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职务犯罪的生成机制及遏制理论

第一篇：警察职务犯罪的生成机制及遏制理论

警察职务犯罪的生成机制及遏制理论

潘嘉

警察职务犯罪，是警察实施的与其职务有关的犯罪行为的总称，具体包括警察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谋取经济利益，或者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破坏国家对警察职务活动的管理职能，依照刑法规定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各种犯罪行为。就其本质而言，警察职务犯罪是警察职权运作过程中的异化现象。与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相比，警察职务犯罪除具有一般职务犯罪特征之外，还具有政治上的敏感性、犯罪手段隐蔽性极高的特征。

警察职务犯罪的行为方式多种多样，但它们的相同点都是与警察职务相关联，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警察在执行职务行为中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犯罪行为，它是警察职务犯罪的主要方式。对此，刑法采取两种立法模式:一种为明定式，即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刑法条文中给以明确规定，如警察所犯的贪污罪、受贿罪、非法拘禁罪等等。另一种是隐含式，即刑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但要实施这些犯罪，警察也必须“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如包庇毒品犯罪分子、为地方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等犯罪行为。二是警察在执行职务行为中，滥用职权(即超越职权范围或者违反职权行使程序)实施的犯罪行为，如警察所实施的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等。三是警察在执行职务行为中，应履行法定义务且能够履行而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义务而构成的犯罪行为。前者如警察所实施的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等，后者如警察所实施的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等。①行为方式的多样性导致警察职务犯罪的范围宽泛，大致涉及刑法中的29个罪名。②尽管每一宗警察职务犯罪的发生都有其具体原因、促成条件和环境，但只有认清其犯罪原因的共性才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警察职务犯罪，进一步设计预防对策。下面我试用雷克利斯的遏制理论探寻警察职务犯罪这一类犯罪发生的共同原因。

当代美国犯罪学家雷克利斯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犯罪遏制理论”(containment theory)，着重用社会控制的强弱来解释犯罪行为产生的原因，并吸收了关于犯罪原因的心理学观点和社会学观点的优点，推动了对促成个体犯罪的内部人格力量以及塑造个人动机和人格的社会文化力量的分析。有学者认为，“雷克利斯提出的遏制理论模式就是心理控制模式的代表。”③他认为犯罪是个人内在的控制能力和社会中存在的外部控制因素缺乏的结果，是对推动和引诱个人进行犯罪的驱力(drive)和拉力(pull)缺乏遏制(检查和控制)引起的。④为了介绍此理论，他引入了四个概念:外部压力或拉力(outer pressure or pull)、外部遏制(externalcontainment)、内部遏制(inner containment),内部推力(innerpush)。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外部压力或拉力和内部推力促使人产生越轨行为和犯罪行为，而外部遏制和内部遏制则阻止、中和、抵抗个人产生越轨行为和犯罪行为。当外部压力或拉力和内部推力比外部遏制和内部遏制强大时，个人就会产生越轨及犯罪行为。雷克利斯强调，最重要的外部遏制因素是期待个人遵从群体中占优势的行为准则的社会压力，最重要的内部遏制因素是一个象绝缘体那样起作用的、排斥违法犯罪行为的概念。⑥本人认为，目前我国的警察职务犯罪也可以看作是上述四种力量博弈，外部压力或拉力和内部推力最终战胜外部遏制和内部遏制的结果。

警察面临的外部压力或拉力是那些迫使或引诱警察进行犯罪行为的外部力量。由于社会的变迁、交往的增多以及利益关系的多元化，参与这种外部力量的势力越来越多，警察面临的来自家庭、单位、社会的压力及诱惑力也越来越大。大致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导致警察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相对贫困的制度缺陷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地从新的不平等走向平等的过程，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带动的社会进程，本质上是一场社会平等化进程的序曲，这种平等化进程也就是社会现代化的演进。根据亨廷顿的观点，“现代性产生稳定性，而现代化却产生不稳定性。”⑥由于我国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这种不稳定性带来制度上的缺失反映在警察群体就是利益分配的不公平。由于从事国家公务，警察被剥夺了进行营利性经济行为的权利，但国家给予的补偿仅是低水平的薪金，即便如此有些地区也难以按时发放。与此同时，由于肩负着维护社会治安、打击违法犯罪的重任，警察被赋予了相当的公共权力。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相对贫困容易使他们利用手中的职权从事“寻租行为”，这就引发了大量的警察贪污受贿，为“黄、赌、毒、黑”充当保护伞的现象。

(二)公安体制转轨过程中产生的空隙和司法体制的不完善

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市场开始启动，而计划尚有余漏，从而形成了新旧两种体制并存的局面，这也在客观上给警察权力腐败带来空前的“机遇”。在随之而来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权力系统趋向“放权松绑”，以往那种权力高度集中的局面被逐步打破，但由于相应的配套措施如规范体系、监督机制等相对滞后，结果造成权力运行中自上而下和横向的约束管制减弱。此外，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原有的行为模式受到严重冲击，而新的行为模式尚未被普遍接受或正在形成之中，社会整合力降低，出现了社会学家所称的“社会失范状态”，以腐败为主的职务犯罪泛滥正是社会失范状态的一种表征。

公安体制作为政治体制的组成部分，必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相适应。在公安体制转轨过程中，原来“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官意志等弊端不可能马上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却愈演愈烈;新的更适合公安工作的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造成警察在工作中无所适从，更为一些寻求犯罪机会的警察提供了空子。例如目前公安机关对罚没财物的处理规定混乱以及行政收费方面存在的漏洞，不仅严重妨碍了司法公正，对于公安队伍建设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此外，警力配备不足和落后的侦查手段使民警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和紧张的生活节奏，而公安机关内部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和获得成功升迁的途径又进一步加重了警察的挫折感。尽管需要补充大量警力，但公安机关的人员“进出”的渠道不顺畅，吐故纳新的机制不健全。这些年来，公安系统各部门陆续补充了数十万新警，但进来的大部分是转业军人、干部子弟等未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员，而对于屡犯错误、违法乱纪等不适于继续在司法部门工作的人又很难调出去。⑦加上入警后业务素质保障(强警教育)不力，这都为警察队伍的纯洁埋下了隐患。

在我国司法体制中，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的权力很难受到有效的制约。案件从立案到搜查、拘传、刑事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都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和执行，加之实践中的“神秘主义”，侦查活动的合法性与公正性唯有靠公安民警的个人品质、道德良知来保证，这显然是脆弱的。⑧

(三)亚文化的冲击

几千年传统农业社会的沉淀，“官本位”思想在国民意识中已经根深蒂固。受“唯上、唯官、唯权”思维定势的影响，公民对警察职务上的违法犯罪行为往往持忍让的态度，不但为警察职务犯罪提供了土壤，并为巩固和强化这类犯罪提供了温床。同样，对于警察主体来说，“宗法观念与民主观念至今仍在司法人员思想中发生冲突，并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司法权力的正常运作。”⑨进入工业化社会，人们根据不同的利益和地位形成的彼此不同的亚文化会形成多种社会规范，人们对此就产生无所适从的感觉，从而减弱社会控制。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西方文化汹涌而入，泥沙俱下，而这些文化信息和能量的耗散不断形成新的文化结构，呈现出现代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而警察与罪犯的共生模式，又使其难以避免地受到犯罪亚文化的影响。

按照文化冲突的理论，警察职务犯罪也可视为传统的农业文化和现代法制文明冲突的结果。

警察职务犯罪的外部遏制是那些能够制止警察进行职务违法犯罪活动的外部力量，即社会控制。它可以区分为外在的控制和内在的控制。

外在的社会控制是指一定的社会环境因素对警察行为主体的约束。外在控制大多通过以下途径实现:

1.依赖于社会的强制力而实施的监督(法律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公安机关内部监督)，它通过一整套惩处机制在公安机关及相关单位内部建立起相对稳定的秩序。此外，非强制力保障的社会监督(如新闻监督)也规范着警察职务行为。

2.法律(以《刑法)、(人民警察法》为主)对警察职务行为的规范划定了其行为准则的底线以及突破这条底线应承担的责任。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对从事公务的警察起着警示作用。如，我国刑法中不作为犯罪的理论和追诉时效延长的法律规定，对促使人民警察严格履行职责具有重要意义。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犯罪中，关于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等职务犯罪的规定，对人民警察依法行使职权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

3.警察个体、警察群体、一般个体、一般社会群体之间通过接触或接近，用手势、语言等信息的传播而发生的相互依赖性的社会功能联系。如:组建健全的家庭和有效的家庭控制，社会互动提供了使警察获得接受、认同和归属感的机会。

