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英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专项训练(DOC)

第一篇：近代英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专项训练(DOC)

近代英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专项训练

（一）近代民主思想的发展

一、选择题

1．荷兰思想家斯宾诺莎强调“思想自由，行动守法”的直接目的是()A．争取尽快实现宗教宽容 B．推翻西班牙的殖民统治 C．推动资产阶级革命进程 D．争取资产阶级民主政治

2．洛克在《政府论》中曾经指出：“法律不论贫富，不论权贵和庄稼人，都一视同仁，并不因特殊情况而有出入。”这说明他主张()①国王的权威高于法律

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③一切人都应服从法律

④法律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3．洛克在《政府论》中指出：“处在政府之下的人们的自由，应有长期有效的规则作为生活的准绳，这()A．反对政治自由 B．主张法律至上 C．主张废除君主 D．崇尚军事独裁

4．右图是法国1989年发行的10法郎样币，样币上的人物是著名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下列关于孟德斯鸠的理论，理解错误的是()A．他吸收和发展了洛克、斯宾诺莎等人的思想，在政治理论上有所 创新 B．他的三权分立学说，为西方民主政治的实践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C．他认为只有分权才能使权力相互制约，防止专制，保障自由 D．他认为立法、行政、司法分别属于议会、总统和法院

5．小明在阅读卢梭的文章时，看到一句话：“没有一个公民可以富得足以购买另一个人，也没有一个公民穷得不得不出卖自身。”对此，小明不甚理解。请你帮他分析，上述言论表明了卢梭()A．向往和追求小农经济的社会 B．强烈反对和抨击财产私有制 C．主张废除资产阶级私有制度 D．反对贫富悬殊但赞成私有制

6．1791年6月20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乔装出逃，企图勾结外国力量扑灭法国革命，中途被识破押回巴黎。1793年1月21日，国民公会经过审判以叛国罪处死了路易十六。法国国民公会决定处死国王的主要理论依据是()A．斯宾诺莎的民主政体最优论 B．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 C．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 D．洛克的天赋人权论

二、非选择题 种规则为社会成员所共同遵守，并为社会所建立的立法机关所制定。”由此可见，洛克 7．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斯宾诺莎的基本观点：“在一个自由的国家每个人都可以自由思想，自由发表意见”“每个人都有不可割让的天赋权利，都是自己思想的主人，因此，如果强迫有不同思想的人只能按照最高当局的命令说话，就必然造成可悲的结果”“思想要自由，行动要守法”。

材料二:洛克的基本思想主张：在自然状态下，人人都是自由、平等的，任何人都不能侵犯他人的生命和自由。在自然状态里，总会有一些人侵犯他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因此需要政府通过法律来保护人权。于是，人们订立契约，建立政府。但是，政府的权力不能太大，必须依法行事，还必须实行分权。代表人民的立法权与君主执掌的行政权应分开，前者高于后者。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请完成：

(1)在材料一中，斯宾诺莎怎样看待自由？他认为怎样才能保证自由？

(2)洛克第一次系统提出“天赋人权”学说，其历史背景是什么？他认为怎样才能保障人们的天赋人权？

(3)结合上述材料比较斯宾诺莎和洛克在法律与自由关系方面的观点有何相同之处？

8．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当立法者们图谋夺取和破坏人民的财产或贬低他们的地位使其处于专断权力下的奴役状态时，立法者们就使自己与人民处于战争状态，人民因此就无须再予服从……人民享有恢复他们原来的自由的权利，并通过建立他们认为合适的新立法机关以谋求他们的安全和保障。当人民发现立法行为与他们的委托相抵触时，人民仍然享有最高的权力来罢免或更换立法机关。

——洛克《政府论》

材料二：人由于社会契约而失去的是他的自然的自由和他试图取得和成功取得的每一件事物的无限制的权利；而他得到的是公民自由和他所有财产的所有权。……君权只不过是全体意志的执行，永远不能转让，而君主只不过是一个集体的人，他除了他自己之外，谁也代替不了……在国家里没有什么基本上不能废除，社会契约本身也不例外，因为假如所有公民一致同意破坏契约，无疑地这将是合法的破坏。

——卢梭《社会契约论》

请回答：

(1)洛克和卢梭相同的民主思想主张是什么？试概括说明。

(2)这些民主思想主张与君主专制理论有何根本区别？

（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一、选择题

1．1628年，国王查理一世批准议会的《权利请愿书》，这说明()A．《权利请愿书》有利于巩固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 B．查理一世为了获取金钱支持不得不与议会妥协 C．斯图亚特王朝代表着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利益 D．斯图亚特王朝已意识到尊重英国传统的重要

2．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英国议会对斯图亚特王朝国王的征税行为特别关注，主要是因为()A．斯图亚特王朝的做法违背了英国的传统 B．斯图亚特王朝将英国的税收转移至苏格兰 C．斯图亚特王朝的税收给资产阶级带来沉重负担 D．英国议会在寻找废弃斯图亚特王朝的借口

3．下图为名画《马斯顿荒原之战》，展现的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一次著名战役。导致这次内战的矛盾双方是()A．英格兰与苏格兰 B．议会与王权

C．新贵族与旧贵族 D．农民与国王

4．17世纪英国革命期间产生了一个意外的局面，革命因反抗一个人的专制开始，却造成了另一个人的独裁。这里的“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分别是指()A．詹姆士一世、克伦威尔 B．查理一世、克伦威尔 C．查理一世、詹姆士一世 D．查理二世、詹姆士二世

5．克伦威尔在其施政纲领中说：“护国主为终身职务，与国会共同掌握立法权，与国务会议共同行使行政权……议会的议案必须经过护国主的批准才能生效。”这表明()①克伦威尔已蜕变为封建专制君主 ②“护国主”实际操纵了立法权和行政权

③克伦威尔严格遵守了共和国原则 ④克伦威尔以此建立了个人独裁统治 A．①② B．②④ C．②③ D．③④

6．《英国政治制度史》中说：“如果把1688年前后的历史变化联系起来看，谁也无法否认它是英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次以政变为形式的革命，而且视野拉得越长，其革命性就越明显。”这种革命性主要表现为()A．国家权力的重心决定性地自国王转至议会 B．推翻了封建专制王权，建立了议会制共和国 C．结束了君主在英国的统治

D．工业资产阶级获得了更多的参政权和选举权

二、非选择题 7．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国王是法律的创造者，而非法律创造国王……假如臣民认为国王滥用权力，他们只能祈求上帝开导国王，把他引到正确的道路上去……作为一个臣民争论国王能做什么，或国王不能做这做那，也是僭越和高度的侮辱。

——(英)詹姆士·斯图亚特《神权》

材料二：1629年3月，议会在一份“抗议书”中说：凡是推广或引进天主教或阿米尼安教，从而改变英国现有宗教者，“都将被谴责为王国和全体国民的大敌”；凡是不经议会同意而主张或实际征收吨税或镑税者“也将被谴责为王国和国民的大敌”；凡是不经议会同意而自愿交纳吨税或镑税的商人，“也将被谴责为英国自由的叛徒和敌人”。

——王觉非等《近代英国史》

材料三 1649年，英国高等法院以英国人民的名义宣判国王查理一世为“暴君、叛徒、杀人犯和我国善良人民的公敌”，并将之斩首。

——王觉非等《近代英国史》

请回答：

(1)材料一体现了什么政治观念？

(2)材料二、三反映了什么政治观念？

(3)造成英国人政治观念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8．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随着护国政体的确立，共和国已名存实亡。共和制实验失败的原因在于，这种政权形式如同无国会国王专制一样，都违背了“国王在议会中” 的历史传统，两者恰好相对，分别代表着两种极端，在素以尊重传统、崇尚中庸的英吉利民族中，极端道路往往是行不通的。再者，从17世纪的时代条件看，资本主义发展还不充分，资产阶级正处于形成过程中，在政治上、思想上都极不成熟，共和制成功的条件并不具备。

材料二：妥协换来暂时的政治稳定。复辟初年，议会与王权关系比较和谐，在一系列重大政策上都能保持合作。在经济政策上，复辟政府奉行重商主义，支持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这符合议会的要求。在对外政策上，双方都拥护对荷战争。……然而，建立在妥协基础上的“复辟解决”，是不可能根除冲突的，因为它回避了冲突的根源——国家主权所属的问题。“复辟解决”片面吸取了革命年代的教训，没有从制度上对两者的权力关系作任何实质性调整。

材料三：“光荣革命”吸取了(17世纪)40年代“革命解决”和1660年“复辟解决”两方面的教训，既摒弃了无限制的斗争，又避免了无原则的调和。它通过三个方面的“革命解决”，即王位继承问题的解决、“宪法解决”和“财政解决”，对中央权力结构作了重要而适度的调整。

“光荣革命”取得了巨大成功，它遏止了1681年后出现的君主专制主义趋势，根本改变了英国政治制 度的发展方向，同时又没有割断历史，超越传统。原有的君主制形式继承下来，国王继续保持了许多重要权力……但他只能在议会广泛限制的范围内行使这些权力，一遇冲突，只要议会采取不妥协态度和动用财政手段，总能迫使国王屈服，国家主权的重心已无可挽回地从国王一边转到议会一边。

——以上材料均摘自程汉大《英国政治制度史》

请回答：

(1)从上述材料中可看出，英国近代国家政体的确立过程经历了哪几个发展阶段？试结合材料及所学知识分别分析其原因。

(2)由上述英国近代国家政体确立的过程，你得到了哪些认识？

9．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进步的共和主义者赖德洛指出：“国家本来可能在一个短时期达到人类所向往的幸福境界，然而却由于他一个人的野心而使所有善良的人的希望破灭了。”

材料二 1962年出版的纳萨尼·克鲁克的《克伦威尔的历史》一书中指出：“在我们的时代，有许多人怀着巨大的敬意回忆起克伦威尔，他是一个虔诚的为了国家的自由而奋斗的战士。”

材料三 丘吉尔在《英国民族的历史》一书中认为：“如果说在危急的关头，克伦威尔的宝剑曾拯救了议会事业的话，那么毕竟他在历史面前是以一个独裁和军事统治者的面貌而出现的，他作为士兵和政治家的全部品质，却是和英国人民的天性永不协调的。” 请完成：

(1)克伦威尔是在什么情况下建立起护国政体的？

(2)材料一、二、三是怎样评价克伦威尔的？

(3)材料在对克伦威尔的评价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他们评价克伦威尔的分歧反映了什么问题？

（三）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确立与完善

一、选择题

1．19世纪，英国政治家评论道：“在选任政府方面，不管我们的宪法在理论上授予女王多么大的自由，在实践中这种自由是不存在的。”这反映出英国近代政治制度的突出特征是()A．国王属于国家元首 B．国王是国家权力中心 C．国王任命内阁首相 D．国王已经“统而不治”

2.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2007年5月初访问美国，白宫特意在7日晚为她举办了一场“白领结”级国宴。这是时任总统布什第一次愿意在国宴中身穿燕尾服。布什之所以如此重视伊丽莎白二世，主要是由于()A．尊重女士是西方的基本礼仪

B．英国女王和美国总统一样，都是国家行政首脑 C．英国王室和美国政府关系一向密切 D．美英关系密切，英国女王是英国的国家元首

3．明朝永乐帝时设立了内阁制，以内阁作为皇帝处理国政的助理机构；英国光荣革命之后，国王威廉三()A．内阁制的形成标志着两国的皇权(王权)得到空前强化 B．内阁已经成为两国最高权力的象征

C．明朝的内阁长官称丞相，英国的内阁长官称首相

D．明朝内阁是君主专制强化的结果，英国内阁是君主立宪的象征

4．1714年安妮女王去世，根据《王位继承法》，汉诺威选帝侯继位称为乔治一世，由于其来自德意志汉诺威，对英语和政务不熟悉，对英国事务不感兴趣，甚至不出席内阁会议而让大臣料理国事。乔治一世的以上特点()A．有利于内阁制的形成 B．造成了英国统治的极端腐败 C．有利于改善德意志和英国的关系 D．标志着内阁制的形成

5．1832年英国议会进行了选举改革，这场改革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推动了英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对于其背景，某班同学产生了如下四种结论。那么，你认为其背景是()A．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力量削弱 B．代议制下王权需要继续削弱 C．工业资产阶级要求获得更多权利 D．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

