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审判权、执行权监督制约机制的几点思考

第一篇：对审判权、执行权监督制约机制的几点思考

对审判权、执行权监督制约机制的几点思考

库伦旗法院研究室副主任 魏东鑫

公正廉洁执法，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也是各级法院队伍建设和反腐倡廉的重点。中共中央在关于《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中提出：要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确保权力正确行使。而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代表国

家行使审判权，审判、执行监督工作应紧紧围绕审判权和执行权的行使来开展。着力构建对审判权、执行权的监督制约机制，确保审判权和执行权的正确行使，是人民法院必须面对并认真研究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下面就现行审判、执行监督工作的重要性、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监督体系构建等方面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审判、执行监督的现实意义

审判、执行权监督制约机制，是近年来法院为加强审判、执行管理工作，发挥监督作用，促进审判、执行工作良性循环发展的一项新的工作机制，关于审判、执行权监督制约机制构建的讨论，对于审判管理工作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审判、执行监督的内涵

作为现代司法理念意义上的审判、执行监督，笔者认为不应仅指来自司法机关自身对审判、执行工作的监督，而是有权主体对法院审判案件工作的全面监督。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由来自社会力量的社会监督和来自法院内部的自我监督两个方面构成。社会监督是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民主党派、法人和公民等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自我监督是指各级法院院长及院内职能部门对本院审判活动的监督、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最高法院对地方各级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监督，但同时又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是自身监督抑或社会监督，目的都在于保证各类案件能够得到公正合理的处理。

（二）法院内部的审判、执行监督制约机制的重要性

法院内部的审判、执行监督制约无疑十分重要，通过内部自律而达到的司法公正远比通过外部监控所达到的司法公正更利于树立司法的权威。如果通过检察院的抗诉、人大的个案监督、新闻舆论的监督之后，法院纠正了一个错误裁判，人们不会认为那是法院司法公正，而只会增加一次法院司法腐败的印象，无需外部监督而达到司法公正，才能真正树立起法院的权威和形象。因此，作为法院来说，首要的是要寻找一种更合理的内部制约机制，防止审判权的滥用，减少和避免问题的出现。

在我国，法官的职业化程度还相当低，与职业化相关联的职业意识、行业规范、伦理准则及行为方式均没有配套成型，以我国法官目前整体的业务素质和道德水准，如果不能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对审判权制约的机制，很难说会出现什么局面，特别是在审判方式改革不断深化、审判组织权力得到落实的今天，对审判权的监督制约不仅必要，而且很迫切。

二、现行审判、执行监督制度主要存在的问题及几点对策

（一）、现行审判、执行监督制度主要存在的问题

1、注重事后的检查、纠正和追究，缺乏对审判权运行过程的合理、有效的控制。对已结案件进行质量检查，按照审判监督程序纠正错误裁判、对违法审判人员进行责任追究，这都是错误裁判生效以后或不良后果造成以后才采取的一种补救措施，这种补救措施并不足以消除已经造成的不良影响。而且，这些措施在有效性和贯彻落实方面也存在许多问题。

2、监督的行政化特征十分明显，不符合审判活动的基本原则。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审理的案件以非法定程序的形式进行监督、指导，下级法院必须执行，庭长、院长、审判委员会对审判组织就具体案件提出的处理意见，审判组织必须执行，这是一种基于级别、职务上的高低而产生的领导和服从关系，与行政机关处埋决定的运作程序极为相似，这种监督的行政化，不符合审判活动的基本原则。

3、外部监督程序不规范。各种外部监督促使再审的案件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检察机关的抗诉监督是诉讼法规定的审判监督方式，而人大、政协、党委等对法院的个案监督，虽然也可归结于广泛意义上的监督，但这些监督途径一方面不加区分地利用了宪法意义上的申诉，无法在诉讼法律中找到相应的适用程序，很难保障程序上的公正性；另一方面将这些部门原来的工作监督推进到个案监督，对个案形成了事实上的多头评价，给当事人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助长了申诉人对待申诉权无限化的倾向，与诉讼法上申请再审权的有限性特征相违背，同时也破坏了国家机关之间权力的基本配置，损害了司法机关乃至整个国家机关体系的权威形象，最终不利于司法公正。

4、职能与力量不相适应。审判监督庭的基本职能是审查已生效的裁判，这一工作本身要求审监工作人员应当具有更高的法律素养和实务经验，而实践中审监工作人员实际配备难以适应其职能需要。工作人员少的问题，在基层法院尤为突出，有的基层法院甚至无法组成一个合议庭。审监工作力量还存在配备不强的问题，审监工作人员中整体学历不高、

第二篇：对加强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的思考

权力问题是党执政的核心问题，也是体现党的先进性的本质问题。纵观古今中外，腐败都是公有权力缺乏必要的监督，运行失控、失衡而被滥用所致。因此，加强权力监督，建立健全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本文试从这方面作些思考和探讨。

一、权力缺乏监督的主要表现

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实践中，对权力的监督软弱无力且漏洞较多，不愿监督、不敢监督、不去监督、无法监督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职权与职责不明确、不对等。现实中，许多人“官念”越来越浓，总认为当官相对其他职业风险小、回报大，并且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尊严。权力与责任不明确，给一些玩弄权术者创造了条件和机会；权力与责任不对等，权力大于责任，导致监督无法适从。

2、监督职责和监督权威相脱节。由于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不合理的配置，导致权力运行监督的软肋。一直以来，我们部分党政机关，特别是执法部门机关都设有纪检监察机构，担负着本部门、本单位的监督重任，从监督者的知情能力来看这种设置是合理的。然而这些纪检监察机构从属于本部门、本单位，人权、财权均掌握在部门领导手中。试想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对本部门、本单位的监督还能做到强有力吗？在多数情况下，单位部门领导出于自身的职责和政绩考虑，对于本部门、本单位出现的问题往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尽可能地“内部处理”。这在一些条管单位中显得尤为突出。

3、现有的监督机制在实践中遭遇难题，缺乏权威性。建国以来，我们逐步建立起由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党内监督、舆论监督、政协和民主党派监督、人大监督等所构成的监督体系。从理论上来看这一体系是完备的。但在现行监督体制和机制下，这些形式的监督，其作用的发挥往往是非常有限的。长期以来我们的党政监督存在着体制性的障碍。专门的监督机构缺乏应有的地位和独立性。不仅是纪检监察实行双重领导，而且司法监督、人大监督在实际监督过程中也同样受到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掣肘，而舆论监督更是缺乏相应的法律支撑。

4、维护党内制度的严肃性失之于宽、失之于软，权力运行过程缺乏有效的程序制约和保障。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在有些单位流于形式。一些领导干部独断专行，不尊重班子成员的意见，任意越权包揽；有的班子成员原则性差，看领导眼色行事，使一些错误意见也能通过合法程序。对抵制、干扰和破坏党内监督的行为，目前尚无可操作性的规定及检查的标准，给少数人以权谋私提供了条件。

5、法制不健全。监督制约权力的法律还存在不少疏漏和缺失，这就造成了法律对部分权力的制约上存有空档。现行的法律、法规、规章、条例中有关自由裁量的范围、幅度弹性过大，使公务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过程中，容易受到判断标准、感情取向、甚至权钱交易等外在因素影响，造成执法中的滥用职权和显失公正。对惩治性的事后监督比较重视，防范性的事前事中的监督比较薄弱。同时，在关于权力监督的问题上，至今没有一部专门的较为完备的监督法。

二、建立健全权力运行监督机制的几点思考

建立健全权力运行监督机制，是一个涉及面广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对权力制约机制进行具体化、精密化的设计，使之运转合理，制约有力。

