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急需推进政治民主化改革

第一篇：中国急需推进政治民主化改革

中国急需推进政治民主化改革

民主是当今时代的主要潮流，是各宗教信仰群体的共同价值，是百年中国奋斗的重要目标，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防止政府腐败的最佳手段，是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的制度需要，是避免内乱的有效方法，是营造和平环境的良好政治形式。现代化理论强调在现代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之间存在确定的联系，一个国家用以衡量经济发展程度的指标越高，它的民主化程度也就越高。

当前,中国各种问题的解决和各种矛盾的化解，急需推进政治民主化改革。

一、从防腐败来讲，改革开放以来，腐败问题愈演愈烈。虽然执政党和政府领导早在80年代就提出了反腐倡廉的口号，近年来更加强了宣传教育和“严打”的力度，但是到现在已经20年了还没有出现转机。腐败如此盛行不衰，肯定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如果执政党舍本逐末，只讲教育和严打，而没有解决源头上的问题，腐败蔓延的势头，事实和时间证明是很难得到遏制的。为了从源头上反腐败，必须在消除寻租活动赖以存在的环境，即减少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上下功夫，确定宪法的至高无上地位和施行宪政。实行宪政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实现权力制衡，不允许有任何至高无上、不受约束的权力主体存在。肃贪反腐不能仅仅依靠国家权力机关的自我约束，说到底，还要靠人民大众行使他们当家作主的权力，对政府进行监督。也就是说，归根到底要靠民主的政治制度。

二、从应对重大挑战上来讲，目前中国城市乡村之间，东西地区之间，阶层之间的失衡与断裂，三重挑战叠加在一起，很容易产生失控局面。前苏联东欧的执政者在一夜之间下台，社会崩溃，就是断裂社会演变的结果，我们不能排除这种情况在中国出现的可能性。实际上中国现阶段的断裂社会情形远比他们更为严重。把社会稳定的“宝”押在经济增长上，但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做到永续增长。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十分不利，受世界经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甚至已经出现经济衰退的可能。现在外需受阻，政府计划刺激内需，政治体制不改革，内地营商环境不改善、腐败遏制不了，经济活动不自由，寻租活动赖以存在的环境不消除，内需所依赖的经济发展产生的购买力能增强吗？当今的内需口号和手段与喊了几十年的西部大开发及所谓的三农政策在内容上是相似的，但西部大开发效果明显吗？三农政策搞了这么多年，经济发展明显吗？所以说政治体制不改革，内需是刺激不起来的，政府的投入只能增加腐败官员的收入，民众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有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而刺激内需无效，一旦经济增长大幅放缓，很容易激化各种社会矛盾冲突。早在一百多年前，托克维尔就注意到，社会大动荡往往不是发生在经济长期停滞的地方，而是发生在经历了经济增长的地方。根据他的观察，最可能发生动荡的时刻是经济停滞增长开始出现下滑的那个拐点。“现在中国需要第二代的改革开放思路，即以制度建设为中心”，国家制度建设应当包括民主政治的成分，而且其最终目的也是在中国建立稳固的、基于法治的民主政治体制，通过国家基本制度建设，为民主政治的建设奠定制度基础。就中国发展目前所面临的问题而言，扩大个人自由，推动公民社会，加快民主进程无疑是必需的，民主制度本身说到底也是一种公共权威，一种国家制度，因此，中国的政治转型应着眼于强化和改善公共权威，并使之民主化，而不是盲目地取消和限制公共权威，有效地扩大公民参与公共政治是建设民主国家制度的必然之路，没有广大人民大众参与的国家制度建设可能加剧政府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危机。

三、从消除忧患危机上来讲，体制是推动经济快速、高效、稳步、持续发展的长期起作用的稳定的重要因素，而政策却是因时因事因地制宜的暂时起作用的因素。当前，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已经成为继续推行渐进式改革、巩固和发展改革成果的一大障碍。经济隐患不是孤立的，它是和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的。经济隐患是经济不稳定的根源，经济不稳定又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第二篇：党内监督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模版]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

2004-02-19 15:02:04 新华网 孟娜 魏武

南方网讯 中国高层官员和理论专家对近日颁布试行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发表评论说，条例不仅是中共反腐斗争的宣言，也是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文件。

中央纪委副书记、条例起草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夏赞忠说，中国共产党是依据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建立起来的政党。自上而下的监督要与自下而上以及同级领导班子内部的监督相结合。加强党内监督的基础就是发展党内民主，只有在发展党内民主的基础上加强党内监督，才是有生命力的、健康的和有效的。

他指出，“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是条例的主线。”而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发展党内民主对发展人民民主和推进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导向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何虎生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国际共运史的教训之一，是比较重视上对下、组织对个人的监督，而不够重视下对上、个人对组织的监督。“条例充分注意了这一问题，”他说。“条例对要充分发挥各级党委会的作用做了明确表述：凡属方针政策性的大事，凡属全局性的问题，凡属重要干部的推荐、任免和惩罚，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条例说，对于应当经集体讨论决定的事项而未经集体讨论，也未征求其他成员意见，由个人或少数人决定的，除遇紧急情况外，应当区别情况追究主要责任人责任。条例还首次规定了地方党委委员、地方纪委委员有权向上级党组织提出要求罢免或撤换所在委员会不称职的委员、常委。同时规定，对没有列举具体事例、不负责任地提出罢免或撤换要求的，应当给与批评教育；对捏造事实陷害他人的，应当依纪依法追究责任。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陈雪薇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党内监督条例规定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现在党内一些地方和单位存在腐败问题的重要原因就是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监督，实质是党内民主遭到破坏，条例高度重视发展党内民主，是执政党跳出‘人亡党息’的历史周期率，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可靠保证。”

她说，此次条例的制定还吸取了党的历史上许多经验和教训，比如民主生活会是党在长期发展中证明行之有效的一项制度，但目前有的地方和部门民主生活会质量不高。针对这一情况，条例就专门单列“民主生活会”一节。条例明确要求：民主生活会情况和整改措施要及时在一定范围通报；党员有权了解本人所提意见和建议的处理结果；上级党组织认为下级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不符合规定要求，可以责令重新召开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研究员韩久根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条例的出台不仅有利于发展党内民主，而且将促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建设。

