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职务犯罪案件线索评估机制的思考

第一篇：对职务犯罪案件线索评估机制的思考

自2006年全市检察机关开始推行《举报线索评估验收制度》以来，该制度的实施在职务犯罪侦查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提高了查办案件的质量和工作效率。然而，经过几年的运行和实践，原有的线索评估机制存在缺陷，应加以改进和完善。

一、线索评估机制的现状

（一）线索评估小组

案件线索评估机制，从本义上讲，是对举报线索进行综合审查、筛选、甄别，通过捕捉案件线索的价值点和信息点，判断其潜力性和发展性，以挖掘有价值的案件线索的一种机制。

[1]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在《人民检察院举报线索协调工作的规定（试行）》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建立举报线索审查协调小组，负责审查本院受理管辖的举报线索。各地在实践中的做法也不尽相同。主要分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在举报中心内部成立线索评估小组，促进案件的分流；第二种是在反贪污贿赂局内部成立线索评估小组，作为初查的前置程序，保证初查质量；第三种是在检察机关内部成立线索评估小组，由举报中心、反贪局、反渎局的主管检察长和其部门负责人组成线索评估小组，对举报线索逐件审查，并提出处理意见。我院按照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举报线索评估制度》的规定，于2006年，我院在反贪局内成立了线索评估小组。小组成员由反贪局办公室主任、侦查一、二处处长组成。

（二）线索评估方法

线索评估的重点是对举报中心移送的线索（包括其他线索）进行评估，并对成案可能性、初查时机、案件性质和侦查方式进行集中研究、评估、按照线索质量划分等级。目前我院执行的线索评估制度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线索根据来源进行ABC分类，二是根据线索中提供的证据情况判断初查的难易程度和可查性，将线索评估为1级、2级、3级。把每一个线索的类别和级别结合在一起，最终形成三类九级线索：即A1、A2、A3、B1、B2、B3、C1、C2、C3，即每一个线索都有自己的等级，而这个等级既包括了按来源分类的等级，同时也包含了可查性、成案率的等级。可以说，对案件线索进行恰当有效的分类对于初查工作取得成功具有重要意义。

二、现行线索评估制度的缺陷

上述分类虽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仅根据线索的来源、证据情况来突出线索的查处尚具有一些的缺陷。比如同样是单位举报，有时线索基本上很明确，能够当时就做出判断；有时可能要进行一段时间的初查后，才能对其做出初步的判断。又比如公民匿名举报线索，有些经查证后可立案，有些就没有太大的初查价值，甚至还有缠诉的情况发生。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缺陷：

（一）存查线索中的“隐患”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公民首次举报采用匿名举报的方式，所列举的涉嫌犯罪事实又不够具体，线索评估小组根据上述线索分类办法定位C3也就是存查。但经过几个月后举报人见其举报的情况没有任何被调查的迹象，转而变为署名再次举报。这时，由于其之前的举报已经被存查，没有开展初查工作，面对举报人的询问，我们无法回答，造成工作的被动局面。一方面容易让举报人认为检察机关久举不查，另一方面也容易使承办人贻误战机。

（二）种类线索未实行专人办理

目前的线索评估机制只是对线索情况进行分类，在分类之后依旧按照线索顺序依次分配给承办人。在分配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承办人各自擅长的线索查办类型，也无法做到将举报同行业、同单位的线索统一交由一个承办人办理。造成多个承办人在同时调查同一行业、领域的线索，造成侦查资源的浪费。

（三）没有规定办案安全预警机制

现有的线索评估机制只是针对线索来源、可查性、成案率进行的分类，没有加入“风险预警”这一环节。一些敏感行业、敏感职位、情绪激动的举报人在线索查办过程中都容易引发意外事件，如何在第一时间对承办人以警示，是做好办案安全防范的第一步。

（四）线索查办过程中脱离评估

在线索评估之后交由承办人调查，随着工作的进展，线索的情况、证据的获得逐渐发生变化，如何对线索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如何正确的面对新问题、如何选择恰当的出击时机，这些对成案至关重要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评估小组的解答，往往都由承办人或处长掌控，难免造成工作上的欠缺。

三、对线索评估机制的完善

（一）预警机制纳入线索评估

2009年初，西检院反贪局经缜密调研，并经反贪局局务会研究讨论，制定了《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维稳预警机制规范》，正式建立维稳预警机制。

《预警规范》对我院反贪工作中有可能出现的涉稳问题进行了规定。预警机制贯穿线索接收、初查、立案直至结案，预警流程从案件承办人、处室负责人，再到局领导，院主管检察长，预警措施在时间和汇报事项、汇报级别都有具体的要求。《预警规范》根据不同涉稳事项，采取“黄色预警”、“橙色预警”、“红色预警”三种不同预案进行处理。维稳预警机制应纳入到线索评估中，对于特殊的、敏感的、容易造成群访的线索，评估小组在分配时应当充分考量，适用不同的预案。目前，我院在预案机制方面在进行摸索尝试。

（二）加强“线索二次评估”

目前执行的线索评估机制，仅对案件线索在初查前进行一次评估。当案件线索分配给承办人之后，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证据情况、涉案人员情况等都会发生变化。一次评估等级很高的线索可能调查之后并无成案的可能性，反之，一些评估等级低的线索，经过调查后反而具有一定的可查性，或具有长期经营的价值。针对这些变化，在目前的办案模式下，所有的应对方案都由承办人或处长来决定。由于承办人的工作经验参差不齐，或考虑问题不够全面，往往一个错误的决定就会使一个有价值的线索流失，所以，在初查进行一段时间后根据初查的证据情况对线索进行二次评估是非常有必要的。一方面对初查质量的监督；另一方面是对线索评估的跟踪调整。

线索二次评估与一次评估不同，一次评估小组设在反贪局内，而二次评估小组设在侦查处内，二次评估是对一次评估的再完善、再调整。线索二次评估小组应设在侦查处，由正、副处长、主侦官组成。承办人收到线索后要立即开展初查工作，初查一个月后二次评估小组对承办人所调取的证据情况对线索进行重新二次评估。评估的内容由承办人汇报初查情况，评估小组根据承办人的初查情况，为下一步的初查工作确定方向和思路，并确定是否改变该线索的评估等级。

