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对比君王论与商君书

第一篇：读后感对比君王论与商君书

不懂中的一点领悟

——读《商君书》《君王论》有感

《商君书》曾是有名的禁书，过去一直是太傅教太子的教材，只有历代君王和准君王才能读到。读了这本书，你就会明白，当年那个北方落后的蛮夷秦国，为什么能在短短的14年内迅速崛起，最终摧枯拉朽般地统一六国，也会明白，历代君王为什么能把老百姓修理得服服帖帖，一个王朝稀松平常也是三百年！商鞅真太有才了，一本薄薄的《商君书》书，不到三万个字，居然把封建君主治国手段的细枝末节，阐述得头头是道，深刻到无以复加。《商君书》既讲道理又讲办法，真的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更令人震惊的是，《商君书》阐述的依法治国，集法家的丑陋和阴损之大成，《商君书》本身，就这么成了空前绝后的“严刑峻法”，读了让人不寒而栗！

从零星的史料中，我们偶尔可以看到秦国士兵的恐怖形象：一个个腰里拴着人头。开始我总是不大敢相信，难道秦兵个个都是杀人狂？读了《商君书》才知道，这绝对是可能的。《境内第十九》基本上是个士兵奖励细则，这个细则，就是以人头数量来作为奖赏标准的。“其战，百将、屯长不得，斩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论，百将、屯长赐爵一级。”又说“能攻城围邑斩首八千已上，则盈论；野战斩首二千，则盈论；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将尽赏。行间之吏也，故爵公士也，就为上造也”。这种赤裸裸的“人头奖励政策”，彻底把秦军打造成毫无人性的野蛮之师！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代价，是22场大战，斩首181万，这个数字，还仅仅是有据可查的。秦军为何狂杀俘虏，明白了吧？

世界上多次出现过文明民族被野蛮民族征服的历史倒退，从东方的秦灭六国、蒙元和满清征服中原，到西方的古罗马毁灭古希腊文明、日耳曼人灭掉古罗马文明，都是惊人的雷同！靠的都是血腥的杀戮政策，把士兵变成战争的机器！《商君书》祸害最深的，还得说是治国之术，而其治国之术的核心：一是毁商；二是弱民。《商君书》主张禁止粮食贸易，商人和农民都不得卖粮，甚至连为商业贸易和人口流动服务的旅馆业也予以铲除。人民都被禁锢在自己的土地上，只能成为农民，不能离开家半步，无法获得知识更新（也不需要），只能成为君主的生产工具。毁商之后，再就是弱民之道了。《商君书》认为“有道之国，务在弱民”。通过以弱去强，以奸驭良，实行流氓政治；实行一教，统一思想，进行思想控制；通过剥夺个人资产，让民众依附国家；通过辱民、贫民、弱民，使人民贫穷、软弱，实现民弱国强；如果还有强民没杀光，还有杀手镧——发动战争，通过对外战争，外杀强敌，内杀强民。这几点，就是中国历朝历代君主，治国驭民心照不宣的诡秘暗器，是他们不惜以民生为代价，来化解内忧外患矛盾，获得长治久安的看家本领！

读到这里，所有的中国式的困惑，也就迎刃而解了！为什么中国历朝历代君主都重农轻商；为什么中国的土地一直是国家所有；为什么中国皇帝一人威严可以压过全国百姓，为什么中国一直有法不依，人治大行其道；为什么中国民众没有话语权，文字狱在中国越演越烈；为什么中国官员一直身兼一方官吏和教父的双重责任；为什么中国总会“恰到好处”地发动对内和对外的战争；为什么中国的太平盛世，都和百姓的生活改善无关；为什么中国人的身体素质一直比西方人差

