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世界历史的意义

第一篇：分析世界历史的意义

分析世界历史的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历史呼唤着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取代资产阶级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实现了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为方向,带领人民艰辛探索,浴血奋战,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重任,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中国走向繁荣富强、走向民族复兴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带领人民通过和平改造的方式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中国走向繁荣富强提供了制度基础。历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早期,我们党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总体上没有突破苏联模式,尤其是探索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左”倾错误,使社会主义建设遭遇巨大挫折。1976年“文革”结束时,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在困难面前,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彻底纠正“左”倾错误,领导人民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焕发青春活力,充满勃勃生机。事实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使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重现生机活力,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科学社会主义以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使之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由于历史的局限,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及其特征的认识存在着两个重大误区:一是把计划经济视作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二是把公有制范围的扩大和程度的提高视作实现社会主义的标志。因此一再无视生产力状况在生产关系上搞穷过渡,片面追求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一大二公三纯”,结果必然阻碍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导致贫穷落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打破思想误区,对上述两个问题的认识走上了科学的轨道。邓小平深刻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

富裕。”[2](P373)关于所有制问题,不再拘泥于单一的公有制,而是根据生产力发展要求,允许多种所有制的存在;关于经济体制,突破了把计划经济视作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认识误区,解除了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思想束缚,按照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改革开放步步深入,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开创了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连续30多年保持近10%的经济增长,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城乡居民收入增长30倍以上,构筑起一些西方国家近百年才完成的覆盖十几亿人口的世界最大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完成港澳回归、北京奥运、上海世博等百年盛事,人民币成为世界第九大交易货币;创新型国家建设成就斐然,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超级计算机、高速铁路等实现重大突破;“神十”飞天,“蛟龙”入海,“嫦娥”3号登陆月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成就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着中国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选择。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彰显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生命力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巨大挫折而陷入低谷。许多西方人士认为,随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瓦解和中国推行市场经济制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宣告寿终正寝。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于1992年出版《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以预言家的口吻宣称“人类历史已经终结”,“人类历史不可能再进步了”,认为西方所谓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最后的也是最好的一种“统治形式”,人类历史到资本主义时期就走到了尽头。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发展使社会主义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宣告了曾一度甚嚣尘上的“社会主义终结论”的彻底破灭。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之基础上,并没有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坚持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实行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两个基本方面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

展,既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且符合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现代化是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旋律,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要走向繁荣富强,都必须走上现代化道路。因为现代化发端于西方,长期以来,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要想赶上世界现代化潮流,就要走西方走过的资本主义道路。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独特模式,打破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神话。现代化不等于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的本质与现代化有着内在一致性。现代化包含多个层面,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的互动的共同进步的过程,其核心和基础是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经济领域的进步。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它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4](P231)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力于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搞好现代化建设,努力通过现代化建设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一切,不仅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同时也符合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受到国际社会格外关注的还有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华盛顿模式”的失效。20世纪80~90年代以来,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依据的“华盛顿共识”在拉美以及前苏东国家得到广泛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其主张可以概括为“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20世纪晚期,拉美的经济危机、东亚的金融危机和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失败,都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直接相关。如,拉美的经济增速从90年代后期开始逐年递减,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社会领域也问题频发,失业率持续攀升,贫困人口激增、社会治安恶化。同样,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由于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前苏东国家陷入了严重经济衰退。与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华盛顿模式”的失效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上升,国际上关于“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的研究和赞扬之

声越来越多。一些外国学者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导致一些西方理论被质疑,一种新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在颠覆西方的传统理论。尤其是2008年以来,资本主义世界遭遇继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之后最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西方各国经济复苏乏力,政治上深陷僵局,社会矛盾凸显。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冲击中的出色表现引发了人们在历史与现实层面对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在两种制度主导下不同发展模式的思考。美国《时代》周刊网站刊文称:“全球经济衰退暴露出的最大讽刺之一就是,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在处理资本主义危机时表现得可能要比民主选举出的美国政府更好。”[5](P48)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12年夏天连续刊登题为《为什么中国不会崩溃?》《美国存在缺陷的民主制度可以从中国的一党制中学些什么?》[5]的系列文章,比较了中国的“精英领导制度”与“西方民主选举制度”的优劣,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过去没有现在也不会崩溃,西方应该向其学习。连曾经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福山也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国模式”的有效性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人类思想宝库要为中国留有一席之地。1987年4月,邓小平展望到21世纪中叶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给第三世界走出一条路时,曾经强调说:“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2](P225)。中国现在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位列世界第100多位,离邓小平所说的那种水平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历史性成就,已从发展趋势和速度上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新道路