二次评估小组对线索再次评估，最终决定线索的处理方案。根据反贪办案规定，线索初查的时间为三个月。初查两个半月后由评估小组听取承办人对线索查办情况的汇报。根据不同情况作出决定:A．适时启动立案程序：线索所涉及的被举报人基本情况清晰、证据比较完善、关键证人在可控制范围内。针对这种情况的线索，评估小组可决定适时启动立案程序，由承办人所在的处长根据全处线索情况统筹安排启动立案程序的时间，并同时报局评估小组备案。B．报请延长初查时间：线索基本事实清楚、证据比较完善，只是被举报人或关键证人由于出差、出国暂时不可随时到案；或线索涉及的证据调取的时间较长，需进一步等待。针对此种情况，评估小组可决定让承办人报请延长初查时间。C．对线索进行结案处理：根据刑法相关规定，线索基本事实不清、关键证据缺乏等因素致使不构成犯罪的情形时，评估小组对线索建议做不立案处理。

（三）建立存查线索激活机制

二次评估小组对线索进行二次评估后，应将评估内容进行记录，并将书面记录交由承办人附卷，同时将书面记录上报局评估小组，以使局评估小组对所分配的线索进行全面掌握。可以说，线索二次评估机制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根据初步调查结果，适时调整对线索的评估，尽快确定线索调查方向。第二阶段是根据深入调查结果，对线索进行结论性处理，防止线索久拖不决。有效提高线索查办效率和成案可能性。

实践中，发现有很多的不具有可查性、成案率不高的线索，但被举报人主管的行业是腐败多发领域，也是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对此一方面应通过线索经营来查处腐败行为；另一方面，应贯彻“侦防一体化”的要求，与预防部门、纪检等单位通力协作，对这类行业

进行有效的犯罪预防工作，以有效的遏制腐败行为的发生。因此，线索评估小组应定期对存查线索进行再次梳理，将某一行业的举报线索进行归类并从中发现相同的问题，从而交由承办人进行调查；如果几个存查线索都是反映同一单位或同一被举报人的，就可以将其归类，综合有价值的线索进行调查。“激活”存查线索，让其滚动起来成为我们宝贵的侦查资源库。

（四）加强评估线索提示机制

线索经过评估小组评估后，督导统一将线索分配到承办人。在这一环节，局办公室创新办案提示从程序及办案安全上予以把控。根据每个线索不同的类别、特点等提示点，随线索下发《办案提示书》。提示书中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1、凡是署名举报的，需在15日内与举报单位或举报人取得联系，告知侦查部门已受理案件，并了解有关情况。提示书中将与举报人联系的最晚期限予以明确。

2、对高检院、市院交办线索的特殊要求，提示书中将每一个环节点的时间都进行标注，以便提醒承办人及时进行案件进展情况的汇报：如高检院交办线索需收到线索十五日内上报工作部署；逐月通过市院指导处上报初查情况，三个月内上报初查或立案侦查情况，三个月未完成初查的，必须做出原因分析。市院交办线索要及时进行初查，一个月内向市院反贪局报告进展情况，填写《线索查办情况反馈表》；初查满三个月向市院反贪局反馈查办情况等。

3、办案安全的提示。有的线索涉及多人署名举报，提示书中就会明确，在于举报人联系时注意工作方法，防止激化矛盾、防止群体上访事件；有的被举报人所在的单位或其职业具有社会敏感性，就会提示在办案过程中注意侦查方法，防止扩大知情面等。

随线索下发的《办案提示书》使承办人在第一时间对线索有了整体上的把握，承办人在同时调查几个线索的过程中，《办案提示书》也能够让承办人及时对线索进行汇报等工作，确保办案流程中无差错。

第二篇：破解监狱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匮乏之对策

破解监狱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匮乏之对

杜文海

查办职务犯罪案件是监狱检察最具刚性的监督手段，是促进监狱管理、树立检察监督权威的重要途径。案件线索是查办案件的基础和源头，没有案件线索，查办案件工作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目前，监狱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匮乏，来源渠道不畅已成为派驻监狱检察院办案工作的瓶颈。笔者经多年实践调研，提出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打破监狱民警职务犯罪的案源瓶颈。

一、强化案件线索意识，深入监管现场，查微析疑，从非正常现象分析中挖掘案件线索

经常性深入罪犯劳动、生活、学习“三大现场”，认真巡视每一个角落，全面了解被监管人员在狱内的表现情况，定期与罪犯谈话，着重了解罪犯改造、生活、和家里人探监等情况；有目的、有意识地对刑满释放人员，特别是对我们平时掌握的重点对象刑释当日进行谈话；提高对罪犯绰号，罪犯思想、情绪、行为变化，突发事件等等非正常现象的敏感度；用敏锐的眼光去发现问题，查微析疑，从非正常现象的分析中挖掘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如某派驻

 杜文海，检察员，研究生学历，陕西省铜川市人民检察院，邮编727031，手机***。监狱检察院巡视时发现监狱罪犯李某某用狱警王某某手机与家属通电话这种非正常现象，敏锐地认识到这种现象背后可能发生职务犯罪。随即抓紧时机，及时对与李某某有密切联系的同监室罪犯讯问，并与罪犯李某某家属深入谈话，查办了一起狱警王某某向罪犯家属索贿案。

二、瞄准热点环节、明确重点监督人员，聚焦制度缺位之地、确立重监督点领域

一是瞄准热点环节，加强对减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监狱作为刑罚执行机关，对罪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具有层报权和决定权，而且这种权力处于“大墙”之内，外人很难了解其运行情况。服刑罪犯及其家属也希望通过监狱工作人员违法获取减刑、假释、保外就医以及劳动改造中的特殊照顾等不正当利益，从而拉拢、腐蚀监狱工作人员。二者一旦结合，监狱系统滥用司法权徇私舞弊职务犯罪就会呈现易发、多发态势。从监狱职务犯罪案件典型案件看，涉及徇私舞弊为罪犯办理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的占35%。通过对被提请减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人员情况进行全面掌握，全程跟踪监督，询问同监室人员，严格考察各项标准，严格审查各类法律文书，深入细致调查实际情况，从中发现职务犯罪线索。2005年，黑 龙江省检察院通过审查齐齐哈尔监狱减刑、假释的内卷材料及有关记录后，发现其中有的罪犯假释不符合规定，并重点确定了6名罪犯，进一步调阅法院卷宗，发现其这6名重点人员中一名叫张洪涛的情况有重大疑点，张洪涛不仅在监狱中的表现一般，而且在法院卷宗中还有“分不够，退卷”的记录。省院将此线索作为重点初查线索交给大庆市院，大庆市院根据这条线索立案查办了齐齐哈尔监狱干警虐待被监管人和徇私舞弊假释3起案件。

