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近两年来的一些观点汇总（共5篇）

第一篇：经济学家近两年来的一些观点汇总

经济学家近两年来的一些观点汇总

对经济形势的分析

王战

观点：

1、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中，最让人担心的三个问题是房地产泡沫、地方融资平台、产能过剩。同时，今年上半年经济也出现了一些好的变化，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二三产业的结构有很大变化，出现了两个第一次：第三产业比重第一次超过制造业，第三产业增长速度第一次超过制造业；二是经济运行层面的积极变化是投资结构优化；三是企业结构的优化。

2、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是一场结构性危机，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首次直面的全球性经济大危机，其预示着信息技术革命推动的相对繁荣时期已经过去。当前，世界经济处于复苏的初级阶段，国际分工格局出现逆转，国别贸易与投资竞争加剧，国际经济规则面临调整。全球经济正处衰退与转型的并存期，我国对外开放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我们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充分发挥资本、人才、技术、市场等多方面的组合能力，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和长期发展潜力。

分析：三者是有内在逻辑的。房地产泡沫如果捅破，那么地方融资平台也会出现问题，然后为房地产提供大量建材、水泥、房屋中介、家电等等所有的产业，它的产能过剩更严重，这三者形成了这个链条，最后坏的钱全部银行来兜。

方法：调控中需要三道防线，需要同时对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和产能问题设置预警、预案。要找到一些新的增长点。首先是通过“营改增”推动第三产业发展；其次是小微企业和创新。

刘世锦

观点：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也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但仍然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从大的背景来看中国经济目前仍处在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期，这个中高速的底在何处，现在还没有探明，或者说中高速增长的均衡点还没有找到，还可能有一个探底的过程。中国力争在今后一两年内能够完成增长阶段的转换，进入一个新的稳定增长的轨道或者状态，叫做中高速稳定增长期，也可以称之为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在这样一个增长的新常态下应该力争实现“六可”的目标，就是六个可以。具体来讲是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就业可处分、风险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这样一个新常态应该能够达到这样的状态。

分析：中国无论从短期的稳增长还是通过加快转型进入中高速稳定增长期，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会遇到三个方面的重要挑战。一是如何有效的把控和化解转换过程中的财政金融风险；二是如何有效提升非贸易部门的效率；三是如何挑战新的增长领域，并促进多种形式的创新。

方法：要应对上述挑战的关键是深化改革，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做出了部署，当前的重点是要加以落实，应该以稳增长、促转型来倒逼改革，加快推出针对性强、时效性强的改革措施，或者说是一些快变量改革的措施，对增长和转型起到切实的推动作用。一是要分类清理地方融资平台，建立明确的惩戒机制，在条件具备的城市实行地方发债，规范和重建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和融资能力；二是以破除行政性垄断促进竞争为重点，加快基础产业领域的改革；三是以服务业为重点加快对外和对内开放。

林毅夫

观点：中国经济增长仍将由投资驱动，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将是投资驱动力的两大组成部分。投资需更多依靠财政政策，而不是货币政策。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不能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经济增长的本质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提高，增

加消费就成了无源之水。消费是发展的目的，投资是发展的手段，要把二者的辩证关系理清楚，中国经济发展潜力非常大。因为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产业差距相当大，所以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上还有不少后发优势。一个国家长期的经济增速取决于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速度，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可借鉴或采用发达国家已成熟的技术，从而将劣势转变为优势，因此中国经济能继续高速增长20年。

分析：自2008年全球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虽然已经有所复苏，但是，欧洲、美国、日本都尚未进行必要的结构性改革以恢复经济正常增长的活力，所以，很可能陷入长达10年或更长时间的低增长、高失业、高赤字的新常态。我国需要调整增长模式，从出口拉动的增长转为由内需拉动的增长。不同意中国应该从投资拉动型的增长转向消费拉动型的增长。消费固然重要，但是以消费来推动增长，就意味着每一年都必须要增加消费。唯一能够保证每年增加消费的只有增加收入，也就是说每年都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怎样提高劳动生产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发展高附加值产业，改善基础设施降低交易成本，这些措施都需要投资。如果劳动生产率和收入不提高，只刺激消费，刚开始人们可能会用自己的储蓄来增加消费，但是等到几年之后储蓄用完就需要举债，债务积累多到要还债时就会爆发危机。所以，提高投资效率是必要的，但是认为中国应该放弃投资劳动的增长模式改为消费推动的增长模式则是不正确的。

方法： 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仍然存在很多经济和社会回报率高的投资机会。一是产业升级。虽然中国很多行业存在产能过剩问题，但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仍有机会进行产业升级，这种升级需要吸收大量投资。二是基础设施。中国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很多投资，但过去投资主要用在城市之间的交通上，如高速公路、高铁、机场等，而城市内部基础设施仍较落后，像地铁、地下管网建设等，仍然需要很多投资。三是发展环保产业。四是城镇化中蕴含的投资机会。

李扬

观点：

1、中国经济增长开始结构性减速。

2、中国经济现五大隐忧。首先是经济减速；其次房地产行业问题突出；再次产能过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癌症；第四金融方面同时存在货币泛滥、贷款困难、利率偏高的现象；最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3.、当前中国经济有六个关注点，分别是产能过剩、城镇化战略新调整、房地产拐点、金融乱象、地方债以及全球改革竞争下的中国改革前景。

方法：投资目前仍是稳增长主动力。要想启动投资引擎，就必须寻找新的领域，同时，要为这些领域的投资创造必要的商业化环境。其一，有利于促进消费增长的社会基础设施领域，主要包括教育、文化、医疗保健等。应当认识到，进一步加大对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性领域的投资力度，不仅增加了当期投资，而且对长期拉动消费具有积极的正面效应。其二，有利于技术进步的更新改造投资。其三，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节能环保产业。

胡鞍钢

观点：未来20年中国经济仍将保持高速增长。

分析：从经济增长来源看，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有利条件：第一，中国仍保持较高的国内储蓄率和国内投资率，物质资本投入增长率仍保持较高增长。第二，中国仍保持相对较高的人力资本增长率。第三，全社会劳动投入增长率有所下降，但是非农业和城镇就业人数持续高增长。第四，保持经济高增长关键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方法：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基础设施现代化、全球化是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五大引擎”。未来二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这“五大发动机”还将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源源不断的动力。新型工业化在加速，将让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产品生产国；新型城市化在加速，将让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人口国家；信息化和知识化在加速，将让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基础设施现代化在加速，将让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现代化基础设施投资国和领先国，例如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大型航空枢纽、超级港口、超级智能电网等等；全球化在加速，将让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将来还会成为世界最大的进口国，世界最大的贸易服务国，世界最大对外投资国之一。

樊纲

观点：

1、中国并不会因为产能过剩等问题而爆发较大规模的经济危机。

2、中国经济仍面临诸多内外部挑战，而能否保持较高增速的潜力，则取决于体制改革、城市化、社会稳定以及社会保障、缓解收入差距、发展教育、吸取国际的知识等多方面。

3、中国实现工业化、城市化，至少还需要20—30年的“正常高增长”。就是当前在8%左右、过些年可能保持在7%或者6%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都属于高增长。如果没有接下来20-30年的高增长，中国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目标就完不成了，就走不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这是我们必须为之努力的方向。