15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都是在对内残酷剥削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对外侵略扩张进而无偿掠夺落后国家人民财富的基础上实现的。在资本主义的殖民体系下,世界分成两大营垒,一端是欧美等宗主国,另一端是亚非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形成了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图像。资产阶级学者把这种现象概括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外缘”结构。所谓“中心”,即美欧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外缘”即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心-外

缘”体系的构建和运作,以“中心”的利益为最高原则,“外缘”则服从和服务于“中心”,完全处于从属和附庸地位。二战以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有100多个亚非拉国家实现了民族独立,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彻底崩溃。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所主导和控制的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旧秩序,通过不合理的生产分工、不平等的对外贸易、跨国公司的经济控制、跨国银行的重利盘剥、技术转让的高额勒索等手段,推行新殖民主义,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直至今天,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稳定,依然离不开不平等、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和交换体系,离不开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广大市场、廉价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离不开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经济社会危机和难题、转移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等方式。因此,资本主义没有也不可能给世界带来普遍繁荣和共同富裕。与资本主义的对内剥削、对外掠夺截然不同,中国是在与其他国家的共同发展中、与当代世界各种文明的协调一致中发展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如德国学者贝特霍尔德所言,中国的发展“给人们指出了一条摆脱全球资本统治的破坏性进程的出路”,“当今的资本主义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其无能,在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的同时,它已无法解决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例如越来越多的国家发生社会劫难、暴力和战争频仍,南北之间的鸿沟加深,环境遭到破坏,对地球资源不负责任地随意开采。因此,现在世界越来越明确地要求成功塑造一个资本主义的对立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意义以及今天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也正在于此”[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新路,因为它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以和平发展为标志性特征和根本战略。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表现为中国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己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严格约束自己即使在发展起来以后也永不称霸;表现为坚持与其他国家和民族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遵循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事务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倡导国与国之间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帮助,协力推进。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从根本上而言,是由

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追求所决定的。《共产党宣言》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7](P294)深刻表明,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追求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党的十八大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阐释中较之以前增加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内容,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这种价值追求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归根结底是要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保障,是最大限度地有利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而绝不会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而保障少数人的特权,绝不会追求以损害别国人民的利益为代价而实现自己的现代化。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理念的创造性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和谐与和平,“和而不同”是中华文明中极具意义和超越时空的内容,是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所奉献的核心理念。在当代发展实践中,“和而不同”就是在坚持根本原则的前提下,在承认、包容和尊重差异中追求和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发展进程中,把和谐而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相辅相成视为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主张世界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主张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崇尚和平、尊重文明差异的价值观,客观上成为“文明冲突论”的有力替代,从而有利于防止文明之间的冲突、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建设性对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独特模式开辟了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新路,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中国综合国力在短时期内的惊人增长,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大大增强,已经开始作为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一支独立力量而发生作用,从而打破了原来由超级大国支配的世界政治格局。这就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及其和平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大大增强了国际政治中的和平因素,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为世界共同发展和普遍繁荣带来无限希望

第二篇：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

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人民要论）

王明生

《 人民日报 》（2016年12月28日

07 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下简称中国道路）以其高远的价值追求、开放的世界胸怀、包容的文化视野、成功的伟大实践，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不仅如此，中国道路还打破西方发展模式主导世界发展的垄断格局，走出西方“国强必霸”的传统大国发展模式窠臼，丰富了世界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具有重大世界历史意义。

中国道路丰富了世界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如同不能只有一种色彩一样，世界上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决定了各个国家在社会发展道路上应尊重多样性、尊重选择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尽管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摆脱殖民枷锁、获得了独立，但西方国家通过建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西方中心论”等话语霸权，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将广大发展中国家裹挟进西方体系，继续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链条上薄弱且被动的一环。尤其是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世界格局出现新变化，西方国家似乎不战而胜。这不仅巩固了西方国家的强势地位，而且将西方话语霸权推至顶峰，有人甚至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和现代化发展道路预言为“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

“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一个国家究竟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最终要靠事实说话，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作出选择。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坚持走自己的路，实现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7亿多人口摆脱贫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8000美元。中国用30多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实现从一穷二白到建立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跨越，实现从物资极度匮乏、产业百废待兴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全球制造基地的跨越，实现从贫穷落后到阔步走向繁荣富强的跨越。历史以超出人们想象的大跨越和大进步，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出的中国道路作出了最生动的诠释。中国道路的成功意味着西方“中国崩溃论”的崩溃和“历史终结论”的终结，说明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

中国道路的成功丰富了世界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世界上既没有唯一的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尊重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尊重各国自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探索与实践，是世界多极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必然要求。中国道路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外来的”，更不是“西化的”，而是我们“独创的”，是一条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道路多样化，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取长补短，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潮流和内在规律。

