对人进行横向比较。行政处罚的程序和结果公开不仅有利于接受监督，对于排除对行政执法活动的各种干扰也具有现实的意义，可以由内至外地克服以罚代刑。

（六）、实行行政处罚公示制度。将行政处罚所认定的违法行为事实、处罚理由和依据，处罚内容等事项，在固定栏目予以公示，接受舆论和公众的监督，同时也是一种对社会公众的8

普法教育方式。

（七）、规范案件审批报告制度。按照《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的规范要求，制定出详细的自查、部门复查和上报回访制度，案件承办人员无论是简易程序合适普通程序处罚的案件，首先由承办人写出自查报告，报部门复查，然后定期书面报告上报主管机关的法制部门，由法制部门按照《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的规范进行审核，定期回访，追究直接责任人和相关负责人的法律责任，使执法人员不愿也不敢以罚代刑。

（八）、以典型案例教育执法人员。

可以参考党员干部警示教育的方式，遴选出典型案例，组织行政执法人员开展教育活动，采取以案释法的形式，揭露以罚代刑的社会危害性和其种种表现方式，并通过正面宣扬先进的方法，在执法人员中倡导公正执法、弘扬正气，并及时总结本部门的检验教训，一案一评，将规范办案的法律规范印成小册子，人手一册，弘扬严格执法、公正执法的正气。

（九）、司法提前介入，防范于未然。

司法机关提前介入行政执法机关，并不是依据法律规定行使司法监督权，而是以司法机关司法实践中常见的违法案件为典型，进行提前介入打预防针，防患于未然，通过专题授课、案例分析、法律规范辅导、典型案件的现场观摩以及答疑解难的方式，将规范的行政执法授之于执法人员，促进依法行政制度化、规范化。

（十）、检察机关派驻要害、敏感部门。

检察机关对法律的实施依法行使监督检查职权，有权对行政机关行政执法活动进行法律监督。法律监督是保障国家法律实施的重要手段，也是防止行政机关滥用职权的有效措施。可

以借鉴检察机关派驻看守所的方式，定期向敏感、要害部门的行政机关派驻检查员，并实行检查员轮换制度，以此强化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制意识和自我约束意识。

（十一）、开门接受监督。

行政执法需要全方位的监督，这种监督包括人大的法律监督、媒体舆论的监督和公众的监督。

人大监督，应建立重点案件、典型案件报告制度，通过案件报告制度建立起规范的监督体系。

舆论监督要发挥客观、公正、及时的特点，开辟专栏，以案说法。同时还可以通过专题讨论，专家点评等方式，对热点问题进行舆论监督。

公众监督在现行体制下是一个薄弱环节，由于公众缺乏阐述观点、发表见解的途径，因此，不妨主动创造条件，在固定地点开辟专栏，定期或不定期的将案件公之于众，提供反馈意见的途径，并及时对反馈意见进行公开答复，还监督权于民众。总之，只有遏制以罚代刑，才能有效的预防职务犯罪，同时，只有通过分析以罚代刑产生的内外因，制定切实可行的防范措施，才能有效的控制和解决职务犯罪。

第二篇：蝴蝶效应与遏制预防职务犯罪

职务犯罪是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阻碍和突出问题。尽管我国对职务犯罪活动一直保持高压态势，打击和预防工作不断加强，一大批职务犯罪分子被查处，产生了极大的震慑作用，遏制了职务犯罪不断上升的势头，反腐败“治标”工程取得较大成果。但实际上，由于诱发腐败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尚未完全解决，职务犯罪滋长蔓延之势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控制，职务犯罪仍然有相对较高的发案率。由于目前我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时期，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轨至市场经济需要一定过程，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会一蹴而就，必然会出现与转型社会相联系的多种复杂社会心理，因此，职务犯罪仍将出现愈加复杂多变的趋势，使我们面临严峻的挑战。我们怎样才能更好的应对这种犯罪形势呢？产生于上个世纪的“蝴蝶效应”理论及其混沌学，或许对我们遏制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具有十分积极的指导和启迪意义。

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兹在一次演讲中说：可以预言，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一只蝴蝶偶然扇动几次翅膀，所引起的微弱气流对地球大气的影响可能随时间增加增大而不是减弱，甚至可能两周后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引起一场龙卷风。这就是被称为“蝴蝶效应”的著名理论。混沌学家把“蝴蝶效应”理论表述为：事物发展的结果对初始条件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性，初始条件极小的偏差将会引起结果的巨大差异。这个貌似荒谬的论断，产生了据说是与相对论、量子力学，并称为当今世界最伟大的三大理论之一的混沌学。

混沌学认为，事物的发展，有三个阶段：混沌期-秩序期-新混沌期。所谓混沌期，就是事物将有可能向任何方向发展的不确定时期。事物在发展变化中存在一种模糊的、动态的、不稳定的状态，即混沌状态。秩序期，则是事物将会沿一定的方向按某种规律有序的发展时期。新混沌期，便是有序的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原有规律将失效，事物又进入到一个发展方向不可捉摸的时期。所谓规律，只有在秩序期，它才能显示其作用。这个理论，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有序与无序、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稳定性与不稳定性、完全性与不完全性、自相似性与非自相似性诸范畴辩证统一的世界。丰富了我们的认识论和实践观。它研究如何把复杂的非稳定事件控制到稳定状态的方法，研究世界如何在不稳定的环境中稳定发展的问题。混沌理论的方法对于处理复杂多变、动荡不定的重大事件有特殊功效。

“蝴蝶效应”及其混沌理论虽然由气象研究引出，但事实证明，“蝴蝶效应”确实在现实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屡见不鲜，而且在职务犯罪和职务犯罪的遏制预防中也不例外。

众所周知，今年3月，西安一个小青年彩民爬上广告牌的异常举动，引发了震惊全国的西安宝马彩票事件。由此发现了自1998年以来陕西省185场即开型体育彩票的大部分存在违规操作。14名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一批涉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受到惩处。宝马彩票事件还引发了许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外国友人和普通民众对彩票立法问题的强烈关注。