他说，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许多党员在国家政权机关和社会组织中担负着领导工作，执掌着重要权力，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在党内民主生活中树立了民主观念，养成了民主习惯，培养了民主作风，就会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把党内民主的经验、作风和传统带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带动各自领域的民主风气。党内民主是国家政治民主化的关键。

另外，何虎生认为，条例规定党内监督要与党外监督相结合，也将会增强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促进人民民主的发展。（编辑：郭琼丽）

第三篇：政治民主化与女权主义

19世纪，英国的工业化与政治民主化为妇女冲破传统的束缚，走向社会，赢得独立提供了物质基础。妇女借助文明进步的力量，积极参与社会改革，争取自身权利，不仅为20世纪妇女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推动了英国政治变革及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一

就法律与道德规范而言，在工业化以前，英国妇女没有独立的人格，正如当时有人描写的那样：“男人耕田地，女人守锅台。男人佩刀剑，女人掌针线。男人有头脑，女人有心地。男人发号令，女人愿听命。”（注：勃里格斯著：《英国社会史》，陈叔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8页。）她们在家服从父兄，出嫁依附于丈夫，丈夫既是主宰者又是保护人。所以，妇女完全没有财产权、订立契约权和离婚权。勃兰克斯顿有句名言：“丈夫和妻子是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丈夫。”因此，妇女的生活中心就是男人与家庭，“女人要取悦于男人，要贡献给男人，要赢得男人的爱和尊重，要哺育男人，要照顾男人，要劝慰男人，并要使男人的生活甜密且愉悦”（注：苏珊·艾丽丝·沃特肯斯著：《女性主义》，陈侃如译，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工业化开始之后，激烈的社会竞争使中上层阶级认为，工作是社会上的竞争和拚搏，而家庭是一个罪恶、丑陋和致命性竞争的避难所，也是一座围着墙壁的花园。女性是营造与维护这一美好环境的天使。妇女的主要责任是管理家政、相夫教子。但是，19世纪的一些公共立法却给予妇女较多的经济权。有关法律规定：第一，丈夫有责任为妇女提供生活保障。第二，妻子可以充当丈夫经济上的执行者和捍卫者。在一些小型的地方法院，妻子可以代替丈夫上法庭。如在1849年波士顿郡的165个案例中，由妻子代替丈夫作为原告的就有15个（注：《历史杂志》(The Historical Journal)，剑桥大学，1996年第3期，第703-722页。）。1853年妇女财产法明确规定丈夫有责任为妻子提供适合于身份地位的消费，不管他们是否生活在一起。1858年宫廷法院曾判决这样一起案件：一妇女趁丈夫不在家时，拍卖了家内物品，到伯明翰买了新的住处。她丈夫为此告发拍卖商。但法院判决：妻子的此举如同她拿了丈夫的钱去购买食品一样，是无罪的（注：《历史杂志》(The Historical Journal)，剑桥大学，1996年第3期，第703-722页。）。这些法律条文为妇女维护经济权利、享受工业文明带来的物质利益、参与社会公共事业提供了一定的经济保障。

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尤其是工业化的实现，资本主义大工业不断摧毁家庭经济，大量的女性走进劳动力市场。1855-1860年，东部、西部、西南部的劳动者家庭的女孩12-13岁就已外出谋生（注：K.D.M.斯奈尔：《劳苦人编年史》(K.D.M.Snell,Annals of the Labouring Poor.)，剑桥1985年版，第326页。）。1851年，英国女性人口为1065.9万人，其中参加工作的有283.2万人，她们主要分布在纺织、服装、采矿、金属、帮佣、造纸、印刷、食品等行业，职业妇女约占全国劳动者总数的30%。1881年，就业女子达3885万人。1888年，女工约占工业劳动力的1/4，占全体工会会员的1/8（注：B.R.米切尔：《英国历史统计摘要》(B.R.Mitchell,Abstract of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剑桥1962年版，第60页；E.H.享特：《不列颠劳工史》(E.H.Hunt,British Labour History 1815-1914.)，伦敦，1973年，第20、256页。）。

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为她们开展女权运动提供良好的基础。首先，妇女从原来的家庭无酬劳动者变成拥有独立工资收入的劳动者。如兰开夏地区，因为工厂劳动，女孩子在16-25岁期间能够为自己积聚100英镑左右的嫁妆钱（注：H.珀金：《现代英国社会起源》(H.Perkin,Origin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伦敦1985年，第157页。）。这在客观上为妇女摆脱依附地位提供了物质条件。其次，妇女扩大了社会交往，工厂、雇主、同事、社会构成了她们生活的重要部分，就在这新生活的大舞台上她们开阔了视野，认识到自身利益与阶级的利益，并使妇女参与社会活动成为可能。据杰克斯统计：1886年女工会会员在棉织业中有30100人，丝织业中有4500人，成衣业中有1300人，1858-1884年，英国有3.8万个工会组织，其中一半是女工（注：E.H.享特：《不列颠劳工史》，第258、300页。）。这正是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因此，珀金说：“妇女走出家庭，也就是把她们从空气、阳光、空间、思想感情受拘束、受限制中解放出来，并形成守时、服从、机敏、巧妙、能干、集中精力的习惯，刺激她们好好工作，锻炼她们与人共事和社会活动的能力，训练她们自尊自强的勇气。”（注：H.珀金：《现代英国社会起源》(H.Perkin,Origin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伦敦1985年，第157页。）更重要的是，妇女们的权利意识也开始增长。由于19世纪英国政治民主思想的发展、成熟，国家政治民主化的逐步实现，这就给女权运动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19世纪是英国政治统治权与经济统治权从分离逐步走向统一的时期。打破贵族垄断国家政坛的局面，建立民主化的政治模式，这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共同的目标。因此，自由主义成为19世纪英国政治思想的主潮，民主与改革是其主要内容。在理论上，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自由主义不断充实新的内容。19世纪初期，它主张抛开一切约束，废除对工业和贸易的过渡限制，实行经济上的放任主义，扩大政治上的选举权，完善代议制政府。到19世纪中后期，工业社会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如劳资纠纷、贫困、失业等问题。穆勒等自由主义思想家更多地论证政治自由问题，使自由主义体系趋于成熟。穆勒认为，政治自由的真正论据是它能够让公共问题得到自由的讨论，有权参与政治决定，具有道德、信念并承担使之发挥作用的责任，这是产生有理性的人类的重要途径（注：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刘山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780页。）。他的《论自由》主张真正宽容大度的公众舆论，这样一种公众舆论重视观点的不同，把要求一致意见的数量加以限制，而且欢迎提出新观念作为新发现的源泉。自由主义强调政府必须扩大政治参与范围，完善民主与法律制度。