4.由社会功能联系和沟通渠道构成的社会安全阀机制在抑制犯罪与保持稳定及促进社会发展中有特殊作用。沟通渠道是安全阀的排气孔部位，它是警察表达不满、紧张、利益需求的合法方式、场合以及机会。这种渠道越畅通、越广泛、越规范，警察用职务违法犯 罪的方式对挫折做出反应的可能性或必要性就会越/J、。

而内在的社会控制指包括公安机关在内的社会单位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等非强制性手段，使警察继承社会中一致的主流道德规范并明确自身的社会角色定位，自觉地运用各种社会规范来指导、约束和检点自己的行为。

总之，警察职务犯罪的外部遏制(社会控制)是警察周围的社会环境中存在的结构性缓冲器，它们有助于对警察进行约束。

警察职务犯罪的内部推力是推动警察个人利用职务从事违法犯罪的心理力量。社会转型期中不同的社会成员对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的心理反应是不同的。不良的心理反应很容易同其他因素结合形成犯罪心理。警察职务犯罪的内部推力包括:

见钱眼开的贪婪心理、深感吃亏的补偿心理、贪图享乐的虚荣心理、“按劳取酬”的交易心理，是一切贪利性警察职务犯罪的共有心态。侥幸心理，故意从事职务犯罪的警察都认为只要利用好可供其支配的资源完全可以逃避惩罚。特权思想严重，不少警察总以为自己是管人者，他人是被管者，觉得自己拥有鞭鞋他人的权利。少数警察简单、甚而错误地产生一种“角色认同”心理，把自己的职责与封建时代的官吏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警察等同起来，认为自己的刑讯体罚是合理的、正常的。.此外，还有由“挫折、不安、失望、敌意、自卑感”产生的焦虑失衡心理。有材料显示，在所有应急性职业中，警察所承受的心理压力指数居首位。这主要出于对完成工作指标的信心的缺乏，或是源于人际关系的不谐调以及对个人、家庭生活方面不如意而引发的担忧，更多的是几种情况兼而有之，是多种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焦虑心理如不能及时得到宣泄或心理治疗，可能会产生两种后果:一是由消极怠工导致的不作为犯罪，二是由过激行为造成的警察职务犯罪恶性案件。值得注意的是，警察职务犯罪的内部推力复杂多变，往往交织在一起发挥作用。

警察职务犯罪的内部遏制是警察个人自身具有的阻止个人进行职务违法犯罪的力量。它主要由自我的成分组成，包括自我控制，良好的自我概念(即个人对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或个人对他人或社会的价值的一种意象或观念)，良好的超我，高度的责任感，较强的挫折忍耐力，较高的娱乐抵抗力，目标定向，获得替代性满足的能力，降低紧张的合理化技巧等。这些因素都是警察个体的内部调节器，它们是警察基于自身安全之需要以及对前途、名誉的自尊需要激发出来的驱力。警察职务犯罪的内部遏制与内部推力之间的冲突，实质是个体实现犯罪意愿与个体维护自身安全、自尊的意愿相互矛盾作用的集中体现。两种力量的相互对立相互转化，始终处于警察个体自我调节的动态之中。

“自我按某种方式操纵个人，从而使满足最大化。”(弗洛伊德语)因此说，建立一个积极的自我，可以把警察个人引向执法守法，即在规范的范围内获取利益;而一个消极的自我概念，则会把警察个人引向违法犯罪。

如前所述，目前我国的警察职务犯罪可解释为上述两组(四种)力量博弈，外部压力或拉力和内部推力最终战胜外部遏制和内部遏制的结果。由于两组力量的此消彼长，警察职务犯罪的发案率也会起伏。这就给预防工作带来一些启示:通过制度和法律建设提高社会控制能力，削弱外部拉力(除了一些诸如文化冲突带来的外部拉力是我们在短时期内难以扭转的)，譬如健全目前软弱的监督制约机制，出台细致的“反警察职务犯罪”法规;通过教育等手段强化警察对自身职业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对自身犯罪的羞耻感和罪责感，提高个体心理控制能力，抑制内部推力形成犯罪动机是预防警察职务犯罪的根本。

第二篇：遏制以罚代刑防范职务犯罪

遏制以罚代刑 防范职务犯罪

提要

行政执法活动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工作量大，强度高是其工作特点，因此在执法过程出现一些瑕疵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这些瑕疵是人为性故意行为，就必须究其原因，以示警示，敲响警钟。本文以土地行政执法中出现的以罚代刑现象为背景，从其产生原因、以及同职务犯罪的联系进行分析探讨，并对防范以罚代刑和职务犯罪的有效措施进行积极探讨，对于规范行政执法，防止职务犯罪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我院近年来受理的土地管理行政机关申请强制执行的涉及土地违法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违法行为大大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刑事犯罪追诉标准，行政机关只做单一罚款和恢复原状的行政处罚，并没有依照规定将已经达到刑事追诉标准的向公安机关移送，造成了土地违法案件屡禁不止，屡罚不能见效的恶性循环，纵容了土地违法行为的蔓延。

一、典型案例透出以罚代刑

典型案例：行政执法机关在执法检查中发现某殡葬管理所设立的殡葬服务机构（下称殡葬服务部）未经批准占用耕地35200㎡建陵园，经调查取证后，做出限期拆除在非法占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也未提起行政诉讼，行政机关逐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经审查，行政机关提供的证据显示，殡葬服务部在某乡所属农村擅自占用集体土地的面积为东西长220米，南北宽160米，约52.8亩。建设殡葬服务设施的施工始于1994年，殡葬服务部取得工商登记的时间是2005年，行政执法人员现场勘

测时间为2008年。涉案土地现状为殡葬服务基础设施已建设完成，部分墓地已经投入使用。殡葬服务部的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从1994年延续至2007年，在长达13年之久的时间里，占地50多亩，大兴土木并面向社会公开进行殡葬墓地招揽服务，该行为的性质绝不是行政违法这么简单。

土地是国家的命脉，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各国政府尤为重视土地的保护。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我国刑法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指出：‚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改作他用，数量较大，造成耕地大量毁坏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以非法占用耕地罪定罪处罚‛。同时规定‚非法占用耕地‘数量较大’，是指非法占用基本农田五亩以上或者非法占用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十亩以上。‛ 《行政处罚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第三十八条规定：‚调查终结，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做出如下决定：.....(四)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 ,移送司法机关‛；第六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令纠正；拒不纠正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给予行政处分；徇私舞弊、包庇纵容违法行为的，比照刑法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结合本案的基本事实，殡葬服务部占用耕地已达52.8亩，2

从其占用的性质看，未经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批准，属于非法占用；从其占用的数量看，占用耕地52.8亩，早已超出刑法有关非法占用耕地罪关于占用耕地十亩以上的追诉标准。因此，将殡葬服务部占用土地建陵园的行为定性为涉嫌非法占用土地刑事犯罪是无可无非议的。行政执法机关在对违法占地行为人进行处罚时，明知《行政处罚法》有‚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的法律规定，非但不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而以行政罚款了结此案，其行为也已涉嫌职务犯罪。

二、以罚代刑涉嫌职务犯罪

刑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行政执法人员徇私舞弊，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不移交，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文所引案例是一起典型的应当移交而不移交且情节严重的案例。

首先，从刑法规定分析，本罪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具有行政执法权的特殊主体，既包括一线的执法人员，也包括审批岗位的执法人员，还包括领导主管人员。

其次，从本罪规定的主观因素分析，应当是出于故意才构成犯罪，即明知所办案件已构成犯罪,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而不移交。

我们应当看到，行政执法机关对于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的涉嫌刑事犯罪的案件，行政执法人员对案件的性质是十分清楚的，其之所以不积极移送的原因不外乎是行政权力的无限膨胀和部门利益所致。在现行法律规范体系中，立法机关从社会管理的复杂性、多样性考虑，设立了自由裁量权法律体系，其宗旨在于视违法行为情节和危害性的不同，赋权于行政机关自

由裁量。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行政机关将自由裁量权滥用，动辄施以最高限处罚，更有甚者，仅仅由于被处罚人的态度不同就课以不同的处罚，行政权力肆意的扩张，权力行使的随意性，几乎渗透到所有的行政执法领域，导致行政权力的滥用，严重违背了立法宗旨，也违背了法律授权，造成不良的社会效果，影响了政府的形象。同时，行政机关部门利益、钱本位意识也是导致案件故意不予以送的原因之一。从现行的行政执法运行体系来看，虽然表面上处罚和收款部门是分开的，一般的做法是委托银行开一专户，并冠以某某政府行政处罚专户，但最终罚款还是以某种方式转入到处罚机关，实质上是将应当上缴国库的罚没款缴纳了单位的现金库。也正是由于这种运行机制，行政执法机关非常清楚，如果案件一旦移送司法机关，无异于断了自己单位的财路，部门利益无法实现，最终导致了案件的不移送。