1999年3月，一封神秘的举报信，敲开了震惊全国的厦门远华走私案的黑洞，引发了福建省的官场大地震，并波及中央政府部门，217名犯罪分子落网，300多名国家机关干部涉案，3名省部级干部，26名厅局级干部，85名县处级干部栽下马，19人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原公安部副部长李济周，厦门市原副书记刘丰，副市长兰甫受到惩处。这些都是典型的“蝴蝶效应”现象。

此类现象还如，沈阳“慕、马”案，牵出142起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移交司法机关立案追究刑事责任的就有104人。河北省原国税局局长李真案，牵扯出50余起案件。除李真外，涉及厅级干部9人，还涉及到该省国税系统160多人。黑龙江省农业银行原副行长丁志国案涉案70多人，该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案则涉及数百人。贵州省查处阎健宏行贿受贿、挪用公款案，带出8名地厅级以上干部和5名处级干部。福建闽江工程局特大受贿案涉及局党委书记、局长、4名副局长等7名地（厅）级干部和19名处级干部。无锡新兴实业总公司非法集资案带出一串案件，涉及2180人。这些案件在当地乃至全国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计的。这些串案、窝案、片案和案中案；这些查一案，牵一串，带一片的现象，都表现出明显的“蝴蝶效应”。

运用“蝴蝶效应”理论，仔细剖析上述这类社会现象，我们可以看出其“蝴蝶效应”的产生一般来说有三个基本条件：

第一、初始条件的偏差。这个偏差是相对于事物发展正常需要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从职务犯罪“蝴蝶效应”现象看，其初始的触发因素，往往是某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一念之差，一次细小的不自律检点的行为或违纪放纵或履行职责的疏忽。他们在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法律法规，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发生细小的偏差，而这个偏差，如果又出在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上，或者这个偏差，恰恰又是很多有着密切利害关系的别有用心的人求之不得的，那么，这个细小的偏差就会被效仿、利用、扩散或者泛滥。宝马彩票事件中犯罪案件的初始偏差，或许就源于1988年在西安最开始的那次承包私人发行的违规行为偏差。由于它没有被及时纠正，而被“发扬光大”，被一百多次的复制扩散，终于酿成彩票犯罪串案、窝案。从遏制预防职务犯罪的“蝴蝶效应”现象看，其初始的触发因素也是源于细小的异动。如串案、窝案有的仅仅是一次巨款丢失被路人拾到而暴露；有的只被包工头怒骂，无意间露出马脚；还有被小偷偷出来的，被情人日记泄露的，也有“义女”失盗牵出“干爹”赠金的，市长被杀引出巨贪书记的……更多的是由于反腐机制的加强，遏制预防犯罪措施的创新，拔起萝卜带出泥的，或者社会各界对腐败的强烈反映、新闻媒体对腐败的高度关注，敲山震虎震出来的。一些案件的蛛丝马迹，由于上级领导、司法机关，监督部门高度重视，加上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广泛支持，一次反腐的“蝴蝶效应”就得以产生。人们记忆犹新的孙志刚事件，竟然改变了沿用几十年的国家收容体制。

第二、事物间存在相互依赖性。由于事物之间有相互依存关系，使得一个小小的误差有可能通过一条条相关链传送放大，最后导致极其意想不到或者不堪设想的后果。事物间的相互依赖度越高，发生“蝴蝶效应”的可能性越大，因为较高的依存度使得一方的误差往往会对其他各方造成巨大影响，进而被逐步扩大，形成难以预测的结局。厦门远华集团的走私犯罪的演变过程表明，走私犯罪紧紧依赖着当地海关、工商、缉私、税务等机关部门和上上下下的关键职位的大小官员，依赖着他们的腐败、渎职，否则走私犯罪寸步难行；而那些经不起历史考验，置党纪国法与不顾，贪图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权谋私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又紧紧依赖着远华集团走私犯罪获得的金钱来满足他们日益膨胀的腐败贪婪需要。而这些腐败分子相互之间，它又需要利用关系网，互相串通，上下密谋，内外勾结；下面作案，上面掩护；台前幕后狼狈为奸。正是这种犯罪体系内部之间的高度依赖性，使犯罪隐蔽狡诈，容易扩张，形成“蝴蝶效应”。

第三、不可预测性因素的介入。以不可预测性因素的介入，扰乱了原有系统内的正常秩序，事物间可确定的关系被不可确定所替代，使得由初始条件误差引起的一系列后发事件发生在混沌与秩序的边缘，从而产生不可预测的多样性后果。这是“蝴蝶效应”理论最值得玩味的地方。由于腐败分子一般具有特殊身份和智商高的特征，因此其腐败行为都十分狡诈，善于自我包装，自我保护，善于反侦查，防暴露。不少腐败分子熟知国家的政策法律和监督机制诸，有的本身就掌控着国家的重要权力，如“皮包丢失”，“情人日记”，“包工头怒骂”“义女失窃”不是意外，如果群众的举报，监督部门的反腐新举，贪官们预测到了，就会早有防范。一个小青年彩民会采取爬广告牌的举动来回答彩票主办方的非公正待遇，是谁也预想不到的。而媒体咄咄逼人的高度关注，更是其预料之外的事。但，正是这些不可预测性的因素的介入，促成了宝马假彩事件的“蝴蝶效应”。

那么“蝴蝶效应”及其混沌理论究竟对我们遏制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有什么启示呢？

一、警示我们对职务犯罪初始的细小萌动应重视予以及时纠正。

我们常说“船大只怕钉眼漏”，“粒火能烧万丛山”、“善终者慎始，谨小者慎微”，但现实是，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对职务犯罪初始的细小萌动现象重视不够的情况。诸如对违纪行为视而不见，对违法行为轻描淡写，对监督不力、不负责任的态度蜻蜓点水等等。诚然，并非任何微小因素，都能导致“蝴蝶效应”的发生。它的发生需要“一定条件”，但，如果正好它们处在前述的三个条件之中，或许正是某个看似细小的违纪或违法行为，正是某个监督环节的细小过失，就会形成不久以后某个危害极大的职务犯罪串案、窝案、片案的重要起因。那种认为众多的违纪违法并没有酿成巨大危害社会的“蝴蝶效应”，而对几个细小的违纪违法现象大惊小怪、是故弄玄虚。这样的侥幸态度，危害是非常大的。

