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红十字会筹资机制的几点思考

第一篇：对中国红十字会筹资机制的几点思考

对中国红十字会筹资机制的几点思考

中国红十字会作为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要履行《红十字会法》赋予的职责，实施有效的社会救助工作，积极协助政府落实扶贫惠民政策，就必须提升自身开展工作的能力，增强救助他人的实力。筹资在整个红十字工作中其有重要地位。筹资的多少，直接关系到红十字会救灾救助的效果，直接关系到红十字事业的全局，直接关系到红十字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和形象。在现实中，红十字会的筹资机制以及筹资能力，已经日益成为影响红十字会功能发挥的关键性制约因素，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我国红十字会筹资机制与国外的NPO区别及差距

1、从自主性角度来看。自主性是国外NPO主要特征。如美国、澳大利亚的NPO自主性非常强，不依靠政府完全独立地开展筹资工作。由于我国政府处在社会转型期，非政府组织不够成熟，自主性不够强。主要表现为:在运行机制方而，红十字会与政府关系密切，“半官半民”色彩浓厚，筹资工作自主性不强;在经济方而，红十字会离不开政府财政补贴，有一部分筹资来源离不开政府相关部门扶持;在人事方面，还有许多不发达地区级以下红十字会的体制尚未理顺，挂靠在卫生局之下，人事存在上级任免的现象。除了总会以外，所有红十字会组织没有专门筹资工作人员，筹资工作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工作方法带有浓厚的行政化倾向。

2、从资源资金角度来着。国外NPO资金来源较多，主要资源是自主经营收入、社会捐赠和资助、政府的项目资助。其中自主经营收入是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而且正成为发展趋势。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收入水平还不足以普及自愿捐赠行为。红十字会主要是针对社会的弱势群体提供帮助，这一群体处在社会的较低层，自己没有能力资助，只能依靠社会上有能力、又热衷于慈善事业的人来提供帮助，因此资金来源较少，“筹资难”已经成为我国红十字会组织普遍而临的一大难题。其次，由于我国其他非政府组织存在着募捐机制混乱、强制募捐和透明度不高的弊端，最终威胁到有合法募捐权利的红十字会募捐工作，进而给红十字会人道救助工作造成负而影响。

3、从法律法规和税收政策角度来看。国外的NPO已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在财政与税务方而的法规有利于NPO的生存与发展。具体为:一是政府财政支持。美国和澳大利亚的NPO通过项目招标、与政府签订项目合作协议等获得很多的资金来源。二是税收减免支持。在美国，联邦税务局负责对NPO组织的所得税和财产税减免，有30种情况可供NPO组织享受免税政策，大大促进了NPO组织的筹资工作。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不够健全，税收激励机制的激励作用不够明显，制约着红十字会筹工作的发展。

4、从服务项目角度来看。国外的NPO组织的服务项目除了扶贫济困以外，还有宗教、教育、文化、科技、法律、心理咨询和环保等，这些服务大大促进了经济发展，为政府提供了多样化的社会服务，满足了社会要求，同时减轻了政府负担，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谋咨询服务。由于我国红十字会资金有限，服务主要集中在维护社会稳定、织织开展报灾、救灾和救护工作，而教育、法律、心理咨询和环保方而所占的比例还很小，这需要我国红十字会组织善于在实践中摸索，在实践中总结，在实践中发展提高，积极主动地开展筹资工作。

二、中国红十字会筹资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红十字会在筹}.I_作方而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筹资宣传工作不够到位，红十字会的社会影响力不够大。一是筹资工作宣传力度不够大，宣传的思路、方式过于传统化，针对性不强。二是由于宣传工作不到位，宣传方式不够创新，使红十字会的社会知名度不够高、影响力不够大。三是由于宣传工作不到位，使有能力支持红十字会的工商企业界对红十字会的宗旨、性质、任务了解不够，造成红十字会筹资渠道单一和狭窄。

（2）筹资观念不够创新。在筹资工作上仍然存在“等、靠、要”和“怕得罪人”的思想，由于筹资工作内外部关系没有协调好，使筹资工作存在着“三多三少”的现象。即重大事件筹资多，经常性筹资较少;筹集物资多，筹集资金较少;直接筹资多，借力筹资较少。

（3）筹资工作适应市场经济能力较弱。对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做好筹资工作的理论政策研究不够重视，在筹资工作中计划经济的手段多一些，筹资工作适应市场经济能力较弱，科学、长效的筹资机制还未真正完全建立，筹资工作对政府依赖性较强。

（4）筹资实力不够强。筹资成本不足;对筹资的相关政策没有用足用活;对筹资工作的总结表彰不够及时;筹资信息的收集、反馈、通报及筹资的公关联络工作不到位;对捐赠者树立公众形象的需求重视不够;筹资资源稀缺;缺乏科学的筹资项目和广泛的合作伙伴，红十字会承担政府公共事务管理能力不够强。

（5）与筹资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税收激励机制不够明显。在很大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红十字会筹资工作。

（6）筹资筹划人才缺乏。多数省级以下红十字会由于机构人员因素，尚无专门的筹资机构和专门人才，筹资工作水平普遍较低，在打造筹资品牌、对相关政策和红十字会的无形资产利用不足。

针对上述筹资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为了摆脱筹资工作中的困境，红十字会应该采取切实有效的工作措施，通过创新筹资工作机制，更新筹资工作理念，努力拓展筹资渠逆等策略来建立多元化长效筹资机制。

三、提高中国红十字会筹资能力的若干思考

（一）立足现实，优化现有的筹资工作机制与办法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红十字工作得到长足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筹资工作经验，我们需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不断继承创新一些共同的东西和成功的经验。

1、创新思路，更新筹资观念

红十字系统内要树立全员筹资和服务筹资的意识，加强内部紧密合作，做好对捐赠者服务工作。第一尊重捐献者意愿，建立捐赠报告和公示制度，及时反馈捐赠款物使用情况。第二广泛联络，积极争取媒体支持，加强公益宣传和项目推广。注重强化宣传推介意识，以宣传为先导，以项目为载体，引入“营销”理念，不断丰富筹资方式。第三树立互利共赢理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在遵守红十字运动基本原则和符合红十字会宗旨的前提下，借鉴市场运作方式与企业合作开展筹资工作。妥善解决筹资成本不足问题，提升红十字会在募捐市场中的竞争力。

