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大博弈》之：聚焦2008

第一篇：《中美大博弈》之：聚焦2008

、《中美大博弈》之：聚焦2008

观世事如棋

时光到了2008年。这是个决战之年，这一轮中美大博弈的胜负就看这一年了，所以美国的举动更加的疯狂。对于美国来说，凡是对中国不利的就要支持，凡是对中国有利的就要无视和隐藏。应该说这种伎俩在之前和之后也普遍存在，但是在这一年里，这种做法达到了高峰。美国想尽办法利用尽可能的方式想向中国施加尽可能大的压力，妄图迫使中国屈服。

应该说对于中国来讲，这一年开年不顺。那一年初，一场异常猛烈的暴风雪袭击了我国南方。暴雪冻雨带来了一系列困难：冰封的道路，冻裂的电缆，吃紧的供应，无法开行的电动列车，准备不足的内燃机车，恰又赶上春运，整个就乱成一锅粥了。数以百万计的希望与家人团聚的民众被困在回家的路上。

不得不说，一开始中国对此是应对不足，也是很不利的，因此也遭受了社会舆论的批评和指责。不过中国有个很明显的优点，那就是知错就改，而且举一反三。在前期的迷乱过后，中国很快地动员起全是社会的力量予以应对。而应对2008年初的南方暴风雪灾害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应对几个月后的汶川地震救援有了前车之鉴。中国对南方这场风雪袭击的应对不利，应该来讲，给了美国继续博弈的信心和勇气。

这边中国的抗雪救灾恢复还没完呢，那边西部高原又出事情了。3月14日，在拉萨发生了境内外分-裂-势-力-分-子相互勾结制造出来的一起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即著名的拉萨3。1。4事-件。这些分-裂-势-力的某后指使者是谁，相信筒靴都应该知道了，我就没必要指名了。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媒体和政府，在事件发生后，一股脑地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中国。而美国更是极尽造谣中伤抹黑之能事，疯狂攻击中国和中国。那种癫狂的姿态让路人也看不下去了，引得一部分中国人奋起还击，这部分人是谁啊？是留学和生活工作在这些国家的留学生们。他们利用身在当地，熟悉当地的语言文化习惯等优势，站出来反击那些别有用心的媒体的抹黑和造谣。来自西方的攻击反而使得更多的中国人站在了中国的这一边，这是美国所没料到的，因为他们不了解，对于中国人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意识。

所以说美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本来呢，美国挑唆西-藏的分-裂-势-力-制-造暴-力-事-件，一是借机挑动中国内-乱，二也可以借机抹-黑-中-国，三是为了在3月22日的台湾地方领导人选举中好从中生乱，这样就可以向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也可以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没想到美国搞砸了，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美国的丑恶嘴脸再一次帮中国做了免费的爱国主义教育，而且不仅没有抹黑中国，反而让自己的媒体丧失了公信力，自己的国家形象也随之受损……3月22日，在被激起的爱国心的中国人民注视下，在中国严阵以待的压力下，台湾地方选举平安举行。中国又闯过了一个关口。

中美博弈的这一回合还在网上和媒体上和外交上激烈进行着呢，4月1日起，北京奥运圣火启程前往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火炬全球传递开始了。这一次的火炬传递要途经全球6大洲，20个国家的21座城市，其中伦敦巴黎旧金山。可是西方

发达国家的主要城市，可以预料这些国家必然不会放过这个恶心中国的好机会，在这些城市的火炬传递又将会生出许多**。

果不其然，火炬传递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就开始受到了一些少数抗议分子的干扰，而在伦敦和巴黎，这种干扰更是打倒了高潮。这个就不惜说了。大家自己搜搜吧，比如4月6日，伦敦大雪纷飞，三名“藏。独”分子试图冲抢祥云火炬。第二天，在巴黎，“藏。独分子”甚至上演了向残疾火炬手金晶大打出手的野蛮行径。

不过西方默许抗议分子干扰火炬传递这种举动，更是引起了海外华人在内的中国人的厌恶。这种做法和3。1。4事-件中，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抹黑一样，都起了反效果，不仅不起作用，反而影响了和中国政府的关系。于是在轮到美国自己的主场，在旧金山的火炬传递中，美国学乖了，它把预先宣布的火炬传递路线临时更改了，把支持和反对火炬传递的人群给隔开了。在火炬传递这件事，美国可以说把英法都给卖了。后面就没啥说的了，虽然依然有抗议和反对，但已经明显看出，已经不再是以前那种当地政府默许的情形了。在火炬传递上，美国又折了一阵。火炬传递还会继续下去，不过这时候，这件事已经脱离了中美博弈的主题，所以咱就不谈了。

我们知道，在2008年5月20日，台湾地方当局要举行地方领导人就职典礼，而此前已经身陷贪腐传闻的陈水扁会不会铤而走险，在典礼上搞什么幺蛾子，谁都说不好。万一宣布独立，那中华民族就不得不骨肉相残了。在地区战争的阴影下，投资在中国的国际资本和中华民族资本有很大可能会因为躲避战火而蜂拥出逃，如果这样那对中国的打击将是非常沉重，这是美国喜闻乐见的，也是极力想达成的战略目标。就在中国为这一可能的事态做着紧张的准备，甚至和美国在暗中较量时，不成想，5月12日，四川西部发生了大地震。

我不想用阴谋论去揣测汶川地震，因为除了发生的时间点很蹊跷外，我没有更多的证据支持阴谋论的观点。咱们还是更多分析汶川地震发生后的一些影响吧。首先来讲，汶川地震，震级高，震源深度浅，波及范围广，破坏性巨大。造成伤亡人数巨大，有将近7万人死亡，几十万人受伤，还有失踪人数1.8万人。还造成了直接经济损失8400多亿元。

我们现在知道，地震灾难发生之后存在一个「救难黄金72小时」说法，越早救出来，灾民的存活率越高。而越往后去，灾民的存活率讲随时间的消逝呈递减趋势。所以说救灾如救火，这不是一场战争，胜似一场战争，这是一场抢救人民生命财产的战争。无论是对中国军队来说，还是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汶川地震灾后救援都不亚于打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中等规模的战争。

如果中国政府对地震灾后救援不利，受到老百姓普遍的指责。那么大敌当前，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中国自己的信心就会动摇，对于应对8天后，即5月20日台湾地方领导人权力交接是十分不利的。不仅如此，地震灾后救援不利，也会向国际资本传递一个非常负面的信息。前面我们说了地震救灾就象一场战争一样，如果你中国连救灾都做不好，如何相信你能打赢一场相似规模的战争？你如果连保卫你自己国家利益的能力都不具备，你让人家如何相信并继续投资？如果国际资本（主要是非美资本）对中国失去信心，中国经济如何才能走出去，中国如何才能人民币国际化？而如果中国经济不能成功实现走出去并引进来，中国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复兴，因为中国的本身的资源并不足以保证这么多人口实现富裕生活的需要。所以做好汶川地震的在后救援不仅对国内政治相当重要，在国际政治中也是非常重要。