有一首外国民谣可以帮助我们形象的理解 “蝴蝶效应”给我们预防遏制职务犯罪工作的重要启示。这首民谣说：“丢失一个钉子，坏了一只蹄铁；坏了一只蹄铁，折了一匹战马；折了一匹战马，伤了一位骑士；伤了一位骑士，输了一场战斗；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帝国。”马蹄上一个钉子是否丢失，本是初始条件的一个十分微小的差错与否，但它随着时间的变化和这个过程中一些相关因素的变化，其结果却是，一个帝国或存或亡这样根本性的，意想不到的差别。

混沌理论认为在混沌系统中，初始条件的十分微小的变化经过不断放大，对其未来状态会造成极其巨大的差别。这就告诫我们：要特别注意初始条件、初始状态、出发点上的微小差别，要对这方面的微小差别保持高度的“敏感性”。战略决定命运，细节决定成败。这似乎已不成为什么特殊的名言，我们对那些战略性的“大”的东西的关注，有时候甚至超出了我们的热情，然而在遏制和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中，日积月累的那些“小”的东西却着实让人震憾。防微杜渐，谨小慎微是许多人许多年后才能明白的浅显的道理。细节在遏制和预防犯罪机制体系发生变化的时候才会显示出它的威力。可见，防止因制度的细微偏差，造成消极效果的“蝴蝶效应”是我们应该得到的重要启示。所以，对职务犯罪初始阶段细小的萌动趋势予以及时纠正是遏制“群蚀群蛀”严重职务犯罪现象的重要之处。

再就是尽早发现捕获偏差。越是在扰动产生的初期，扰动带来的偏差解决起来就越容易，当然，如果事情发展大了，越是从源头寻找扰动发现偏差，要求的能力就越高，投入也就越大。当扰动传递得越远，就会被越来越放大，虽然发现起来越来越容易，但解决起来的难度却越来越大，甚至难以控制。所以，在设计发现和解决偏差的机制的时候，就需要掌握这样一个平衡点。系统的设计应该是去发现并解决那些已经有苗头而处在可控制阶段的偏差。就职务犯罪遏制与预防来说，我们的教训太多。如今，对监督的忽视仍然是严重的问题之一。

中国有句传统的古语：“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司马迁说这是《易》中之语。这个中华古训和“蝴蝶效应”的现代科学理论相距漫长的岁月却不谋而和。古代智者和现代科学家巧妙一致的见地，都告诉我们，职务犯罪遏制和预防工作本身容不得半点差错，一有偏差苗头，也应及时纠正。

二、警示我们要提高全社会遏制预防职务犯罪的敏感度和警觉性。

引起“蝴蝶效应”的主要原因不仅仅是蝴蝶，蝴蝶只是一个触发因素，而事物之间存在的相互依赖性，对蝴蝶的敏感性是更加重要的因素。所以，要避免负面的“蝴蝶效应”，就要阻断产生这种“蝴蝶效应”的事物之间的依赖性，降低其相互间敏感性，将犯罪阻断在局部，防止其泛滥。同时，要形成遏制预防职务犯罪的预警系统，提高全社会遏制预防职务犯罪的敏感度和警觉性。做到“系统监督，监督系统”，使得微小监督漏洞偏差扰动产生的扩展不至于在没有控制的情况下无限制的传递下去，从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当前，由于我国的法律制度建设相对于飞速发展的经济建设显得滞后，社会主义民主尚不成熟，权力缺乏充分有效的监督，对外开放带来的外来消极因素对人们世界观、价值观的巨大冲击，因此，潜在的负面“蝴蝶效应”的风险也在扩大。一旦某可社会发展条链上的某一点发生变异，某个监督环节出现漏洞和偏差，引起某个系统坍塌的危险很大。所以，要保持遏制和预防机制体系对职务犯罪细小的萌动的高度敏感和警觉，使得职务犯罪细小的扰动，能够在局部就被缓冲掉，而不至于在整个系统里面放大而带来更大范围的灾难性的后果。

三、指导我们利用积极效果的“蝴蝶效应”遏制和预防职务犯罪。

如前所述，“蝴蝶效应”带来的不一定都是负面的，也可以作为积极的重要手段。任何一个系统都可能或者说在某一个时期处于一种不平衡状态。这就是说，看似强大的严密的系统，有可能存在被细小的扰动而引起坍塌的可能。这就是说，我们可以找到那个系统中业已存在的不平衡状态点，使用很小的启动，形成巨大力量为我所用，摧毁该系统。从我们过去查办的串案、窝案、片案可以看出，不少职务犯罪都不是孤立的，往往在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个系统形成严密的系统，尽管其上下庇护，互相串通，手法隐蔽，勾结严密，但也有内外矛盾，也有行为纰漏。如果善于从这些不平衡点入手，就可能掀起飓风。特别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加速、互相依赖性加强、虚拟特征日益明显，我国法制建设还在加快健全和完善，各种新型犯罪不断产生的情况下，一点很小的初始扰动，都有可能被放大后变成一场巨大的法制风暴。

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实践中，要主动地利用“蝴蝶效应”，扩大遏制预防职务犯罪的效果。我们已经进入了信息和网络时代，人们不仅可以从广播、电视、报纸中获取和交换信息，移动通讯网、互连网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人获取交换信息的重要途径，而且由于网络的互动性、参与性，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网民参与其中，我们要及时把握时代特点，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扩大我们的遏制预防工作效果，制造一次次“蝴蝶效应”，使更大规模的遏制预防职务犯罪的龙卷风刮起，以强大的“蝴蝶效应”产生更加广泛的震慑效果，推动法制的进步和发展。

四、提示我们对职务犯罪的复杂现象和遏制预防职务犯罪中的复杂问题，要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