（一）建立宣传教育机制，端正权力意识

正确的权力观，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在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宣传教育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一要实行跟踪式教育。要把权力观教育贯穿到干部培养、成长、成熟的全过程和考察、提拔、使用的每一个环节，准确把握干部在特定时期和特定环境的思想动态，认真研究权力观形成和发生变化的规律，分别制定长期的和阶段性教育规划，有的放矢地抓教育，使公共权力观真正入心入脑。二要实行开放式教育。正确权力观的形成，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必须拓宽教育渠道，整合教育资源，建立组织教育、单位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等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相互渗透的开放式教育格局，增强干部对权力的理性认识，把党纪国法以及道德规范对权力观的要求内化为自觉行为。三要实行分层次教育。根据各级领导干部、普通党员干部所处地位和环境，在教育内容、教育形式的选择上也要各有侧重、增强权力观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比如，在正确处理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上，对领导干部要着眼于提高接受监督的意识，选择相应的教育内容和形式；对普通干部要着眼于提高敢于监督、善于监督的能力，选择相应的教育内容和形式。四要引导大家正确理解得与失的关系，算好人生“七笔账”。算好“政治账”，志高方能致远；算好“经济账”，勤耕方才富足；算好“名誉账”，清廉方能扬名；算好“家庭账”，守身方能家园；算好“亲情账”，品高方能会友；算好“自由账”，自律方能无拘；算好

“健康账”，心良方能体壮。

（二）建立制度防范机制，规范用权行为

制度建设具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首先要明确各部门、单位的职能、职责、职权、程序、时效等，按照法规政策的规定进行清理，并重点对单位主要领导干部、关键岗位、人财物管理等方面的职责权限进行清理审核确认。其次，根据权力与责任对等原则，实行定岗、定员、定权、定责。其三，设置权力运行流程图，明确流程各环节的责任人、监督方式，构建一个完整的权力规范、行使和监督体系。必须把制度建设贯穿到权力运行的全过程，并通过不断完善和创新，确保权力始终沿着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运行。一是要增强制度的系统性。在内容设计上，要围绕权力运行容易出现问题的环节和部位，按照明确具体、可操作、管用的要求，重点健全党务、政务、村务和财务工作制度，加强“人、财、物、事”四权运行的规范、约束和监督。在结构设计上，要做到总体制度和实施细则相配套，实体性制度与程序性制度相配套，发挥制度建设的整体合力，形成各种权力相互制衡的格局。二是要维护制度的权威性。要加大制度的执行力度，切实做到有令则行，令行禁止，严格按制度规定行使权力；要加强制度落实的督办检查，纪检监察机关和负有监督职责的相关职能部门要紧密配合，形成监督合力，定期不定期对干部执行制度的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对违反制度的要采取组织措施、纪律措施等（不搞下不为例，发现一起处理一起）予以严肃处理；对在制度贯彻落实、监督管理上负有重大责任的主要领导和相关责任人要严格实施责任追究。三是要保持制度的先进性。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和改革的不断深入，权力运行将呈现出新的形式、新的特点和新的规律，必须与时俱进，加强对这些新形式、新特点和新规律的研究，把继承和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在总结成功经验和借鉴有益作法的基础上，探索建立有效监督制约权力运行的新机制新体制。四是要研究探索制度的预警性。与时俱进是制度的基本要求,而前瞻性和预警性是制度的本质要求。亡羊补牢毕竟造成了损失，应该说不是我们设计制度的最终目的。一项政策或举措出台后会引起人们在思想上、行为上的哪些“异”动，必须要有一个事前的研究和预测，为制度设计提供参考依据。

目前在监督制约权力运行方面，应当加强建立健全和切实执行以下制度：

1、基层党委“重大事项票决制”，增加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凡涉及重大决策、重要工程、人事任免和大额资金安排等事项全部采取党委（党组）成员无记名投票表决形式进行，进一步健全基层党委重大问题民主决策机制，扩大党内民主，强化对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对“一把手”的权力制约，提高基层党委班子整体执政能力。这项制度的执行，要作为上级党组对下级党组巡视的主要内容之一。

2、党政正职“届中经济责任定期审计制”，防止权力异化。积极推行党政正职届中经济责任审计，实现由“离任审计”向“全程审计”的转变。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在任期届满或任期内办理提任、调任、轮岗、退休、辞职、机构裁撤合并前都必须进行经济责任审计，而且要先免后审。对重点部门和群众反映较大，意见比较集中的领导干部可由组织部门协调审计部门进行审计。届中审计的结果作为评价、使用、奖惩干部的重要依据。同时，要加强对审计工作责任追究制的制定和执行，杜绝人情审计、关系审计、不负责任审计、不依法审计。

要改进评价办法，增强可操作性。为了充分利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成果，发挥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在加强干部监督管理中的作用，迫切需要改进评价方法及标准，增强可操作性。经济责任审计量化评价办法基本思路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定量评价部分；定性评价部分和存在主要问题。对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评价实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办法进行。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定量评价分值为100分，按照下列要素进行量化评价：①主要经济工作指数完成情况20分；②财务管理情况30分；③重大经济决策的合规性、合法性及实施结果20分；④领导干部遵守财经法规和廉政规定10分；⑤审计查明的问题20分。定性评价分为四个等次：好（90—100分）、较好（80—89分）、一般（60—79分）、较差（59分以下）。当审计查明被审计单位（不含下属单位）同时存在下列两条以上问题的，定性评价确定为“较差”等次：①私设小金库，乱支乱用；②单位内部发生违反财经纪律行为受党纪国法处理的；③截留挪用财政专项资金的；④在国有、公用资产处置过程中违规操作造成重大损失的。根据出具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结果报告和审计决定书、审计建议书、移送处理书，按照量化评价标准进行打分，确定其标准评价等次。

3、试行重点、热点单位“一把手”选任、定期交流制，防止“带病上岗”和打破权力垄断。对重点、热点单位“一把手”的选任，应严把考察关，在集中考核的基础上，每个职位实行差额考察（不少于3人），重点是到曾经工作过和居住过的地方找知情人个别深入了解和核实情况。知情人应具有代表性，忌事先通知、兴师动众，注意保密。通过优中选优、精中选尖，尽力防止“带病上岗”。加大对掌握管人、管钱、管工程、管审批等权力的干部交流力度，对部分热点单位主要领导采取定期交流换岗，重新洗牌，每三年调整换岗一次，根据工作表现把每个领导干部都尽可能地调整到最适合其能力特点的岗位上去，做到“人岗相适”，打破“重要单位”领导长期“坐庄”的局面。同时，也有利于激发各单位主要领导的奋斗热情，激励竞争。有利于完善干部淘汰机制，以“换”代“下”，逐步淘汰，解决领导干部“下”的问题。对经组织考核被确定为不称职的干部，坚决从现有的领导岗位上调整出来。逐步实现重要部门、关键岗位干部轮岗交流制度化。

4、完善“干部监督网络制”，延伸干部监督的触角。进一步整合纪检、组织、检察、审计、计划、统计、财政、工商、信访等部门对干部勤政廉政的监督信息资源，增加监督的透视点。从对干部8小时内的监督向8小时以外延伸，从干部的工作圈向生活圈延伸，前移监督关口，多角度监督、多侧面考察干部勤廉表现，便于及时发现问题。同时，聘请社会各界有正义感的人士作为监督员，公布干部监督举报电话号码、电子信箱。通过举报电话和干部监督网，随时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和举报，保证干部监督渠道的畅通。