当时的中国大管家是地质工作者出身，对此次地震情况的判断十分专业，对指挥救援十分有利。再加上中国不久前应对南方冰雪灾害的经验教训，所以此次汶川地震，中国的应对十分迅速和高效。具体的灾后救援措施什么的，我就不啰嗦了。

第二篇：关于中美政治制度之比较

姓名：何悦玥班级：财管三班学号：110106104

关于中美政治制度之比较

中美政治制度具有着普适性与特殊性的典型特征。

一、政治制度

（一）政治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政治制度不是某些先哲们头脑中的产物，而是人类政治文明长期发展的结果。人类学家摩尔根指出，“政治社会的建立则是文明伊始以后才有的事情”。政治制度属于上层建筑。任何政治制度都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同时它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二）政治制度的涵义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则将“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社会中的制度多种多样，如经济制度、法律制度、企业制度等，其中每一种制度都是在其领域内限制、调解、疏导某种特殊活动的行为模式和规范。政治制度也不例外。所谓政治制度是指为维护和增强公共利益，在社会政治领域中限制、调节、疏导各类政治实体的法律规定及政治规范的总和。从系统的角度分析，政治制度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即国体，指国家政权为哪个阶级所掌握；第二即政体，指政权的组织形式；第三指通常所说的政治体制，是政治制度在组织制度和行为规范上的具体化。

二、中国和美国政治制度现状

一）中国的政治制度

中国政治制度是指中国大陆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实行的，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政府制度、国家与社会关系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法律、体制、规则和惯例。我国现代政治制度主要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制度，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中央行政制度，行政制度，是指有关国家行政机关的组成、体制、权限、活动方式等方面的一系列规范和惯例。

二）美国的政治制度

美国是联邦制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为总统制，实行三权分立与制衡相结合的政治制度和两党制的政党制度。联邦设有最高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但有统一的宪法和法律，是国际交往的主体；各州有自己的宪法、法律和政府机构;若各州的宪法和法律与联邦宪法和法律发生冲突，联邦宪法和法律优于州的宪法和法律。美国宪法列举了联邦政府享有的权力，不经《宪法》列举的其他权力，除非《宪法》明文禁止各州行使者外，一概为州政府保留。州的权力主要是处理本州范围内的事务，如以地方名义征税，管理州内工商业和劳工，组织警卫力量和维持治安，等等。美国采用总统制，总统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实行分权与制衡的原则，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分别由国会、总统、法院掌管，三个部门行使权力时，彼此互相牵制，以达到权力平衡。国会有立法权，总统对国会通过的法案有权否决，国会又、有权在一定条件下推翻总统的否决；总统有权任命高级官员，但须经国会认可，国会有权依

法弹劲总统和高级文官；最高法院法官由总统任命并经国会认可，最高法院又可对国会通过的法律以违宪为由宣布无效。

美国总统选举实行间接选举制。首先由各州选民投票选出本州选举人(人

数与本州国会议员人数相等)，再由各州选举人同时在各州首府投票选举正、副总统。议员选举实行直接选举制。众议员由各州选民直接选举;参议员最初由各州议会选举，1913年生效的第17条宪法修正案规定，参议员也由各州选民直接选举。州长、议员和某些州的法官、重要行政官员都由选民选举产生。各级选举一般都由两党包办。为了保证两党的统治地位，一般实行单名选区制和多数代表制。政党制度是美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是两党制国家，两大政党控制整个国家政治机构，操纵全国政治生活。两党的主要职能是操纵和包办选举，特别是总统选举。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长期轮流执政。两党不仅控制着联邦政府，也几乎控制着所有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虽然曾经出现过从两大党分裂出的第三党和许多其他政党(即所谓“小党”)，但是它们或是昙花一现(如第三党)或虽能长期存在但影响有限(如小党)，都不能成为同两大政党分庭抗礼的全国性

政治力量。

三、中美政治制度特点分析

（一）美国政治制度的特点

总体上讲，美国本质上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代表资产阶级的少数人掌权是美国民主制度的根本性质，为了掩盖政权的这一性质，使国家机器能够以大多数人意志的名义有效的运转，它设计了一整套较为系统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规范，这些制度规范的基本要素是:在政治体制上采用“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制，行政、立法、司法这三种最基本的权力由总统、国会和法院分别承担并相互制约以维持权力结构的平衡；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实行联邦制，联邦和地方各有一套相对独立的权力机构，根据宪法的权力界定各行其是；在行政体制上实行总统制，一个拥有巨大权力的总统负责处理美国的内政外交事务;在立法体制上实行两院制，两院由一个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众议院和各州选举产生的参议院组成;在政党制度上实行两党制，共和党和民主党轮流执掌政权，在这些正式的制度规范之外，利益集团、大众传媒等政治力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对美国政治施加了巨大的体制外影响，使美国的政治运作过程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特性。

虽然美国国内不平等、不民主的现象非常常见，并非为人们所向往的那种“人间天堂”。但是，美国民主制度正在逐步向着民主化、合理化的方向发展的趋势我们不能否认，它的成功经验我们应积极汲取，它的教训我们也应引以为戒。

抛开意识形态因素，从单纯的管理层面看，美国政体还是一种形式完备的、成熟的国家管理体制。从美国独立之日起，美国的政治体制就始终处于动态的变革之中。联邦政府成立后，统治阶级并未墨守陈规，而是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进行变革。

所有这些，正如张定河教授所言，美国政治制度“经过无数次调整与变革，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相对稳定和成熟的国家管理体制，其中许多构成要素与变革经验，对我们不乏启示和借鉴作用”。

（二）中国政治制度的特点

与当代美国政治制度相比，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有其自己的特点。这些政治制度集中体现了我国民主政治的特点和优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可以保证全体人民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又有利于各国家机关分工合作、协调一致地组织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各项工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有利于发扬民主，活跃国家政治生活；又有利于增进人民团结，维护国家政局稳定；还有利于加强、改善共产党的领导和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参政党作用，从而实现统一领导与广泛民主、富有效率与充满活力的有机统一。把它们坚持好、完善好，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

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对于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对于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义十分重大。

在我国，通过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中的一些弊端不断地被克服，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进一步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途径和方式不断扩大。因此，社会主义不仅在实质上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而且在形式上也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从而实现了国体和政体的有机统一。

四中美政治制度的比较

从本质上看，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但是，如同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一样，社会主义制度并非一开始就是完善的，它也有一个由不太完善而逐步走向完善的过程。我们目前所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完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使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进一步显示出来。

以美国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三权鼎立或三权分立制度是出于制衡权力的考虑而设置的，在实践中，这种制度也有效地起到了制衡权力的作用，有效地保证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与稳定。但立法、行政、司法三个国家机关之间经常摩擦、扯皮、互相牵制，致使许多重要国家无法得以及时决断。在美国，总统提出的议案常常被搁置，如提出建立海军部、内政部、司法部、劳工部的议案得到国会同意分别用了10年、39年、40年、45年。三权分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个人独裁专制，保持了社会稳定，但也存在着严重的弊端。而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人类政治文明开辟了新的历史纪元，社会主义消灭了剥削制度，实现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使劳动人民在经济上得到解放，并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确立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治统治，实现了绝大多数人的完全新型的民主政治制度。因此，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应当坚持和发展符合我国国情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应当借鉴资本主义权力分工与制约的作法，但是却不能照搬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制度。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必须走全球性与本土性交融互动的道路，既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拓本土政治文明资源中的精华部分，又要以开放、求实的态度吸纳全球政治文明资源中的合理因素和优秀成果，从实际出发把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相结合、中国政治发展与世界政治发展相结合，建立起一个适应本国实际和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要求的新型政治体制。社会主义是为了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而产生的，它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是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扬弃，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超越和替代。