3、中国经济正在“软着陆”。

4、从理论、从要素分析看，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再保持20～30年的高增长，仍然会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分析：中国经济未来发展，仍然有潜力：人均GDP是欧美的1/10，工业化程度才达到65%，居民储蓄率50%，而消费率35%„„激发潜力要找到经济发展的动力，而动力在于深化体制改革。

对工业化的分析

胡鞍钢

观点：

1、第四次工业革命—绿色工业革命即将到来，第一次有机会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2、中国的工业发展仍然面临着“大而不强，大而不优，大而不绿”的问题。

3、中国工业具有明显的“重化工业”特征

分析：为了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需要前瞻性地构想和实施第四代工业发展战略，我们称之为绿色工业化战略。这一战略根本上是“四化”融合，即工业化、信息化、绿色化、城镇化相互驱动，深度融合，而这“四化”又都是基于并促进中国工业发展的国际化和全球化。工业化是基础，城镇化是驱动力，信息化是主要途径，绿色化是竞争力，全球化是大舞台。

樊纲

观点：工业化核心是让农民工市民化

对城镇化的分析

王战

观点：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应当大力发展城市群，促进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融合发展，以轨道交通为主体的城际通勤交通体系是城市群建设的技术前提；推进城乡一体化不能仅从城市角度着手，也应当同时促进农村的发展进步，使农业成为一项有吸引力的体面工作，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是主要的发展方向。

刘世锦

观点：一个最基本认识，农民进城并不是索取，首先是创造，不能仅仅把他们看成是消费者，更重要的是生产者、创新者。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政府重新定位。政府应支持而非替代市场力量，促进形成新的城镇化格局。在政府战略发展规划框架下，使城市顺应市场力量，更自然、更有效地成长。政府应当减少以行政手段干预市场配置人口、土地和资本，并通过提供公共服务强化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

分析：中国新型城镇化可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高效”、“包容”、“可持续”。实现新型城镇化的目标，具体地说，就是要通过土地、劳动和资本更有效率的流动而得到更好配置，以支持高效增长；包容性不仅体现在发展成果被更加广泛地分享，特别是被转移到城镇的以及仍然留在农村的居民所分享，更重要的是参与，包括农村人口在内的全体居民能够比较平等地获得参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机会；而可持续，既要体现在资源和环境上更具持续性，也要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

方法：应集中精力推进六个领域的改革。一是以提升土地配置效率、遏制城市无序蔓延、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合理分配土地增值收益为目标，改革土地管理制度，推进城乡土地管理的现代化。二是以形成全国统一、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公平参与并分享城镇化和工业化成果机会为目标，改革户籍、社会服务和劳动力市场制度。三是以提升城市吸纳外来人口的积极性、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融资可持续性，理顺政府间财政关系为目标，重塑城镇融资体系。四是以改善城市的连接性、便利人们生活和工作、提升城市运行效率为目标，优化城市规划。五是以合理配置生态环境资源、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标，实施绿色治理。六是以兼顾粮食安全、降低农业生产的生态环境代价和改善农业生产可持续性为目标，全面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林毅夫

观点：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经济发展的载体。好的城镇化就是指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农村人口的比重不断减少，城市人口的比重不断增加，而且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经济效率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加，生活质量和环境也不断改善。必须解决“双轨制”问题，只有这样城镇化发展才能更好地发挥稳增长、扩内需、调结构、转方式的作用。

方法：各地区分析清楚自己的要素禀赋特征，确立起每个地区的比较优势产业，这样才有可能在全国乃至全球具备竞争优势，最有效、最快速积累起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永续收入源，使城市管理从土地财政中解放出来，依靠‘企业和产业税收’实现城市自生，保证足够的财源提供优质、普适的公共服务，吸引和留住人才，使城镇化、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进入良性循环。同时城镇化必须与新农村建设两轮驱动。

李扬

观点：在今后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中，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是城镇化。此前中国的城镇化是“失去市场”的城镇化，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支持快速城镇化，快速城镇化反过来又推高产能过剩，形成恶性循环。现在的城镇化是要在城乡一体化的思路下重新定位城镇化，不再忽略土地要素，因此土地市场一体化具有深远影响。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公共服务均等化。我国城镇化的最终目标，就是彻底打破各种意义上的城乡分割，实现城乡一体化。

方法：

1、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2、城镇化要由产业发展带动，应遵循“产业发展——就业增加——人口集中——城市发展——产业发展„„”的道路，应严格遵循先有市，后有城的发展逻辑。

3、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胡鞍钢

观点：中国特色城镇化将是“四化”同步破解“四元结构”。中国城镇化之路的独特性可以概括为：具有不断创造性，例如农村工业、乡镇企业，城市非正规就业，开始进行公共服务均等化;避免了大规模的贫民窟;人力资本投资，基本可以安居乐业，“乐业”目前基本实现，“安居”尚有不足;因而，形成了从二元到三元结构、再到四元结构，为此加快城乡发展一体化，依靠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共同破解四元结构。

分析：首先，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与经济社会转型之路，即经历了从二元结构(1949-1977年)、到三元结构(1978-1991年)、再到四元结构(1992年至今)的历史轨迹。其次，中国城镇化的规模和速度都是历史罕见的。再次，与其他发展中大国城镇化过程大为不同的是，中国避免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出现的大规模城市贫民窟。

方法：四化同步破解四元结构，就是要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并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的基础上，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相互协调发展。四化同步破解四元结构落实在城镇化相关政策上，就是要进一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民工市民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樊纲

观点：城镇化要顺应经济规律。城镇化≠城市发展。

方法：各级政府应该对自己所在城市和地区有一个清醒的判断，分析现状后再作决策，盲目投入建设只会导致金融泡沫的出现。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发展方向会随着自然经济的规律而变化。那些有经济发展潜力、能够实现创业、创造税收的地区，将来的人口一定会有增长，这个城市一定会逐步做大。这是一个市场选择的过程。

对改革的分析

王战

观点: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历时百年持续到本世纪中叶。改革的总路线应坚持党的经济建设工作重心。“产业转型升级、新型城镇化、区域协调”是新阶段经济建设工作的三大战略任务。实施这三大战略首先要对于“人口和土地”两大基本国情予以再认识，对“资源环境、社会矛盾、文化认同、国际环境、大国治理”五大约束条件进行再判断，进而找到改革切入口。

刘世锦

观点：从5方面推进中国经济改革，一是防控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二是以破除行政性垄断、促进竞争为重点加快基础产业领域改革。三是以降低成本为重点促进企业盈利模式转换。四是以服务业为重点，加快对外开放和对内放开。五是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

胡鞍钢

观点：中国改革的三个特征，一是中国的改革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二是中国的改革是具有整体规划的特征。三是中国的改革具有合目的性特征。

