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策》读书笔记3

第一篇：《大国策》读书笔记3

战略产业

江泽民主席用古人的话告诫我们：处非常之时，干非常之事，需非常之人。何谓非常之时？我的理解有三点：第一，世界格局猛烈变化。第二，中国国家环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安全过。第三，危机继续存在。危机的意思就是危险中有机会，机会中也有危险。真正的机会会伪装成陷阱，真正的陷阱也会伪装成机会。不谋天下者不足以谋一域。一个大国不能为发展而发展。国家战略目标不是“实现强国梦”之类的口号。它必须是具体的、可触摸的。有些战略是现实，有些战略是想象。想象比现实还重要，想象是创新的基础。历史发展不可能等到所有条件都准备好了才向前迈进。我们需要战略产业。

战略产业即大战略。要把大战略当作产业一样来经营。我国国家战略资源是有限的。战略失误将流失最宝贵的国家战略资源。以江泽民主席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运筹帷幄，制定了宏大的国家战略目标，并且避免了发展中国家制定国家战略时的两个通病：

1)发展中国家往往没有战略产业，缺乏明晰的国家战略目标。忽而虚，忽而实。虚时特别抽象，实时特别具体，国家行为基本囿于“刺激——反应”模式，雨来打伞，风来穿衣，就事论事，随机应变多，长远谋划少。过去我们也如此。毛泽东凭直觉搞战略，虽不乏光彩，但终先天不足。他只游过江，没出过海。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文革是最大的败笔。百年来，中国始终没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原因固很多，但缺少全球视野，缺乏对内对外政策的通盘谋划，是重要原因。

2)战略谋划应当是冷静的，甚至是冷酷的。而发展中国家制定战略时往往被冲动和狂热牵着走。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有许多不得意的时光，加上近代以来饱受屈辱的事实，人民在看待国际事务时经常有一种抗衡心态，换句话说就是“历史上的受害者心态”，这使人民敏感和易折。其实，该得到的未必已经得到。不该得到的必须放弃。只有理性占主导地位时，情绪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人在心乱的时候，所有的决定都是不智的。

大象

世界是一片丛林。西方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从来就倡导的是充满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法则。在这片丛林中中国是什么？美国无疑是狮子。我认为中国是大象。大象可以隐藏在树丛中，但还是大象。你可以宣称自己不是森林之王，你还可以尽情地展示温顺的形象，但你不能否认自己是大象。你的战略地位一旦曝光，就不可能再缩回去。狮子不必咆哮。大象不必躲藏。

1)经过中国共产党不懈的努力，中国已经完成了由一个弱大国向次强国的转变。中国人为此梦想百年，孤独了何止百年。美国对中国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便可佐证这一点。现在不是中国想不想与美国为敌的问题，而是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必须与中国为敌的问题。

2)中国是个比任何国家都更能把举国之力集中起来运用的国家。她的无形影响力比那些有形的国力指标所能显示的要大得多。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长处，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短处。运用得好，其兴也速；运用得糟，其败也速。苏联就是前车。

3)今天中国是一个拥有非洲般贫困和欧洲般富足的国家，而这恰恰是西方“中国威胁论”兴起的根源。他们在中国发达的东部看到的是惊人的发展，感到的是中国的威胁；他们在中国落后的西部看到的是惊人的贫瘠，感到的还是中国的威胁。因为你无论要维护东部的繁荣或改变西部的贫穷，都需要更多的资金、能源和市场。资源之争是新世纪的根本之争。这种争斗是你死我活的。这里有一个切蛋糕的原理：蛋糕就那么大，想切的不止你一个。你多切

一块，别人自然就少切一块。这就是威胁。“中国威胁论”不能简单看作是西方反华势力制造的一个阴谋。对有的国家来说，中国是希望；对有的国家来说，中国是挑战。感情使一些国家接近中国，理智却使它们离开中国。利益，特别是国家利益这个词，在中国的政治术语中出现得特别晚。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奉行的是重义轻利的准则。其实，即使在两个最友好的邻国间，也必然存在利益冲突。甚至越是邻国利益冲突的可能性越大。