得多得多；为什么历朝历代中国不允许老百姓拥有兵器；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没有财产给后人继承；为什么中国历朝历代禁止民间习武，为什么中国功夫师徒传承要有严格的师徒关系（背叛师傅要清理门户）；为什么秦朝之后（除了汉唐和东晋），中国人彻底失去了张扬的个性；为什么人类现代科技文化不可能率先在中国出现等？同样的问题可继续罗列，但答案只有一个，这就是君主专制，这就是严刑峻法！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悲哀，是历史选择了儒家而不是法家。真正的悲哀是，秦朝之后法家并没有消失，而是通过商鞅的《商君书》传承在封建专制君主的脑袋里。得势的法家根本不是真正的法家，而是法家的变种：为了一己私利，挥刀自宫的奴才法家。帝王们一直用法家的“阴和损”，在幕后操纵中国的兴与衰。中国的儒家能在汉朝以后深入中国人的灵魂，也就不仅仅是皇帝和董仲舒的功劳了。在“严刑峻法”的修理之下，中国人也就只能从《三纲五常》的熏陶中，找到一点可怜的心灵安慰，这一点，中国和欧洲的中世纪异曲同工。在可怕的瘟疫及阿拉伯人和野蛮民族的入侵等天灾、人祸面前，欧洲人也只能从宗教中获得了心灵的救赎。如果西方没有基督教的慰藉，东方没有儒家的安慰，那欧洲人和中国人就只有集体自杀了！

《商君书》这种的皇帝枕边书，西方人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杜撰出来，这就是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1513）。不过，马基雅维利的“智慧”显然比不上商鞅，马氏不过强调君主应该抛弃道德上的考虑，用冷酷和阴谋治国，无论是歹毒程度和阴损力度，《君主论》都远远不及《商君书》——这，你就不得不佩服咱中国人的“智慧”了！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出现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他的倒行逆施谬论一出笼，就受到广泛的谴责。马基雅维利本人，也被指为魔鬼的化身，他的名字甚至成了欺骗和阴谋的同义词。《君主论》，除了拥有拿破仑、希特勒和斯大林等几个粉丝，在欧洲根本没有市场。商鞅所在的春秋战国，也是一个变革的时代。春秋战国到底应该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现在也难有定论。长期以来，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历史必然趋势的论调，占了主导地位。这种观点，实际上和秦始皇留在石碑上的自我赞美之词是一致的。商鞅的中国第一位改革设计师的地位，也因此无可撼动了。董仲舒不被皇帝待见，商鞅落得个五马分尸，但他们都获得后世连绵不绝的赞誉，你不觉得奇怪吗？赞美商鞅，是替皇帝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

《商君书》是中国人最伟大的发明，遗憾的是，这话是对中国帝王们说的，对民众来说，《商君书》是中国人噩梦的开始。秦朝以后，中国人最终变成了肢体羸弱，只知道盲从和服从的另类民族和大国愚民。等到中国人真正放眼看世界的时候，一切已经恍如隔世——我们已经看不懂了！

第二篇：《君王论》读书笔记

马基雅维利《君王论》读书笔记

每一个变革总是为另一个新变革作准备，并促成另一个更新的变革的发生！

---------题记

罗素曾说过，在尼柯洛·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是科学的与得自经验的，以他本人的事业经验为基础。他所关心的是要规划出一些达到目标的手段，却不问这些目标之为善与恶。不过有时候，当他肯让自己说出他所希求的目标时，这些目标却是我们大家都能赞成的。诚然，在他的思想中，的确许多真正需要批判之处，可是这些地方，不过是他那个时代的表现罢了。

我作为初学者，也只粗浅地读完这本书，有些想法还不够深刻，我将尽量避免非客观，按照本书的部分篇章和书中内容谈谈我自己的看法。

作者论述了君主国的种类以及获得它们的方式。君主国包括：世袭的、混合的、市民的、教会的这么四种，获取君主国的方式包括：通过自己的军队和能力获得、依靠他人的军队和依靠幸运获得、通过犯罪方式获得。

作者把国体分为两类，分别为“共和国”和“王国”。而“王国”又可分为世袭王国和新奠基缔造的王国。一个由某一个家族“一贯制”统治的世袭国家，要比其他以任何形式新奠基缔造的国家好治理的多。世袭国家有一整套世代相传的陈规旧举，各代的统治者只要不逾越那些陈规旧举，不进行大的“标新立异”，一切顺从人民心意，我认为君王在决策的模式中根据国情可以选择渐进决策模式，君王在决策中在既有的陈规旧举的基础上，采取渐进的方式对现行政策加以修改，通过一系列小小的改变，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逐渐实现决策目标。但是，世袭国家下的君王过于安逸，不思进取，统治者缺乏变革的意识，它的主要弊端突出表现在古老、落后等方面，科技和生产力无法得到正常的发展，这样充分说明了世袭王国终究要被强盛的国度所侵没。