二是明确重点人员，强化对监狱管理工作中担任职务民警的监督。“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会停止。” 无监督则无制约，无制约则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权力的滥用必然滋生腐败。实践证明，担任一定职务的监狱民警职务犯罪所占比例较高，监狱长、副监狱长、大队长、副大队长、中队长、副中队长这些人在监狱管理工作中都担任着一定的职务，而且大部分常年或曾经在一线从事分管改造工作或主管改造工作，案发时一般都拥有某项权利或是在主管某项重要工作，具有特殊的地位和职权。调研发现，属于这种类型案件占80%，涉及“一把手”的占70%。派驻监狱检察院可以根据可能引 发职务犯罪的风险度，严格划定监督层级，有针对性地确定防控措施，将基层监区一线、实权部门、一线民警等列为特别关注的重点人群，通过听取问题反映、密切关注警情动态，开展执法调查等发现职务犯罪线索。

三是规章制度不完善，权力集中，约束机制缺位之地成为职务犯罪易发领域。监狱法自1994年12月29日公布实施以来，一直没有配套的实施细则。监狱管理上没有形成一整套完善的规章体系，制度上甚至存在着监督“空白”，约束机制缺位，这些地方成为职务犯罪易发领域。调研发现，在监狱系统个别权力集中的部门和岗位，较普遍地存在着利用职权收受贿赂现象，该类犯罪占到典型案件的40%。

四是制度落实难到位，工程建设财物管理之处成为职务犯罪重点领域。政策制度再好，还需要人来落实。调研发现，在财务管理、项目申报、工程招投标、专项资金拨付、资产评估等制度在实际操作中，大多由主管人或主办人暗中操纵或直接指定，许多制度在执行中走调、变味，很难得到严格落实。一些主管钱或项目的人员有机可乘，其索贿受贿方便之门大开。现实中，在扩大内需过程中一些负责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部门、热门岗位往往成为侵财 型职务犯罪的重灾区。例如，2011年3月，曲靖市院监所检察处在开展监狱系统工程建筑、基础设施建设调研时发现并立案查办了云南省第四监狱原监狱长李某等4人在监区绿化、建盖经济适用住房中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受贿案。

三、延展监督视角，拓宽监督范围，进行多角度、深层次探查，获取有价值线索

（一）深挖窝案、串案，从案件中发掘另案职务犯罪线索

监狱刑罚执行制度比较严格，考核权、审批权分离；监狱生产经营方式比较特殊，决策权、管理权分散；监狱职务犯罪往往需要诸多环节相互利用、协作，一人作案一般存在难度，靠利益均沾的办法才能实现。如想让不符合条件的罪犯减刑，就得要管教干警出具虚假受奖励的材料，狱政部门再收集、呈报虚假材料，还要经过相关领导签字同意，靠“单兵作战”显然不可能得逞。再者，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下，在监狱系统这样封闭的环境中，监狱系统内部的行贿、受贿活动，基本就是在朋友与朋友、同学与同学、亲戚与亲戚之间的圈子内进行。在这样的圈子里，行贿、受贿的都是自己人，被发现的几率低，而与之相对应，不行贿、拒贿被认为是不合群、不识时务，在职务晋升上就相对较慢。这两方面的原因引发个别警察主动结成“腐败利益共同体”，形成“既得利益”链条。因此，监狱职务犯罪往往是“抓住一个，供出一窝，牵出一串”，呈现集体腐败、数罪交织、案中有案倾向。实证调研发现，典型案件中属于这类案件的占30%。例如，2009年5月湖南省原监狱管理局局长刘万清被“双规”后，牵出湖南省监狱系统干部竟达130多名。

（二）建立耳目制度，及时获取有价值的职务犯罪线索

监狱的各种司法活动的“采光”性和“透明度”相对较差，发生职务犯罪隐蔽性强，除了一些已经发生的渎职侵权类犯罪，一般的贪污受贿类犯罪派驻监狱检察干警不容易察觉。在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英国,针对职务犯罪已允许采取“耳目”方式收集破案线索和证据。在我国打击刑事犯罪领域，已许可公安机关在监管场所建立“狱侦耳目”。在被监管人中建立“职侦耳目”来套取线索，能减少其他被监管人及监管干警的防范心态，更容易获得第一手材料、且线索来之监管场所内部，真实可信，具有较高的查办价值。鉴于此，笔者认为可以借鉴这一做法，挑选能够信任的罪犯成为派驻监狱检察职侦“耳目”，当狱警在执法过程中存在某些违法犯罪行为，可通过在监狱建立的“耳目”，从源头上迅速、及时获取有价值的职务犯罪查办线索。以此可扩大线索有效来源面，促进派驻监狱检察院查办监狱职务犯罪的长效发展。

（三）监控特殊罪犯，从刑罚执行和变更执行中发掘职务犯罪线索

重点监控职务犯罪、涉黑犯罪以及有权、有钱等社会背景复杂人的基本情况。这些罪犯具有一定社会背景和经济实力，他们的朋友和亲属往往会通过各种渠道与狱警联系，希望他们能在监狱得到照顾，甚至在刑罚执行中做手脚，这种情况下极易滋生权钱交易现象。密切关注并掌握与他们有关的各种情况、信息，注意对刑罚执行和变更执行中出现的重点事件进行深层次探查，就可能从中发现他们背后涉及的职务犯罪线索。例如在吉林省，当年“辽源打黑第一案”中的“黑老大”刘文义，初审被判20年，几回司法折腾之后，改判5年，在狱里又折腾一番后，3年就出来了。后来，刘再次被捕，相关律师、法官和监狱管理人员因涉嫌介绍贿赂和受贿被查。

（四）建立回访制度，从罪犯出监后教育谈话中获取 职务犯罪线索

在走访、回访刑满释放人员和“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犯及其亲属环节上做文章。许多罪犯在监狱期间或多或少知道一些同监室人员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一些信息以及狱警的一些违法信息。他们居于被监禁、被管束的弱势地位，害怕遭受报复等，对狱警的违法犯罪行为，既不敢怒．更不敢言，不能正确地行使自己控告、举报和申诉的权利。罪犯出监后，一方面其已不处在被狱警的监管之内，对反映狱警的违法问题已无思想上的包袱，而敢于向司法机关检举揭发。另一方面，不少出监后的罪犯对其原在的监狱执法环境、执法状况和自身的处遇等有倾诉的愿望，也希望狱警的违法犯罪行为得到有关单位或部门的查处，以求得心理、精神上的平衡。充分利用这种人员，通过建立定期回访制度，抓住时机进行检察教育谈话，鼓励鼓励他们向检察机关如实地反映原监狱执法和监管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大胆检举揭发狱警的违法犯罪行为，从中获取有价值的职务犯罪线索。