第三，从本罪侵犯的客体分析，以罚代刑首先直接侵犯了行政执法依法行政的正常活动秩序，滥用了行政处罚权，也侵犯了国家立法、司法的尊严；另一方面，由于行政执法机关将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案件以罚款处罚予以消化，也妨碍了司法机关惩治犯罪职能的正常行使，这时的行政机关实质上是充当了违法犯罪行为人的保护伞。

第四，本罪的客观方面的要求是情节严重。从本案的违法行为性质、危害后果等方面分析，无容臵疑可以定性为行政执法人员存在严重的徇私舞弊，其以罚代刑以达到严重的程度。其中，本案违法行为人严重破坏土地的行为已达到刑法规定的可以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程度，且违法行为人涉嫌群体，而非一个人所为，而且行政执法人员对行为人违法占地的面积是明知的，自始至终就没有将案件移送的意思表示等等，这些4

足以说明情节的严重性。

综合以上分析，职务犯罪的成因不外乎管理制度和个人因素两方面。我们的用人机制不完善，还没有行之有效的录用、考核、任免等制度，现行的制度徒有虚名，还不能突破关系网、金钱网的束缚，加之行政执法法出多门，职权交叉、争案源、争管辖屡见不鲜，自由裁量有立法无监督，执法活动不透明，一人执法较为普遍，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已不是什么秘密，‚交钱了事‛在一些领域中成为一种潜规则，久而久之纵容了执法的随意性，放任了违法行为人，以至于在部分执法人员身上吃、拿、卡、要、违法、违纪等问题经常出现。另一方面，受社会上贪图享乐、攀比等不良思潮影响，加之个人品行、修养的不够，对于权力行使无拘无束，放纵个人私欲，一些执法人员被拉下水，成为了违法犯罪嫌疑人的保护伞。

三、以罚代刑成因

（一）、立法与制度缺陷

立法滞后现实是成文法体系所不可避免的。不可否认，我国立法机关在改革开放以来的长足发展和进步，但我们也应当清醒的意识到，一些本因以立法解决的问题，由于部门利益群体之间利益之争，迟迟不能立法，导致了管理的真空地带，使不法行为游走于法律的边缘。另一方面，我国现行的行政执法运行体系也是导致以罚代刑重要原因，我们不难发现，行政执法人员乐于对违法行为主体课以罚款处罚，往往是自身经济利益息息相关的，罚没款虽然形式上缴入专户，但最终要和行政执法人员罚款数额直接挂钩，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现在交警为何对于罚款敬职敬业，反而冷落了维护交通秩序这一根本的法定职责。根本原因在于，你罚款越多，自己获取的利益越多，行政执法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行政执法人员谋取私利的合法工

具和外衣。

（二）、执法人员素质因素

司法实践中，行政执法机关在遴选、培训执法人员过程中缺乏制度保障，一些执法人员对于岗位法律规范还没有来得及完整的学习一遍，更谈不上领会立法宗旨，就已被指派到了一线执法岗位，加之其手中的处罚权不受约束，人人手里拿着罚款单，动辄就对相对人施以罚款，无形中助长了执法人员无法无天的潜意识，助长了行政权力的无限扩张。

（三）、监督制约机制的空缺，是以罚代刑总要因素。行政执法的现实状况表明，对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的活动进行监督制约机制基本是空白。执法人员手中的罚款单随意就开出，没有什么部门可以对其行为进行监督，而对于被处罚主体提出的申诉也仅仅停留于表面，加之法律意识的淡漠，诉诸司法救济者寥寥无几，这些都助长了行政执法人员我行我素的优越性意识。另一方面，行政处罚缺乏第三方介入监督，容易形成暗箱操作，虽然也有处罚前的告知和听证程序规定，但欠缺了第三方的监督，你听你的证，我罚我的款，听证流于形式，有的连形式都没有，加之处罚并不向社会公开，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的缺位也是以罚代刑盛行的原因之一。

（四）、人情案作怪。

现实社会中，人际关系像网络一样错综复杂，行政执法人员来自于社会，必然和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执法过程中，要面临社会方方面面的压力。包括权势的压力和人情的压力。一些领导干部对执法人员的指手画脚，以及压案、销案行为，难怪社会上会出现违法行为人对执法者不屑一顾，动辄就把某某领导挂在嘴边，而我们的一些执法机关的领导也时不时地给执法人员以暗示，称某某领导关注此案等等，使得执法人6

员进退两难。另一方面，一些执法人员碍于关系，对于有亲属、朋友找上门来的说情风，无免疫力，往往网开一面，对违法行为人以宽恕方式处理，该罚的不罚，多罚的少罚，该移送司法机关的也就以罚代刑‚私了‛。

四、遏制以罚代刑

从根本上根治土地违法案件的蔓延，是一项长期的、多部门共同协调方能完成的系统工程。

（一）、提高执法人员的认识，强化责任意识和法律意识，把治理土地违法案件上升到是否是依法行政和是否是渎职行为的高度去认识。要认识到‚以罚代刑‛从法律层面上的实质就是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的形态。在面对土地违法案件已达到法律规定的追诉标准时，是从部门经济利益角度考虑，处以罚款加恢复原状了事，还是严格执行法律规范，以涉嫌刑事犯罪移送公安机关，不同的处臵方法性质截然不同。前者由于客观上造成没有移送，无论是对涉嫌犯罪的立案标准缺乏准确了解而错误地界定进而以为不必移送立案只需行政处罚，还是由于对行政执法活动中发现涉嫌犯罪案件缺乏刑罚意识而疏忽大意没有移送，均不影响该行为的性质，即可以归咎于执法素质和业务水平低下，属于失职行为，但情节严重的则构成渎职犯罪。

（二）、应当建立土地违法巡察制度。土地是国家的命脉，是人类生存的基础，管理和利用好土地，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如果仅仅从处罚环节上防止‚以罚代刑‛，并不能有效遏制土地违法案件。从移送到法院的土地违法案件的情况看，并不是在违法行为人实施土地违法行为的伊始被查处的，而是土地被破坏到相当程度后才被查处，且这一过程并不是一个短的时间过程，有的长达多年。因此，有必要建立土地违法巡察制度，实施包片负责，责任到人，不定期和定期巡察相结合，及时发现，及时查处。

（三）、建立土地违法究责制。一是以辖区为单位，辖区行政首长为第一领导责任人，土地所在地基层组织负责人为直接责任人。在任职同时签署土地责任书，强化领导责任，把土地管理和利用基本国策变为土地辖区行政长官的具体职责，发现土地违法案件，先问责，并有其负责全程监督处臵，处臵不良的究责免官。二是相关司法机关同土地管理行政机关建立案件移送与监督究责制。行政管理机关对于符合刑事立案条件的案件及时移送公安机关，同时向检察机关备案。对于该立不立、立而不诉等问题，由政法、人大监督机关进行督察，实行渎职究责。

（四）、改革行政执法理念，实行以事立案。土地违法案件有时不能及时确定行为人，因而行政机关，往往以此为由不予立案也导致违法行为不能及时查处。面对土地违法案件的特点，要转变观念，对于发现的土地违法事实，或者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经过审查认为符合法律规范的追诉标准，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但犯罪嫌疑人不能确定的案件，依法作出的立案决定，并做证据保留，依法定程序移送公安机关。

（五）、加强行政执法内部监督。对于影响较大或有代表性的土地违法案件，实施公开听证程序，并对行政处罚的具体违法事实及处罚结果进行分类公开，以便于行政相对人进行横向比较。行政处罚的程序和结果公开不仅有利于接受监督，对于排除对行政执法活动的各种干扰也具有现实的意义，可以由内至外地克服以罚代刑。

（六）、实行行政处罚公示制度。将行政处罚所认定的违法行为事实、处罚理由和依据，处罚内容等事项，在固定栏目予以公示，接受舆论和公众的监督，同时也是一种对社会公众的8

普法教育方式。

（七）、规范案件审批报告制度。按照《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的规范要求，制定出详细的自查、部门复查和上报回访制度，案件承办人员无论是简易程序合适普通程序处罚的案件，首先由承办人写出自查报告，报部门复查，然后定期书面报告上报主管机关的法制部门，由法制部门按照《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的规范进行审核，定期回访，追究直接责任人和相关负责人的法律责任，使执法人员不愿也不敢以罚代刑。

（八）、以典型案例教育执法人员。

可以参考党员干部警示教育的方式，遴选出典型案例，组织行政执法人员开展教育活动，采取以案释法的形式，揭露以罚代刑的社会危害性和其种种表现方式，并通过正面宣扬先进的方法，在执法人员中倡导公正执法、弘扬正气，并及时总结本部门的检验教训，一案一评，将规范办案的法律规范印成小册子，人手一册，弘扬严格执法、公正执法的正气。