中国道路提供了人类实现和平发展的新模式

和平发展是中国道路的重要特征。我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我国在实现自身健康有序发展的同时，还坚持正确的义利观，践行不争霸、不称霸、不结盟、不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的庄严承诺，倡导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积极参与全球治 理体系建设，维护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尊重其他国家自主选择的发展模式，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改革发展的成功经验，促进各国普遍发展繁荣。这些都与西方一些国家通过建立殖民体系、争夺势力范围、对外武力扩张实现发展的老路子根本不同。

纵观西方大国崛起的历史，“暴力”是其发展道路上的主旋律。新航路的开辟，开启了西方大国崛起之门，也打开了西方殖民扩张的潘多拉魔盒。工业革命尤其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帝国主义国家掀起了瓜分世界市场的狂潮。为抢夺市场、瓜分世界和获取霸权地位，新旧殖民主义者的矛盾不断激化，以致引发了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虽然不能再以赤裸裸的方式进行殖民掠夺，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存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仍然存在，国际“游戏规则”仍然主要由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制定。少数西方发达国家经常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的旗号，强行输出西方价值观念，甚至直接使用武力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美国学者亨廷顿直截了当地指出：“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

历史上，西方穷兵黩武式的发展道路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国强必霸”的“自然”意识。中国道路的成功，走出了一条能够跳出西方霸权冲突历史周期率的和平发展之路。和平发展是中华文化的基因，是中国道路的内在属性和本质特征。面对中国日益走向繁荣富强，国际上一些人认为中国发展起来了就会成为其他国家的一种威胁。对此，习近平同志作出了明确回应：中国繁荣昌盛是趋势所在，但国强必霸不是历史定律。“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身，又是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发展走向的回应，更是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这种自信和自觉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积淀，来源于对实现中国发展目标所需条件的深刻认知，来源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准确把握。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对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科学结论，是文化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

中国坚持和平发展，走出了传统“国强必霸”大国崛起模式的窠臼，是中国根据时代潮流和国家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它既为中国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营造了有利国际环境，符合中国的利益；又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了贡献，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成功范例。

中国道路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

中国道路的成功开辟，不仅对中国实现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将对世界现代化和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能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的，中国道路使“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人民生活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这不仅使中国彻底抛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而且为人类战胜贫困、为发展中国家寻找发展道路提供了成功的实例”。

20世纪中后期，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不懈努力，陆续摆脱殖民统治，实现了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随后，现代化建设成为发展中国家必须面对的共同课题。现代化建设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发展道路问题。选择发展道路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复制移植、照搬照抄；另一种是独立探索、合理借鉴。一些发 4 展中国家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所吸引，试图通过模仿复制快速发展起来。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道路给这些忽略了本国国情的国家带来了经济畸形发展、社会矛盾凸显、政局动荡不安等诸多灾难性后果。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合理借鉴人类文明发展的有益成果，坚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成功开辟了中国道路。

中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曾经站在大致相同的发展起点上，但由于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得到的结果可谓天壤之别：中国道路使中国发展成就辉煌，而西方道路则使很多发展中国家陷入困境。尤其是在拉美新自由主义政策破产、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接踵而至的世界形势下，中国不仅经受住了各种危机和困难的考验，而且为本地区乃至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提供了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因此备受世界关注。很多发展中国家从事实中认识到西方发展模式的弊端，发现了中国道路所具有的优势和潜力，体会到了中国经验的宝贵价值，因此更加注重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更加注重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模式。

其实，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和发展逻辑看，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命运是相似的，都面临着加快发展、改善民生的历史使命。在发展目标上，中国梦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都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道路的成功使中国从地域性存在走向世界历史性存在，能够为具有相似国情、相似命运和共同使命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参考和借鉴。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实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

中国道路的成功开辟使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它不仅彻底洗刷了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屈辱，根本改变了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而且重塑了中国的世界形象，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扩大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中国道路使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它承载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体现着人类对社会主义的美好憧憬和不懈探索，是人类文明发展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中国道路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具有重大世界历史意义。

（作者为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第三篇：历史意义

历史意义: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军事斗争，是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成功尝试。通过这一斗争，驱逐了荷兰殖民者，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利益，捍卫了中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因而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

1624年（明天启四年），荷兰殖民主义者侵占中国台湾。清初，郑成功下决心赶走侵略军。1661年（清朝顺治十八年，南明永历十五年）三月，郑成功亲率2.5万名兵将，分乘百艘战船，从金门出发。

