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定调有质量的增长

第一篇：中国定调有质量的增长

中国定调有质量的增长

“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昨天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中国未来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也给2013年中国经济发展道路架设好了路标。由于对来年中国经济轨迹有定风向的作用，西方媒体甚至用“全球最重要经济会议”形容中国经济政策制定者这一“年度头脑风暴”。“今年中央经济会议受到的关注较往年更多”，印度《经济时报》说，这是因为此次会议令外界在十八大后第一次有了一窥中共新领导层经济思维的机会。“稳中有进”则是外媒眼里中共新领导层希望对外传递的信息。令人关注的是，本次中央经济会议没有如外界预期公布明年中国经济增速目标，而是更多强调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研究员田云16日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将此视为一种变化。他说，新一轮经济改革的序幕刚刚拉开，更精彩故事还在后头。

中央要求提出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

“当中国经济在出口下滑的境况下持续挣扎时，中共新领导层今天在北京聚首，开始了一场头脑风暴。”15日，印度《经济时报》用这样的“开场白”报道2012年中央经济会议当日开幕的消息。美国《商业圈内人》上周便预告了“本年度世界最重要经济会议即将开幕”的消息，文章说，这么称呼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因为中国经济政策制定者们每年都要在这个会议上为来年中国宏观经济发展设定基调，在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噼啪作响时，中国依然被广泛视为全球经济驱动力，所有目光的焦点都集中在中国这一会议发出怎样的信号上。“今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不仅会为2013年定调，也为更远的未来定调。”美国“市场观察”网站说。这被外媒进一步解读为，这是十八大后，外界第一次有机会窥视中共新领导层的经济思维，因此今年会议受到的关注特别多。“市场观察”还向读者解释了此项中国重要年度经济会议的角色。文章说，会议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国务院联合主办，每年12月举行，它通常只为经济发展勾勒方向，不讲细节，而且方向的调整往往体现在文字的微妙变化中，中国各政府部门和机构则很快在工作中执行这些变化。香港《南华早报》16日说，今年中央政府这项关键年度统筹会议一定会以深化改革为焦点，文章援引渣打银行中国区负责人史蒂芬?格林的话说，市场在等待此次会议的结果，“经济改革是非常复杂的，你需要一个计划”。

“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中提到的这句话16日引发外界关注。台湾《中央日报》称，“路线图”是描述大陆经济新路径的十大关键字之一，其他关键字还有“改革”、“民生”、“内需”、“质量与效益”等。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认为，所谓时间表、路线图更多的是指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的制度协调。目前一些制度存在着矛盾、漏洞甚至抵触，这些制度需要在有限时间内进行改革与调整，也需要有顶层设计的研究，从突出的矛盾出发，从务实的角度出发，及时推出一些改革的新举措。时间表的概念就是让改革更易于操作。“随着出口下滑，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正把希望寄托在培养国内需求上。”这是澳大利亚联合通讯社16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后读到的“中国计划”。文章说，此次会议开幕前，外界普遍预测中国经济今年会完成7.5%的增长目标，明年的增长目标仍可能定在7.5%，但会议闭幕后中国官方媒体并未如外界预期公布2013年GDP增长目标，“这与往年不同”。法新社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明年经济工作要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北京希望开启内需，以一种更为平衡的方式发展经济。

重视质量与效益的增长考验中国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昨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强调“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的同时，也把“夯实农业基础”、“加强民生保障”、“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等内容列入明年经济工作六项主要任务。

美联社称，(上接第一版)中国当前需要彻底检讨基于出口与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模式为中国带来了30年的快速增长，但似乎已走到尽头，世界银行前行长佐利克上周警告说，如果中国再不改变其战略，就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而美联社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并未向外界释放做出重大改变的信号。韩联社则将此解读为中国经济政策维持连续性，并称习近平已强调明年经济要“稳中求进”，会议对此进行了确认。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研究员田云16日对《环球时报》说，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既不像去年强调稳增长、调结构，也不像2009年侧重保增长，而是强调效率。这是新一届领导人对中国经济发展思路的一个很大的改变。会议重点不再放在短期目标而是把重心放在经济发展的长期问题上，体制改革上。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16日对《环球时报》表示，习近平此前在讲话中提及中国经济“实实在在的增长”，这里面有四点要义，首先是物质财富增加基础上的经济增长，而不是建了拆、拆了建创造出的GDP，要靠创新驱动；其次是没有负效应或把负效应做到最小的增长，而不是以环境为代价；第三以民生为导向、改善民生的增长，不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最后是实事求是、稳中求进的增长，不能“官出数据，数据出官”。