而所有新建的王国，臣民们所赋予最良好的愿望是国王带领他们改善艰苦的困境，当他们不满国王的腐朽统治时，他们就要拿起武器来推翻其政权，推举新国王，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恶性循环。事实证明，一个君主要进入一块新的领地，首先必须取得该地臣民对你的好感。彻底消灭原来统治过他们的王族便是最先决的条件，其次是充分地尊重他人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

作者有一条定律：即人若不受安抚，便待以被灭，人们往往会因为受到小小的伤害而燃起复仇之火，却不能因为自己受到毁灭性的伤害而从事复仇。因此，我们一旦欲加害于人，一定要害到使其无法翻身的地步。我想很多人就看到这都会认为作者是一个性恶理论，君主要成为暴君不择手段达到目的。我觉得并不是这样的，作者在书中说过，以邪恶手段获得君王权位者固然可以赢得统治权，但是却不能赢得荣誉。残暴手段要妥善运用，占领者在夺取一个国家之后，必须清醒地将自己对公民所做过的暴行审度一下，并尽可能采取必要的措施，防微杜渐，使自己以后不需要每时每日重复暴行。作者也很强调人民群众的重要性，在许多篇章中都提到统治者一定要顺应民心，要与民众和睦相处，在民众当中生活，如果民众对君主不满，君主将永远得不到安全感。

我认为，中国不是也有古话，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斩草除根吗？现在的外交手段也是一切以国家利益为主，而在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背景下，作为君主，必须居安思危，若不使用手段对外拓展或者进行自卫，在不久的将来必定会被别的国家所吞并。流血战争既然是不可避免的，那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保护自己的臣民，必须要做到彻彻底底的消灭敌人，毁灭性的伤害对方，使其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我想，即使是一位明君，在这样的情况下也不会仁慈的对待自己的敌人，养虎为患。

作者认为通过自己的军队和能力获得的君主国最为牢固的，新君王刚登基的时期，统治国家所要遇到的困难的程度，将取决于那些已征服这些领地君王的能力的大小。才能与机会

相加等于成功！任何一位英明谨慎的君王，只要他准备足够的粮食，拥有强有力的防卫措施，即使自始至终遭受敌人的围困，他也能毫无困难地坚定他的公民意志。我概括觉得要成为一个明君就一定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随时都要有危机意识，而是并为此做好足够的准备。

作者论述了军队的种类和君主在军事方面的责任。军队包括：援军、混合军、雇佣军和自己的军队。从政治的角度讲，任何军队都代表了一定的利益集团，军队为自己实质领导服务。所以，要让军队效忠，最好的方法就是建立自己的军队，其他的军队都是建立在其他利益基础之上，无法反应和执行君主的意志。

作者对武力抵抗较为偏爱，他说忽视战争专业，便是导致国家毁灭的主要原因，而能赢得一个国家的原因，恰恰就是你精通了战争这门专业。他应该在和平时期要比在战争时期更加关注这个课题。做到整军经武，要运用两个方面一是经常行动，二是靠心智思考。防范于未然是必须的。作为一名贤君切莫在和平时期无所事事，应该努力利用这些时期积聚财力，以便在命运遇到任何一种困境的挑战的时候，不至于心慌意乱措手不及，反而能够继续有效力量，对一切来犯之敌给予有效反击，这说明在和平年代也不可忽视国防力量，在当代社会也是一样的。

作者认为，作为一名充满智慧的英明君主，绝对不应该使用客军，而应该完全依靠自己的军队。宁可依靠自己的军队打仗败北，也不愿意依靠他人的武力而制胜，借助他人的军队赢得的胜利并不意味着真正的胜利。我认为，这个要依据具体情况而定的，抗美援朝战争就是一个反例，朝鲜求助于中国，以中国的军队力量取得胜利，原因在于当时的局势，倘若美国打败了朝鲜必定要对中国发动进攻，朝中又处在华约联盟下，有苏联的支持，中国是一个将信用负责正义的国家，所以朝鲜可以信任中国，让中国出兵。

作者论述了君主如何维持国家。在涉及褒贬、慷慨与吝啬、残酷与仁慈、被人爱戴与使人畏惧、是否守信、遭人鄙视与憎恨等方面，君主应该以国家利益和人民立场为重，为维护国家利益，甚至不惜任何代价。就国内而言，明智的君主应当急民众之所急，赏罚分明；就君臣而言，亲贤臣，远小人；就国际而言，敌友分明，立场坚定；这样才能够赢得尊重，维持国家运行，甚至繁荣发展。