四、加强宣传，注重沟通，关注社会舆论热点，全方位捕捉有价值信息

（一）强化监狱内外宣传力度，为拓宽职务犯罪案源 渠道打下基础

一是加强对监狱内罪犯的宣传，在罪犯维权中发现职务犯罪线索。通过发放公开信，详细解读派驻监狱检察院职权、职责范围及其法定义务；对罪犯进行法制教育，有意识地向罪犯公布一些派驻监狱检察院查办监狱干警职务犯罪典型案例，使他们走出“检警一家、检警相护”的认识误区。公布罪犯约见检察官渠道，在所有监区安装检察信箱，方便罪犯控告、申诉。通过以上做法，在罪犯维权中发现职务犯罪线索。

二是加强对监狱外人士的宣传，引导社会各界举报职务犯罪行为。通过设立检务公开栏，公布职务犯罪举报电话，借助网络平台宣传检察机关派驻监狱检察院查办职务犯罪的职能及典型案例，增强监狱检察工作的透明度．扩大社会影响，使罪犯亲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团体等社会各界人士了解派驻监狱检察院的检察职能、检察职权和检察任务。方便他们在社会活动中发现监狱内存在的职务犯罪情况，依法向检察机关举报，从而为拓宽案源渠道打下基础。

（二）注重沟通协调配合，为获取案件线索创造良好环境 一是加强与监管场所及其主管部门，特别是纪检监察部门的协调配合。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毕竟不是监管机关，监狱里面的信息，除出现重大监管安全事故外，狱警职务犯罪对内半公开，对外则保密。派驻监狱检察院有义务也有责任与监狱加强信息交流和合作，让监狱主管领导明白检察机关开展检察监督，查处职务犯罪案件并不是针对某人，更不是针对监狱,相反，是替监狱拔疮去瘤，祛除有毒因素，维护监狱威信和公正执法环境。加强与监狱纪检监察部门联系，明确有案不查、有案不交所承担的责任。通过以上做法可使监狱被动接受监督、不愿接受监督转变为主动接受监督、要求监督。这样在摸查职务犯罪线索方面会有较大改善。

二是加强与法院、公安、监所检察部门沟通。提示与监狱有工作关系的法院、公安、检察院各有关业务部门工作人员注意询问、收集线索，发现职务犯罪线索后，及时向派驻监狱检察院传输信息与资料。同时加强省内、省外派驻监狱检察院之间的联系和沟通，相互通报辖区内关押相关罪犯信息，相互收集、提供有关人员及其亲属与职务犯罪有关的行为和资料。通过上述方式来规范涉及职务犯罪的信息传递．线索移送．为派驻监狱检察院获取案件线 索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三）关注网络舆情热点，捕捉有价值的职务犯罪信息

关注网络舆情的收集，从新闻单位曝光、从罪犯、群众反映最强烈、社会舆论关注度最高的热点事件、焦点问题为切入点，捕捉有价值的信息，着力发现职务犯罪线索。如，2009年3月互联网上出现一篇举报广东省茂名监狱管教混乱与狱警领贪腐的贴子，后经调查，查处了多名监狱处级及科级领导，在茂名监狱这个事件被称作“网特”事件。

五、建立案件线索信息库、案件线索评估制度，最大限度发挥现有线索的可利用价值

（一）建立案件线索评估制度，从现有线索中发掘新线索

建立案件线索评估制度，整合人力资源，集思广益，对获取的线索进行筛查和分级，做到敢查、会查，把每条线索查深查透。争取从现有线索中发现新线索，实现由单线索到多线索，案中挖案，实现单罪名到多罪名，一人犯罪到多人犯罪转化，使案件越办越大、越办越多。对于认为没有价值的线索或暂查不实的线索，也不要轻易放弃，一定要管理好，在一定条件下，这些线索有可能转变为有价值的案件信息来源。

（二）建立案件线索信息库，最大限度发挥现有线索可利用价值

对获取的案件线索，要善于“经营”，存案待查，重点掌控。建立专门信息库，将历年来所积累以及在办案过程中发现的案件线索统一归类、整理。部分犯罪事实由于数额、时机等原因暂未立案的，以及对有犯罪事实，暂未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信息入库，以备动态使用，最大限度发挥线索可利用价值。如2003年，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检察院在突破原监狱农业科长王某受贿问题的同时，也发现原副监狱长周某(副处级)受贿3万元的线索，后来。由于未能进一步扩大他的受贿犯罪额度，此案未能得到继续深查，但安吉县人民检察院将此线索纳入信息库，长期经营。2008年下半年，在查处县建设局质检中心有关人员受贿窝串案时，证实了周某受贿的事实。2008年12月，安吉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周某以涉嫌受贿案立案侦查．一举突破此案。

第三篇：对职务犯罪的几点思考

本文作者：夏寒梅 好范文原创投稿

近年来，渎职犯罪越来越呈上升的趋势。我院在渎职犯罪受案数有所上升，社会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均对案件作出了公正的判决，为惩治和预防腐败、促进依法量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在对近年来我院办理的渎职侵权案件进行分析和查找原因时发现，此类案件量刑偏轻现象确有存在。下面笔者以2005年至2008年

我院办理渎职犯罪案件的判决为例对此类案件的量刑及轻刑化趋势的原因及其对策作简要分析。

一、2005年至2008年我院办理渎职犯罪案件判决基本情况。2005年至2008年我院共受理渎职案10件10人，作出有罪判决10件10人。其中，1人被判处免予刑事处分，9人缓刑，还有1人被判处实体刑。可见，我院2005年至2008年办理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中，被判处免予刑事处罚和缓刑占此类案件的88。9%。渎职侵权犯罪案件量刑偏轻的倾向较明显。而有的案件量刑甚至已经达到了畸轻的程度，如2005年我院查处的王某、姚某涉嫌刑讯逼供一案。2005年7月31日，兴义市公安局对胡绍华涉嫌故意杀人一案立案进行侦查，原兴义市公安局干警王某、姚某在讯问胡绍华的过程中，多次用钝器击打胡绍华的面部、颈部、胸腹部、背腰部及四肢，造成嫌疑人胡绍华皮肤擦伤、大面积皮下及肌肉组织挫伤、右侧第3、第4肋骨骨折导致创伤性休克死亡。我院对王某、姚某二人依法立案侦查，但案件移送法院审判后，法院仅以犯罪嫌疑人认罪态度较好，有自首等情节为由判处免予刑事处罚。

二、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判决轻刑化的原因

造成渎职犯罪案件判决轻刑化的原因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说，存在以下的原因：

（一）、客观原因

第一，我国现行立法还不够完善。渎职犯罪大多为情节犯，行为人在犯罪行为达到情节严重时，才构成犯罪，判予刑罚，在情节特别严重时判处更重的刑罚。但对于何谓情节严重、何谓情节特别严重，刑法没有予以明确。而贪污贿赂犯罪明确规定贪污贿赂数额达到五千元的就应追究刑事责任，贪污贿赂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就应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就应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以上刑罚。后者的操作性更强，对执法者的约束也更加刚性，为案件的处理更为有章可循。