“经济学家警告说，对中国而言，任何有意义的增长都意味着短期内经济的减速，”《南华早报》说，对中国而言，真正的考验在于是否能承受伴随改革而来的较低经济增长率。该报另一篇文章则说，经济学家和政府研究员强烈感到，中国经济2013年一定会反弹。文章说，汇丰银行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等中国经济指标近来都走高，该银行预测明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达8.6%，还有人预测中国增速会达到9%，就连拥有今年全球最差表现的中国股市上周五也“牛”了一把。文章说，在顶级经济会议开幕前，外界对中国大陆经济的预期越来越乐观。美国CNBC也说，当汇丰银行中国PMI指数达到14个月来的新高（50.9），经济学家对来年中国经济表现发出各种“牛势预期”，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又一次被看做世界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德国证券网16日说，2013年，“欧洲病人”能否康复不得而知，美国的池塘里共和党和民主党仍会内斗，但美国经济总体形势趋稳定，而中国经济还有很多动力，越来越多迹象表明它已走出谷底。

台媒称中共在拼“人民有感”

“综合判断，我国发展仍然具备难得的机遇和有利条件，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面长期趋好„„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发展仍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产能相对过剩的矛盾有所加剧，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和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并存，金融领域存在潜在风险，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矛盾仍然突出。”昨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发布的公告如此总结中国经济面临的机遇与问题。印度《经济时报》说，尽管中国2012年预计会完成GDP增长7.5%、通胀率不高于4%的目标，辛苦努力换来了成果，但中国官方依旧保持着清醒头脑。习近平在广东谈及经济时要求“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

通用电气大中华区高管李国威16日对《环球时报》说，中国GDP可能不再走保8之路，而更重视经济增长质量与夯实经济结构的调整，但这不会动摇外资企业对中国未来的信心。通用电气认为，中国会进一步改善基础设施、健康医疗、能源环境等领域，期待中国新的经济领导集体重视外资企业与中国企业的互补优势，充分发挥外资企业的积极作用。

“中共新领导层也在拼‘人民有感’”，台湾《工商时报》16日说，这个台湾热门词的意思是政府施政目标要让人民有实质获益的感受，如今它也成为中共新领导层的重要参考标的。文章说，中共近来改进作风，厉行节约、精简会议，反腐倡廉，这些表现都扣住了广大民众的心弦。明年是中共新领导层开局年，如何应对明年经济形势是横在新领导层面前的一道考验.如果能先凸显“物价平稳”，那争取“人民有感”的努力就算开了个好头。（本报驻外记者纪双城王刚李珍陶短房青木 本报记者魏莱刘畅 柳玉鹏汪析）

第二篇：东京中国留学生就职有新增长

据东京外国人服务中心介绍，截至3月底，通过东京外国人雇用中心就职的外国留学生内定人数超过200人，而去年到4月才107人，其中90%以上是中国留学生。留学生特别是中国留学生就职形势好转，与日本经济景气大幅度好转有关。日本银行4月1日发表的3月企业短期经济观测调查显示，大多数企业认为景气已有改善，准备在中国或面向中国开展事业的企业，希望雇用留学生，这使留学生就职率得以上升，其中IT相关企业需求仍然较多。（宗导）

第三篇：政治局定调稳增长：扩大有效投资与贯彻房产调控

政治局定调稳增长：扩大有效投资与贯彻房产调控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1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上半年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

针对今年以来的经济工作，会议称，经济增速保持在预期范围之内，农业形势进一步向好，物价涨幅回落，经济结构调整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城乡居民生活进一步改善，社会保持和谐稳定。

在二季度中国GDP增速仅为7.6%、创近3年来的新低、经济已连续6个季度回落的情况下，此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被外界普遍视为下半年经济工作的定调会。

会议称，下半年经济工作要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发展实体经济为坚实基础。

业界评论说，此番定调将稳增长提到更高的位置显示出中央决心，而抑制房地产以及深化改革也体现出决策层期冀能够在结构调整中完成经济增长目标。

扩大投资促增长

政治局会议称，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改善居民消费能力和环境，积极促进绿色产品和服务消费，在优化投资结构的同时扩大有效投资，落实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加大对国家重大项目建设的支持。

投资仍然是稳定经济增长的利器。著名经济学家辜胜阻表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是一个快变量，可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当前，财政收支预算约束、地方政府财政配套能力不足等因素对政府投资形成了一定制约，而民间投资效率高、可持续性强，是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与活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也认为，要注重培养经济主体自身的投资动力与能力，提升经济增长的自主性，以避免政策不连续所带来的经济波动。