君王要突出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样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的问题置之脑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而且有可能导致自我毁灭。君王要做到即使不能赢得人们的爱，也要避免自己为人所憎恨。一个被人畏惧同时又不为人们所憎恨的君王，就是一个成功的君王。由此可见，君王是要具备一定的威严的，而威严却不是让臣民畏惧而是尊敬。

君王要顺应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如果一个人采取谨慎、耐心地方式行动，时代与环境的变异情况说明他的行动是合适的，那么他就获得成功。如果一个人能够随着时代和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自己，那么良好的命运是绝不会丢弃他的。因此，君王要顺势时而变，适者生存。

最后，作者从历史的角度，以意大利为例，分析了其过去、现在的国家和政治，并劝告当时君主争取意大利的解放。对于必须战争的人们，战争是正义的，当除了拿起武器以外就毫无希望的时候，武器是神圣的。

附：阅读书目：《君王论》 马基雅维利著 徐继业译 西苑出版社 2004年5月第1版

徐佳婧

第三篇：商君书读后感

商君书读后感

商君书读后感1

传说老毛读过这本书，没有作任何评论。在读这本书时，最开始其实有点枯燥，除第一篇时的《商君书—更法》中特别让人振奋。其它篇几乎都是再讲其治国之策，通篇都有讲“壹”，讲“重刑轻赏”，讲“法”。这些无疑是商君最重要的思想了。

一、革新思想

商君书中最能体现的他的革新思想的莫过于第一篇《商君书—更法》。商君在自己的思考中提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其指出“前世不同教，帝王不相复”“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思想，并进一步指出“圣人为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为之治，度信而为更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而不成；治不宜时而行之则不干”。并立论“立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讥讽道“知者作法，而愚者制”“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现在读来令人唏嘘不已，千年过去，还有这么多守旧之人，实在令今人汗颜。

二、制度、律令思想

在《商君书—壹言》《商君书—赏刑》中有专门的论述。商君的“壹”思想，用他的话说叫“壹赏、壹刑、壹教”。大体讲是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高度统一。此很让人联想到我们现如今的所讲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当然了只有些许类似，不是相同。从思想上来讲，于战国时百家争鸣，商君没有对各家各派的思想进行一个点评，但是其在书中指出的六种“虱害”“国有十者”“十二者”“八者”（例如“八者”指的是“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等，可看出商君对于各种人情世故的不信任，而只信任的是法制，律令。我想从秦孝公时秦为战国一雄到秦始皇一统华夏，商君的这个制度、律令思想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在《大秦帝国》影视剧中有一个有意思的情节，就是秦孝公去逝后，秦代的后继之君问于商君秦国变大那些押罪犯的时间太短了，是否要修改，而商君说修改秦法要等国家稳定，秦法推广有一定的时间才能改。而后来的陈胜、吴广之辈却正是因这事而起义，实在是孙先生在写作进的一个巧妙之处，但也透露出在秦的后来国君者中只有对于国内人民的赏刑，在对外征战的胜利与喜悦而忘了商君的.重要思想“立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这个重要思想。唉，实在是悲哀。

书中对于组织的构架中有《商君书—境内》《商君书—修权》篇等等。里面对于法，商君有言“农战”有功皆有赏，而对于传统的世代贵族，或者新贵族是采取同等对待，商君有言“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书中对于权利的分配中，商君提出国家治理有要重视三个方面“法”“信”“权”。其解释为“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商君似乎想达到新的政治上的动态平衡。其中对于臣下的制约是够的，而对于君主的制约，则是不够，商君只能说是作为君主不能“释法任私”，如果抛弃法则于国家来讲会有危机。于古代君主思想来讲的确是一种进步。但也为君权独揽撒下了种子。不能苛求古人，对于秦的几千年再无商君和秦孝公这种超级搭挡实在是一种遗憾啊。

在对于法的执行上，商君提出“连座”、“无宿治”（今天的政事，今天处理，不放在明天。即时办理）等思想，像“无宿治”思想还是值得现在学习的。其还有关于法律的执行的还有在各级行政部门都回有负责法律的专门人员，这些对于法律的执行来讲，此种政治的执行力肯定是空前，秦国不强都难。