6．英国著名歌剧《劳兰斯》中的一段唱词流传很广：“我时常感到可爱滑稽，人间万事是这样离奇：降临到人世间的每个活生生的男孩和女孩，要么是一个‘小自由党人’，要么是一名‘小托利’。”这段唱词反映了英国政治生活的主要趋势是()A．责任内阁制的逐渐形成 B．工业资产阶级掌握政权 C．两党制的政治影响巨大 世逐渐以内阁代替枢密院，成为国王直辖的最高行政机关。下面关于两国内阁制的叙述，正确的是 D．内阁成为最高行政机关

二、非选择题 7．阅读下列材料：

维多利亚女王在位64年(1837～1901年)，一生模范地履行了立宪君主的职责，深受国民的爱戴。她继承王位时只有18岁，辉格党首相墨尔本几乎手把手地教她如何做一个立宪君主，教会她不凭感情用事，心平气和地与民选的首相共事，哪怕她从心底里厌恶这个首相。维多利亚女王变得成熟后，尽量克制自己，尽管她不喜欢辉格党领袖罗素，也不喜欢自由党首相格拉斯顿，但是她仍旧尊重政府领导者的决策。温斯顿·丘吉尔夸赞她“树立了君主制的新典范，以后一直是各代国王的行动准则”。

请完成：

(1)维多利亚女王即位时，英国国王与内阁之间的关系已形成了怎样的惯例？

(2)据材料，分析说明维多利亚女王为什么会深得“国民的爱戴”。

8．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英国)1832～1868年间，共更换了10届内阁，其中2届发生在大选之后，8届因平时下院投票造成。

——《英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二：在选任政府方面，不管我们的宪法在理论上授予女王多么大的自由，在实践中这种自由是不存在的。

材料三：拥有下院多数事事可行，没有下院多数一事无成。请回答：

(1)材料一反映了什么现象？

(2)材料二、三集中说明了内阁的组建取决于什么？

(3)上述材料反映了英国逐渐确立了怎样的政治制度？

(4)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英国资产阶级代议制的特点和作用。9．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在英国革命期间，自由主义学说首次被明确提出来，当时，这些学说的主要内容是反对王室任意干涉宗教自由、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更准确地说，这些学说要求议会控制政府、政党独立存在、承认反对党存在的必要性及其权利。

材料二：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去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层的人竞争。这样，君主们就完全解除了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义务。

——亚当·斯密《国富论》

材料三：随着19世纪逐渐成为过去，自由主义同其他历史运动一样也在性质上起了明显的变化。在群众通过接受越来越多的教育和参加工会组织变得更加自信的同时，自由主义不可能主要关心资产阶级的利益……投票箱前的平等补充了法律面前的平等。……如1884年英国的议会选举制度改革向普选制大大迈进了一步。改革主要面向农村，规定年交纳10镑以上房租者均为选民，使选民人数增加200万，总数达到450万。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请完成：

(1)结合所学知识回答，材料一中的自由主义思想是如何付诸实践的？

(2)概括材料二中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这种经济思想后来是如何被放弃的？

(3)19世纪末，英国自由主义有了哪些新发展？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发生变化的原因是什么？(一)答案

1．D 2．B 3．B 4．D 5．D 6．C

7．(1)自由是天赋的人权。只有民主政体才能保证思想和言论自由。

(2)“光荣革命”后，英国急需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保障资产阶级的利益。限制政府权力，实行分权。(3)法律是自由的基本保障。

8．(1)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说。即政府(君主)权力的运用必须按人民的意志来行使，保卫社会成员的生命和财产以及自由权利。如果政府滥用权力，侵害人民利益，人民便可收回政府权力，甚至推翻它，重新建立代表人民意志的新政府。

(2)这些民主思想是对君主专制的批判与否定。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国家权力的来源是主权在民还是君权神授。

（二）答案

1．B 2．A 3．B 4．B 5．B 6．A 7．(1)“君权神授”，国王的权力至高无上。

(2)反映了国家和全体国民的利益和意志高于国王(王权)的观念。

(3)英国资本主义发展，资产阶级要求推翻国王的封建专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发展资本主义。8．(1)经历了共和政体、“护国政体”、君主专制复辟和君主立宪制四个阶段。共和政体确立的原因是封建势力反扑、挑起内战，资产阶级在人民群众的推动下，成立共和国。“护国政体”的确立一是由于共和政体违背了“国王在议会中”的历史传统、二是由于共和国成立后国内外矛盾尖锐，资产阶级需要强力政权和人物巩固、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秩序。君主专制复辟是由于独裁过度导致政局混乱，资产阶级要求迎回王朝共同对付人民革命运动。最终确立君主立宪制是因为英吉利民族崇尚中庸、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以及“光荣革命”吸取了40年代的“革命解决”和60年代的“复辟解决”两方面的教训。

(2)资本主义面对的是千年封建王朝，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曲折反复；选择怎样的政体必须结合具体的国情、民情。

9．(1)共和国成立后，政局动荡，克伦威尔用武力镇压了中下层人民的运动，并用武力解散了议会，在高级军官和伦敦大商人的拥戴下，改共和政体为护国政体。

(2)材料一认为克伦威尔是野心勃勃的军事独裁者，他破坏了资产阶级的共和制；材料二认为克伦威尔领导推翻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为国家自由而奋斗的战士；材料三认为克伦威尔曾拯救议会，但他毕竟是专制的独裁者，实际上对克伦威尔持否定态度。

(3)三者都没有进行实事求是的全面评价。评价上的分歧实际上反映了各个时期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以及评论者的政治观念。

（三）答案

1．D 2．D 3．D 4．A 5．C 6．C

7．(1)国王“统而不治”，内阁首相成为掌握国家实权的关键人物，内阁按照议会规定的政策行使最高行政权力。

(2)尊重传统，不干涉政府的决策与行政。

8．(1)议会下院投票中，内阁失去议会信任即应辞职。(2)取得议会多数席位。

(3)内阁对议会负责的制度(或责任内阁制)。

(4)特点：是一种间接的民主形式；实行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的原则；实行两党制；内阁是国家政治权力的中心。

作用：有利于缓解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促使英国进入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它顺应了资产阶级民主与法制社会的历史潮流，促进了资产阶级政治文明的发展；对欧洲和北美地区及英国其他海外殖民地的政治文明进程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9．(1)1689年议会颁布《权利法案》，确立了议会主权，限制了王权，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2)自由竞争；政府不应干预经济活动。罗斯福新政，采取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3)变化：向普选制发展；主要面向农村。

原因：工业革命后，社会经济日益繁荣，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提高；群众通过接受教育和参加工会组织提高了素质；工人获得选举权，给政治民主化提供了更大的动力。

第二篇：党内监督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模版]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

2004-02-19 15:02:04 新华网 孟娜 魏武

南方网讯 中国高层官员和理论专家对近日颁布试行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发表评论说，条例不仅是中共反腐斗争的宣言，也是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文件。

中央纪委副书记、条例起草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夏赞忠说，中国共产党是依据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建立起来的政党。自上而下的监督要与自下而上以及同级领导班子内部的监督相结合。加强党内监督的基础就是发展党内民主，只有在发展党内民主的基础上加强党内监督，才是有生命力的、健康的和有效的。

他指出，“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是条例的主线。”而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发展党内民主对发展人民民主和推进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导向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何虎生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国际共运史的教训之一，是比较重视上对下、组织对个人的监督，而不够重视下对上、个人对组织的监督。“条例充分注意了这一问题，”他说。“条例对要充分发挥各级党委会的作用做了明确表述：凡属方针政策性的大事，凡属全局性的问题，凡属重要干部的推荐、任免和惩罚，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条例说，对于应当经集体讨论决定的事项而未经集体讨论，也未征求其他成员意见，由个人或少数人决定的，除遇紧急情况外，应当区别情况追究主要责任人责任。条例还首次规定了地方党委委员、地方纪委委员有权向上级党组织提出要求罢免或撤换所在委员会不称职的委员、常委。同时规定，对没有列举具体事例、不负责任地提出罢免或撤换要求的，应当给与批评教育；对捏造事实陷害他人的，应当依纪依法追究责任。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陈雪薇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党内监督条例规定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现在党内一些地方和单位存在腐败问题的重要原因就是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监督，实质是党内民主遭到破坏，条例高度重视发展党内民主，是执政党跳出‘人亡党息’的历史周期率，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可靠保证。”

她说，此次条例的制定还吸取了党的历史上许多经验和教训，比如民主生活会是党在长期发展中证明行之有效的一项制度，但目前有的地方和部门民主生活会质量不高。针对这一情况，条例就专门单列“民主生活会”一节。条例明确要求：民主生活会情况和整改措施要及时在一定范围通报；党员有权了解本人所提意见和建议的处理结果；上级党组织认为下级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不符合规定要求，可以责令重新召开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研究员韩久根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条例的出台不仅有利于发展党内民主，而且将促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建设。

他说，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许多党员在国家政权机关和社会组织中担负着领导工作，执掌着重要权力，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在党内民主生活中树立了民主观念，养成了民主习惯，培养了民主作风，就会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把党内民主的经验、作风和传统带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带动各自领域的民主风气。党内民主是国家政治民主化的关键。

另外，何虎生认为，条例规定党内监督要与党外监督相结合，也将会增强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促进人民民主的发展。（编辑：郭琼丽）

第三篇：政治民主化与女权主义

19世纪，英国的工业化与政治民主化为妇女冲破传统的束缚，走向社会，赢得独立提供了物质基础。妇女借助文明进步的力量，积极参与社会改革，争取自身权利，不仅为20世纪妇女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推动了英国政治变革及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一

就法律与道德规范而言，在工业化以前，英国妇女没有独立的人格，正如当时有人描写的那样：“男人耕田地，女人守锅台。男人佩刀剑，女人掌针线。男人有头脑，女人有心地。男人发号令，女人愿听命。”（注：勃里格斯著：《英国社会史》，陈叔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8页。）她们在家服从父兄，出嫁依附于丈夫，丈夫既是主宰者又是保护人。所以，妇女完全没有财产权、订立契约权和离婚权。勃兰克斯顿有句名言：“丈夫和妻子是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丈夫。”因此，妇女的生活中心就是男人与家庭，“女人要取悦于男人，要贡献给男人，要赢得男人的爱和尊重，要哺育男人，要照顾男人，要劝慰男人，并要使男人的生活甜密且愉悦”（注：苏珊·艾丽丝·沃特肯斯著：《女性主义》，陈侃如译，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工业化开始之后，激烈的社会竞争使中上层阶级认为，工作是社会上的竞争和拚搏，而家庭是一个罪恶、丑陋和致命性竞争的避难所，也是一座围着墙壁的花园。女性是营造与维护这一美好环境的天使。妇女的主要责任是管理家政、相夫教子。但是，19世纪的一些公共立法却给予妇女较多的经济权。有关法律规定：第一，丈夫有责任为妇女提供生活保障。第二，妻子可以充当丈夫经济上的执行者和捍卫者。在一些小型的地方法院，妻子可以代替丈夫上法庭。如在1849年波士顿郡的165个案例中，由妻子代替丈夫作为原告的就有15个（注：《历史杂志》(The Historical Journal)，剑桥大学，1996年第3期，第703-722页。）。1853年妇女财产法明确规定丈夫有责任为妻子提供适合于身份地位的消费，不管他们是否生活在一起。1858年宫廷法院曾判决这样一起案件：一妇女趁丈夫不在家时，拍卖了家内物品，到伯明翰买了新的住处。她丈夫为此告发拍卖商。但法院判决：妻子的此举如同她拿了丈夫的钱去购买食品一样，是无罪的（注：《历史杂志》(The Historical Journal)，剑桥大学，1996年第3期，第703-722页。）。这些法律条文为妇女维护经济权利、享受工业文明带来的物质利益、参与社会公共事业提供了一定的经济保障。