就在此次会议的前一天，国务院常务会议还特别提出，今年以来，各有关部门制定出台了42项“新36条”的实施细则。这些细则涉及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相关的各行各业，在消除制约民间投资发展障碍方面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国务院要求在铁路、市政、能源、电信、金融、卫生、教育等领域尽快推出一批引导民间投资参与的重点项目，发挥示范带动效应。

调结构不放松

昨天的政治局会议以及先前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均鲜明表露出在调结构中稳增长的强烈信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要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强化创新驱动作用，促进产业升级，毫不放松抓好节能减排，大力支持小微企业和服务业发展，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城镇化。就在前天，国务院也称，鼓励和支持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加快推广节能、节水、节材技术和工艺，并决定中央财政安排资金以贴息方式支持重点行业加快实施技术改造，同时鼓励金融机构对技术改造项目提供多元化融资便利。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制造业投资维持连续5年25%左右的高增长后，部分行业已出现产能过剩问题，单纯的扩张产能式投资难以为继，进行技术改造，提高生产效率是未来制造业企业的转型方向。由于财政贴息的杠杆效果往往高达30~100倍，中央财政仅需负担较少的资金就可以撬动大量的民间潜在资本。

同时，政治局会议特别提出，深化财税、金融、价格、医药卫生、教育文化等领域改革，力争在健全体制机制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

地产调控不动摇

在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时，房地产被专门作为一项特别加以强调。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坚决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切实防止房价反弹，增加普通商品房特别是中小套型住房供应，抓好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满足居民合理的自住性住房需求。

自6月以来，中央多个部门已经三番五次强调房地产调控不会放松，中共中央政治局此番定调也更加强化了这一点。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杨红旭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中央一直未祭出更严厉的楼市调控政策，主要是顾及稳增长所需。但在当前楼市的新形势下，相关部门仍可能出台一些细化措施，总体上可能以强调限购、限贷、限价等既有政策为主，同时推出一些更有针对性的新政策，从而增加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需求的砝码。

尽管房地产调控不放松的确可能挫伤经济，但这并不能构成调控放松的理由。有机构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土地收入占地方全部财政收入的比例平均在三成以上，个别热点城市甚至高于50%。若此时放松调控，地方政府又将陷入新一轮的卖地冲动中，并进一步加剧产业结构的失衡。

经济复苏势头隐现

在经济半年报数据发布后的半个月间，经济基本面已悄然发生微妙变化，企稳回升势头有所显现，大规模刺激计划的呼声也渐渐隐退。

瑞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汪涛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和2008~2009年相比，目前出口放缓和整体经济下滑的幅度要小得多。更重要的是，迄今为止尚未出现就业方面的显著压力，因此推出大规模刺激措施显得不那么迫切。

交通银行报告指出，7月中央与地方投资计划在资金面支持下逐步落地。上半年铁路投资同比降幅已逐月收窄并将延续向好态势，机场新建与扩建速度有所加快，保障房建设力度持续加大，最近中央追加补助城市棚户区改造专项资金65亿元；制造业投资恢复相对缓慢，但同比增速基本企稳。

“由于一些工业品价格持续下滑以及库存调整，我们认为工业企业利润可能在今后1~2个季度里继续受到抑制，一些企业可能无法度过这一周期，但我们认为这不会引发重大的宏观风险。”汪涛判断说，在经济放缓时出现一些调整和行业整合可能并非坏事，经过这一周期后，许多上市公司的实力可能会更强、生产效率也会更高。当然，这一过程可能并不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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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CPI或降至1.7%

CPI已经连续下行3个月，7月整体物价仍无反弹迹象。

从国家统计局近期监测的50个城市主要食品价格变动情况看，今年7月20日之前的平均价较6月平均价，统计的8个品种中有3个品种上涨，5个品种下跌。商务部监测的结果也反映了同样的趋势，显示跌幅明显要高于涨幅。

“食品价格整体的下行趋势并未改变，而前期的油价下调也有助于通胀水平继续走低，7月CPI同比增速会进一步降至2%以下。”瑞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汪涛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交通银行宏观分析师唐建伟预计本月食品价格环比将基本持平，非食品价格环比继续小幅下行，加上本月CPI翘尾因素比上月大幅回落0.47个百分点，初步判断7月CPI同比涨幅可能在1.7%左右。

