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警察职务犯罪的制度因素分析
警察职务犯罪的制度因素分析
管晓静
制度是指一种公认和具有某种强制性的行为规则[1]。有效的制度可以促进秩序的形成,而无效或未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制度形同虚设,不仅不能形成秩序,反而会破坏既有秩序。近年来,为了净化公安队伍,减少民警职务犯罪,公安部门加大制度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制度的公正性、确定性、可操作性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远未形成有效的制度体系,这些不足不可避免地成为孳生警察职务犯罪的温床。
一、法律制度不健全
1.对侦查活动缺乏有效制约。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犯罪案件主要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然后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最后由法院审理判决。在这一司法体制中,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的权力很难受到有效的制约。案件从立案到搜查、取证、预审、拘传、刑事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都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和执行。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但在证明犯罪中与公安机关的方向和目标是一致的。在这种“法律流水线”的体制下,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很难实施有效的法律监督。
2.未规定警察出庭作证。证人(包括警察)出庭作证,是抗辩式庭审制度的基本要求,是司法公正的基本保证。警察出庭作证在西方发达国家已成惯例,但在我国无此立法规定。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警察一般不出庭作证,只提供书面证词或书面材料。警察不出庭作证是人权保护观念的缺失,执法官员偏重于对犯罪的控制而忽略对人权的保障,这样使得侦查阶段取得有利于指控的证言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定案依据,忽视了讯问犯罪嫌疑人以及获得口供的过程与方法、关于物证搜集的情况等。由于诸多原因,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还没有完全禁绝,这与警察不出庭作证不无关系。因为在警察不出庭作证的情况下,非法取证行为就很难揭露。法官在警察不出庭的情形下,也很难判断警察的证言是否真实、是否可信,从而正确判断被告人翻供和证人的翻证是否有理[2]。
3.没有确立真正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有“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利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的规定,但对于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能否作为诉讼证据使用的问题,在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无相应的规定。尽管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已作出“以刑讯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鉴定结论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依据”的规定,但只规定排除非法获取的口供规则,对非法获取的物证采取了暧昧态度。
在我国,犯罪嫌疑人还承担着被迫自证有罪的义务。《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即犯罪嫌疑人有如实回答的义务。这与我国政府1998年10月5日签署加入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第14条关于沉默权的规定明显相悖。在实践中,有些侦查人员错误地认为,口供是最可靠的,无供不录案,获得犯罪嫌疑人口供几乎成为侦查讯问的唯一目的。因此,在有些情形下,如果犯罪嫌疑人拒不回答讯问人员的提问,或回答的不能令讯问人员满意,极有可能遭到刑讯逼供。
4.对刑事执行行为缺少约束。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管制、拘役、剥夺政治权利由公安机关执行,同时公安机关又是缓刑考察机关、假释的监督机关,法律赋予了公安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对有关人员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是否按照考察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是否遵守考察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等有绝对的考查权和决定权。这直接意味着公安机关对罪犯是执行缓刑、假释,还是撤消缓刑、假释收监执行的问题,其权力之大可想而知。
二、警察管理制度不科学
警察管理制度是指对警察的录用、培训、考核、职务升降、奖惩等进行管理的制度,这些制度不同程度存在问题,主要包括:
1.“入口”制度把关不严。人民警察法对警察的任职要求比较低,如对文化程度只要求“高中
以上”。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标准,更何况还不能排除现实中的各种暗箱操作。这里存在两个突出的问题,第一,国家标准过低而且操作弹性较大;第二,制度不完善导致现实中有太多空子可钻,警察素质难以保证。
地方组织的考试内容与方法的设计缺乏科学性,不能很好地体现“为用而考”、“考用一致”原则,面试的标准也难以把握。考试制度缺乏完善的监督系统、法律保障系统以及技术支持系统。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到警察队伍的素质,素质较低难以辞退,而一些具备良好素质的人又可能被拒之门外。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进人关难把”成为困扰队伍建设的一个难题。有的城镇派出所已成为安插当地政要和权势人物子女亲戚所在。这些“后门警”,不少是既难管理又不易辞退的“包袱”。这种状况目前尽管有所改善,其造成的影响显然难以在短期内消除,从而影响公安执法质量。
2.日常管理制度不规范。关于育人制度:一方面,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灌输式”、“号召式”、“训导式”的,没有建立起职业道德、业务素质培养的长效机制;另一方面,许多基层公安机关对于岗前培训、任职培训、专门业务培训、更新知识的培训没有完善的、长期的分类规划,培训目标不明确,培训流于形式化。这样的培训教育显然偏离了使警察道德素质、政治素质、业务素质与时俱进的使命。
关于用人制度:目前对于岗位的难易、危险程度没有合理的划分与相应的待遇匹配,导致一线警员不满情绪大,“热门”岗位纷争多。部分地区也存在因人设岗的问题。“公平竞争、合理流动、注重表现、择优选调”的机制没有完全发挥作用,直接影响了警察工作积极性的发挥,更影响了警察形象。
关于激励制度:有些激励制度的运用与现实状况有很大偏差。第一,标准设置不够科学合理。传统的由低发案率、低犯罪率、高破案率指标构成的指标体系越来越不适应现实需要。这一指标体系过分强调了公安机关对社会治安的控制能力,而对警察的工作形象没有相应的评价标准也没将其作为独立的评价指标纳入独立的评价指标考核系统。第二,警察激励的动力源畸轻畸重。以政治导向为动力源已不能满足警察客观合理的需要,主要满足警察精神需要、次要满足其物质需要的激励手段已不能在当今发挥足够的作用。第三,考核划分等次偏少,成“称职”的大平台现象,混淆了警察的行为差别。这些偏差显然损害了制度的激励功能,不利于发挥警察个体的潜能对于树立形象的强大推动作用。
3.“出口”制度不畅通。“出口”制度畅通,才能保证队伍新陈代谢的良性循环。但在具体执行中避重就轻,以辞职代辞退、以辞退代开除等现象的存在,不能使公众信服,而且造成群众对警察机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拿原则作交易的反感。这些问题影响了警察队伍的净化与更新,既加大了警察机关的财政与管理压力,又消磨了队伍的活力,严重制约了良好的警察形象的树立。