他们冒着风浪，越过台湾海峡，在澎湖休整几天准备直取台湾。荷兰侵略军听说郑成功要进攻台湾，十分惊恐。他们把军队集中在台湾（今台湾东平地区）、赤嵌（今台南）两座城堡，还在港口沉破船阻止郑成功船队登岸。

郑军乘海水涨潮将船队驶进鹿耳门内海，主力从禾寮港登陆，从侧背进攻赤嵌城，并切断了与台湾城的联系。

战斗中，侵略军以“赫克托”号战舰攻击，郑成功一声令下，把敌军紧紧围住，60多只战船一齐发炮，把“赫克托”号击沉。与此同时，又击溃了台湾城的援军。赤嵌的荷兰军在水源被切断，外援无望的情况下，向郑军投降。

盘踞台湾城的侵略军企图负隅顽抗，郑成功在该城周围修筑土台，围困敌军8个月之后，下令向台湾城发起强攻。1662年（康熙元年初，南明永历十六年），侵略军头目被迫到郑成功大营，在投降书上签了字。至此，郑成功从荷兰侵略者手里收复了沦陷38年的中国神圣领土台湾。

郑成功，是中国明末清初著名的民族英雄，原名福松、森，号大木，福建南安县石井村人。其父郑芝龙，是南明隆武朝“建安伯”，曾组织向台湾移民，积极开发台湾岛。1645年（南明弘光元年），21岁的郑成功在福州受到隆武帝朱韦健的召见，颇多赏识，被认为本家，赐他国姓（朱），改名成功，因此中外尊称之为“国姓爷”。1653年（南明永历七年），南明永历帝（朱由榔）又封他为“延平郡王”。

郑成功领有台湾之后，建立了台湾第一个汉人政权，也带来一波汉人移民潮。郑成功虽然在攻下台湾的同一年逝世，但继位的郑经与郑克塽持续统治台湾21年，并在陈永华的规划之下，引进中国明制的宫室、庙宇和各种典章制度，奠定了台湾在日后成为一个以汉民族文化为主的社会，而不仅仅是另一个海外华埠。因此有学者形容此役“决定台湾尔后四百年命运”。此外，郑成功是南明最后一个具有实力的抗清领袖，他将大本营移到台湾，使得反清士气崩溃，也宣告了反清事业的结束。当时明朝遗民对郑成功颇不谅解。张煌言就说成功此举“生既非智，死亦非忠”。郑成功的老师钱谦益也赋诗表示遗憾。

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

问题：改土归流。清朝雍正年间在西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废除土司制，实行流官制的政治改革。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蒙古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之一。其中一支厄鲁特蒙古分为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大部。公元1646年，清朝顺治皇帝赐给和硕特部顾实汗甲胄和弓箭，委托他负责管理厄鲁特蒙古。此后准噶尔部首领和土尔扈特部首领等随同顾实汗一同到北京，明确表示归顺清朝政府，以后不断向清政府朝贡。

土尔扈特部原来在塔尔巴哈台（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县）附近，过着游牧生活。明末因受准噶尔部的严重威胁，被迫西迁至额济勒河（今俄罗斯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定居下来。西迁后与祖国相隔甚远，但始终向往着祖国，在政治、文化、宗教等方面都与祖国保持着联系。他们的和平安定的生活不断遭到沙俄的破坏，沙俄还企图诱迫他们脱离祖国，归顺沙俄，但他们坚决予以拒绝。

土尔扈特部多次派使者回到祖国诉说苦难，清朝康熙皇帝曾两次派官员前往慰勉。其首领阿玉奇对使者说：“我们是蒙古族的后代，穿的服装与祖国的差不多。我们与祖国亲如母子，而与沙俄格格不入。”阿玉奇的儿子还向康熙帝赠送鸟枪一支，祝皇上长寿万岁，表达了他们对祖国的眷恋之情。

17世纪下半期，沙俄进一步加强对土尔扈特部族的压迫与奴役。大量征调土尔扈特部的青壮年充当炮兵；对他们征收繁重的苛捐杂税；强迫他们放弃本民族信奉的佛教，改信东正教。沙俄的残酷压榨和剥削，使他们渴望早日回归祖国。

18世纪中叶，清政府镇压了沙俄支持的准噶尔部上层分子的叛乱，为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创造了条件。公元1771年（清乾隆三十六年）1月，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阿玉奇之孙）毅然率领部众169000人，离开居住长达170多年的伏尔加河地区，赶着数以万计的牛羊，冲破沙俄的围追堵截，历经艰难险阻，用了半年多的时间，行程万余里，终于在1771年6月胜利地回到了祖国，到达伊犁城。