2、整合资源，拓展筹资内容

一是红十字会内部加强各个筹资环节的协调、沟通、协作，提高筹资效率，发挥整体优势，形成上下联动的筹资局面。筹划和实施一些全国红十字系统上下联动的统一主题的大型筹资活动，鼓励地方红十字会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筹划公益项日。二是整合各类资源，精心筹划和培育能吸引社会爱心力量参与，具有竞争力、可持续发展的品牌项目，打造精品项日。三是拓展筹资内容研究、探索，将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房屋租赁权、广告服务、知识产权、有价证券等财产纳入筹资的范畴，接受有利于红十字事业的财产捐赠。

3、注重研究，提高能力建设

加强筹资能力建设，首先通过举办培训班和国内外交流等活动，逐步培训和造就一批具有专业素质的红十字劝募者队伍。其次创造条件建立健全筹资机构，培养筹资人才。省市级红十字会应建立专门的筹资机构，负责筹资工作的研究、策划和组织实施。同时要注重培养和吸引人才，特别是宣传策划、经济管理、市场营销、公共关系、法律等综合人才非常需要。将培养筹资人才作为人才兴会战略的重要内容。再次与筹资对象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拓宽筹资渠道。重视与筹资对象的沟通与联络，通过举办联谊会、研讨会、答谢酒会、座谈会等，联络感情，发展友谊，在联络中发布筹资信息。

（二）顺应潮流，借鉴国外红十字会筹资的成功经验

1、政府加大对红十字会财政支持和税收减免力度 借鉴国外对非政府组织采取的“放水养色”的成功经验，针对我国红十字会资金来源匮乏，筹资运作成本较高现状，一是将政府的一些社会公共服务职能转给红十字会组织承办，与红十字会签订项日合作协议，扩大红十字会筹资来源。二是要进一步研究和完善筹资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定切实可行的税收激励机制，使企业和社会各界充分享受捐赠和资助后的税收减免政策。三是简化工作程序，使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减免规定更容易操作，促进企业和社会各界更大力量支持红十字会筹资工作。

2、理顺政府与红十字会之间的关系

借鉴国外红十字会的成功经验，我国红十字会要进一步理顺与政府的关系，明确其与政府是“伙伴”关系，积极争取政府的支持和资助，争取政府向红十字会购买服务，如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是政府交给红十字会办的项目，是政府向红十字会购买的服务，也是红十字会争取政府资助的一种有效形式。通过为政府提供更多的服务项目，使红十字会的筹资资源源源不断，推进红十字会筹资工作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

3、完善红十字会筹资工作的内外监督机制

要建立健全自律机制。强化章程约束机制，建立筹资行为准则的约束机制，维护红十字会的社会信誉和地位。要加强内部管理，强化监督，强化自我评估意识，建立筹资工作考核评估机制。其次要不断完善社会监督机制。借鉴国际经验，培育一批专业评估机构，对红十字会筹资工作进行评估，政府按照评估的结果，确定资助对象和标准。强化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规范红十字会的组织行为。建立公众监督机制，允许和鼓励公民，特别是捐赠人对红十字会筹资情况和财务管理等相关情况进行监督。

(三)而向未来，实现资源动员能力的提升

1、更新观念，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积极开发培育募捐文化，在而向未来发展过程中，红十字会要把发展红十字事业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正确处理好“两个关系”。即人道事业与市场经济、募捐主体与捐赠主体的关系。其次，要做到“三结合”，即:走进来与走出去结合，传统性与专项性结合，事件性与常规性结合，建立一个社会性、开放性的长效性的筹资网络和筹资机制。第三，要坚持“四个原则”，做到“五个服务”。即:坚持依法募捐原则;坚持维护红十字会声誉和品牌原则;坚持有利于老百姓、有利于救助原则;坚持既有利于捐赠者利益，也有利于几红十字事业的双赢原则。服务于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服务于构建和谐社会和稳定大局;服务于社会改革;服务于救助对象;服务于捐赠者。第四，要加强筹资工作的理论政策研究，建议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各省市红十字会要成立研究室，加强对筹资等工作的理论政策研究，把现有的政策用足用活。

2、培养公众形象，树立诚信度

在推进红十字事业发展过程中，我们要紧紧抓住红十字会的优势，做好筹资文章。一是要善于宣传自己的公益形象，唤起社会公众的爱心，以争取公众的支持。二是要建立新闻发布制度，做到捐赠活动公开透明，定期通报和发布救助工作信息，做到及时向社会反馈募捐资金使用信息;三是要向企业学习，善于策划打造自己的品牌，制定品牌战略，善于吸引和发挥社会知名人士在筹资宣传中的名人效应，以品牌和项日推进红十字会筹资工作向纵深方向发展。

3、建立专门的筹资机构，培养筹资人才

各级红十字会要特别重视建立专门的筹资机构，负责筹资工作的研究、策划和组织实施，实现筹资工作专业化、程序化、规范化;同时要注重培养和吸纳人才，特别是宣传策划、经济管理、市场营销、公共关系、法律等综合人才非常重要，把培养筹资人才作为开展筹资工作的重要前提。

4、与筹资对象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拓宽筹资渠迸 要重视与捐赠者的沟通与联络，学会理解、善待捐赠者，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联谊会、研讨会、答谢酒会、座谈会等，联络感情，发展友谊，在联络中发布筹资信息。同时，要注意及时开展表彰活动，对捐赠突出贡献者授予荣誉，为那些经常关心支持红十字事业的企业和爱心人士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与他们保持密切的友好关系，以形成长效的筹资机制。此外，还要加强对外交流和合作，尽可能多争取到一些外援，积极争取国际援助，挖掘新的筹资资源，不断扩宽新的筹资渠道，增强筹资能力，实现红十字会资源动员能力的进一步提升，进一步推进红十字事业的发展，充分发挥红十字会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篇：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个人筹资难问题的思考

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切实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是为了提高农民的医疗健康水平、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和对本身就较为贫困的群众解决就医困难的一项惠民政策。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个人筹资工作中，四年的亲身经历，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个人筹资难问

题有一些肤浅的了解和认识，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宣传工作还不够到位。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个人筹资缴费工作，基本每年都是集中时间开展，乡镇组织工作组到村召开党员、村民小组长、村民代表等会议进行宣传，开展农民个人缴费，要求群众自愿参加，平时很少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方面的宣传。

二、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加大了个人筹资的难度。特别是高寒、边远、贫困，生存条件恶劣的村组群众，全户外出，多年没有回家的本地户籍人员，有的能够找到联系的电话，有的是多年不与本地联系，难与联系，对这些人员的缴费实在难实现。