三、警务保障制度不完善
警务保障制度是指为了更好地完成法律赋予警察的各项职责,而在公安部门建立的工作经费保障、警务人员职位职务保障、合法权利保障、生活待遇保障等制度。我国当前警务保障制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对警察利用职务之便违法乱纪甚至犯罪起了助长作用。主要体现在:
1.经费保障制度不完善。人民警察法对于警察经费装备的规定过于原则、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如对警察经费中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担的比例、项目装备标准、开支渠道、拨付办法、经费使用的监督管理等都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以致实际操作中无所适从,实际上难以为解决警察经费困难的状况提供法律保障。
目前,在国家财政实行分级管理的体制下,地方财政在编制财政预算时,通常不给公安机关安排足够的预算,或者即使有足够的预算,也要公安部门先创收,然后再返还。国家投入不足、警察办案经费与薪水需要得不到合理满足,就导致了一种潜在的市场机制在起主导作用,公安机
关“为钱办案,办案为钱”的现象比较严重,自筹经费调节着警察的实际收入。有的公安机关迫不得已向被害人索取办案经费。生存的需要还迫使不少公安机关靠收费、罚款、摊派、“以罚代养”来缓解经费困难。部分公安机关 “以罚代法”,罚款成为违法犯罪的通行证,一度时期成为公安财政的“潜规则”[3]。不难看出,缺少对公安经费的制度性保障是目前我国公安机关“以罚养警”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
2.警察个人权益保障制度不完善。警察个人权益保障制度主要包括职位保障、合法权利保障和生活待遇等保障制度。在这些涉及警察的切身利益方面,存在不少问题。
第一,职位设置不合理。我国现有警察170万,其机构设置是按政府的行政机构模式来设置的。与政府同等级别的部门相比,公安机关人员多,其行政领导岗位少,这就导致与政府同等级别部门的公务员相比,晋升难度大,竞争大。尤其是县一级以下的公安部门,有80%的民警可能一辈子都做普通民警,到退休有一部分可能争取到科级待遇或所谓的股级待遇,有相当一部分连科级或股级都争取不上。
我国警察职位的问题,难免会影响一些民警执法的公正和对职业的敬业,从而影响警察工作质量,有的还可能用极端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各种职务犯罪的产生也证实了这点。
第二,合法权利难于保障。警察从事的是危险职业,经常要与各种犯罪分子打交道,随时有受伤或牺牲的可能。据统计,平均每天有1名多警察牺牲,近17名警察受伤[4],几乎“天天有牺牲,时时有流血”。改革开放后,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冲突日益激烈,执法环境迅速恶化,违警、扰警、袭警事件持续发生。而我国现有法律对警察执法保护存有相当缺陷,体现在保护不完全,对扰警、袭警的立法规定过于模糊,保护不足,缺乏对恶意投诉的处理办法,警察在遭遇袭警时的自卫权规定不足,而且规定仅在危及“生命安全”时才可使用武器,不包括人身安全。民警的工作环境使他们面临各种压力,他们成为和平时期最具危险的职业,这一切有可能使某些民警变得格外敏感和脆弱,在某种情境的刺激下,极有可能超出控制力,作出冲动的行为。
第三,生活待遇过低。警察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其工作不分白昼、不分工作日与休息日,警情就是命令,身体经常处于透支状态。有调查显示,中国一线民警平均每天工作11至15小时,平均每三周才能休息一天。中国前卫体协对公安民警进行了一次体检调研,结果表明,基层民警患病率达86%。公安民警平均寿命要比其他行政机关人员低13·8岁,而一些基层实战部门民警的平均寿命不到45岁[5]。分析造成此状况的原因是大多数公安民警在工作中长期处于高压疲劳状态,导致肌体功能紊乱、营养结构失衡。警察也是血肉之躯,也需要养老育幼,但警察的劳动消耗与警察劳动报酬悬殊太大,这也是导致警察职务犯罪的重要原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分配最大限度的合理性,在警察机关中显得尤为重要,长期处于一种“吃不饱”的状态,势必对手中特权的合法使用产生冲击,出现违法、犯罪问题也就难免。
四、监督制度不透明
权力在本质上是一种支配他人的力量,它内含着无限扩张的倾向,历史经验表明,没有监督的权力容易导致职务犯罪。在公安机关,监督制约机制还很不完善,对人民警察的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
1.内部监督存在的问题。内部监督是指公安机关内部上级对下级,内部所设立的党的纪检、法制、监察、督察等机构对本级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法行使职权和遵守纪律的情况进行监察、督促、检查和纠正的活动。但目前这种监督仍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监督意识不足。在公安机关中普遍存有抵触监督的情绪。负责抓监督的领导对监督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表现为日常工作中只注重抓业务工作,片面追求办案率,有的只重视问题出现后的处理,忽略平时的监督;专职从事监督工作的人员认为监督是得罪人的工作,有畏难情绪;监督对象认为监督是找茬、整人、治人,有抵触情绪。以上不良的监督意识存在于具体的执法监督环节中,必定会成为监督工作顺利开展的绊脚石。
第二,监督过程弱化。监督包含监察和督促两部分。监察的重点在事中或事后,而督促则在平
时,是防患于未然的工作。内部监督中事前监督主要指平时有针对性的督促工作,具体表现为常规教育、有针对性的教育和定期、不定期的检查形式。但目前督促工作存在的问题是:平常对民警的执法环节、履行职责的情况很少过问;对一些民警表现出的苗头性问题无引起足够的警觉,忽略了经常性的思想教育和监督检查,长期失管、失察;即使行使监察权也不免有走过场之嫌,以至在发现问题时往往已酿成大祸,悔之晚矣。事前监督是积极主动出击,追求长远成效;事中监督是有的放矢,注重现时成效,主要起控制作用。但在实践中如刑讯逼供、收受贿赂、以权谋私等问题的出现无不说明事中监督的缺失。如果在处理每个案件过程中能发挥事中监督的作用,就可避免更多职务违法犯罪行为的出现。
第三,监督力度疲软。目前的监督工作主要存在“失之过宽”的问题。主要指在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的缺失和乏力。表现为,在对违法违纪民警处理上采取无原则的宽容、掩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惩罚措施难以落到实处,为民警的职务违法犯罪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在监督环节上的乏力使监督制度形同虚设,严重影响了法的运行和执法工作的质量,给国家、社会和个人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这实质上是不依法监督或以行政管理代替监督,是监督随意性的一种表现。
第四,监督模式单一。由于公安机关的性质,决定了在公安机关内部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以命令和服从为特点。该特点造就了目前我国公安机关内部自上而下的单向监督模式。这一模式的本身符合行政管理的特点,有利于上级调控下级的活动,提高行政效率。但上级是否需要监督,该用何种方式监督,不够明确。从目前的警察职务犯罪来看,处在各级领导岗位、具有一定职权的人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如玩忽职守、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等常见的职务犯罪,往往与行为人所处的地位、拥有的职权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五,监督机构职能重叠,责任不清,人员配备不均衡。按照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目前公安机关内部执法监督部门有政工、警务督察、纪检、监察、法制、审计、信访等。这些部门的粗放式分工导致监督职责权限不明,实践中各监督部门的工作互有交叉,有的部门越权监督,有的部门则消极监督,客观上制约了监督工作的有效开展,工作效率低下;另外,缺乏协调性也是目前内部执法监督机制无法正常运转的一个关键问题,在监督系统中,既存在着大量重复性劳动,又存在互相牵制问题。在这样一种局面下,监督作用得不到充分有效的发挥。各级监督机构人员配备不平衡,由于警力有限,公安机关把主要警力都投在业务工作中,尤其是在基层,纪检、监察机构和人员设置不到位,力量薄弱,无法正常发挥纪检监察工作职能,不能做到对民警的执法进行强有力的监督,致使其在基层一线执法单位和民警中影响力不足。