以工人激进主义为代表的工人阶级的民主思想，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框架。政权决定产权是它的理论基础。工人领袖们认为争取政治权利是消灭贫困的途径。因此，在宪章运动中，他们把争取男子普选权、参政权作为工人维护自身经济权利的有效手段。哈尼说：“我们要求普选权，我们相信它将给我们带来面包、牛肉和啤酒。”（注：沈汉、刘新成：《英国议会政治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页。）

在社会政治领域，由于工业化加快信息传递，19世纪的政治文化向下深入到劳动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形成大众参政的政治氛围。它以多种组织、报刊、俱乐部、政治集会及议会请愿为主要标志。各阶层都成立各种政治改革组织，如“伯明翰政治同盟”、“伦敦通讯协会”、“设菲尔德宪法知识会”、“人民之友社”以及后来的“宪章派协会”等组织。各种组织都拥有宣传自己思想的报刊阵地，其中著名的有《一便士报》、《纪事晨报》、《太阳报》、《反雅各宾报》、《贫民卫报》、《黑矮人》等杂志。全国报刊种类在1760-1806年间增加了35%，报纸印花税票从1760年的900万张上升到1837年的3900万张，外省报刊1780年50种，1809年超过100种，1830年达150种（注：D.李德：《新闻与人民1790-1850》(D.Read,Press and People)，剑桥1984年版，第107页。）。1824年取消结社法之后，各种政治组织迅速增加，如1888年，工会会员75万人（注：E.H.享特：《不列颠劳工史》，第25页。）。各种报刊、各种组织网络把拥有共同利益者联系在一起，自由主义、民主思想通过这些网络渗透到社会各阶层中去，使英国逐步完成民主改革。1832-1884年的三次议会改革，使英国不断向普选制迈进。1884年，选民人数达450万，当时英国人口不到4000万。如果不计妇女和21岁以下的男性人口，在成年男子中有选举权的已占大多数（注：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刘山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45页。）。而选举权的扩大意味着院外选民力量的扩大，这有利于完善大众参政机制，并增强了政治的开放性，密切了党派与选民的关系。另一方面，经过议会改革，工业资产阶级在国家各级政权机构中都取得了统治权。在下院中，1865年，土地利益的代表为436人，工商业、金融利益代表545人，1900年土地所有者代表占23%，而工商业代表上升到77%（注：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刘山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50页。）。在市镇议会中，工业资产阶级掌权更早。如：在罗奇代尔和索尔福德市参议会中，工业资产阶级占据的议席1856年为52.5%，1890年高达80.35%；在布莱克本和博尔顿，他们获得过40届市长职位中的25届以上（注：李宏图：《英国工业资产阶级与社会政治现代化模式》，载《世界历史》1992年第2期。）。工业资产阶级执政标志着英国结束了政治统治权与经济统治权相互分离状态，贵族政治彻底让位给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国家最终实现了政治民主化。这在客观上为女权运动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条件。

因为19世纪自由主义强调个体自由，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如何对待人口总数占一半的女性人口是自由主义理论家与国家政治民主化事业所无法回避的现实。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民主主义活动家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在自由主义理论基础上形成了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思想。沃斯通克拉夫特在《为妇女权利辩护》中批判卢梭重男轻女的妇女观，否认女性在理性和理智方面的能力低于男性；认为男女两性的道德水准是相同的，都可以对品德做出自由的理性选择；主张男女享受平等的教育权、就业权、政治权，两性只有在价值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两性权利的平等。19世纪60年代后，随着自由主义理论的不断成熟，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得到发展。约翰·穆勒在《妇女选举权的授予》、《代议制政府》中为两性政治平等的原则辩护。”在《妇女的屈从地位》一书中，他论证两性在法律上的不平等是妇女处于屈从地位、不能真正获取自由的根源。他说：“当法律向一个天平投入如此巨大的重量，自由的条件也不大可能是最公正时；当调整在两个人之间进行，其中一人被宣称给予一切，另一人除了当前者正在享乐时以外，不仅一无所有，而且在最沉重的道德和宗教的义务下，对任何过分的压迫都不去反抗时，自由也就没有多少价值。”（注：约翰·穆勒著：《妇女的屈从地位》，汪溪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93页。）他同样提出只有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法律权利、教育权利、就业权利，妇女才能真正享有自由权，妇女参政权是保障自身权利的主要手段。作为威斯敏斯特的议员候选人，他在讲演中特别强调妇女选举权问题，并在下院为争取妇女选举权不断努力。1867年他把妇女选举权要求写进议会改革修正案。在穆勒等人的自由主义思想理论的影响下，公民自主权高于一切的观念深入人心，男女政治平等的思想已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然而，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只是一般自由主义原则的简单扩张，片面地强调两性平等，忽略了性别社会角色的差异和两性生理区别。它的理性观念是男性实践的结果，其核心仍是男性观念，仍旧以男人的规范为标准，要求女性变得像男性一样，忽略了女性品质所特有的价值、女性群体的利益与群体的力量。这需要女性从自身的体验出发，提出更加符合自身利益的主张并付诸行动。

二

19世纪英国妇女在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基础上，在大众参政、社会民主改革这一良好的政治社会环境中，以各种形式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开展女权主义运动，争取自身的解放，向社会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加快了政治民主化步伐。