（九）、司法提前介入，防范于未然。

司法机关提前介入行政执法机关，并不是依据法律规定行使司法监督权，而是以司法机关司法实践中常见的违法案件为典型，进行提前介入打预防针，防患于未然，通过专题授课、案例分析、法律规范辅导、典型案件的现场观摩以及答疑解难的方式，将规范的行政执法授之于执法人员，促进依法行政制度化、规范化。

（十）、检察机关派驻要害、敏感部门。

检察机关对法律的实施依法行使监督检查职权，有权对行政机关行政执法活动进行法律监督。法律监督是保障国家法律实施的重要手段，也是防止行政机关滥用职权的有效措施。可

以借鉴检察机关派驻看守所的方式，定期向敏感、要害部门的行政机关派驻检查员，并实行检查员轮换制度，以此强化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制意识和自我约束意识。

（十一）、开门接受监督。

行政执法需要全方位的监督，这种监督包括人大的法律监督、媒体舆论的监督和公众的监督。

人大监督，应建立重点案件、典型案件报告制度，通过案件报告制度建立起规范的监督体系。

舆论监督要发挥客观、公正、及时的特点，开辟专栏，以案说法。同时还可以通过专题讨论，专家点评等方式，对热点问题进行舆论监督。

公众监督在现行体制下是一个薄弱环节，由于公众缺乏阐述观点、发表见解的途径，因此，不妨主动创造条件，在固定地点开辟专栏，定期或不定期的将案件公之于众，提供反馈意见的途径，并及时对反馈意见进行公开答复，还监督权于民众。总之，只有遏制以罚代刑，才能有效的预防职务犯罪，同时，只有通过分析以罚代刑产生的内外因，制定切实可行的防范措施，才能有效的控制和解决职务犯罪。

第三篇：蝴蝶效应与遏制预防职务犯罪

职务犯罪是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阻碍和突出问题。尽管我国对职务犯罪活动一直保持高压态势，打击和预防工作不断加强，一大批职务犯罪分子被查处，产生了极大的震慑作用，遏制了职务犯罪不断上升的势头，反腐败“治标”工程取得较大成果。但实际上，由于诱发腐败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尚未完全解决，职务犯罪滋长蔓延之势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控制，职务犯罪仍然有相对较高的发案率。由于目前我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时期，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轨至市场经济需要一定过程，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会一蹴而就，必然会出现与转型社会相联系的多种复杂社会心理，因此，职务犯罪仍将出现愈加复杂多变的趋势，使我们面临严峻的挑战。我们怎样才能更好的应对这种犯罪形势呢？产生于上个世纪的“蝴蝶效应”理论及其混沌学，或许对我们遏制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具有十分积极的指导和启迪意义。

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兹在一次演讲中说：可以预言，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一只蝴蝶偶然扇动几次翅膀，所引起的微弱气流对地球大气的影响可能随时间增加增大而不是减弱，甚至可能两周后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引起一场龙卷风。这就是被称为“蝴蝶效应”的著名理论。混沌学家把“蝴蝶效应”理论表述为：事物发展的结果对初始条件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性，初始条件极小的偏差将会引起结果的巨大差异。这个貌似荒谬的论断，产生了据说是与相对论、量子力学，并称为当今世界最伟大的三大理论之一的混沌学。

混沌学认为，事物的发展，有三个阶段：混沌期-秩序期-新混沌期。所谓混沌期，就是事物将有可能向任何方向发展的不确定时期。事物在发展变化中存在一种模糊的、动态的、不稳定的状态，即混沌状态。秩序期，则是事物将会沿一定的方向按某种规律有序的发展时期。新混沌期，便是有序的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原有规律将失效，事物又进入到一个发展方向不可捉摸的时期。所谓规律，只有在秩序期，它才能显示其作用。这个理论，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有序与无序、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稳定性与不稳定性、完全性与不完全性、自相似性与非自相似性诸范畴辩证统一的世界。丰富了我们的认识论和实践观。它研究如何把复杂的非稳定事件控制到稳定状态的方法，研究世界如何在不稳定的环境中稳定发展的问题。混沌理论的方法对于处理复杂多变、动荡不定的重大事件有特殊功效。

“蝴蝶效应”及其混沌理论虽然由气象研究引出，但事实证明，“蝴蝶效应”确实在现实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屡见不鲜，而且在职务犯罪和职务犯罪的遏制预防中也不例外。

众所周知，今年3月，西安一个小青年彩民爬上广告牌的异常举动，引发了震惊全国的西安宝马彩票事件。由此发现了自1998年以来陕西省185场即开型体育彩票的大部分存在违规操作。14名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一批涉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受到惩处。宝马彩票事件还引发了许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外国友人和普通民众对彩票立法问题的强烈关注。

1999年3月，一封神秘的举报信，敲开了震惊全国的厦门远华走私案的黑洞，引发了福建省的官场大地震，并波及中央政府部门，217名犯罪分子落网，300多名国家机关干部涉案，3名省部级干部，26名厅局级干部，85名县处级干部栽下马，19人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原公安部副部长李济周，厦门市原副书记刘丰，副市长兰甫受到惩处。这些都是典型的“蝴蝶效应”现象。

此类现象还如，沈阳“慕、马”案，牵出142起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移交司法机关立案追究刑事责任的就有104人。河北省原国税局局长李真案，牵扯出50余起案件。除李真外，涉及厅级干部9人，还涉及到该省国税系统160多人。黑龙江省农业银行原副行长丁志国案涉案70多人，该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案则涉及数百人。贵州省查处阎健宏行贿受贿、挪用公款案，带出8名地厅级以上干部和5名处级干部。福建闽江工程局特大受贿案涉及局党委书记、局长、4名副局长等7名地（厅）级干部和19名处级干部。无锡新兴实业总公司非法集资案带出一串案件，涉及2180人。这些案件在当地乃至全国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计的。这些串案、窝案、片案和案中案；这些查一案，牵一串，带一片的现象，都表现出明显的“蝴蝶效应”。

运用“蝴蝶效应”理论，仔细剖析上述这类社会现象，我们可以看出其“蝴蝶效应”的产生一般来说有三个基本条件：

第一、初始条件的偏差。这个偏差是相对于事物发展正常需要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从职务犯罪“蝴蝶效应”现象看，其初始的触发因素，往往是某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一念之差，一次细小的不自律检点的行为或违纪放纵或履行职责的疏忽。他们在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法律法规，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发生细小的偏差，而这个偏差，如果又出在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上，或者这个偏差，恰恰又是很多有着密切利害关系的别有用心的人求之不得的，那么，这个细小的偏差就会被效仿、利用、扩散或者泛滥。宝马彩票事件中犯罪案件的初始偏差，或许就源于1988年在西安最开始的那次承包私人发行的违规行为偏差。由于它没有被及时纠正，而被“发扬光大”，被一百多次的复制扩散，终于酿成彩票犯罪串案、窝案。从遏制预防职务犯罪的“蝴蝶效应”现象看，其初始的触发因素也是源于细小的异动。如串案、窝案有的仅仅是一次巨款丢失被路人拾到而暴露；有的只被包工头怒骂，无意间露出马脚；还有被小偷偷出来的，被情人日记泄露的，也有“义女”失盗牵出“干爹”赠金的，市长被杀引出巨贪书记的……更多的是由于反腐机制的加强，遏制预防犯罪措施的创新，拔起萝卜带出泥的，或者社会各界对腐败的强烈反映、新闻媒体对腐败的高度关注，敲山震虎震出来的。一些案件的蛛丝马迹，由于上级领导、司法机关，监督部门高度重视，加上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广泛支持，一次反腐的“蝴蝶效应”就得以产生。人们记忆犹新的孙志刚事件，竟然改变了沿用几十年的国家收容体制。

第二、事物间存在相互依赖性。由于事物之间有相互依存关系，使得一个小小的误差有可能通过一条条相关链传送放大，最后导致极其意想不到或者不堪设想的后果。事物间的相互依赖度越高，发生“蝴蝶效应”的可能性越大，因为较高的依存度使得一方的误差往往会对其他各方造成巨大影响，进而被逐步扩大，形成难以预测的结局。厦门远华集团的走私犯罪的演变过程表明，走私犯罪紧紧依赖着当地海关、工商、缉私、税务等机关部门和上上下下的关键职位的大小官员，依赖着他们的腐败、渎职，否则走私犯罪寸步难行；而那些经不起历史考验，置党纪国法与不顾，贪图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权谋私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又紧紧依赖着远华集团走私犯罪获得的金钱来满足他们日益膨胀的腐败贪婪需要。而这些腐败分子相互之间，它又需要利用关系网，互相串通，上下密谋，内外勾结；下面作案，上面掩护；台前幕后狼狈为奸。正是这种犯罪体系内部之间的高度依赖性，使犯罪隐蔽狡诈，容易扩张，形成“蝴蝶效应”。