5、建立“干部监督预警机制”，防微杜渐。以教育为主、预防为主、事前监督为主，通过内警系统和外警系统的协调、双向运作，实现工作的着力点由事后惩戒向事前监督转变，不断强化对领导干部的日常监督。在严格执行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的基础上，结合领导干部生活、社交圈的表现，不断规范申报内容、申报程序和申报时限。同时，建立科级单位“党政一把手亲属重大事项档案”。对党政一把手亲属的重大事项实行登记备案，登记的内容包括党政一把手家庭成员婚丧嫁娶、工作调动、提升晋级、迁新居、建房、分房、购房以及参与建设工程招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房地产开发、经商办企业等经营活动的相关情况；防止领导干部借亲属之名，变相以权谋私，接受群众监督，增加干部监督的开放程度，增强领导干部主动接受监督和自我约束、自我防范的意识，逐步养成在监督中工作的习惯。健全“领导干部考察考评结果反馈制度”。加大干部考察监督的力度，使干部考察考评结果更好地运用于干部教育、监督和管理工作，在干部考察结束后的两个月内反馈考察测评结果。反馈内容包括群众对干部本人德能勤绩廉学等方面素质评价情况，对干部的综合评价、任职建议，以及考察中意见比较集中的问题进行诫勉谈话，达到预警效果。

（三）建立考核评价机制，提高用权绩效

从本质上讲，共产党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群众赋予的，权力运用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必须加强“三个结合”，建立与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相适应的考核评价机制，提高权力运用的质量和效益。一是领导评价与群众评价相结合。干部权力运用是好是坏、政绩是高是低，不能单独由上级领导下结论，必须充分尊重群众意见，高度重视群众评价。要切实保障群众在干部考核评价中的知情权、参与权、表决权，把上级评价和群众评价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一同纳入干部评先评优、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据，通过建立健全上级满意、群众称道的双重评价标准，形成正确的用权导向。二是集中考核与日常考核相结合。建立权力运行台账或监督卡，对各级各部门领导干部履行岗位职责、兴办实事、解决突出问题等与运用权力有关的情况，同时，既到现工作单位考察，又到曾经工作过的单位和住所考察，找知情人了解情况，认真记载，深入调查核实，实行集中考核结果与日常考评结果综合运用，既加强过程监督，又加强结果监督，改变以往重结果，轻过程的作法，及时纠偏防误，杜绝权力“寻租”现象的发生，尽量降低权力运行的成本。三是定量考核与定性考核相结合。把权利运行产生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筹起来考虑，既充分肯定用数字反映出来的显而易见的政绩，又科学评价打基础、管长远的工作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潜在政绩，还要客观评价，因条件具备，不努力作为而错失机遇，影响当时和此后一个时期发展的负面政绩。同时，建立健全干部考核责任追究制，确保考核评价的客观公正性。

（四）建立责任追究机制，治理用权失误

权力运行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探索前进的，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各种失误。必须区别不同情况、不同性质，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对各种失误进行有效治理，确保权力运行始终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对由于疏忽大意或水平不高、用权不当造成失误并勇于承担责任的，要采取批评教育方式，引导权力人从个人能力、个人作风、个人德行等方面找原因，责令其限期改正，尽量把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对滥用权力造成失误，不从主观上找原因，故意推卸责任或相互推诿责任，或制造假相欺骗组织和群众的，要采取组织措施、纪律措施严肃处理，对损害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利益的各种“渎职”行为，触犯法律的，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五）理顺监督机制，切实保障各监督主体充分协调发挥作用

目前，普遍存在的“监督无力”现象，与我们拥有形式多样的各种监督是极不相称的。究其原因，监督者不能实施有效监督，并非监督者主观上的不想监督，而是客观上的无法进行监督。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监督者缺乏监督所需要的权力，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监督者与被监督者权力的对等程度的判断标准，权力对比程度越高，监督越有效；程度越低，监督越无效。而实现权力的对等就必须改革权力架构理顺监督机制，使监督者享有充分的权力，避免其权力被已经滥用了的权力所左右或架空。

首先，必须增强专门监督机关——纪检监察部门的权威性，改革权力架构，通过立法的形式来保障其监督的抗干扰能力和独立性，必须明确规定纪委履行职责所必须有的规范、干部职权、执纪权限，明确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任免干部、部署工作、业务领导的权力，使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具体化、制度化，具有权威性。其次，必须大力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保证司法机关——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屏障真正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监督。第三，要切实保障公民的检举权、控告权和申述权，保护群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第四，要重视和支持新闻舆论监督，尽快制定“新闻法”，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第五，要进一步强化民主监督。加强和改进人大对“一府两 院”的监督，把权力运作和廉政情况的审议、监督作为审议工作报告时的重点内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可以建立廉政委员会。同时，畅通社会协商对话渠道，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领导干部权力运行的民主监督作用。第六，要进一步强化对监督者的监督。监督权的异化，即监督者自身权力运行的不正当，是当前监督工作中出现的一个危害极大的不良现象，严重影响监督工作的权威和有效性。必须加大对有监督职权的部门，特别是纪检、监察、检察、法院等监督职能部门的监督力度，严格查处这些部门监督不公或滥用监督权力谋取单位和个人利益的不良行为，促使监督部门尽职尽责公道正派地行使监督权力。总之，我们必须不断地通过体制创新，通过加快立法，使各个监督主体、各种监督形式充分发挥其监督作用，使广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树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观念，确保权力的正确行使。

（六）加快权力运行的法制建设

惩治腐败，建设廉政是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需要运用教育的、行政的、法律的多种手段，而在这诸多的手段中，法律无疑是最为有效的手段。为此，必须加强廉政法制化建设，树立法律权威，把廉政建设的立足点放在不以个人品质和意志为转移，从而保证社会控制、廉政建设的制度化、经常化和有序化。

首先，要大力加强和完善廉政立法。要以法律形式明确界定是非，用客观标准确认廉政、腐败的内含和处延，用法律法规衡量国家公务人员是否违背人民的意志，是否有违法乱纪、徇私舞弊等腐败行为。廉政立法的目的在于规范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行为，这是将廉政建设纳入法制化轨道的前提条件和重要环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了一百多个法律、法规性文件及政策性文件。这些法律法规和政策，就总体而言，属于法律规定的不多，政策性规定占据主要地位；缺乏整体性和配套性；应急性多，稳定性少；惩罚性规定较多，预防性规定较少；原则性强，操作性差。因此，从总体上看，我国的廉政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不能适应反腐败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完善廉政立法，我们应当根据我国的国情，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尽快制定《廉政法》、《反贪污贿赂法》、《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经济活动实名法》等，以便把廉政以及监督机关的职能、权力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明确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禁止做的，违反了就要受到什么样的处罚，是公职人员必须遵守的具体规范，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衡。除了重视制定有关事后惩戒性的法规外，更要加强预防性法规的制定，逐步建立起一套严密的严格的廉政法律体系。

其次，要严格执法。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为了运用它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维护和发展正常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因此，再好的法律，如果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实现也会失去存在的价值。一般意义上的法的实施，一方面要求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必须守法。另一方面要求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严格执行法律，适应法律，从而保证法的实现。这就要求我们破除“教育从严，处理从宽”的传统意识，坚持教育惩处并重，把惩处腐败分子作为从严治党、从严治政，从严治“长”的重要措施来抓。在惩治腐败的过程中，我们要严格执纪执法，绝不允许存在“空档”、“特区”，不能搞上下有别，内外有别。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同样，对于违反法律的，也不管是什么人，一律严惩。既要实行法纪、党纪、政纪严惩，又要实行经济制裁，使其财、位、权三空，够不上纪律处分的，要变动其岗位，改变其谋私的条件和环境，借以有效地警戒后人，使人望贪却步。