第一，直接参与政治斗争和党派活动。上层阶级妇女一直是国家政治斗争的积极参与者，甚至是某个政治家崛起的靠山。如达令顿子爵的女儿，她的整个生命都为辉格党的政治而工作，帕麦斯顿公爵把她介绍给外宾时，称呼她是“参谋部的领袖”。同样，据渥尔波介绍，托利党在威斯敏斯特竞选时，一位不知名的妇女在宾馆窗口向选民发表演说，帮助托利党在竞选中获胜（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L.L.Shiman,Woman and Leadership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纽约1992年版，第41页。）。

19世纪下半期，政党政治逐渐形成，中产阶级妇女成为妇女运动的主要参加者和领导者，她们组织各种组织，积极参与政党政治。1883年，保守党妇女成立“报春花协会”，1885年协会的人数只有11366人，1899年即达到100万人。实际上，该组织成了社会政治生活的俱乐部，许多有权势的人也加入该组织（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L.L.Shiman,Woman and Leadership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纽约1992年版，第177页。）。1887年自由党妇女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联合会组织组成“全国妇女自由联合会”，其中包括40个协会，共10000名成员。1890年该组织有133个协会、51300名成员，1888-1898年迅速发展：1893年达到369个协会、75000人，1895年初达到82000人（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L.L.Shiman,Woman and Leadership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纽约1992年版，第197页。）。保守党、自由党领导人的家眷成为这些组织的主要领导者，如W.E.格拉斯顿夫人、达令顿夫人、艾伯第伯爵夫人等。

这些妇女组织都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全国妇女自由联合会”成立之初就有三个目标：一是促使国家政府中沿用自由党成员；二是促进政府颁布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立法；三是通过会议、演讲等手段推行政治教育。地方组织是联合会真正的活动中心，有些组织还补充了交不起会费的工人妇女。结果，无论是“报春花协会”，还是“全国妇女自由联合会”组织，都是两党联系选民的桥梁。她们挨家挨户送发小册子，与户主谈话，在公共讲坛进行演说，宣传党的纲领，扩大党的影响，帮助党魁上台执政。尤其是议会对竞选经费作了限制之后，这些妇女组织在大选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报春花协会”的活动深入到各乡村，是保守党的重要竞选工具。

第二，争取妇女选举权，以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达到男女平等。

工人妇女接受了工人激进主义关于政权决定产权的理论，把本阶级及自身的屈从地位归咎于政治上的无权。她们指出：“国家政权机构掌握在中上层阶级少数人手中，而占全国数十万人口的工人却被排斥在宪法之外，他们的愿望从来就无人过问，他们的利益被统治集团诈骗去了。”（注：马孆：《工业革命与英国妇女》，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8页。）她们积极投入到以争取普选权为中心的宪章运动中去。纽卡斯尔妇女组织了“纽卡斯尔妇女政治同盟”，向全国发出呼吁：“女同胞们：请你们加入我们的行列，帮助我们的父兄与丈夫，使他们和我们都从政治、肉体及精神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注：马孆：《工业革命与英国妇女》，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8页。）设菲尔德、格拉斯哥、爱丁堡和利兹等地也出现类似组织。这些组织主张不分性别，人人都有选举权，并且把妇女选举权写进宪章。妇女通过散发传单、组织签名、直接参加示威游行等多种方式推动宪章运动的发展。L.L.西蒙说：“如果没有妇女的支持，男宪章主义者不能在全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第197页。）

19世纪下半期，随着议会民主制的不断完善，妇女选举权问题更加受到女权运动的重视。1851年，设菲尔德的劳动妇女率先成立“争取妇女选举权协会”，并在协会的宣言中说：“在这个国家里，妇女的声音尤其没有被听到，她们的意见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在一个民族，文明开化的最大试金石是妇女获得尊重及她们在社会中的影响。妇女在这个国家里负有重要的使命，我们在设菲尔德的好朋友证明她们能担当起这一使命。”兰开夏郡的纺织女工还于1900年组织请愿运动，要求妇女选举权，第二年，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有29359人。（注：马孆：《工业革命与英国妇女》，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从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女权运动在自由主义理论的个人主义思想基础上，对把妇女作为家庭人口再生产动物的传统观念提出挑战，认为公民自治权高于一切，国家最大的责任是保障人人平等的公民权。妇女领袖巴特勒提出国家只有立即通过法律给妇女选举权，才能保障妇女公民权。在实践上，“妇女治安协会”把妇女选举权、已婚妇女财产法、妇女教育权利作为主要的工作目标。

“全国妇女自由联合会”中的激进派认为妇女选举权是所有改革的基础，妇女立即获得选举权有助于其他社会问题的解决。针对保守党议员艾伯特·劳力茨提交的只允许把选举权给单身妇女的议案，她们与温和派分道扬镳，创办《妇女通报者》杂志，宣传自己的改革思想，鼓动妇女姐妹们继续为争取选举权而斗争。在1892年的年会上，她们战胜温和派，使赞成妇女选举权的提案得以通过。她们还把是否赞成妇女选举权作为能否加入协会的条件，所有的分支机构在与官方联系的提案中，都陈述支持妇女选举权问题。她们的行动给议会和政党造成很大的压力。19世纪末，议会对此进行多次讨论，自由党领袖不得不认真考虑这一问题，并在1905年的大选中接受了关于妇女选举权的提案。不可否认，20世纪妇女选举权的获得与19世纪妇女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第三，积极参与并推动国家的政治民主改革。

19世纪初期，各地妇女开始组织各类组织，参与以争取议会改革为中心的激进主义运动。1819年圣彼得广场的政治民主改革集会中，一群已婚妇女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许多妇女被捕，11个被害人中有两人是妇女（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第39页。）。此后，曼彻斯特成立妇女改革协会，很快汇集了上千人。不久，类似组织遍布英国北部，她们的首要目标是国家政治的民主改革，其次才是性问题。工人妇女还为激进主义领袖提供活动场所，传播民主思想。在反奴隶制运动中，全国各地妇女组织如“伯明翰反奴隶制协会”等各种组织，开展反奴隶制斗争，把反奴隶制斗争推向高潮，她们以“天赋人权”为武器，批判奴隶制的残酷、灭绝人性，并从女性角度论证奴隶制的不合理，迫使英国政府于1833年废除属国的奴隶制。在反谷物法斗争中，妇女采取义卖、募捐等方式，为反谷物法同盟提供经济帮助。1845年伦敦义卖活动中，参加者近万人，集资2.5万英镑。更重要的是，通过义卖活动，把反谷物法运动扩大到城市各阶层（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第53页。）。这有力地支持了反谷物法斗争，使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取得彻底胜利，从而也推进了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