三、商君对于人民的体察

对于这个方面来讲，商君虽然有一些早期早期封建思想，但是对于处于战乱时的人民来讲也实在是一种进步吧。从现代人的一般的思维来讲，实行“重罚轻赏”对于人民来讲就是“苛政”。可从商君行法效果来看，“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从《史记》等书可看出商君行支虽严，但是公平。赏虽轻，但是有希望。就战国时最大的灾祸来讲，莫过于战争了。而商君思想来还有有一部分与道家有关，比如其有言“明赏之犹，至于无赏；明刑之犹，至于无刑；明教之犹，至于无教也”，在这里，商君对于战的思想是战争之犹，至于无战吧。就像“武”字本身，即有“止戈”之意一样。只有通过战争达到统一，才能达战事的少，乃至于无。秦用百年时间完成了统一，虽商君之法或者各种原因致苛政战乱，此非商君所能预计，不能太苛求古人。商君对于民众的重视非有以人为本，而是人民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一点来讲，其所讲的“法者，所以爱民也”，就是“圣人为国也，观俗立法而治，察事本则宜”。

商君之法使人民与国家的联系更加紧密。于个人来讲必有家庭、家族。而于个人、家族、家族来讲最重要的莫过于荣誉。而商君之法提出“重刑”或者赏赐，对于一个普通人民来讲都是梦寐以求的，而商君提出了能给他们实现的一条路就是“农战”皆有功。且“赏随功，罚随刑”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所以秦人皆言商君之法。这样商君就将人民团结起来了。加之人民对于自己国家的热爱，使国家的凝聚力增强不少，对于国家的实力的增强会有重要的意义。

四、商君的思想

最后我们将儒家与法家进行对比一下，特别是与商君之法进行对比。儒家言“人之初性本善”故儒家提出“修身”“慎独”，提倡用仁义来治国。而商君指出的“八者”即八种灾害“辩、慧、礼、乐、慈、仁、任、誉”，再来看看商君口中的六种灾害：“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这些是儒家等奉为至宝的，在商君看来是于国无用的。商君看到人性的弱点，即人类追求名利、淫佚，而作为儒家之学只是“看上去看美”没有很大的可操作性，全靠个人的自觉与修养，儒家所谓智善仁义并不能彻底的根除，于是商群采取了一个策略，即“重罚轻赏”。其还指出“凡赏者，文也；利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约也”商君想重新建立一种人际关系或者新型社会关系即“赏厚而信，刑重而威，不失疏远，不失亲近”。

同是对国家的治理，儒法两家所采取的方式却不相同，儒家希望的是能过修养和君主施行仁义，而商君则认为靠严密的法治律令来让人民规范思想行为，两者的所选方式因此而不同。儒家讲仁义，求仁而未得仁，而法家讲法，行重刑而得长治。两者都选择了一个极端的方式来实践，可两者都失败了。如何治理国家，怎么治，如何把握这个度仍是我武至今要面临的问题，值得深思！

读完此书，深深折服于商君，想起几千年的历史，不禁唏嘘不已···

商君书读后感2

《商君书》该不该读，人们多取决与商君本人，有意思的是，历史上对商君评价与看法，多是非黑即白。司马子长说他：“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史记商君列传》)。有人看了这段说：“司马迁到底是文人，说商君残忍少恩，见解太幼稚了!”司马子长对史实之认真，从古至今似乎没几个人质疑过;然而汗武帝以后“独尊懦术”的风气，同商君说背到而驰，因此《史记》中对商君的评判未免有失偏颇——随着政权主张倒是文人史官们的惯性，司马子长多少还算另类的一位。相反地，李斯则说：“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 (《史记李斯列传》);王半山则有诗言：“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商鞅》)。同是褒扬，李斯有李斯的立场，王半山有王半山的眼光。李斯是秦相，强调法度;王半山是改革家，强调变更——就如同“父亲是科举中人，要看‘板条’;丈人是商人，要看契据。”——各有各的'主意。此是谬谈。

《商君书》历来号称文笔古奥， (读书笔记 )原因是流传过程中脱文错简十分严重，并且其书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而导致体例杂芜，再加上近世学术界有“《商君书》精义较少，欲考法家之学，当重《管》《韩》而已。”(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使人对此书兴致大减。

然而在这个所谓“法制”社会，《商君书》还是很值得一读的。虽然《商君书》在许多方面尚不完备，但是古今中外，哪一部律法是没有漏洞的呢?