2.外部监督存在的问题。外部监督来自于公安机关之外的监督,其存在的问题是:
第一,媒体监督不到位。媒体监督是社会监督的预警系统,但远未发挥到位,表现为:一是舆论监督的立法滞后,迄今为止尚未出台新闻法,新闻媒介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没有一部法律作出全面具体的规定。二是新闻媒体的监督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缺陷,往往事后监督多,事前监督少;监督敏感性问题多,一般性问题少;监督领导干部少,监督一般人员多;宏观性监督多,针对性监督少。
第二,群众监督日趋弱化。群众监督对于警察公共权力而言是弱势力量,是否监督有力,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权力机关是否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要求。而警察和群众之间关系的 “四难”现状(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使群众的监督越来越弱化。第三,检察监督乏力。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的职能,包括对公安机关的刑事立案监督、提请逮捕的审查、对刑事案件起诉的审查。既包括对发生的违法假释、监外执行、虐待被监管人、私放在押人员、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超期羁押等事后监督纠正,也包括防止上述情形发生的事前监督。但在实践中,基于人员、机构、职能等原因,使检察监督主要集中于事后监督,往往发生了职务犯罪行为,检察部门才积极介入,而在事前预防中投入过少。
五、处罚制度不公平
对警察职务犯罪打击不力的具体原因还体现在处罚制度上的不公平。主要体现为:
1.部门保护严重。警察职务犯罪是警察在工作中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的犯罪,往往以工作之名掩盖犯罪之实,因此,在调查有关情况时,一些涉案部门对查处工作不主动积极,能压则压,能躲则躲,能拖则拖,尽量大事说小,小事说无。有些公安机关担心查处民警执法违法或犯罪问题有损于警察形象,有损于本单位声誉,甚至设置重重障碍,不予配合。在处理时,如果没有造成很严重后果,一般只批评教育了之,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闻不问,一味放纵。
2.治吏宽于治民。现实中如发现问题,在处理时间上,对一般民警处罚比较及时,而一旦某级领导出现问题,在处理上往往拖延。在处理程度上,对领导干部的处理,首先考虑的是党纪、政纪处理,用降职、降级作出处罚,而对普通民警往往采用开除公职、追究刑事责任等更为严厉的惩戒方式。
3.刑罚处罚过宽。和普通犯罪相比,对警察职务犯罪的处罚上相对要轻。比如,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的法定刑,根据《刑法》第247条的规定,一般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只有致人伤残、死亡的才按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从重处罚。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民警业务能力低下,法律意识不强,在办理刑事案件中采用肉刑或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只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在法庭上指出,或没有造成很严重的后果,一般都不认为是犯罪。
第二篇：警察职务犯罪
关于警察职务犯罪社会调查
前言
调查时间：2010年7月
调查地点：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 调查对象：公安警察
调查的目：调查研究警察职务犯罪
引言
基层县市公安警察当中的犯罪现象日益增多，“躲猫猫”一词迅速在网络窜红，起因是云南省晋宁县看守所发生的一起死亡事件。据当地公安部门通报，24岁男青年李乔明在看守所中与狱友玩“躲猫猫”游戏时头部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普宁县检察院驻县看守所检察室，懈怠职守，没有尽到监督的责任，其驻监所检察室的主任赵泽云已经被免职。张涛、普华永等人涉嫌构成故意伤害罪，他们必将受到法律的惩罚；看守所有关警察的渎职行为也将受到法律的追究。
正文
警察职务犯罪，简称为警务犯罪，它是掌握公共权力的警察利用其职权严重违背警察权力宗旨的危害行为。有学者指出：警务犯罪作为一种严重的亵渎职权的行为，是警察职权运作过程中的异化现象。这种异化现象主要表现为某些警察利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的职权进行破坏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的犯罪；利用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职权进行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犯罪；利用预防、制止和惩治犯罪的职权进行危害社会的犯罪；或者表现为消极不履行警察职责，致使国家和公民利益遭受严重危害的不作为犯罪。公正合法地行使职权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基本要求，警察职权应当严格遵照法律规定行使。
一、警察职务犯罪的现状
警察职务犯罪呈上升趋势。据统计，从2000年至2005年5年间，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违法犯纪案件33295起，涉及公安民警40848人，其中贪污受贿，敲诈勒索案件9044起10824人，分别占案件总起数’总人数的27.2%和26.5%。结案处理35671人，被处理的警察中，给予党纪处分的6804人；被判处有期徒刑的1272人，无期徒刑的19人，死刑107人（含死缓41人）。每年查处的警察在8000人左右。而近些年警察职务犯罪更是有增无减而且涉及面更广参与人数更多，形势十分严峻。
二、触犯罪名广泛且严重
警察职务犯罪常有擅权型职务犯罪‘贪利型职务犯罪’渎职型职务犯罪。
警察职务犯罪涉及罪名较多。既有纯正的职务犯罪，如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刑讯逼供罪、徇私枉法罪、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暴力取证罪、虐待被监管人罪等；又有非纯正的职务犯罪，如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强奸罪、非法拘禁罪、非法搜查罪、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等。
三、警察职务犯罪的社会危害性
1、法制秩序受到冲击：警察的犯罪不可忽视，他们的犯罪直接损毁了国家专政机的执法权威性、严肃性、公正性。反过来加剧对国家信用的怀疑和动摇，损害国家的形象利益，具有危害性大，印象坏，隐蔽性强的特点，警察职务犯罪更多地损害国家作为权力集结者的威严，警察职务犯罪是一种特殊性质的犯罪，这类犯罪具有不同于一般犯罪的本质。警察是法律的执行人员，警察职务犯罪与其他一般人员犯罪相比，对法律的冲击更强烈，对社会的危害更深远、更持久，警察犯罪对法律的直接冲击力和破坏力以及由此派生的对社会其他规范、信念、价值的危害如巨石投湖，波浪迭起。相对而言，一般人员的犯罪由于得以及时准确有效法律规致，对法律的冲击力和社会的破坏作用相对要小而弱。
2、执法严肃性受损：警察职务犯罪是执法者首先是知法、守法的典范，执法者违法犯罪，无异于告诉人们：法律无非是管制约束大众的枷锁，本身并没有其合理性与内在可信仰的价值，我们为什么要遵守
法律？损害国家的形象利益，因为警察是权力的化身，警察职务犯罪将严重降低执法者的形象，在法治社会和倡导法治的时期，警察职务犯罪则主要动摇人们对法治的信念。警察职务危害的差别是暂时的、相对的，而警察职务危害的本质是共同的、必然的，甚至是任何时期都不会改变的。在危害个别人利益的同时，也危害整个公众对警察个人以及警察群体的形象信赖利益，给未来一定范围和一定时期内的治安行政执法工作和犯罪侦查工作造成行动障碍及心理阻力。就实施职务犯罪的警察个人而言，因其犯罪行为而使自身的名誉地位受损，虽然是个别性危害，但因其职务犯罪使局部范围的警察工作遭受影响，使一定范围的警察群体蒙受屈辱，是害群之马，是群体性危害的主要内容。