三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例如道德堕落、酗酒、环境污染、卖淫、童工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成为19世纪英国政府、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议题。女权运动把解决社会问题与改变妇女的社会地位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利用或变更立法，以维护自身的权益。

戒酒运动是19世纪妇女参与解决社会问题、并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行动。1829年，第一个戒酒团体成立。19世纪30-50年代，各种各样独立的妇女戒酒协会在北方地区纷纷建立，参加者主要是工厂妇女。60年代之后，随着中上层妇女的加入，戒酒运动有了大的发展。1876年产生了全国性的戒酒协会，总部设在伦敦，目标是促进戒酒工作，铲除酒贸易。据不完全统计，1880年全国已有136个妇女戒酒协会，1900年已达1111个分支机构，10万成员（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第169页。）。这些分支机构伸入到偏远的农村和繁华的城市，把不列颠妇女联系在一起。该组织在全国组织大量的示威游行、请愿等活动，还创办杂志，涌现出许多如C.L.贝尔福这样的女作家，她们用自己的作品影响社会。19世纪90年代，戒酒协会的活动与妇女选举权问题结合在一起，该协会成为自由党的官方论坛。这些运动不仅培养妇女演讲能力和组织能力，为日后的妇女运动造就一大批领导人才，也动员了大量妇女投身到社会生活中去。因此，L.L.西蒙说：“不列颠妇女戒酒协会对于更伟大的妇女运动来说，不但在于它培养了许多领袖人物，而且在于它让大量的妇女参加了公共民主事业和公共团体。”（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第169页。）

维多利亚时期，卖淫现象非常严重，已被公认为当时“最大的社会公害”。男人可以寻花问柳，而所谓“堕落的女人”便成为“牺牲品”。1864年政府通过《传染病法》，规定11个军队和港口市镇（后来增加到18个）的妇女都被作为卖淫可能者，由警察登记，任何到公共娱乐场所与不同男人在一起的妇女都必须登记。1866年又通过第二个《传染病法案》，允许警察在没有真实证据的前提下，逮捕任何被怀疑卖淫的妇女，把她带到治安法官那里。治安法官可以让她做任何检查，并把她当作卖淫妇女来登记；一旦发现她传染上性病，就予以监禁三个月，后来扩大到九个月。一支特殊的警察队伍不受地方政府的限制，强制这一法律的执行。官方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相信妇女为了物质利益去出卖自己的肉体，妇女有责任对这一社会犯罪行为负责，而男人仅仅满足本能需要，任何男人都不必对此负责。针对如此歧视妇女的法案，全国各地的妇女掀起反抗运动。约瑟芬·巴特勒领导组织了“社会纯洁同盟”，妇女活动家鲍托为此投入全部的家产和精力。她奔走3700公里，在99个会议和大型的集会上发表演说，鼓动妇女参与公共生活，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第53页。）。运动中，涌现出大量的像鲍托这样的社会活动家，产生统一的领导机构——“全国妇女协会”。女权主义者借用并超越自由主义理论。她们强调在法律面前，不分性别、不分阶级一律平等。同时，她们又把保护女权与维护国家公民权联系在一起，认为反传染病法就是维护公民权的斗争。激进主义者已开始研究政体机构权力扩散问题，提出保留个人意见、个人自由是社会物质进步的前提，并对国家行政管理惯例、国家现有的法律制度提出批评，如：军队问题、私生子的扶养问题等，把废除《传染病法》与铲除国家暴政联系在一起。

妇女反传染病法运动虽然规模不大，但在英国妇女运动史上是妇女第一次专门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它在19世纪70-80年代的女权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1.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角度论证男女平等，使公民平等观念深入人心。2.对医学界的男人抱以怀疑，动摇了对政府立法机构的信任。3.她们从中明白一个事实：男人的选举权和政治权力不能真正保护妇女的利益，只有根据妇女自身的利益开展政治活动，才能真正使妇女享受与男子同样的权利；只有妇女在政治机构中拥有自己的代表，国家的义务工作网才能扮演一个永久监督国家的公民自由权是否被侵害的角色。巴特勒提出，非成年人与女性的个人自治只能在男性价值和国家机构重建之后才能实现。因为改革后的议会不能保证女性的权益及女性的个人自治权，国家还是受专制主义的威胁。所以，政府只有进一步扩大民主，保证所有公民的自治权，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在此影响下，19世纪70-80年代，许多妇女抱着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争取妇女选举权及其他事务中去，把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与国家的政治民主化事业推向新的高潮。

在斗争过程中，妇女增强了独立意识，开始以实际行动向不利于自身的法律制度挑战，向男性国家机器挑战，以挣脱妇女的屈从地位。“已婚妇女财产委员会”领导人艾尔玛提出妇女与男子享有同等的财产权、对儿童的监护权、道德自治权及已婚妇女生活自主权、妇女的选举权等。卡罗琳勇敢地走上法庭，向维护男性特权的传统法律宣战，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迫使议会于1839年通过《幼儿监护法》。该法规定母亲可以监护7岁以下的儿童。1875年，议会正式批准《婚姻及离婚法》，使离婚合法化，妇女也有权提出离婚。1853年通过《妇女财产法》。1870年通过英国历史上第一部《已婚妇女财产法》，该法规定：“已婚妇女因从事任何职业、工作或手工艺，或者因独自经营而得到的工资收入，她因凭藉文学、艺术或科学技术获得的现金和财产，以及用这类工资、收入、现金或财产投资所得全部利息，都应被视为和确认是她独自拥有和处理的财产。”（注：D.C.道格拉斯：《英国历史文献》(D.C.Douglas,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第11卷，伦敦1956年版，第537页。该法保证妇女拥有财产权，使妇女可以不依靠丈夫的荫护而生活。一群独立的有产者妇女开始出现在经济领域。如A.E.贝尔成为成功的股票经纪人。这不仅为她们日后取得与男子平等的家庭地位、社会地位打下基础，也为妇女进行政治、宗教活动打下基础。同时，在争取经济、法律平等权的过程中，她们进一步认识到政治权利的作用，更加重视民主政治与妇女选举权问题，许多人因此成为女权主义者。