当中国的形象已经在别人心目中改变后，就不能再用以往的方式与别人打交道。大国必须有大国的气度。大国必须有大国的手段。

第二篇：《大国策》读书笔记5

经营信仰

一个国家可以包容各种思潮，但只能有一种国家精神。当前，整合文化，统一国家精神是当务之急。文化革命毁灭的恰恰是文化。文化残缺导致国家精神残缺。我国国力渐处于强势，精神上却渐处于弱势。马克思没有预见到全球化下的“一球两制”，这恰好为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江主席“三个代表”的思想也许可以称作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如果我们确信中国的崛起是一种历史必然的话，我们就不能把自己的目标仅仅定位在物质化的综合国力的强大上。一个没有统一的国家精神的民族是没有灵魂的民族。

1)坚持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仰。不发达国家走向发达的每一次真诚的尝试，都指向社会主义。同样，落后国家走向强大的每一次努力，也指向社会主义。信仰就是激情。如果说现今世界上存在着新的资本主义精神，那也应当有新的共产主义精神。邦萨伊德说：“世界不是一种商品。”我曾说：“权力不是印钞机。但可以变出钱来。良心、人格、尊严不是商品，但常被当作商品出售。”这是对社会主义的一种反动。道德也是一种信仰，甚至是更重要的信仰。这正是江主席提出“以德治国”的精髓。西方认为：“亡党者，共产党也。”正是基于我们部分党员道德沦丧乃至信仰滑坡这一事实。有的人观望别人的时候总是谴责别人道德败坏，自己行动的时候却又在败坏道德。我们不能选择是否有个聪明的头脑，难道我们也不能选择是否有一副或好或坏的心肠？笔落在有坏思想的人手里比刀落在谋杀者手里还危险。面子是别人给的，脸是自己丢的。腐败成了中国最大的经济损失，最大的社会贪污，最大的政治挑战。贪官一日不除，社会风气便一日不会好转；社会风气一日不好转，贪官就一天也不会绝迹。

2)政治不能代替道德。道德也不能代替政治。与其混一，倒不如让二者保持必要的张力。改革的动力已经接近极限。我们需要新的刺激点。这就是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所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变革不可避免。为了防止出现苏联、南斯拉夫等国的局面，必须在理论上和行动上做好充分准备，等待是没有出路的，改革就是稳定之一。政治体制改革是最根本的稳定。邓小平曾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把稳定看成目的，把维持现状看作是实现稳定的手段，这正是苏联解体的悲剧根源之一。过去我曾讲：中国的问题在边疆，边疆的问题在新疆，新疆的问题在南疆，南疆的问题在宗教。今天我讲：中国的希望在党内，党内的希望在中央，中央的希望在上层。政治体制改革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民主放权，变“为民做主”为“由民做主”，另一方面则是励精图治，巩固我党的执政地位，二者缺一不可。要改变万马齐喑的局面。人民会沉默，会沉思，但最擅长的却是接受。思想拒绝冗长。民主就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法治就是使听不见的声音被听见。有宪法并不等于有宪政。有了法律并不等于已经实现了法治。没有法治而强调道德，就等于践踏道德。

3)在动态中治国。古代中国之所以称为中国，大抵与中央主义有关。中国历史简言之就是一群人拥向中央，一群人逃离中央的历史。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都是在动态中而不是在静态中建立的。社会越运动，思想越深刻；社会越平静，思想越简单。

大国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它的衰败也好，强盛也好，都只能从内部开始。对我国国家安全最主要的战略性威胁来自内部而非外部。即使外部压力再大，也只有通过与内部各种社会张力结合才能引发问题。经营信仰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攘外必先安内”。

狮子

这个庞然大物太重要了。注视着它就等于注视自己。每次美国总统上台都要牵动亿万中国人民的心。怕这个上，盼那个下。愁得睡不着觉。简直比美国人还着急。其实，美国就是美国。美国不是世界。你既不能把它全当真，也不能把它全当假。什么是美国？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加上世界上最坏的。世界最强者也是最弱者。仅此而已。