3、国家公信力动摇：警察职务犯罪其危害是指向整个社会正常秩序，犯罪危害的广度，犯罪的特殊属性，即警察职务犯罪对国家机关秩序的冲击、对法治的破坏、为此形成大众对法律信仰的怀疑、动摇，反过来加剧对国家信用的怀疑和动摇。个别民警受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的冲击后，为了提高破案率，采取了一些不客观，不务实的办法，对一些小案件不予重视，不及时立案。在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时，他们不仅不能做到法律所要求的客观、公正、公开、透明，相反，还借履行职责之机从被管理对象处猛揩油水，大肆索取或者收受对方贿赂。在上报统计数字时，没有认真调查收集，而是凭主观臆断，随意填写上报，缺乏真实性。淡化、背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4、法制环境受到挑战：少数民警和个别领导习惯于凭老经验、老办
法干事，不深入实际和群众中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有时脱离实际，对上级的部署只是听口令做动作，照抄照搬照转，缺乏创新精神和创造性。工作中存在传达布置多，检查落实少的现象,少数民警法制观念和执法意识不强，执法不严、执法不公、滥用职权现象时有发生。一是个别民警在审讯犯罪嫌疑人时，方法简单，态度粗暴，甚至动手动脚、辱骂体罚被审查对象的现象仍时有发生。二是少数民警素质较差，办案违反法定程序，重实体轻程序。有时对法律赋予当事人、行政处罚相对人以及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重视不够，保障不力，甚至随意限制、剥夺，重打击，轻保护。三是有时还存在对疑犯降格处理、以罚代拘以及重处罚轻教育的现象。四是有时在一些治安案件和民事纠纷的责任认定和处理上还存在不公、不严的问题。五对一些治安热点问题打击整治不够有力。如盗窃、抢夺等案件时有发生，卖淫嫖娼等丑恶现象尚未完全得到有效遏制，一些重点地区的治安问题仍然突出。
5、服务意识被淡化：个别民警尤其是服务窗口民警公仆意识不强，“门难进、面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和“冷、硬、横、推”等现象时有发生。如户籍窗口民警对前来办证的群众有时不够热情，对群众的询问畏难厌烦，态度冷淡；服务窗口工作效率不高，推诿、拖拉、扯皮等现象时有发生；一些便民措施不落实，服务承诺没有兑现。值班室民警接待群众报案求助有时不认真询问登记，不发给报案回执，不及时出警，敷衍了事，马虎应付。民警缺乏对主观世界的自觉改造，自律意识、自制力不强。一些民警在各种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和市场经济 的负面作用冲击下，经受不住考验，自觉不自觉地滋长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意志蜕变了，宗旨意识淡化了，价值观念错位了，背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忘记了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的神圣职责，对自身存在的问题的危害性和严重性认识不足甚至不以为然，心存侥幸，放纵自己违法违纪。
四、警察职务犯罪的原因
1权力原因：我国警察权力涉及范围广，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警察权的触角伸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拥有权力越广越容易受各种诱惑导致职务犯罪。在实践中，根据公安机关的性质和作用，有些本不属于警察的权力都配置于公安机关，导致警力分散，权力行使效率低下。例如，户籍审批权、人口统计权、护照颁发权、交通设施规划权、机动车验审权等，这些权力本应分别归属民政、交通行政机关等，如长期由公安机关拥有，使权力不能正常发挥或者不当行使，发生“寻租”型腐败。权利变更将本应适当制约的权力归属在同一警察部门而无法形成制约，导致权力腐败。公共权力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手段性，它一方面同社会利益相联系，另一方面又与掌权者的个体利益相联系，两钟联系的冲突在所难免。
2制度原因：近年来为了净化公安队伍，遏制各种违法，违纪行为减少警察职务犯罪，公安部门加大制度建设，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制度的公正性、确定性、可操作性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和缺点，尚未形成有效地制度体系这些不足不可避免的成为了警察职务犯罪的温床。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便是其中问题之一。对刑事执行行为缺少约束，警
察把关不严日常管理制度不规范，监督制度不透明
3心理原因：价值错位和心理失衡。这是造成职务犯罪的思想根源。行为人在价值观念上产生了个人与社会的错位，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上，导致心理失衡。主要表现有：吃亏补偿心理，看到别人发财，就觉得自己吃亏，从而产生以权谋私心理；人之常情心理，面对人情和面子丧失原则；为公无过心理，认为只要为公，自然无过，在执法中滥用权力却以“我不是为了自己”作为理直气壮的辩解；法不责众心理；侥幸过关心理等。
五、警察职务犯罪的预防
1、完善奖惩机制：更进一步完善制度，强化监督。使权力更加专业化、细致化，并形成相互制约的局面，可以大大减少权力被滥用的机会。同时，强化对公安机关监督约束，充分发挥舆论对权力的监督作用。是社会对国家行为的规范和约束力量。一是建立健全各项教育管理制度，重点针对警察队伍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建章立制，认真整改。二是完善内外监督制约机制，严格全方位的目标管理制度，认真落实岗位责任制，积极推行激励机制，认真执行各项责任追究制度，严格考评考核，严格兑现奖惩，充分调动干警的工作积极性。三是进一步完善各项联系群众制度和警务监督员制度，全面推行警务公开，自觉接受群众监督。要在加强对民警勤务工作过程与结果考核的基础上，即使兑现奖励,及时倒查问责，加大奖励力度，使“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一级对一级负责、人人都尽新尽责”。
2、加大处罚力度。职警察务犯罪人之所以会冒着失去地位荣誉、受
到法律制裁的危险去贪污、受贿，很大程度上便是由于这种危险性过于低下。在周围许多贪官都相安无事时，更加会刺激、强化其自身的这种思维，使我们的法律成为摆设。我们现行的法律规定也可做相应的调整，堵塞法律漏洞。职务犯罪心理形成后，只有与适宜的机遇条件发生联系后，才会转化为职务犯罪行为。因此，必须加强警察活动的管理和控制，防范于未然。预防警察职务犯罪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光靠检察机关的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走专门机关预防与社会预防相结合的道路，建立全社会的预防体系。只有这样，预防警察职务犯罪的工作才有深度和广度，职务犯罪的蔓延之势才能被“截流”。
3、净化法环境：
一、全力以赴维护辖区治安稳定。全力以赴维护辖区治安稳定。坚持“打防结合、以防为主”方针，“打、防、管、建、教、控”多措施并举，加大治安综合治理力度，全力以赴维护辖区治安稳定，努力创造一个“发案少、秩序好、群众满意”的治安环境。
二、开展警察心理健康辅导咨询，开展严厉训练，重视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多种途径进行，而不能流于形式；同时健全规章制度，规范管理，使各种职务行为有章可循。如充分利用家庭环境，互相提醒，互相监督，明白职务犯罪也是对家庭的犯罪，筑起亲情、友情、爱情这道防线。
三、改善社会风气，净化社会环境，消除职务犯罪隐患。个体犯罪心理的形成，社会环境和社会矛盾的影响不容忽视。为此，必须旗帜鲜明地加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加强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消除腐败分子；鼓励诚实劳动和适度消费，反对享乐主义和不劳而获。要努
力解决民警的后顾之忧，改善警察的工作环境。争取社会和群众的理解、支持。真正在警队内部形成“人人想做事、人人回做事、人人做成事”的良好氛围。