四

上述可见，19世纪英国的政治民主化与女权运动是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中进行的：政治民主化是女权运动的前提，并给女权运动打上深深的烙印；而女权运动的开展则推动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第一，19世纪英国由政治俱乐部、党派、宣传媒介组成的大众参政的政治氛围，使妇女运动具有广泛性。各阶层妇女都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民主改革运动，并通过各种妇女组织和报刊，形成群众性的妇女论坛，尤其是19世纪最后20年，妇女组织迅速发展，有关妇女问题的杂志激增。妇女杂志与妇女组织相结合，推动大众政治的发展，使妇女尤其是中产阶级妇女把目光从家庭投向整个社会，开始意识到自身是社会的一部分，不再孤独，不再微不足道，许多妇女勇敢地向传统挑战。

第二，19世纪自由主义不断发展、成熟，民主与改革这一政治主旋律使女权运动积极追求民主、平等。她们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思想、工人激进主义的民主思想及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基础上，结合自身的特点开展活动。一位当代的解释者指出，19世纪70年代，整个妇女运动是如此被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所吸引，对把妇女作为家庭再生产动物的传统观点提出挑战。争取自由、平等权成为19世纪女权运动的主题，无论是参与社会政治改革，还是着手解决社会问题，从宪章运动到19世纪末的各妇女组织的活动，最终都涉及到妇女的民主平等权问题。在具体行动中，她们力图通过争取妇女选举权达到与男性平等，摆脱受奴役的社会地位，并把妇女民主权问题延伸到社会立法、政治机构的民主改革等问题中。因为，19世纪自由主义强调的是温和的渐变，所以，从表现形式上，当时的英国妇女运动表现出温和性、渐进性。

第三，19世纪英国议会民主制、政党政治的形成、成熟，使女权运动与国家政治紧密结合。随着政治民主化的实现，政党政治的形成，院外政治势力对党派的成败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妇女占人口一半，是一支不可忽视、可利用的力量，政党把女权运动作为政治斗争、派别斗争的一个筹码。他们利用领导运动的中上层妇女来影响或控制女权运动。因此，女权运动不可避免地受到男性组织或党派活动制约，很大程度上是男性组织或党派活动的外延和补充。党派的政治目标也是妇女组织的主要目标，扩大党的影响、争取选民的支持是妇女组织的主要任务。但在行动纲领上，这些组织都提出妇女问题，有时甚至把妇女问题作为主要目标，并在运动中给政府、党派造成社会压力，迫使党派对她们作出让步。这样，妇女运动既推动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也显示了自己的力量，改变了男性社会的偏见。整个19世纪，她们在政治、法律、家庭、社会上的地位不断提高，妇女财产法的通过，正是女权运动的重大突破。许多妇女已冲破家庭的樊篱，活跃在各个领域。妇女不再是家庭的奴隶，开始成为社会独立的人，开始从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

毋庸置疑，19世纪妇女运动是20世纪妇女解放的起点。

第四篇：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牢牢把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是衡量有没有真正学懂、是不是真心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重要的标志。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必须落实到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决策过程中去。决策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一个地方的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党中央反复强调，正确决策是各项工作成功的重要前提

。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又强调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集中群众智慧，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创新发展思路，努力使我们的方针政策更好地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使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更快更好地发展起来，不断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深刻认识这些重要论述，对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提高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决策能力和政策水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好范文版权所有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因此，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始终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从而使各项决策更加符合人民的利益，充分反映群众的愿望。

深刻了解民情是决策的基础。所谓民情，就是指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的真实情况，这是我们作出决策的根本依据。只有当决策正确反映客观世界时，才能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促进作用，否则，就不会有什么作用，甚至还会起阻碍作用。因此，各级党委、政府无论作出什么决策，首先必须深入群众，深入基层，认真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使各项决策真正建立在客观公正的坚实基础之上。

充分反映民意是决策的关键。所谓民意，就是指人民群众的各种意见、建议。在决策过程中，了解民情、体察民情是基础，反映民意、体现民意是关键。人民群众既应是各项决策的直接受益者，又是这些决策的具体实践者。他们的各种意见、建议和愿望，对各项决策的制定理应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各级党委和政府作决策时必须广泛听取群众的呼声，充分反映人民的意愿，切实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各项决策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广泛集中民智是决策的核心。人民群众既是物质文明的创造者，又是精神文明的创造者，也是政治文明的创造者。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理，为各级党委和政府在作决策时始终坚持以民为本、广泛集中人民智慧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提出了明确的具体要求。人民群众的才能、智慧和丰富的创造力，是各级党委和政府作出决策时取之不尽的源泉和动力。综观许多地方和部门的正确决策，无一不是开发民智、集中民智、利用民智的结果。

切实珍惜民力是决策的落脚点。所谓民力，就是指蕴藏在人民群众之中的各种力量，既包括物质力量，也包括精神力量；既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也包括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建设热情。有效运用民力，充分调动民力，是我们党取得中国革命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巨大成就的宝贵经验。我们一定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爱惜人民的劳动果实，珍惜群众的建设热情，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不搞那些劳民伤财、沽名钓誉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使我们的各项决策和工作更加符合客观实际和群众要求，从而进一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我们党在新的世纪坚定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的现实需要，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邓小平同志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为此，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政治高度，进一步重视决策问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全面加强制度建设，切实把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落到实处。

一要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的领导和人民政权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在作出决策时必须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当前，各级决策机关、政策制定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正在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分强调把执政为民放在首位，这为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而且在实践中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些下情上达的传输渠道，有些地方还制定了相关的措施，所有这些都为社情民意反映制度的建