第三篇：Cyygdia_a大国博弈：中美新能源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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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一个人总要走陌生的路，看陌生的风景，听陌生的歌，然后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你会发现，原本费尽心机想要忘记的事情真的就这么忘记了..大国博弈：中美新能源竞合

导读: 而美国的新能源战略，最终将在那些进军中国市场的美国新能源企业身上现实地逐一体现。在中美新能源合作大幕即将拉开之前，从已经深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光伏巨头First Solar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它在中国市场的野心和困顿。

 2011年1月，在中国贸易代表团访美之行中，中美在新能源领域达成的一系列合作，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此间，中美两国政府与企业签署了多项协议，总额逾230亿美元，其中仅清洁能源领域就超过200亿美元，范围涉及核电、风电、太阳能、水电、智能电网等多个领域。

“中美新能源合作空间巨大，并且在推动各自经济发展和改善环境方面都有极大好处。”近日，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赵玉文表示，新兴可再生能源是世界关注的焦点，也是社会转型的关键，中美双方应当共同促进这一市场的发展。赵玉文参加了第二届中美清洁能源务实合作战略论坛，这也是此次中国贸易代表团访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新能源领域，中美双方的合作，已经开始从框架性协议进入到具体项目。”厦门大学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表示，一系列具体项目的签订，标志着中美新能源合作开始正式进入实质性领域。

不过，在看好中美在新能源领域合作前景的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战略领域，中美亦是直接的竞争对手。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能源消费国，在全球新能源市场谋求话语权，对于中美两国来说，均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

近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于宏源撰文称，“我们仍需要清醒地认识到，随着美国政府把中国看成最强劲的经济竞争对手，随着中国在新能源领域日益领跑世界，中美新能源领域的合作潜力可能有限，新能源可能成为未来双方竞争和冲突的新领域”，“美国不会容忍中国在新能源革命中领跑世界，它势必从战略、贸易和技术标准等方面对中国的新能源发展进行遏制。”

而美国的新能源战略，最终将在那些进军中国市场的美国新能源企业身上现实地逐一体现。在中美新能源合作大幕即将拉开之前，从已经深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光伏巨头First Solar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它在中国市场的野心和困顿。

新能源大单背后

中美签订新能源合作大单，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是，2010年10月，美国政府曾发动了一场针对中国清洁能源产业的301贸易反垄断调查。

当时，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称，中国政府为其风能、太阳能、电池及节能汽车等产品提供了不公平的支持，导致美国相关企业的利益受到损害、美国的贸易逆差增大、美国在此类行业的就业机会减少。

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列举的中国“违规”罪状包括“出口限制、歧视外国公司”，以及“商品进口要求技术转让、补贴国内公司”等等。美方还称，中国政府自2007年起对光伏产业实施了多个扶持政策，中国政府还给电池生产企业提供了很广泛的支持，包括津贴、减税、优惠贷款、土地及其他补贴。

显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增强，一个副作用便是贸易争端日益增加。商务部副部长钟山在近期召开的2011年全国贸促工作会议上表示，2010年全年中国遭遇贸易摩擦64起，涉案金额约70亿美元。

而大规模商业采购，或许被视为国际贸易争端的缓冲剂。此前两个月，中国签署的经贸大单就已经近千亿美元。

2010年12月15日至19日，中国与印度和巴基斯坦大约签署了45项总价值超过200亿美元的协议，涉及电力和医药等领域。2011年1月4日至12日，中国与西班牙、德国、英国分别签署了75亿美元、87亿美元、47亿美元的经贸协议。

在赵玉文看来，在某种意义上，中美新能源合作，亦可视为缓解中美贸易争端的重要手段，“在第二届中美清洁能源务实合作战略论坛上，签订的主要是对美国新能源的投资协议。”公开资料显示，在中国贸易代表团访美期间，中美签订了超过200亿美元的新能源合作协议。

“新能源虽然总体量不大，但却是引起广泛关注并且可以实现双赢的合作领域。”林伯强称，对于美国而言，中国有世界最大风能市场，而且太阳能市场也极具潜力，因此，中美合作能给美国新能源厂商带来大量的订单和利润，而对于

中国而言，美国有世界最先进的新能源技术，因此，中美合作能快速提升中国新能源产业的技术水平。

奥巴马的“国策”

早在2009年9月，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之初，其便将“新能源战略”提升至了美国国策的高度。

奥巴马上任后，在国会发表首次演讲时，就呼吁加强对清洁能源的投资，并重申将在3年内使美国的新能源产量翻一番。当时，奥巴马称，要想使美国的经济真正转型、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并使地球免遭气候变化之苦，生产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势在必行，掌握新能源的国家将领导21世纪。

而在奥巴马政府公布的预算中，风能、太阳能、生物燃料以及清洁煤技术等每年将从中获得150亿美元的投资，10年共计1500亿美元。

当时，奥巴马的新能源战略更多的被视为美国政府振兴经济、低于全球金融危机之举。但在于宏源看来，美国政府寄望于通过新能源战略，“维持其全球经济领袖的地位”，“发展低碳核心竞争力、新能源和低碳经济，对美国未来经济竞争力和国际地位影响重大。美国推动气候变化和绿色壁垒可以保护其竞争力，同时削弱中国等竞争对手的竞争力”。

于宏源指出，“奥巴马政府通过绿色新政建设清洁能源结构和减少石油依赖，强调将技术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途径，采取‘限额与交易’等减缓行动，加强低碳能源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强化包括生物燃料、风能、太阳能、氢能、碳捕集和封存等新能源及核能利用带来的长期机遇和竞争力。”

在他看来，美国之所以在2010年10月对中国的清洁能源行业进行301贸易反垄断调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2010年，美国对太阳能的需求增长了41%，但美国本土产量只增加7%，而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太阳能电池却实现了翻番”，并且，“4家美国主要生产商损失了580个就业岗位”，“正因如此，奥巴马政府开始推动边界碳关税协调，刻意把中国出口与美国的失业率联系起来，对包括中国清洁能源行业采取各种贸易保护措施”。

 全方位进军中国

目前，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能源消费国。2010年，中国有10%的能源消耗来自可再生能源，而2020年，这一比例可能将达到15%。对于试图

主导全球能源新秩序的美国来说，中国市场显然是最重要的海外市场。更何况，中国还可能是其最主要的新能源竞争对手。

“在新能源领域，美国什么都想卖给中国。”林伯强称，美国极其渴望在中国新能源市场占有一席之地，而在合作方式上，“美国最希望通过做项目来卖产品和技术”。

公开资料显示，目前，美国已经是中国最主要的新能源设备供应商，以美国太阳能设备供应商GTsolart应用材料为例，其绝大部分订单来自中国，而且，中国也是美国太阳能级多晶硅的主要采购商。