第三篇：对刑事诉讼监督制约机制问题的几点思考

为了惩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公平正义。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诉，应当分工负责，互相制约，互相配合，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并在诉讼各环节中明确了相互监督制约措施和方法，从而确立了监督制约机制，使刑事诉讼法的功能作用得到了较好的发挥。但在诉讼实践中，也暴露出一系列突出问题，如司法人员违法办案、非法取证、徇私舞弊、滥用职权、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侵权渎职问题至今仍屡禁不止，有的甚至还非常严重。这些问题出现从一个侧面较为真实地反映了我们当前刑事诉讼监督制约不力的现状，也为我们有针对性地完善刑事诉讼监督制约程序指明了方向。完善刑事诉讼监督制约程序，笔者认为，应当根据刑事诉讼监督制约程序的实际，在现行宪政体制和法律框架下，着力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监督乏力、制约失衡的问题。

现行刑事诉讼法总则第一章规定了公检法三机关职权划分和权力活动的基本原则，第二章又进一步明确了三机关受理案件的管辖范围，第三章回避、第四章辩护与代理、第五章证据、第六章强制措施又先后对三机关的回避决定权、告知辩护权、批准或许可聘请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等作了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二编立案、侦查、提起公诉、第三编审判、第四编执行又分别对各诉讼环节公检法三机关的权力配置，特别是彼此之间的监督制约作了更深入的规定。这些规定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较好地保障了诉讼权力的依法正确行使和刑事诉讼任务的实现。但这些规定并非尽善尽美，目前在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都面临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规定过于简约而不够具体，缺乏一些应予规定的监督制约操作规范。如人民法院受理的自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如何监督就缺乏明确的规定。由于缺乏具体的监督制约措施和方法，监督者于法无据，被监督者欲规避监督，其监督制约的力度就可想而知。

二是缺乏违反监督制约机制的法律后果，致使监督制约机制软弱无力，刚性不强。如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是一条完整的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立案监督制约的规定，“检察机关发现应当立案案件后，有权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认为公安机关理由不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但若公安机关不立案，却没有后续手段和措施，即没有违反法定职责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尽管刑事诉讼法作了许多禁止规定，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后果，其监督制约作用就难以有效发挥。

因此，要充分发挥监督制约机制的作用，笔者认为，应当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权力配置和监督制约现状，重新合理配置诉讼权力。弥补权力监督制约漏洞，增强权力监督制约力度。

1、要转变诉讼立法思想，体现人权保护的宪法原则。就是要认识到对刑事诉讼公权力的监督制约始终是世界各国诉讼立法不变的议题和核心，明确刑事诉讼法的公法性质和诉讼公权力相对于私权的强权性和不平等性。为此，在立法中必须坚持权力监督制约的原则，防止在目的和任务的驱使下，滥用公权力，直接侵害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前在诉讼立法中，尤其要注意转变传统的打击工具论的立法思想，变“打击为重”为“打击与保护并重”。要根据人权保障的宪法原则要求，重新摆正公检法三机关关系，突出权力监督制约，实行分工负责下的互相制约、互相配合原则，以指导诉讼立法和诉讼权力的具体配置，最终实现在打击犯罪中保护人权，在保护人权中更好地惩治犯罪，维护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2、要加强对诉讼实体权与程序权的监督制约。在刑事诉讼中，公安司法机关是重要的诉讼主体，处于诉讼主导地位，履行着控诉和审判犯罪等重要职能，其诉讼中实体权和程序权的行使会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合法权益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保障非主导方诉讼当事人的权益，必须加强对诉讼主导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具体来讲就是要弥补现行立法中诉讼实体权与程序权监督制约的漏洞，通过完善细化操作规范，强化监督制约力度。笔者认为，有权力就应当有监督制约，尤其是要用权力来监督制约权力。无论是诉讼程序权还是实体权都是刑事诉讼任务实现必备的权力，因此其立法的标准是一致的，不能有所偏废，有的完备，有的粗疏（前提是不违背诉讼立法确立的基本原则）。立法标准应当是赋予一方权力，权力方就有履行义务职责规定，相对方就应当有法定的权力制约办法，以保证监督制约权力方与相对方的平衡。特别是要增强监督制约的刚性，在修改刑事诉讼法中明确各诉讼权力主体违反法定义务、滥用法定职权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有效防止监督制约不力。当前尤其是要明确对违反诉讼时限、违反管辖、回避规定、违反告知义务、违反批准许可聘请律师、会见律师义务等程序的责任追究规定，保证诉讼当事人最基本的诉讼权利，实现诉讼程序正义。

二、关于检察监督的问题。

检察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根据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依法对刑事、民事、经济和行政法律的监督。狭义的检察监督仅指刑事法律监督，即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赋予的职权对刑事立案、侦查、审判和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完善检察监督就是要根据现行刑事法律监督的现状，紧紧抓住诉讼实践中一些难点、焦点问题，有针对性地完备诉讼立法。从现行刑事诉讼法有关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的规定来看，有以下特点：一是重原则规范轻具体规定。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的规定非常笼统和原则，不仅总则规定较原则，而且许多具体的诉讼环节的法律监督规定也较为原则。如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监督方式的规定，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捕工作中，如果发现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况，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纠正，公安机关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第一百三十七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案件时，必须查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必要的时候，人民检察院可以派员参加公安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这些监督方式的规定非常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不得不依靠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各自制定相应的诉讼规则来衔接和落实。二是重事后监督轻事前监督、同步监督。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检察监督的规定，除了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二条死刑临场监督和对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的庭审活动实施的是同步监督（事实上纠正意见仍然是在庭审后提出）外，其他检察监督规定多为事后监督。三是重诉讼实体权监督轻程序权监督。现行刑事诉讼法把人民检察院对公安司法机关监督的重点放在了这些机关诉讼实体权的规定上，对这些机关诉讼程序权的监督大多重视不够。如对人民法院审判程序的监督，仅有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非常原则的规定。而对涉及被告人实体权的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刑事判决、裁定的抗诉监督，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却非常详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条、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二百零五条、二百零七条等众多条文对抗诉的条件、抗诉的审理都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同样人民检察院对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规定也是如此，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涉及罪犯实体权的监督规定较细，而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活动是否合法等程序问题的监督则较粗。因此，完善检察监督必须清醒地认识这些监督规定的特点及可能对现行检察监督的影响，紧紧抓住检察监督不力的症结，通过完善薄弱点、明晰分歧点，加强监督刚性，确保监督力。

1、要完备事后监督与事前监督、同步监督。就是要根据刑事诉讼法对公检法三机关的职能定位，以及诉讼中公权力对诉讼当事人权利的不同影响，科学定位现行检察监督，合理界定检察机关对公安、法院事后监督与事前监督、同步监督的范围。笔者认为，在刑事诉讼立法中可以大致明确检察机关对公安、法院诉讼程序问题的监督以事前监督、同步监督为主，以事后监督为辅。而对诉讼实体问题的监督，则可以考虑以事后监督为主，事前监督、同步监督为辅。在具体的诉讼立法活动中，当前就是要坚持两种监督统一，根据现行刑事诉讼监督立法现状，有重点地把能够实施事前监督或同步监督的对诉讼实体问题的事后监督规定予以适当修改，把对程序问题的事后监督尽可能修改为事前监督、同步监督。如对逮捕羁押期限等诉讼时限的监督，检察机关完全可以从事后监督转为实施事前、同步监督。