三、部分农民群众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缺乏正确的理解和认识，认为自己“多年不病”、“不会生病”、“病得起，医得起”，没有必要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或者是不按家庭户籍人口筹资，家庭成员如有人生病，用已筹资的人的名字冒名就医，扰乱了筹资的秩序。对及个别不自愿参加者缺乏可行的措施。

四、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机构和人员的监督管理制度不健全。部分医务人员医术不高、医德不高、服务低下，处方不全，药价不明，甚至采用“偷梁换柱”的手法，损害群众利益，负面效应大，严重影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个人筹资缴费的积极性。

当前，正直2010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个人筹资缴费的攻坚阶段，能否实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95%的目标，责任全分担在所有的乡、村组干部肩上。根据本人几年的经历，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个人筹资缴费谈点感受和体会：

一、强化宣传，理顺关系，是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个人筹资缴费的前提和基础。经过几年的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作为一项为民办实事的好政策，已初步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普遍认可，农民的参合积极性正在逐步提高。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也在不断的出现。这就需要不断的广泛深入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的宣传，把参合办法、权利、义务以及减免、报销的标准、比例等宣传到千家万户，使之家喻户晓。有针对性地开展具体形象生动的典型事例宣传，用身边的事教育身边的人。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村民委员会的自治作用，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切实保障弱势群众和低收入农民的生活，把扶贫、救济、农村低保等一系列惠农政策真正落实到困难的家庭和最需要帮助的人员当中，建立和谐、友好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医患关系，促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工作的有序开展。

二、以人为本，多方配合，是实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全覆盖的有力措施。一方面对个别家庭和人员认识不够，缺乏长远打算和周密计划的人员，通过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仍不改的，辅之以必要的措施，促其参与。二是在国家各项惠农补贴大幅提高的条件下，合管、农业、财政、金融等部门协调合作，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人员的筹资通过惠农补贴资金转移支付，提高参合率，降低筹资成本。

三、加强管理，优化服务，是稳步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一是加强合作医疗机构的管理，落实人员编制，明确工作职责，完善规章制度，保证资金安全。二是加强医务人员队伍建设，严格医务人员准入制度，加大培训力度，加强医德、医风教育，严禁没有资质的人员进入合作医疗机构，边学边医，最大限度杜绝医疗事故的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保证合作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医德高尚、医风淳朴，以优良的技术和优质的服务吸引农民群众的参合积极性。

四、探索在省内的外出农民工在流人地参合的管理模式，对多年外出，居住相对稳定的农民工在流人地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享受当地合作医疗的门诊减免，对于提高参合率，实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全覆盖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个人筹资难问题的思考

第三篇：对加强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的思考

权力问题是党执政的核心问题，也是体现党的先进性的本质问题。纵观古今中外，腐败都是公有权力缺乏必要的监督，运行失控、失衡而被滥用所致。因此，加强权力监督，建立健全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本文试从这方面作些思考和探讨。

一、权力缺乏监督的主要表现

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实践中，对权力的监督软弱无力且漏洞较多，不愿监督、不敢监督、不去监督、无法监督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职权与职责不明确、不对等。现实中，许多人“官念”越来越浓，总认为当官相对其他职业风险小、回报大，并且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尊严。权力与责任不明确，给一些玩弄权术者创造了条件和机会；权力与责任不对等，权力大于责任，导致监督无法适从。

2、监督职责和监督权威相脱节。由于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不合理的配置，导致权力运行监督的软肋。一直以来，我们部分党政机关，特别是执法部门机关都设有纪检监察机构，担负着本部门、本单位的监督重任，从监督者的知情能力来看这种设置是合理的。然而这些纪检监察机构从属于本部门、本单位，人权、财权均掌握在部门领导手中。试想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对本部门、本单位的监督还能做到强有力吗？在多数情况下，单位部门领导出于自身的职责和政绩考虑，对于本部门、本单位出现的问题往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尽可能地“内部处理”。这在一些条管单位中显得尤为突出。

3、现有的监督机制在实践中遭遇难题，缺乏权威性。建国以来，我们逐步建立起由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党内监督、舆论监督、政协和民主党派监督、人大监督等所构成的监督体系。从理论上来看这一体系是完备的。但在现行监督体制和机制下，这些形式的监督，其作用的发挥往往是非常有限的。长期以来我们的党政监督存在着体制性的障碍。专门的监督机构缺乏应有的地位和独立性。不仅是纪检监察实行双重领导，而且司法监督、人大监督在实际监督过程中也同样受到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掣肘，而舆论监督更是缺乏相应的法律支撑。

4、维护党内制度的严肃性失之于宽、失之于软，权力运行过程缺乏有效的程序制约和保障。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在有些单位流于形式。一些领导干部独断专行，不尊重班子成员的意见，任意越权包揽；有的班子成员原则性差，看领导眼色行事，使一些错误意见也能通过合法程序。对抵制、干扰和破坏党内监督的行为，目前尚无可操作性的规定及检查的标准，给少数人以权谋私提供了条件。

5、法制不健全。监督制约权力的法律还存在不少疏漏和缺失，这就造成了法律对部分权力的制约上存有空档。现行的法律、法规、规章、条例中有关自由裁量的范围、幅度弹性过大，使公务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过程中，容易受到判断标准、感情取向、甚至权钱交易等外在因素影响，造成执法中的滥用职权和显失公正。对惩治性的事后监督比较重视，防范性的事前事中的监督比较薄弱。同时，在关于权力监督的问题上，至今没有一部专门的较为完备的监督法。

二、建立健全权力运行监督机制的几点思考

建立健全权力运行监督机制，是一个涉及面广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对权力制约机制进行具体化、精密化的设计，使之运转合理，制约有力。