而在风电领域，美国通用电气2005年向中国出口的风机达8万千瓦，2009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向中国出口的风机达34万千瓦，增加了四倍。在这5年间，美国累计向中国出口113万千瓦风机，而中国仅向美国出口了3台风机，不到1万千瓦。

不过，在新能源产品领域，中国企业正在迅速追赶。目前，风电设备的国产化已基本完成，并开始大举出口，而在太阳能领域，赵玉文称，中国现已基本可提供全套太阳能生产设备，制约中国太阳能产业发展的太阳能电池原材料多晶硅，也实现从无到有，现已占据中国市场的半壁江山。

“只要掌握了技术，中国企业就能快速打败国外企业，占领市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新能源产业人士称，中国新能源产业与中国其它产业类似，“模仿复制能力特别强，中国需要的是技术”。

虽然海外企业严控技术外流，但中国新能源技术的快速发展，已让它们的国际竞争对手不得不改变策略。林伯强看来，随着中国新能源企业的快速崛起，国外企业比较现实的方式是把技术卖一个好价钱，“单纯的技术转让，收益不佳，比较好的方式是，以技术入股合资企业，组建合资企业，然后从中国市场的快速发展中获得持续的高收益”。

事实上，这种模式目前正在日益成为主流。比如，全球最大风能电机生产商之一Vestas、GE等，都在中国设立了合资企业。

First Solar的野心

“当然，美国新能源企业最希望的，还是能直接接触终端市场，做项目，即建设新能源项目，但现在，这样做基本赚不到钱。”林伯强称。

通过直接兴建太阳能发电站，美国新能源企业将能够将其整条产业链引入中国市场。不过，这种项目，也最能反映美国新能源厂商在中国的机遇与困顿。

谈到大型新能源项目，最为著名的莫过于美国太阳能厂商First Solar准备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建设的全球最大的光伏电站项目。公开资料显示，鄂尔多斯日照时间非常长，每年平均有3000到3200小时之多，年照射量也高达140至160千瓦/平方米，被称为中国太阳能的“新金三角”。

2009年9月，世界按产能计最大的太阳能电池生产商First Solar宣布，将在鄂尔多斯沙漠中建设2GW级(200万千瓦)大型太阳能发电厂，并与中方签订了相关备忘录。

据First Solar提供的资料显示，整个项目分为四期进行，其中第一期30MW，于2010年6月1日开始建设，并在条件许可的条件下尽快完成，二期、三期分别是100MW和870MW，计划于2014年建成，并将于2019年建成第四期1GW。

据赵玉文统计，2009年中国太阳能电池的产量为4GW左右，这个电站所需的太阳能电池，将相当于2009年中国太阳能电池产量的一半。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目前虽然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电池产地，但与其相比，国内的太阳能发电能力，却微乎其微。2010年，国内太阳能发电累计装机容量仅为70万千瓦，而2011年的目标也不过120万千瓦。也就是说，如果First Solar最终完成这一项目，其发电能力将相当于2010年中国已有发电能力的接近3倍。

不过，中国国内的太阳能电池生产商，可能并不会从鄂尔多斯项目中获得多少机会。因为，First Solar本身就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电池生产商之一。

在与中国政府签订的备忘录中，First Solar还承诺将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考查在鄂尔多斯投资设厂生产太阳能电池的可行性。First Solar首席执行官迈克·埃亨(Mike Ahearn)称，“公司兴建这一项目，在于看到中国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能源政策，此外公司也对太阳能发电成本控制有信心，并计划在中国拓展供应链，以满足薄膜太阳能光伏模块的生产和回收利用”。

更为重要的是，First Solar还有望通过这一项目在中国确立一个全新的技术标准。与国内太阳能电池生产商普遍生产的“多晶硅电池”不同，First Solar的核心技术是“碲化镉薄膜电池”。目前，它是全球最重要的碲化镉薄膜光伏模

块制造商，与传统的晶硅技术相比，使用碲化镉专利技术的太阳能电池发电量更大，并拥有更低廉的生产成本。

显而易见，First Solar的目标是，将整个“光伏产业链”引入中国市场。在该项目公布后，First Solar的股价从9月8日的134.64美元上涨到了10月20日的156美元。

 令人艳羡的机会？

至少在当时，First Solar能够在中国兴建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电站，曾经被外界视为是一个令人艳羡的机会。

从这一项目最初的设想来看，First Solar似乎找到了一个中美新能源电站项目合作的多赢共同点。“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First Solar，都可以从这个项目中获得极大收益。”一位接近这一项目的人士称，据测算，这一项目的总投资额将达到40亿到60亿美元，内蒙古及鄂尔多斯政府可以从项目建设中获得可观的GDP，更何况，First Solar还准备在鄂尔多斯新建一个太阳能电池生产基地。

而对于First Solar自身来说，其将提供该电站所需的电池片，也就是为它自己在中国第一家的工厂找到一个稳定的客户。并且，“这也是一个极好的广告，在中国这个极有前景的太阳能市场建了一个世界最大的太阳能电站”，将帮助它“紧紧抓住中国这个新能源发展最为迅速的市场”。

事实上，在当时看来，First Solar的机会是如此令人艳慕。2009年8月，中国刚刚结束第一次敦煌市10MW(1万千瓦)太阳能项目的招标，当时，新建太阳能电站项目还处在严控阶段，而规模高达2GW(200万千瓦)的项目，更是前所未有。当时，甚至有知情人士称，“这一项目不是通过公开招标，而是通过特殊渠道进入中国的”。

2009年11月，First Solar与鄂尔多斯政府正式举行合作框架协议签字仪式，并再次确认，鄂尔多斯电站第一阶段30MW项目将于2010年6月1日开建。

中国市场的门槛

但时至今日，First Solar的鄂尔多斯2GW项目，进展得并不顺利。至2010年9月，鄂尔多斯项目的第一期才获得前期可行性研究的许可，而按First Solar公布的计划，2010年6月1日应开始建设。

知情人士称，阻碍鄂尔多斯2GW项目的关键是上网电价，“First Solar一直无法获得满意的上网电价”。

在电站建设运营中，出售电力给电网是电站最为重要的收入来源，而所谓的“上网电价”是指，太阳能发电站以一个特定价格，将电力出售给电网，对于电站来说，较高的上网电价是项目取得经济效益的关键。不过，与传统的火力、水力和核能发电相比，目前，太阳能发电的成本要高出许多，在市场上并无竞争力，其间的差价需要政府进行补贴。所以，能够获得多少补贴，是国内光伏电站项目能否盈利的关键。

政府补贴方式有多种，如建设补贴、产品补贴、电价补贴等，但在全世界较为主流的是电价补贴，即规定一个太阳能、风能电力上网电价，政府补贴水力发电、火力发电与太阳能、风能发电之差的差价。