1)中美不是敌人。中国的战略利益与美国的战略利益是一致性大于冲突性。既然美国把中国当成想象中的敌人，中国何必把美国当成现实中的敌人？中美双方舆论上的互相包装促使了两国关系的僵化。在美国方面是“妖魔化”中国，在中国方面是“理想化”美国。关系好时，两国都从所谓的“最好”的方面看待对方的战略意图；关系坏时，两国都从所谓的“最坏”的方面看待对方的战略意图。这便加深了误解，实际上，美国所有的战略都建立在利益基础上，而体制不过是维护其战略利益的工具。美国对中国，拉也是为了利益，打也是为了利益。中国对美国也应如此。历史证明，什么时候中国对美关系不好，中国外交在总体上就处于被动不利的局面；什么时候中美关系好，则中国外交就主动有利。“与美和则诸事皆好；与美恶则内外俱损”。我们还是要全力搞好中美关系。

2)美国战略重心并未向亚洲转移。美国眼睛盯的是世界。中国眼睛盯的是美国。不能认为中国把美国当成主要对手，就以为美国也把中国当成了主要对手。不能以为美国在意识形态上把中国当成主要对手，就认为美国在整体战略上也把中国当成了主要对手。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但战略关注点不止一处。它的战略重点不在亚洲，并不等于不在亚洲打仗。它最关注欧洲时，两场战争却都是在亚洲打的。它的重点在欧洲，并不等于欧洲就没有和平。美国对现今世界强调的是秩序而不是统治。它不会统治世界，也无力统治世界。它倡导的是由美国主导下的合作，而非对抗。对中国和俄罗斯，美国的基本做法还是拉你参加它的秩序，条件是你必须遵循它制定的游戏规则。这种游戏规则绝不能简单地定义为“邪恶”的。与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包括以苏联为首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相比，这种秩序具有较大的合理性，这也是它的接受度比历史上同类霸权要高的原因。我不怀疑美国处心积虑要使中国改变颜色。我怀疑美国是否真的有一个以肢解我国为目标、以军事扩张为手段的对华战略？现在美国不会对中国发动战争，更不会打核战争。核战争把东半球变成废墟。美国要废墟干什么？如果非要说有核战争危险，那么也是在前苏联的庞大核武器库被彻底销毁之后，核战争才有真正可能。

3)中美间结构性矛盾。主要是由意识形态不同而延伸出来的主权问题。美国“挟人权以令主权”。中国则是“主权高于人权”。中国近代饱受欺凌，主权屡失，于是主权成了中国人民心目中最神圣的东西，不能碰。这个矛盾解决不了，也不必解决。每位美国总统上台都要高举人权这面旗，而后又悄悄收起。历史上美国总统入主白宫和离开白宫时对中国的看法总是不一样的。东方不是西方的复印品。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印度尼西亚接受西方的援助，并接受了美国开出的“条件”，最终带来的是**和国家解体。马来西亚则拒绝了美国的“药方”，因此也拒绝了自由化。西方的自由化导致民主。东方的自由化总是导致**。

中美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利益冲突。多极化并不意味与美国对抗。多极化虽然与美国的战略利益有矛盾，但问题归问题，合作归合作。

第三篇：《大国策》读书笔记4

知雄守雌

知雄而不称雄，是一门高超艺术。中国现在有点像领导者。领导者的自豪和悲哀都在于时刻被人注视。把众人的目光集中到自己身上，是一种功夫。把众人的目光从自己身上分散掉，则是一种更大的功夫。世界有两种规律：

一、人家只尊重强者，对弱者决不手软。

二、做弱者，多不得好活；做强者，多不得好死。历史上中国人爱犯这样的毛病：居于优势时，往往用作贱别人的手段，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居于劣势时，又往往用作贱自己的方法，以取悦对方。今天我们应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对待自己要有最清醒的认知。

1)中国历来是一个战略内向的国家。这是中华文明的内核。中华文明和别的文明不同，它一登场，就不再退场了。一位美国学者认为，中华文明不衰落的第一原因是这个文明从未发动过一场远征。他认为，任何军事远征都是文化自杀。历史上对外用兵，中国人都极谨慎。但对内统一，这个民族却从未优柔寡断过。最大规模的战争都不是发生在抵御外侮中，而发生在统一战争中。再如，世界上任何一个核国家都未做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唯中国除外，俱是中华文明的解读。