在回国途中，他们在哈萨克草原上遭到突然袭击，90000蒙古族战士奋起低抗，壮烈牺牲。饥饿和疾病又使许多人丧失了生命，生存下来的只有70000人。到达伊犁后，渥巴锡向清政府献上了土尔扈特部祖先于明朝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受到敕封的汉篆玉印一颗，以表示土尔扈特部人民忠贞不渝、热爱祖国的赤忱。

土尔扈特部蒙古族人民从踏上祖国疆土的那一天起，就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清政府乾隆皇帝在热河木兰围场的伊绵峪接见了渥巴锡和其他人员，封渥巴锡为克里克图汗（蒙语英勇、刚毅之意）。

1771年，清政府又在承德避暑山庄狮子沟中，仿照西藏布达拉宫样式，修建了一座普陀宗乘庙，庙内有乾隆皇帝特地撰写的《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块碑文。碑高5米，用满、汉、蒙、藏4种文字刻写，记述了土尔扈特部众不远万里回归祖国的动人故事。

原因:

1.中国封建王朝重农抑商的延续.闭关锁国政策”是落后的、闭塞的、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的产物。封建统治者自我满足并昏睡在这种自然的庄园中，他们既昧于世界大势，又盲目排斥外国的一切东西。

2.中国封建统治着妄自尊大的心理.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向来具有“天朝上国”“四方皆蛮夷”“我天朝无所不有，焉用外求”的传统自大思想，这就导致了他们无视西方的存在，认为闭关没什么大不了的，于我天朝毫无损伤。

3.隔绝人民与外界的联系,以利于专制统治.闭关锁国政策”是清朝统治者民族狭隘性的表现。由于满清贵族与人民群众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与斗争，满清统治者便企图通过“闭关”的办法将国内的汉人与外界隔绝，以防止外国人支持汉人形成反清力量。

4.同时，明朝中期以后，日本倭寇侵扰我国东南沿海和西方殖民者向东方的殖民扩张，也是清朝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客观原因。

5.当时许多明朝残留的抗清力量如郑成功等，大都被赶到海上去了，为了维护满清的统治地位，断绝郑氏集团和大陆的经济联系.顺康年间,清政府施行了野蛮的禁海迁界政策

闭关锁国政策指闭关自守，不与外界接触的一种国家政策，是典型的地方保护主义。闭关自守，不与外国往来；严格限制对外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的交流。出处《周易·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1] 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让我们清楚的认识到，盲目的排斥外来东西，没有好好与外界沟通，选择了将自己与外界隔绝开来，最终导致自己的落后。无论是思想上，还是经济上难以追上世界的潮流。因此，我们必须要将自己与这个世界紧密相联系，了解这个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吸收外来先进思想、技术来不断的提高自我，不要被这个社会所淘汰。

政府实行闭关政策，构筑了隔绝中外的一道堤墙，对中国社会的前进起了阻碍作用。由于对出海贸易横加限制，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使中国人民与世界潮流隔绝，不明世界大势，而清统治者更是闭目塞听，其结果正如魏源所说：“以通事二百年之国，竟莫知其方位，莫悉其离合。”

目的：明修长城是为了抵御蒙古族和女贞族的边境侵扰。

明代大规模修长城从明英宗土木堡之变以后。为了阻止蒙古人进中原，大规模地在在山西、陕西、内蒙修长城，防止蒙古人进攻。

明代万历后，蒙古一带被大将李成梁打得无还手之力，戚继光开始经营辽东防线，大修防御工事。威继光、李城梁去世后，女贞人崛起，戚继光的辽东长城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后陆续且战且修，直至明亡。

明长城是明朝在北部地区修筑的军事防御工程，亦称边墙，区别于由秦始皇所修的万里长城。国家文物局和国家测绘局采经近两年的调查与测量，于2009年4月18日首次公布明长城数据：其东起鸭绿江畔辽宁虎山，西至祁连山东麓甘肃嘉峪关，明长城从东向西行经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山西、内蒙、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一百五十六个县域，总长度8851.8公里。

明长城中，人工墙体的长度为六千二百五十九点六公里；壕堑长度为三百五十九点七公里；天然险长度为二千二百三十二点四公里。明长城是中国历史上费时最久，工程最大，防御体系和结构最为完善的长城工程，它对明朝防御掠扰，保护国家安全和人民生产生活的安定，开发边远地区，保护中国与西北域外的交通联系都起过不小的作用。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工程的高度成就和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

城墙是长城工程主体，墙体依材料区分为砖墙、石墙、夯土墙、铲山墙、山险墙、木柞墙、壕榨等类型，随地形平险、取材难易而异。除蓟镇长城的墙身全部用条石、青砖砌筑，其余诸镇长城多采用夯土墙，仅关门、敌楼包砖。