第三、不可预测性因素的介入。以不可预测性因素的介入，扰乱了原有系统内的正常秩序，事物间可确定的关系被不可确定所替代，使得由初始条件误差引起的一系列后发事件发生在混沌与秩序的边缘，从而产生不可预测的多样性后果。这是“蝴蝶效应”理论最值得玩味的地方。由于腐败分子一般具有特殊身份和智商高的特征，因此其腐败行为都十分狡诈，善于自我包装，自我保护，善于反侦查，防暴露。不少腐败分子熟知国家的政策法律和监督机制诸，有的本身就掌控着国家的重要权力，如“皮包丢失”，“情人日记”，“包工头怒骂”“义女失窃”不是意外，如果群众的举报，监督部门的反腐新举，贪官们预测到了，就会早有防范。一个小青年彩民会采取爬广告牌的举动来回答彩票主办方的非公正待遇，是谁也预想不到的。而媒体咄咄逼人的高度关注，更是其预料之外的事。但，正是这些不可预测性的因素的介入，促成了宝马假彩事件的“蝴蝶效应”。

那么“蝴蝶效应”及其混沌理论究竟对我们遏制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有什么启示呢？

一、警示我们对职务犯罪初始的细小萌动应重视予以及时纠正。

我们常说“船大只怕钉眼漏”，“粒火能烧万丛山”、“善终者慎始，谨小者慎微”，但现实是，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对职务犯罪初始的细小萌动现象重视不够的情况。诸如对违纪行为视而不见，对违法行为轻描淡写，对监督不力、不负责任的态度蜻蜓点水等等。诚然，并非任何微小因素，都能导致“蝴蝶效应”的发生。它的发生需要“一定条件”，但，如果正好它们处在前述的三个条件之中，或许正是某个看似细小的违纪或违法行为，正是某个监督环节的细小过失，就会形成不久以后某个危害极大的职务犯罪串案、窝案、片案的重要起因。那种认为众多的违纪违法并没有酿成巨大危害社会的“蝴蝶效应”，而对几个细小的违纪违法现象大惊小怪、是故弄玄虚。这样的侥幸态度，危害是非常大的。

有一首外国民谣可以帮助我们形象的理解 “蝴蝶效应”给我们预防遏制职务犯罪工作的重要启示。这首民谣说：“丢失一个钉子，坏了一只蹄铁；坏了一只蹄铁，折了一匹战马；折了一匹战马，伤了一位骑士；伤了一位骑士，输了一场战斗；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帝国。”马蹄上一个钉子是否丢失，本是初始条件的一个十分微小的差错与否，但它随着时间的变化和这个过程中一些相关因素的变化，其结果却是，一个帝国或存或亡这样根本性的，意想不到的差别。

混沌理论认为在混沌系统中，初始条件的十分微小的变化经过不断放大，对其未来状态会造成极其巨大的差别。这就告诫我们：要特别注意初始条件、初始状态、出发点上的微小差别，要对这方面的微小差别保持高度的“敏感性”。战略决定命运，细节决定成败。这似乎已不成为什么特殊的名言，我们对那些战略性的“大”的东西的关注，有时候甚至超出了我们的热情，然而在遏制和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中，日积月累的那些“小”的东西却着实让人震憾。防微杜渐，谨小慎微是许多人许多年后才能明白的浅显的道理。细节在遏制和预防犯罪机制体系发生变化的时候才会显示出它的威力。可见，防止因制度的细微偏差，造成消极效果的“蝴蝶效应”是我们应该得到的重要启示。所以，对职务犯罪初始阶段细小的萌动趋势予以及时纠正是遏制“群蚀群蛀”严重职务犯罪现象的重要之处。

再就是尽早发现捕获偏差。越是在扰动产生的初期，扰动带来的偏差解决起来就越容易，当然，如果事情发展大了，越是从源头寻找扰动发现偏差，要求的能力就越高，投入也就越大。当扰动传递得越远，就会被越来越放大，虽然发现起来越来越容易，但解决起来的难度却越来越大，甚至难以控制。所以，在设计发现和解决偏差的机制的时候，就需要掌握这样一个平衡点。系统的设计应该是去发现并解决那些已经有苗头而处在可控制阶段的偏差。就职务犯罪遏制与预防来说，我们的教训太多。如今，对监督的忽视仍然是严重的问题之一。

中国有句传统的古语：“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司马迁说这是《易》中之语。这个中华古训和“蝴蝶效应”的现代科学理论相距漫长的岁月却不谋而和。古代智者和现代科学家巧妙一致的见地，都告诉我们，职务犯罪遏制和预防工作本身容不得半点差错，一有偏差苗头，也应及时纠正。

二、警示我们要提高全社会遏制预防职务犯罪的敏感度和警觉性。

引起“蝴蝶效应”的主要原因不仅仅是蝴蝶，蝴蝶只是一个触发因素，而事物之间存在的相互依赖性，对蝴蝶的敏感性是更加重要的因素。所以，要避免负面的“蝴蝶效应”，就要阻断产生这种“蝴蝶效应”的事物之间的依赖性，降低其相互间敏感性，将犯罪阻断在局部，防止其泛滥。同时，要形成遏制预防职务犯罪的预警系统，提高全社会遏制预防职务犯罪的敏感度和警觉性。做到“系统监督，监督系统”，使得微小监督漏洞偏差扰动产生的扩展不至于在没有控制的情况下无限制的传递下去，从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当前，由于我国的法律制度建设相对于飞速发展的经济建设显得滞后，社会主义民主尚不成熟，权力缺乏充分有效的监督，对外开放带来的外来消极因素对人们世界观、价值观的巨大冲击，因此，潜在的负面“蝴蝶效应”的风险也在扩大。一旦某可社会发展条链上的某一点发生变异，某个监督环节出现漏洞和偏差，引起某个系统坍塌的危险很大。所以，要保持遏制和预防机制体系对职务犯罪细小的萌动的高度敏感和警觉，使得职务犯罪细小的扰动，能够在局部就被缓冲掉，而不至于在整个系统里面放大而带来更大范围的灾难性的后果。

三、指导我们利用积极效果的“蝴蝶效应”遏制和预防职务犯罪。

如前所述，“蝴蝶效应”带来的不一定都是负面的，也可以作为积极的重要手段。任何一个系统都可能或者说在某一个时期处于一种不平衡状态。这就是说，看似强大的严密的系统，有可能存在被细小的扰动而引起坍塌的可能。这就是说，我们可以找到那个系统中业已存在的不平衡状态点，使用很小的启动，形成巨大力量为我所用，摧毁该系统。从我们过去查办的串案、窝案、片案可以看出，不少职务犯罪都不是孤立的，往往在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个系统形成严密的系统，尽管其上下庇护，互相串通，手法隐蔽，勾结严密，但也有内外矛盾，也有行为纰漏。如果善于从这些不平衡点入手，就可能掀起飓风。特别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加速、互相依赖性加强、虚拟特征日益明显，我国法制建设还在加快健全和完善，各种新型犯罪不断产生的情况下，一点很小的初始扰动，都有可能被放大后变成一场巨大的法制风暴。

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实践中，要主动地利用“蝴蝶效应”，扩大遏制预防职务犯罪的效果。我们已经进入了信息和网络时代，人们不仅可以从广播、电视、报纸中获取和交换信息，移动通讯网、互连网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人获取交换信息的重要途径，而且由于网络的互动性、参与性，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网民参与其中，我们要及时把握时代特点，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扩大我们的遏制预防工作效果，制造一次次“蝴蝶效应”，使更大规模的遏制预防职务犯罪的龙卷风刮起，以强大的“蝴蝶效应”产生更加广泛的震慑效果，推动法制的进步和发展。

四、提示我们对职务犯罪的复杂现象和遏制预防职务犯罪中的复杂问题，要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

“蝴蝶效应”理论告诉我们，要以稳定的心态面对非稳定的事件，在非稳定环境下谋求稳定发展。认真开展调查研究，及时把握职务犯罪的动向和遏制预防机制发挥作用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手中有方，面对复杂情况，处乱不惊。考察一些职务犯罪预防工作起步早、成就突出的国家和地区，不难发现，它们往往拥有关于职务犯罪预防立法，把预防职务犯罪确立为依法必须进行的工作，应当预防而不预防，就是违法。在这一点上，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第二，走好分叉发展之路。现实世界的事情充满了敏感性和突变性。我国正处在各个方面的高速发展时期，新的事物不断涌现。当形势向着更新更高的方向转变发展时，我们要从各个方面及时适应。职务犯罪的手段变了，我们的遏制预防措施应该是早有准备，及时应对，尽量避免滞后，减少犯罪给社会发展造成的阻碍和危害。努力使我们的工作走好同步前行之旅，注意与新知识的同步，与新规则同步，与新行为方式的同步，与新的世界观同步