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尤其是工业化的实现，资本主义大工业不断摧毁家庭经济，大量的女性走进劳动力市场。1855-1860年，东部、西部、西南部的劳动者家庭的女孩12-13岁就已外出谋生（注：K.D.M.斯奈尔：《劳苦人编年史》(K.D.M.Snell,Annals of the Labouring Poor.)，剑桥1985年版，第326页。）。1851年，英国女性人口为1065.9万人，其中参加工作的有283.2万人，她们主要分布在纺织、服装、采矿、金属、帮佣、造纸、印刷、食品等行业，职业妇女约占全国劳动者总数的30%。1881年，就业女子达3885万人。1888年，女工约占工业劳动力的1/4，占全体工会会员的1/8（注：B.R.米切尔：《英国历史统计摘要》(B.R.Mitchell,Abstract of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剑桥1962年版，第60页；E.H.享特：《不列颠劳工史》(E.H.Hunt,British Labour History 1815-1914.)，伦敦，1973年，第20、256页。）。

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为她们开展女权运动提供良好的基础。首先，妇女从原来的家庭无酬劳动者变成拥有独立工资收入的劳动者。如兰开夏地区，因为工厂劳动，女孩子在16-25岁期间能够为自己积聚100英镑左右的嫁妆钱（注：H.珀金：《现代英国社会起源》(H.Perkin,Origin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伦敦1985年，第157页。）。这在客观上为妇女摆脱依附地位提供了物质条件。其次，妇女扩大了社会交往，工厂、雇主、同事、社会构成了她们生活的重要部分，就在这新生活的大舞台上她们开阔了视野，认识到自身利益与阶级的利益，并使妇女参与社会活动成为可能。据杰克斯统计：1886年女工会会员在棉织业中有30100人，丝织业中有4500人，成衣业中有1300人，1858-1884年，英国有3.8万个工会组织，其中一半是女工（注：E.H.享特：《不列颠劳工史》，第258、300页。）。这正是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因此，珀金说：“妇女走出家庭，也就是把她们从空气、阳光、空间、思想感情受拘束、受限制中解放出来，并形成守时、服从、机敏、巧妙、能干、集中精力的习惯，刺激她们好好工作，锻炼她们与人共事和社会活动的能力，训练她们自尊自强的勇气。”（注：H.珀金：《现代英国社会起源》(H.Perkin,Origin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伦敦1985年，第157页。）更重要的是，妇女们的权利意识也开始增长。由于19世纪英国政治民主思想的发展、成熟，国家政治民主化的逐步实现，这就给女权运动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19世纪是英国政治统治权与经济统治权从分离逐步走向统一的时期。打破贵族垄断国家政坛的局面，建立民主化的政治模式，这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共同的目标。因此，自由主义成为19世纪英国政治思想的主潮，民主与改革是其主要内容。在理论上，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自由主义不断充实新的内容。19世纪初期，它主张抛开一切约束，废除对工业和贸易的过渡限制，实行经济上的放任主义，扩大政治上的选举权，完善代议制政府。到19世纪中后期，工业社会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如劳资纠纷、贫困、失业等问题。穆勒等自由主义思想家更多地论证政治自由问题，使自由主义体系趋于成熟。穆勒认为，政治自由的真正论据是它能够让公共问题得到自由的讨论，有权参与政治决定，具有道德、信念并承担使之发挥作用的责任，这是产生有理性的人类的重要途径（注：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刘山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780页。）。他的《论自由》主张真正宽容大度的公众舆论，这样一种公众舆论重视观点的不同，把要求一致意见的数量加以限制，而且欢迎提出新观念作为新发现的源泉。自由主义强调政府必须扩大政治参与范围，完善民主与法律制度。

以工人激进主义为代表的工人阶级的民主思想，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框架。政权决定产权是它的理论基础。工人领袖们认为争取政治权利是消灭贫困的途径。因此，在宪章运动中，他们把争取男子普选权、参政权作为工人维护自身经济权利的有效手段。哈尼说：“我们要求普选权，我们相信它将给我们带来面包、牛肉和啤酒。”（注：沈汉、刘新成：《英国议会政治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页。）

在社会政治领域，由于工业化加快信息传递，19世纪的政治文化向下深入到劳动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形成大众参政的政治氛围。它以多种组织、报刊、俱乐部、政治集会及议会请愿为主要标志。各阶层都成立各种政治改革组织，如“伯明翰政治同盟”、“伦敦通讯协会”、“设菲尔德宪法知识会”、“人民之友社”以及后来的“宪章派协会”等组织。各种组织都拥有宣传自己思想的报刊阵地，其中著名的有《一便士报》、《纪事晨报》、《太阳报》、《反雅各宾报》、《贫民卫报》、《黑矮人》等杂志。全国报刊种类在1760-1806年间增加了35%，报纸印花税票从1760年的900万张上升到1837年的3900万张，外省报刊1780年50种，1809年超过100种，1830年达150种（注：D.李德：《新闻与人民1790-1850》(D.Read,Press and People)，剑桥1984年版，第107页。）。1824年取消结社法之后，各种政治组织迅速增加，如1888年，工会会员75万人（注：E.H.享特：《不列颠劳工史》，第25页。）。各种报刊、各种组织网络把拥有共同利益者联系在一起，自由主义、民主思想通过这些网络渗透到社会各阶层中去，使英国逐步完成民主改革。1832-1884年的三次议会改革，使英国不断向普选制迈进。1884年，选民人数达450万，当时英国人口不到4000万。如果不计妇女和21岁以下的男性人口，在成年男子中有选举权的已占大多数（注：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刘山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45页。）。而选举权的扩大意味着院外选民力量的扩大，这有利于完善大众参政机制，并增强了政治的开放性，密切了党派与选民的关系。另一方面，经过议会改革，工业资产阶级在国家各级政权机构中都取得了统治权。在下院中，1865年，土地利益的代表为436人，工商业、金融利益代表545人，1900年土地所有者代表占23%，而工商业代表上升到77%（注：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刘山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50页。）。在市镇议会中，工业资产阶级掌权更早。如：在罗奇代尔和索尔福德市参议会中，工业资产阶级占据的议席1856年为52.5%，1890年高达80.35%；在布莱克本和博尔顿，他们获得过40届市长职位中的25届以上（注：李宏图：《英国工业资产阶级与社会政治现代化模式》，载《世界历史》1992年第2期。）。工业资产阶级执政标志着英国结束了政治统治权与经济统治权相互分离状态，贵族政治彻底让位给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国家最终实现了政治民主化。这在客观上为女权运动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条件。

因为19世纪自由主义强调个体自由，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如何对待人口总数占一半的女性人口是自由主义理论家与国家政治民主化事业所无法回避的现实。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民主主义活动家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在自由主义理论基础上形成了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思想。沃斯通克拉夫特在《为妇女权利辩护》中批判卢梭重男轻女的妇女观，否认女性在理性和理智方面的能力低于男性；认为男女两性的道德水准是相同的，都可以对品德做出自由的理性选择；主张男女享受平等的教育权、就业权、政治权，两性只有在价值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两性权利的平等。19世纪60年代后，随着自由主义理论的不断成熟，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得到发展。约翰·穆勒在《妇女选举权的授予》、《代议制政府》中为两性政治平等的原则辩护。”在《妇女的屈从地位》一书中，他论证两性在法律上的不平等是妇女处于屈从地位、不能真正获取自由的根源。他说：“当法律向一个天平投入如此巨大的重量，自由的条件也不大可能是最公正时；当调整在两个人之间进行，其中一人被宣称给予一切，另一人除了当前者正在享乐时以外，不仅一无所有，而且在最沉重的道德和宗教的义务下，对任何过分的压迫都不去反抗时，自由也就没有多少价值。”（注：约翰·穆勒著：《妇女的屈从地位》，汪溪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93页。）他同样提出只有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法律权利、教育权利、就业权利，妇女才能真正享有自由权，妇女参政权是保障自身权利的主要手段。作为威斯敏斯特的议员候选人，他在讲演中特别强调妇女选举权问题，并在下院为争取妇女选举权不断努力。1867年他把妇女选举权要求写进议会改革修正案。在穆勒等人的自由主义思想理论的影响下，公民自主权高于一切的观念深入人心，男女政治平等的思想已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然而，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只是一般自由主义原则的简单扩张，片面地强调两性平等，忽略了性别社会角色的差异和两性生理区别。它的理性观念是男性实践的结果，其核心仍是男性观念，仍旧以男人的规范为标准，要求女性变得像男性一样，忽略了女性品质所特有的价值、女性群体的利益与群体的力量。这需要女性从自身的体验出发，提出更加符合自身利益的主张并付诸行动。

二

19世纪英国妇女在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基础上，在大众参政、社会民主改革这一良好的政治社会环境中，以各种形式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开展女权主义运动，争取自身的解放，向社会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加快了政治民主化步伐。

第一，直接参与政治斗争和党派活动。上层阶级妇女一直是国家政治斗争的积极参与者，甚至是某个政治家崛起的靠山。如达令顿子爵的女儿，她的整个生命都为辉格党的政治而工作，帕麦斯顿公爵把她介绍给外宾时，称呼她是“参谋部的领袖”。同样，据渥尔波介绍，托利党在威斯敏斯特竞选时，一位不知名的妇女在宾馆窗口向选民发表演说，帮助托利党在竞选中获胜（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L.L.Shiman,Woman and Leadership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纽约1992年版，第41页。）。

19世纪下半期，政党政治逐渐形成，中产阶级妇女成为妇女运动的主要参加者和领导者，她们组织各种组织，积极参与政党政治。1883年，保守党妇女成立“报春花协会”，1885年协会的人数只有11366人，1899年即达到100万人。实际上，该组织成了社会政治生活的俱乐部，许多有权势的人也加入该组织（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L.L.Shiman,Woman and Leadership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纽约1992年版，第177页。）。1887年自由党妇女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联合会组织组成“全国妇女自由联合会”，其中包括40个协会，共10000名成员。1890年该组织有133个协会、51300名成员，1888-1898年迅速发展：1893年达到369个协会、75000人，1895年初达到82000人（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L.L.Shiman,Woman and Leadership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纽约1992年版，第197页。）。保守党、自由党领导人的家眷成为这些组织的主要领导者，如W.E.格拉斯顿夫人、达令顿夫人、艾伯第伯爵夫人等。

这些妇女组织都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全国妇女自由联合会”成立之初就有三个目标：一是促使国家政府中沿用自由党成员；二是促进政府颁布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立法；三是通过会议、演讲等手段推行政治教育。地方组织是联合会真正的活动中心，有些组织还补充了交不起会费的工人妇女。结果，无论是“报春花协会”，还是“全国妇女自由联合会”组织，都是两党联系选民的桥梁。她们挨家挨户送发小册子，与户主谈话，在公共讲坛进行演说，宣传党的纲领，扩大党的影响，帮助党魁上台执政。尤其是议会对竞选经费作了限制之后，这些妇女组织在大选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报春花协会”的活动深入到各乡村，是保守党的重要竞选工具。

第二，争取妇女选举权，以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达到男女平等。

工人妇女接受了工人激进主义关于政权决定产权的理论，把本阶级及自身的屈从地位归咎于政治上的无权。她们指出：“国家政权机构掌握在中上层阶级少数人手中，而占全国数十万人口的工人却被排斥在宪法之外，他们的愿望从来就无人过问，他们的利益被统治集团诈骗去了。”（注：马孆：《工业革命与英国妇女》，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8页。）她们积极投入到以争取普选权为中心的宪章运动中去。纽卡斯尔妇女组织了“纽卡斯尔妇女政治同盟”，向全国发出呼吁：“女同胞们：请你们加入我们的行列，帮助我们的父兄与丈夫，使他们和我们都从政治、肉体及精神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注：马孆：《工业革命与英国妇女》，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8页。）设菲尔德、格拉斯哥、爱丁堡和利兹等地也出现类似组织。这些组织主张不分性别，人人都有选举权，并且把妇女选举权写进宪章。妇女通过散发传单、组织签名、直接参加示威游行等多种方式推动宪章运动的发展。L.L.西蒙说：“如果没有妇女的支持，男宪章主义者不能在全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第197页。）

19世纪下半期，随着议会民主制的不断完善，妇女选举权问题更加受到女权运动的重视。1851年，设菲尔德的劳动妇女率先成立“争取妇女选举权协会”，并在协会的宣言中说：“在这个国家里，妇女的声音尤其没有被听到，她们的意见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在一个民族，文明开化的最大试金石是妇女获得尊重及她们在社会中的影响。妇女在这个国家里负有重要的使命，我们在设菲尔德的好朋友证明她们能担当起这一使命。”兰开夏郡的纺织女工还于1900年组织请愿运动，要求妇女选举权，第二年，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有29359人。（注：马孆：《工业革命与英国妇女》，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从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女权运动在自由主义理论的个人主义思想基础上，对把妇女作为家庭人口再生产动物的传统观念提出挑战，认为公民自治权高于一切，国家最大的责任是保障人人平等的公民权。妇女领袖巴特勒提出国家只有立即通过法律给妇女选举权，才能保障妇女公民权。在实践上，“妇女治安协会”把妇女选举权、已婚妇女财产法、妇女教育权利作为主要的工作目标。