第二，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偏低。在所有的渎职罪中，刑法规定最高的刑期是有期徒刑十年，即使行为人的渎职行为造成了数额巨大的经济损失、导致数十人甚至上百人的伤亡，或者有更为严重的后果，而单纯是渎职罪最高也只能判到十年有期徒刑。

第三，司法解释尚不到位。针对渎职侵权案件何谓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重大损失和特别重大损失、严重后果和特别严重后果如何来区分，“两法”修改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渎职侵权犯罪的立案标准和重特大标准，但是该立案标准和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标准不一致，有的和普通刑事案件相比较为严格，导致法院常常将检察机关认定的重特大案件放在情节严重、重大损失、严重后果的第一档量刑幅度内判刑。

(二)主观原因

第一，尚未充分认识到渎职侵权犯罪的严重危害性。渎职犯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利用职权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违背公务职责的公正性、廉洁性、勤勉性，妨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致使公民的人身、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渎职犯罪的本质是对国家权力的亵渎，直接危害的是国家权力的公信力，客观上对国家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利益造成了较为严重损害。它比贪污犯罪侵害的对象更广泛，对国家权力的亵渎也更为严重。尤其在损失后果方面，渎职侵权犯罪往往动辄就造成数百万、数千万元甚至数亿元的经济损失，或者百人、千人伤亡的严重后果。但由于人们已经习惯于用是否被告人是否有贪污贿赂的标准来界定渎职侵权犯罪，往往以被告人并没有得到好处为由来否定渎职犯罪的严重危害性，甚至否定渎职犯罪的存在。

第二，判处该类犯罪处罚轻、干扰多、阻力大。很多领导对渎职犯罪的危害后果认识不足，认为贪污贿赂才是犯罪，工作失职只能说明没有尽到必要的注意程度而已，所以往往以教育挽救干部、维护单位形象等理由到检法机关说情，甚至给检法机关施以压力，制造社会舆论。

第三，渎职犯罪案件本身比较复杂，行业性强，涉及的领域广。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渎职犯罪涉及的42个罪名中，有的罪名适用于所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如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罪；有的罪名是为某一个或一些特定的国家机关，特别是为执法机关设定的，如徇私枉法罪就是为公检法机关设定的，但更多的涉及到不同机关，这些机关行业性很强，涉及各种权力的运行和职权的行使。而且最后还有一个兜底条款即其他渎职侵权犯罪。我院近四年来办理的渎职案件涉及的部门就有学校、建设系统、公安、法院等等。对大部分精力都放在普通刑事犯罪案件的刑事审判人员来说，渎职犯罪案件要更加

第四篇：职务犯罪侦查机制研究

职务犯罪侦查机制研究

吕德赞

职务犯罪是一种较为特殊的犯罪，它是一种国家公职人员或其他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不履行职务、不正确履行职务、滥用职权或逾越职权，严重危害国家机关正常运作的犯罪行为。职务犯罪的外表现形式为贪污、受贿、渎职等，其本质是公权力的腐败、异化。职务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直接危害一国政权的核心，导致某一政权的覆亡（或现代所谓的执政党更替）。我国政府历来都严厉打击职务犯罪，但在1949年10月至1979年这期间，打击职务犯罪没有制度化、法制化，而靠政治运动来打击职务犯罪。1979年，我国颁布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行为，并确定由检察机关负责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我国打击职务犯罪才步入法制化的轨道。

检察机关通过对职务犯罪的侦查，严厉地打击了职务犯罪，而经过二十多年的摸索、发展，我国也初步完善了职务犯罪侦查机制。现行的职务犯罪侦查机制虽然在打击职务犯罪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现行的职务犯罪侦查机制是在政治、经济体制急剧转轨时建立的，职务犯罪侦查机制存在各种缺陷，跟不上时代转轨的步伐，特别是跟不上我国法制、法治发展的步伐，导致打击职务犯罪出现不太理想的情况，还不能有效遏制职务犯罪的发生。通过多年的职务犯罪侦查实践及理论研究，笔者认为我国现行职务犯罪侦查机制存在如下问题：

1随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规则日渐完善，而法律所规定的职务犯罪的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却依然很落后、有限，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制约职务犯罪的侦查取证工作。我国于1979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和于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诉讼证据规则规定都比较简单，但是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1），并由此引申出了罪疑从无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限制、规范侦查机关取证手段、取证方法的诉讼规则、证据规则。而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及保护人权观念的不断强化，一些尚未被规则、法理观念也被用于指导司法实践，如沉默权规则、毒树之果规则等，也渐渐被融入司法实践中。从积极的角度来说，这些规则推动了我国法治的发展，促进司法的文明化。但是，相对于诉讼规则、证据规则的不断发展而言，1996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赋予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和修正前的《刑事诉讼法》相比，并没有任何的发展。我国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社会、经济都有了极大的发展，而犯罪的表现形式、方法、手段而日趋复杂化，职务犯罪发案就更隐蔽，作案手段更狡猾，在社会各方面都已得到发展，特别是证据规则日渐完善的情况下，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却没有同步，职务犯罪的侦查取证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不利于打击职务犯罪。

2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朝强化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和完善辩护制度的方向发展，进一步制约了侦查权，职务犯罪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在没有获得同步发展的情况下，制约侦查权有可能会变成制约打击职务犯罪。据有关学者透露，我国刑事诉讼法新一轮的修改已正式启动，而修改刑事诉讼法实质是一项刑事司（1）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时，在学界和司法实践中，对于《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一规定是否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是存在争议的，但经过多年的司法实践后，主流的观点都认为这一规定是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

法改革，而改革侦查程序的两条主线已经勾勒出来，一是通过强化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及扩大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职能，制约侦查权；二是强化法官或检

（2）察官对侦查活动的司法审查权或法律监督权，制约侦查权。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及完善辩护制度的确是非常重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及保障的程度甚至是一国法治水平的标志，保护被害人及社会公共也同样重要，严格依法打击犯罪也是保护人权。因此，在强化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完善辩护制度的情况下，扩大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如讯问犯罪疑人时必须有律师在埸、连续讯问不得超过一定时限等，如果我们还固守原来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那么在侦查中就很取得合法、得有效的证据。职务犯罪的隐蔽性特点在强化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完善辩护制度情况下会显得更突出，取证工作的难度会更大。出现这种困境，其原因并不是由于强化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完善辩护制度，而其根源是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没有获得同步发展。在合法的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没有得到发展的情况下，侦查机关在查办复杂的职务犯罪时，难以以现有合法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取证时，可能会陷入是两难的困境，要么放弃案件，要么使用不合法的方法、手段、措施来获取证据。这两种选择都是有害的。