第四篇：警察职务犯罪

关于警察职务犯罪社会调查

前言

调查时间：2010年7月

调查地点：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 调查对象：公安警察

调查的目：调查研究警察职务犯罪

引言

基层县市公安警察当中的犯罪现象日益增多，“躲猫猫”一词迅速在网络窜红，起因是云南省晋宁县看守所发生的一起死亡事件。据当地公安部门通报，24岁男青年李乔明在看守所中与狱友玩“躲猫猫”游戏时头部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普宁县检察院驻县看守所检察室，懈怠职守，没有尽到监督的责任，其驻监所检察室的主任赵泽云已经被免职。张涛、普华永等人涉嫌构成故意伤害罪，他们必将受到法律的惩罚；看守所有关警察的渎职行为也将受到法律的追究。

正文

警察职务犯罪，简称为警务犯罪，它是掌握公共权力的警察利用其职权严重违背警察权力宗旨的危害行为。有学者指出：警务犯罪作为一种严重的亵渎职权的行为，是警察职权运作过程中的异化现象。这种异化现象主要表现为某些警察利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的职权进行破坏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的犯罪；利用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职权进行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犯罪；利用预防、制止和惩治犯罪的职权进行危害社会的犯罪；或者表现为消极不履行警察职责，致使国家和公民利益遭受严重危害的不作为犯罪。公正合法地行使职权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基本要求，警察职权应当严格遵照法律规定行使。

一、警察职务犯罪的现状

警察职务犯罪呈上升趋势。据统计，从2000年至2005年5年间，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违法犯纪案件33295起，涉及公安民警40848人，其中贪污受贿，敲诈勒索案件9044起10824人，分别占案件总起数’总人数的27.2%和26.5%。结案处理35671人，被处理的警察中，给予党纪处分的6804人；被判处有期徒刑的1272人，无期徒刑的19人，死刑107人（含死缓41人）。每年查处的警察在8000人左右。而近些年警察职务犯罪更是有增无减而且涉及面更广参与人数更多，形势十分严峻。

二、触犯罪名广泛且严重

警察职务犯罪常有擅权型职务犯罪‘贪利型职务犯罪’渎职型职务犯罪。

警察职务犯罪涉及罪名较多。既有纯正的职务犯罪，如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刑讯逼供罪、徇私枉法罪、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暴力取证罪、虐待被监管人罪等；又有非纯正的职务犯罪，如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强奸罪、非法拘禁罪、非法搜查罪、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等。

三、警察职务犯罪的社会危害性

1、法制秩序受到冲击：警察的犯罪不可忽视，他们的犯罪直接损毁了国家专政机的执法权威性、严肃性、公正性。反过来加剧对国家信用的怀疑和动摇，损害国家的形象利益，具有危害性大，印象坏，隐蔽性强的特点，警察职务犯罪更多地损害国家作为权力集结者的威严，警察职务犯罪是一种特殊性质的犯罪，这类犯罪具有不同于一般犯罪的本质。警察是法律的执行人员，警察职务犯罪与其他一般人员犯罪相比，对法律的冲击更强烈，对社会的危害更深远、更持久，警察犯罪对法律的直接冲击力和破坏力以及由此派生的对社会其他规范、信念、价值的危害如巨石投湖，波浪迭起。相对而言，一般人员的犯罪由于得以及时准确有效法律规致，对法律的冲击力和社会的破坏作用相对要小而弱。

2、执法严肃性受损：警察职务犯罪是执法者首先是知法、守法的典范，执法者违法犯罪，无异于告诉人们：法律无非是管制约束大众的枷锁，本身并没有其合理性与内在可信仰的价值，我们为什么要遵守

法律？损害国家的形象利益，因为警察是权力的化身，警察职务犯罪将严重降低执法者的形象，在法治社会和倡导法治的时期，警察职务犯罪则主要动摇人们对法治的信念。警察职务危害的差别是暂时的、相对的，而警察职务危害的本质是共同的、必然的，甚至是任何时期都不会改变的。在危害个别人利益的同时，也危害整个公众对警察个人以及警察群体的形象信赖利益，给未来一定范围和一定时期内的治安行政执法工作和犯罪侦查工作造成行动障碍及心理阻力。就实施职务犯罪的警察个人而言，因其犯罪行为而使自身的名誉地位受损，虽然是个别性危害，但因其职务犯罪使局部范围的警察工作遭受影响，使一定范围的警察群体蒙受屈辱，是害群之马，是群体性危害的主要内容。

3、国家公信力动摇：警察职务犯罪其危害是指向整个社会正常秩序，犯罪危害的广度，犯罪的特殊属性，即警察职务犯罪对国家机关秩序的冲击、对法治的破坏、为此形成大众对法律信仰的怀疑、动摇，反过来加剧对国家信用的怀疑和动摇。个别民警受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的冲击后，为了提高破案率，采取了一些不客观，不务实的办法，对一些小案件不予重视，不及时立案。在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时，他们不仅不能做到法律所要求的客观、公正、公开、透明，相反，还借履行职责之机从被管理对象处猛揩油水，大肆索取或者收受对方贿赂。在上报统计数字时，没有认真调查收集，而是凭主观臆断，随意填写上报，缺乏真实性。淡化、背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4、法制环境受到挑战：少数民警和个别领导习惯于凭老经验、老办

法干事，不深入实际和群众中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有时脱离实际，对上级的部署只是听口令做动作，照抄照搬照转，缺乏创新精神和创造性。工作中存在传达布置多，检查落实少的现象,少数民警法制观念和执法意识不强，执法不严、执法不公、滥用职权现象时有发生。一是个别民警在审讯犯罪嫌疑人时，方法简单，态度粗暴，甚至动手动脚、辱骂体罚被审查对象的现象仍时有发生。二是少数民警素质较差，办案违反法定程序，重实体轻程序。有时对法律赋予当事人、行政处罚相对人以及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重视不够，保障不力，甚至随意限制、剥夺，重打击，轻保护。三是有时还存在对疑犯降格处理、以罚代拘以及重处罚轻教育的现象。四是有时在一些治安案件和民事纠纷的责任认定和处理上还存在不公、不严的问题。五对一些治安热点问题打击整治不够有力。如盗窃、抢夺等案件时有发生，卖淫嫖娼等丑恶现象尚未完全得到有效遏制，一些重点地区的治安问题仍然突出。

5、服务意识被淡化：个别民警尤其是服务窗口民警公仆意识不强，“门难进、面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和“冷、硬、横、推”等现象时有发生。如户籍窗口民警对前来办证的群众有时不够热情，对群众的询问畏难厌烦，态度冷淡；服务窗口工作效率不高，推诿、拖拉、扯皮等现象时有发生；一些便民措施不落实，服务承诺没有兑现。值班室民警接待群众报案求助有时不认真询问登记，不发给报案回执，不及时出警，敷衍了事，马虎应付。民警缺乏对主观世界的自觉改造，自律意识、自制力不强。一些民警在各种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和市场经济 的负面作用冲击下，经受不住考验，自觉不自觉地滋长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意志蜕变了，宗旨意识淡化了，价值观念错位了，背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忘记了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的神圣职责，对自身存在的问题的危害性和严重性认识不足甚至不以为然，心存侥幸，放纵自己违法违纪。

四、警察职务犯罪的原因

1权力原因：我国警察权力涉及范围广，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警察权的触角伸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拥有权力越广越容易受各种诱惑导致职务犯罪。在实践中，根据公安机关的性质和作用，有些本不属于警察的权力都配置于公安机关，导致警力分散，权力行使效率低下。例如，户籍审批权、人口统计权、护照颁发权、交通设施规划权、机动车验审权等，这些权力本应分别归属民政、交通行政机关等，如长期由公安机关拥有，使权力不能正常发挥或者不当行使，发生“寻租”型腐败。权利变更将本应适当制约的权力归属在同一警察部门而无法形成制约，导致权力腐败。公共权力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手段性，它一方面同社会利益相联系，另一方面又与掌权者的个体利益相联系，两钟联系的冲突在所难免。

2制度原因：近年来为了净化公安队伍，遏制各种违法，违纪行为减少警察职务犯罪，公安部门加大制度建设，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制度的公正性、确定性、可操作性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和缺点，尚未形成有效地制度体系这些不足不可避免的成为了警察职务犯罪的温床。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便是其中问题之一。对刑事执行行为缺少约束，警

察把关不严日常管理制度不规范，监督制度不透明

3心理原因：价值错位和心理失衡。这是造成职务犯罪的思想根源。行为人在价值观念上产生了个人与社会的错位，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上，导致心理失衡。主要表现有：吃亏补偿心理，看到别人发财，就觉得自己吃亏，从而产生以权谋私心理；人之常情心理，面对人情和面子丧失原则；为公无过心理，认为只要为公，自然无过，在执法中滥用权力却以“我不是为了自己”作为理直气壮的辩解；法不责众心理；侥幸过关心理等。