2、要改进侦查、审判与执行监督。一是要进一步加强对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活动的监督。在修改刑事诉讼法中建议专门增加一条“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不应立案侦查而立案侦查的，或者公安机关立而不侦、消极侦查的案件的监督”。同时还应当加强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作出撤案决定的监督，建议修改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明确公安机关决定撤销案件的，应当将撤销案件决定书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应撤销案件的，公安机关应当重新复查。此外，还应当进一步明确和完善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等强制措施执行和变更的监督。二是要统一对违法情况检察监督的标准。建议以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违法情况监督纠正的规定为标准，对现行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违反诉讼程序、执行机关执行刑罚活动的监督规定予以修改。建议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违反法律规定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人民法院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将第二百二十四条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如果发现有违法的情况，应当通知执行机关纠正，执行机关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以保证刑事诉讼法对违法情况检察监督规定前后一致性。三是要进一步细化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审判活动、对执行机关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就是要在修改刑事诉讼法中详细列明人民检察院监督纠正的主要违法行为及其监督纠正的程序和方法，把现行在人民检察院诉讼规则中的单方监督规定，具体上升到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中，以统一各家对检察监督的认识。当前尤其是要细化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一条抗诉规定，详细列明“人民检察院认为本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具体情形，防止检察机关与法院认识分歧，导致监督难以落实。

3、要着力强化履职监督。就是要解决现行检察监督不力的问题，防止检察机关应履行职责而不履行职责，应当监督而不监督发生。在当前《监督法》尚未出台，对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和接受监督规范的情况下，建议在刑事诉讼立法中设专章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监管执行机关违反诉讼法定职责义务的法律责任。一是要明确不作为的法律责任。如对符合受理条件或管辖的案件，应当受理而不予受理；应当履行告知义务，而不履行告知义务；应当批准许可辩护律师聘请、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不批准、不许可等。二是要明确越权行为的法律责任。如公安侦查机关滥用职权不应立案而立案、违法搜查扣押、冻结、违反法定办案时限超期羁押等的法律责任。三是要明确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刑事诉讼中涉嫌受贿、徇私枉法等职务犯罪行为的法律责任。在具体的立法活动中，当前要突出重点加强对检察机关履职监督，明确检察机关不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法律责任。具体来讲可以在立法中规定“检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或监督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其上级检察机关或纪检、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人员，依照检察官法等的规定予以惩戒；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用法律手段来监督推进检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正确履行监督职责，做到能监督、敢监督、真监督，不辱使命。

三、关于非权力监督制约的问题。

非权力是相对于权力而言的。在刑事诉讼中，权力主要是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来行使，而非权力则由公安司法机关以外的其他诉讼主体(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自诉人、证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来行使。在刑事诉讼中，权力与非权力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一方面权力要主导制约作用非权力，另一方面非权力又要监督制约反作用于权力。因此，完善刑事诉讼非权力监督制约就是要正确认识权力与非权力的辩证关系，自觉摆正非权力监督制约的诉讼位置，通过加强非权力监督制约，改进权力机关接受非权力监督制约的规定来保障诉讼权力的依法正确行使。

1、要完善非权力监督制约，最大限度地保障诉讼当事人获得救济。完善非权力监督制约就是要在诉讼立法中充分赋予诉讼当事人救济的权利，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力能得到落实。如在立法中可以赋予诉讼当事人对违法取证的投诉、举报权利。对执行机关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可以赋予罪犯约见检察官的权利，以保障其合法权利不受侵犯。要进一步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加强辩护律师权利行使的保障，充分发挥律师在诉讼中的作用。同时，还应当明确只要法律赋予了诉讼当事人及其他参与人权利，作为权利的相对方就应当有法定义务来保障其权利落实，在诉讼立法中就应当有相应的具体规定来体现。如刑事诉讼法第三十条“对驳回申请回避的决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可以申请复议一次。”的规定，在立法中就应当明确诉讼中公安司法机关的义务，在该条文后增加“相关机关应当在法定时限内作出维持或撤销原决定”的规定。当前完善非权力监督制约，尤其是要注意把完善诉讼立法的重点放在规制和明晰权力机关对诉讼当事人权利保障上。一是明晰公安司法机关相关的责任规定。如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申请取保候审。”，就应当明确“批准机关不予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同样第六十四条关于拘留后通知的规定，就应当明确“对应通知而未通知的，被拘留人的家属有权要求检察机关和上级公安机关纠正”。对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关于保证人罚款的决定，应当在立法中赋予保证人申诉的权利。二是增强权力机关的主动性，尽可能将对当事人权利保障的后置规定，改为前置规定，以保障诉讼当事人权利得到落实。如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关于人民法院开庭时告知当事人申请合议庭组成人员、书记员等的回避问题，在修改刑事诉讼法中可以将告知权利前置，修改为在开庭十日以前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告知被告人，以最大程度地保障诉讼当事人权利。三是尽可能做到权力行使公开。２004年6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向社会公开宣布，减刑、假释案件实行公示制度和公开听证制度。这是人民法院自觉把权力置于人民群众监督下，用“阳光”政策来杜绝防止违法减刑、假释的体现。因此，在修改刑事诉讼法中应当适时把权力公开这一原则融入具体规定中，使得诉讼立法权力与监督相伴而生。

2、要创新非权力监督制约制度，加强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公权力的监督制约。一是要探索人民监督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有权依法监督由其产生的国家机关，包括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宪法和组织法明确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要依法对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自觉接受人大和人民群众的监督。这些规定为我们在刑事诉讼中探索人民监督提供了法律依据。探索人民监督，就是要把现行人大的宏观的监督，落实到具体的刑事诉讼环节和办案中，用非权力监督制约诉讼权力，防止权力滥用，实现人大宏观与微观监督的统一。当前探索人民监督，就是要在不违背刑事诉讼基本原则、不影响检察机关与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和审判权的情况下,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在立法中引入人民监督的规定，把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同级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工作监督，转化并具体落实到诉讼权力运行的环节，以加强对司法机关刑事诉讼重大权力的监督。2003年10月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十个省市探索推行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把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不服逮捕、撤销案件、不起诉三类案件纳入人民监督员监督范围，加强对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监督，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目前人民监督员制度正在进行地方立法研究阶段，并准备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向全国推广，这不失为一次创新非权力监督制约诉讼公权力的成功尝试。二是要探索建立司法道德监察委员会，专司对检察官和法官违法违纪行为的惩戒。就是要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成立专门的司法道德委员会专司对法官、检察官违纪违规、违反职业道德行为监察的机构。结合中国的国情，笔者认为，可以将这一机构设在人大，由具有人大代表身份，具有良好的品德和声望的法官、检察官、法学专家、社会贤达、知名人士等多人组成。专门受理普通公民对法官、检察官违纪违规、违反职业道德行为等的申诉、控告或投诉，并进行调查处理，实施具体的惩戒，以加强对司法官员权力的监督，增强人民群众对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司法公信力。

第四篇：关于强化“两权”监督制约的思考

对进一步做好“两权”监督检查的思考

临县地税局

加强对税收执法权和行政管理权的监督检查（以下简称“两权”监督检查），是税务系统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重要举措，这一机制的实施，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拓宽了新思路，开辟了新途径，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深化“两权”监督检查，对于提高地税系统的党风廉政建设水平，全面完成税收工作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对“两权”监督检查的理性认识

（一）深化“两权”监督检查是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关键环节

失去监督的权力，是腐败产生的主要根源。地税干部处在社会改革的浪尖上和各种利益矛盾的焦点上，接触的是形形色色的人，面临的是各种利益的诱惑，稍有不慎，极有可能陷入以权谋私的泥潭。因此，预防和治理腐败必须改变过去传统做法，应在治官、治权、控权上下功夫。通过对“两权”运行的全过程进行全方位的监控，让一些想搞腐败的人失去机会、失去空间、失去条件，从而达到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目的。