3侦查职务犯罪的保密性要求与现行落后的合法的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现行职务犯罪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难以实现侦查职务犯罪的保密性要求，妨碍了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职务犯罪与其他类型的刑事犯罪相比较，具有隐蔽性、作案现场不留证据、犯罪证据由犯罪嫌疑人或与其有利害关系的人所控制、知情人与犯罪嫌疑人有密切利害关系等，犯罪嫌疑人在获知侦查机关对其犯罪进行调查时，往往出现串供、销毁证据、指使证人作伪证等情况，严重妨碍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在以现有合法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对职务犯罪进行初查、侦查时，检察机关往往要通过向有关的单位、机构、个人调取证据，这就很难以使案件的侦查情况，特别是案件初查线索得到保密。如本院在接到举报某局长受贿、巨型财产来源不明的线索后，除调查权钱交易可能的基础性事实外，还要调查被举报人的财产关况，向有关知情人收集被举报人受贿的证据等，以现行合法的手段、措施、技术、方法作上述调查、侦查，必须交由其他单位、机构的人员协助经办，非侦查机关的其他人员就会接触到有关案件事实，导致每个环节都有泄密的可能。

4现行合法的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的落后加剧了本来已非常严重的口供主义侦查模式，在引入沉默权规则呼声日渐高涨，而犯罪嫌疑人拒绝供认犯罪的情况下，侦查机关往往束手无策，难以有效地取得职务犯罪的证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证据规则，但是现行的侦查机制、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却以引导，甚至把侦查机关推向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的（3）侦查方向。在职务犯罪侦查的司法实践，侦查机关把侦查的重点放在讯问犯罪

嫌疑人，以讯问犯罪嫌疑人作为突破案件最重要的手段、方法。由于连续讯问犯罪嫌疑人有法定的时间限制，碰到拒绝供认犯罪事实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往往面临放弃与否的困境，放弃案件可能使犯罪嫌疑人逃出法网，继续讯问下去，则违法了。因此，现行合法的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及口供主义侦查模式（2）

（3）郝宏奎：《侦查讯问改革与发展构想》，《法学》2004年第10期。在广东省法官协会、广东省检察学会、广东省警察学会、广东省律师协会于2004年16、17日举办的“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合法权益保护问题研讨会”上，北京大学教授、著名法学家陈瑞华认为，我国现行的侦查体制、证明标准使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以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为最重要的侦查任务，是导致刑讯逼供的根源。

已使职务犯罪侦查走入了一条死胡同，迟早无路可走，不改进现行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将无所作为。

5职务犯罪与从其衍生出来的犯罪案件管辖权的割裂，难以保障职务犯罪侦查机关顺利、高效地侦查取证，不利于有效打击职务犯罪。职务犯罪一般不会单独发生的，伴随职务犯罪的往往还还有其他犯罪行为，这些犯罪行为主要是为了掩蔽职务犯罪行为、转移职务犯罪所得赃款赃物等。如贪污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在作案后往往会自己或指使他人销毁会计凭证、资料；受贿犯罪嫌疑人也会自己或通过他人转移赃款赃物等，这些行为也构成犯罪，但这些案件的侦查由公安负责管辖而非由负责侦查职务犯罪的检察机关负责管辖。检察机关在侦查职务犯罪过程中如果发现职务犯罪嫌疑人或其他人员有销毁会计资料凭证、转移赃款等涉嫌犯罪的行为，虽可以移交公安机关立案或通过法律程序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但所有侦查取证工作实际上由检察机关完成，更重要的是，假手公安机关对这些相关案件的侦查既影响检察机关对有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效率，又不利于检察机关对整个案件情况的有效控制。如我院在过去几年侦查的中保公司开平支公司经理劳某等贪污案、开平市社保局原局长梁某等人贪污案、开平市康源医药公司原经理方某等人贪污案等案件，都存在犯罪嫌疑人将会计资料销毁的情况，但公安机关都没有对销毁会计资料的行为进行立案侦查。正是由于这种管辖权安排的不当，一方面导致了对销毁会计资料等与职务犯罪有关的犯罪行为打击不力，另一方面也妨碍了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侦查取证。

6对妨碍职务犯罪侦查取证行为缺乏合法的临时行政处置措施，导致侦查机关面对这些行为时束手无策，妨碍了侦查取证工作的顺利进行。笔者在侦查工作中，碰到过犯罪嫌疑人撕毁笔录、案件知情人拒绝作证并拒绝交出有关证据的情况，在缺乏法定手段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往往对这些行为无可奈何，这只会助长犯罪嫌疑人的嚣张气焰，不利于打击职务犯罪。

7对负有提供证据义务的机构及个人拒不履行或延迟履行义务时的法律责任的缺位，也妨碍了职务犯罪侦查取证工作。《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五条规定虽然侦查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也规定了伪造证据、隐匿证据、毁灭证据要负法律责任，但应负何种具体责任，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虽然在侦查工作中，胆敢伪造证据、隐匿证据、毁灭证据的情况极少出现，但是借故延迟履行提供证据义务或提供证据的过程中向有关人员泄露案情的情况却时有发生，对这些行为缺乏规制，会严重影响职务犯罪的侦查取证工作。

除上述问题外，我国现行的职务犯罪侦查体制还存在检察机关在侦查职务犯罪过程中要向地方党委政法委汇报案情、职务犯罪侦查机关所具有法定强制措施权力不完整、没有通缉权、没有侦查实验权等等不利于对职务犯罪进行有效侦查的问题。总的来说，我国现行职务犯罪侦查体制既不利有效保护人权、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也不适应打击职务犯罪、建设廉洁社会的时代要求。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因为正是这种有缺陷的侦查构造，才导致侦查机构失去提高侦查人员素质、改善侦查装备和改进侦查技术的动机，而将犯罪嫌疑的口供视为收集有罪证据的最佳途径；也正是这种侦查构造，才使得那种有罪推定、口供主义的传

（4）统法律观念有其存在的制度土壤。”因此，我国在修改刑事诉讼法过程中，有

必要借鉴西方国家及香港、新加坡成熟的反腐败制度，改革现行职务犯罪侦查体制，建立能有效打击职务犯罪的侦查体制。（4）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333页。