2)今天中国的“大”，很大程度上还是地理和人口上的。在单项指标方面，我们不要说难望西方发达国家之项背，就是新加坡这等蕞尔小国，也比我们强许多。我们的胜利有相当一部分是表面上的。表面上的胜利比真正的失利更让人痛苦。美国认为：“中国在军事上的重要性，也只体现在它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弱小，并未强大到不能遏制的程度。”中国对美国安全的挑战，在美国看来，“中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现在世界上唯一将核武器瞄准美国的国家。”

3)为了不被别人看成威胁索性不发展是不可能的。发展又不想被别人敌视更不可能。这需要我们选择一种更精明的发展策略。这个策略应当是我发展，就要让别人也因此发展；我得利，也要让别人从中得利。这一点要学习曾国藩。曾国藩自己成功，也让别人成功；自己发达，也让别人发达。仅此一点，就足以做我们的老师。

“守雌”，就是在与西方的交往中更多地选择合作而非对抗，进行经济竞争而非军事竞争。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采取了搭西方经济快车的战略。今天，中国日渐丰肥，已对这辆车造成明显压力。美国和日本同时在经济上调整对华战略，就是西方对此压力做出的初步反应。目下虽不至于撵我们下车，但车票必然愈加昂贵。中国加入WTO步履维艰，就是此理。我们应争取主动。乔良有句话说得好：“上了车还要有下车的勇气。”搭车有搭车的好处，该下车时就要果断下车。日本经济居世界第二，却始终未能获得相应的国际地位。除了战败国身份，它采取的全面依附美国的搭车式战略，极大地限制了它向大国目标的迈进，使其动辄受制于美国，仅一步之遥终不能成为世界第二强国。下车就是要降低对美、日的经济依赖。用通俗的话讲：“不能把全部家当放进一个篮子里。”迟早要下车，晚下不如早下，早下早主动。开发西部，走内源式发展道路，把目光转向欧洲和周边，多几个支点才好左右逢源。我的设想是：在中国边境地带，再营造几个类似深圳的特区城市，通过其强大的经济辐射力，牵引与周边国家的分区合作。我们获利，周边国家亦获利。我们坐过别人的车，现在我们也得给车让别人坐。

第四篇：《大国策》读书笔记2

前几日，读了一位专家的观点，大致是说，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崛起”，加上现在这一次，一共是九次“崛起”。我对这个观点持严重的保留态度。这个观点几乎就是随心所欲地对待历史，企图以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崛起”的“成功先例”，来说明二十一世纪中国的这次“崛起”也一定会成功。专家的心意我能够理解，但是，用这种方式来为当前寻找依据，我觉得只会把人们的头脑搞糊涂。

在我看来，崛起是在一群差不多实力的国家中间，或者在一群实力超过自己的国家中间，寻求快速发展，超越他人的过程。西方长期小国林立，“崛起”的概念容易存在，“崛起”的事实经常出现。漫长的中国历史上，真正符合西方观念的“崛起”，只有当前这一次。历史上的中国，在可知的世界范围内，在各方面都是领先世界的。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所遭受的挫折，大多都是中国内部的原因造成的。用一个形象化的例子来说，历史上中国的挫折，大都是自己生病，而非被别人超过。而每一次中国自己生病或痊愈，前前后后，都是领先当时世界的。生病不过是中国慢一点，或者停下来，病愈则再次大幅度领先世界。可以说，中国历史上一次次阶段性的发展，都是开创性地领导世界新潮流，它并非是“崛起”，因为没有其他人在文化、科技、实力等综合性条件上超越中国，中国也就无所谓“崛起”。