（二）深化“两权”监督是实现地税系统内部管理规范 化、科学化的根本保证

税务机关发生的税款流失、混库、经费管理不规范等违纪现象，虽然其起因多种多样，但疏于管理，行为不规范，是诱发上述问题的主要根源。通过“两权”监督检查，可以使各级地税机关和地税干部努力实现管理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在执法和行政工作中处处依法办事。从源头上堵塞各种漏洞，从根本上铲除权力滥用的土壤和条件。“两权”监督检查，涵盖了税务机关对外执法、对内行政的方方面面，抓好“两权”监督检查有助于关口前移，保证依法治权目标的实现。

（三）深化“两权”监督检查是切实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有效途径

“两权”监督检查一个重要内容是通过建立结构合理、配制科学、程序严密的权力监督机制，完善互相制约、上下联动、内外结合的权力监督网络，进行分解权力、规范权力、监督权力，确保各级地税干部真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使用手中权力。“两权”监督的最重要环节是必须加大教育力度，通过运用各种教育手段，使每个地税干部成为“两权”监督检查的实践者和执行者，同时在“两权”监督检查中把治标与治本、教育与管理、自律与监督、预防与纠正、惩戒与保护紧密结合起来，干部在监督和制约中得到锻炼、受到教育和保护，使地税队伍的整体素质得到提高。

二、对“两权”监督检查实施效果的基本评估近两年来，我县地税根据市局的部署和要求，积极开展了“两权” 监督工作。

（一）近几年来我局“两权”监督检查开展情况 根据新时期经济税收发展形势和地税部门反腐倡廉环境的深刻变化，我局不断创新和规范“两权”监督模式和机制，积极开展“两权”监督检查，有效推进了全县地税系统税收执法权和行政管理权的规范运行。

一是制定操作流程，规范操作程序。我们在开展“两权”监督检查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根据省局“两权”监督检查《实施方案》制定出台了《临县地税局“两权”监督操作流程》，规范了“两权”监督工作程序，明确了“两权”监督检查的主要内容，严格了“两权”监督检查的文书式样，使“两权”监督工作步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

二是认真自查自纠，严格行政问责。根据省市局安排，我们连续两年在全系统开展了“两权”监督自查自纠。县局专门抽调六名业务能手，经过查前培训后，由纪检组长带队，对全局七个股室、三个直属单位和九个基层税务所进行了集中监督检查。重点对税源管理、税款征收、发票代开、税务稽查、票证管理、违章处罚和资产管理、经费支出、选人用人等“两权”运行问题多发易发的环节进行了监督检查。针对检查出的12类税收执法权方面的问题、6类行政管理权方 面的问题和4类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抽查复核，提交县局党组，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责任追究。分别对4人次作了通报批评、岗位调整等处理；对发现的欠缴漏缴税费进行了限期追缴。

三是根据检查发现的薄弱环节和管理漏洞，迅速整改补救，完善相关制度。在查检中发现的因政策、监管机制、制度缺陷等客观原因而形成的共性问题，我们组织有关股室进行整章建制、规范管理、跟踪监督，先后出台和修订了11项管理制度，使“两权”监督有章可循。

“两权”监督自查自纠工作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

一是“两权”监督共识基本形成，主动性、自觉性有待加强

随着“两权”监督检查工作的深入开展，广大地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普遍树立起了政治意识、责任意识、领导负总责意识和谁主管谁负责意识，监督和接受监督的意识明显提高。但是，也有个别单位对开展“两权”监督检查工作存在畏难情绪和等、靠心理；个别领导干部缺乏接受监督的自觉性；有的片面认为“两权”监督检查工作是纪检监察部门的事情，缺乏积极配合、主动工作的意识，影响了监督制约效果。

二是监督制约机制基本建成，整体合力有待提高 我们根据市局对“两权”监督检查工作的总体要求，结合实际，将“两权” 监督制约的责任主体划分为决策层、执行层、操作层三个层面，落实了岗位责任体系，同时还建立了“两权”监督检查考核体系和“两权”监督检查责任追究体系。确保了“两权”监督检查工作的健康顺利发展。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许多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有的单位监督职责不明确，监督制约机制软弱。有的制度缺乏可操作性、针对性、强制性和权威性，宏观监督制约规定多，微观监督制约规定少；事后监督制约规定多，事前、事中监督制约规定少；对下监督制约规定多，对上监督制约规定少；弹性监督制约规定多，刚性监督制约规定少；出了问题，共担责任多，将“板子”打到具体人身上少；有的制定了一些经济处罚措施，但没有政策依据，缺乏严肃性。

三是监控范围基本有数，工作力度、深度有待加大 在落实“两权”监督检查过程中，对“两权”运行中的征收、管理、稽查、处罚和人事、财务、资产、基建管理及政府采购等重要环节确立了若干个监控点，确定了机关、基层领导和重点部位、环节的人员为监督制约的重点人员，抓紧不放松，取得了较好效果。但从实际情况看，在谁来监督、如何监督问题上职责不够明确，很难在监督制约力度和深度上有大的突破。有时，往往重视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忽视下级对上级的监督；重视对一般执法行为的监督，忽视对领导 干部行政行为的监督。

四是监控手段基本适应，科技含量有待提高

我们以税收信息化建设为依托，从改革体制、机制、制度入手，严密监控权力，在科技制权、监权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目前监督制约的措施和办法还不能完全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监督制约手段的科技含量较低，开发需求滞后于业务需求，业务部门和纪检监察部门的信息交流、信息反馈存在薄弱环节，信息不能共享，监控网络的作用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

三、推进机制创新，强化“两权”监督检查的深人思考

“两权”监督工作涉及面广，难度大，为适应新形势，深化和完善“两权”监督工作，必须在落实“五个机制”（即教育倡廉机制、治本兴廉机制、监督律廉机制、责任保廉机制、惩处严廉机制）上下功夫。

（一）坚持以提高素质为根本，建立和完善教育倡廉机制

“惩治腐败”，要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标本兼治，最基本的要靠教育。在新的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要积极探索有效的办法，寻找新载体，才能不断取得新成效。一是开展经常性教育，筑起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两条防线。开展理论教育，坚定理想信念；开展条规教育，常念“紧箍咒”’开展谈话教育，早打“预防针”；开展警示教育，浇注“防 腐剂”；开展道德教育，遵守道德规范；开展事业观教育，增强使命感、责任感。二是开展主题性教育，选准教育突破口。增强教育的针对性，要结合地税部门实际，多开展主题教育，把教育活动办出特色，办成精品，打造地税廉政教育品牌。三是开展特色教育，增强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比如组织地税系统领导干部进行“从我做起，向我看齐”，管好自己，管好家属，管好身边工作人员，管好责任区；举办地税系统先进事迹报告会，宣讲身边勤政廉政的好人好事等，给党风廉政教育赋予鲜明的时代特征。