（一）建立宣传教育机制，端正权力意识

正确的权力观，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在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宣传教育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一要实行跟踪式教育。要把权力观教育贯穿到干部培养、成长、成熟的全过程和考察、提拔、使用的每一个环节，准确把握干部在特定时期和特定环境的思想动态，认真研究权力观形成和发生变化的规律，分别制定长期的和阶段性教育规划，有的放矢地抓教育，使公共权力观真正入心入脑。二要实行开放式教育。正确权力观的形成，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必须拓宽教育渠道，整合教育资源，建立组织教育、单位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等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相互渗透的开放式教育格局，增强干部对权力的理性认识，把党纪国法以及道德规范对权力观的要求内化为自觉行为。三要实行分层次教育。根据各级领导干部、普通党员干部所处地位和环境，在教育内容、教育形式的选择上也要各有侧重、增强权力观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比如，在正确处理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上，对领导干部要着眼于提高接受监督的意识，选择相应的教育内容和形式；对普通干部要着眼于提高敢于监督、善于监督的能力，选择相应的教育内容和形式。四要引导大家正确理解得与失的关系，算好人生“七笔账”。算好“政治账”，志高方能致远；算好“经济账”，勤耕方才富足；算好“名誉账”，清廉方能扬名；算好“家庭账”，守身方能家园；算好“亲情账”，品高方能会友；算好“自由账”，自律方能无拘；算好

“健康账”，心良方能体壮。

（二）建立制度防范机制，规范用权行为

制度建设具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首先要明确各部门、单位的职能、职责、职权、程序、时效等，按照法规政策的规定进行清理，并重点对单位主要领导干部、关键岗位、人财物管理等方面的职责权限进行清理审核确认。其次，根据权力与责任对等原则，实行定岗、定员、定权、定责。其三，设置权力运行流程图，明确流程各环节的责任人、监督方式，构建一个完整的权力规范、行使和监督体系。必须把制度建设贯穿到权力运行的全过程，并通过不断完善和创新，确保权力始终沿着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运行。一是要增强制度的系统性。在内容设计上，要围绕权力运行容易出现问题的环节和部位，按照明确具体、可操作、管用的要求，重点健全党务、政务、村务和财务工作制度，加强“人、财、物、事”四权运行的规范、约束和监督。在结构设计上，要做到总体制度和实施细则相配套，实体性制度与程序性制度相配套，发挥制度建设的整体合力，形成各种权力相互制衡的格局。二是要维护制度的权威性。要加大制度的执行力度，切实做到有令则行，令行禁止，严格按制度规定行使权力；要加强制度落实的督办检查，纪检监察机关和负有监督职责的相关职能部门要紧密配合，形成监督合力，定期不定期对干部执行制度的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对违反制度的要采取组织措施、纪律措施等（不搞下不为例，发现一起处理一起）予以严肃处理；对在制度贯彻落实、监督管理上负有重大责任的主要领导和相关责任人要严格实施责任追究。三是要保持制度的先进性。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和改革的不断深入，权力运行将呈现出新的形式、新的特点和新的规律，必须与时俱进，加强对这些新形式、新特点和新规律的研究，把继承和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在总结成功经验和借鉴有益作法的基础上，探索建立有效监督制约权力运行的新机制新体制。四是要研究探索制度的预警性。与时俱进是制度的基本要求,而前瞻性和预警性是制度的本质要求。亡羊补牢毕竟造成了损失，应该说不是我们设计制度的最终目的。一项政策或举措出台后会引起人们在思想上、行为上的哪些“异”动，必须要有一个事前的研究和预测，为制度设计提供参考依据。

目前在监督制约权力运行方面，应当加强建立健全和切实执行以下制度：

1、基层党委“重大事项票决制”，增加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凡涉及重大决策、重要工程、人事任免和大额资金安排等事项全部采取党委（党组）成员无记名投票表决形式进行，进一步健全基层党委重大问题民主决策机制，扩大党内民主，强化对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对“一把手”的权力制约，提高基层党委班子整体执政能力。这项制度的执行，要作为上级党组对下级党组巡视的主要内容之一。

2、党政正职“届中经济责任定期审计制”，防止权力异化。积极推行党政正职届中经济责任审计，实现由“离任审计”向“全程审计”的转变。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在任期届满或任期内办理提任、调任、轮岗、退休、辞职、机构裁撤合并前都必须进行经济责任审计，而且要先免后审。对重点部门和群众反映较大，意见比较集中的领导干部可由组织部门协调审计部门进行审计。届中审计的结果作为评价、使用、奖惩干部的重要依据。同时，要加强对审计工作责任追究制的制定和执行，杜绝人情审计、关系审计、不负责任审计、不依法审计。

要改进评价办法，增强可操作性。为了充分利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成果，发挥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在加强干部监督管理中的作用，迫切需要改进评价方法及标准，增强可操作性。经济责任审计量化评价办法基本思路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定量评价部分；定性评价部分和存在主要问题。对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评价实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办法进行。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定量评价分值为100分，按照下列要素进行量化评价：①主要经济工作指数完成情况20分；②财务管理情况30分；③重大经济决策的合规性、合法性及实施结果20分；④领导干部遵守财经法规和廉政规定10分；⑤审计查明的问题20分。定性评价分为四个等次：好（90—100分）、较好（80—89分）、一般（60—79分）、较差（59分以下）。当审计查明被审计单位（不含下属单位）同时存在下列两条以上问题的，定性评价确定为“较差”等次：①私设小金库，乱支乱用；②单位内部发生违反财经纪律行为受党纪国法处理的；③截留挪用财政专项资金的；④在国有、公用资产处置过程中违规操作造成重大损失的。根据出具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结果报告和审计决定书、审计建议书、移送处理书，按照量化评价标准进行打分，确定其标准评价等次。

3、试行重点、热点单位“一把手”选任、定期交流制，防止“带病上岗”和打破权力垄断。对重点、热点单位“一把手”的选任，应严把考察关，在集中考核的基础上，每个职位实行差额考察（不少于3人），重点是到曾经工作过和居住过的地方找知情人个别深入了解和核实情况。知情人应具有代表性，忌事先通知、兴师动众，注意保密。通过优中选优、精中选尖，尽力防止“带病上岗”。加大对掌握管人、管钱、管工程、管审批等权力的干部交流力度，对部分热点单位主要领导采取定期交流换岗，重新洗牌，每三年调整换岗一次，根据工作表现把每个领导干部都尽可能地调整到最适合其能力特点的岗位上去，做到“人岗相适”，打破“重要单位”领导长期“坐庄”的局面。同时，也有利于激发各单位主要领导的奋斗热情，激励竞争。有利于完善干部淘汰机制，以“换”代“下”，逐步淘汰，解决领导干部“下”的问题。对经组织考核被确定为不称职的干部，坚决从现有的领导岗位上调整出来。逐步实现重要部门、关键岗位干部轮岗交流制度化。