“全国妇女自由联合会”中的激进派认为妇女选举权是所有改革的基础，妇女立即获得选举权有助于其他社会问题的解决。针对保守党议员艾伯特·劳力茨提交的只允许把选举权给单身妇女的议案，她们与温和派分道扬镳，创办《妇女通报者》杂志，宣传自己的改革思想，鼓动妇女姐妹们继续为争取选举权而斗争。在1892年的年会上，她们战胜温和派，使赞成妇女选举权的提案得以通过。她们还把是否赞成妇女选举权作为能否加入协会的条件，所有的分支机构在与官方联系的提案中，都陈述支持妇女选举权问题。她们的行动给议会和政党造成很大的压力。19世纪末，议会对此进行多次讨论，自由党领袖不得不认真考虑这一问题，并在1905年的大选中接受了关于妇女选举权的提案。不可否认，20世纪妇女选举权的获得与19世纪妇女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第三，积极参与并推动国家的政治民主改革。

19世纪初期，各地妇女开始组织各类组织，参与以争取议会改革为中心的激进主义运动。1819年圣彼得广场的政治民主改革集会中，一群已婚妇女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许多妇女被捕，11个被害人中有两人是妇女（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第39页。）。此后，曼彻斯特成立妇女改革协会，很快汇集了上千人。不久，类似组织遍布英国北部，她们的首要目标是国家政治的民主改革，其次才是性问题。工人妇女还为激进主义领袖提供活动场所，传播民主思想。在反奴隶制运动中，全国各地妇女组织如“伯明翰反奴隶制协会”等各种组织，开展反奴隶制斗争，把反奴隶制斗争推向高潮，她们以“天赋人权”为武器，批判奴隶制的残酷、灭绝人性，并从女性角度论证奴隶制的不合理，迫使英国政府于1833年废除属国的奴隶制。在反谷物法斗争中，妇女采取义卖、募捐等方式，为反谷物法同盟提供经济帮助。1845年伦敦义卖活动中，参加者近万人，集资2.5万英镑。更重要的是，通过义卖活动，把反谷物法运动扩大到城市各阶层（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第53页。）。这有力地支持了反谷物法斗争，使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取得彻底胜利，从而也推进了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

三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例如道德堕落、酗酒、环境污染、卖淫、童工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成为19世纪英国政府、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议题。女权运动把解决社会问题与改变妇女的社会地位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利用或变更立法，以维护自身的权益。

戒酒运动是19世纪妇女参与解决社会问题、并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行动。1829年，第一个戒酒团体成立。19世纪30-50年代，各种各样独立的妇女戒酒协会在北方地区纷纷建立，参加者主要是工厂妇女。60年代之后，随着中上层妇女的加入，戒酒运动有了大的发展。1876年产生了全国性的戒酒协会，总部设在伦敦，目标是促进戒酒工作，铲除酒贸易。据不完全统计，1880年全国已有136个妇女戒酒协会，1900年已达1111个分支机构，10万成员（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第169页。）。这些分支机构伸入到偏远的农村和繁华的城市，把不列颠妇女联系在一起。该组织在全国组织大量的示威游行、请愿等活动，还创办杂志，涌现出许多如C.L.贝尔福这样的女作家，她们用自己的作品影响社会。19世纪90年代，戒酒协会的活动与妇女选举权问题结合在一起，该协会成为自由党的官方论坛。这些运动不仅培养妇女演讲能力和组织能力，为日后的妇女运动造就一大批领导人才，也动员了大量妇女投身到社会生活中去。因此，L.L.西蒙说：“不列颠妇女戒酒协会对于更伟大的妇女运动来说，不但在于它培养了许多领袖人物，而且在于它让大量的妇女参加了公共民主事业和公共团体。”（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第169页。）

维多利亚时期，卖淫现象非常严重，已被公认为当时“最大的社会公害”。男人可以寻花问柳，而所谓“堕落的女人”便成为“牺牲品”。1864年政府通过《传染病法》，规定11个军队和港口市镇（后来增加到18个）的妇女都被作为卖淫可能者，由警察登记，任何到公共娱乐场所与不同男人在一起的妇女都必须登记。1866年又通过第二个《传染病法案》，允许警察在没有真实证据的前提下，逮捕任何被怀疑卖淫的妇女，把她带到治安法官那里。治安法官可以让她做任何检查，并把她当作卖淫妇女来登记；一旦发现她传染上性病，就予以监禁三个月，后来扩大到九个月。一支特殊的警察队伍不受地方政府的限制，强制这一法律的执行。官方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相信妇女为了物质利益去出卖自己的肉体，妇女有责任对这一社会犯罪行为负责，而男人仅仅满足本能需要，任何男人都不必对此负责。针对如此歧视妇女的法案，全国各地的妇女掀起反抗运动。约瑟芬·巴特勒领导组织了“社会纯洁同盟”，妇女活动家鲍托为此投入全部的家产和精力。她奔走3700公里，在99个会议和大型的集会上发表演说，鼓动妇女参与公共生活，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第53页。）。运动中，涌现出大量的像鲍托这样的社会活动家，产生统一的领导机构——“全国妇女协会”。女权主义者借用并超越自由主义理论。她们强调在法律面前，不分性别、不分阶级一律平等。同时，她们又把保护女权与维护国家公民权联系在一起，认为反传染病法就是维护公民权的斗争。激进主义者已开始研究政体机构权力扩散问题，提出保留个人意见、个人自由是社会物质进步的前提，并对国家行政管理惯例、国家现有的法律制度提出批评，如：军队问题、私生子的扶养问题等，把废除《传染病法》与铲除国家暴政联系在一起。

妇女反传染病法运动虽然规模不大，但在英国妇女运动史上是妇女第一次专门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它在19世纪70-80年代的女权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1.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角度论证男女平等，使公民平等观念深入人心。2.对医学界的男人抱以怀疑，动摇了对政府立法机构的信任。3.她们从中明白一个事实：男人的选举权和政治权力不能真正保护妇女的利益，只有根据妇女自身的利益开展政治活动，才能真正使妇女享受与男子同样的权利；只有妇女在政治机构中拥有自己的代表，国家的义务工作网才能扮演一个永久监督国家的公民自由权是否被侵害的角色。巴特勒提出，非成年人与女性的个人自治只能在男性价值和国家机构重建之后才能实现。因为改革后的议会不能保证女性的权益及女性的个人自治权，国家还是受专制主义的威胁。所以，政府只有进一步扩大民主，保证所有公民的自治权，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在此影响下，19世纪70-80年代，许多妇女抱着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争取妇女选举权及其他事务中去，把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与国家的政治民主化事业推向新的高潮。

在斗争过程中，妇女增强了独立意识，开始以实际行动向不利于自身的法律制度挑战，向男性国家机器挑战，以挣脱妇女的屈从地位。“已婚妇女财产委员会”领导人艾尔玛提出妇女与男子享有同等的财产权、对儿童的监护权、道德自治权及已婚妇女生活自主权、妇女的选举权等。卡罗琳勇敢地走上法庭，向维护男性特权的传统法律宣战，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迫使议会于1839年通过《幼儿监护法》。该法规定母亲可以监护7岁以下的儿童。1875年，议会正式批准《婚姻及离婚法》，使离婚合法化，妇女也有权提出离婚。1853年通过《妇女财产法》。1870年通过英国历史上第一部《已婚妇女财产法》，该法规定：“已婚妇女因从事任何职业、工作或手工艺，或者因独自经营而得到的工资收入，她因凭藉文学、艺术或科学技术获得的现金和财产，以及用这类工资、收入、现金或财产投资所得全部利息，都应被视为和确认是她独自拥有和处理的财产。”（注：D.C.道格拉斯：《英国历史文献》(D.C.Douglas,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第11卷，伦敦1956年版，第537页。该法保证妇女拥有财产权，使妇女可以不依靠丈夫的荫护而生活。一群独立的有产者妇女开始出现在经济领域。如A.E.贝尔成为成功的股票经纪人。这不仅为她们日后取得与男子平等的家庭地位、社会地位打下基础，也为妇女进行政治、宗教活动打下基础。同时，在争取经济、法律平等权的过程中，她们进一步认识到政治权利的作用，更加重视民主政治与妇女选举权问题，许多人因此成为女权主义者。

四

上述可见，19世纪英国的政治民主化与女权运动是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中进行的：政治民主化是女权运动的前提，并给女权运动打上深深的烙印；而女权运动的开展则推动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第一，19世纪英国由政治俱乐部、党派、宣传媒介组成的大众参政的政治氛围，使妇女运动具有广泛性。各阶层妇女都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民主改革运动，并通过各种妇女组织和报刊，形成群众性的妇女论坛，尤其是19世纪最后20年，妇女组织迅速发展，有关妇女问题的杂志激增。妇女杂志与妇女组织相结合，推动大众政治的发展，使妇女尤其是中产阶级妇女把目光从家庭投向整个社会，开始意识到自身是社会的一部分，不再孤独，不再微不足道，许多妇女勇敢地向传统挑战。

第二，19世纪自由主义不断发展、成熟，民主与改革这一政治主旋律使女权运动积极追求民主、平等。她们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思想、工人激进主义的民主思想及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基础上，结合自身的特点开展活动。一位当代的解释者指出，19世纪70年代，整个妇女运动是如此被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所吸引，对把妇女作为家庭再生产动物的传统观点提出挑战。争取自由、平等权成为19世纪女权运动的主题，无论是参与社会政治改革，还是着手解决社会问题，从宪章运动到19世纪末的各妇女组织的活动，最终都涉及到妇女的民主平等权问题。在具体行动中，她们力图通过争取妇女选举权达到与男性平等，摆脱受奴役的社会地位，并把妇女民主权问题延伸到社会立法、政治机构的民主改革等问题中。因为，19世纪自由主义强调的是温和的渐变，所以，从表现形式上，当时的英国妇女运动表现出温和性、渐进性。

第三，19世纪英国议会民主制、政党政治的形成、成熟，使女权运动与国家政治紧密结合。随着政治民主化的实现，政党政治的形成，院外政治势力对党派的成败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妇女占人口一半，是一支不可忽视、可利用的力量，政党把女权运动作为政治斗争、派别斗争的一个筹码。他们利用领导运动的中上层妇女来影响或控制女权运动。因此，女权运动不可避免地受到男性组织或党派活动制约，很大程度上是男性组织或党派活动的外延和补充。党派的政治目标也是妇女组织的主要目标，扩大党的影响、争取选民的支持是妇女组织的主要任务。但在行动纲领上，这些组织都提出妇女问题，有时甚至把妇女问题作为主要目标，并在运动中给政府、党派造成社会压力，迫使党派对她们作出让步。这样，妇女运动既推动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也显示了自己的力量，改变了男性社会的偏见。整个19世纪，她们在政治、法律、家庭、社会上的地位不断提高，妇女财产法的通过，正是女权运动的重大突破。许多妇女已冲破家庭的樊篱，活跃在各个领域。妇女不再是家庭的奴隶，开始成为社会独立的人，开始从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

毋庸置疑，19世纪妇女运动是20世纪妇女解放的起点。

第四篇：民主化进程中的乡村关系

民主化进程中的乡村关系

内容提要：随着《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正式颁布实施，村级治理的民主化大势所趋，以乡村领导关系为核心的传统乡村关系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村级治理的民主化必将对乡镇转变领导方式、转换工作作风构成强大的内在动力，对乡镇机构改革产生巨大的外在压力；另一方面，改革后的乡镇行政完全有能力适应以村级治理民主化为基础的新型乡村关系。关键词：村级治理乡村关系乡镇机构改革费改税