比如一个地区主要的火电上网价格为0.5元/千瓦时，而太阳能电力上网电价为1.5元/千瓦时，即太阳能电站每发一千瓦时电力，国家向它补贴1元，电网支付0.5元。

在2009年8月的新闻稿件中，First Solar即称，鄂尔多斯的2GW项目将获得政府补贴的上网电价。迈克·埃亨也称，政府电价补贴是打开光伏电站市场并与传统电源竞争的必要手段。

不过，“First Solar原来以为，在政府的支持下，可以解决这个美国新能源企业在中国投资的最大问题，但现在看来还是很难。”上述知情人士称。

目前，与风力发电已经明确上网电价不同，中国太阳能发电的上网电价的确定，还在探索过程之中，具体方式为，通过对太阳能电站项目进行公开招标竞价，希望通过市场公开竞价确定太阳能电站上网电价。

2009年7月，发改委主持的第一次太阳能电站甘肃省敦煌市10MW太阳能项目招标落下帷幕，由江苏百世德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中广核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广核”)以及比利时太阳能开发商Enfinity联合中标，中标的上网电价为1.09元/千瓦时。

不过，在First Solar看来，这个价格是不可接受的。上述知情人士称，鄂尔多斯项目要求1.8-2元/千瓦时的上网电价，但国家发改委认为，只能按此前敦煌太阳能项目招标电价1.09元/千瓦时给予批准。

事实上，在敦煌项目招标价公布后，国内不少光伏企业人士均认为“招标价格太低”，中国太阳能电池按产量计最大的生产商无锡尚德电力CEO施正荣就认为，中国太阳能电站项目没法做，“起码民营企业做不了”。

当上述知情人士称，发改委认为，如果敦煌项目1.09元/千瓦时可以做，那鄂尔多斯项目也应该可以做，而First Solar要求的与敦煌项目近一倍差距的上网电价，令鄂尔多斯项目陷入困境。

并且，可能让First Solar更为惊异的是，2010年9月，发改委公布的第二轮总共280MW的多个光伏电站特许权项目招标结果显示，内蒙古国电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分别以0.8847元/千瓦时和0.8444元/千瓦时的上网电价，中标了内蒙古阿拉善和巴彦淖尔项目。

这位知情人士称，在第二轮招标之后，发改委认为，鄂尔多斯的项目也只能给予接近阿拉善和巴彦淖尔项目的上网电价，而且，“未来的招标上网电价可能更低”。

 与国企的合作

“First Solar看懂了一些地方，但它没想到中国市场如此复杂。”上述知情人士认为，而2011年First Solar与中广核的合作，或许意味着它开始真正摸懂中国市场的门道。

当这家美国光伏巨头试图将整个产业链引入中国市场，并在中国直接运营太阳能电站时，它遭遇了来自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国国有企业的有力竞争。最终，它转向了与中国国企合作。

2011年1月5日，就鄂尔多斯项目第一阶段的30MW项目，First Solar与中广核旗下中广核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签订谅解备忘录，中广核成为鄂尔多斯项目第一阶段30MW项目的建设者、拥有者和运营方。而First Solar则退居二线，成为中广核的供应商，主要提供太阳能电池组件。

First Solar总裁宋博思(Bruce Sohn)改口称，其在欧洲和北美的类似项目，也都是由其它的公司进行建设和运营，而与中广核的合作，实际上是其在世界其他地方典型做法的延伸。

“与国有企业合作，将是国外新能源企业进入中国的主要方式。”林伯强称，此前出于保护自有技术等考虑，国外新能源企业希望在中国独立开展业务，但

“这种模式风险很大，往往非常容易失败，在现实运作中也是越来越少了。选择有实力的国有企业进行合作、合资，将是主要潮流”。

“上网电价太低，国有企业拥有特殊的资源可以做(电站)，但民营企业不行。”此前，施正荣公开称，低价竞标光伏项目的国有企业，表面是亏的，但深层次可能是获利的，而“民营企业没有这样的获利能力”。

而对于中国的国有能源企业来说，进军新能源，账面收益并不是唯一的考虑因素。事实上，对它们来说，拥有一定比例的新能源资产，是一个刚性需求。

根据2007年发布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到2010年和2020年，对权益发电装机总容量超过500万千瓦的投资者，所拥有的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发电权益装机总容量应分别达到其权益发电装机总容量的3%和8%以上。

由于达不到目标将会受到处罚，所以，国有电力企业作为国内主要电力投资者纷纷投资非水电可再生能源，而这一定程度上，造成国有电力企业低价围猎新能源项目。

“目前，无论是国内的风能电站还是太阳能电站，中标的主要还是国有企业。”林伯强称，在现行中国电力市场定价体系里，民企和外企，尚无法从新能源电站的定价中获得足够的收益。

而在洞悉了中国新能源市场的这一玄机之后，First Solar 或许将找到一条新的道路。“国外新能源企业通过与国有企业进行合作合资，在国企中标后，利用中标企业的合作关系向中标项目出售设备，从而赚取稳定的收益。”

虽然，这与First Solar最初的期待尚有差距，不过，这家美国新能源企业仍有望实现其最为重要的目标：从中国的新能源扶持政策中分一杯羹，在保证稳定收益的前提下，扩大市场份额，并逐步推广其技术标准。

电力体制困扰

“中美应共同促进，各自启动光伏市场。”赵玉文称，中国光伏市场已成为制约中国光伏产业发展的最大阻碍。据能源局的数据，虽然我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光伏组件生产国，但其80%以上的市场均在国外。

中国为推动光伏市场的发展，正在进行两方面的努力，一直是补贴上网电价，比如光伏并网发电特许权项目招标，另一是一次性补贴光伏系统建设，比如，金太阳及建筑一体化工程。

在上海市太阳能学会理事长崔容强看来，国内光伏并网发电特许权招标，并不是解决国内光伏市场的办法，关键还是要树立“标杆并网电价”，国内可以参照国外光伏并网的成熟标准，“更复杂的风电都能出台标杆电价，光伏应该更容易”。

不过，即使在设立标杆电价的风能领域，虽然据国家能源局统计风电装机量当年新增1600万千瓦，风电装机总容量达4182.7万千瓦，跃居全球第一，但弃风现象却时有发生，最著名的莫过于，“风电三峡”之一的内蒙古，据报道，在夜晚用电低谷期，因电力无法消化，约80%的风机不得不弃风停转。

而相对于传统电力，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受环境因素影响较大，比如，太阳能必须在白天有阳光时才能发电，风能则需要风力才能发电，并且发电强度受光照、风力强度影响。

前述了解鄂尔多斯项目的人士还称，电网调配能力的限制，也阻碍了中国新能源的发展。在他看来，国外新能源发展较好的国家，如德国，无论是谁都可以安装新能源发电设备，并就近上网。

但在中国，新能源并网一直是一个难题，上海电力学院太阳能研究所所长赵春江遭遇的“双向收费”问题，便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赵春江在自家屋顶上安装3kW的光伏发电装置，但当其将富余电力向其家庭所连接的电网输电时，其所装电表却显示正在用电，即无论是用电还是输电，电表均看做用电。