“蝴蝶效应”理论告诉我们，要以稳定的心态面对非稳定的事件，在非稳定环境下谋求稳定发展。认真开展调查研究，及时把握职务犯罪的动向和遏制预防机制发挥作用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手中有方，面对复杂情况，处乱不惊。考察一些职务犯罪预防工作起步早、成就突出的国家和地区，不难发现，它们往往拥有关于职务犯罪预防立法，把预防职务犯罪确立为依法必须进行的工作，应当预防而不预防，就是违法。在这一点上，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第二，走好分叉发展之路。现实世界的事情充满了敏感性和突变性。我国正处在各个方面的高速发展时期，新的事物不断涌现。当形势向着更新更高的方向转变发展时，我们要从各个方面及时适应。职务犯罪的手段变了，我们的遏制预防措施应该是早有准备，及时应对，尽量避免滞后，减少犯罪给社会发展造成的阻碍和危害。努力使我们的工作走好同步前行之旅，注意与新知识的同步，与新规则同步，与新行为方式的同步，与新的世界观同步

第三篇：积极防范银行业职务犯罪

预防银行业职务犯罪调研报告

一、银行特殊性

银行作为经营货币的特殊的金融企业，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金融秩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由于银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其内部人员涉嫌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职务犯罪呈现出逐年增多趋势，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究其原因主要是其主观上法制观念淡薄，价值观念扭曲、拜金主义、极端享乐主义滋生蔓延所造成的。但从客观方面来讲、银行系统在体制、教育、管理、监督等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和漏洞，也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

二、银行业职务犯罪产生的主要原因

1、社会因素。商品经济的消极因素是滋生金融犯罪的温床。交换的属性和市场价值规律会产生某种盲动性，必然有竞争，而犯罪也受竞争支配，因此，即使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商品经济的消极影响仍然是产生犯罪所不可忽视的一大因素。这些因素表现为：拜金主义、追求盈利不择手段、个人本位和利己动机。银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个细胞，商品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因素也经常会侵蚀到银行从业人员队伍中来，这是金融系统违法犯罪案件发生的社会因素。

2、管理因素。应该来讲，我国银行系统的规章制度是比较健全和严密的，但从绝大多数的发案情况看，“十案九违规”，多与执行规章制度不严、内部管理松懈有直接关系。由于管理上存有许多漏洞，使犯罪分子有机可乘，这是之所以发生职务犯罪案件的一个重要内部

原因。如，有的内部存在会计、国库、发行等重点岗位人员的印鉴、凭证、票据保管不严，对过期作废的重要凭证不及时清理，随意摆放；有的不严格执行各种电子化管理系统，不按保密要求管理使用和定期更换密码口令。这就给犯罪分子留下可乘之机，诱发贪污、挪用等职务犯罪。

3、用人机制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总量迅速扩大，与之相适应的金融机构也象雨后春笋一样蓬勃发展，新设金融机构、扩大营业网点，员工队伍迅速膨胀，也带来注重扩张，相互竞争，用人失察、失教、失管的问题。在选人、用人上把关不严，人员上岗定位后疏于教育管理。只注重业务培训，忽视职业道德和廉政教育。

4、个人因素。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以及社会利益日趋多元化，人们对利益的追求也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价值目标。在这种社会意识形态的作用下也必然产生一种异化，这就是对利益特别是对不正当物质利益的追逐，随之而来的是拜金主义的价值观、极端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和不切实际的消费观等各种消极腐败思想在侵蚀和影响着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由于金融行业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客观的经济环境使金融业成为人们经济活动的矛盾焦点，社会上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获取资金，千方百计拉拢腐蚀金融干部职工。而在金融队伍中，有的本身政治、思想、文化素质就不高，缺乏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就与社会上消极腐败思想一拍即合，同流合污。随着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滋长和膨胀，于是部分金融从业人员贪婪成性，不顾政策、法律的约束，公然把贪污、受贿、挪用、侵占公款作为实现个人价值目标的直接手段，最终沦为人民的罪人。

三、防范职务犯罪的有效对策

1、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以体制创新来预防和减少金融职务犯罪。当前金融活动失范、金融秩序混乱、金融职务犯罪上升，从根本上而言是体制不健全、机制不顺畅、监管不严密所至，是新旧体制转轨时期出现的“阵痛”。长期以来，我国的金融业都处于国家的高度保护之下，主要担负执行国家金融货币政策的职能，导致政企不分，金融机构的市场主体地位不突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营管理经验缺乏，防范金融风险和违法犯罪的能力不足。同时，在推行金融体制改革，新旧体制交替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漏洞，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只有适应市场经济的特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促进金融体制完善，建立科学化、规范化、国际化的金融监管体系，将金融体制和管理中的漏洞减少到最低限度，消除金融职务犯罪分子的可乘之机。

2、加强内控文化建设，融入到企业的文化氛围之中

管理者是一个行的核心，素质的高低、管理的精细化程度对一个单位、部门有效防范案件风险起着重要作用。一是管理者应强化自身对所辖范围案件防查的领导意识，建立健全案件防查工作机制，认真落实上级各项案件防查工作要求。二是建立健全制度，提升执行力。工作中应加强对重要岗位员工的管理，抓紧落实对基层机构（网点）负责人和重要岗位员工的轮岗和强制休假制度，并深入有效地开展对

员工不良行为排查和走访座谈等活动，全面把握以上员工的行为动态；对业务检查发现或从案件反映出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及时处理，并建章立制堵塞漏洞；对屡查屡犯的问题，严肃追究检查人员和违规人员的责任。三是应加强对银行业务稽核的监管和参与管理的力度，制止银行管理中违章、违法行为和人员管理中的不正当竞争问题。四是对各项业务活动，必须建立一套规范的操作流程和对整个业务活动的监控、监督、稽查机制，减少业务的风险隐患和案件的发生。

3、重视选人用人，加强队伍建设

银行系统在招录工作人员时，应该保证招录过程的公平、公开，保证用人质量。选拔高级管理人员不仅要考察业务能力和工作业绩，还要十分重视对思想道德素质的考察。重点岗位人员要实行岗位轮换、定期交流、定期稽核、强行休假等制度。银行系统在业务工作之外，要注重对所有工作人员尤其是重点岗位人员的党性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和法制教育，广泛宣传廉洁自律典型，弘扬正气，而且应关心员工的思想动向，加强对员工异常行为的预警分析，及时发现并遏制职务犯罪的苗头。要开展经常性的政策法规教育、职业道德教育、信息技术教育、法制教育和警示教育，消除因不知法而犯法、不知规章而违规的盲区，逐步提高员工职业道德素养，促使员工队伍建设健康发展。