4、强化执法为民，在求真务实上狠下功夫。工作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使命感和爱岗敬业的事业心，灵活运用合理的方法和措施，勇于实践，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高度工作责任感和踏实工作作风,严格、公正、文明地执法。脚踏实地、勤勤恳恳的扎实工作作风完成党和人民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要通过走调查、宣传发动、巡逻守护、实地检查、警情通报等多种方式，承担起开展群众工作、掌握社情民意、管理实有人口，组织安全防范、维护治安秩序的职责任务，努力实现“发案少，秩序好，社会稳定，群众满意”的目标。
5、强化纪律意识，在严以律己上下功夫。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更加严格地遵守各项规章制度，时时处处以《人民警察法》为行动准则，时时处处，不该说的话不说，不该做的事不做，服从大局，听从指挥，令行禁止。完善内外监督制约机制，严格全方位的目标管理制度，认真落实岗位责任制，积极推行激励机制，认真执行各项责任追究制度，严格考评考核，严格兑现奖惩，充分调动民警的工作积极性。此外，进一步完善各项联系群众制度和警务监督员制度，全面推行警务公开，自觉接受群众监督。要科学地安排警务活动，把警力从传统的工作方式中解放出来，避免瞎指挥、打乱帐的现象，切实减轻广大警察特别是基层民警的工作负担，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用警。
6、健全执法监督：构建警察职务犯罪预防机制，实施警务公开制度，预防警察公共关系危机事件的发生。一是针对自己查摆和群众反映的民警宗旨观念淡薄，服务态度冷、硬、横的问题，强化措施，落实责任，坚决予以纠正。二是坚决纠正不实事求是的问题。要求民警以实事求是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牢固树立求真务实的精神，如实立案，如实反映问题。同时，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民警不如实立案，隐报辖区重大治安刑事案件和治安灾难事故，发现案件不立不做工作的，严肃追究直接当事人的责任。三是大力加强民警的业务培训和法制教育，强化民警的法律意识，坚决纠正和杜绝刑讯逼供、体罚人犯、超期羁押、乱扣乱罚、以罚代处等执法不公、执法不严、滥用职权问题。对违纪违法行为，坚决不护短，不遮掩，积极配合上级严肃查处。做好法律政策的“宣传员”、一般矛盾纠纷的“调解员”，当好人民群众的“服务员”。
结语
正所谓“民安于律清，国泰于法正”，“法令行则国治国兴，法令驰则国乱国衰”。警察机关作为国家的专政机关，警察是国家政府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代表。警察职权的行使事关国家、社会和公民利益，一旦发生职权异化，则严重危害国家的司法管理职能，损害国家政权清正廉明的形象，极易孳生司法腐败，使法律丧失应有的权威，从而降低全社会的守法观念意识，造成极其严重的社会影响。我们要坚决抵制警察职务犯罪创造良好的执法环境。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社会调查报告
题目：关于警察职务犯罪社会调查 指导老师：唐敏 姓名：卓晓 学号：20084011 班级：08级法学2班 学院：政法学院
第三篇：警察职务犯罪的客观原因探析
警察职务犯罪的客观原因探析 王雅丽
警察职务犯罪,既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也是各国法律所重视的一种犯罪现象。近年来,警察职务犯罪在我国呈现日趋严重的态势,为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日益关注。研究警察职务犯罪的特点和原因并据此分析相应的对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工作。我国犯罪学理论认为,能引起、促进和影响犯罪的诸现象及其过程,均为犯罪因素。任何犯罪行为都是犯罪人的个体内在因素和客观外在因素合力的结果,但是当一种犯罪行为跨越了地域、时间、学历和职务等人际界限而大量出现时,对于这种犯罪行为的分析就应该着重于客观外在的非个体因素的作用。实际上,警察职务犯罪的现状已不言自明了一个道理,即犯罪的主要原因在于独立于警察人格之外的非个体因素。
一、警察职务犯罪的特点
警察职务犯罪是指国家警察机关的警察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贪污受贿,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玩忽职守,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破坏国家对司法活动的管理职能,依照刑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当前我国人民警察职务犯罪呈现以下特点: 首先,案件的社会危害性越来越大。德国法学家耶林说过:“世上不法之事莫过于执法人自己破坏法律。”〔2〕(P3)警察职务犯罪涉案人员级别越来越高,涉案金额越来越大,恶性案件不断出现,决定了警察职务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越来越大。
其次,警察职务犯罪的主体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犯罪黑数较高。近代刑法学之父贝卡利亚曾指出:“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不是刑法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3〕长期以来,犯罪黑数高、定罪概率偏低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据有人测算,我国的总体定罪概率低于5%〔4〕,而警察职务犯罪由于其犯罪主体身份的特殊性,行为更隐蔽,有些甚至披着“执法”的外衣,因此,其实际定罪率肯定远低于总体定罪概率。正是由于警察职务犯罪所获取的利益同受惩处的风险相比,存在巨大反差,促使许多警察陷入犯罪的泥潭,严厉刑罚的震慑力往往被法网疏漏所导致的侥幸心理而抵消。
再次,从犯罪形式上看,警察职务犯罪主要表现为贪利型职务犯罪和专权型职务犯罪,而以贪利型职务犯罪最为突出。同时,新型的警察职务犯罪不断出现,最为典型的是警察利用职权涉黑案件。其中包括警察自身成为黑恶势力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两大类。
二、警察职务犯罪的原因分析
犯罪现象是社会的一种病态反映,更是考察一个社会内部运作机理的窗口。因此,对警察职务犯罪的成因进行分析,不仅可为我们制定相应的防范对策提供依据,而且还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
(一)警察职务犯罪的经济原因
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化与财富分配的非合理化是警察职务犯罪产生的根本原因。我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带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问题。社会分配不公,导致了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化和财富分配的非合理化。体现在社会生活中,就是使贫富差距和社会分层加大。根据警察现有的收入情况分析,警察将会产生相当的层际落差心理。社会结构的失衡导致社会心理的失衡,人性的贪欲被层际落差激活并强化,对于警察而言,手中的权力是唯一拥有的社会资源,在失衡心理的结合和驱使下,职务犯罪也就大量出现。
同时,由于市场经济使金钱利益彰显,政治退出而金钱进入的社会领域增多,使社会成员对于政治的欲望转向金钱。这是警察职务犯罪形成的决定因素。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成员对于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的需求和欲望远大于对金钱的需求,所以社会整体性对于金钱的欲望并不十分强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因素逐渐淡出社会各领域,金钱真正发挥了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功能。警察这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具有优越社会地位的队伍,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任务越来越繁重,危险越来越大,但是相比较而言,工资待遇却越来越低,甚至连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都受到冲击。眼看着金钱可以交换到的利益越来越广泛,成为社会利益的主要代表,有的经济学家称之为“去政治化”或“泛市场化”,再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使警察对于政治的欲望逐渐转移到金钱上。所以职务性贪利犯罪就大量出现,成为对自己所陷入的物质利益与非物质利益相悖这一困境的病态性矫正。