五、警察职务犯罪的预防

1、完善奖惩机制：更进一步完善制度，强化监督。使权力更加专业化、细致化，并形成相互制约的局面，可以大大减少权力被滥用的机会。同时，强化对公安机关监督约束，充分发挥舆论对权力的监督作用。是社会对国家行为的规范和约束力量。一是建立健全各项教育管理制度，重点针对警察队伍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建章立制，认真整改。二是完善内外监督制约机制，严格全方位的目标管理制度，认真落实岗位责任制，积极推行激励机制，认真执行各项责任追究制度，严格考评考核，严格兑现奖惩，充分调动干警的工作积极性。三是进一步完善各项联系群众制度和警务监督员制度，全面推行警务公开，自觉接受群众监督。要在加强对民警勤务工作过程与结果考核的基础上，即使兑现奖励,及时倒查问责，加大奖励力度，使“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一级对一级负责、人人都尽新尽责”。

2、加大处罚力度。职警察务犯罪人之所以会冒着失去地位荣誉、受

到法律制裁的危险去贪污、受贿，很大程度上便是由于这种危险性过于低下。在周围许多贪官都相安无事时，更加会刺激、强化其自身的这种思维，使我们的法律成为摆设。我们现行的法律规定也可做相应的调整，堵塞法律漏洞。职务犯罪心理形成后，只有与适宜的机遇条件发生联系后，才会转化为职务犯罪行为。因此，必须加强警察活动的管理和控制，防范于未然。预防警察职务犯罪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光靠检察机关的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走专门机关预防与社会预防相结合的道路，建立全社会的预防体系。只有这样，预防警察职务犯罪的工作才有深度和广度，职务犯罪的蔓延之势才能被“截流”。

3、净化法环境：

一、全力以赴维护辖区治安稳定。全力以赴维护辖区治安稳定。坚持“打防结合、以防为主”方针，“打、防、管、建、教、控”多措施并举，加大治安综合治理力度，全力以赴维护辖区治安稳定，努力创造一个“发案少、秩序好、群众满意”的治安环境。

二、开展警察心理健康辅导咨询，开展严厉训练，重视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多种途径进行，而不能流于形式；同时健全规章制度，规范管理，使各种职务行为有章可循。如充分利用家庭环境，互相提醒，互相监督，明白职务犯罪也是对家庭的犯罪，筑起亲情、友情、爱情这道防线。

三、改善社会风气，净化社会环境，消除职务犯罪隐患。个体犯罪心理的形成，社会环境和社会矛盾的影响不容忽视。为此，必须旗帜鲜明地加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加强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消除腐败分子；鼓励诚实劳动和适度消费，反对享乐主义和不劳而获。要努

力解决民警的后顾之忧，改善警察的工作环境。争取社会和群众的理解、支持。真正在警队内部形成“人人想做事、人人回做事、人人做成事”的良好氛围。

4、强化执法为民，在求真务实上狠下功夫。工作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使命感和爱岗敬业的事业心，灵活运用合理的方法和措施，勇于实践，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高度工作责任感和踏实工作作风,严格、公正、文明地执法。脚踏实地、勤勤恳恳的扎实工作作风完成党和人民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要通过走调查、宣传发动、巡逻守护、实地检查、警情通报等多种方式，承担起开展群众工作、掌握社情民意、管理实有人口，组织安全防范、维护治安秩序的职责任务，努力实现“发案少，秩序好，社会稳定，群众满意”的目标。

5、强化纪律意识，在严以律己上下功夫。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更加严格地遵守各项规章制度，时时处处以《人民警察法》为行动准则，时时处处，不该说的话不说，不该做的事不做，服从大局，听从指挥，令行禁止。完善内外监督制约机制，严格全方位的目标管理制度，认真落实岗位责任制，积极推行激励机制，认真执行各项责任追究制度，严格考评考核，严格兑现奖惩，充分调动民警的工作积极性。此外，进一步完善各项联系群众制度和警务监督员制度，全面推行警务公开，自觉接受群众监督。要科学地安排警务活动，把警力从传统的工作方式中解放出来，避免瞎指挥、打乱帐的现象，切实减轻广大警察特别是基层民警的工作负担，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用警。

6、健全执法监督：构建警察职务犯罪预防机制，实施警务公开制度，预防警察公共关系危机事件的发生。一是针对自己查摆和群众反映的民警宗旨观念淡薄，服务态度冷、硬、横的问题，强化措施，落实责任，坚决予以纠正。二是坚决纠正不实事求是的问题。要求民警以实事求是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牢固树立求真务实的精神，如实立案，如实反映问题。同时，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民警不如实立案，隐报辖区重大治安刑事案件和治安灾难事故，发现案件不立不做工作的，严肃追究直接当事人的责任。三是大力加强民警的业务培训和法制教育，强化民警的法律意识，坚决纠正和杜绝刑讯逼供、体罚人犯、超期羁押、乱扣乱罚、以罚代处等执法不公、执法不严、滥用职权问题。对违纪违法行为，坚决不护短，不遮掩，积极配合上级严肃查处。做好法律政策的“宣传员”、一般矛盾纠纷的“调解员”，当好人民群众的“服务员”。

结语

正所谓“民安于律清，国泰于法正”，“法令行则国治国兴，法令驰则国乱国衰”。警察机关作为国家的专政机关，警察是国家政府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代表。警察职权的行使事关国家、社会和公民利益，一旦发生职权异化，则严重危害国家的司法管理职能，损害国家政权清正廉明的形象，极易孳生司法腐败，使法律丧失应有的权威，从而降低全社会的守法观念意识，造成极其严重的社会影响。我们要坚决抵制警察职务犯罪创造良好的执法环境。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社会调查报告

题目：关于警察职务犯罪社会调查 指导老师：唐敏 姓名：卓晓 学号：20084011 班级：08级法学2班 学院：政法学院

第五篇：遏制腐败关键在于机制

--来自德国廉政建设的考察报告

一、主要特点

德国尽管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但政府十分重视廉政建设，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德国廉政建设的特点，归纳起来是五个“机制”：

（一）以人格力量为基础的自律机制。德国是欧洲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长期以来，德国受古典哲学的熏陶和教化，越来越壮大的精神氛围就是启蒙与理性，理性本身就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力量。加之德国人信奉宗教，主要是基督教和天主教，要求人人做好事，做善事。因此，德国人十分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养成了严肃认真、遵守纪律、善于服从和不感情用事的传统美德。德国政府机关录用公务员，坚持忠实可靠、待人诚实、勤劳认真的标准。除政府不断加强对公务员的教育培训和管理外，公务员本身也做到了严格自律，遵守职业道德，崇尚敬业精神，讲究绅士风度，注重洁身自爱，注意公私分明。比如德国有4200万辆小汽车，不到两个人一辆车，但绝对没有公车私用现象。出现这种浓厚的廉洁自律氛围，从根本上讲，就是公务员自身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严格自律的廉政理念。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公务人员有稳定的相当社会中等水平的收入和社会保险，没有后顾之忧，只要不犯错误，可以终身干下去，而且政界精英分子会受到社会尊重和称羡，因此，在公务员队伍中违纪违法者的比例很小。勃兰登堡州每年处理腐败案50件左右，其中有大部分是交通违例后企图行贿逃避处罚的案子。

（二）以规范公务员行为为重点的权力约束机制。加大对权力的分解和约束是防止腐败的重要措施。德国在公务员权力领域防止腐败上，主要进行了四个方面的规范。第一，办事“四个眼睛”的原则。对重大工程项目的招投标、财政相关的支出、警察执行公务都必须坚持两个人以上把关和同行，不能个人单独行动，暗箱操作。第二，岗位轮流的原则。对容易滋生腐败的建设、规划、医药部门、财政（税务）、社会保险等权力部门的公务员实行定期轮岗，一般为3年，如发现违规的行为立即调离现岗位。第三，限制第二职业。《公务员行为守则》明确规定，从事公务的人员不能从事第二职业，如果工作需要从事第二职业的，要经过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否则，必须责令辞去公职。第四，接受礼物和好处的规定。各联邦州都对公务收受礼品作了严格规定，部长、国务秘书一级的公务员在公务活动中不能接受任何礼品礼金，部门的公务员在公务活动中可接受价值50马克《相当于230元人民币》以内的礼物，但必须向上司报告，绝对不准收受现金。对圣诞等重大节日，公务员收到邀请函，是否出席，也作了规定，必须经过上司批准，而且只能收印有该公司名称作广告的小礼品，否则，将会受到查处。为了落实上述四条措施，各部门内部都有相关的人员负责与公务员管理部门联络对话，确保廉政规定和措施落到实处。