樊纲

第二篇：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Economists）

智库百科中关于经济学家的歧义

 著名经济学杂志——《经济学人》又译为《经济学家》

 经济学上的一种称呼——经济学家：指从事经济学理

论研究及其应用工作的人，以下就为经济学上一种称呼的介绍。

经济学家的定义

所谓经济学家是指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及其应用工作的人。有时针对不同的研究领域或者流派，通过添加定语而有不同的称呼。譬如，主要研究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学家被称为“西方经济学家”，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则被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各自的领域中也可以按照学科分支来称呼。例如，从事计量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就被称之为计量经济学家。一般他们都是该领域的成功者。在中文语境中，××家指在某一领域中有造诣之人。

为经济学家的项献而设立的奖项

一、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贝尔经济学奖(The Nobel Economics Prize),全称是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瑞典银行经济学奖(The Bank of Sweden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通常称为诺贝尔经济学奖，也称瑞典银行经济学奖。

诺贝尔经济学奖不属于诺贝尔遗嘱中所提到的五大奖励领域之一，而是由瑞典银行在1968年为纪念诺贝尔而增设的，其评选标准与其它奖项是相同的，获奖者由瑞典皇家科学院评选，1969年（该银行的300周年庆典）第一次颁奖，由挪威人弗里希和荷兰人丁伯根共同获得。

二、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约翰·贝茨·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俗称“小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美国经济学会评选的，是经济学界除诺贝尔经济学奖外的另一项重要殊荣。

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由美国经济协会于1947 年在美国经济协会创始人、协会第三任会长、著名经济学家约翰·贝茨·克拉克(1847—1938)诞辰100周年之际所设立的。目的在于纪念约翰·贝茨·克拉克提出的边际生产力理论与生产耗竭理论、和研究出根植于边际效用的需求理论。这个奖项1947年设立，每两年评选一次，入选的基本资格为在美国大学任教、40岁以下的学者。

三、亚当·斯密奖

全美商业经济学协会亚当·斯密奖(The Adam Smith Award of NABE)，是由全美商业经济学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Business Economics,NABE)于1982年设立颁发。该奖项的评选是基于经济学家在经济领域的领导力及其提供的理念知识在工作政策上的实用性。每个获奖者将在全美商业经济学协会年会上发表一篇演讲。演讲稿将一些商业经济刊物上发表。

四、大卫·威尔兹经济学奖

哈佛大学设立的“大卫·威尔兹经济学奖”（David A.Wells Prize in Economics）

五、我国的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

中国近30年的经济发展已形成了有别于西方市场经济体系的独特的中国市场经济模式，为经济理论的提炼与创新积累了许多新的素材，中国的“故事”已经吸引了不少西方学者的关注，因而构建这样一个平台，也为中国经济学界走向世界提供了契机。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应运而生。该奖项的前身为“黄达-蒙代尔优秀博士论文奖”，由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欧元之父”罗伯特·A·蒙代尔(Robert.A Mundell)教授和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前校长黄达教授共同冠名，2002年12月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创设。每两年评选一次，逢单年颁奖，迄今已颁发三届，有15位青年学者获奖。为了进一步扩大该奖项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使评选结果更加公开公正透明，2005年该奖项正式更名为“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Mundell-Huang Prize)。

设立“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的宗旨是为了推动中国经济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繁荣经济学科研究；搭建中国经济学特别是财政金融学科领域博士培养的国际交流平台；倡导兼容并蓄、学贯中西、严谨求实的学术品格；激励更多的杰出青年学者为新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贡献聪明才智。为了实现这一宗旨，体现奖项的严肃性、公正性和权威性，“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设定了严格的标准与评选程序。要求参评论文的选题立足学科前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能够反映该学科及相关领域的发展状况，在本学科领域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或接近乃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运用国际通行的研究方法进行探索研究，有新的研究视角和独到见解，并在相应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为了保证该奖项的权威性，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聘请国内权威专家组成专门的评选委员会。

六、我国的中国经济学奖

中国经济学奖是目前国内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授予个人、对个人长期成就进行奖励的经济学奖项，其宗旨在于通过奖励在经济理论、政策及研究方法等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中国学者。该奖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学的“诺贝尔奖”，是中国目前规格最高的经济学奖项。

中国经济学奖设立背景：中国经济学奖是由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共同发起设立。

其宗旨在于通过奖励在经济理论、政策及研究方法等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中国学者，促进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繁荣和政策制定水平提高，普及经济领域基础知识，为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

国外经济学家

A

 艾伦·格林斯潘

 阿马蒂亚·森

 阿尔文·汉森

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 阿瑟·塞西尔·庇古

 埃德温·坎南

 阿维纳什·迪克西特

 奥利弗·威廉姆森

 安东尼·奥古斯丁·库尔诺

 奥塔·锡克

 阿瑟·奥肯

 埃弗塞·多马

 阿门·阿尔奇安

 爱德华·哈斯丁·张伯伦

 阿瑟·拉弗 B

C

D

 安德鲁·施莱弗（Andrei Shleifer, 1999）

 保罗·萨缪尔森

 布阿吉尔贝尔

 弗·布鲁斯

 保罗·斯威齐

 克莱夫·格兰杰

 弗里兹·马克卢普

 兹维·格里利克斯（Zvi Griliches, 1965）

 道格拉斯·诺斯

 丹尼尔·麦克法登

 丹尼尔·卡纳曼

 戴尔·乔根森

 大卫·李嘉图

 大卫·休谟

 丹尼斯·霍尔姆·罗伯逊

 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

 戴维·卡德（David Card，1995）

 戴龙·埃斯莫格卢（Daron Acemoglu,2005） 戴维·克雷普斯（David Kreps, 1989）

E

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

 埃德蒙德·菲尔普斯

F

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G

 弗兰科·莫迪利安尼

 芬恩·基德兰德

 弗朗斯瓦·魁奈

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 弗兰克·拉姆齐

 富兰克·奈特

 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

 弗朗西斯·伊西德罗·埃奇沃思

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 弗兰克林·费希尔（Franklin M.Fisher, 1973） 纲纳·缪达尔