PPI也难逃继续下降的命运。受宏观经济形势不佳和产能过剩的影响，国内钢材价格7月继续呈现下跌走势，7月第三周国内市场钢材价格综合指数为112，比上月末下降3.5个百分点。第一创业报告显示，7月PPI同比增速会从上月的-2.1%继续跌至-2.5%。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http://money.163.com/12/0801/01/87PK5MKF00253B0H.html

第四篇：中央经济工作定调会迟到 保增长或成重要任务

每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中央政治局都会召开会议，分析研究次年经济工作。由于其主题、决策与随之召开的经济会议基调一致，因此这一会议也被业内人士称为“定调会”。“定调会”的召开时间并无准确日期。此前多年，“定调会”一般11月底召开，只有2002年、2004年和去年分别在12月1日、2日和3日召开。而今年的会议，至今没有任何消息，成为十六大以来最迟的一次。分析认为，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是导致“定调会”迟迟未召开的主要因素。

内外经济形势严峻

学者分析认为，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是导致今年“定调会”迟开的主要原因。世界经济又趋低迷，欧债危机或引发全球经济二次触底，中国外贸形势严峻的同时，国内经济增速趋缓，而物价上涨形势仍然严峻。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日前接受采访时坦言，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仍然突出，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运行中又将出现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形势的复杂和调控的艰巨性都在增加。因此自9月以来，中央政治局常委就落实“十二五”规划纲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等议题进行了密集的调研和部署，先后走访了湖北、新疆、辽宁、山东、贵州、安徽、河南等地。

按照惯例，11月宏观经济数据统计结果将于12月中旬公布，因此也有分析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在这一结果公布之后召开。而“定调会”，也将于此前不久举行。

高层近期释放一系列信号

最近，中国经济增长趋缓的势头比较明显。近期高层的一系列信号均投向“保增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3日至4日在辽宁沈阳调研时，强调进出口必须按照“十二五”规划的要求，“稳增长、调结构、促平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11月25日在河北考察时也强调保障房建设对于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作用。

不过也有专家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减速势头并不足为虑，仍应立足调结构。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微博)认为，国际经济环境整体低迷，加上中国经济出现的减速，应顺势而为促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而不能稍有减速就掉转调控方向。

货币政策开始转向宽松？

11月30日晚，中国人民银行突然宣布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这是央行近3年来首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这是否预示着从去年年底定调的“稳健货币政策”开始转向宽松？

刘尚希认为，央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反映了国务院思路的变化，即货币政策出现松动。他认为，在CPI下降的形势下，货币政策可以借势下调。一段时间以来，货币政策放宽的信号不断释放。今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天津调研时表示，宏观政策将“适时适度预调微调”。随后央行在《2011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透露微调信号。

但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雅玲(微博)则认为，央行目前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是对市场和中国经济状态的误判”。她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不用放宽货币政策”，她指出，收紧货币政策对防范金融风险更为重要。

抑制通胀仍不能掉以轻心

在2010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今年经济工作的目标是“稳经济、调结构、控通胀”。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0月份CPI同比增速如期回落至5.5%，也是今年下半年以来CPI涨幅首次重返6%以下。

不过，谭雅玲指出，目前对于物价调控仍以行政手段为主，市场未发生实质变化，百姓也没有实际感受。她认为，中国物价在短期内仍难以得到遏制，因为在全球货币宽松的情况下，通胀预期短期难以轻易改变。目前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外部因素进入中国市场，拉动中国物价。因此抑制通货膨胀仍不能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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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CPI有望“破五”

本周五，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1月份宏观经济的几项关键数据，包括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生产者价格指数(PPI)、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等主要经济数据。众多业内专家预测，随着政策调控见效、食品价格回落以及翘尾因素减弱，11月份的CPI同比增幅很有可能跌破5%，甚至降到4.3%，创下2011年新低。

在众多机构的预测中，11月CPI继续下行原因是食品价格的继续回落，蔬菜、肉蛋价格的持续回落将是最大推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50个城市食品价格数据显示，11月，除牛羊肉和部分蔬菜品种之外，食品价格总体继续回落。商务部监测数据显示，除部分蔬菜因季节性价格走高之外，鸡蛋、肉类价格持续回落，其中鸡蛋价格两个月累计降幅达到了5%。

高层调研

◎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后到浙江、广西和天津调研经济运行、就业、物价等情况。在天津调研时，温家宝强调，要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形势，准确判断经济走势，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更加注重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以适应形势的变化。