市场经济下,公安机关引入竞争机制的无序化是另外一个因素。市场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竞争。适当的竞争体制的确立,可以有效激发警察的积极性。但是当此种竞争的作用被强化到极端的程度,就会随之产生副作用。现在许多公安机关在案件发生后要求限期破案,分配工作任务,下达破案指标,追求破案率,并与警察的工资、职务、福利待遇挂钩,甚至实行末位淘汰制,使整个队伍中充满了带有火药味的竞争。如现在提出的“命案必破”制度,使许多警察在竞争的压力下,看到其他单位、其他同事承办的案件破了,自己单位和个人经办的案件久攻不下,便想走“捷径”,从而走上职务犯罪的道路。〔5〕因此而引发的最为典型的警察职务犯罪是刑讯逼供。
(二)警务政治体制原因
职务犯罪从政治学特征来说,无一不是公共权力的异化,即公共权力的性质和功能的异化。〔6〕警察职务犯罪也概莫能外。而政治体制的不健全、不完善为警察权力的异化创造了外部条件。1.地方警察体制的弊端
现行警务体制是“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地方警察模式,其优点是在地方党政机关的领导和支持下办案效率高,能够充分发挥公安机关打击犯罪、巩固政权的功能。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法制化的进程,警察的职能重心开始由打击和管理转向服务社会和保障人权。在这一背景下,地方警察体制的弊端日渐凸现,主要体现在两方面:(1)行政力量干预执法。由于公安机关的人、财、物都归地方管理公安机关无力抗拒来自于直属领导的个人意志,被迫从事大量非警务工作甚至违法乱纪活动。(2)地方保护主义。由于公安局的收支归地方财政领导,所以在涉及到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冲突,本地方利益与外地方利益冲突时很难保持公正,从而产生地方保护主义。综合分析,就是法律法规的国家性与执法主体的地方性之间产生了矛盾,影响司法公正。可以说,地方警察体制与社会公正的需求之间产生了冲突,这种冲突是不依执法主体的个人素质和个人意志而变化的。2.行政执法和刑事执法权集于一身的弊端
在我国,公安机关这支以社会控制和打击犯罪为要务的行政力量被赋予了更多的司法功能,并且这些司法性质的权力未受到有效的限制和制约,公安机关现有的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搜查、扣押、窃听、通缉等涉及公民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的活动,都由公安机关自己决定、自我授权、自己执行,没有纳入到中立的司法机关审查和控制的范围。这种权力机构有着极大的缺陷,即可以将其行政职能和司法职能互相转换以达到任意出入人罪的目的。如“延安夫妻看黄碟”案中,警方对当事人使用的手段清晰地表现出“出入人罪”的方便之处。3.领导决策制度对于警察职务行为的不适当影响
现今,稳定的治安环境成为考察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指标。因此案件的低发率和已发案件的高破案率就成为领导的一种政治需求,当所辖区域内出现影响较大的案件时,各级领导往往使用督办和限期办案的方法追求破案率。领导的决定一方面成为民警的压力,另一方面成为其进步的动力。由此也就可能带来了一系列的不合法的过程或结果。正如贺卫方教授所说:“限期破案了以后,某些人就要升迁啊,弹冠相庆,如果不限期破案的话,政绩上就会受到影响。那这样的压力之下,刑讯逼供就变成了一种必然。”〔7〕也正是这种领导决策体制事实上促成了警察的渎职、滥权型的职务犯罪。4.权力结构的矛盾
传统的警察体制在权力分配方面存在不尽合理和权力行使不均衡的弊端。为了分析权力结构,我们把公安机关的权力分为内部权力和外部权力。所谓“内部权力”,是指公安机关的行政领导所掌握的人事管理权,以及各项业务决策权、指挥权和处置权;所谓“外部权力”,是指公安机关对外的执法权。根据公安组织的结构和成员对组织活动所具有的权力和责任的大小,可以将公安组织内部划分为若干层级,层级之间有明确的隶属关系。就内部权力而言,层级愈高,其内部权力和责任就愈大;层级愈低,其权力和责任就愈小,基本上呈现出“倒三角形”模式(如图1)。就对外执法权力而言,层级和职位愈高,其对外行使的执法权就愈小;层级愈低,其对外执法权就愈大,与内部权力结构的“倒三角形”模式刚好相反,表现为“三角形”的模式(如图2)。〔8〕这种体制的弊端是内部权力过于集中,办案审批程序繁杂,有实际办案能力的高素质警官的自决权受限,不利于行使自由裁量权依照公正程序办案,可能诱发超期羁押等问题;对外执法权力过大,使得最基层的一些民警由于自身素质和工作能力尚低导致执法质量难以保证,甚至一些无办案权力的人,如治安联防队员、警校学员也对外行使执法权。
(三)监督体制原因
孟德斯鸠曾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9〕(P154)对警察权力的监督成为防止警察职务犯罪的重要因素。应当看到,在理论上,我国对警察权力的监督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系。公安机关内部就有两个机构有直接的职能,一是督察部门,负责对本级公安机关所属单位和下级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进行监督。另外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均设有纪检组织,负责对是党员的警察进行纪律监督。除了内部监督外,还有外部监督,包括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行政监察机构的行政监督,检察机关的司法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等。有了上述监督体系,应当说,警察权力的滥用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但关键是,这些监督制度在实践中并未形成合力,发挥完全的作用。而且就某一种监督制度而言,往往也因为制度的不健全而影响其作用。
就内部监督而言,我国于1997年1月20日正式颁布实施了《公安机关督察条例》,条例的初衷是想把督察机构设立为公安机关内部的一种相对独立的专职监督机构,但在实践中,由于受人员编制及地方财政等的制约,大量的督察机构与公安机关原有的纪检、监察结构甚至政工部门合署办公,几块牌子一套人马,这样在机构设置上就失去了督察工作的独立性,淡化了督察机构的权威性。而从实践中监督内容上看,大量的警务督察活动只满足形式上及表面层次上的“督察效应”,对警察中的真正的违法犯罪却不能有纤毫的震慑作用。〔10〕就外部监督而言,检察机关的司法监督当属最强有力的监督,可启动司法程序对警察滥用权力及失职行为进行追究,直至移送法院判处刑罚。但实践中,相当一部分警察职务犯罪由于“警察个人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因为工作上的事情被判刑划不来”而易于博取司法人员的同情,而且,个别地方发生警察职务犯罪案件后,由党政机关从中协调,之后案件不了了之的情况的确存在。监督不力的另一种体现是舆论监督的能量远远没有释放出来。舆论监督包括媒体监督和公众监督,是社会中最具活力也是运行成本最低的监督形式,而现在许多党政机关以损害警察的形象为由,控制媒体对警察中反面事件的披露和报道。这种作法进一步使警察权力走向失控。以上种种都弱化了警察权力的监督机制,从而使监督功能不同程度地落空。
三、对策
1.改革警务体制,建立国家警察
公正、合法地行使权力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普遍要求,也是预防警察职务犯罪的应有之义。警察权具有双重属性,即行政属性和司法属性。可见警察的权力相对集中,为防止警察职务犯罪,笔者认为首先应改革警务体制,设立国家警察。
在西方国家,如美国的警务体制中,国家警察和地方警察的权责关系很明确,国家警察即联邦调查局负责“重罪”,地方警察则负责“轻罪”、“违警罪”,各司其责,不会发生权力互换。我国当前警务模式下的警察既是地方警察,又是国家警察;既行使刑事执法权,又行使行政执法权。由于刑事权和行政权集于一身,在办理具体案件时,对于一些性质不很明确的案件,往往会发生性质互换的问题。因此,笔者提出了划分国家警察与地方警察的大胆设想,国家警察承担刑事司法权,实行垂直领导,财政独立,权力也相对独立,因此,对驻在地的地方政府官员和地方警察有很大的威慑力;地方警察则承担行政司法权,这样便于权责划分,也便于统一协调指挥。通过分割警察权力,尽可能地避免滥用权力和行使权力不适当造成的严重后果。2.改革权力监督,实行分权制衡