 戈特哈德·贝蒂·俄林

 古斯塔夫·卡塞尔

 戈特弗里德·冯·哈伯勒

 格里高利·曼昆

 葛家澍

H

 赫伯特·西蒙

 华西里·列昂惕夫

 哈里·马科维茨

 亨利·坎宁安

J

K

 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

 哈罗德·德姆塞茨

 亨德里克· 霍撒克（Hendrik S.Houthakker, l963） 简·丁伯根

 佳林·库普曼斯

 加里·贝克尔

 詹姆斯·麦基尔·布坎南

 约翰·海萨尼

 詹姆斯·莫里斯

 詹姆斯·赫克曼

 雅各布·马尔沙克

 杰里米·边沁

 杰里·豪斯曼（Jerry A.Hausman, l985）

 肯尼斯·约瑟夫·阿罗

 克努特·维克塞尔

 卡尔·亨利希·马克思

 卡尔·门格尔

 科拉多·基尼

 克里门特·朱格拉

 克洛德·弗雷德里克·巴斯夏

L  凯文·墨菲（Kevin M.Murphy, 1997）

 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E.Boulding, 1949） 劳伦斯·克莱因

 罗伯特·蒙代尔

 罗伯特·索洛

 罗纳德·哈里·科斯

 拉格纳·弗里希

 罗伯特·约翰·奥曼

 列奥尼德·康托罗维奇

 罗拉尔·德布鲁

 约翰·理查德·尼古拉斯·斯通

 莱因哈德·泽尔腾

 里昂·瓦尔拉斯

 路德维希·冯·密塞斯

 利奥尼尔·罗宾斯

 罗伯特·巴罗

 罗伊·福布斯·哈罗德

 罗伯特·希勒

 卢伊季·帕西内蒂

 莱斯特·瑟罗

M N  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Summers, l993）

 米尔顿·弗里德曼

 莫里斯·阿莱斯

 默顿·米勒

 迈伦·斯科尔斯

 迈克尔·斯宾塞

 莫里斯·多布

 迈克尔·詹森

 莫瑞·罗斯巴德

 迈克尔·帕金

 麦伦·戈登

 马修·拉宾（Matthew Rabin,2001）

 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 1977）

 马克·内洛夫（Marc L.Nerlove, 1969）

 纳索·威廉·西尼尔

 尼古拉斯·卡尔多

 涅姆钦诺夫

O

 奥斯卡·莫根施特恩

 欧内斯特·曼德尔

 欧根·冯·庞巴维克

P

Q

R

 奥斯卡·兰格

 欧文·费雪

 保罗·克鲁格曼

 皮埃罗·斯拉法

 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 乔治·斯蒂格勒

 乔治·阿克尔洛夫

 琼·罗宾逊

 罗伯特·福格尔

 小罗伯特·卢卡斯

 罗伯特·默顿

 罗伯特·恩格尔

 西斯蒙第 让·巴蒂斯特·萨伊

 让·雅克·拉丰

 理查德·伊斯特林

S

 桑福德·格罗斯曼

T

V

W

 史蒂文·利维特（Steven Levitt,2003）

 特里夫·哈维默

 托马斯·克罗姆比·谢林

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

 托马斯·萨金特

 托斯丹·邦德·凡勃伦

 托马斯·曼

 弗农·史密斯

 维尔弗雷多·帕累托

 威廉·阿瑟·刘易斯

 威廉·夏普

 威廉·维克瑞

 威廉·配弟

 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

 维尔纳·桑巴特

 威廉·罗雪尔

 沃尔特·艾萨德

X

 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

 西奥多·舒尔茨

Y

 西奥多·格雷高里

 亚当·斯密

 约翰·福布斯·纳什

 约瑟夫·熊彼特

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 约翰·希克斯

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 尤金·法玛

 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

 约翰·巴顿

 伊斯雷尔·柯兹纳

 亚诺什·科尔内

 约翰·加尔布雷思

 约翰·贝茨·克拉克

 约翰·雷姆赛·麦克库洛赫

 伊·菲·赫克歇尔

 宇泽宏文

 约翰·霍金斯

 约翰·罗杰斯·康芒斯

Z

我国经济学家A

C

F

H

 詹姆斯·托宾

 詹姆斯·爱德华·米德

 詹姆斯·穆勒

 詹姆斯·杜森贝里

 詹姆士·斯图亚特

 安体富

 陈岱孙

 成思危

 曹凤岐

 陈志武

 樊纲 L

M

Q

W

X

Y

Z

签名： 胡鞍钢

 郎咸平

 赖伟民

 厉以宁

 林毅夫

 李稻葵

 茅于轼

 钱颖一

 吴敬琏

 萧灼基

 杨小凯

 张五常

 张维迎

 张曙光

 赵海均

 邹恒甫

donkeyfast 方向比速度重要

第三篇：经济学家

中国有名的经济学家 姓名：厉以宁

职称：教授

个人简历： 1930年11月22日出生于中国江苏省。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 系，后留校任教。1985-1992年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系主任，1993-1994年任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1994年至今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工作和学习经验：厉以宁教授曾担任八届全国人大常委，八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方委员等职。

研究方向：中国经济改革 环境经济学

获奖情况：

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国家中青年突出贡献专家证书”、“金三角”奖，国家教委科研成果一等奖，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奖（最高奖）等。

作品发表：

《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经济学的伦理问题》、《环境经济学》等。

个人主页连接：http://

詹姆斯·J·赫克曼（James Heckman）：在得到诺贝尔奖之前被认为最有可能得，甚至有人认为他应该得到两次，可见其牛的程度。从1995年起，他就在芝加哥大学获任亨利-舒尔茨杰出成就经济学教授。他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内容涉及诸如社会项目评估、非连续选择和纵向数据的计量经济学模式、劳工市场经济学以及收入分配的模式选择等等 张五常

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现任香港大学教授、经济金融学院院长。

他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经济系，获博士学位。曾当选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这是第一位获此职位的美国本土之外的学者。

1969年他以名为《佃农理论——引证于中国的农业及台湾的土地改革》的博士论文轰动西方经济学界。他的《合约机构与非私产的理论》、《企业的合约性质》等论文继续发展了他在交易费用以及产权重要性方面的理论。1991年他作为唯一一位未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者而被邀请参加了当年的诺贝尔颁奖典礼。林毅夫

台湾大学农业工程系肄业，1971。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硕士，1978。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1982。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1986。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博士后，1987。

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1987-90。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1990-93。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1994-。

工作和学习经验：北京大学经济系副教授, 1987-92,教授,93-,博士生导师,1994-。美国加州大学经济系客座副教授,1990-93。美国杜克大学经济系客座教授,1994。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太平洋学院兼职教授,1990-96。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教授,1995-。世界银行顾问,1987-90,1993-。

联合国粮农组织高级顾问组成员,1995-。国际农业科研组织技术顾问组成员,1996-。

联合国粮农组织亚洲太平洋农业政策网络领导小组成员,1993-。太平洋贸易和发展会议常设领导小组成员,1993-。

国际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和环境项目领导小组成员,1994-96。中国农经学会常委理事,副秘书长, 1992-95。中国粮食经济学会常委理事, 1994-。东亚经济学会理事(国外), 1995-。

吴敬琏

职称：研究员

个人简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经济动态组组长, 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

科研成果： 1960年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社会主义的过渡性》一文, 被国外某些学者认为是一篇某种原则上区别于前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体系的代表作。1982年和别人合写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和《试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调节方式》等文章, 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在中国经济学文献史第一次提出了“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分权的概念, 指出必须避免走行政性分权的道路。1985年2月发表了《经济改革初战阶段的发展方针和宏观控制问题》。1986年初, 他参加了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的工作。他有机会将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加以系统整理。这一时期, 他写的《关于改革战略选择的若干思考》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展和改革的经验总结》等文章, 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关注和高度评价。