（三）以法制健全为保障的惩治机制。严厉惩治是清除腐败的重要手段。德国惩治腐败体现了三个并重的原则。一是精神处罚和经济处罚并重。法律明确规定对贪污受贿和渎职的腐败者可以判1天至10年的有期徒刑，并处以罚款或赔偿经济损失；对公务员违反纪律的处分，既给予行政警告或开除处分，也给予罚款和赔偿经济损失的处理。二是对受贿者处罚和行贿者处罚并重。不仅强调对受贿者严惩，对行贿者也给予严厉惩处。三是对违法企业的处罚和违法中介组织的处罚并重。只要违反了法律都要严肃处理，企业的行贿行为或者中介组织违法行为，除了追究法人代表的刑事责任外，还要将该企业或中介组织上黑名单公布于众，通过行业公会，对违纪违规者在行业中给予限期停止业务活动和罚款处理。

（五）以案件清理中心为主轴的反腐败工作机制。随着反腐败任务的加重，1993年德国的各联邦州成立了反腐败工作机构，腐败案件清理中心，这个机构是检察院的一个部门，隶属于司法部。我们访问的勃兰登堡州反腐败案件清理中心有4名国家级主检控官，40名检控官，其工作职能是受理贪污、贿赂、渎职等腐败案件的举报、转办与侦查起诉，起着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一是与直接隶属联邦州议会的审计署联系，负责经过审计发现的违法贪污受贿案件的起诉；二是将涉及公务员的部分腐败案件移交警察署侦查，三是将自办和审计署、警察署移送的案件向法院提起公诉；四是加强同政府各部门的联系，负责公务员队伍的预防违法犯罪教育和监督。每年由负责案件清理中心的主检控官向司法部报告工作，对全州的反腐败案件查处工作负责。公务员违纪违规的处理由各政府部门的行政长官负责。

二、有益启示

我国与德国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以及意识形态有根本的差异，但加强公务员队伍的廉政建设，建立高效的政府是相同的任务。德国加强廉政建设的作法和经验，充分证明了我市建立和完善反腐保廉预防体系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及时的，必将收到良好的效果。通过学习考察，我们有以下四点启示：

启示之一，必须强化廉洁自律意识。从我们所接触到的情况来看，公务员都把廉洁自律和勤政廉政作为一种内在的自觉行为。在德国，法律要求公务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公务员行为守则》，而且每一位新加入公务员队伍的公民都要举行宣誓仪式，保证严格遵守公务员守则，若违反誓言愿意接受处罚。同时，每年公务员要与所在单位领导签订一份廉政合约，承诺廉洁奉公。在学习考察中，我们得到了这么一种信息对绝大多数德国公务员来说，利用徇私舞弊的手段贪污公款或收受贿赂，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联系我们的实际看，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形成不想腐败的态势，的确任重道玩。因此，必须加大理想信念教育和党风廉政教育的力度，形成“廉洁光荣，腐败可耻”环境氛围，使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塑造完美的高尚的人格。

启示之二，必须完善法制建设。德国是法制国家。这次通过访问和了解，法制建设上也有可借鉴之处。德国没有单独的《反腐败法》，对腐败案件的处理视同其它刑事案件一样依照法律处理。廉政建设并非作为一项单一的工作体现出来，而是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犹如编织了一道覆盖所有公共权力运作系统的极为严密、具体、全面、细致，可操作性强的法治之网。近些年来，我国在法制建设上做了大量工作，建立和完善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就廉政建设而言，也逐步走上了法制的轨道。但与德国相比，法律法规还缺乏操作性，一般来讲规定了不能为，而没规定违了怎么办，对不这样办的也没有强制约束力。因此，从依法治国的要求看，一方面廉政法制建设必须纳入整个国家的立法体系，全面通盘考虑；另一方面立法必须严密具体，具有可操作性。比如德国对贪污受贿者不仅要追究刑事责任，而且要给予经济处罚，对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必须负赔偿责任。这样对腐败分子不仅在政治上、精神上搞垮，而且在经济上搞垮，通过提高腐败成本，震慑腐败分子，解决“苦了我一个，幸福几代人”的问题。同时，党政机关要结合实际，从源头上抓起，建立切实可行与工作相配套的廉政制度，形成完备的内部管理机制。深圳要充分利用享有的立法权，加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廉政法制建设，把经济赔偿纳入廉政法规的内容，通过完善法制，率先走上依靠法制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新路子。

启示之三，必须树立责任意识。德国虽然没有独立的反腐败机构，但反腐败案件清理中心的检察官们胸怀大局、尽职尽责，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在指导思想上不是以查案多少作为检验工作的标准，而是以查清问题，促进经济的发展和保证社会的公平为宗旨，在调查案件时，他们首先考虑挽回经济损失，再考虑如何处理违法者。近三年巴伐利亚州案件清理中心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1亿多马克。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千方百计保护国家财产免受损失。比如，德国统一之后，联邦政府于1994年决定将首都从波恩迁往柏林。随之而来的就是在柏林有一大批政府投资的建设项目，总投资额高达800亿马克（约合3300亿元人民币）。柏林市内政部和司法部等相关部门不是等事情发生了才去处理，而是都在各自管辖的范围内积极去做好防范工作，并成立了多少检查小组，对政府投资的在建项目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进行抽查。通过监督检查，保证政府这笔特别巨大的建设投资在使用中不发生腐败问题。在跨入新世纪门槛的时候，我国改革和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历史和现实都要求我们纪检监察机关必须以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树立全局观念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思考问题、解决问题都不能离开服从服务于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特别是身处改革开放前沿的纪检监察干部，必须更加保持清醒的头脑，按照市委、市纪委的要求，坚持标本兼治，着力治本，预防为主，教育为主，扎实工作，努力营造干事创业的大环境。

启示之四，必须加强舆论监督。德国实行新闻自由，报刊、电台、电视台可以报道政府、政党内部的情况，只要内容属实，不泄露国家机密，即属合法，而消息来源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能对消息来源进行调查，这种舆论监督是行之有效的。那怕是促成德国统一的前总理科尔也因政治献金案曝光，而未幸免被迫下台。前不久，运输部长赖因哈德？克利母特因涉嫌经济丑闻而被迫辞职。我们的舆论媒体是党的喉舌，是宣传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工具，不可能完全照搬德国这种监督形式，但借鉴这种形式，在加大舆论媒体正面宣传力度的同时，对查清事实的某些腐败现象进行公开曝光，把权力监督、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有机结合起来，相得益彰，这样的路子是可以探索的，相信一定会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几点建议

学习考察的根本目的在于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并用于指导我们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实践，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也算为建立和完善我市反腐保廉预防体系献计献策。

第一，制定《深圳市国家公务员行为守则》。明确规定公务员的权利和义务，哪些事必须做，哪些事必须请示、报告，哪些事应该做，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经授权可以酌情处置，哪些事不能做或必须回避，哪些事绝对禁止做，等等；并明确，如果违反有关规定，应该受到何种经济处罚和精神处罚，以及引咎辞职等处罚，等等。同时，对于每一位新加入的公务员和每次晋升职务的公务员，必须履行一次严格遵守《深圳市国家公务员行为守则》的宣誓议式；每年公务员要层层签订廉政公约，作出庄严承诺，并将有其本人亲笔签名的公约放入档案袋中，让他时刻牢记自己的承诺，作为对自己的一种约束。

第二，严格规范行业管理。加强对行业的监督和管理是遏制腐败的一项有效措施。每个行业都必须建立规范的管理制度和公约，约束行业的行为。如企业、中介组织都必须用法律和法规规范行为，对违法的行为要依法进行处理，对违规的行为要列出黑名单公布，不仅给予刑事处罚，而且要给予行政和经济处罚以及赔偿经济损失，确保社会的公平与公正。

第三，加快舆论监督的试点工作。要敢于并善于运用舆论监督改进和推进工作，充分发挥媒体监督的作用，可在某一媒体上先行试点，针对某个行业和某时期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舆论监督，实行“公开曝光、正面引导、跟踪整改、促进工作”的措施。同时，把舆论监督转化为权力监督，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组织处理和纪律处分。

第四，加强纪检监察机关的对外交往工作。这次考察我们接触了总部设在德国柏林的反腐败国际透明组织。尽管这个属于民间性质的反腐败国际组织，每年都通过民间调查，对各国腐败状况打分排队，但从交流中发现，他们对我国的反腐败工作并不了解，或者说知之甚少。为了加强交流，我们可以以深圳市纪检学会或监察学会的名义，加强同他们以及国外其它廉政或反腐败机构的交往，便于宣传我们反腐保廉的主张与成效，扩大深圳经济特区的国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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