4、完善“干部监督网络制”，延伸干部监督的触角。进一步整合纪检、组织、检察、审计、计划、统计、财政、工商、信访等部门对干部勤政廉政的监督信息资源，增加监督的透视点。从对干部8小时内的监督向8小时以外延伸，从干部的工作圈向生活圈延伸，前移监督关口，多角度监督、多侧面考察干部勤廉表现，便于及时发现问题。同时，聘请社会各界有正义感的人士作为监督员，公布干部监督举报电话号码、电子信箱。通过举报电话和干部监督网，随时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和举报，保证干部监督渠道的畅通。

5、建立“干部监督预警机制”，防微杜渐。以教育为主、预防为主、事前监督为主，通过内警系统和外警系统的协调、双向运作，实现工作的着力点由事后惩戒向事前监督转变，不断强化对领导干部的日常监督。在严格执行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的基础上，结合领导干部生活、社交圈的表现，不断规范申报内容、申报程序和申报时限。同时，建立科级单位“党政一把手亲属重大事项档案”。对党政一把手亲属的重大事项实行登记备案，登记的内容包括党政一把手家庭成员婚丧嫁娶、工作调动、提升晋级、迁新居、建房、分房、购房以及参与建设工程招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房地产开发、经商办企业等经营活动的相关情况；防止领导干部借亲属之名，变相以权谋私，接受群众监督，增加干部监督的开放程度，增强领导干部主动接受监督和自我约束、自我防范的意识，逐步养成在监督中工作的习惯。健全“领导干部考察考评结果反馈制度”。加大干部考察监督的力度，使干部考察考评结果更好地运用于干部教育、监督和管理工作，在干部考察结束后的两个月内反馈考察测评结果。反馈内容包括群众对干部本人德能勤绩廉学等方面素质评价情况，对干部的综合评价、任职建议，以及考察中意见比较集中的问题进行诫勉谈话，达到预警效果。

（三）建立考核评价机制，提高用权绩效

从本质上讲，共产党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群众赋予的，权力运用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必须加强“三个结合”，建立与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相适应的考核评价机制，提高权力运用的质量和效益。一是领导评价与群众评价相结合。干部权力运用是好是坏、政绩是高是低，不能单独由上级领导下结论，必须充分尊重群众意见，高度重视群众评价。要切实保障群众在干部考核评价中的知情权、参与权、表决权，把上级评价和群众评价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一同纳入干部评先评优、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据，通过建立健全上级满意、群众称道的双重评价标准，形成正确的用权导向。二是集中考核与日常考核相结合。建立权力运行台账或监督卡，对各级各部门领导干部履行岗位职责、兴办实事、解决突出问题等与运用权力有关的情况，同时，既到现工作单位考察，又到曾经工作过的单位和住所考察，找知情人了解情况，认真记载，深入调查核实，实行集中考核结果与日常考评结果综合运用，既加强过程监督，又加强结果监督，改变以往重结果，轻过程的作法，及时纠偏防误，杜绝权力“寻租”现象的发生，尽量降低权力运行的成本。三是定量考核与定性考核相结合。把权利运行产生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筹起来考虑，既充分肯定用数字反映出来的显而易见的政绩，又科学评价打基础、管长远的工作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潜在政绩，还要客观评价，因条件具备，不努力作为而错失机遇，影响当时和此后一个时期发展的负面政绩。同时，建立健全干部考核责任追究制，确保考核评价的客观公正性。

（四）建立责任追究机制，治理用权失误

权力运行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探索前进的，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各种失误。必须区别不同情况、不同性质，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对各种失误进行有效治理，确保权力运行始终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对由于疏忽大意或水平不高、用权不当造成失误并勇于承担责任的，要采取批评教育方式，引导权力人从个人能力、个人作风、个人德行等方面找原因，责令其限期改正，尽量把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对滥用权力造成失误，不从主观上找原因，故意推卸责任或相互推诿责任，或制造假相欺骗组织和群众的，要采取组织措施、纪律措施严肃处理，对损害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利益的各种“渎职”行为，触犯法律的，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五）理顺监督机制，切实保障各监督主体充分协调发挥作用

目前，普遍存在的“监督无力”现象，与我们拥有形式多样的各种监督是极不相称的。究其原因，监督者不能实施有效监督，并非监督者主观上的不想监督，而是客观上的无法进行监督。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监督者缺乏监督所需要的权力，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监督者与被监督者权力的对等程度的判断标准，权力对比程度越高，监督越有效；程度越低，监督越无效。而实现权力的对等就必须改革权力架构理顺监督机制，使监督者享有充分的权力，避免其权力被已经滥用了的权力所左右或架空。

首先，必须增强专门监督机关——纪检监察部门的权威性，改革权力架构，通过立法的形式来保障其监督的抗干扰能力和独立性，必须明确规定纪委履行职责所必须有的规范、干部职权、执纪权限，明确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任免干部、部署工作、业务领导的权力，使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具体化、制度化，具有权威性。其次，必须大力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保证司法机关——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屏障真正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监督。第三，要切实保障公民的检举权、控告权和申述权，保护群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第四，要重视和支持新闻舆论监督，尽快制定“新闻法”，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第五，要进一步强化民主监督。加强和改进人大对“一府两 院”的监督，把权力运作和廉政情况的审议、监督作为审议工作报告时的重点内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可以建立廉政委员会。同时，畅通社会协商对话渠道，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领导干部权力运行的民主监督作用。第六，要进一步强化对监督者的监督。监督权的异化，即监督者自身权力运行的不正当，是当前监督工作中出现的一个危害极大的不良现象，严重影响监督工作的权威和有效性。必须加大对有监督职权的部门，特别是纪检、监察、检察、法院等监督职能部门的监督力度，严格查处这些部门监督不公或滥用监督权力谋取单位和个人利益的不良行为，促使监督部门尽职尽责公道正派地行使监督权力。总之，我们必须不断地通过体制创新，通过加快立法，使各个监督主体、各种监督形式充分发挥其监督作用，使广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树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观念，确保权力的正确行使。

（六）加快权力运行的法制建设

惩治腐败，建设廉政是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需要运用教育的、行政的、法律的多种手段，而在这诸多的手段中，法律无疑是最为有效的手段。为此，必须加强廉政法制化建设，树立法律权威，把廉政建设的立足点放在不以个人品质和意志为转移，从而保证社会控制、廉政建设的制度化、经常化和有序化。