4、加强思想道德教育，不断提高员工队伍素质。面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各种消极腐败思想的侵蚀和影响，必须加强对全体从业人员的思想道德教育，以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在思想上筑起坚固的遏制和防范职务犯罪的屏障，保持队伍的健康肌体。银行系统开展职业道德教育要和政治思想教育、法制教育结合起来。首先，要认真组织职工学习习近平几年国家颁布的金融法律法规和有关经济法律法规，特别是要学习《商业银行法》、《刑法中的金融犯罪》、《金融违法行为处罚规定》等法律法规，以增强职工的法制观念，自觉抵制来自各方面的诱惑。其次，要在职业教育的同时，加强法规建设。一方面制度的制定必须以法律为依据，与有关法律法规相衔接；另一方面，要通过各种有效形式，教育职工自觉遵守各种法规制度。第三，要结合职业教育，在职工中筑起一道抵御金融犯罪的坚固防线。要教育职工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掌握防范要领，讲究防范策略，实行有效防范。第四，要运用典型教育法，教育职工廉洁自律，遵纪守法。要结合金融犯罪典型案例，以案说法，用身边的事教育身边的人。同时定期聘请检察机关、司法机关为银行职工开设法制教育课，以及开展形式多样的案件防范警示教育活动，选择典型案例进行剖析，追根求源，使银行职工提高法律素质，在本职工作岗位上把好关，达到学法、知法、用法、守法的目的。第五，各商业银行应结合本行业特点，制定一套健全完善的《员工行为准则》以及违规处理办法，做到“一项业务一本手册，一个流程一项制度，一个岗位一套规定”，是职工循有轨，韬有矩，自觉规范自身行为。

总之，银行系统要通过坚持不懈地抓教育，抓监督，不断完善内控制度，健全多方位防范机制等有效对策，防范各类案件事故的发生，有力地促进各项业务工作的全面健康快速发展。

第四篇：青年干部如何防范职务犯罪解读

青年干部如何防范职务风险

职务包括：职权，职责，义务和服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问题报告》曾把“职务犯罪年轻化”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出。青年干部职务犯罪其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微观层次上个人素质方面的，也有宏观层次上制度结构方面的，亦即权力的失控，还有社会层次上综合因素方面的，等等。

一、青年干部职务违纪违法的现状

为什么要把预防青年干部的职务犯罪提高到足够的认识高度呢？职务犯罪高学历、低龄化现象已日趋明显，由以前的“59岁现象”到现在的“49岁现象”、“39岁现象”、“35岁现象”，甚至“26岁现象”，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数据：刑事案件40%是职务犯罪，40%是青年干部职务犯罪……

十八大以来反腐，网络反腐风暴。

八项规定。官员成为高危职业。全国一个月查处一个省部长，三天一个厅局长，一天三个县处长，一小时18个机关干部。去年共查处16万人。比交通死亡人数高得多，一小时11人。

当提倡消费和对物质财富的崇拜成为社会的主流并被有的人理解出歧义时，在无所顾忌的社会通俗文化影响下，政治信仰缺失，实用主义泛滥，一些年轻官员按捺不住，开始朝“实惠”下手，甚至出卖自己的操守。社会正处于转型期，青年人思想不成熟，面对各种思潮、生活方式，如果不加强思想教育，遇到复杂的情况，就会迷失方向。由于放松了思想教育，近年来一些党的干部尤其是青年干部价值观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表面上讲的是为人民服务，背后讲的却是实现个人价值。而衡量个人价值的标准有两个：一是升官，二是搞钱。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不少青年干部的生活作风腐化。然而，此时，这些违法犯罪的青年干部正事业稳定并渐入佳境，有的刚刚走上重要的领导岗位，被党组织、社会和家庭寄予厚望，他们的犯罪，对整个社会来说都是极大的损失。那么，在我国目前各项权力监督、约束机制还不可能一下就完善的情况下，加强对青年干部的思想、道德、纪律和法制等各个领域的教育，从思想源头上遏制职务犯罪就更加显得重要。“职务犯罪年轻化”的趋势与社会环境、思想观念的变化密切相关，这种变化对青年干部的影响更直接、更有冲击力。从犯罪机会的角度来讲，职务犯罪的机会主要是两方面因素的结合。一是职务权力存在的本身。基于国家管理的需要，公共权力拥有支配特定财务和他人命运的力量。作为权力的行使者，既有可能不自觉地消极渎职，也有可能有意识的滥用权力。当结合另一个因素即社会没有或者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这种可能性就转为必然性。由于受各种条件的制约，人民群众不可能直接行使参与管理国家的权力，只能通过授权少部分人代为行使，使得公共权力又存在的必然性。“惩治于既然”和“防患于未然”是反腐败斗争的两个重要方面，因 此，我们对青年干部的腐败问题要实行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二、青年干部职务违纪违法的特点

从全国的情况来看，近年来青年干部职务犯罪呈现出以下新特点：

首先是涉案金额数目巨大，大案要案急剧增多。过去贪污受贿数万元可称为大案，而现在青年干部职务犯罪涉案金额在几十万元、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屡屡出现，10万元以上的占了63.5%，上百万元的也屡见不鲜。北京海淀区检察院近年查处的不满30岁的犯罪嫌疑人中，最高数额达7100万元。

其次是犯罪分子文化程度高，手段高技能、高智商。据统计，2001年，本科以上的占27.9%，2002年为34%，2003年为36%，远远超过45岁以上职务犯罪的学历比例。1997年至今年3月，广州地区35岁以下青年职务犯罪总人数364人，其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有229人，占62.9%，研究生17人，这一比例远远超过其他年龄段的犯罪比例。