铲山墙指将天然山体铲削成陡立的墙壁；山险墙一般依靠峻峭的山脊用砖石垒砌；木柞墙指树林中的木栅栏墙；壕榨指挖掘壕堑后于一侧的培筑土垣。城墙断面下大上小呈梯形，高厚尺寸亦随形势需要而异．城墙顶面，外设垛口，内砌女墙，两面皆作垛口者。

砖、石结构的长城以北京八达峙居庸关为例，用整齐的条石砌城墙身外侧，内部填充灰土碎石，平均高7～8米，基宽6～7米，顶宽5～6米。

顶部用青砖砌成垛口、女墙，垛口高约1．8米，女墙高约1．2米。垛口开有隙望孔和射孔。墙体顶面用方砖铺砌，两侧设有排水沟和出水石咀。墙身内侧间隔修砌券门暗道，以供守城士卒上下。

小说：明清小说创作有三个高峰时期，明初洪武年间，产生《三国演义》、《水浒传》；明嘉靖、崇祯间，出现《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清康、乾时代，《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问世，它们分别是三个时期的代表作，也是古典小说的精华。徐渭，浙江山阴（今绍兴）人，著作《青藤书屋文集》，所作《南词叙录》，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南戏的著作，所作杂剧有《渔阳弄》、《雌木兰》、《女状元》、《翠乡梦》，合称《四声猿》，分别叙写弥衡击鼓骂曹，花木兰从军，女子扮男装中状元等轶事。传奇兴起后，杂剧逐渐衰落。徐渭的剧作品可视为明代杂剧的代表。

明清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繁荣时期。这个时代的小说从思想内涵和题材表现上来说，最大限度地包容了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且经过世俗化的图解后，传统文化竟以可感的形象和动人的故事而走进了千家万户。小说是伴随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而发展起来的。宋代前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带来了都市的繁荣﹐为民间说唱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场所和观众﹐不断扩大的市民阶层对文化娱乐的需求又大大地刺激了这种发展﹐从而产生出新的文学样式──话本。

明代中叶﹐白话小说作为成熟的文学样式正式登上文坛。明代文人创作的小说主要有白话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两大类。

明代的长篇小说按题材和思想内容﹐又可概分为五类﹐即讲史小说﹑神魔小说﹑世情小说、英雄传奇小说和公案小说等。

《红楼梦》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作者曹沾﹐号雪芹﹐满洲正白旗人。曹家曾三代居江宁织造任﹐后因事被抄而家道衰落。该书以曹家生活为原型﹐以贾宝玉与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与婚姻悲剧为主要线索﹐描写了贾氏家族由盛而衰的历史﹐反映出进入末期的中国封建社会不可避免的崩溃结局和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倾向。《红楼梦》情节缜密﹐细节真实﹐语言优美。作者善於刻画人物﹐塑造出许多富有典型性格的艺术形像﹐如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取得卓越的艺术成就。但曹雪芹只写完《红楼梦》的前八十回﹐今通行本後四十回一般认为系高鹗所续。

除《红楼梦》外﹐比较著名的清代长篇小说还有《儒林外史》﹑《醒世姻缘传》﹑《绿野仙踪》﹑《隋唐演义》﹑《说岳全传》﹑《女仙外史》﹑《镜花缘》﹑《雷峰塔传奇》等。话本小说则有《醉醒石》﹑《五色石》等。李渔的《无声戏》﹑《十二楼》则是白话短篇小说艺术成就的代表。

第四篇：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及其世界历史意义

试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及世界历史意义

八队九八级研究生邓 博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社会主义的现代理论形态。这一理论的形成和成功实践，不仅给中国带来了繁荣，而且必将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深远的影响。笔者就此谈几点粗浅认识：

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过程

邓小平理论是经过邓小平回顾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有关问题；积极探索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并加以揭示；以超人胆略，伟人的气魄，在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而得出来的。

（一）回顾历史，对社会主义的问题重新认识

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的建设，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我们尽管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但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么搞社会主义这些最基本的问题，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并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历史经验证明，如果一味按照我们原来的社会主义模式和观念进行建设，是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因此，邓小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把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另一方面强调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认真总结历史和现实实践，把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弄清楚。就是这样，邓小平深刻总结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关键性问题：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同时抓住了其理论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二）实践探索，对社会主义的内涵具体界定