第四篇：近两年来职务犯罪情况分析

近两年来职务犯罪情况分析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但由于社会转型、体制转轨，有很多不完善之处，给一些腐败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权力腐败渐呈蔓延之势。由于权力腐败主体所处的地位及所具有的社会影响，其负效应远远超出腐败本身对社会造成的直接损害。如何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本文试从2002-2003年我院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情况，就腐败的特点、成因及对策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数字分析

1、案件数量及比例。2002-2003年，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41件45人。其中，共同犯罪4件，大要案34件。在这41起案件中，贪污案件16起，占立案总数的39%；贿赂案件11起，占立案总数的27%；挪用公款案件9起，占立案总数的22%；渎职侵权案件5起，占立案总数的12%。

2、犯罪嫌疑人素质。从45名犯罪嫌疑人的文化程度来看，小学文化的有1人，占总人数的2%；初中文化的有9人，占总人数的20%；高中文化的有15人，占总人数的33%；大专以上文化的有20人，占总人数的44%，高学历在此类犯罪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从犯罪时的年龄分析，主要集中在30-50岁，有32人，占总人数的71%。其次是50岁以上的有7人，占总人数的16%；20-30岁的有6人，占总人数的13%。

3、犯罪嫌疑人身份。45名犯罪嫌疑人中，从行业发案规律来看，在国有企业工作的有29人，在国家机关工作的有9人，在事业单位工作的有2人，金融部门工作人员、个体私营者分别是3人和2人。国有企业工作人员涉嫌犯罪呈高发态势，占到总人数的64%。

4、涉嫌犯罪数额。涉嫌贪污罪的贪污数额最高的达180多万元，最低的达2.35万元；涉嫌受贿罪的个人受贿数额最高的达80余万元，最低的达1.56万元；1起涉嫌单位受贿罪的单位受贿数额达204万元；2件涉嫌行贿罪的行贿数额分别是8.5万元和5.1万元；挪用公款数额最高的达15万，最低的10万；涉嫌渎职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最高数额达80余万元。

二、特点分析

1、低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占相当比例。2002-2003年，共查办各类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41件45人，犯罪嫌疑人在35岁以下的就有20件20人，占立案总人数的44%，犯罪年龄明显呈年轻化的趋势，其中首次作案的最低年龄为23岁。干部犯罪的年龄呈下降趋势。

2、金融系统职务犯罪大案比例高，涉案金额大，携款潜逃情况突出。2002-2003年，共立查金融系统贪污案件2件，全部是大案，涉案金额均超过百万元，3名犯罪嫌疑人也都携款潜逃，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如建设银行商城分理处副主任蔺某涉嫌贪污公款180万元潜逃案，建设银行办事员袁某、傅某合伙贪污103余万元潜逃案。

3、立案数呈平稳态势，大要案增幅较大。2002-2003年，平均每年的立案数维持在20件左右，但大要案比例却大幅“上涨”。2003年立查职务犯罪案件20件，大要案就达19件，占立案总数的95%，比2002年升了20个百分点，贪污公款几十万元、几百万元，挪用公款几十万元的案件已不少见。例如海化开发区地税分局局长于建军涉嫌贪污受贿104万元案。

4、国有企业的“一把手”或部门负责人以及会计人员，业务人员犯罪现象相当严重。45名犯罪嫌疑人中，属国有企业工作人员的就有29人，占立案总人数的64%，主要集中在石油、化工等部门，犯罪嫌疑人的职务也比较集中，原为经理、厂长等“一把手”及部门负责人的有17人，原为会计人员的有5人，原为业务员的有7人，这些单位和岗位都是所谓的“危险地带”。

5、行政执法人员犯罪屡屡发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行政执法机关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大，然而一些行政执法人员法制观念淡薄，粗暴执法现象经常发生，滥用职权、贪赃枉法、徇私舞弊问题也日渐突出。2002-2003年，共立查行政执法人员犯罪案件6件8人，占立案数的14.6%，其中政府工作人员4名，税务人员1名，其他机关人员3名。

6、犯罪持续时间长，次数多，单独犯罪较多。通过分析45名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过程可以看出，多数犯罪持续的时间在1年以上，最长的达到8年；贪污、挪用和受贿也是多数多次进行，达10起20多起；最快的一人在2天的时间里连续作案15起，贪污180余万元人民币。45人中，单独犯罪的34人，占76%，多于结伙犯罪的人数。一人即可完成数额巨大的犯罪活动，隐蔽性较大，难以被发现，证据易于销毁，因而成为一种更多采用的方式。这种情况同时也说明了对个人权力监督不力导致犯罪的猖獗。

7、犯罪手段既复杂又简单，有典型性。从所采取的犯罪手段来看，可以说既复杂又简单。复杂是指在作案之初，他们就用种种手段掩饰罪行，包括作假帐、开具假发票、借条等，以便在案发时为自己寻找借口，同时也为侦查设置了障碍。简单是指他们的作案手段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如贪污罪行为人主要是采取虚报冒领、销毁收据、收款不入帐等手段，受贿罪行为人多以明借暗要、收受回扣、利用权力索取收受款物等手段，挪用公款罪行为人则多为收入暂不记账给个人使用或者以投资名义挪用。如市石油公司营业员袁某，在石油公司润滑油分公司当营业员期间，多次采取收款不入账的手段，贪污11万元据为己有。

三、原因分析

1、社会大环境中的“腐败污染”，是产生犯罪的外在诱因

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逐步深入，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新旧体制的转换、道德意识的危机等因素，使国家工作人员在生存方式的选择、个体观念的演变等方面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心理和心灵考验，一部分国家工作人员在金钱和物质利益的诱惑下，以手中的权利作筹码，坠入了职务犯罪的泥潭，中国的腐败状况日益严重。据统计，1993年到1996年3月这三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地厅级以上干部1600余人，是1986-1989年这4年的13倍。2003年全国各级法院判处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犯罪分子22986人，相当于过去20年美国根据反腐败法判罪人数总和的1.5倍。从1995年揭露王宝森、陈希同案后，胡长清、成克杰、程维高、李真等一个个高级干部因贪污受贿被查处，泰安胡建学案件、厦门海关案、沈阳慕马案件等一个个特大腐败窝案被曝光。多年、多项社会调查的结果表明，人们最痛恨、最厌恶、最关注的社会现象都是腐败。今年两会期间，新华网与《经济参考报》联合推出的“你最关注的热点问题”投票调查结果显示，“反腐败”以84%的得票率位居普通民众最关心的热点问题的第一位；人民网举办的“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您最关注什么”网上调查中，截至3月1日下午，“加强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也以31600票遥遥领先。身处这样的一个时代，怎么能够避免腐败的污染呢？

可以说，上述腐败分子给人们树立了“腐败的领导人榜样”。研究表明，如果高层政治领导人不能做出表率，而是直接参与腐败行为，或者容忍其亲属的腐败行为，则公共管理部门的官员也很难保持廉洁。犯罪行为如同学习读写和绘画等其他行为一样，也是学来的。由于犯罪模式的联系，潜在的犯罪者通过社会的及心理的交往过程，学习到了适合于错误行为的定义。如果这类定义在频率、强度、持续性方面超过了一定限度，就容易引起犯罪。