第三，主要集中在受贿和挪用公款两个罪名。受贿数额大、受贿方式多样化，一次性受贿数额越来越大。以往受贿人受贿的对象以现金和购物卡居多，而现在发展到信用卡、银行借记卡、房产、股份等多种形式，受贿数额也从一次百、千、万元上升到数万元甚至是数十上百成千万元。

第四，行政管理、金融、建筑部门、国企的青年干部掌握着资金信贷、审批管理、调配处罚、工程发包等各种实权，是职务犯 罪的高发区域。其中，国企青年干部职务犯罪有上升趋势，北京市检察院统计显示，国有企业是“26岁现象”高发区；行政执法部门经过整顿后，犯罪率出现下降趋势。引起注意的是，在文化、科技、教育、司法等传统上认为是“清水衙门”的部门职务犯罪也不断出现。

三、青年干部职务违纪违法的原因分析 腐败的原因：

腐败不是中国的特产，美国“镀金时代”1871-1913崛起，腐败严重。此时腐败特征：顶层腐败，***；官员颓败，集体不作为；政策失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体制衰败，用人腐败，农村换届选举，三拍（拍脑门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社会颓败，向钱看，向上爬。

经济发展了，社会管理滞后，活动场所；效率和公平失衡，贫富分化，阶级阶层分化。城乡差距，3—6倍，东西差距，城镇化率52%，发展体块，消化不良，不可持续。人均GDP几百美元到6千美元，东莞6万美元；人和自然关系失调。网民更愿意分享负面消息的比例为62%，全球为41%。

国民心理：弱势心理（没有保障），抱怨心理，闹事心理，仇官仇富心理。互不信任。道德滑坡。信访问题增多。

（一）、社会环境和社会矛盾增大了青年干部职务犯罪的诱发力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体制正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由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市场经济的负效应与计划经济的弊端同时存在，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使职务犯罪的诱发力增大。

私有观念的存在，以及一些社会不正之风的助长，诱发了部分青年干部的贪婪心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私有心理和私有观念的存在本是正常的社会现象，然而，过去的一段时期里，我国的工作重心主要放在经济建设上面，对思想政治工作有所放松，加上一些传媒过分地渲染西方国家高消费的物质享乐，对社会风气起着不良的导向作用，使不劳而获、享乐至上等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有了广泛的市场。一些青年干部把正常的私有心理和私有观念内化为贪婪的自私自利心理。在这种不良心理支配下，外化为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行为。

同时，市场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使一些青年干部产生对商品金钱顶礼膜拜的心理，外化为权钱交易行为。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开放性和资源配置市场化，以及商品交易和流通的平等性，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消极的负面效应，如一些人不择手段地追求利益，信奉商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特别是一些以工资作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公职人员，现阶段的经济收入与消费支出形成强烈的反差，从而产生不平衡心态，在思想上萌发权钱交易的念头，一旦有适当的环境和条件，就会把权力作为私有化了的商品进行交易，换取金钱。（经商，做学问，从政）

（二）控制弱化和监管缺失提高了青年干部职务犯罪的可能性 在转型时期，一些法律（法规）不完善、执法不力和监督制约机制不落实等社会控制弱化和监管制度的漏洞的存在，增强了一些比较薄弱的青年干部的侥幸心理和投机心理，从而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犯罪。

首先，管理制度存在漏洞，内控不力是经济案件高发的直接原因。例如，在用人制度上存在不正之风，民主推选少，领导任命多，公开竞争少，暗箱操作多，致使个别思想品德差、业务素质低，甚至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年轻干部占据了领导岗位；又如，规章制度执行不严，有章不循，违章操作，内部管理混乱，责任制不落实，日常检查不到位，监督制约乏力；等等。（失德）

其次，监督制约制度种类不少，然而实效甚微。一方面，人大监督、纪委监察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法律监督都存在不到位的现象；另一方面，监督机关或个人不具有超然的地位，其人、财、物均受制约于部分被监督者，监督权难以全面实施，为职务犯罪留下了通道。法律不健全，拐卖妇女儿童，刑法中醉驾问题，性犯罪问题：强奸，猥亵。喂养式腐败。

再次，惩罚制度不严密。一个国家现行的惩罚机制和结构是决定该国腐败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加大惩罚力度将会降低腐败行为。我国腐败高发的事实，表明对腐败惩罚的措施、力度、密度等方面存在着重大问题。

四、青年干部职务违纪违法的心理透视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心理观，犯罪心理是客观与主观的辨证统一。犯罪心理的形成是犯罪主体与社会环境的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相互斗争、相互影响的过程。犯罪心理在形成过程中，都经历了对社会环境的消极因素内化、外化、强化三个阶段。青年干部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心理过程虽然千变万化，但其心理特征也有共性，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心理：贪欲，情欲，财欲

1、生怕吃亏的心理

有些年轻干部认为自己虽然有比较好的工作，经济条件并不差，但和社会上大款相比，没有人家潇洒，不趁现在手中有权，抓紧多攒一些钱，就没有机会了。在犯罪最初阶段，他们是处于消极、被动的状态；当陷入犯罪的泥潭时，错误地认为这是对自己工作多年的补偿，不捞白不捞，导致其名节不保。

2、贪图虚荣的心理

拥有实权的某些青年干部爱慕虚荣，一心追求个人享乐，被金钱、人情和关系所包围，深感以前的日子过得清苦，现在应该潇洒走一回了，因而在位高权重之时，挥金如土，生活奢侈糜烂，甚至染上黄、赌、毒恶习，入不敷出后，便从接受一般礼品到收受巨额钱财，断送前程。

3、盲目从众的心理

这部分人主观片面地认为，中央虽然加大了反腐败力度，但社会上贿赂之风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现在社会上腐败现象普遍存在，很多领导干部都在利用手中的权力捞取好处，与他们相比，自己这点小问题算不了什么。

4、投机自欺的心理

不少青年干部侥幸地认为，自己的文化水平、智商较高，身份特殊，见多识广，保护伞厚，且行为隐蔽、方法巧妙、手段高明、赃证匿藏天衣无缝，或相信朋友不会出卖自己，在自信能侥幸过关的情况下走上犯罪道路。