读完《商君书》，实在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好在作者多用前因推后果的句式，理解他的政治目的，并不十分艰难。只是全身心地锱铢积累，恐惧煞费神心，读来并没有太大的乐趣，想毕我不是研习政治的材料。

儒家的学说一直以来都被奉为精辟，其主张不言自知。我从不将《孟子》同《商君书》置于一处，迂腐地觉得他们水火不容，恐有盐铁之争——法家对儒家的称呼实在叫人触目惊心：“国贫而务战，毒生于敌，无心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商君书靳令第十三》)“六虱”即指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的思想，《商君书》对儒家的概论基本上是“对内人治，对外非兵”。事实证明，儒家学说在盛世尚可招揽民心，在乱世则是大大行不通的。而儒家则惯言法家刑法过于严苛，“畜怨积仇比于丘山”。(《史记集解》引《新序》)。不过，无论如何，商君确使秦由弱转强，“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务本力稿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 (苏东坡《商鞅论》) 的见解是不客观的。

秦孝公登基之时“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 (《史记秦本记》)。于是日夜思想重振旗鼓，求贤似渴。因而“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 (《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三说孝公，最终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不自知厀之前于席也” (《史记商君列传》)。然而秦欲变法，孝公恐天下议己，于是有了革新派与守旧派的激烈争论，这便是《商君更发第一》，其间商君与甘龙、杜挚之辩足可见其驳说之才。首先，孝公同鞅、龙、挚共讨国事，提出：“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的担忧。于是商君鉴引“疑行无名，疑事无功”(《战国策

赵策二》)之言，“遇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之语，“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之说劝谏孝公，继而提出“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其关键在于“可以强国”、“可以利民”，遂可以“无顾天下之议”。甘龙以“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驳之，希望孝公沿已有法度，重申“人言可畏”。然而孝公之志，并非徒沿秦族，而恐是一洗前耻，复穆公霸业，因而商君说甘龙之言，世俗之言也，“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认为其论过于死板。商君之辞，重心在于“三代不同礼而王，王霸不同法而霸。”他不是为了说服、驳倒甘龙，而是令孝公不再犹疑不定，于是拿王霸之业而劝说，对于秦公来说，十分具有说服力。而杜挚“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之言，恰恰给商君一个表明变法之忧的契口。结果不言而喻，孝公说：“愚者笑之，智者哀焉;狂夫乐之，贤者丧焉。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这便是变法的第一步。

有了痛下决心，变法之路任重道远。强秦变法的第一要务，便是农业。《商君书垦令第二》便列出了细致的强制务农政策。垦令，属法令，此篇却像呈予君上的谏书，晓以利害，层层推进，因果相连，虽然是强制法令，却极在说服力。其中一段最为有趣，可起到讽今之效，现录如下：

“无宿治，则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百官之情不相稽，则农有余日。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则农不败。农不败而有余日，则草必垦矣。”

“宿治”即官吏拖延政务。读到此突然联想到神秘的“有关部门”，不禁一笑——此是笑谈。此处若将“无”理解为“没有”，那么这一篇甚至这本书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无”应当是“不允许”，表禁止，这样法令才有了意义。然而官员拖延政务不办之事，从古到今，层出不穷，目的是“为私利于民”，问题就出在这个“无”字上，如无严法苛刑，则无“情不相稽”，则无上下一令。此是后话。接下来一句：

第四篇：《商君书》读后感

《商君书》绝对是神器，绝对值得细读，我发现一个秘密，毛泽东的绝大部分行为和运动都可以从《商君书》找到影子，我猜中国封建时代绝大部分有作为的皇帝都读过这本书，并且是非常秘密地去读(即夜读)！

这本书配合《韩非子》和《慎子》来读，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和领悟，好好研读吧，治国治民和做生意赚钱的原理其实是一脉相通的，《商君书》里面的好多思想都可以应用于商业经营中，假如能吸取其精华用之，会非常的不得了，《商君书》读后感。