◎1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天津考察。他强调，要以改革促发展，在开放中扩内需，靠创新增动力，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转型。

◎李克强11月25日在河北考察保障房建设，他指出保障房建设是重大发展工程，建设保障房，有利于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助推城镇化，释放出巨大的消费和投资潜力，推动相关产业发展。扎实推进保障房建设，对于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具有独特的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12月3日至4日在辽宁沈阳考察工作，并召开六省市进出口形势座谈会。他强调，进出口对宏观经济、就业和社会稳定都至关重要。他说，当前，严峻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必然导致全球总需求不足，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稳定出口，扩大进口，加快外贸转型升级，确保进出口稳定增长。综合《南方都市报(微博)》、《南方日报(微博)》

第五篇：中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

中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

戴茜 201330841303 公管13级13班

摘要：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问题一直是环境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经历了 30 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然而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之间的两难冲突已经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二者关系的探讨也逐渐成为各领域的热点问题。如何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成功的结合起来，则成为我国环境保护学者与经济学者至今仍在探索的问题。在此，针对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问题，进行详细的探讨。

关键词：环境污染；经济增长；中国；环境政策；工业发展

一、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GDR以年均9.7%的速度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在2006年末已超过20万亿元，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经济增长长期依赖于要素的大量投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经济的快速增长加剧了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导致环境污染日趋严重。

同时，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区位优势、资源禀赋、环境状况、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研究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科技水平、物质资本存量、人力资本积累、环境污染指标的现状和区域差异，进而探讨各地区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齐飞，2014）

而为了有效突破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瓶颈”，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环境政策，例如将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作为“十一五”规划中重要的约束性指标，不断加大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等。那么，这些环境政策的效果究竟如何？它们是否能有效的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而降低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这些问题对于正确制定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环境政策，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值得深人研究。

二、历史发展

当前，环境污染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频繁发生，2010年发生的美国墨西哥湾漏油事件、2012年广西龙江河突发环境事件以及近年来国内频繁发生的铅污染事件，给人类生命财产、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巨大损害。由于环境污染损害危及海洋、陆地、河流、地下水、环境空气等各类环境介质，损害范围包括健康、财产、文化、资源、环境等各个方面，造成环境污染损害评估的研究和实践涉及环境法学、环境经济、环境伦理、环境管理、环境政策、环境社会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以及环境监测、环境化学、环境工程、环境风险、环境健康、污染生态等自然学科和工程领域。

事实上，当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环境污染问题与经济增长同样、甚至更加受到关注。污染是企业将内部治理成本推向公众，由社会承担。环境管制后,这种格局发生变化，企业将承担越来越多的污染治理成本，某些污染严重的企业甚至可能被关闭。在资源投入不变的条件下，企业的总产出会相应减少。环境管制越严格，产出减少越多。因此，必须协调工业增长与环境保护两者间的矛盾，在节约资源同时，尽可能多生产好产品和尽可能少排放污染。

另外，与人类从环境中获益的历史相比，人类对环境和环境保护的关注开始得太晚，标志着人类历史巨大飞跃的工业革命开始于十八世纪，而关注环境保护的国家和国际政策仅仅出现于二十世纪后半期。直到十九世纪末期，人们仍认为无限的资源可以被国家乃至全球所用,而无须规制性和保护性政策。

环境保护的国家和国际政策历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最初的地方性和国家性自然资源保护政策；第二阶段是：各个国家乃至全球范围的环境治理政策。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保护资源是环境政策的主题。典型的例子是美国于1872年建立黄石国家公园，于1879年通过立法保存美国广大的自然森林系统。（方化雷，2011）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与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环境资源问题达到触目惊心的程度。为适应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趋势和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我国已建立专门负责环境保护的政府机构，尤其在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和措施，加大环保政策的实施力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三、现状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实际发展中，仍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因而无法准确的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结合。换而言之，即在两者发展的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不良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经济发展水平低，城市化进程缓慢。（2）环境资源问题严重。

（3）政府对环境治理和保护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够。

调查显示，仅在中国的4个城市：重庆、北京、上海和沈阳，每年就有一万人因接触空气中的污染颗粒而过早死亡。自1970年至1995年的25年间，黄河先后断流了18次，根据每年断流天数预测，2010年黄河将断流200天，2020年黄河下游将全年断流。中国科学院公开发表的《90年代中期中国环境污染经济损失估算报告》显示，科学家计算得来的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1875亿元，而该数字只包含部分可计量的环境损失（除了大气、水、固体废弃物、酸雨等可计量损失外，无形损失尚未包括在内）