5、钱权互易的心理

一些青年干部为别人办了事，帮了忙，内心总希望“投桃报李”、“按劳取酬”，甚至自认为“用我的权换你的钱，天经地义”，于是，什么党性原则、荣誉尊严、道德良心乃至自由生命都可以置之脑后。一朝权在手，未办事先谈酬，谈妥酬劳再办事。

6、欲罢不能的心理

少数意志薄弱的年轻干部，在所谓的“人情往来”中不知不觉收受他人好处，或想继续贪图，或受到威胁，欲罢不能，明知早晚要翻船，仍如飞蛾扑火，“不见棺材不落泪”，自毁前程。特别是那些经济状况差，工作时间较短的青年干部尤为突出。

7、攀比摆阔的心理

这些年轻干部认为虽然自己不奢侈，不沾嫖赌，不上歌舞厅，可是每当看到人家住着装饰豪华的别墅式住宅、开着高级小轿车，腰缠万贯、挥金如土，就有了“我不比别人差，为什么该受穷”、“别人有的我也要有”的攀比心态，于是就摆架子，讲阔气，大肆收 受贿赂。

8、小打小闹的心理

这种人，“大贪没胆、小腐不断”，靠零打碎敲的“小腐败”敛财。用混同于日常的人情往来来逃过反腐监督的视野，送者敢送，收者敢收，分开看不起眼，累积的后果却相当惊人。结果在“出不了大漏子”的心理中越陷越深。

五、青年干部预防违纪违法的对策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说过：“一个良好的立法者关心预防犯罪，多于惩罚犯罪”.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人类社会内部存在着两种机制：一是产生犯罪的机制；二是抑制、预防犯罪机制。从犯罪发案率的高低，可以看出这两种机制相互较量的结果。因此，我们必须注重青年干部预防职务犯罪的重构工作。

（一）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完善权力体制 在制度意义上说，民主是以选举为主要形式的一种权力产生和运行的机制，它包括选举、限任、质询、弹劾、罢免等项具体内容。而在权力意义上讲，民主就是通过民权限制官权的制度，在制约权力、防止权力滥用方面，有着诸多的优越性。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改革干部的委任制度，建立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制。对各级的官员，尤其是年轻官员，由过去的上级委任为公开考试，如目前全国各省所搞的公开招聘试点以及任职前的公众评议等，就是很好的探索。这些探索，在不断完善后，要逐步形成制度，每一级干部的提升要经过公开的选拔考试和公众评议。坚决杜绝 干部提拔的暗箱操作，一把手、一言堂现象，因为它极大地破坏了正常的组织程序。在提拔、选用干部时，要做到公开、透明、民主。通过竞争来提高干部队伍素质，通过逐级的考试选拔，提高透明度，尽量减少吏治中的腐败。完善权力体制，应当在权力体制和结构的改革上寻求对策，改善权力运作的体制环境和相关环境，以改变传统体制中过分集权、缺乏制约功能的弊端。

实践证明，民主政治的发展同权力腐败的发生，通常呈反比关系。尽管民主政治做不到完全根除腐败，但确实可以起到减少腐败发生和控制腐败规模的作用。

法治是出路。

（二）依法严惩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行为。

面对违法乱纪，最好的办法是预防，中医里有治未病，不生病是最高的境界。其次的办法是警示教育，有了疾病的先兆，那么就吃点小药，谈谈话，批评警示一下，防止继续扩散蔓延。最后的办法也是最差的办法就是惩处，病得重了，不得不服开刀，用最痛苦的手段来解决。无药可救了，就放弃，让法律来惩处。

依法严厉惩治职务犯罪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贯要求，它是有效遏制职务犯罪发生的关键，也是对职务犯罪进行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

（三）加大社会反腐的舆论监督声势。

“洞房”与“牢房”相距很远，却又很近。网络反腐还将持续。因慑于整个社会反腐的强大声势和监督机制、法制环境的日臻完善，迫使“蠢蠢欲动”的年轻干部闻风丧胆，不敢越雷池半步。

（四）全面强化青年干部的思想道德预防。青年干部应当记住“四个务必”，做到“五慎”、“七廉”.一是要务必守得住根本，即“人生为什么，入党做什么，掌权干什么？”，自我迷失。务必保持心理平衡、务必管得住家人，防止他们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影响做违纪违法的事情，务必培养过硬的工作作风。世界上没有圣人，不是计算机复制出来的。

二是慎初、慎微、慎独、慎欲和慎交友。世间万事始于初，“小节”被轻易忽视，在矛盾侥幸的复杂心态驱使下迈出第一步而不能自已，一步一步地陷入罪恶的深渊。孔子在《礼记。中庸》中说：“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我们并不是禁欲主义者，但要守住思想堤防，时时以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选友要准，交往有度，不离原则，经得起情、色、财、位、名等的诱惑。豢养官员。

三是要“七廉”.《周礼。天官冢宰。小宰》一书中写道：“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是否廉洁并且善于办事，二曰廉能，是否廉洁并且推行政令，三曰廉敬，是否廉洁并且谨慎勤劳，四曰廉正，是否廉洁并且公正，五曰廉法，是否廉洁并且守法，六曰廉辨。是否廉洁并且明辨是非。” 即心底无私，才识过人，尽职守责，品行方正，秉公执法，是非分明。再补充一个“廉俭”，即清廉如水、淡于财欲、志行修洁、固守清俭。这对任何一个阶级社会、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制度的官员都是基本 要求，用社会学的语言来说，是当官者基本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要求，也是当官者必须具有的人格品质。

自己要保持廉洁自律

党性修养，纯洁性，个人修养。

1、懂纪懂法。风险点：贪污、贿赂、挪用公款、串通招投标； 失职渎职；玩忽职守，不履行职责，不正确履行职责，致使党和国家、人民以及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1人死亡、3人重伤、10人轻伤，直接经济损失30万以上入刑。