第五篇：党代表常任制：中国政治民主化的突破口

党代表常任制：中国政治民主化的突破口

作者：邓达来源：社会科学研究

本站发布时间：2007-5-29 8:25:44阅读量：2707次

[摘要] 由于党内民主具有主导性、先导性、示范性、整合性及可操作性等性质和特点，因而党内民主可以成为中国政治民主化的突破口。而党代表常任制已被视为发展党内民主的突破口，这可以认为党代表常任制有可能成为中国政治民主化的突破口。但是，应对有关党代表常任制进行深入的研讨。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政治民主化；党内民主；党代表常任制

党的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但是毋容讳言，对于这一重要目标的具体内容及其实现途径尚存在争议。关于推动民主政治建设，中国学界长期以来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理论逻辑：其一是自下而上的学理设计，即以基层民主主要是村民自治为典型代表的基层民主来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其二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思路，即通过改革中央的政治体制从而形成从中央到地方渐次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实现政治民主化；其三是以党内民主来示范和推动人民民主的思路。我们看到，这后一种思路特别是在十六大以后，不仅已经成为一种主流意识，而且由于其具有操作性强的特点，已在实践中开始步入具有实质性意义的阶段，这就是正在推行的党代表常任制的试点。那么，党代表常任制能否成为推进党内民主的突破口?进而以党内民主来示范和推动人民民主是否能成为推进中国政治文明的突破口?本文拟先讨论后一问题，再讨论前一问题。因为只有后一问题得到了肯定的回答，讨论前一问题才有意义。

一、党内民主是推进人民民主的突破口

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是由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内在的统一性、关联性和互动性决定的。党内民主是人民民主发展的政治前提，是人民民主的首要推动力。

(一)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是我党的一贯思想和经验总结

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邓小平就指出民主的局面要首先在党内造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把过去民主的传统“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并把民主看作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政治基础”，表达了用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思想。党的十三大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以党内民主来逐步推动人民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条切实可行、易于见效的途径。” 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把发扬党内民主以推进人民民主，确立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条重要途径。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党80周年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要“通过发展党内民主，积极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由此可见，以党内民主来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是我党长期以来的一贯思想，是党经过长期实践得出的基本经验。

(二)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是由党内民主的性质决定的这是由党内民主的主导性、先导性、示范性和整合性的性质或特点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法定的执政党地位，使党在国家政治体系中处于核心领导地位，加之党政尚未分离的政治体制现实，决定了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的主导性和先导性。党内民主的意识、理论、制度和经验，将是主导、引导和推动人民民主的主要内容。党内民主的示范性是由我党的先锋队性质决定的。新党章明确提出我党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先锋队性质表明：中国共产党是由全国的先进分子组成的，是全社会全体人民的表率。就全国而言，人民的民主意识、民主习惯还有待培养，文化水平还参差不齐，因此发展人 1

民民主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即如有的学者提出的“先精英后大众” 的民主发展途径。我党是中国最大的社会精英组织，首先在党内发展民主，国人民起表率作用，具有必然性。同时，发展党内民主，也具有可行性。因为与全国人民比较而言，中共党员的整体文化程度是最高的，他们的民主意识较浓，民主要求较高；另外，中共党员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首先在这部分人中间发展民主，易于施行，易于见效，也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党内民主的整合性，也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性质决定的。从理论上讲，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最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但要付诸实践，仅仅靠领袖集团的英明是不够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靠的，要使中国共产党始终地、坚定不移地忠实代表全中国人民最根本利益，只有充分地实行党内民主才是最可靠的保障。特别是在当今中国社会的转型期，惟有在党内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反应社会各阶层、各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和愿望，才能使中国共产党有较强的社会利益整合功能。同时，也只有使处于转型期的反差极大的社会利益诉求得到充分的整合，发展人民民主才能落到实处，才有可靠的基础。

(三)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是发展党内民主的可行性决定的一项整体性、战略性的改革，不仅要有可能性，而且要有可行性，即成本低、风险小、效益高。党政的彻底分离，无论从政治学理论上讲还是从中国的政治现实来看，都具有应然性，因而被学界很多人视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但一当落实到操作层面，其风险性、高成本性和复杂性就会立即使人们裹足不前。村级民主选举也是学界寄予厚望的政治体制改革突破口，且具有实然性，但它并不必然引起整个政治体制的连锁反应，对全国的民主化建设推动的力度不够大，亦即效益太低，因而也很难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可行性的突破口。发展党内民主，其风险小、成本低想来是没人怀疑的。引起人们争议的是其效益性。本文试图对以建立党代表常任制为突破口的党内民主建设的效益性做一点论证。

二、党代表常任制的历史考察

(一)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提出

早在1956年4月28 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就提出：“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 “设常任代表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一年开一次代表大会。我们已经有10年没有开党的代表大会了，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开会不可。”

1956年9月，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和阐述了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问题。他说，要“把党的民主生活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党中央委员会在党章草案中，决定采取一项根本的改革，就是把党的全国的、省一级的和县一级的代表大会，都改作常任制、多少类似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那样”。

“这三级代表大会一律每年开会一次。”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着重指明了以下几点：首先，实行代表大会常任制是把党的民主生活提高到更高水平的“一项根本改革”。其次，“代表大会常任制的最大好处，是使代表大会可以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它的效果，是几年开会一次和每次重新选举代表的原有制度所难达到的”。第三，“党的代表大会的常任制，大大减少了代表选举工作的负担，代表大会在任期届满以前，可以随时召集。由于每年开会，代表大会的会议也就可以开得简便一些。” 第四，“按照新的制度，党的最重要的决定，都可以经过代表大会讨论。党的中央、省、县委员会每年必须向它报告工作，听取它的批评，答复它的询问。” 第五，“代表由于是常任的，要向选举他们的选举单位负责，就便于经常地集中下级组织的、党员群众的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和经验，他们在代表大会会议上，就有了更大的代表性，而且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也可以按照

适当的方式，监督党的机关的工作”。最后，他指出： “这种改革，必然可以使党内民主得到重大的发展。”1956年11月，中央作出了《关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召开的地方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问题的规定》，1957年10月，中央又作出了《关于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代表改选、补选问题的规定》。当时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一级党的代表大会(除西藏外)和1500个左右的县(自治县、市)从这届起都实行了常任制。