而关于东、中、西部的环境污染比较如下：（1）东、中、西部地区工业废水排放量比较

考察东、中、西地区在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这一指标的差异性特征时，发现1995-2010 年间东部地区无论是人均排放量还是总排放量都要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人均排放量角度来看，大部分年份数值高于 20 吨，人均年排放量为 23.47 吨；总量角度来，大部分年份排放总量在 1000000 万吨以上。相比也东部地区而言，中、西部地区该指标处于较低水平，人均年排放放量分别为 14.85 吨和 14.2 吨，数值上差异不大。（2）东、中、西部地区固体废弃物排放量比较

1995-2010 年间，人均固体废弃物排放量这一指标，西部地区要高于中、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人均年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为 355.76 万吨，其次是中部，东部地区最低，人均年产生量分别为 156.34 万吨 和 47.47 万吨。（3）东、中、西部地区二氧化硫排放量比较

1995-2010 年间，东、中、西部地区考察二氧化硫排放量之间的差异，可以看出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西部地区要高于中、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每年的人均排放量超过 16.2kg，东部地区次之，每年的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在 14.4kg 附近，中部地区最低在 10kg 左右。

（4）东、中、西部地区工业烟尘排放量比较

1995-2010 年间，三大区域人均烟尘排放量，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相对较高，每年人均排放量分别为 7.24kg 和 7.33kg；东部地区人均排放量处于最低水平，每年排放量为为 5.42kg。

（5）东、中、西部地区工业粉尘排放量比较

1995-2010 年间，考察东、中、西部地区在工业粉尘排放量指标上所表现的差异性特征可以发现，东部地区人均年排放量处于较低水平，为 5.74kg，中、西部地区分人均年排放量要高于东部地区，但二者差异不大，数值分别为 6.8kg 和 6.4kg。（齐飞，2014）

从而看出，经济增长方面，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区域比较之中占据绝对优势，无论是经济发展总量水平、人均水平、增长速度，还是物质资本存量、人力资本积累、第三产业占比都呈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环境污染方面，从总量上看，东部地区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要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烟尘、粉尘排放量要高于西部和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固体废弃物排放量高于中、东部地区；从人均排放量来看，由于东部地区较高的人口密度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均排放水平，各地区人均排放量呈现出各自特征，污染物的排放量跟各地区的产业结构、环保政策、科技水平密切相关，从趋势上来看，各地区污染物排放量近些年来均呈现出下降趋势，这与近些年来高度重视产业优化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保护环境，淘汰高污染、高能耗落后产能有很大关系。

四、结论和建议：

为此，在这里提出几点建议：

（1）未来随着人们对清洁环境需求的提高，政策绿色 GDP的政策导向和环保政策，重型污染企业的治理力度的加大，环境质量会有所改善，这也要求东、中、西部地区能明确自身特点，寻求各自可持续发展之路。

（2）加强排污监督，科学制定环境标准，强化环境与经济的综合决策。在加快经济发展时，必须始终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把环境保护放到重要位置，决不能以牺牲环境来换取一时的发展，而应当使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科学的制定相关环境标准体系，建立环境与经济综合决策机制，把环境保护目标列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总体战略目标之中，用标准限制环境污染，保护环境。

（3）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问题已经不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而是我国环境法制建设所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需要国家提供立法支持。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时机已经趋于成熟。在工业化过程中，环境污染的发生不仅频繁而且后果严重。单个污染企业承担责任的能力有限，致使污染受害者和公共环境损害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赔偿。为分散企业环境污染赔偿责任，最大限度的保护受害者，尽童减少社会和国家的报失，有必要借鉴国外环境保险的经验，探索建立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

（4）改革我国目前的环保投融资体系，增加环保投入。我们应当按照“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的原则，逐步使排污者和开发者成为环保投资的主体。

（5）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建立和健全我国的环境资源配置体系。走出“环保靠政府，经济靠市场”的误区，开展排污权交易，将市场机制引入环境保护事业之中，实现环保制度的创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经济激励与约束机制可以给经济主体提供充分的刺激，将环境保护与企业利润最大化或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目标联系起来，实现生产、消费与环保的和谐统一。

（6）必须致力寻求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应充分的结合社会的实际本质；应该重新制订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要制订一系列经济环境政策。（7）中国必须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环境问题已日益凸显出来。生态环境的破坏，不仅威胁着人们的生存环境，同时还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及身体健康，因而在我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由此，就需要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加强环境保护意识。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能改善人们的生存环境。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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