我国的基层政权设在乡镇，村则是农民群众实行民主自治的社区单元。从某种意义上讲，乡村关系既反映了国家行政与村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又体现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相对独立的边界。建立何种乡村关系及乡村关系状况如何，实在是关系到我国农村现代化建设好坏的一项关键因素。当前，《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实施后，村级治理的民主化方向不可逆转，传统乡村关系面临严峻挑战。此种背景下，笔者试图结合农村调查的切身体会，来略谈一下民主化进程中的乡村关系。

一、村级治理的民主化

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在总结农村改革二十年的基本经验

时指出：“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核心是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在展望未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时要求：“在政治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强农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保证农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正是借十五届三中全会的东风，全国人大在屡次争议后，终于在1999年11月正式通过了已试行十年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组法》），农村基层民主的强制性和规范化建设纳入轨道。依照《村组法》的规定，我国在村一级实行村民自治，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由村民选举，对村民负责。正式颁布实施的《村组法》的最大特点是强调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均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村委会成员。在新《村组法》颁布不久，甘肃、山东、广东、湖北等省人大常委会即迅速根据《村组法》的有关要求制定并通过了地方性选举办法，这些具体选举办法的特点是对选举各环节作了细致规定，体现了吉林梨树县“海选”将候选人提名、确定和正式选举的权利全方位交给农民的基本精神。这些具体规定使得任何组织或者个人试图干预选举结果，农民都可以对照法律条条指出其行为违反了《村组法》和《选举办法》的某一款项。这样一来，《村组法》试行时因为程序制度不足所造成的乡镇行政干预村委会选举的后果难以再

存，农村民主化的方向必将大势所趋。此一点从新《村组法》颁布实施后各地民主选举的实践中可以清晰地体现出来。[1]我们在农村调查中也发现，许多对中央政策很敏感的农民也已经从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新闻联播以及报刊杂志上大体了解了“海选”的精神，对真正的民主选举充满期待。许多乡村干部虽然对“海选”充满忧虑，但大都认为大势不可抗，村级民主化不可违。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村级治理的民主化仅仅是展示了良好的开端。站在地方政府特别是乡镇行政的立场上，村级治理的民主化可能造成乡镇行政在村一级无“腿”的问题，它们不可能有太多民主化的热情。但是，在国家强制推进村级民主，学术界与舆论界普遍欢迎，农民又有越来越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政治参与积极性的情况下，乡镇乃至县市一级很难再抵挡得住民主化的隆隆脚步，村级治理必将很快迎来一个民主化的未来。村级治理的民主化并不只表现为民主选举，而且表现为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决策即所有与村民利益相关的重大事项均应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村民不同意的事项，村干部即不能办。民主管理即让村民群众参与具体的村务管理，如由村民代表参加治安、调解、公共卫生等项事务的具体管理等。民主监督即由村民群众通过诸如村民代表会议、村民理财小组等等形式监督约束村干部，纠正他们的不良行为和违背村民群众意愿的错误做法等等。所有这

些方面综合起来，在村级治理中就形成了一个立体的网状结构，使得所有违背村民意愿的行为都很难发生。不仅过去严重败坏了党的声誉和影响了干群关系的村干部吃喝贪占没有了存在的空间，而且乡镇行政凭借对村级组织的控制而向农民增加的种种不合理负担也很难再提取上来。总括以上叙述，即依照《村组法》所描画的村级治理蓝图，村一级实行村民自治而成为一个相对独立于乡镇行政乃至国家的社会实体，在此一实体内部，因为有详尽的制度手段和操作程式规定，村民可以有效建立与村干部之间的互动关系，村干部任何违背村民群众意愿的行为都会由于受到来自村民多渠道的约束而很难发生，村民群众可以成功地将自己的意愿借村干部的行为表达出来。

二、传统的乡村关系及其面临的挑战当前我国整个乡村关系依然是建立在传统人民公社体制基础上的。1988年颁布试行的《村组法》因为过于“粗略和原则化，导致村级组织制度供给不足和制度空隙过大，以致乡镇行政可以利用这种制度空隙来制造村级组织实际制度安排对成文制度意愿的偏离。”[2]换句话说，除个别例外，当前乡村关系从根本上讲，依然是人民公社时期形成的上下级关系，无论乡镇行政、村民群众或村干部自身，都明显缺乏自治意识，人民公社遗留下的历史记忆成为主导乡村关系的主要资源。笼罩在人民公社阴影下的传统乡村关系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具体地说，第一、当前乡镇行政为推行政务，亟需在村

一级有一强有力的支点，而此一支点的最佳选择即是村干部。无论是计划生育、殡葬改革、还是环境保护、维护治安，不凭借村干部的协助，乡镇行政的实施效果将大大折扣，甚至根本实施不了。乡镇行政的实施。第二、承包经营使得分散经营的农户成千上万。无论是向下传递党的方针政策，还是往上收提留税费，离开了熟悉千家万户情况的村干部，乡镇行政纵有再大的愿望和热情，也无力一一面对农户。正因为村级组织对于乡镇行政的如此重要性，使得传统乡村关系即乡村之间的上下级关系具有了合理性，这也正是当前有人重提“村政”的主要理由[3]。不仅如此，因为《村组法》规定乡村关系为指导关系，乡村实际上的领导关系“名不正而不顺”，这就使得当前乡村关系既无法获得“村政”背景下的好处，又无法获得“自治”名下的好处。[4]当前乡村关系要么实行“村政”，要么真正“自治”。村政的好处是可以有效解决乡镇行政在村一级的支点问题，这一点对于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村非常重要。但是，“村政”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问题：第一、如何监督乡村组织的不良行为？因为“村政”对上负责，村干部必然很容易即可用欺上的手段来获得上级信任，更何况现在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过渡时期，村干部可以通过经济手段来“买通”上级，而将经济负担向村民群众转嫁，严重的时候，乡村干部可能会借转型时期的无规则来恣意妄为，渔肉百姓；第二、“村政”

不能解决社区资源动员的问题，即对上级负责的村级组织如何可以得到村民的信任？举办村里的公共工程时，群众如何敢于放心地将集资款项交给不对自己负责的村干部？第三、乡镇行政很容易利用“村政”这个下级来为他们私人谋取好处，诸如当前农民负担屡减不轻，强制性的产业结构调整屡屡发生，又屡屡失败，大而无当的政绩工程屡屡上马又大多损失惨重，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可以通过“村政”这个下级来实施他们或轻率或有不良目的的决策。正因为“村政”无法解决以上问题，我国当前选择了民主化的村级治理路径。具体而强有力的法律制度和农民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与参与积极性，使得村级治理的民主化方向已经很难逆转。村级治理的民主化至少有以下几点好处：第一、可以有效监督约束村干部的不良行为；第二、可以提高社区资源动员能力[5]；第三、可以抵制乡镇行政的瞎指挥。显然，无论“村政”或“民主化的村级治理”，都较现存的笼罩在人民公社阴影下的传统乡村关系具有优势。而就“村政”和“民主化的村级治理”两种方式比较而言，两者都既有优势，又有不足之处。我们以为“民主化的村级治理”较“村政”更为合理，其中的关键之处在于：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可以产生一种强有力的力量来抵制转型时期权力本身不断膨胀过程中滋生的种种问题。在转型时期，因为意识形态约束能力和制度本身的刚性均成问题，源自行政权力的种种不良因素都可能膨胀扩大，无论是借国家政权本身的力量还是借道德约束本身的力量，都很难约束这些不良因素的膨胀，唯一的办法是对权力本身进行限制和制约，从而使那些源自权力的不良因素无以生存。以当前农村现存的种种问题来说，无论中央想出多少办法来要求减轻农民负担、转换工作方式和转变工作作风，乡镇一级（不仅仅是乡镇一级）总可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往往是老问题还未解决，新对策又已产生，中央和农民对地方上的“对策”防不胜防。那么，为什么乡镇可以想出对付中央政策的对策，拒不改变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很简单，对于分散的农民来讲，乡镇可以指挥村来实施高压，可以以种种借口来实现它的别有用心的目的。这就是说，正是“村政”最具价值的乡村领导关系可能为乡镇行政权力的无所约束提供手段，而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则通过釜底抽薪，使得乡镇行政不转换工作方式和转变工作作风，就根本不可能维持下去，所有成为对策的借口都不能不转换成执行政策的压力和动力了。我们在长期的农村调查中深深地感到，转型时期试图以道德修养和成文制度约束权力，实为缘木求鱼。唯有以权力制约权力，单方面成为对付中央政策的“对策”才不致于肆无忌禅地四处横行。正因此，我们以为“村治”较“村政”为好。这里，要实行“村治”还必须解决两个认识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不受制约的乡镇行政权力可能造成何等严重的恶果。第二个问题是：民主化的村级治理会对乡镇工作造

成何等程度的困难。先回答第一个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无论如何估计不受制约的乡镇行政权力所造成的恶果都不过份。以下以几件具体事项说明之。因为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三提五统”挂钩，在当前的农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便不是依据农民实际收入来计算，而是依据上面要收多少钱来规定；面对市场的农民当然有权力决定种什么不种什么，但当前农村普遍存在乡镇强迫农民种什么，如何种的问题。若农民增收，乡镇领导干部就有了“政绩”（事实上强迫农民种不种什么的后果大都是农民减收），农民减收了就该自己倒霉，很少有谁为农民减收承担过责任；强制保险、达标升级、不负责任的建设决策等等，所有这些，若乡镇负责人没有经济利益上的企图，也大都是为了搞出政绩以备升迁。其后果是，不搞得民穷财尽、民怨沸腾，不受制约的乡镇行政权力就不会善罢甘休。[6]再回答第二个问题。当前乡镇行政的主要工作可以归结为两项：第一项是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诸如计划生育、社会治安、民政优抚等方面的事务；第二项是收取诸种税费提留。当前我国经济已经基本结束以农助工的阶段，乡镇向农民收取的税费提留主要用于乡镇行政落实党和国家在农村诸种方针政策的费用和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但是，当前乡镇行政往往只收费不服务，收费本身成为了目的。天下第一难的“计划生育”普遍被“提留收取”所替代，成为对当前农村工作的莫大讽刺。据调查，当

前从农民那里收取的税费大多它用。理论上是为农民服务的收费，却变成了养活大批闲杂人员的人头经费。这样就有一个基本的问题：既然不服务，收费干什么？再问：若不收费，当前成为天下第一难的税费收取是否可以变得容易起来？税费收取之所以成为天下第一难，根本原因是农民没有钱，税费收取额度远远超过了农民实际可以承受的限度。从全国总体情况看，1994至1887年，全国农村向国家提供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等税收从433.2亿元上升到696.3亿元，农民人均上缴税金由48.7元上升至76.3元，年均增长16.1%，同期，全国农民向集体交纳的提留统筹从365.8亿元上升到645.5亿元，农民人均上缴集体的提留统筹由41.1元上升至70.1元，年均增长19.5%。而从1994至199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为年均6%。[7]在农民没有钱的情况下，无论是“村政”还是“村治”都不能解决问题。因此，可能造成乡镇行政工作困难的首要因素不是建立何种乡村关系，而是改革乡镇机构，精减乡镇人员，减少不服务的诸项收费。换句话说，构成为对未来民主化村级治理主要挑战和障碍的因素不在乡村关系而在乡镇本身，乡镇必须为民主化的村级治创造宽松的环境。好在民主化的村级治理本身不仅可能成为乡镇工作的障碍，而且可以成为乡镇机构改革的动力。

三、乡镇机构改革的空间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当前农民负担屡减不轻和税费提留屡收不起的根本原因是费多税少，由此造成了收费者和缴费者双方的随意性，此种观点认为，只要将农村费改税，可以《税法》来规范收税和缴税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既解决随意加重农民负担的问题，又解决税费收取困难的问题。这当然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姑且不论税费不同的功用，费改税必须解决以下两个问题：由谁来收税？第二、收多少税？先讨论第一个问题。当前乡村税费收取主要采用了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由财税部门收税，由管理（服务）部门收费。财税部门和管理部门即乡镇的“七站八所”。过去农民出售公粮，“户卖村结”，无论是财税部门还是管理部门，它们都可以在“村结”时直接从农民售卖公粮所得款项中扣出，农民出售公粮得“白条”。近年强调“户卖户结”，财税和管理部门必须到一家一户农民家中收取税费。因为农户分散而庞大，其工作量远非乡镇七站八所所可以承担，因此，近年此种税费收取方式已较少采用，而大都转为第二种方式。具体地，第二种方式是“七站八所”将税费提留额度计算到村，然后，通过种种途径“攻关”乡镇行政，乡镇行政当然也无力承担税费收取所需要的工作量，因此，乡镇行政借用现行的乡村关系体制，与村主职干部鉴定税费收取责任状，对于按时或提前完成任务的村干部给予经济上的奖励，对于无法按时完成任务的村干部给予经济上的惩罚，严重的，由