滥用职权；不正确履行职权，越权，审批，减免。死1人，伤2人，轻伤5人，损失20万，影响恶劣的入刑。

徇私舞弊，徇私情，贪图财物，照顾，讨好；舞弊，弄虚作假，滥用职权或不作为等。死1人，伤2人，轻伤5人，损失20万入刑。

2、知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与人为善。珍惜。客不修店，官不修衙自己要注意什么。不要迷失自我，不要迷信。

2、负责。

3、低调。不能猖狂。

4、谨慎。知道害怕和收敛。有双眼睛。

5、善良。见到要饭的给点钱，要钱的给点饭。积阴德。

6、自省。反省，对比。人格问题，人格也成为个性。思维方式和行为风格。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碎尸案，杀人案。

读书的好处

1、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2、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3、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4、我所学到的任何有价值的知识都是由自学中得来的。——达尔文

5、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

6、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颜真卿

7、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8、读书要三到：心到、眼到、口到

9、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10、一日无书，百事荒废。——陈寿

11、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一日不读口生，一日不写手生。

13、我扑在书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高尔基

14、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陆游

15、读一本好书，就如同和一个高尚的人在交谈——歌德

16、读一切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笛卡儿

17、学习永远不晚。——高尔基

18、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志而好学，如炳烛之光。——刘向

19、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孔子

20、读书给人以快乐、给人以光彩、给人以才干。——培根

第五篇：检察机关遏制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工作总结

检察机关遏制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

罪工作总结

“三农问题”是各级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农村村民委员会是国家政权的最基层组织，农村干部是党和政府的各项农村政策的直接执行者，但由于少数农村干部政治业务素质不强，法制意识淡薄，在工作中出现违法行政、为政不廉，甚至利用职权进行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职务犯罪。

一、农村干部职务犯罪的主要表

现形式和特点

(一)农村干部利用职权实施犯罪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1、化公为私，大肆捞钱。有的村干部私欲膨胀，利用各种手段，变法捞钱。一是弄虚作假、虚报冒领。村干部

利用经手现金的机会，将土地、宅基、税费、计生款隐瞒收入不入账，直接装入自己腰包；二是虚列支出、虚增费用，冒领公款；三是私设“小金库”，集体私分公共财产；四是利用采购物资、土地承包或建学校、修公路等工程发包的机会吃“回扣”，从中索取收受贿赂

2、假公济私、混水摸鱼。一是有的干部会计、出纳一身兼，故意制造财务混乱现象，一任糊涂官，一本糊涂帐，收支账目不向群众交底，下台后人走帐烂，公款不交下任，直接归己；二是公私不分，用公款配汽车、手机、给个人上保险、公款随“份礼”，该自己支付的费用，用公款报销；三是巧立名目、公款消费。有的村干部以招待来客，为村跑项目，争资金为由，在招待费上做文章，把自己的吃喝费用记在公家帐上，甚至少支多报，从中渔利，以吃喝为名行贪污之实。

3、损公肥私、谋取私利。有的村干部将本村的土地补偿费、农业开发资

金、抗旱防汛、建学校扶贫等专项资金，或公款私存，套取银行利息；或借给他人获取高额利息及他非法利益；或视公款为“摇钱树”直接挪用，自己搞营利性活动，从中牟利。

4、同谋造假、合伙侵吞。一些村干部与财会人员串通一气，唆使其伪造单据做假帐，以达到侵吞公款的目的。有的财会人员业务素质低，怕打击报复，不敢坚持原则，或奉行利益均沾、好人主义，只要对自己有利，甘愿做假帐，相互勾结、合伙作案。

（二）农村干部利用职权进行贪污、挪用等职务犯罪的特点：

1、是犯罪主体集中。从查处农村干部犯罪案件情况看，村支部书记、村主任、会计是犯罪案件最主要的主体。在所查处的21人中，这类主体有18人，占总数的85%。这些人权力集中，有经手现金的机会，作案条件方便。

2、是侵犯对象集中。农村干部职务犯罪案件侵犯的对象比较集中，大部

分是上级下拨的开发扶贫、防汛抗旱、土地补偿等专款，以及受委托征收的税款、宅基地款和计划生育罚款。这些资金一般与有关部门相关，在资金往来和使用上监督管理不到位，使一些村干部有机可乘。

3、是作案手段简单直接。由于农村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收支管理不严格，人人手里有钱，使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各种手段，巧立名目，虚支瞒报，自报自批，直接侵吞、挪用，打公款的主意。

4、是犯罪金额不大，但后果严重。农村干部职务犯罪涉案金额虽然不大，但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往往引发村民集体上访，给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恶劣影响。

二、农村干部职务犯罪的原因

1、政治业务素质不强，法制观念淡薄。参与犯罪的农村干部政治素质低，缺乏职业责任和廉洁自律意识，特权思想严重是一个普遍现象。任职期间不注

重学习、放弃世界观的改造，工作中民主意识差，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滋生，严重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忘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一旦手中有权，不想如何发展本村经济，带领群众致富,而是把当干部做为谋取私利的捷径，置党纪国法和群众利益于不顾，为所欲为，大肆侵吞公共财产。

2、农村财务管理制度混乱，给违法犯罪者提供可乘之机。村制度不健帐目不清是个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是有的村“一把手”直接兼任会计、出纳，财权主要掌握在村支书和村主任手中，收支全凭“一枝笔”、“一张嘴”。有些村经手财务的人员分散，人人收钱，人人花钱，各自为政，一手拿条子，一手拿票子，常年不报帐。有的村财务收支没有专人审批把关，村干部人人自报自批，开支随意，项目、标准、限额没有明文规定，责权不清，管理上的漏洞为职务犯罪大开方便之门。

3、财会人员素质低下，不能发挥

管理作用。的有村在财务人员的任用上不是看其业务素质高低，而是任人唯亲，找关系户，拉私情网，看其是否听话，否则就随意撤换，“顶的住的站不住，站的住的顶不住”，财务队伍不稳定。而一些财会人员文化水平低，没有受过专门培训，没有财会基础知识，不懂帐理，胡乱下帐，形成“抽屈帐”，“包袱帐”、“口袋帐”。在财务管理环节上，不坚持原则，不严格把关，对村财务主管言听计从，对违法犯罪现象不抵制甚至同流合污，根本起不12全文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