前述知情人士称，目前，新能源发电采取“集中发电、远距离输电”的传统电力模式，这反而增加了其不稳定性——“电力强弱差被放大”，“新能源应是分布式能源，通过强大的电网减少甚至消除新能源的不稳定性，从而实现大规模部署，并最终快速降低产品制造与应用成本，实现平价上网”，但是，“现在的电力体系中，电网的单位资产输电量并不是核心指标，因此，电网也就没有动力去推动分布式能源的发展”。

并且，根据《可再生能源法》，“建设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项目，应当依照法律和国务院的规定取得行政许可或者报送备案”。而上网电价均由国家确定，在此情况下，或许正如林伯强所言，“在现有电力市场体系下，美国新能源企业与国有电力企业合作将是最好的方式”。

2011-02-17 17:50:00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第四篇：误解的同盟：开罗会议背后的中美博弈

误解的同盟：开罗会议背后的中美博弈

刘怡

以“二战”来说，1943年可视为那场遍及全球的毁灭性战争的分水岭—日本人从瓜达尔卡纳尔岛撤退，德军在斯大林格勒遭遇决定性失败，墨索里尼政权垮台，西北非和意大利大部落入盟军手中。但回到历史现场，当事人远不能肯定这种转变仅是偶然还是已成定局。这年春天，日军以6个师团兵力向洞庭湖以西进逼，进入11月，战线延伸到常德。当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在11月中旬前往开罗、参加与英美首脑的第一次战时峰会时，他最关心的仍是长江中上游战况。至于会议本身，“应以澹泊自得、无求于人为惟一方针„„对日处置提案与赔偿损失等事，当待英美先提，切勿由我主动自提”（《蒋介石日记》），不必抱太高期待。

这种谨慎消极的姿态，在短短一个月后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从开罗返回后，12月19日，蒋氏在第28期党政训练班结业聚餐上做题为“参加此次会议之观感”的演讲，言语间对印度、埃及等“殖民地人民之缺点”颇不以为然，开始以大国领袖自居。到了1944年2月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更亲自定下基调，对峰会成果作再三重申：“发表中美英三国宣言，认定东北和台湾，都是我们中国的领土„„这实在是我们中国百年来政治外交上最大的胜利。”在此之后，重庆政府发动了一系列宣扬开罗会议成果的舆论战，持续至夏季豫湘桂会战进入关键阶段方作罢。

对开罗会议的这种态度反复不仅出现在亲历者蒋介石身上，中美历史学家于此次峰会的评价也是大相径庭。1949年前后的中国政府均认为开罗会议是中国被承认为国际社会重要主体的决定性证据，这次会议中，中国破天荒地采取较为自主的姿态介入国际事务，尝试按照西方认可的法理程序和外交途径界定并争取自身利益，取得可观成果。直到今天，当涉及诸如钓鱼岛、台湾等主权问题的阐释时，《开罗宣言》依然被两岸政府作为直接依据和国际法文件加以引述。与之相反，在研究战时中美关系的众多西方著作中，开罗会议往往只以过渡者的身份出现；邹谠的名作《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被公认为探究对华政策成败的必读书，但其中关于开罗会议的章节只有不到一个页码。

历史学家赫伯特·菲斯曾感慨，20世纪上半叶的中美关系简直就是一场“纠结”（Tangle）。围绕开罗会议产生的一系列神话和批判，正是这种“纠结”的直接体现—中国视三国宣言为结果，它关于战后亚洲秩序乃至中国大国地位的设定被认为构成一种承诺；而美国只把这种设定当作“可能”，“可能”是否转化为“必然”取决于现实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日后的历史证明，中国无力承担维持“大国”神话所需的成本，“可能”也就成为空谈。而造成双方巨大认识歧异的深层因素，早已埋藏在19世纪以来的中美关系中，并直接导向了1949年前后美国政府与国民党当局的翻脸：这也是美国政界一度热炒的“丢失中国大陆”问题的渊薮。

从“门户开放”到“先欧后亚”

开罗会议中中美分歧的根源在于，中美两国在中国战场的战略目的，其实有明显的不同。在中国近代史有一非常著名的“门户开放”政策（Open Door Policy）。当时任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在1899年发明这个词组时，它包含有两项目标：其一，美国乐见“各国对华商业机会之均等”，这和华盛顿视为国本的海洋性经济的特征是一致的；其二，“为得此项机会均等，保持中国领土及行政之完整”，美国反对由单一强国控制中国。这两项目标在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得到了坚决贯彻，长期以来人们也相信它们是19-20世纪美国对华政策的纲领。

然而，后世的历史学家，如“冷战之父”乔治·凯南在1951年就已发现，“门户开放”的重要性和实际效果被夸大了：它更像是对既定秩序的承认，而不是切实的行动指南。列强在华利益的均衡是由中国广袤的疆域和西方国家进入中国的顺序决定的，美国只是承认了这一局面，却不打算付出成本。在“庚子之变”后俄国入侵中国东北、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1937年东京决定全面侵华的关键时刻，美国从来没有站出来以经济和军事手段维持“门户开放”。即使在日本飞机公然炸沉停泊于长江的美国炮舰“帕奈”号的1937年12月，罗斯福总统也只是息事宁人、接受道歉了事。

当然，对南京国民政府这个有着明显亲美色彩的政权，华盛顿是抱有好感的。1933年9月它决定给予中国5000万美元棉麦贷款，1936年签署的白银协定则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中国的币值，并在1937年后缓解了抗战军费带来的压力。1938年9月，美国再度向中国提供2500万美元桐油贷款，1940年又达成了关于2000万美元华锡贷款和2500万美元钨砂贷款的协议。1940年11月底美日矛盾趋于公开之际，华盛顿宣布一次性对华贷款1亿美元，用于购买非军需品和稳定财政。以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为首的大部分美国外交官在1941年就已认定：“在战争中和战争后，应当承认中国是一个大国，它享有与强大的西方盟国平等的地位、并应得到复兴。这不仅是为建立战后新秩序作准备，而且是为了在东方实现稳定和繁荣。”这也是罗斯福对华政策的远期目标。

但“新秩序”毕竟远在天边，如何在东方对日作战才是燃眉之急。早在1939年，美国陆海军联合委员会就认定美军无法在两洋同时发动进攻；1940年底，在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的建议下，罗斯福决定采纳“先欧后亚”的主张，以德国和意大利为第一期作战对象。1941年12月美日开战后，盟国在西太平洋的海空力量遭遇重大损失，更没有可能立即发动反攻。英美两国遂决定组建西南太平洋四国盟军总指挥部（ABDA-C），并在美国陆军体制内成立中缅印战区（CBI），先使日军向南太平洋和澳大利亚推进的速度迟滞下来。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宣称：“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的目的是使中国继续作战„„使它能够迫使日本入侵者付出不断提高的代价。”至于如何反攻则全无规划。

按照美国陆军部的理解，CBI是美方的一个作战单位，应当服从ABDA-C指挥；但考虑到中国战场的特殊地位，华盛顿决定任命蒋介石为CBI名义上的总司令。作为一国元首，蒋在ABDA-C不包含中国代表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服从其调度；而陆海军联合委员会完全没有考虑到这层问题，反而在1942年2月派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前往中国，担任CBI参谋长兼该战区美军司令，这就使问题变得更复杂了—史迪威既是CBI下属美军部队的主官，又是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幕僚，还负责管理该战区美援物资的分配。一身担负三责，既管军事又管政治，这是强硬直率的史迪威根本无法驾驭的；偏偏日本人在缅甸的推进又异常迅速，史迪威不得不仓促命令中国军队投入作战。