乡镇行政以工作不力免去村干部职务。单就以上两种税费提留收取方式而言，一种是由部门直接收取，一种是由乡村组织代收，在形式上是截然不同的。但是，“户卖村结”时，部门扣款是以农民出售公粮为前提的，当农民交不起税费时，他就拒绝出售公粮，因此，“户卖村结”时对村干部最大的工作压力便是所谓与“派款”联系在一起的“催粮”。表面上看“催粮”是村干部在为粮食部门出力，实质上是在为部门收取税费打基础。换句话说，无论何种税费收取方式，面对千家万户分散的农民，离开了村干部，税费收取都不可能。问题在于：

1、通过乡镇与村主职干部鉴定责任状的形式来强制村干部收取税费的法理依据何在？

2、既然将收取税费的责任转嫁到了村干部身上，还要那些乡镇一级的税费收取部门干什么？据我们调查，当前乡镇一级仅财税部门，虽然在实际收取税费方面能起作用甚小，但它们依然是乡镇最为富有阔绰的部门，由乡村干部辛辛苦苦收取上来的税费，财税部门至少要花费近四分之一。换句话说，仅仅因为体制原因，农民就要额外多出近1/4的钱来养活不干事的部门。实行费改税显然只能改变费税的性质，并不能解决由部门收税的工作量，也就是说不能改变由村干部来收取税费本身的必然性。这同样不能解决以上两个问题。据实征收，有多少收多少，这是税制的基本原则。但当前由村干部来收税，事实上是将税额包到了村，实质上是包税制。《村组法》规定“乡统筹的

收缴方法”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即是说乡镇下达的“五项统筹”费额可以由村民自己讨论决定如何分摊，显然，乡对村是包税制，村对农户则可以是一般税制。这种办法的好处是大大减少了乡镇的工作量，而村内因为农户较少，相互之间比较熟悉，采用一般税制的工作量并不太大。实行包税制一举解决了村干部收税法理依据和专职收税部门的出路问题。即，将当前乡镇一级庞大而独立的财税部门收缩成为乡镇的一个会计单位，由此减轻农民的负担。再讨论第二个问题。因为当前收费部门事实上大多没有服务，而税费提留总额相对于农民实际收入太高，因此，农民无论税费，统统不愿交纳。将税费统收实在是不太合理的做法，原因是农民交费是为了获得较“自我服务”更多的公共服务，但当前乡镇一级服务部门遗留下来的“官气”太重，一方面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太差，农民有无这些服务无所谓，认为交费卖服务不划算；另一方面，要养活相对于劣质服务过于庞大的部门人员，部门就必须千方百计向农民收费。因为当前部门“官气”本身的问题，乡镇政府或上级部门不可能臵部门死活于不顾，大多千方百计从政策上给部门以优惠，对只收费不服务也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农民向部门交费事实上成了如税一样必不可少的负担。[8]因此，若不解决当前部门只收费不服务的问题，费改税就只能强化而不是削解部门的“官气”，增加而不是减少农民的负担。如此一来，具有讽刺意

味的将是农民不仅负担减轻不了，而且劣质的服务可能都不再有了。问题的关键是将现有的费推向市场，即是将公共服务推向市场。也就是说，应该将部门的“官气”削掉，让它们凭借服务来获得生存，农民为了获得较自我服务更多的公共服务，而自愿交费。费不应该是乡村强迫农民交纳，而应该是农民主动购买服务的支出。这就涉及到部门本身的改革。一旦费从乡村干部工作中或包税额度中清除，农民人均负担的税额就会大大减轻，收税和收费也就可以大大地容易起来。如上所述，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因其对乡镇行政不合理收费的抵制，构成了乡镇机构改革的强大压力和内在动力。其改革的方向大致有两个方面：第一、将功能重复的部分合而为一，具体若财税部门不收税，就应将其收缩为一个会计单位，而由收税效率更高的乡镇行政负责收税；第二、将绝大部分服务部门推向市场，不要与上级所设机构搞一一对应，不能在市场上生存下来的就坚决撤掉；第三、对于少数管理性的服务部门，应依职数定人员，多余闲杂人员全部遣散；[9]第四、某些地方在乡村之间所设管理区，可以撤掉，其人员除一部分抽回乡镇外，可以安排部分素质较高者到村级担任支部书记职务。改革后的乡镇机构做什么？其主要工作是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诸项职能，因人设事的部门和事务，因个人目的而惯于借用的传统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在新型乡村关系背景下，既成为改

革的对象，也成为进一步改革的前提。

四、民主化进程中的乡村关系村级治理的民主化是一个渐进的目标模式，在此进程中，农民政治认知与参与，村干部的自我定位，乡镇行政工作方式方法等等，都是有一个转变和适应的过程。换句话说，当前乡村关系本身依然充满着不确定因素，如何描述乡村关系的转换过程，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从总的趋向来看，当前村级治理民主化的趋向已经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充满立体感的未来乡村关系图景。第一、村级治理的民主化首先构成了对当前乡镇行政强有力的挑战。当乡镇行政不再能够控制村干部的人事任免权时，村干部终究会认识到自己应该对谁负责。有人调查发现，无论是由乡镇行政指定还是由村民群众选举，“选来选去还是那些人”。他们认为，既然群众选举的人正是乡镇希望当选的人，这就不会对乡镇工作和传统乡村关系造成什么影响。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这种观点忽视了选举本身具有的巨大力量。既然村干部是由群众选举的，在此过程中乡镇行政并无插手选举的机会，过去由乡镇任命且对乡镇负责的村干部何以会再对乡镇负责？不对乡镇负责的村干部并非事事都要与乡镇搞对抗。但当乡镇行政的强制命令与村民群众的真实意愿发生冲突时，村干部会否如过去一样服务于乡镇的目的？构成与村民群众意愿强烈冲突的乡镇指令大都是与中央政策精神相违背的东西，诸如屡减不轻的农民负担，屡禁不止的达标升级等等方面，将首先成为村的抵制对象。而构成当前乡镇行政强制村一级的诸种事项大致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方面为乡镇主要负责人为了个人目的而搞的所谓“政绩”工程以及所有为农民强烈反感的吃喝贪占。此些方面在面对村一级强有力抵制后，乡镇有能力自我消解，自我改造。也就是说村对乡镇的抵制可以在乡镇中逐步清除乡镇所可以控制的不良方面的行为；第二方面为来自上级部门的强制性任务诸如摊派、达标升级等等。此些方面无论乡镇行政本身如何想办法，在遇到村一级强有力的抵制后，乡镇便处于所谓“下顶上压”的困境之中，传统乡村关系下村级组织所遇到的困境由此上移至乡镇之中。处于困境中的乡镇行政无论如何都无法通过转变工作方法和转换工作作风将自己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但是，所有处于同样困境中的乡镇行政可以构成对上级（县一级）强大的压力，来自县级强制性指令中的由县级本身可以解决的部分，县级就必须面对并且想办法解决之。而更深层的来自更上级的不合理指令，即可如此类推解决之。[10]这样，源自村级治理民主化所构成的对乡镇行政强大的压力便会逐级上传，当此种压力足够大的时候，过去自上而下层层加码的不合理指令便自下而上层层被剥离和清除掉。过去成为对付中央政策的层层加码的“对策”当然也就越来越难有生存的余地。总括以上所述，村级治理的民主化展示出了一幅自下而上良性改革和有序发展的内动力画卷。第二、村级治理 的民主化可以锻炼农民自我管理的能力，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当农民真心意识并体会到村是一级独立的自治实体以后，村集体发展的好坏与农民个体利益之间的紧密关系便不言而喻了。在过去的农村调查中，我们发现了一种普遍存在而又不可思议的现象，即无论村集体负债或者存有积蓄，村民都不以为与他们自己有多少[1][2]下一页

关系。正因此，村民虽然对村干部高息借款向上级交提留或有的村民故意拖欠集体提留等存有意见，但只要不让他多交积累，他们便无所谓了。村民对村集体的冷漠与村作为村自治实体应有的与村民之间的利益相关性之间的巨大差距实让外人难以理解。但是，只要仔细考察一下当前乡村关系特别是村级组织与村民之间的关系，就很容易理解村民为什么对村集体的冷漠了。一方面，乡村干部虽然理论上承认村集体财产是村民共有的，但事实上村干部发多少报酬，村集体搞何种公共建设，除非要向农民摊派，均很少找村民商量。传统乡村关系不仅使得任命谁当村干部的主动权掌握在乡镇手中，而且村集体资金如何使用，乡镇也有极大的发言权。相反，作为村集体财产主体的村民不仅无权支配集体资金如何使用，而且根本就没有机会了解集体资金是如何使用的。甚至村民要清理村集体的财务帐目都困难重重。[11]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在改变传统乡村关系的同时，使得村干部与村民

群众之间，村集体与农户之间的互动及利益关系凸现出来。一方面，村民可以有效监督村集体资金的使用，村集体的赢利可以为村民带来看得见的好处；一方面，随着村民对村集体经济控制能力与信心的强化，他们必然逐步体验到自己利益与集体经济状况的密切关联，逐步承担起集体经济或发展或萎缩的责任。[12]如此一来，村民就不仅会关心自己应负担多少税费，而且会关心村集体积累的增减。一旦村民普遍将自己的利益与村集体的利益联系起来，则在由村承担应缴提留税费时，少数故意拖欠提留的农户就会受到来自其它农户强大的压力，这时，既不是由来自国家的力量，也不是由来自村干部的工作，而是由来自村民之间相互熟识与联系而产生的压力，将传统乡村关系背景下单纯依靠乡村组织甚至专政工具来完成的提留收取工作搞好。[13]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关键正是通过在相互熟识的村民之间形成共同的利益关联，而达成村民之间的相互监督与约束。不仅提留税费可以通过转换成与村民密切关联的村级集体积累而形成内在提取机制，而且其它许多原本需要乡镇强制完成的工作也可以通过转换成与村民利益关系密切的自治事务而形成内在作用机制。也许，正是民主化村级治理所可以形成的村内治理机制，可以为未来乡村关系打下颇为牢靠的基础。

[1]吴毅：《制度引入与精英主导》，《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1999年第2期。[2]贺雪峰：《村级组织制度安排：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及其原因》，《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4期。[3]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等：《村级管理方式研究》，《中国农村经济》1997年第8期；沈延生：《村政的兴衰与重建》，《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1期。[4][4]贺雪峰：《村级组织制度的评估》，《中国国情国力》1999年第4期。[5]贺雪峰：《村民参与与社区资源动员能力》，《社会科学》1998年第9期。[6]参见《南方周末》1999年10月29日，第一版、二版，七版。[7]参见赵新社：《农村税费制度为何要改》，《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12月3日。[8]李武武：《农民不合理负担的30种表现》，《调研世界》1999年第10期。[9]王安仁等：《乡镇机构改革势在必行》，《调研世界》1999年第10期。[10]徐勇：《民主化进程中的路径选择》，《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11]高晓晖：《一场深刻的变革，从最小的村“官”开始》，《今日名流》1999年第10期。[12]农村基层制度创新与税费改革问题研究课题组：《农村税费体制改革的研究》，《中国农村观察》1999年第6期。[13]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4-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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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g20峰会——危机中的世界民主化进程

g20峰会——危机中的世界民主化进程

2009-04-07

——答新华社记者问

记者：自去年二十国集团华盛顿峰会以来，巴西、印度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提出发展中国家应在国际金融改革过程中赢得更大发言权和决策权，以赋予国际金融机构以更大代表性和合法性。您认为本次伦敦峰会会推出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举措吗？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成为金融危机的重灾区，国际社会和发展中国家自身应当采取何种措施方有助于减轻负面影响？