（二）坚持以改革创新为目标，建立和完善治本兴廉机制

要围绕权力运行中的决策、执行、监督、反馈等过程，推进权力公开化，以民主制约权力滥用，以公开制约“暗箱”操作，努力减少腐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一是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建立对税收执法权的制约机制。要按照税务总局提出的新的征管模式，建立和完善以信息化和专业化为主要特征的税收征管新模式，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实现对“两权”监督检查，杜绝和防止执法上的随意性和税收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通过新一轮的征管改革，对税收执法权进行科学的业务重组，按照互不交叉的原则，严格分离征收、管理和检查三项专业职能，建立起一个科学、严密、高效的监督制约体系。要根据《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修订和完善征管业务 操作规程，制定各环节岗位职责，建立起相互连接、环环紧扣的工作机制。要推行民主评税和审核评税，以公开促公平，以制度促绩效，提高依法治税水平。二是深化行政管理改革，建立对行政管理权的制约机制。建立健全透明、公开的财务管理制度。凡是大项资产购置、大额经费支出，须经党组或局长办公会议集体讨论；严格政府采购制和基建招投标制，对基建项目、服装制作、票据印刷设备及大宗物品购置等，一律按照市场化运作方式实行公开招标或政府采购，铲除容易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三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对用人权的制约机制。用人是搞好权力配置的关键环节，要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和“唯德才授权”的原则，创新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机制，减少任命制，扩大竞争上岗的范围，从制度上解决人事工作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同时，要制定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考评办法，增强干部管理上的民主化程度，建立富有生机的竞争激励机制。

（三）坚持以监督为手段，建立和完善监督律廉机制 健全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是促使党内外监督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保证党的各项纪律得以贯彻落实和实现监督工作制度化、监督过程规范化的基本保障。一是领导干部自觉接受监督。要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个人收人申报制度、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制度、交流和回避制度，落实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自觉接受组织的监督。二是实行政务 公开，提高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凡应该公开的都要通过各种渠道对社会和对内部公开，进一步推行电子政务和办公自动化，运用现代化办公手段促进权力运作公开透明。三是拓宽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监督渠道。要克服“上级监督不到，下级监督不了”的问题。应进一步扩大群众参与监督的范围，改进群众参与的监督方法，对群众反映的问题，组织上要认真研究、及时处理，以取信于民。四是充分发挥外部监督制约作用。要自觉接受地方党委、政府特别是纪检监察、审计和宣传舆论等职能部门对税务机关的监督，充分发挥特邀监察员的作用，及时收集和掌握系统内外意见和反映。

（四）坚持以强化责任为关键，建立和完善责任保廉制度

要确保“两权”监督检查落到实处，必须做到“三个到位”：一是责任意识到位。党政“一把手”作为第一责任人，不仅要抓好业务工作，还要抓好分管范围的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对本部门和分管范围内党风廉政建设负有全面的领导责任，真正做到主要领导负总责，亲自抓，班子成员根据分工各负其责，一级抓一级。二是责任内容到位，本着“结合工作、突出重点、具体明确，便于操作” 原则，将责任内容具体化，把责任明确到主管领导、具体岗位和具体人员，做到履行责任有规范，检查考核有标准，追究责任有依据。三是责任追究到位。要坚持权责一致、奖惩分明的原 则，注重解决责任追究不到位、追究不力问题，对不认真履行职责，发生违法违纪行为不制止、不查处、造成重大损失的，要追究主要负责人及其主管领导责任；对执行上级的决定阳奉阴违、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要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五）坚持以查办案件为抓手，建立和完善惩处严廉机制

查办违法违纪案件是惩治腐败最直接的手段，为此，一要强化查办案件的意识，要充分认识查办案件在反腐败斗争中的重要地位，正确认识查办案件与业务工作的辨证关系、与本单位风气的密切关系，不断加大办案工作的力度。二要严格执纪，宽严相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坚决落实从严治党、从严执纪的要求。对违反纪律的，该给予什么处分的就给什么处分，触犯法律的要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同时，要遵循慎重稳妥，宽严相济的方针，确保党的纪律和各项规章制度的认真执行。三要总结教训，标本兼治。要通过剖析典型案例，查找问题发生的原因，针对案件中暴露出来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完善制度，防患于未然。

第五篇：健全行政决策权监督制约机制

健全行政决策权监督制约机制

作者：作者：林春亮 时间：2010-06-17 浏览次数：2388 次

摘要：行政决策权是政府公共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决策失误和行政决策腐败交叉所造成的影响,往往更为严重。加强对行政决策权的制约和监督,才能保证权力正确行使。本文分析了我国目前行政决策权在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和成因,进而提出健全行政决策权监督制约机制的建议。

关键词：行政决策权;监督制约机制;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D6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05-0047-03

一、加强对我国行政决策权监督的重要性

1.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需要

中共中央颁发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中明确指出,“要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切实把防治腐败的要求落实到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各个环节,最大限度地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行政决策制度体系是正确行使行政决策职能,作出科学决策的组织保证。对行政决策权力结构进行合理定位和配置,尤其是对直接管理人、财、物的重要部门中那些过于集中的权力进行适当分解,形成既有利于开展工作又有利于权力相互制衡和有效制约的结构体系,避免权力集中于个别部门和少数人手中,能够有效解决某些方面权力过于集中且缺乏有效监督以及执行不力等问题。从权力运行的整个过程看,对决策环节的监督,即对决策权的监督是基础性的,关键性的。这一环节的监督缺位,容易使决策者被监督的意识丧失,群众观念淡化,一旦“失控”往往后果严重。因此,对决策权的监督显得极为重要。[1]

2.加强政府内部监控的需要

政府内部监控,是一种重要的政府自我约束机制,其基本构成是内部制衡和内部监督。内部制衡,即通过严密科学的设计,使政府职能活动适当分解,将各种业务的权责明确分归不同部门的人员,并制定相应程序使之能“自动”相互牵制;内部监督,即政府内部特设专门机关或专门人员,依法按章检查考核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并纠举、惩戒违法失职机关或工作人员。[2]建立健全政府内部监控,形成各部门对行政决策权监督的整体合力。将自上而下的监督和自下而上的监督有机结合起来,把行政决策权置于相互监督之中,从根本上遏制行政决策权滥用和行政决策权腐败等问题的发生。及时修正决策和决策执行过程中的误差,是政府管理的关键环节之一,也是建立功能齐全、结构合理、运转协调、灵活高效的政府管理体系的当务之急。

3.大部制改革“三分”行政权的需要

“大部门体制”是指在政府的部门设置中,实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适度分离,将职能相近的部门加以整合,形成宽职能、大部门的政府组织结构和体制机制。决策权具体表现为规则制定权、规划制定权、标准制定权、政策制定权等方面。决策权统一,是规则统一、标准统一、规划统一、政策统一所不可缺少的。因此,建立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有利于避免部门分割,是提高政府整体效能、充分整合与利用各种政务资源、建设整体型政府所必须的。而实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适度分离,使它们之间形成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关系,促进执行部门对决策部门负责,是大部门体制建设的基础与前提,也是加强对行政决策权监督的有效手段。

二、行政决策权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成因

1.行政决策权限划分不明确,制约决策权力的机构和制度不完善

首先表现为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决策权限划分不明。到底哪些政策应由政府制定,哪些政策应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目前我们没有明确的界线,往往导致政府部门越权决策。其次表现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划分不明,同级政府不同行政部门的责任和权力划分不明,导致了不同部门在有利可图时争权越权、有责无利时推诿扯皮,且不利于对政府决策权力的运行进行监督和制约。而且,无论是从政府外部(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还是在政府内部,我们对政府机关决策权力的运行进行监督和制约的机构和制度都不完善,制约力度较弱。[3]