1942年春天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失败造成了史迪威和蒋介石的第一次争吵：在美国人看来，中国军队未能表现出足以承担对日反攻重任的战斗力；在相当长时间里，中国在军事上的价值仅仅是“迫使日本在中国保留一支庞大的常规军，并为这支军队提供给养”。蒋介石则认为，史迪威在完全未与中方协商的情况下即要求远征军开往缅甸，使中国白白损失了大量兵员，其能力与动机都值得怀疑。要使重庆方面确信中美联合作战的真实性，华盛顿就必须予取予求地向他提供物资和金钱（1941年美国对华租借物资作价2600万美元，仅占当年租借总额的1.7%），并使一切援华物资由中方自行调用；在这项要求获得满足之前，中国军队将采取守势。

蒋介石的“抗战建国”

相较于美国对华战略的犹豫，蒋介石在对日战争中的目标从一开始就很明确。1938年4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著名的“抗战建国纲领”，设定了四大目标：国际外交方面，本着独立自主精神，联合世界反侵略国家共同奋斗，以消灭侵略、取得和平；国内政治方面，以地方自治为基础，为宪政实施作准备，并在宪政实施前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意志推行国策；国民经济方面，实行计划经济，以期国防民生相与合一，改造中国为坚强的民族国防体；文化思想方面，发扬固有道德，提高科学知识，启迪民智。简言之，蒋氏打算利用全国一致对外、各党派皆拥护国民党领导地位的时机，实现以国民党为唯一核心、建设现代国家的目标。

当然，蒋介石深知单凭中国的国力不足以完成“建国”，他的如意算盘在于：中日战场迟早会融入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战争，国际局势发生变化之际，就是中国获得“建国”外援之始。从1938年起，他积极鼓吹中日战争国际化，尤其要使“英美法各国能与其他太平洋有关国家共同团结„„消除日本所认为不能采取共同行动之幻想”；1940年美日关系趋于恶化后，重庆政府更公开声言“我国当随美国之领导、自无待言”，条件是美方提供“空军与经济之援助”。为了要挟罗斯福，蒋介石甚至暗示中国有可能单独对日媾和，以敦促美方开启租借物资援华进程。到1943年为止，“单独媾和”一直是蒋氏和美国人讨价还价时的要挟条件，并且屡试不爽。

珍珠港事件后两天，国民政府正式向轴心国宣战。蒋介石对这一表态相当自得，他认为美国参战后，中国的“危险已过大半”，中国战区的压力自当由英美来分担。但经历了1942年春天缅甸的失败，蒋氏突然发现假如美国的军事和财政援助不到位，自己用于“建国”的政治和军事资源很可能在对日胜利之前就被消耗完，因此当即决定转入守势。华盛顿对此相当紧张：尽管美国海军在1942年夏天阻止了日方的推进，但“民主国家兵工厂”的工业优势暂时还没来得及转化为压倒性战斗力；倘若中国在此时崩溃、或者在军事方面丧失影响力，美日战事的短期前景难言乐观。

在“先欧后亚”已成定局、军事援华不可能贸然增加的情况下，赫尔国务卿决定开出空头支票，用外交手段激励重庆方面的斗志。1943年1月11日，英美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废除过去一个世纪内的一切不平等对华条约，改签平等新约。蒋介石对此相当兴奋，他宣称此举“是我们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为起死回生最重要的一页”。但鼓励反而助长了蒋的错觉，他愈发觉得在不战不和的情形下推进“建国”希望甚大，并且沉迷于国内政治规划。

1943年3月，蒋介石抛出了由陶希圣执笔的最终版“建国”蓝图—洋洋十万言的《中国之命运》。该书前四章大讲不平等条约之百年史，后四章极言“革命建国”道路及其前景，既宣扬国民党作为领导者的正当性，又对中国的政治前景加以谋划。蒋氏把不平等条约描述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哲学无所不包，精神与物质并具的庞大存在；不平等条约既已在国民党领导下得到废止，则“如果今日的中国, 没有中国国民党, 那就是没有了中国„„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

这一论调暴露了他和美国人的原则性分歧—蒋介石谈“抗战建国”，是要在全民抗战的大背景、美援的现实帮助和国际地位上升的战略机遇期内，完成以国民党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统合。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一切不服从因素都将在“建国”的过程中被渐次压服和消弭，美国的军事和财政也必须服务于“建国”的整体目标。

在军事问题上，蒋认为战局的发展迟早会以日本战败而告终，中国因为实力有限，后方经济与社会秩序又濒临崩溃，将不再把对日作战作为主务。而美国对战后的中国政治兴趣不大，国务院积极推进废约，目的是鼓励中国在军事上恢复主动；以史迪威为首的军事部门则要研究，在“先欧后亚”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如何尽可能利用现有资源对日军保持压力。双方既缺乏沟通、又互相怀疑，中缅印战区遂成为一盘死棋。

流产的“大国梦”

进入1943年，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前途成了一个谜：史迪威没能获得足够装备30个中国师的武器，因此无法说服蒋介石在1943年春反攻缅甸；蒋氏期待的英国舰队在仰光登陆、中国远征军从缅甸策应的行动则因英方态度冷淡无果而终。美国驻华大使高斯（Clarence Gauss）向国务院报告：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急剧恶化，随时可能爆发内战。在此情形下，罗斯福、赫尔以及总统特别顾问霍普金斯决定再度动用他们唯一不需付出成本的工具—外交刺激，以“使中国成为大国”为诱惑，鼓舞重庆政府在军事上恢复活力。

刺激的第一步是把中国加入到1943年10月30日在莫斯科签署的《普遍安全宣言》的发起国当中。该宣言规定，中美英苏四国“用以反对其各自敌人进行战争的联合行动将为组织及维护和平与安全而继续下去”，并且要“建立一个普通性国际组织，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这是中国第一次被确定为战后世界秩序的四大维护者之一，而这一地位完全仰赖美国的支持。

罗斯福深知苏联与英国对这一安排并不乐见，他需要对《四国宣言》的条款加以细节化，特别是要使中国“四大国之一”的地位获得可行性保证，因此决定在1943年11月与中苏英三国元首直接会晤。部分因为1941年《日苏中立条约》给中苏关系带来的障碍，部分因为美国不希望苏联过早介入远东，四国元首峰会并未集中举行，而是先由中美英首脑在开罗商讨亚洲-太平洋问题，紧接着苏美英首脑再在德黑兰会面。

美国外交刺激的力度之大明显出乎蒋介石的意料，启程前往埃及时，他的态度只是将信将疑。但随后的进展让他喜出望外—罗斯福不仅拒绝了在会前就中国事务与丘吉尔提前磋商的要求，而且专诚与蒋介石多次长谈，英国人不禁抱怨“原本在开罗最次要的中国事务，竟占据了首要位置”。1943年12月1日发表的《开罗宣言》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的诉求，它承诺中美英将“剥夺日本自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这是保证中国大国地位的底限条件，亦是美国设想的战后亚洲秩序的基础之一。