2、行为人价值观念的错位，是产生犯罪的直接原因

当前，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由于利益格局的调整，市场经济中的种种诱惑突如其来，赤裸裸地出现在人们面前，贫富悬殊、分配不公开始出现，这对清贫的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关键职位掌握实权的工作人员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考验，这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举手就能捞来能够满足各种物欲的金钱。再加上有些单位往往强调抓经济，而忽视了思想政治工作，对工作人员偏于使用，疏于教育，导致一些国家工作人员放松主观世界的改造，不是把自身的价值体现在对人民的贡献上，丢掉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只想趁手中有权时多捞一点钱物，“人生如梦”、“不捞白不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思想在一些人身上作怪，“金钱至上”、“等价交换”在某些部门中盛行，被一些人奉为公务活动的行为法则，从而使这些人具有了走上腐败的思想基础。还有一种心理，就是认为行贿和受贿双方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你给我钱，我给你办事，互利互惠，为了双方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行贿方不会出卖我。其实他们没有做过深刻地思考，那就是行贿、受贿双方的心理基础是不一样的，双方之间的关系完全受利益支配，毫无情义可言。

3、经济转型时期存在的制度缺陷，是产生犯罪的根本原因

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腐败问题“已属于制度性缺陷腐败，即现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严重缺陷和各类管理制度的种种漏洞不断制造和滋生各种腐败，并使腐败日益盛行”，制度方面的原因成为职务犯罪的根本原因。导致职务犯罪的制度因素主要是：

1、管理制度存在漏洞。管理制度方面存在的漏洞主要表现在：一是用人制度上存在不正之风，民主推选少，领导任命多，公开竞争少，暗箱操作多，致使一些道德品质差、政治素质低、法律意识淡漠的人混进了国家工作人员队伍，混到了领导岗位上；二是工作管理制度不健全，工作环节上存在漏洞；三是财务管理制度不严格，会计审核马马虎虎，审计走过场。上述管理制度上的漏洞，提供了大量职务犯罪机会，漏洞越多，可供犯罪的机会就越多。而犯罪机会是实施犯罪行为的必要条件，而且“腐败机会的多寡，直接影响着公职人员腐败动机的强弱”。这些制度漏洞一方面为犯罪提供了机会，一方面诱发了人的犯罪动机。

2、监督制约制度不得力。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监督是制约权力滥用的有效途径。目前的监督制度存在着监督种类不少，实际效用不大的缺陷，人大监督、纪委监察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法律监督都存在监督不到位的现象。另一方面，监督机关或个人都不具有超然的地位，其人、财、物受制约于部分被监督者，监督权难以全面实施。

3、惩罚制度不严密。多数学者认为，一国现行的惩罚机制和结构是决定该国腐败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则增加惩罚将会降低腐败行为。而我国“腐败黑数”居高不下的事实，表明对腐败惩罚的措施、力度、密度等方面存在着重大问题。最主要的，是法网不严密，人情案、关系案太多，犯了罪并不意味着必然被惩罚，被惩罚也不意味着是平等的处罚。2002年-2003年，我院共接到法院对自侦案件的有罪判决26件32人，其中判处缓刑的26人，免予刑事处罚的6人。法院往往不考虑犯罪情节及认罪态度，只要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一般都判处缓刑。“缓刑和免予刑事处分”是诱发进一步腐败的重大因素。

四、对策分析

要想根治腐败，必须不断完善权力监督机制，综合运用经济的、制度的、法律的、教育的等手段，标本兼治。

首先，要根治腐败，必须先清除思想上的错误认识，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不断强化行政伦理建设。

要在思想上筑起防止腐败的现象，永远树立人民公仆的形象，教育必须成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教育，就是要加强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把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从根源上遏制腐败的滋生。江泽民同志提出要抓法治，也要抓德治，既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又是长远的治本之策。

同时要不断强化行政伦理建设，目的是要以德倡廉，强化公职人员的廉政、勤政意识，塑造一批道德楷模，发挥榜样的影响和辐射作用，形成全社会廉洁的风气。要弘扬优良的德政传统，唤醒权力主体的自律意识，培育廉洁自律的政治氛围；弘扬儒家“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的为民富民的民本意识，继承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朴素等精神，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意识，淡化权欲，诚心为民。

其次，通过完善各项制度和制度创新，强化制度监督，健全重要权力制度监督网络，防止权力运行中的随意化和私有化，这是遏制当前腐败的有效途径。

腐败机会是产生腐败行为的三个必要条件中最重要的条件，在腐败动机产生之后，腐败行为就进入了临界状态。腐败行为能否顺利完成，主要取决于腐败机会的多寡。预防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最重要的是消除腐败机会。要消除腐败机会，最重要的是发现腐败机会。就目前状况而言，腐败机会主要存在于各项不完善的、有漏洞的制度之中。因此，消除腐败机会，就落实到堵塞制度漏洞、完善制度和制度创新上。要通过实行惩罚腐败制度、职业资格的限制和剥夺制度、财产申报制度、与薪金制度相结合的公积金制度、官员引咎辞职等制度，建立严密的监控权力网络，对腐败分子形成不敢贪的巨大压力。当前主要应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1）建立与市场经济公开准则相适应的办事公开机制。对掌管人财物的政府部门、实权部门以及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管理机构，其运作应切实提高透明度，全面实行政务、厂务、村务公开，尤其是对大宗的政府采购项目、公用专项业务，如工程建设、医药采购等方面，应实行公开招投标，坚决杜绝暗箱操作。（2）建立与市场经济平等准则相适应的权力制衡机制。要限制一些权力参与市场运作，严格禁止党政军机关办企业，当前，要防止这些企业的假脱钩或明脱实未脱，利益依然存在的问题。同时还要大力预防“官企”回潮。（3）建立与市场经济高效准则相适应的经济监管机制。在反腐败斗争之中，利用经济监管这种有效形式，可以切实促进反腐败向纵深发展。如“收支两条线”规定，严格收费制度，做到处罚和收费相分离，严格取缔“小金库”。此外还要加强审计工作，通过审计监督经济活动。

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关键还是要加强监督，保证各项规章制度的落实。领导干部要强化监督意识，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制度，完善干部任用把关制度，充分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的作用，切实强化内部的监督管理。要建立畅通的外部监督机制，加强人大、政协监督，广开群众监督渠道，建立一套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力量的外部监督机制。特别要注意对特殊群体的监督，把各级领导干部、国家公务人员、特殊的权力部门作为重点，把监督渗透在日常管理之中，涵盖在学习、工作、生活、消费、社交等各方面，延伸到家庭、亲属之中，做到超前监督，事前监督，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最大限度地遏制滥用权力的现象，这样才能有效地消除腐败现象。