《商君书》虽然是神器，但也并非没有缺点，关键在于读书的人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要因为《商君书》是神器而全盘吸收，也不要因为《商君书》思想的局限性而全盘否定，这正于古人所言“浩荡长江水，我只取一瓢饮”；思想本身是无罪的，关键在于读书的人如何运用如何吸取精华，读后感《《商君书》读后感》。好好读吧，只要吸取《商君书》中哪怕只有几个精华思想并且矢志不渝的用之实践，用于企业管理与商业经营，可以帮助个人致富发财；用于政治改革和社会治理，可以实现富国强兵。

最后再重申一遍：尽信书不如无书，一个人读书人在读书的过程中必须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的价值观和独立思考去辩证地看待书中的思想，对自己有用就“吸其精华”，与自己价值观相悖的就“去其糟粕”，这样会更好。

第五篇：商君书读后感（范文）

《商君书》也称《商子》，现存24篇，战国时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商君书》的文体多样。议论体有《农战》、《开塞》、《划策》等十数篇，或先综合后分析，或先分析后综合，兼用归纳演绎，首尾呼应。有时也运用比喻、排比、对比、借代等修辞手法。《徕民》篇运用了“齐人有东郭敞者”的寓言，以增强说理的效果和形像性。说明体有《垦令》、《靳令》、《境内》等篇，是对秦政令的诠释。辩难体有《更法》，通过人物对话相互驳辩来阐述中心论点，司马迁录入《史记.商君列传》，用以表明商鞅的主张。《商君书》“更法篇”集中反映了秦国商鞅的更法思想，展现了以商鞅为代表的变法进取思想和以甘龙和杜挚为代表的墨守成规思想之间的斗争，揭示了君主的治国之道，即欲治理好国家，必须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变法更礼。

商鞅在历史上落得了一个残忍滥杀，针对百姓的恶名。商君的确是主张用权术统驭百姓巩固政权，可是统驭百姓不等于反对百姓;巩固政权也不等于牺牲人民，权术更不等同阴谋，这个逻辑关系一定要理清楚。贯穿全书，商君都在论述如何富强国家造福百姓，这就是很好的证明。当得起暴君酷吏之名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其初衷是为了盘剥百姓而自己得益，以压迫榨取为目的。有句话形容的很恰当，商鞅是个一生“尽公不顾私，极心不二虑”的人。在他的心里，强国和利民是统一的方向，需要君主和百姓心无二致地齐心努力。

商鞅或许是把人心简单化了。在他眼里，人民生来就为追名逐利，并无二致。他对于名利的论述甚为详尽：夫治国者能尽地力而致民死者，名与利交至。民之生，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论其然也?今夫盗贼上犯君上之所禁，下失臣子之礼，故名辱而身危，犹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暖肤，食不满肠，苦其志意，劳其四肢，伤其五脏，而益裕广耳，非性之常，而为之者，名也。故曰名利之所凑，则民道之。

一个个人民在商鞅严重俨然变成了一台台机器，只会按照大自然为他们编写好的程序，也就是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温饱解决了就追逐名利的复制品。因为总结出人性的简单，商鞅主张用权术赏罚来调控人心的简单喜怒志欲，使其无一例外地变成忠心为国的助推器。

我对商君，尊崇有之，敬服有之，批判有之，更多的，是理解。我理解他治国强兵的梦想，理解他强国等于利民的逻辑，理解他剑走偏锋的想法与胆识，更理解他作为改革先锋的孤独与压力。他不是残忍也不是嗜血，只是为了效率和成功运用了极端的手段试图纠正他认为的社会弊端，只为了心中那个兼济天下，造福苍生的梦想。在他心中，开始的牺牲是为了最终造福天下。当然，这对那些没有犯罪被连坐的人们也许是不公平的，如果我身为其一自然也会怨愤不已，但我还是要说，评价这件事情的功过得失不能只用放大镜对准了国家和个人之中的某一方。事实是秦国风气清明，继而扫灭六国统一了天下，消弭了六国相争的战祸，的确是给烽火中受苦的人带去了福祉的。

人类文明只能在不断的尝试和修正中前进发展，当然所谓的前进发展也未必是合理的方向，而是多方势力的较量中不断有占领上风者，控制了政治法律使之更为自己服务罢了。而前进发展的动力和方向则源于前人的经验教训，这也是研究历史的价值所在。后人没有权力在知道事态结果，或是只看负面影响的前提下去指责前人的不是，尤其是商君这种没有多少历史可以参询的前人;商君的后人又有没有人能保证自己完美得不被自己的后人所指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