2.行政领导的意志左右决策制定,缺乏对其权力行使的有效监督

行政领导的意志,特别是“一把手”的意志经常会左右决策的最终制定。“一把手”在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的领导班子和全局工作中,处于关键地位,起着重要作用,负有全面责任。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新技术、新理论、新问题、新思路、新情况对各级领导的行政决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目前在各级行政领导决策中表现出的随意性、盲目性和主观性非常普遍。导致在决策过程中政府职责不明,滥用权力,包办了不该办的事;官员好大喜功,只对上级负责,缺乏下级的监督,搞政绩工程、样板工程以期博得上级领导的赏识,得以晋升;官员素质不高,有长官意志,官僚作风,下级也唯上所好,指鹿为马;决策目标出现偏差,个人的财产权、发展权、选择不同的生活和生产方式等合法权利得不到保护和尊重 鸦决策权力过于集中,正确的决策信息不能准确迅速地传递给决策人。[4]这些问题的症结在于行政管理体制赋予行政决策者过分集中的权力,行政权力没有合理划分,又得不到有效制约。层级权责不清或不明。目前,不少行政主管仍然是集政策制定权、资源分配权、行政管理权、行业监管权于一身,没有合理分解;而且“谋”、“断”不分,决策者既能决策,又能执行,还能监督,必然导致权力滥用。[5]

3.依法依规进行行政决策和责任追究尚未完全到位

有关行政决策的规则、程序虽然已经制定,但在某些地方或某些时候成为形式。各项行政决策是否依法进行,大多只有行政决策者知道。行政决策必须接受监督与实行责任追究,是决策法制化的要求。但目前我国的行政决策监督机制还很不健全,特别是缺乏有效的行政决策失误责任追究机制。一方面表现为决策、执行与监督既相互协调又相互制约的运行机制没有真正建立;另一方面表现在决策反馈纠偏机制、决策后评价机制和决策责任追究制度还比较欠缺。事前制衡、事中监督与事后追究的制度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漏。由此,容易导致行政决策者的责任心不强;对于行政决策失误,往往以“交学费”为由了结,难以依法追究决策者的法律责任。其原因,主要是法治意识还不够强,立法相对滞后,一些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6]

4.政府内部专门监督机关缺乏强而有力的监督

各级行政监察机关及其派出机构是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主体。当前我国行政监察机构法律地位低下,既没有权威性,又缺乏独立性,与行政监察的使命不相符合,致使依法行使监察权时“荆棘丛生”。此外行政监察机关的监察职能弱化,行政监察决定执行刚性不足,导致缺乏应有的监察力度。行政监察机关实际上只履行了受理申诉、举报的职责,而对执行法律、政策、政令的监督检查却乏力。对不执行、不正确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以及决定、命令的人或事很少查处,也很少就此类问题提出监察建议,更少就此类问题作出监察决定和给予行政处分。如此一来,极易导致行政监察职能弱化。[7]

三、完善我国行政决策监督制约机制的对策

1.构建国家廉政体系,遏制行政决策权滥用

国家廉政体系是指由一个国家建立的、旨在能够长期预防腐败、实现廉洁政治的体系结构。目前我国许多的腐败犯罪现象的滋生蔓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对“一把手”权力的有效监督所造成的。特别是在一些工程基建、材料采购、重大人事调动等问题上,“一把手”以其拥有的决策权力贪赃枉法,致使权力腐败现象十分严重。建立国家廉政体系是最有效的反腐败改革计划,也是制约行政决策权力的必要手段。要调整预防腐败政策,建立健全预防性腐败机构;制定公职人员行为守则,建立和完善公务员制度及相关措施;完善公共管理制度,透明公共采购和公共财政管理;加强对私营部门的经济监督和管理;加强洗钱犯罪的预防措施等来遏制行政决策权滥用。[8]

2.通过实现行政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协调以加强对行政决策权的监督

“大部门体制”改革就是要实现一种“大职能、宽领域”的政府事务综合管理体制,有效避免职能交叉,提高行政效率,加强内部协调,提高社会经济生活的统筹安排能力。同时,“大部门体制”更加明确了政府责任与行政责任,有利于建立责任政府。实现行政决策权与执行权、监督权的合理分工与配合,明确划分不同政府部门的职责和权力,是权力体系科学化并达到最佳绩效目标的重要基础。如果不能实现合理的分工与配合,不仅难以保证行政决策的有效运行,而且直接影响对行政决策权监督制约的开展。实践中,行政决策权和执行权多有重叠,而监督权又与决策权、执行权难以明确区分,不仅直接影响工作效率,而且使得正常有效的行政决策权力监督制约工作困难重重。因此,要从科学分析出发,根据不同行政决策权主体的定位确定其职能角色,正确处理分工合作关系,建立“谋”、“断”既相分离又相联系的行政决策机制,为行政决策权监督制约机制的建立奠定合理基础。[9]

3.充分发挥专门监督机关作用,建立政府内部决策监督机制

一要强化管理教育,大力提高行政监察干部素质,提高对行政决策的认识。各级政府及监察机关都应从监察工作实际需要出发,通过严格管理专门培训、参加办案实践锻炼,定期考核评比奖优罚劣,不断充实高素质人才和淘汰庸劣人才等多种方式,加速监察干部整体素质的提高。二要实行行政监察垂直领导体制,确保行政监察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将行政监察机构在行政系统中单独设置,使监察机关具备独立的法律地位,强化内部垂直领导。在监督体制上,实行分级监督的原则:由各级监察机关对相应的行政机关进行监察,同时上级监察机关可委托下级监察机关监督上级监察机关所管辖的监察对象,上级监察机关也可直接监察下级监察机关的监察对象。与垂直领导体制相适应,为确保监察权的独立,监察系统在人、事、物上也应具有独立性。并且还要明确行政监察机关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职责与权限,从而确保对行政决策权力行使的有效监督制约,形成监督合力。三要扩大行政监察机构职权,加大对行政决策滥用者、失误者的惩戒力度。我国行政监察机构的监察权包括检查权、调查权、建议权和决定权,为了保证行政监察机构行使其职能,有必要扩大监察机关的权力,如合理的经济惩罚权的授予等来强化监察机关的职能。[10]四要努力建立健全行政效能监察机制,进一步提高行政效能,对行政决策的结果进行效能评估,防止决策权滥用带来的恶果。完善行政效能监察工作运行机制,强化效能监察,主要把握以下两点:一方面是切实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开展行政效能监察工作,不仅要加大党委、政府的领导力度,更要充分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另一方面是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开展行政效能监察工作。[11]此外,要加强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决策监督。政府内部的法制监督或政府自力监督,是政府内部依层级体系而建立的内部控制机制。它是行政机关依照法定的权限、程序和方式,对下级机关是否遵纪守法等实施的监督。[12]

4.规范和完善行政决策问责制度

要结合党委、政府目标管理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要求,不断规范和完善行政决策问责制度。在行政决策问责规范方面,要不断教育行政决策者在行政决策中,时刻为国家和人民利益着想,怀着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从事行政决策活动,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与职权内,依照法定的决策程序,认真负责的搞好各项行政决策,坚决做到谁决策,谁负责;个人决策,个人负责;集体决策,集体负责的责任态度,否则就必须承担法律责任,接受法律的严肃追究。在行政问责制度完善方面,要实行决策论证制和责任制(包括决策失误追究制度、决策失误赔偿制度、决策失误辞职制度)。这不仅有利于决策过程更民主、更科学,也有利于决策者审慎决策,承担决策责任,实现权责一致,提高行政机关和决策者决策水平。实行决策失误追究制度,这是市场经济及其规律的内在要求,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建设。实行决策失误赔偿制度,一是可以给决策者敲响警钟;二是有利于提高领导干部的整体素质;三是增强领导干部的责任感。建立决策失误辞职制度是压缩和规范决策者行为的有效的行政手段,是得力的组织保证。[13]

参考文献:

[1][5][6][9]田立.健全行政决策权监督制约机制的思考[EB/OL].http://www.xiexiebang.com/mlnj3.jsp id=89.[12]郭蕾.法制视野下的政府决策权制约研究[J].河北法学,2009,(8).[13]汪永兴.论我国行政监督机制的完善[D].吉林大学,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