张宏良：指望本届G20峰会能够提出对发展中国家的有利举措是根本不可能的，峰会只要能提出几条减轻金融危机打击的有效举措就已经属于奢望了。就当前而言，能够有效减轻目前金融危机的打击，就是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新兴经济体国家最大的帮助。虽然本届G20峰会还不会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什么积极作用，但是，这次金融危机和G20峰会成为主角，都说明了世界民主化进程不仅适合于国内，也同样适合于世界，如果说这次金融危机是少数发达国家滥用世界垄断权利的结果，那么G20峰会取代8国首脑会议成为主角，则是世界民主化进程发展的初步结果。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发达国家滥用世界金融垄断权利，造成了世界金融危机，他们又无法控制和摆脱危机，便形成了全世界所有主要国家——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共同对付危机的状况，由此便让G20峰会扮演起了主要角色。

如此背景下成为主角的G20峰会，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眼里自然具有不同作用：在发达国家看来，G20峰会不过是解决金融危机的工具；在发展中国家肯来，G20峰会是一个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国际平台。这是G20峰会与8国首脑会议具有不同性质的地方，它一开始就是一个斗争和谈判的场所。虽然就长期来看，G20峰会作为世界民主化发展的产物，必然会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世界民主化方向发展，但是就目前来讲，G20峰会还很难摆脱受发达国家控制和主导的状况，短期内不要指望它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什么明显利益。

关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成为金融危机重灾区的问题，应该说不是可能，而是必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条规律，就是灾难永远打在穷人头上；就国际社会而言，灾难则是打在穷国，也就是发展中国家头上。这次金融危机的灾难主要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元资产贬值的灾难，二是虚拟经济破产的灾难。这两个灾难发生在美国，灾难的结果却是打在发展中国家头上。

首先，就美元资产贬值的灾难来讲，美元对于美国自身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意义完全不同。美国手里的美元是美国印刷厂印制的；而发展中国家手里的美元是用资源和劳动收入换取的。美元贬值，对于美国来讲只不过意味着印刷厂多增加些产量而已；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则意味着十几年几十年积累起来的财富在付诸东流。中国近2万亿外汇储备最为典型，中国近2万亿外汇储备的绝大部分是美元资产，相当于半个中国的经济总产值，是中国60年经济建设30年改革开放积累的成果。按照众所周知的5%的外贸利润分配比例，中国积累近2万亿外汇储备的同时，为世界主要是为发达国家（出口发达国家的商品超过80%），贡献了40万亿美元的利润财富，即便利润构成商品价格的一半，中国积累近2万亿外汇储备出口的商品量也有80万亿美元，相当于近20个中国的总产值。用如此天文数字的资源和商品换取的外汇储备，一旦发生损失哪怕是损失掉一半，对中国的灾难性影响都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场战争损失。2007到2008年一年美元就从7.8元贬值到6.8元人民币，贬值幅度近13%，如果按照2万亿外汇的70%美元资产计算，损失近1800亿美元，超过1.2万亿人民币，再加上超过美元贬值损失的投资美国股票债券的损失，财富损失相当惊人。

其次，就虚拟经济破产的灾难来讲，表面上看是美国金融公司破产，实际上损失的是别国财产，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财产。虚拟经济取代实体经济占据经济生活的主导地位，本来是社会历史的伟大革命，它解决了现代化大生产的集中管理和财富共同占有之间的矛盾，消除了各个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边界，奠定了大同世界的经济基础，使人类终于看到了消除彼此争斗杀伐的希望。可是在现有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在虚拟经济基础上的各种金融创新，完全变成了少数精英和资本集团进行金融欺诈的手段。反映在国际经济格局上，就是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控制虚拟经济，将越来越多的实体经济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由于实体经济主要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而虚拟经济完全是吸纳商品价值，从而形成了发展中国家生产财富，而发达国家占有和消费财富的殖民经济循环圈。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如同国内中小散户与控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之间的关系一样，中小散户把钱投入到上市公司，大股东从公司中把钱拿走（即所谓占有上市公司资金），当大股东拿走的钱远远超过中小散户的投资，公司经营难以为继时，就会陷入破产。表面看上去，是大股东的控股公司破产了，是大股东的损失，而实际遭受损失的却是广大中小散户。今天美国大量金融公司的破产，给发展中国家和美国自身造成的不同影响也是如此。

比较目前金融危机给中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造成的不同结果，就会明显看出真正遭受财产损失的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目前中国拥有1.95万亿美元的外汇资产，与此同时，外资在中国拥有相当于1.9万亿美元的人民币资产（中国社科院统计）。中国拥有的1.95万亿外汇资产，主要是美国国债、公司债券和股票等虚拟资产；而外资拥有的中国1.9万亿美元的人民币资产，主要是工厂、超市、房地产、银行、保险等实际资产。现在金融危机一来，中国拥有的美国虚拟资产的泡沫在不断破灭，资产大幅缩水，据美国外交协会提供的数据，中国外汇储备的15%都是股票垃圾债券等虚拟资产，大约2900亿美元，相当于2万亿人民币，投资时间恰恰是2007年9月美国股指14100多点的最高峰，目前最低已下跌到6400多点，跌幅近55%，由于中国投资的大都是大型金融类股票，而跌幅最大的恰恰是此类股票，跌幅几乎都在80%以上，像花旗银行、美国银行等跌幅超过90%，花旗银行跌幅超过96%，美国银行跌幅超过93%。跌幅90%以上还算是幸运的，至少还剩下一个零头，像操控世界金融市场数十年的美国五大投资银行，在此期间已尽数灰飞烟灭。目前中国那相当于2万亿人民币的股票类投资，究竟还剩下多少甚或还有没有剩下，恐怕只有上天知晓。而与此同时，外资在中国1.9万亿美元的人民币资产，却在大幅增殖，因为外资投入的大都是拥有暴利的垄断性行业，再加上地方政府的土地、税收、法律和行政的大力支持，获利能力远远超过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结果就是，美国金融公司破产，遭受损失的却是中国人；中国实体公司盈利，赚钱的却是美国人。

至于说如何减轻金融危机的损失，由于各个国家面临的困难和遭受的损失不同，应采取的措施也不同，没有适合各个国家的统一应对方法，比如东欧面临的问题是资金短缺和出口堵塞的困难，中国面临的是内需乏力和外汇损失的困难，各个发展中国家只能根据本国情况选择减轻危机损失的措施。如果就摆脱金融危机的共同任务而言，包括本次G20峰会在内的各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应关注和解决以下2个根本性问题。

一是要逐步改变二战后由发达国家控制世界所形成的不合理的贸易、金融体制，建立与世界一体化相适应的有利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发展和繁荣的新的世界经济体系，目前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世界结算货币问题。世界货币必须由世界统一发行和统一监督，不能由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些国家来决定。美元要继续成为世界货币，就必须脱离美国控制，不能由美国单独印刷；美国要继续单独印刷美元，美元就不能继续成为世界货币。世界民主化进程必须从这里开始，世界是世界各国人民的世界，世界货币必须是世界各国共同管理的货币，现在这种一家随便印钞票，大家生产商品换钞票的荒谬制度，完全违背了现代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理念，金融危机就是这种荒谬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荒谬制度是金融危机产生的主要根源。不过，在新的世界货币替代美元之前，中国首先要实现美元外汇资产的安全着陆，把现在的美元资产变换成其他资产，最好是资源资产和商品资产。

二是要建立起能够有效约束精英集团的大众政治制度。农业社会人们遭受政治精英组成的权利集团的控制，工业社会人们遭受经济精英组成的资本集团的控制，现在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人们开始遭受知识精英的组成的管理集团的控制。但是，与能够有效约束权利集团和资本集团的法律制度相比较，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建立起一套能够有效约束知识精英的法律制度，目前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就是掌控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知识精英造成的。突然而来的知识经济浪潮将极少数知识精英推上了金融金字塔的塔尖，金融衍生品的高度私密性和复杂性，又在客观上废掉了传统金融监管制度的制约，不受任何制约的知识精英只拥有权利和享有利益，而不承担任何风险。不仅如此，他们为了安排好将来退路，专门制定了“金降落伞计划”，所谓“金降落伞计划”，就是规定公司高管将来离开公司时，有权获得一笔巨额补偿金的计划。如此一来，这些知识精英便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开始了各种闻所未闻的金融欺诈活动，把金融衍生品市场迅速推向了金融危机的深渊。当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些知识精英乘着“金降落伞”飘然而去，不仅没有承担任何责任，最后离去时还发了一大笔财。把美国最大的两家房贷公司搞到破产境地、成为金融危机罪魁祸首的“两房”高管，就是在没有承担任何责任遭受任何损失的情况下，携带着上千万美元的补偿金离开了公司。这个月，美国30个洲爆发的大规模民众抗议活动，席卷法国全国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就是由精英集团的不负责任引发的，与民众收入下降和劳资纠纷等传统的抗议因素完全无关。由知识精英组成的现代管理集团，越来越类似于中世纪的僧侣阶层，只拥有巨大权利享有巨大利益，而不承担任何责任和风险，不接受社会任何监督（还没有找到有效监督方法），公众的不满就是由此而来。可以说，能否建立起有效约束知识精英的监督体制，是21世纪新经济时代能否顺利发展的历史关键。

目前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以平安保险老总马鸣哲（年薪6800万，还不包括数倍于此的股权收入）为代表的管理精英超乎寻常的巨额年薪，之所以不能被社会公众接受，就在于他们并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和风险。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这里的“不均”不再是指财富分配不均，而是指权利和责任之间，收益和风险之间不均等。对于现代社会而言，只要权利和责任之间，收益和风险之间相均等，即便是贫富差距再大，社会也能够接受。中国民众对马鸣哲6800万年薪不满意，但是对于科学家袁隆平的亿万资产却只有钦佩没有不满；美国也一样，AIG公司发放1.65亿奖金引发全国抗议，而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拥有数百亿资产，却没有引发任何社会不满。所以，古往今来，古今中外，引发社会不满和动荡的，从来都不是富人占有社会财富的多寡，而是占有社会财富的不良方式，是违背社会基本道义的巧取豪夺。

记者：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到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均承诺不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显示了负责任的大国风范。在欧美一些大国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并可能通过加大印钞推动货币贬值的背景下，中国这种负责任的做法会在哪些方面造福其他国家？是否会给中国自身造成压力乃至损失？

张宏良：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确放过了许多历史机会，有些历史机会如亚洲金融危机，属于主动承担风险，牺牲自己，挽救邻居；有些历史机会如美军侵占阿富汗，则属于战略失策，任凭美国在中国西部建立了四个军事基地，形成了对中国的铁桶包围。但无论怎样，在别国遭受危机和灾难时，中国不乘人之危，不落井下石，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帮助受灾国摆脱危机，的确显示了负责任的大国风范。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保持人民币稳定，以及2007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仍然坚持人民币升值，其实质是向中国转移危机，由中国主动承担危机的风险和后果。这对于外贸比重超过GDP70%的中国来讲，压力和牺牲都是十分巨大的，是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所不可能做到的，这就是中国崛起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国家崛起的根本特点。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崛起都是以牺牲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唯独中国崛起是建立在世界共同发展的础上，绝不以牺牲其他国家为代价。就拿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来说，换做任何一个西方大国，都会利用这个机会贬值货币，放弃保卫港币，让一路凯歌的对冲基金带领国际金融资本，乘胜杀向已经风雨飘摇的日本，迫使日本抛售美债回国救市，让美国这个当时世界唯一的资金避风港陷入动荡之中，中国可以乘机实现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可是中国却摈弃了西方社会流行数百年的弱肉强食、自私自利的丛林法则，主动承担责任和风险，帮助亚洲各国共度难关，对亚洲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稳定做出了有目共睹的巨大贡献。可以说，中国为世界一体化过程中，大国究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历史角色，起到了良好的表率作用。