科学的认识来自于丰富的实践。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一刻也没有脱离过活生生的实践。他总结经验、大胆探索，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从肯定的角度和立足于批判性地反思、深刻总结经验从否定的角度两方面提出我们过去所坚持的许多观念不是社会主义，并具体揭示了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概括起来主要是提出了几个著名论断：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不发展生产力不是社会主义；总结我国长期以来经济不发达，人民生活长期贫穷的状况，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的特征是富裕而不是贫穷，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当代世界发展的状况，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应该使经济发展得比较快，国家的力量比较强大，而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就这样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一些根本的特征和属性，对社会主义的内涵进行了具体性界定，对新时期我国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内容和具体特征进行了明确论证，逐步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的全面的理解和认识。

（三）继承发展，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系统提出

邓小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基本原则、根本任务、基本目标等进行了总体性概括。他指出，“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贫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２６５页）“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６３页）“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１７２页）“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１１１页）这些论断涉及了社会主义的最基本的方面和最实质性的内容，已经形成了关于

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框架，这表明他已提出了一种新社会主义理论。在此基础之上，他在南巡讲话时完整地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３７３页）这个概括，把社会主义的本质、任务、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途径作了最简明的阐述，是邓小平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的最集中的表述。

至此，邓小平理论已经确立。这一理论，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是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成果，是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这一理论的确立，标志着社会主义理论进入了现代理论形态之中。

二、邓小平理论的世界历史意义

邓小平理论首先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为解决跨世纪中国的发展问题而提出来的。然而，在地理、政治以及文化上，中国是个“大国”，中国在当代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同时，邓小平理论又是在借鉴２０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中逐步产生和发展的。因此，邓小平理论及其实践任何方面的成就和每一步成功，“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１１８页）

（一）邓小平理论是社会主义的现代理论形态

邓小平理论对世界的历史意义首先表现在它代表了社会主义理论的现代形态。

（１）历史赋予邓小平理论为社会主义的现代理论形态

在新的历史时期，解放思想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或基本问题，是依据时代的新特点和社会生活的新情况，对传统社会主义的观念和模式进行反思，赋予社会主义以现代形态，使社会主义走进新时代。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列宁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形成了列宁主义；毛泽东将马列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取得了革命胜利，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邓小平敏锐地观察时代的新特点，指出时代已从过去的革命与战争的时代转变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改革与开放的时代，新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时代。落后于时代的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更新内容，改变形式，即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做出新回答，引出新结论，实现社会主义的观念和模式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不断探索，努力实践，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紧密联系，创造性地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成了社会主义的现代理论形态——邓小平理论。

（２）邓小平在社会主义现代理论形态上的现代思维方法和思维特色及社会主义现代理论形态的基本理论内容

如前所述，邓小平是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以及“怎样搞社会主义”等问题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的。邓小平在回答这一系列问题时，始终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开放的态度和方法，从时代和全人类发展的高度，来审视和思考社会主义的出路和命运；坚持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明确区分目的与手段，正确处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坚持生产力标准，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摒弃离开生产力水平去谈论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唯心史观与种种空想倾向。这鲜明地体现了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观的统一，并具体运用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现代社会主义科学思维方法论和“现代社会主义论”。而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论则构成了他所实现的社会主义理论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重大转变的基本理论内容。

（二）邓小平理论对世界的历史贡献

布热津斯基这位西方政治家、思想家曾对邓小平理论作过这样评价，“中国以其１０亿多人口，能够成功地建成一个政治上可行从全社会来看又比较富足的国家它必然日益成为全球注意的焦点。”（《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０７页）邓小平理论的成功实践不仅会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产生积极作用，而且对整个世界的稳定，社会主义运动等有着巨大的历史贡献。

（１）邓小平理论的成功实践有利于整个世界的稳定

大规模的贫困，不仅意味着众多人的不幸，而且影响着世界的安宁与和平。改革之初，中国是一个十分贫穷落后的国家。因此，邓小平理论的根本出发点，就在于如何消除贫困使全体人民富裕起来的问题。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改革开放２０年，使中国经济获得空前迅速蓬勃的发展，使中国在反贫困上取得历史性突破。大家知道，卢旺达这样一个小国的难民问题已经搅得世界无宁日。如果中国这二十年，经济不发展或发展较慢，如果即使发展了而不坚持共同富裕原则，那后果不仅是中国的灾难，贫穷中国涌出的难民潮也使整个世界的和平安宁遭殃。同时，一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中国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意味着和平与稳定的力量的增强，对世界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发挥更大作用。