再次，运用经济手段，借鉴西方的“以俸养廉”，提供“不愿腐败”的经济条件。

历史与现实表明，许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出现严重的政府腐败，重要根源之一就是那些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因为收入太低，无法维持一般的生活水平而不得不利用其工作之便谋取私利。从表面上看，低工资政策好像缩短了政府官员与人民之间的距离，达到了反对特权和实现公正的目的。其实，正好相反，它反而助长了特权思想和各种不公正行为。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官员滥用特权、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等行为正好成为低工资的一种合理而不合法的补充。而反腐败比较成功的一些国家，如瑞典、新加坡都通过提高公务员的工资水平，让他们得到比私人部门稍高的收入，维持了较低的腐败程度。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促使优秀人才流进政府机构；另一方面，较高的工资收入和其他福利可以使一般公务员能够靠其正当收入来维持中等或中等以上的体面生活，使他们较少有生活上的压迫感和危机感，从而能尽忠职守，较能抵制一些物质利诱。所以说，通过法律和规范把公务员的工资福利和退休后的优厚待遇规范化、制度化，这是公务员廉洁奉公的思想作风得以培植和强化的物质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国家公职人员给以较高的工资收入是符合市场经济的分配公正原则的。国家公职人员较高的社会角色地位与较高的薪金收入之间的一致性有助于在这一阶层中形成“社会公正”的判断，才有可能对自己承担角色的道德、义务、责任和规范产生认同，而认同是他们对自我行为进行约束的前提。

所以，在一个存在分化的市场经济社会里，没有高薪是难以养廉的。但高薪只有与严格、完善的法制相结合才能对国家公职人员的廉洁行为产生真正有效的影响。国家一方面给公职人员较稳定、较好的生活福利以及较高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国家又通过有效的法律监督其行为和财产收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以俸养廉，提供“不愿腐败”的经济条件。

最后，遏制腐败最根本的是要靠法律武器。

正如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廉政建设时所说：“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当前，加强廉政法制化建设，关键是要完善立法，严格执法。因此，保持严密的法网，消除“免受惩罚”的不正常现象，是清除腐败机会的有力保障。应尽快将某些党纪政纪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比如通过立法将《廉政准则》上升为《廉政法》。我国近几年在党政机关干部中也实行了个人收入申报制度，应当在继续实行家庭财产报告制度的基础上，制定《家庭财产申报法》。要制定以“反腐败法”为主体的各项单行法规，比如应尽快制定《反腐败法》、《监督法》、《举报法》等，以便把廉政建设以及监督机关的职能、权力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衡。除了重视制定有关事后惩戒性的法规外，更要加强事前预防性法规的制定，逐步建立起一套严密的、严格的廉政法律法规体系。

同时，要强化反腐败方面的执法检查和监督，严格执法。一方面要求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必须守法。另一方面要求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及其公务人员严格执行法律。这就要求我们破除“教育从严，处理从宽”的传统认识，坚持教育惩处并重，把惩处腐败分子作为从严治党、从严治政、从严治“长”的重要措施来抓。

第五篇：近两年来职务犯罪情况分析

近两年来职务犯罪情况分析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但由于社会转型、体制转轨，有很多不完善之处，给一些腐败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权力腐败渐呈蔓延之势。由于权力腐败主体所处的地位及所具有的社会影响，其负效应远远超出腐败本身对社会造成的直接损害。如何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本文试从2002-2003年我院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情况，就腐败的特点、成因及对策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数字分析

3、犯罪嫌疑人身份。45名犯罪嫌疑人中，从行业发案规律来看，在国有企业工作的有29人，在国家机关工作的有9人，在事业单位工作的有2人，金融部门工作人员、个体私营者分别是3人和2人。国有企业工作人员涉嫌犯罪呈高发态势，占到总人数的64%。

二、特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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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融系统职务犯罪大案比例高，涉案金额大，携款潜逃情况突出。2002-2003年，共立查金融系统贪污案件2件，全部是大案，涉案金额均超过百万元，3名犯罪嫌疑人也都携款潜逃，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如建设银行商城分理处副主任蔺某涉嫌贪污公款180万元潜逃案，建设银行办事员袁某、傅某合伙贪污103余万元潜逃案。

4、国有企业的“一把手”或部门负责人以及会计人员，业务人员犯罪现象相当严重。45名犯罪嫌疑人中，属国有企业工作人员的就有29人，占立案总人数的64%，主要集中在石油、化工等部门，犯罪嫌疑人的职务也比较集中，原为经理、厂长等“一把手”及部门负责人的有17人，原为会计人员的有5人，原为业务员的有7人，这些单位和岗位都是所谓的“危险地带”。

5、行政执法人员犯罪屡屡发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行政执法机关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大，然而一些行政执法人员法制观念淡薄，粗暴执法现象经常发生，滥用职权、贪赃枉法、徇私舞弊问题也日渐突出。2002-2003年，共立查行政执法人员犯罪案件6件8人，占立案数的14.6%，其中政府工作人员4名，税务人员1名，其他机关人员3名。

7、犯罪手段既复杂又简单，有典型性。从所采取的犯罪手段来看，可以说既复杂又简单。复杂是指在作案之初，他们就用种种手段掩饰罪行，包括作假帐、开具假发票、借条等，以便在案发时为自己寻找借口，同时也为侦查设置了障碍。简单是指他们的作案手段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如贪污罪行为人主要是采取虚报冒领、销毁收据、收款不入帐等手段，受贿罪行为人多以明借暗要、收受回扣、利用权力索取收受款物等手段，挪用公款罪行为人则多为收入暂不记账给个人使用或者以投资名义挪用。如市石油公司营业员袁某，在石油公司润滑油分公司当营业员期间，多次采取收款不入账的手段，贪污11万元据为己有。

三、原因分析

1、社会大环境中的“腐败污染”，是产生犯罪的外在诱因

可以说，上述腐败分子给人们树立了“腐败的领导人榜样”。研究表明，如果高层政治领导人不能做出表率，而是直接参与腐败行为，或者容忍其亲属的腐败行为，则公共管理部门的官员也很难保持廉洁。犯罪行为如同学习读写和绘画等其他行为一样，也是学来的。由于犯罪模式的联系，潜在的犯罪者通过社会的及心理的交往过程，学习到了适合于错误行为的定义。如果这类定义在频率、强度、持续性方面超过了一定限度，就容易引起犯罪。

2、行为人价值观念的错位，是产生犯罪的直接原因

当前，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由于利益格局的调整，市场经济中的种种诱惑突如其来，赤裸裸地出现在人们面前，贫富悬殊、分配不公开始出现，这对清贫的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关键职位掌握实权的工作人员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考验，这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举手就能捞来能够满足各种物欲的金钱。再加上有些单位往往强调抓经济，而忽视了思想政治工作，对工作人员偏于使用，疏于教育，导致一些国家工作人员放松主观世界的改造，不是把自身的价值体现在对人民的贡献上，丢掉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只想趁手中有权时多捞一点钱物，“人生如梦”、“不捞白不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思想在一些人身上作怪，“金钱至上”、“等价交换”在某些部门中盛行，被一些人奉为公务活动的行为法则，从而使这些人具有了走上腐败的思想基础。还有一种心理，就是认为行贿和受贿双方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你给我钱，我给你办事，互利互惠，为了双方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行贿方不会出卖我。其实他们没有做过深刻地思考，那就是行贿、受贿双方的心理基础是不一样的，双方之间的关系完全受利益支配，毫无情义可言。