首先，要大力加强和完善廉政立法。要以法律形式明确界定是非，用客观标准确认廉政、腐败的内含和处延，用法律法规衡量国家公务人员是否违背人民的意志，是否有违法乱纪、徇私舞弊等腐败行为。廉政立法的目的在于规范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行为，这是将廉政建设纳入法制化轨道的前提条件和重要环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了一百多个法律、法规性文件及政策性文件。这些法律法规和政策，就总体而言，属于法律规定的不多，政策性规定占据主要地位；缺乏整体性和配套性；应急性多，稳定性少；惩罚性规定较多，预防性规定较少；原则性强，操作性差。因此，从总体上看，我国的廉政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不能适应反腐败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完善廉政立法，我们应当根据我国的国情，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尽快制定《廉政法》、《反贪污贿赂法》、《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经济活动实名法》等，以便把廉政以及监督机关的职能、权力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明确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禁止做的，违反了就要受到什么样的处罚，是公职人员必须遵守的具体规范，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衡。除了重视制定有关事后惩戒性的法规外，更要加强预防性法规的制定，逐步建立起一套严密的严格的廉政法律体系。

其次，要严格执法。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为了运用它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维护和发展正常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因此，再好的法律，如果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实现也会失去存在的价值。一般意义上的法的实施，一方面要求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必须守法。另一方面要求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严格执行法律，适应法律，从而保证法的实现。这就要求我们破除“教育从严，处理从宽”的传统意识，坚持教育惩处并重，把惩处腐败分子作为从严治党、从严治政，从严治“长”的重要措施来抓。在惩治腐败的过程中，我们要严格执纪执法，绝不允许存在“空档”、“特区”，不能搞上下有别，内外有别。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同样，对于违反法律的，也不管是什么人，一律严惩。既要实行法纪、党纪、政纪严惩，又要实行经济制裁，使其财、位、权三空，够不上纪律处分的，要变动其岗位，改变其谋私的条件和环境，借以有效地警戒后人，使人望贪却步。

第四篇：对刑事诉讼监督制约机制问题的几点思考

为了惩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公平正义。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诉，应当分工负责，互相制约，互相配合，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并在诉讼各环节中明确了相互监督制约措施和方法，从而确立了监督制约机制，使刑事诉讼法的功能作用得到了较好的发挥。但在诉讼实践中，也暴露出一系列突出问题，如司法人员违法办案、非法取证、徇私舞弊、滥用职权、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侵权渎职问题至今仍屡禁不止，有的甚至还非常严重。这些问题出现从一个侧面较为真实地反映了我们当前刑事诉讼监督制约不力的现状，也为我们有针对性地完善刑事诉讼监督制约程序指明了方向。完善刑事诉讼监督制约程序，笔者认为，应当根据刑事诉讼监督制约程序的实际，在现行宪政体制和法律框架下，着力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监督乏力、制约失衡的问题。

现行刑事诉讼法总则第一章规定了公检法三机关职权划分和权力活动的基本原则，第二章又进一步明确了三机关受理案件的管辖范围，第三章回避、第四章辩护与代理、第五章证据、第六章强制措施又先后对三机关的回避决定权、告知辩护权、批准或许可聘请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等作了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二编立案、侦查、提起公诉、第三编审判、第四编执行又分别对各诉讼环节公检法三机关的权力配置，特别是彼此之间的监督制约作了更深入的规定。这些规定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较好地保障了诉讼权力的依法正确行使和刑事诉讼任务的实现。但这些规定并非尽善尽美，目前在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都面临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规定过于简约而不够具体，缺乏一些应予规定的监督制约操作规范。如人民法院受理的自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如何监督就缺乏明确的规定。由于缺乏具体的监督制约措施和方法，监督者于法无据，被监督者欲规避监督，其监督制约的力度就可想而知。

二是缺乏违反监督制约机制的法律后果，致使监督制约机制软弱无力，刚性不强。如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是一条完整的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立案监督制约的规定，“检察机关发现应当立案案件后，有权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认为公安机关理由不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但若公安机关不立案，却没有后续手段和措施，即没有违反法定职责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尽管刑事诉讼法作了许多禁止规定，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后果，其监督制约作用就难以有效发挥。

因此，要充分发挥监督制约机制的作用，笔者认为，应当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权力配置和监督制约现状，重新合理配置诉讼权力。弥补权力监督制约漏洞，增强权力监督制约力度。

1、要转变诉讼立法思想，体现人权保护的宪法原则。就是要认识到对刑事诉讼公权力的监督制约始终是世界各国诉讼立法不变的议题和核心，明确刑事诉讼法的公法性质和诉讼公权力相对于私权的强权性和不平等性。为此，在立法中必须坚持权力监督制约的原则，防止在目的和任务的驱使下，滥用公权力，直接侵害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前在诉讼立法中，尤其要注意转变传统的打击工具论的立法思想，变“打击为重”为“打击与保护并重”。要根据人权保障的宪法原则要求，重新摆正公检法三机关关系，突出权力监督制约，实行分工负责下的互相制约、互相配合原则，以指导诉讼立法和诉讼权力的具体配置，最终实现在打击犯罪中保护人权，在保护人权中更好地惩治犯罪，维护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2、要加强对诉讼实体权与程序权的监督制约。在刑事诉讼中，公安司法机关是重要的诉讼主体，处于诉讼主导地位，履行着控诉和审判犯罪等重要职能，其诉讼中实体权和程序权的行使会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合法权益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保障非主导方诉讼当事人的权益，必须加强对诉讼主导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具体来讲就是要弥补现行立法中诉讼实体权与程序权监督制约的漏洞，通过完善细化操作规范，强化监督制约力度。笔者认为，有权力就应当有监督制约，尤其是要用权力来监督制约权力。无论是诉讼程序权还是实体权都是刑事诉讼任务实现必备的权力，因此其立法的标准是一致的，不能有所偏废，有的完备，有的粗疏（前提是不违背诉讼立法确立的基本原则）。立法标准应当是赋予一方权力，权力方就有履行义务职责规定，相对方就应当有法定的权力制约办法，以保证监督制约权力方与相对方的平衡。特别是要增强监督制约的刚性，在修改刑事诉讼法中明确各诉讼权力主体违反法定义务、滥用法定职权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有效防止监督制约不力。当前尤其是要明确对违反诉讼时限、违反管辖、回避规定、违反告知义务、违反批准许可聘请律师、会见律师义务等程序的责任追究规定，保证诉讼当事人最基本的诉讼权利，实现诉讼程序正义。