目前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导致世界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世界正在进入经济民族主义时代。危机必然导致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又必然加重危机，这是危机发展的内在规律。虽然大家都知道贸易保护主义是饮鸩止渴，会把大家拖入更大的深渊，但是又争先恐后地构筑贸易壁垒，想让危机的浪头打在别人身上。这种时候，正是大国应该发挥积极作用的时候，也正是G20峰会应该承担协调作用的时候，消除保护主义的群体自杀政策，共同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目前世界上具有两种不同性质的保护主义：一种是各个国家能够普遍选择的传统贸易保护主义；另一种是只有发达国家才能够确立的单向保护主义，诸如技术、品牌等知识产权，以及许多国际规则、惯例等，就属于发达国家确立的单向保护主义。目前，不仅要反对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更要反对发达国家拥有的单向保护主义，后一种保护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损害更大。因为发达国家拥有的所谓知识产权商品，一般不具有市场定价机制，是垄断方单向形成的的垄断价格，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接受，没有任何选择余地；而发展中国家参与的一般贸易商品，则可以通过期货市场人为操纵现货价格，或者拉高或者压低价格，人为造成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损失。正是通过知识产权和一般商品的不同定价机制，发达国家把发展中国家的大量财富，神不知鬼不觉地转到了本国手中。所以，对于目前世界来讲，比垄断美元印钞权更可怕的，是对于规则、惯例的垄断，对规则、惯例的垄断所形成的单向保护主义，已成为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与繁荣的最大枷锁，成为世界殖民经济体系的现代翻版。包括中国在内的俄、印、巴等“金砖四国”，必须联合G20峰会的发展中国家，在反对普遍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基础上，坚决反对和改变发达国家单向的贸易保护主义制度。

在当前世界经济民族主义兴起、西方大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中国是世界上极少数仍然拒绝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大国。中国维持人民币币值稳定，继续保持对外开放格局不变，甚至继续购买美国国债，极大地稳定了世界对未来经济的良好预期，这是中国对当今世界努力摆脱经济危机的最大贡献。当今世界经济是虚拟经济，虚拟经济是由心理预期决定的，预期决定价格，预期决定市场，预期决定经济走向，就稳定心理预期和提振人们信心而言，中国正在对世界克服金融危机做出着巨大贡献。只是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对中国经济发展构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威胁和打击。中国外贸占GDP比重超过70%，是世界上外贸比重最高的国家，自然也就成为贸易保护主义最大的受害国家。西方大国纷纷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中国的，至少在结果上对中国的伤害最为严重。中国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同时，最根本的出路是改变经济结构，变外向型经济为内需型经济，把目前中国庞大的生产机器转向主要是满足国内消费需求。停止出口退税等补贴出口的政策，出口退税实际上是用中国老百姓的钱补贴外国，在外汇已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出口换汇已没有必要，并且还会加剧世界贸易保护主义发展，压低出口商品价格，与人与己都越来越有弊无利，必须立即改变这种做法，成立国家贸易公司，包下出口企业的产品，如此一来，企业开工、商品销售、国民就业等问题，都将会一并得到解决。

记者：在金融危机肆虐，发达国家日益减少对发展中国投资之时，中国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度过难关方面挺身而出，免除了46个最不发达国家400多亿元人民币的债务，提供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超过2000亿元，并承诺继续免除截至到2008年底最不发达国家未偿还的全部中国债务，对这些国家出口到中国的95%的货物实行零关税。中国在自身面临挑战的时刻为什么会采取这些“反周期”做法？向世界传达了怎样的信号？这些措施会对受援国产生怎样影响？

张宏良：中国帮助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快经济发展，不是“反周期”做法，所谓“反周期”做法是西方大国思维方式的概括，中国帮助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典型标志。许多人总以为中国选择和平崛起，是说给西方国家听的，是对西方国家“中国威胁论”的安慰，其实不是，中国和平崛起影响更主要的是发展中国家，是要带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这是中国崛起与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崛起的根本区别。许多人没有注意到或者根本不愿意注意到一个基本事实，就是胡锦涛主席领导下的当今中国，再次回到了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穷兄弟当中，其标志就是2007年胡锦涛主席在十七大报告中那句话：“我们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秉持公道，伸张正义。”以“秉持公道，伸张正义”这一新的外交准则，取代以往“韬光养晦，绝不出头”那个旧的外交准则，可以说是掀开了中国外交史上崭新的一页，重新恢复了新中国曾经拥有的大国尊严和正义形象，再次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所信赖的真诚朋友。中国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也继70年代以后再次形成了新的历史高潮。今年伊始，胡锦涛主席和习近平副主席就相继出访亚非拉等许多发展中国家，与这些国家签署了一系列经济援助和经济合作协议，反映了中国新的世界经济战略正在稳步推进和有序展开。

自新中国建立至今，与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风雨相伴的数十年，证明了一条颠扑不破的历史真理：中国需要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同样需要中国。特别是最近数十年的风雨坎坷告诉我们，每当世界发展的关键时刻，穷兄弟往往比富朋友更加可靠！目前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帮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商品等，加快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二是与发展中国家一起，努力改变造成世界贫富分化的不合理经济体制和贸易规则，中国承诺免除发展中国家的全部债务，对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货物实行零关税，本身就是在带头创设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新制度和新规则。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坚决反对那种极端实用主义的小人战略，鼠目寸光地以蝇头小利来衡量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不同关系，绝不能仅仅以经济互惠的要求，来处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而是要从战略互惠的高度，从世界一体化发展的大格局中来看待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帮助。

记者：商务部今年2月派团赴欧洲采购，达成150亿美元协议合同，为经济严冬下的欧洲国家带来暖意。在一些国家表现出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时刻，中国的欧洲采购之行向世界释放了什么信息？表现了怎样的姿态？

张宏良：在世界经济民族主义兴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大危机情况下，中国在欧洲的大单采购的确是引人瞩目。中国在欧洲的大单采购，与援助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继续购买美国国债等行为，都在向世界发出完全相同的一个积极信息：就是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面前，中国气定神闲，充满自信，完全有把握很快摆脱危机的困扰。相比之下，处于世界霸主地位的美国，倒是一幅小家子气的显出了暴发户的无底心态，连议会都在叫喊要“购买美国货”，喊得奥巴马都有些不不好意思，表示不同意如此赤裸裸的贸易保护主义主张。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喊国家崛起，现在比较一下各个国家在危机面前的态度就会发现，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真的开始崛起了。大国如同家长，当所有家人都在危机面前手忙脚乱时，家长必须能够依然有条不紊地布置各自的角色，这样才能形成家长的地位和资格，目前中国就不由自主地扮演起了这种大国的角色。

谈到这里，肯定会有许多国人不以为然，担心中国不是在扮演大国角色，而是在以身饲虎，引火烧身。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只是目前中国只能率先跨出这一步，防止世界完全回到贸易保护主义的“闭关锁国”时代。况且目前中国的大单采购，与数年前大单采购的意义完全不同，因为美元正在贬值，越来越不值钱，并且还以国债的形式攥在美国手里。与其我们挣钱让美国花，还不如买成商品我们自己用，只要大单采购回来的不是高能耗、高污染和用处不大的商品，就是减轻外汇压力和减少损失的一个有效途径。并且，在大单采购、挽救欧洲经济的同时，还可以换取欧洲市场对我们也更加开放，努力维护世界贸易关系的良性循环。

要知道，目前最让中国人举国揪心的，就是手里的美国国债了。一般人往往只看到美元贬值的经济损失，而看不到其经济、政治和战略等方面的综合损失，很少有人能想到我们购买美国国债的钱最终会被分成四份：一份变成了美国人的信用卡，到超市去购买中国的廉价商品，增加美国人的日常消费；一份变成了中国周边美国十大军事基地的军费，用来威慑和打击中国；一份变成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金，用来培养伪自由派颠覆中国；一份变成了进入中国的外资，用来收购中国企业和控制中国产业。从这个角度来讲，不仅是在欧洲大单采购，即便是在美国大单采购，也没有什么不妥，当然最好的办法，还是应该把中国的外汇资产，尽可能变成能源和资源资产。

最后，祝G20峰会能够完全取代G8峰会，实现世界历史的划时代转变——由少数发达国家支配世界，转变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管理世界。

2009-03-29

中国现在是经济大国，而且称之为经济强国，国家富有了而百姓生活的改善却很有限，说明政府剥削了百姓。2009/11/2 14:30:19 [1楼] 评论人： 宏微观察您好！

阁下所言极是。美国狼能够成为世界人民的牧羊人该多好啊！O(∩_∩)O哈哈~；问题在于，美国狼纯粹是“子系中山狼”而已。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光辉思想依然是明珠暗投了。2009/4/16 15:28:59

张宏良先生，您那篇在乌有之乡的 “捍卫人民信仰是实现国家稳定和民族崛起的根本基础” 真是好文章，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您应该将它发到草根来。我特别喜欢/有感触的是其中这么几段：

1)当今世界的国界不再是一个国土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国界不再是设立在土地上，而是设立在国民的心目中；摧毁人民对国家、对民族、对历史、对文化、以及对自身利益的信仰，就是在摧毁一个国家最根本的国防。

2)大家回顾一下30年来中国的法治进程就会发现，其根本特点就是只允许少数人侮辱人民信仰，而绝不允许人民捍卫自己信仰。几乎所有法律都规定：侮辱一个人是犯罪，而侮辱一群人是自由；诽谤一个人是犯罪，诽谤一群人是自由；造谣诬陷一个人是犯罪，造谣诬陷一群人是自由

3)通过军警而不是通过群众来维护社会稳定，不仅根本不能实现稳定，还会把中国变成世界人权法庭上的永久被告，把中国永远锁定在高度敏感的政治紧张状态，永远成为西方国家随时敲诈的对象，社会稳定就会永远成为岌岌可危的首要目标。

4)20世纪国内外反动派掀起的反毛运动，就其本质来讲，是一场毁灭中华文明的文化灭种运动。从八十年代的《河殇》到现在的所谓普适价值，一脉相承的不变宗旨就是毁灭中华文明，是文化上的种族灭绝运动。

5)。普适价值的要害就在这里。它不仅是要彻底刨掉共产党的祖坟，彻底刨掉社会主义的祖坟，甚至是要彻底刨掉中华文明的祖坟，彻底刨掉中华民族的祖坟；它不仅是要打掉共产党的合法性，打掉社会主义的合法性，打掉人民革命的合法性，甚至是要打掉中华文明存在的价值，打掉中华民族存在的价值。这完全是一场不流血的种族大屠杀，与当年美国灭绝印第安人、德国灭绝犹太人，具有完全相同的历史性质.6)如果是站在西方感官主义立场上，把人的生命仅仅看作一个物质现象，就会认为精神屠杀不是犯罪；而如果是站在人本主义立场上，把人的生命看作是一个精神现象，就会理解精神屠杀和肉体屠杀同样属于犯罪。推行所谓普适价值，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屠杀的犯罪行为，是一种种族文化灭绝行为。

2009/4/16 15:03:24 启发团结依靠民众力量，支持国家力量，反对买办势力-----博主的政治主张。

写作本文体现了博主的策略----支持国家力量，促进国家力量与民众力量的结合。2009/4/7 21:15:04 感谢宏良的精辟分析！

就中国现在世界的位置，我们有了一个定位。但是有点危如累卵。我们的这种做法是否奏效？是否可以改变被人卖掉还帮人数钱的窘境，取决于我们我们的领导层是否团结（毛主席说过：团结就是力量；换言之，不团结自然无力可言），取决于我们是否可以推翻这个旧社会，有建立一个新社会的开天之举？（游戏中的人永远都只能按照游戏规则去玩，无论你是怎样的高手，都逃不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的手掌心。唯有思想跳出规则，仅以中国古代之万分之一之智慧再创“国际潜规则”，想必也不是难事，关键在人）2009/4/7 17:36:31 祝愿而已，其实对于形势，博主心里明镜似的。

博主一直是力挺当今领导的，但嫌其力度不够，所以当领导采取一些力度大一点的动作时，就会引来博主的喝采声，无非是鼓个劲加个油，促其推出更大动作罢了。

所以对博主的赞赏鼓励之辞，不必较真。2009/4/7 15:18:03 “最后，祝G20峰会能够完全取代G8峰会，实现世界历史的划时代转变——由少数发达国家支配世界，转变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管理世界。”

——黄粱春梦何时了，无刀何与虎谋皮？

G20墨迹未干，看看美国又在干什么——修改会计准则。

网上诸友不妨多留心一下，此举大有玄机，甚至有可能制造出道指的虚假繁荣出来，从而增强战胜衰退的信心——令人恶心的信心——但对政客们而言，许多东西重复多了，谎言也会成为真理。

2009/4/7 14:35:58 发贴后，本网站会记录您的IP地址。请注意，根据我国法律，网站会将有关您的发帖内容、发帖时间以及您发帖时的IP地址的记录保留至少60天，并且只要接到合法请求，即会将这类信息提供给有 关机构。详细使用条款>>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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