3、经济转型时期存在的制度缺陷，是产生犯罪的根本原因

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腐败问题“已属于制度性缺陷腐败，即现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严重缺陷和各类管理制度的种种漏洞不断制造和滋生各种腐败，并使腐败日益盛行”，制度方面的原因成为职务犯罪的根本原因。导致职务犯罪的制度因素主要是：

1、管理制度存在漏洞。管理制度方面存在的漏洞主要表现在：一是用人制度上存在不正之风，民主推选少，领导任命多，公开竞争少，暗箱操作多，致使一些道德品质差、政治素质低、法律意识淡漠的人混进了国家工作人员队伍，混到了领导岗位上；二是工作管理制度不健全，工作环节上存在漏洞；三是财务管理制度不严格，会计审核马马虎虎，审计走过场。上述管理制度上的漏洞，提供了大量职务犯罪机会，漏洞越多，可供犯罪的机会就越多。而犯罪机会是实施犯罪行为的必要条件，而且“腐败机会的多寡，直接影响着公职人员腐败动机的强弱”。这些制度漏洞一方面为犯罪提供了机会，一方面诱发了人的犯罪动机。

2、监督制约制度不得力。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监督是制约权力滥用的有效途径。目前的监督制度存在着监督种类不少，实际效用不大的缺陷，人大监督、纪委监察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法律监督都存在监督不到位的现象。另一方面，监督机关或个人都不具有超然的地位，其人、财、物受制约于部分被监督者，监督权难以全面实施。

3、惩罚制度不严密。多数学者认为，一国现行的惩罚机制和结构是决定该国腐败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则增加惩罚将会降低腐败行为。而我国“腐败黑数”居高不下的事实，表明对腐败惩罚的措施、力度、密度等方面存在着重大问题。最主要的，是法网不严密，人情案、关系案太多，犯了罪并不意味着必然被惩罚，被惩罚也不意味着是平等的处罚。2002年-2003年，我院共接到法院对自侦案件的有罪判决26件32人，其中判处缓刑的26人，免予刑事处罚的6人。法院往往不考虑犯罪情节及认罪态度，只要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一般都判处缓刑。“缓刑和免予刑事处分”是诱发进一步腐败的重大因素。

四、对策分析

要想根治腐败，必须不断完善权力监督机制，综合运用经济的、制度的、法律的、教育的等手段，标本兼治。

首先，要根治腐败，必须先清除思想上的错误认识，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不断强化行政伦理建设。

要在思想上筑起防止腐败的现象，永远树立人民公仆的形象，教育必须成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教育，就是要加强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把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从根源上遏制腐败的滋生。江泽民同志提出要抓法治，也要抓德治，既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又是长远的治本之策。

同时要不断强化行政伦理建设，目的是要以德倡廉，强化公职人员的廉政、勤政意识，塑造一批道德楷模，发挥榜样的影响和辐射作用，形成全社会廉洁的风气。要弘扬优良的德政传统，唤醒权力主体的自律意识，培育廉洁自律的政治氛围；弘扬儒家“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的为民富民的民本意识，继承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朴素等精神，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意识，淡化权欲，诚心为民。

其次，通过完善各项制度和制度创新，强化制度监督，健全重要权力制度监督网络，防止权力运行中的随意化和私有化，这是遏制当前腐败的有效途径。

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关键还是要加强监督，保证各项规章制度的落实。领导干部要强化监督意识，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制度，完善干部任用把关制度，充分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的作用，切实强化内部的监督管理。要建立畅通的外部监督机制，加强人大、政协监督，广开群众监督渠道，建立一套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力量的外部监督机制。特别要注意对特殊群体的监督，把各级领导干部、国家公务人员、特殊的权力部门作为重点，把监督渗透在日常管理之中，涵盖在学习、工作、生活、消费、社交等各方面，延伸到家庭、亲属之中，做到超前监督，事前监督，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最大限度地遏制滥用权力的现象，这样才能有效地消除腐败现象。

再次，运用经济手段，借鉴西方的“以俸养廉”，提供“不愿腐败”的经济条件。

历史与现实表明，许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出现严重的政府腐败，重要根源之一就是那些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因为收入太低，无法维持一般的生活水平而不得不利用其工作之便谋取私利。从表面上看，低工资政策好像缩短了政府官员与人民之间的距离，达到了反对特权和实现公正的目的。其实，正好相反，它反而助长了特权思想和各种不公正行为。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官员滥用特权、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等行为正好成为低工资的一种合理而不合法的补充。而反腐败比较成功的一些国家，如瑞典、新加坡都通过提高公务员的工资水平，让他们得到比私人部门稍高的收入，维持了较低的腐败程度。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促使优秀人才流进政府机构；另一方面，较高的工资收入和其他福利可以使一般公务员能够靠其正当收入来维持中等或中等以上的体面生活，使他们较少有生活上的压迫感和危机感，从而能尽忠职守，较能抵制一些物质利诱。所以说，通过法律和规范把公务员的工资福利和退休后的优厚待遇规范化、制度化，这是公务员廉洁奉公的思想作风得以培植和强化的物质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国家公职人员给以较高的工资收入是符合市场经济的分配公正原则的。国家公职人员较高的社会角色地位与较高的薪金收入之间的一致性有助于在这一阶层中形成“社会公正”的判断，才有可能对自己承担角色的道德、义务、责任和规范产生认同，而认同是他们对自我行为进行约束的前提。

所以，在一个存在分化的市场经济社会里，没有高薪是难以养廉的。但高薪只有与严格、完善的法制相结合才能对国家公职人员的廉洁行为产生真正有效的影响。国家一方面给公职人员较稳定、较好的生活福利以及较高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国家又通过有效的法律监督其行为和财产收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以俸养廉，提供“不愿腐败”的经济条件。

最后，遏制腐败最根本的是要靠法律武器。

正如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廉政建设时所说：“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当前，加强廉政法制化建设，关键是要完善立法，严格执法。因此，保持严密的法网，消除“免受惩罚”的不正常现象，是清除腐败机会的有力保障。应尽快将某些党纪政纪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比如通过立法将《廉政准则》上升为《廉政法》。我国近几年在党政机关干部中也实行了个人收入申报制度，应当在继续实行家庭财产报告制度的基础上，制定《家庭财产申报法》。要制定以“反腐败法”为主体的各项单行法规，比如应尽快制定《反腐败法》、《监督法》、《举报法》等，以便把廉政建设以及监督机关的职能、权力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衡。除了重视制定有关事后惩戒性的法规外，更要加强事前预防性法规的制定，逐步建立起一套严密的、严格的廉政法律法规体系。

同时，要强化反腐败方面的执法检查和监督，严格执法。一方面要求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必须守法。另一方面要求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及其公务人员严格执行法律。这就要求我们破除“教育从严，处理从宽”的传统认识，坚持教育惩处并重，把惩处腐败分子作为从严治党、从严治政、从严治“长”的重要措施来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