二、关于检察监督的问题。

检察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根据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依法对刑事、民事、经济和行政法律的监督。狭义的检察监督仅指刑事法律监督，即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赋予的职权对刑事立案、侦查、审判和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完善检察监督就是要根据现行刑事法律监督的现状，紧紧抓住诉讼实践中一些难点、焦点问题，有针对性地完备诉讼立法。从现行刑事诉讼法有关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的规定来看，有以下特点：一是重原则规范轻具体规定。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的规定非常笼统和原则，不仅总则规定较原则，而且许多具体的诉讼环节的法律监督规定也较为原则。如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监督方式的规定，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捕工作中，如果发现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况，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纠正，公安机关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第一百三十七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案件时，必须查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必要的时候，人民检察院可以派员参加公安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这些监督方式的规定非常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不得不依靠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各自制定相应的诉讼规则来衔接和落实。二是重事后监督轻事前监督、同步监督。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检察监督的规定，除了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二条死刑临场监督和对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的庭审活动实施的是同步监督（事实上纠正意见仍然是在庭审后提出）外，其他检察监督规定多为事后监督。三是重诉讼实体权监督轻程序权监督。现行刑事诉讼法把人民检察院对公安司法机关监督的重点放在了这些机关诉讼实体权的规定上，对这些机关诉讼程序权的监督大多重视不够。如对人民法院审判程序的监督，仅有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非常原则的规定。而对涉及被告人实体权的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刑事判决、裁定的抗诉监督，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却非常详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条、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二百零五条、二百零七条等众多条文对抗诉的条件、抗诉的审理都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同样人民检察院对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规定也是如此，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涉及罪犯实体权的监督规定较细，而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活动是否合法等程序问题的监督则较粗。因此，完善检察监督必须清醒地认识这些监督规定的特点及可能对现行检察监督的影响，紧紧抓住检察监督不力的症结，通过完善薄弱点、明晰分歧点，加强监督刚性，确保监督力。

1、要完备事后监督与事前监督、同步监督。就是要根据刑事诉讼法对公检法三机关的职能定位，以及诉讼中公权力对诉讼当事人权利的不同影响，科学定位现行检察监督，合理界定检察机关对公安、法院事后监督与事前监督、同步监督的范围。笔者认为，在刑事诉讼立法中可以大致明确检察机关对公安、法院诉讼程序问题的监督以事前监督、同步监督为主，以事后监督为辅。而对诉讼实体问题的监督，则可以考虑以事后监督为主，事前监督、同步监督为辅。在具体的诉讼立法活动中，当前就是要坚持两种监督统一，根据现行刑事诉讼监督立法现状，有重点地把能够实施事前监督或同步监督的对诉讼实体问题的事后监督规定予以适当修改，把对程序问题的事后监督尽可能修改为事前监督、同步监督。如对逮捕羁押期限等诉讼时限的监督，检察机关完全可以从事后监督转为实施事前、同步监督。

2、要改进侦查、审判与执行监督。一是要进一步加强对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活动的监督。在修改刑事诉讼法中建议专门增加一条“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不应立案侦查而立案侦查的，或者公安机关立而不侦、消极侦查的案件的监督”。同时还应当加强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作出撤案决定的监督，建议修改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明确公安机关决定撤销案件的，应当将撤销案件决定书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应撤销案件的，公安机关应当重新复查。此外，还应当进一步明确和完善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等强制措施执行和变更的监督。二是要统一对违法情况检察监督的标准。建议以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违法情况监督纠正的规定为标准，对现行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违反诉讼程序、执行机关执行刑罚活动的监督规定予以修改。建议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违反法律规定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人民法院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将第二百二十四条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如果发现有违法的情况，应当通知执行机关纠正，执行机关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以保证刑事诉讼法对违法情况检察监督规定前后一致性。三是要进一步细化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审判活动、对执行机关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就是要在修改刑事诉讼法中详细列明人民检察院监督纠正的主要违法行为及其监督纠正的程序和方法，把现行在人民检察院诉讼规则中的单方监督规定，具体上升到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中，以统一各家对检察监督的认识。当前尤其是要细化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一条抗诉规定，详细列明“人民检察院认为本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具体情形，防止检察机关与法院认识分歧，导致监督难以落实。

3、要着力强化履职监督。就是要解决现行检察监督不力的问题，防止检察机关应履行职责而不履行职责，应当监督而不监督发生。在当前《监督法》尚未出台，对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和接受监督规范的情况下，建议在刑事诉讼立法中设专章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监管执行机关违反诉讼法定职责义务的法律责任。一是要明确不作为的法律责任。如对符合受理条件或管辖的案件，应当受理而不予受理；应当履行告知义务，而不履行告知义务；应当批准许可辩护律师聘请、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不批准、不许可等。二是要明确越权行为的法律责任。如公安侦查机关滥用职权不应立案而立案、违法搜查扣押、冻结、违反法定办案时限超期羁押等的法律责任。三是要明确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刑事诉讼中涉嫌受贿、徇私枉法等职务犯罪行为的法律责任。在具体的立法活动中，当前要突出重点加强对检察机关履职监督，明确检察机关不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法律责任。具体来讲可以在立法中规定“检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或监督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其上级检察机关或纪检、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人员，依照检察官法等的规定予以惩戒；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用法律手段来监督推进检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正确履行监督职责，做到能监督、敢监督、真监督，不辱使命。

三、关于非权力监督制约的问题。

非权力是相对于权力而言的。在刑事诉讼中，权力主要是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来行使，而非权力则由公安司法机关以外的其他诉讼主体(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自诉人、证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来行使。在刑事诉讼中，权力与非权力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一方面权力要主导制约作用非权力，另一方面非权力又要监督制约反作用于权力。因此，完善刑事诉讼非权力监督制约就是要正确认识权力与非权力的辩证关系，自觉摆正非权力监督制约的诉讼位置，通过加强非权力监督制约，改进权力机关接受非权力监督制约的规定来保障诉讼权力的依法正确行使。