尽管权力的行使可能会带来许多问题,但是,人类不能取消权力“如若取消权力，就使人类回归霍布斯丛林(TheHobessian Jungle)”〔11〕,因此,为了使警察权力的运行达到最佳效果,我们就必须对权力进行必要和有效的监督。
根据我国现行的警务监督机制,要加强或改进警务监督的作用,应从以下方面着手:第一,充分发挥公安机关的督察部门的监督作用。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对警务督察进行改革:首先,改革公安督察体制。宜将公安机关内部各种监督职能建构一并纳入督察范畴,以避免相互扯皮的情况,加强警务监督的有效性。其次,合理界定和充实公安督察职能。根据警察法有关规定精神,笔者认为,除依照督察条例行使相关的职能外,督察职能至少还应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公安机关及警察违法违纪情报信息的收集、分析与整理反馈,提供决策职能;以及对信息情报反馈的投诉进行核查处置职能,包括对投诉或获悉正在发生的警察违法违纪行为,迅速出动并予以先期处理的权力。第二,强化人民群众及新闻媒体对公安机关及其警察的监督。3.改革权力结构,均衡警察内部权力
合理的警察体制应改善以往不合理的权力分配局面,把内部权力和外部权力做适当的调整和平衡。一方面将领导权力适度下放,公安机关的行政领导适度向自己的直接下属授权,赋予其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将对外执法权适度回收,将基层民警的执法权向上一级回收。例如:郑州市公安局金水公安分局推行的主办警官办案责任制就是改革权力结构的重要举措,经过严格的选任程序把政治素质、业务素质俱高的干警确认为主办警官,授予其办理各类案件的资格。未取得主办警官资格的民警虽然也具有执法权,但是不具有对案件处理的负责权,只能协助主办警官办案。通过权力的调整,使得主办警官成为执法主体的中坚力量,也保障了权力的正态分布,形成“菱形”模式。(如图3)
目前,主办警官办案责任制的实行已经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第四篇：警察爱演讲稿：远离职务犯罪,从我做起
警察爱演讲稿：远离职务犯罪，从我做起
各位同仁，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远离职务犯罪，从我做起》。有一个问题是我们人类始终在思索的，那就是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回答。对生命意义的认识决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行动方向。
作为当代中国青年，我们的回答是什么呢？是努力多挣钱，尽情享受生活？还是通过个人奋斗，实现自我价值？这样的生命有意义吗？我的回答是：生命的意义在于努力完成时代赋予我们青年的崭新使命。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我们跨入崭新的二十一世纪，知识经济时代正向我们走来，我们的国家还不够富强，我们的民族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我们青年是祖国的希望，是民族的未来，肩负着建设社会主义强国重任。时代给了我们青年无限的舞台，这正是我们施展才华，燃烧青春火焰的最好的时机。我们应该响应时代的召唤，去追求，去探索，去创造，去奉献，去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然而，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丑恶现象也泥沙俱下，乘机袭来，对我们队伍的腐蚀也大大增加。如果我们对此缺乏警惕，经不住金钱物欲的诱惑，就很容易成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俘虏。近年来，我们队伍中出现的一些腐败现象，很值得我们引以为戒。有的人认为：现在是个一切讲金钱的社会，傻子才讲奉献，努力挣钱才是正事；也有人认为，工作就是挣钱养家，对我们来说没有事业可言，没必要那么挣命的干等等。这些思想影响着一些年轻人，他们对工作没有责任心，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漠不关心，对学习根本就不用心，对事业没有进取心，把金钱、物欲放在第一位。对这样的人来说，生命有什么意义呢？毛泽东同志说过：“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同是党的干部，有贪图享受、损公肥私的王克杰，也有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孔繁森。“天下兴亡多少事，自身腐化遭厄运”。一个人是如此，一个国家，一个企业也是如此，消极颓废乃我们当前的凶恶敌人。当然，消极颓废的思想永远不可能成为时代的主流。
否则，社会就不会进步，国家就不可能富强，我们民族就不可能有今天。回首看看我们伟大祖国走过的光辉历程，几代建设者用他们的青春热血筑就了祖国的辉煌。我们熟知的“铁人”王进喜，凭着“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顽强意志和冲天的干劲，打出了大庆第一口喷油井；“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毕生从事水稻杂交事业，为我国粮食增产发挥了巨大作用；“两弹元勋”邓稼轩为祖国的原子弹、氢弹研制事业呕心沥血28载，把自己的青春融进了中国核防御力量的“铁脊梁”之中。他们用青春完成着共和国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他们的青春之火熊熊燃烧，放射出了绚烂的光华。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接班人，我们应该感到肩上的担子和责任，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让我们火热的青春为祖国燃烧起来。大家都熟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那句话吧，“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当我离开人世的时候，我不因虚度年华而懊悔，也不因碌碌无为而后悔，因为我已经将我的一生献给了人类最壮丽的事业——共产主义事业。”是啊，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时代和国家赋予我们的使命之中。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厦，离不开我们每个行业、每个部门、每个公民的共同努力。如今，市场经济浪潮风起云涌，各种利益和诱惑不断交织，人们的思想意识更趋多元化，来自各种渠道的挑战和考验让人目不暇接。
应当说，演讲比赛的举行，犹如这个盛夏里的一场及时雨，让我们在重温那些清正廉洁的楷模的先进事迹、感受心灵的震撼的同时，认真反思自己的一言一行，在预防职务犯罪，勤政廉政的道路上走得更加踏实，更加稳健！
朋友们，青春最为动人，青春最为美丽，青春最为隽永。不要说我们的苦恼太多，那是因为我们的胸怀还不够宽广，我们的志向不够远大；不要说我们的幸福太少，那时我们还不懂如何生活，我们对幸福的理解还太肤浅。让我们树立高远的志向，让我们的青春融入祖国建设的强劲脉搏，我们的青春一定会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华
第五篇：高校职务犯罪防范与控制制度分析
开课学院：刑事司法学院任课教师：何正泉
课程名称：现场勘查课程号及课序号：B0500440-0 使用对象：治安、职侦10级等考核时间：第十九周（20130111）考生姓名：林婉璐学号班级：1005050107职侦1001班
高校职务犯罪预防和控制体系的构建
前言
在我国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的今天，各大高校合并和扩招后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但我们的高等院校不再是反腐的净土了，近几年的数据显示，出于社会大环境影响、个人觉悟不高、法律制度不完善和监督不力等原因，我国高校职务犯罪的发案率逐年上升，呈现出犯罪主体文化素质高、反侦查能力强、职务级别高；发案部门集中，犯罪领域扩大；犯罪团伙化、群体化突出；犯罪手段智能化等特点。如何构建一个完善的高校职务犯罪预防和控制体系，成为当下必须要攻克的难题。
一、研究背景