我国未来应建立的职务犯罪侦查机制模式

笔者认为，保护人权和确保侦查机关能合法有效地对犯罪进行侦查取证是我国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主线，这二者的共同内容是要杜绝刑讯逼供、杜绝冤假错案。要有效打击职务犯罪、防范刑讯逼供、防止出现冤假错案，应对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机制进行下改革：

1建立职务犯罪特别侦查制度，允许在侦查职务犯罪中使各种现代侦查技术。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都是在“文革”后建立的，因为受“文革”**的影响，我国立法机关对赋予检察机关在侦查职务犯罪中使用技术侦查措施抱有戒心，担心这些技术侦查措施会不当运用，会影响党的团结，所以，在立法中一直没赋予检察机关在侦查职务犯罪中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权力。如彭真就主张“党内一律不准搞侦听、搞技术侦查。这是党中央决定的，是党中央多年来坚持的规定。在这个问题上，敌我、内外界限要分明，不能混淆。如果允许在党内使用此类侦查手段，此例一开，影响所及，势必损害同志关系，损害党内民主团结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并且会被阴谋家、野心家和帮派分子用来为非作歹，这对共产主义

（5）事业是很不利的。”这种观念混淆了政治活动与司法活动的界限，甚至把这两

种不同性质的行为混为一体，把打击职务犯罪视同政治斗争的工具，这种观念是非常有害。在这种观念指引下，不仅不利于我国打击职务犯罪、惩治腐败，也不利于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反，正是由于职务犯罪等腐败犯罪不断腐蚀着党的执政基础，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受到一些不必要的制约，可能使职务犯罪由小疾变成大患，终究可能危害全社会。因此，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出现了各种新问题、新情况，职务犯罪朝复杂性、隐蔽性、多样性发展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抛弃过时的、不合时宜的观念，建立职务犯罪特别侦查制度，赋予检察机关在侦查职务犯罪中可以使用各种现代技术侦查措施的权力。

特别侦查制度应包括在西方国家广泛应用的诱惑侦查制度、卧底侦查制度等，现代技术侦查措施应包括窃听、电子监控、秘密录音录像等。职务犯罪，特别是贿赂犯罪的隐蔽性特别强，以侦查普通犯罪的技术、方法、措施来侦查这类案件是很取证破案的。西方国家、我国的香港地区就常用诱惑侦查制度、卧底侦查及使用窃听、电子监控、秘密录音录的手段侦查贪污贿赂犯罪，如美国联邦调查局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在芝加哥开展的“银锹行动”就是通过派卧底、使用诱惑侦查的手段，共录下1100合录音录像作为证据，把六名市议员、十二名官员送

（6）进行监狱。香港廉政公署在侦查香港房屋署总屋宇装备工程师陈裘大受贿一案中，廉署搜集证据时，曾跟踪监视陈裘大达9个月，秘密在陈裘大的办公室安装偷拍仪器，偷拍得陈在办公室“数银纸”，成功指控陈裘大受贿三百万港币，陈最

（7）终被判刑七年。在西方国家和香港，所有影响巨大的贪污贿赂案件都是通过派

卧底、使用诱惑侦查及秘密录音录像来破案的，更有媒体报导，香港廉政公署反

（8）贪卧底专破大案，成功率100％。由此可见卧底、使用诱惑侦查等特别侦查制

度及秘密录音录像等技术侦查措施的巨大威力。

我国职务犯罪的现状是职务犯罪还是较为严重，特别是贿赂犯罪较为突出，社会各界对贿赂犯罪反映十分强烈，但我国检察机关所侦破的职务犯罪中，贿赂犯罪所占比例并不高，这显然同职务犯罪的发案现状不相称的。检察机关对会贿（5）彭真：《在中央政法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要点》，载《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03页。

（6）樊弓：《银锹行动 －－美国反腐败见闻》。

（7）《香港商报》(2004年1月16日)。

（8）《环球时报》〔20040102 第12版〕。

赂犯罪的手段也相当有限，在行贿人和受贿人都拒绝供认犯罪行为的情况下，往往束手无策。检察机关陷入这种被动局面是由于检察机关所拥有的侦查手段太有限所造成的。因此，要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有力打击贿赂等职务犯罪，赋予检察机关使用卧底、使用诱惑侦查等特别侦查制度及秘密录音录像等技术侦查措施是非常必要的。检察机关有了这些有力的武器，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严禁刑讯逼供、完善辩护制度等证据规则、诉讼规则再也不是什么有争议的东西，而沉默权、严禁刑讯逼供证据规则也不会成为检察机关打击职务犯罪的拌脚石。使用卧底、使用诱惑侦查等特别侦查制度及秘密录音录像等侦查手段，也使侦查工作的保密性得到加强，检察机关侦查工作的重心也会由讯问犯罪嫌疑人转为立案前秘密取得能直接证明犯罪嫌疑人犯罪的证据，察机关打击职务犯罪的效率将会得到很大的提高。当然，使用特别侦查制度和使用技术侦查措施都应受严密监督，否则会出现不当使用的情况，甚至会出现 “纵虎驱狼”的情况。因此，必须加大对侦查机关的监督力度，特别是加强司法审查的力度和公众媒体人监督，防范侦查机关滥用特别侦查制度和使用技术侦查措施。

2改革现行的案件管辖制度，将一切职务犯罪及从职务犯罪衍生出来的犯罪的侦查工作都交由检察机关管辖。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是在社会、经济急速转轨过程中制定出来的，不仅出台时机佳，立法指导思想仍然受意识形态的束缚，而且修正刑事诉讼法并没有经过充分的论证，缺陷较多，其中之一是按发案单位所有制的不同人为贪污受贿和职务侵占、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等；其二是把职务犯罪与从职务犯罪衍生出来的其他犯罪的侦查管辖人为割裂，分别由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负责管辖。这种管辖制度按排，不利于检察机关完整收集职务犯罪的所有证据，不利于检察机关提高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效率。因为销毁会计资料、转移赃款赃物（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往往是贪污受贿等犯罪的后续动作，这些行为除了本身是犯罪外，更重要的还是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的证据。既然检察机关负责侦查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作为重要证据的销毁会计资料、转移赃款赃物（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的管辖是没任何理由完全公安机关负责管辖。对于这种由其他犯罪衍生出来的犯罪，应按其主罪来确定管辖，如果是因为贪污受贿而从事销毁会计资料、转移赃款赃物（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的，那么，这些犯罪应由检察机关管辖；如果是由商业欺诈类犯罪、偷税类犯罪、毒品类犯罪而销毁会计资料、转移赃款赃物（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那么，这些犯罪应由公安机关负责侦查。只有实施这种灵活的管辖制度，才能高效地打击犯罪。