1、要完善非权力监督制约，最大限度地保障诉讼当事人获得救济。完善非权力监督制约就是要在诉讼立法中充分赋予诉讼当事人救济的权利，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力能得到落实。如在立法中可以赋予诉讼当事人对违法取证的投诉、举报权利。对执行机关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可以赋予罪犯约见检察官的权利，以保障其合法权利不受侵犯。要进一步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加强辩护律师权利行使的保障，充分发挥律师在诉讼中的作用。同时，还应当明确只要法律赋予了诉讼当事人及其他参与人权利，作为权利的相对方就应当有法定义务来保障其权利落实，在诉讼立法中就应当有相应的具体规定来体现。如刑事诉讼法第三十条“对驳回申请回避的决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可以申请复议一次。”的规定，在立法中就应当明确诉讼中公安司法机关的义务，在该条文后增加“相关机关应当在法定时限内作出维持或撤销原决定”的规定。当前完善非权力监督制约，尤其是要注意把完善诉讼立法的重点放在规制和明晰权力机关对诉讼当事人权利保障上。一是明晰公安司法机关相关的责任规定。如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申请取保候审。”，就应当明确“批准机关不予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同样第六十四条关于拘留后通知的规定，就应当明确“对应通知而未通知的，被拘留人的家属有权要求检察机关和上级公安机关纠正”。对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关于保证人罚款的决定，应当在立法中赋予保证人申诉的权利。二是增强权力机关的主动性，尽可能将对当事人权利保障的后置规定，改为前置规定，以保障诉讼当事人权利得到落实。如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关于人民法院开庭时告知当事人申请合议庭组成人员、书记员等的回避问题，在修改刑事诉讼法中可以将告知权利前置，修改为在开庭十日以前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告知被告人，以最大程度地保障诉讼当事人权利。三是尽可能做到权力行使公开。２004年6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向社会公开宣布，减刑、假释案件实行公示制度和公开听证制度。这是人民法院自觉把权力置于人民群众监督下，用“阳光”政策来杜绝防止违法减刑、假释的体现。因此，在修改刑事诉讼法中应当适时把权力公开这一原则融入具体规定中，使得诉讼立法权力与监督相伴而生。

2、要创新非权力监督制约制度，加强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公权力的监督制约。一是要探索人民监督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有权依法监督由其产生的国家机关，包括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宪法和组织法明确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要依法对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自觉接受人大和人民群众的监督。这些规定为我们在刑事诉讼中探索人民监督提供了法律依据。探索人民监督，就是要把现行人大的宏观的监督，落实到具体的刑事诉讼环节和办案中，用非权力监督制约诉讼权力，防止权力滥用，实现人大宏观与微观监督的统一。当前探索人民监督，就是要在不违背刑事诉讼基本原则、不影响检察机关与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和审判权的情况下,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在立法中引入人民监督的规定，把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同级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工作监督，转化并具体落实到诉讼权力运行的环节，以加强对司法机关刑事诉讼重大权力的监督。2003年10月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十个省市探索推行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把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不服逮捕、撤销案件、不起诉三类案件纳入人民监督员监督范围，加强对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监督，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目前人民监督员制度正在进行地方立法研究阶段，并准备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向全国推广，这不失为一次创新非权力监督制约诉讼公权力的成功尝试。二是要探索建立司法道德监察委员会，专司对检察官和法官违法违纪行为的惩戒。就是要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成立专门的司法道德委员会专司对法官、检察官违纪违规、违反职业道德行为监察的机构。结合中国的国情，笔者认为，可以将这一机构设在人大，由具有人大代表身份，具有良好的品德和声望的法官、检察官、法学专家、社会贤达、知名人士等多人组成。专门受理普通公民对法官、检察官违纪违规、违反职业道德行为等的申诉、控告或投诉，并进行调查处理，实施具体的惩戒，以加强对司法官员权力的监督，增强人民群众对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司法公信力。

第五篇：对“侦防一体化”工作机制的几点思考

对“侦防一体化”工作机制的几点思考

如何把握惩治、预防职务犯罪之间的关系，建立“侦防一体化”工作机制一直是检察机关探索的课题。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总书记对“预防职务犯罪出生产力”的重要论述，给检察机关立足检察职能，打击、预防职务犯罪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是健全切实可行的“侦防一体化”工作机制依然任重而道远，需要检察人员锲而不舍的实践与探索。

一、现实检察工作中侦防一体所面临的问题

（一）重打击轻预防的思想普遍存在。在实践工作中，过于注重查办案件这个“硬指标”，不重视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往往把预防工作仅仅看作是一种“软任务”，打击与预防得不到平衡发展，“侦防一体化”的天平产生了严重的倾斜。

（二）考核机制不合理。我区检察工作绩效量化办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所占的绩效分数为6分，都不及自侦部门的四分之一，这就造成了预防工作在自侦部门眼里远远比不上查案重要，再加上侦查人员预防意识不强，案件侦查终结后直接移送起诉，到年底绩效考评时就出现了为了应付考评而补预防材料的情况，使预防部门工作非常被动。

（三）预防与自侦部门工作配合不到位。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相关检察院各内设机构加强配合的相关文件，但实际上该制度未能很好落实。一方面，自侦部门担心正在办理的案件泄密，不愿向预防部门提供情况，甚至怕预防部门介入其中，影响了案件的正常办理。另一方面，大部分院预防和自侦两部门分别由不同的检察长分管，协调不到位，因而自侦部门在案件预防、检察建议工作的配合、协调方面，自然不积极不主动。

（四）预防部门人员配备不足，预防专业化严重落后。预防工作的主要方式方法是预防调查、犯罪分析、检察建议、警示教育、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等工作，目前，大多数检察机关预防部门由于检察预防队伍人员不足，结构不合理，专业人才和会写作的人员严重缺乏，往往没有专职负责预防工作的人员和领导，甚至出现一人身兼多职的现象，使预防工作没能得到专业化的发展。

二、建立、健全“侦防一体化”工作机制的几点意见

（一）加强工作领导，从组织上保障预防工作有效开展。为保障侦防一体化机制有效畅通，建议各级院成立以检察长为组长，分管检察长为副组长，反贪、反渎和预防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侦防一体领导小组，加强组织领导，并制定相关制度，确保侦防一体化工作机制在组织形式上有效实施。

（二）加强制度保障，重新评议考核机制。建议检察部门重新评议、制定检察工作绩效考核标准，制定更为科学的考评机制与具体考核办法，从制度保障反贪、反渎、预防三部门有效配合和协调，推动惩治、预防职务犯罪的平衡发展。

（三）加强力量保障，增配预防人员。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是检察机关一项综合性业务，更是检察机关面向社会的“窗口”，涉及知识面广，接触社会面广，对预防工作人员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要求较高，为此要注重培训，不断加强预防队伍的专业化建设，提高业务技能，适应预防工作深入发展的要求。

（四）加强工作保障，单列预防工作经费预算。要根据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大对预防工作物力和财力投入，将预防工作经费纳入检察业务经费总体预算内，确保到位，实现经费，物资和技术装备保障与预防工作的深化发展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