但宣言也给国民党上了一剂眼药：它规定“我三大盟国将坚忍进行其重大而长期之战争，以获得日本之无条件投降”。

这不仅杜绝了蒋介石曾经暗示过的单独媾和的可能性，而且意味着军事胜利始终是处理日本问题的基础，中国必须证明它对赢得战争具有足够的重要性。不过开罗会议在中国战场的军事问题上没能提出任何建设性意见，美国实际上仍然指望国民党在得不到足够援助的情况下继续战斗下去：除了“大国地位”这个体面的奖赏，别无他物。罗斯福似乎也没有提醒过蒋介石：倘若中国不能在对日作战中表现出主动性，它在未来将承担多么大的代价。

开罗会议结束后不到半年，日军发动了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由华北经华南攻入西南。长期处于防御状态的中国军队在装备、补给和士气方面的不堪状况在此役暴露无余，美军在华的多个航空基地因此遭遇严重破坏。在此期间，蒋介石和史迪威也再度翻脸，最终导致罗斯福亲自下令召回史迪威。此时美国陆海军在中太平洋方向的进攻已取得优势，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944年10月决定：太平洋战场的反攻由菲律宾直接指向日本西南诸岛，放弃在中国战场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打算。这等于是给中国的军事价值判了死刑。1945年2月，罗斯福又在雅尔塔和斯大林达成协议，对苏联加入对日作战和它在战后远东秩序中的角色做了新安排，对中国的政治承诺也撤销了。

存在于中美两国政治、军事和外交路线中的多重分裂，使得开罗会议最终成为了完美的画饼—美国许诺中国以大国地位，但在“先欧后亚”的战略前提下，它不可能给予中国以建成此种大国地位的经济和军事保障。蒋介石则无比看重“大国”承认为他的“抗战建国”理想提供的合法性，但他显然忘记了，中国必须靠它的战场表现去交换这种目前还停留于纸面的“大国”地位。高斯大使在1943年就已观察到：“中国人确信欧洲战争不久即将结束，因此美国将会击败日本；中国人疲倦已极、筋疲力尽，装备也太差，不可能作出更大的努力，特别是在这些努力也许并不必要的时候；中国人可以宽舒地休息一下，保持他们现有的所得，与日本人对峙，一心筹划中国战后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这种“筹划”在经历过1944年的军事和经济打击之后，最终也只能停留在纸面上了。

第五篇：中国军方推出《较量无声》背后的中美博弈

中国军方推出《较量无声》背后的中美博弈

日前，中国网络热传一部名为《较量无声》的影片。据没有获得媒体确认的消息称，这部影片由中国军方最高学府国防大学于2013年6月制作完成，此外还联合总政治部保卫部、总参谋部三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关系研究所联合推出。之后这部影片在中国网络上疯传，但是由于种种不便公布于众的原因，从2013年10月31日始，各大门户网站已对该视频删除屏蔽处理。笔者认为这一影片在网络上迅速蹿红，然后又迅速“消失”，体现了中国官方向外界表达的两个讯息——中国对美国遏制中国战略的担忧、对重返亚太政策的警惕；同时中国谋求在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时的灵活态度。

这个影片之所以在网上得到快速传播，并且有大批网民进行评论，是因为它的内容不论是从军事、政治和经济等角度去分析有着针砭时弊的观点，而且符合当下某些中国人的思想和观点。

笔者曾看过这部影片，它揭秘了美国颠覆中国的五条战线。1.政治渗透：千方百计影响我政治走向；2.文化渗透：企图改变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思想观念；3.思想渗透：依托舆论心战瓦解民众思想基础；4.组织渗透：培植代理人集团掩埋定时炸弹；5.政治干涉和社会渗透：培植反对力量扩大颠覆基础。此外，这部影片在某些观点上更是能激起很多国人的愤慨和共鸣，如“以政治转基因的方式谋求巧妙地支配中国，而不是简单地肢解中国，已成为美国战略精英的优先选项。”

在没有官方消息印证的情况下，这部影片在网上消失——内容被删帖或者视频被屏蔽。针对这种局面，不少网友叫好。有网友称：“它被某些人公开播放造势,，起到挑拨美中关系的效果。这构成中美两国面对的压力陡增，亦即所谓的负能量。”但也有网友对此屏蔽表示遗憾，认为，“《较量无声》是迄今最有分量、最有深度的公开形势分析视频，每个中国人都应认真看看。”

一部影片能引发网友的分裂，同时引起国内外高度关注，这件事本身就显得颇不寻常。从影片诞生、再到其从大众传媒上消失，其实反映出了两种范式的中美博弈。

首先，影片反映出中国内部，特别是军方某些部门对美国的高度警惕，这无疑与美国没有放弃“演变”中国有关，同时也和美国近些年“重返亚太”的战略有很大关系。

2010年美国高调宣称“重返亚太”，虽然奥巴马和美国高层多次声称是为了维护地区和平，但同时却增加在泰、菲、越等国的军事部署、幕后操纵钓鱼岛问题、提高南海问题的声调等。这一系列做法很容易让人与其剑指中国联系起来。

这部影片中的很多内容也非常符合当下中美关系的一些利益冲突，尤其是说到中美之间的网络战更让人与美国的全球窃听事件产生联想。

在此背景下，中国不得不警惕美国对中国的“遏制策略”，特别是中国军方更是必须紧密关注美国在亚太动向，以防国家利益受损。这其实也是这部影片能够被制作出来，并被广泛传播又获得共鸣的深层背景。它实际上凸显了中美博弈的“激烈性”，以及两国关系的“竞争性”。

这部影片很快在中国网络上销声匿迹又说明了另一个问题，体现了中美关系的另一面。即中国不希望把中美之间的利益冲突过于炒作，或者过度曝光。在笔者看来，此影片对美国对中国的冷战思维大规模渲染，似乎和目前中美关系的合作势头有所差异。自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访美期间首次公开提出中美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以来，中美关系进一步得到了加强。虽然有竞争，但是双方的合作也在进一步深入；在中国领导人的外交战略中，美国始终是最重要的一环。这种做法又表达了中美博弈的“缓和性”，以及两国关系的“合作性”。

实际上，笔者认为，中国确实需要一个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也至关重要。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和军事强国，如果中国与美国的关系闹僵，“冷战”局面再现的话，这不仅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且还会使周边安全日益严峻。比如，最近的天安门恐怖袭击事件，实际上就给中国的反恐战略敲响了警钟。今后和美国等国在反恐问题上的合作将是中国发展中不可超越的一个步骤。

因而，淡化《较量无声》体现的中美激烈博弈意识形态的色彩、减少两国过度竞争的报道、增加两国关系缓和的趋势分析、突出中美合作共赢的战略取向，是中国官方发展对美关系的题中之意。

无论《较量无声》影片是故意或者无意被炒作成一个公共事件，它所体现出来的中美博弈都是应该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