党的“八大” 提出了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代表常任，任期与党委相同；二是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即每年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会议。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后来没有坚持下来。

(二)党代表常任制的现实形态

在1988年，浙江椒江区和绍兴市较早试行党代表常任制，这里建立了党代表常任制，明确代表的任期与区委、市委相同；实行代表大会年会制，使代表大会成为同级党组织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通过划小选区和改变选举程序使代表的产生具有竞争性；根据党代表常任制设立区委、市委工作规则等等。

2002年中组部研究室在调查报告中指出： “椒江区的实践证明，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扩大了党内民主，有利于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建立起了有效、广泛的监督制约机制，推进了班子自身建设；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椒江区自己认为，党代表常任制的建立，最根本的是在党内形成了良好的权利制约机制，有利于解决党的领导机构和领导人无人制约和无法制约的问题。

根据十六大报告精神，把党代表常任制试点从区县一级扩大到市地一级，已经形成气候。一方面试点规模在扩大，另一方面在党代表产生机制、权利以及党代会的职权等具体内容上也屡有创新。

在四川雅安，不但把党代表的职权向闭会期间延伸，还增设了党代表在党代会期间的两项职权和闭会期间的七项职权——包括党代会增补和罢免党委委员、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等实权，使党代表有足够的民主空间来参政议政。四川今年大范围试行党代表常任制，希望积累五种模式的经验，即市县乡三级联动型、县乡二级联动型、单一的县级常任型、单一的乡镇级常任型和企业党代表常任型。

(三)党代表常任制的理论考察

现代民主的典型方式是代议制，党内民主亦不例外。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民主主义思想家潘恩认为，“所有的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并且有平等的天赋权利。” “代议”就是由人民选举的代表去商议和处理国家事务，在代议制共和政府下，政府由人民选举产生，人民是主权者，人民委托自己的代表行使自己的权力。在民主选举基础上建立的代议制政府，将人民主权原则与实际的政治运作结合起来，成为“一种能够容纳并联合一切不同利益和不同大小领土与不同数量人口的政府”。潘恩关于代议制的制度构想，为美国资产阶级统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历史发展的实践表明，作为一种制度设计，代议制较为成功地解决了民主政治的实际运作问题。因为按照民主制的严格意义，民主制意味着全体人民对于政治的权力。而在现实的政治中，要让一个国家的全体人民都来参与国家的公共事务，这在操作层面上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对此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就说过：就民主制的严格而言，民主从来就不会有，因为我们不能想象人民无休无止地来讨论国家的大事。”因此，代议制的制度设计就从操作的层面，将人民主权的原则贯彻到政治实践之中。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在批判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同时，也肯定了代议制对于民主政治的意义，认为这是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成果。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指出：“如果没有代议机构，那我们就很难想象什么是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的民主。”

可以肯定地说，代议制包括了“选” 和“议” 两个方面，选民不仅能选出自己的代表，而且能保证自己选出的代表能够“议”。而中共党内民主问题的要害是党员只能“选”(且这种“选” 尚缺乏公平性、选择性和竞争性)，而选出的代表不能“议”。人们形容过去的党员代表仅仅是“开一次会，鼓一下掌，举一次手，吃一次饭” 而已。从上述关于党代表常任制的历史和现实形态的考察来看，党代表常任制既能解决“选” 的问题，也能解决“议” 的问题，正好能解决现阶段党内民主发展所存在的要害问题。因此我们说，党代表常任制是发展党内民主的突破口，进而也可以认为是中国政治民主发展的突破口。

三、进一步推行党代表常任制的思考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报告中十分强调地指出，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人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扩大在市、县进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途径和形式，做好新形势下的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工作已成为贯彻十六大精神的重要内容。但是，一方面，由于对党代表常任制的认识还缺乏广泛性和深刻性；另一方面，党代表常任制不仅在理论上存在争议，而且在试点和实践中也提出了种种疑问，因而社会对党代表常任制还认识不深，即使在党内也重视不够，或者说还没引起党内的震动。不少党员甚至于还不知党代表常任制为何物。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当前有必要着重研讨如下问题：

1．实施党代表常任制，与人民代表大会是否有权力和职能的重叠?是否会使政治民主化的成本增加，且高到难以接受的程度?更为严重的是，是否会强化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实从而形成不利于依法治国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态势?

2．实践中的党代表制在全国所有的试点都停留在每年一次会议的形式层面，最多对党代表个人的行权略有尝试，而还没有向党代会常设机关的行权层面发展。在涉及科学分解党委权力，改革“议行合一” 领导体制，改变现行党内权力运行机制方面，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结果，试点的改革因失去动力而停滞不前，因缺乏方向而流于形式，从而也因党员干部群众对其没有了兴趣而自行中止。也就是说，党代表常任制还仅停留在建立一个党内民意机构的层面上。那么，是否应坚决地以建立党的常设权力机关为目标来推进党代表常任制的试点呢?如果以建立党的常设权力机关为目标来推进党代表常任制将与党内现实发生什么性质和什么范围的冲突的话，那该怎样解决?

3．在理论和实践中，似乎都忽略了一个根本的问题，那就是建立党代表制，发展党内民主最根本的目的保障党员的权利，怎么以保障党员权利为基础来设计和建立党代表常任制?怎么以具体而详尽的程序和规则来规范制度运行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和各政治主体的每一个具体的行为环节，使政治制度得以现实化?还有，既然党代表常任制的推行已被十六大确立为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任务，在宣传和舆论上怎么使全社会特别是全体党员都来关注党代表常任制的推行?有否必要在党内来一次较大规模的整党运动?从而一方面使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经受一次民主观念的洗礼，另一方面为党代表常任制的推行制造一定的民主氛围?

另外，诸如党代会年会的具体职责、党代会与年会的关系，党代会年会与全委会、常委会的关系，党代会、年会与人代会、政协会的关系，如此等等的问题。总之，在注重试点的同时，有必要结合已有的经验，动员、组织党内外力量对党代表常任制进行深入的理论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