（一）高校的权力急剧膨胀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高校合并和扩张的逐步开展，以往的精英化教育逐渐转变成为大众化教育，学校的改建，大型基础工程的建设，各种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的购置，以及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得高校的权力急剧膨胀。高校职务犯罪的实质就是发生在高校系统内部的权力犯罪，高校的自主权越来越大，越来越集中，相应的导致的权力腐败将会愈加严重。
（二）高校职务犯罪高发
近几年，高校职务犯罪的案件屡见不鲜，呈现出明显的多发趋势。同济大学原副校长吴世明因受贿罪被判囚10年；南京财经大学原副校长刘代宁被控受贿160多万；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因涉嫌在基建工程中巨额受贿被捕；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副校长李汉昌涉嫌受贿78万元受审，广西大学附中原校领导班子贪污受贿被“一锅端”，全部获刑，武汉理工大学原副校长李海婴贪污、受贿、挪用公款被判无期。诸如此类的案例表明，高校职务犯罪已经不再是个别的微不足道的犯罪，而逐渐演变成一种频发的高发的犯罪类型。
二、研究意义
（一）构建高校职务犯罪防控体系有利于保持国家工作人员的清正廉洁。
保持清正廉洁是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基本要求。面对高校职务犯罪多发频发的情况，构
建高校职务犯罪防控体系，可以提高国家工作人员的拒腐抗变心理，牢固其思想防线，自觉保持清正廉洁。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自觉遵守着相关法律法规，真正做到用手中的权力为广大师生谋福利。
（二）构建高校职务犯罪防控体系有利于保护高校公有财产和校外有关人员合法财产的所有权。
构建高校职务犯罪防控体系，完善财务管理制度，有利于保障专款专用，防止“账外账”和“小金库”的出现，避免了各级部门的领导滥用手中的职权，在审批的各个环节做手脚，从中牟取不正当的利益，这样不仅保证了高校公有财产的安全性，也保护了校外有关人员合法财产的所有权。
（三）构建高校职务犯罪防控体系有利于高校改革的进一步发展。
高校职务犯罪现已成为阻碍高校改革的一大障碍。构建高校职务犯罪防控体系，减少高校职务犯罪的发生，还高校一片反腐的净土，使高校的管理可以正常进行，各类基建项目得以顺利完成，各位教职工可以安心专研学术教学，从而促进高校改革朝着一个正确的轨迹向前发展。
三、如何构建高校职务犯罪防控体系
构建高校职务犯罪防控体系对于减少高校职务犯罪的发生有着突出的作用。构建一个完善的高校职务犯罪体系，教育防控是前提，法律防控是根基，制度防控是关键。
（一）教育防控
1、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国家工作人员的思想觉悟。
一方面，我们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从国家工作人员的思想根源入手，加大反腐倡廉的工作力度，使其认识到手中握有的权力并不是给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必须要拿来为人民谋利益，从而树立抗腐拒变的心理，形成牢固的思想防线。另一方面，我们要号召国家工作人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脱离低级趣味，多培养高雅的情趣爱好，陶冶自己的身心。
2、加强法律意识教育，提高对职务犯罪的认识。
高校可以与监察机关相联合，定期开展预防高校职务犯罪的宣传活动，如进行法制宣传等，使广大教职工加深对高校职务犯罪相关构成要件以及法律后果的理解，杜绝他们的侥幸心理，使他们意识到，多行不义必自毙，在强大的法律面前，即使前面一两次侥幸躲过去没被发现，总有一天罪行会败露的，到时候会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二）法律防控
我国的法制建设起步较晚，现如今各种法律体系和各项管理制度仍不够完善，在许多方面，法律还没有能够涵盖权力设置、运行、监督、制约的各个环节。为了减少高校职务犯罪的发生，我们要加强法律防控。现如今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针对职务犯罪预防的立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青少年犯罪法》这个先例我们可知，有关职务犯罪的立法具有可行性。
我们可以从下面两方面入手：一是在刑事实体法律方面，法律规定不够具体，全面，可操作性不强。我国现有《刑法》对贪污贿赂罪的处罚是以额数作为定刑标准，致使一些图谋不轨的人想方设法钻法律的空子，如果将数额犯改为行为犯则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威慑性。二是刑事程序法律方面，我们要规定针对职务犯罪专门的审判程序，以便更好的发挥刑罚的作用。
（三）制度防控
1、推进高校“去行政化”改革，从根本上解决高校职务犯罪问题。
高校的行政化管理正是高校职务犯罪问题的根源所在。高校各级部门的领导在各种审批环节上相互包庇，相互勾结。在一个高校职务犯罪案件中，一般都是是部门正职、副职以及具体办事人员同时收受贿赂，行政化特征明显。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经济权力的相互平衡和有效制约，使教育改革回归正常的轨道。高效管理体制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要逐步推进高校“去行政化”改革，打破行政权力在高校的垄断地位，从根本上解决高校职务犯罪问题。
2、完善内部管理制度，规范高校管理。
进一步落实和完善高校内部管理制度是高校防控职务犯罪的重要保障。我们要结合高校实际，以管人、财、物制度建设为重点，完善校内规章制度和财务会计制度，使其行之有效。一方面我们要重视抓好领导班子的决策机制建设，做好堵漏建制的工作，抓好干部人管理，财务、基建、采购监管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加强招标工作机制建设，规范校园管理。另一方面要规范财务管理，防止私设“账外账”、“小金库”，同时要定期对高校的财务状况进行检验，保证专款专用，以保护高校的公有财产以及校外相关人员的合法财产。如对于采购物资所得到的回扣款，我们应以学校名义建立专门账户进行统一管理，确保回扣款管理使用的公开化、合法化。
3、建立健全法制化、民主化的监督制度。
（1）强化内部监督。① 摘引自2010年6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第一、全面推进校务公开。高校应该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党务公开、人事公开、项目资产公开、财务公开，做到信息公开透明，使学校教职工能全面了解学校的相关情况，更好地行使自己的知情权。
第二、完善教代会和工会制度。扩展校内教职工表达意见的渠道，通过网络、信访接待等及时答复问题。明确教代会的职权，实行质询制度、民主决策和民主评议制度，突出教师作为主人翁的地位，保障广大教职工参与学校民主管理与监督的合法权益。
第三、要加强纪检、监察、审计检查工作，建立、健全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在职权范围内，纪检监察部门要加强组织协调作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通过定期审计、任中审计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查处，防患于未然。
（2）强化外部监督。
第一、加强社会监督、新闻舆论监督。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日常活动中，各高校要加大信息公开程度，比如公开各种招标信息和任何招生信息，特别要把那些利用学校或招生人员的自主权招上来的学生情况在互联网上公开，自觉接受群众和社会舆论的监督，特别是其他考生及其家长的监督，使任何黑幕在阳光下无所遁形。
第二、加强检察监督。我国许多高校尝试在实践中采用依托检察机关进行事前防范、事中同步预防、事后惩治纠正的做法，得到了不错的成效。做好事前预防工作，是指在参与高校的基建、招标、采购和招生等工作环节中，发现问题及时提醒，并给予相关的司法检察建议，从而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事中同步预防，特别是对基建等大型工程进行长时间的跟踪监督，确保整个项目顺利进行，防止出现权力寻租等状况。开展事后预防，即要大力惩治高校的职务犯罪行为，为他人敲响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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