中国历史上有元朝这样的情况。但是，从蒙古人入主中原，到朱元璋恢复汉人政权，也不是“崛起”。详细不述。因此，说中国一共有九次崛起，对于理解历史和理解现实，都没多大的帮助。我看到有学者的文章说，“宋朝是和平崛起的典范”，这种歪解历史来图解今天的做法，实在有点可笑。宋朝之前的中国被谁欺负了？宋朝之前，有谁在制度、文化、商业、科技等诸多方面压倒过中国？因此，唐朝是领先世界，中间中国自己出了点问题，宋朝出现，继续大踏步领先世界，从唐朝到宋朝，中国不存在“崛起”的问题，只有如何领导世界的问题。虽然我不喜欢用“崛起”这个词，但是，中国真正面对所谓“崛起”，只有当前这一次。正因为如此，当前的中国才需要“大国策”。“大国策”的核心之一是“国”，也就是“国家”概念。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历史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大概只有春秋战国时代。那个时候，各个国家实力水平不一，谁都想当老大，彼此争斗不已。在国与国明显区分的情况下，五霸七雄，每个国家才需要“国策”。比方说，秦国原是一个地处偏僻的小国，在几百年间，制定了明确的国家发展规划或计划，有明确的“国策”，例如，建立法制、废除井田、吸引人才、开放等级、奖励耕战、中央集权、以郡县制代替封建制等等。一整套完整的国策，几代君主连续实施几百年，终于扫灭六国一统天下。

但是，秦国的“国策”只是秦国的，而非全中国的。当中国统一后，“天下”的概念取代了你争我夺的“国家”概念。或者说，中国实现大一统社会后，“国家”的概念已不是那么强化，与今天的国家概念很不相同。只是在某些历史时期，比方说宋朝，“国家”概念才比较明显，所以才会有岳飞、文天祥这样令人震撼的民族英雄、爱国志士。“天下”概念与“国家”概念相比，“天下”要求太平、和谐，“国家”要求力量、强大。虽然天下太平也需要力量来维护，但是，目的主次不一样。宋朝处理这个问题，某种程度上说，是在“天下”与“国家”之间摇摆不定，因而在“国策”问题上不是很成功，此处不多说。除了宋朝以外，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朝代，由于没有长期、强大的外来威胁，大致都不需要外部压力下的“国策”，也就谈不上什么“崛起”。

如今的中国不得不进入全球性的春秋战国时代。五个常任理事国类似春秋五霸，联合国类似周朝软弱的中央政权，美国与联合国的关系，类似挟天子以令诸侯，所谓诸侯就是全世界大大小小的国家。正是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中国才需要适应时代要求的、新的“大国策”。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结束，大致来说，那段时间中国所需要的“国策”比较清晰简单。由于在那段时间里，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很弱，“国策”的中心几乎就是唯一的：向别人学习，赶紧使自己强大起来，否则，说话都没人理你。进入21世纪，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中国人的智慧和勤奋，很快走过了起步阶段，现在，中国在国际上说话，很多人都认真听

了。那么，我们该说什么？怎么说？

过去，中国由于太弱，说出来的话都很无力，被风吹到不知何处，我们只有先练内功。于是，对其他国家说什么、怎么说，我们可以不太在乎。现在，中国已经初步强大了，全世界无数的耳朵竖起来，等着听中国人说什么。那么，我们是目光短浅地走一步、看一步，还是运筹帷幄地施加我们的影响？显然，中国必须成为后者。要成为后者，就必须有国家的长远发展目标和具体规划，这就是“国策”。这个“大国策”与以前低水平发展阶段的“国策”不一样。就好比一个人度过了学生阶段，现在要进入社会工作了，个人的规划与学生阶段是完全不同的。二十一世纪之初的中国，正在这样一个关键点上。

中国的“大国策”不太容易在短时间里清晰起来，也不太容易很快在中国人中形成广泛共识。但是，我们应该从现在就有这样的意识，就开始着手这一探索。这个事情并不是政府特权，每个中国人都有权利和责任。要明确这样的“大国策”，需要我们在苦练内功的同时，对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保持密切追踪和深入了解，并且，还需要对我们自己的长处、短处有真切的认识，从而才能找到真正适合中国未来的发展目标，并且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制定可行的实施方案。