3建立负有提供证据义务、为职务犯罪侦查机构提供协助义务的机构及个人法律责任制度，包括应如实提供证据的义务、保密的义务等，拒不履行这些义务则应承担刑事责任。侦查职务犯罪工作就是收集职务犯罪的证据，无法收集证据就是无打击犯罪。检察机关侦查职务犯罪必须由相关机构和个人提供协助、证据，包括发案单位及该单位有关人员的协助。如前文所提到的香港廉政公署侦破的陈裘大一案，香港廉政公署就是在获得发案单位香港房屋署的协助，经房屋署署长苗学礼的“同意”后，在陈裘大的办公室安装秘密录像设备，拍录得陈裘大受贿的证据。在此案中，香港廉政公署如果没有房屋署的协助、房屋署署长苗学礼等人不履行保密义务，就很侦破陈裘大一案。要有力打击职务犯罪，我国很有必要借鉴香港这一侦查制度。

4赋予检察机关处理妨碍职务侦查工作行为的行政处置权及拘留、逮捕执行权和通缉权等，虽然这些权力对侦查职务犯罪工作影响不大，但还是很有必要的，它们实际上是完整职务犯罪侦查权中的必要组成部分。拘留、逮捕和通缉属于侦

查行为，刑事诉讼法规定得很清楚，既然检察机关负责侦查职务犯罪，又为何不赋予检察机关拘留、逮捕权和通缉权呢？为何还要假手公安机关执行拘留、逮捕权和通缉呢？这于理于法都是讲不通的。赋予检察机关处理妨碍职务侦查工作行为的行政处置权，有利于检察机关在侦查过程中灵活处理一些妨碍侦查工作的违法行为，有利于提高侦查工作的效率。

此外，还需要完善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加强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监督等，在此无需多作论述。总的来说，我国将来要建立的职务犯罪侦查体制，既要符合保障人权的要求，又要符合能有效打击职务犯罪，建立清廉社会的的要求。

第五篇：风险评估机制

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机制

为了进一步强化重大政策、重大改革、重大事项、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控制，积极预防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发生，切实维护社会稳定，根据省、市的相关要求，现就建立全县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机制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十九大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以正确把握和妥善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注重从决策、政策、项目、改革等方面加强利益协调、诉求表达和权益保障等机制建设，积极防范和化解社会稳定风险，努力促进经济发展、社会事业进步和社会稳定和谐。

（二）基本原则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指对重大事项是否可能引发群众性大规模集体上访或群体性事件进行先期预测、先期研判、先期介入。主要应遵循以下原则：

1、坚持以人为本。把人民群众是否支持拥护作为衡量各项政策和举措出台与否的基本标准，把人民群众是否满意作为检验各项工作成效的基本尺度，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2、坚持科学发展。把加快发展作为实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重要目标，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通过科学的预测评估，统筹兼顾，及早预测风险、防范风险、化解风险，着力解决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3、坚持民主法治。把实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与建立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机制和推进依法行政相结合，建立健全充分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的重大决策制定和出台程序，逐步形成有效协调利益关系、保障社会公平的制度体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范围和主要内容

（一）重大政策的评估。

1、主要评估政策的制定和出台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政策的制定和出台是否兼顾了各方面利益，是否能得到多数群众的理解、接受和支持；

3、政策是否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严密性，并与周边地区相关政策基本协调一致，不会导致相关行业、相关群体的相互攀比；

4、政策组织实施单位、人员和责任是否明确。

（二）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的评估。

1、项目是否履行了审批、核准、备案的规定程序；

2、资金的组织使用及资金来源保证措施；

3、土地征用、房屋拆迁补偿和安置等工作中可能产生的矛盾纠纷及其化解措施；

4、因征地造成的失地农民就业及生活保障问题；

5、工程建设涉及的生态环境、安全生产等问题；

6、工程建设涉及的不稳定和周边社会治安秩序问题。

（三）重大改革措施的评估。

1、重点评估改革的方案是否经过了规定的程序，征求了群众的意见，兼顾了群众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

2、改革的时机是否恰当，改革的程序是否严密；

3、改革是否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是否考虑全县的大局和政策的延续性。

（四）重大事项的评估。

1、对社会就业、企业排污、行政性收费调整等事关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和问题，重点评估是否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是否听取了群众的反映和意见等；

2、在公共场所举办的有可能影响公共安全的重大活动；

3、各级各部门认为应当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其它事项。

三、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责任主体

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原则，评估责任主体是指制定出台重大政策和实施重大改革的组织单位、重大建设项目的主管部门、重大活动举办单位或主管部门。一个事项涉及多个部门和行业的，由县委、县政府指定评估责任主体。

四、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基本操作程序

（一）研究评估事项，制定评估方案。凡是涉及广大群众切身利益、可能因实施带来利益性矛盾冲突的重大事项，都要作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对象。由责任主体单位建立专项档案，制定评估方案，并报同级党委政府和县维稳办。方案要准确把握评估重点，明确评估牵头和协助部门责任，认真组织实施。

（二）收集社情民意，实施重点论证。采取座谈会、问卷调查、重点走访等形式，广泛征求基层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准确把握群众对评估事项的反应及心理动态。对争议较大、专业性较强的评估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责任主体单位或作出评估结论的责任主体单位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组织相关群众和专家进行公开听证和科学论证，为评估提供科学、客观、全面的第一手资料，并将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归纳，形成完整的书面材料。

（三）汇总分析论证，形成专项报告。评估责任主体单位要结合各方面收集掌握的情况，对评估事项实施的前提、时机及后续社会影响、配套措施等进行科学的预测分析和论证研究，特别要对因实施评估事项可能引发的矛盾冲突及所涉及的人员数量、范围和激烈程度作出评估预测，并制定相应的防范、应急预案，形成专项报告。

（四）依据评估结论，落实维稳措施。在充分调查研究、科学预测分析的基础上，按照规定程序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对评估事项作出实施、暂缓实施、不实施的决策。对虽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但经评估可决定实施的事项，要落实解决矛盾和问题、维护社会稳定的具体措施。对存在较大矛盾和稳定隐患经评估决定暂缓和不实施的事项，要及时研究对策，化解矛盾，待时机成熟后再行实施。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必需实施但又容易引发矛盾冲突的事项，要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做好群众工作。

五、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责任追究 将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纳入各镇（乡、街道）、县委各部门、县直各单位综治工作目标责任考核的重要内容。县综治、信访部门负责加强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进行指导和协调，并对化解工作进行检查督办。对应实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而未实施或组织实施不力，并引发大规模集体上访或群体性事件的，按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责任制的规定对有关单位主要责任人和直接责任人严格进行责任追究，由县综治、信访部门会同县纪检监察、组织人事等部门组织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