（２）邓小平理论的成功实践重塑了社会主义形象

迄今为止，有人特别是西方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们一提社会主义就联想到苏东剧变。诚然，苏东剧变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蒙上了阴影。但是，坦率地说，原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意味着“家长制”及其僵化、保守、霸权等本身就已不具有社会主义的特征，从真正意义上讲它已失去了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东西。而邓小平理论既从中国的国情和改革开放的实际出发，又面向世界，洋溢着时代的精神，与原苏联模式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不同，不再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与时代发展的人类愿望相一致的本质内涵等留存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而是将它体现贯穿于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同时邓小平理论还勇于迎接随时代和新技术革命出现的一系列挑战，以深入改革开放和新科技革命成果的充分利用，作为实现发展目标的条件和手段。邓小平理论实践的成功不但给世界的社会主义树立了榜样，更重要的是向人类展示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形象。

（３）邓小平理论的成功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本身是不断发展的理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实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２９１页）邓小平理论以坚持对社会主义本质和科学理解为前提，提出以“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成败的基本标准，主张大胆吸收和利用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突破意识形态上的一些僵化窘境，明确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方向，这些作为对现实社会主义实践内部规律与外部环境，及其相互之间关系认识的思想结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贡献，坚持和把握这些理论必将从以往的僵化的模式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生机勃勃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运动。

第五篇：遵义会议历史意义

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

导读：我根据大家的需要整理了一份关于《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的内容，具体内容：遵义会议在我国众多会议中地位是最高的会议之一，这主要是因为。接下来通过对的解析来了解它在我国地位如此之高的具体原因。以下是我整理的相关资料。遵义会议的内容遵义会议之所以...遵义会议在我国众多会议中地位是最高的会议之一，这主要是因为。接下来通过对的解析来了解它在我国地位如此之高的具体原因。以下是我整理的相关资料。

遵义会议的内容

遵义会议之所以会在众多共产党的会议中脱颖而出，是因为这场会议确定了毛泽东的地位。众所周知，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新中国。由此可见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所作出的贡献。在这场会议之前，所以毛泽东一度有成为过共产党内部的领导人，但是这个地位一直不稳，而且很容易被动摇，第五次反围剿行动就是最好的证明。而遵义会议之后，党中央和军队内部，再也没有了对毛泽东的质疑，也没有人敢挑战他的权威。这位我国后来的抗日战争等打下了坚定的基础。

其次，遵义会议上明确了王明等人的责任。遵义会议为什么会被召开，就是因为第五次反围剿行动的失败。原本按照毛泽东的计划，完全是可以胜利的。但是王明等人急功好进，撤销毛泽东的职务等，才会导致这个局面。所以在这场会议中，将与王明等人为一路的许多领导撤职。

第三，成立了新的三人团。三人团是我国共产党的特色名词，意味着党

中央的三个主要领导人，原先的三人是王明等人。在这场会议后，新的三人团变成了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

这三项都是遵义会议的内容，当然遵义会议的内容远不止这些，但这三项是最具代表性的。

遵义会议的作用

在遵义会议的作用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确立了毛泽东的地位。在此之前，共产党内部的最高领导人并不是毛泽东，而是瞿秋白和王明等人。这些人都是激进派的左倾主义者，对于党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危害。在遵义会议中，他们的地位下降，毛泽东的地位提高，被确立为最高领导人，这为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确立了实事求是思想也是众多遵义会议的作用之一。这个思想是正确的马列主义思想，不但能让党内人员看清当时的局势，更加遏制了党内左倾主义的发展和扩散，让整个共产党气象一新，不再处于盲目的状态。

遵义会议的第三个作用就是确认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具备了自主解决党内问题的能力。在会议之前，当时的领导人缺乏自主性，一旦遇到问题不思自主解决，一直求助于共产国际的帮助。但是在这场会议，由于正确领导人的主持，成功了解决了党内的问题，标志着当时的共产党已经具备了自主独立的能力。

遵义会议的作用有很多，以上是它作重要的三个。通过遵义会议的召开，让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挽回了败势，并且保住了许多有生力量，为后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打下了基础。

首先，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这场会议之后，再没有人可以随意撤销毛泽东的职务，也没有人能随意质疑毛泽东的能力。而且在党内对毛泽东最有意见的王明等人也被撤销了原先最高领导人的职务。这使得毛泽东能在党内完全地发挥自己在军史政治上的能力。

其次，还表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成熟度上。原先的共产党一旦遇到事件就会照搬照抄共产国际的前例。在遇见没有前例的状况下，党中央的领导人也从来不是自己做出决定而是会去询问共产国际代表人的意见。所以在遵义会议之前的中国共产党其实并不是中国的共产党，更像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一个分部。

但是在遵义会议之上，党中央领导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代表的情况下，作出了一系列适合当和红军发展的正确决定和方针，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已经可以脱离共产国际，成立一个独立的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政党。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

也正是因为在这场会议上种种政策和方针的确定，才让中国红军走向了成功的道路，让中国共产党走向了辉煌。因此遵义会议才被人们称为是生死攸关的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