真正的爱情是，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是同一个人；理想的工作是：我想干的事和我能干的事，是同一件事。然而，这种状况并不是必然出现。对于中国这样摸索向前的国家来说，很可能“想干的事”和“能干的事”，并不是同一件事，这就是当前中国的现实。对于一个人来说，成功与否不在于他人的评价，而在于自我的评价。如果他经过努力，终于实现把“想干的事”和“能干的事”，变成同一件事，那么，他就是成功的。我相信，对于中国这个国家来说，这一天迟早也能做到。但是，在这一天实现之前，中国是否该认真地问一下自己：中国真正“想干的事”，究竟是什么？这就是我们需要“大国策”的理由。

第五篇：学党章心系国策

学党章、心系国策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 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学党章、心系国策。

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了党章，确立为我们党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对广大党员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体现在了每个角落，她们总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努力创造一流业绩，诚心诚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这些事情总是要有人去做的，不如把困难留给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们有这样的觉悟”多么朴实的语言，让我深深地感到，共产党员不愧是时代的中流砥柱，共产党员不愧是社会的中坚，共产党员不愧是民族的脊梁。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育龄群众服务，是我们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具体行动。在新的时期，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发生了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的两个根本转变，人口问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中处于更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在这一战略中，我们计生干部既肩负着贯彻党的计划生育方针、政策的重任，又履行着维护广大育龄群众实行计划生育合法权益的义务。计生干部如果缺乏高尚的政治品格，就不能运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工作；就会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会造成人口失控，超生反弹。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目标就难以实现，人民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的权益就难以保障。计生干部只有具备高尚的政治品格，才能始终牢记党的宗旨，才能严格执行党的政策，才能做好“天下第一难”的工作。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只有不断地吸收新知识，接受新观念，成为一名学习型的干部，才能跟得上时代涌动的潮流。在当前新形势下，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出现了新情况，发生了新变化，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理念正成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育龄群众提供优质的、满意的计划生育及生殖健康服务，维护和发展好育龄群众的根本利益正成为我们全新的工作模式和工作手段。我们需要探索、需要掌握、需要熟悉的东西太多太多。计生干部只有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才能在新的实践中不断提高自身的工作能力和水平，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才能在广大育龄群众中体现当代计生干部特有的人格魅力。

也正是因为我们计生干部有了这种“把学习当作工作来对待，把工作当作学习来研究”的精神，我们把党的计划生育方针、政策、避孕节育基础知识和生殖健康常识送到了千家万户育龄群众的手中；“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有效地改变了传统的生育观念；我们建立了市、县、乡、村四级宣传教育网络、技术服务网络和药具供应网络，优质的计划生育服务，赢得了育龄群众对计划生育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开展了“救助贫困母亲”、“关爱女孩”活动，把党的温暖送到了育龄群众的身边，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建立健全了计划生育协会组织，充分发挥了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架起了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我们学习、学习、再学习，在新的实践中把党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不断地推向前进。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任务重、担子沉、责任大，需要我们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新情况、新问题、新任务的不断出现，需要我们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清贫质朴，不事张扬，需要我们乐于奉献，恪守执著。在计划生育岗位工作多年，广大计生干部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的精神，我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就拿我们的老党员

同志来说吧，她从参加工作就在计划生育岗位上，一干就是二十多年，多少条村间小路上留下了她送药具上门的足迹，多少个村庄常见她技术服务的身影，无论走到哪里，作风总是那么干练，服务总是那么热情。她热爱计划生育工作，更关心育龄群众的生殖健康状况。为了提高全街道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网络的运作功能，不论是刮风下雨，无论是风吹日晒，总能看见她忙碌的身影。我们的计生干部，就是这般地默默无闻，任劳任怨，无欲无求。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岗位上用“水滴石穿”的精神诠释着我们的坚毅和执着。

从事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是我一生最宝贵的财富，因为在工作中锻炼了自己，在学习上塑造了自我。作为一名即将成为共产党员的我更应该学得更多，工作得更多，用热忱的服务，去赢得育龄群众的满意、信赖和赞同，用扎实的工作永葆一名共产党员的先进本色。我要把这次（学党章）活动当作一次契机，深刻领会，加倍珍惜，一定要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坚持，发扬光大，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促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努力奋斗！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