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要振兴首先要有一个坚定不移的目标

第一篇：一个民族要振兴首先要有一个坚定不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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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要振兴首先要有一个坚定不移的目标。十八大报告已经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即“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这既是一种政治宣言，更是一种对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说这一句话是要有豪情、激情和政治魄力的，言必信，行必果，说到就要做到。它表明中国已经走上复兴伟业的快车道，势不可挡。这样的趋势是打压不了，也围堵不了的，要想煽动“中国威胁论”，将中国妖魔化更是徒劳。对一些国家而言，唯一的前途就是接受并承认中国的崛起，与中国合作，不要挑衅中国的核心战略利益，否则，一旦中国崛起，连分享中国所创造的和平与发展“红利”的机会都会丧失，后悔都来不及了。

一个民族要复兴还要有骨气。求人不如求自己，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把中国发展起来，我们就会立于不败之地，谁也奈何不了我们。打铁还需自身硬，只要我们把党风廉政建设搞好，有一个科学发展的宏伟蓝图，就会凝聚民心民力。下一个十年，我们一定要下大力填补一些战略支柱产业的短板问题，尽快解决某些核心技术依赖于人的问题。就像毛泽东说的那样，“封锁吧，封锁一百年我们什么都有了”。这里，关键的关键是自主创新，对外开放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机会，但我们要“照着猫画出虎”，不必去沿袭别人的老路，也不必去和别人高比高、强比强，一切按照自己的需求、根据自己的国情，走自己的路。逐渐做到，人有我有，人有我优，最后做到我有人无，抢占战略制高点。

一个民族要复兴更要有一种胆气。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到要“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就要有一种无所畏惧的胆气，不怕鬼，不信邪，不为任何艰难险阻所折服。敢于打鬼天下无鬼，怯于打鬼到处是鬼。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包括复兴列祖列宗的尚武精神，更要弘扬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这种民族精神的历练，不是一朝一夕所能铸造的，必须从青少年抓起，从自己抓起，如果连单双杠都不敢上，连长跑都视为畏途，阴柔之气上升，阳刚之气下降，以这样的品德意志、以这样的体格魂魄何以担当重任？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未经磨难，难成大器。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从磨难到进步的历史，就是一部民族精神不断历练的历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太需要这种坚韧不拔、百折不挠、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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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一个民族一定要有主心骨》读后感

实际上，很难从一个简单的对话和采访中全面的体会到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尤其是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人用他16年时间和精力完成的作品的时候。但是当我阅读这篇短文的时候，却实实在在的引起了我的深思，震撼了我的灵魂。虽然，可能是由于年龄和阅历的原因，他的部分思想，我并不能完全赞同。但必须要承认的是，每一段对话都引人深思、发人深省，引发一个人对自己，对社会，对民族的责任心和责任感。

第一点，关于民族“富”与“强”和社会主流意识的思考。上世纪90年代初的社会状况，我没什么太深刻的记忆，而作者谈到的“富”和“强”是两个概念，支撑一个民族和一个人能够健康有力地发展下去，第一位的永远不是物质。说到这一点，我想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日本，日本人的谨慎是在世界上出了名的，每个人的行为都深怕影响到其他人。如果一个人感冒了，他在上地铁的时候会主动戴上口罩，在公交车上会自主关掉手机铃声，在日本的街道上没有垃圾桶，但是绝不会有人在地上乱扔东西。这是一种人影响人，人影响社会，社会反作用于人的结果，是一个民族积淀的结果。第二个是朝鲜，在我们的印象里，朝鲜是一个十分贫穷落后的国家，但是实际上，在上届世界杯上，朝鲜足球队的表现给全世界一个惊讶，他表现的绝不仅仅是一个球队，而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力量。可能他很贫穷，但是却绝不落后。我想，这就是精神力量的体现，有了这种力量，无往而不利，这是一种创造的精神，一种个人的责任意识。

另一方面，我认为富和强并不完全是两个概念，在哲学上我们学过，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二者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我们现在观察的欧洲，是一个发展了的欧洲，是一个经历了资本原始积累和工业经济发展后，物质生活大幅度发展的欧洲，而在中世纪的欧洲，那个骑士精神被尊崇和奉行的年代，个人的生活和表现并没有那么文明，甚至在饭桌上吐痰都是习以为常的。

因此，我认为，物质生活的发展并不是决定精神文明的决定因素，但是在经历一个阶段后，势必会产生影响。我和延明在聊天的时候就曾谈到过这个问题，仅举例的是国内部分大城市与绥化的区别，当大街上没有人吐痰，都养成了不随意乱扔垃圾的时候，你自己也会感到不好意思，实际上，这也就是习惯的养成的过程，一个物质影响人的过程。

社会的存在，就是人和人，一个人影响一个人，两个人，直至一群人。而对于我们现在的工作，我想我们会影响到更多的人，这就要求我们应该有更高的责任感，更高的表现意识，我们，应该做得更好。

关于社会主流意识，我认为是社会发展反作用于人的一种体现，我们经常在新闻中听到这样或那样的坏消息，很多事件的直接原因就是对社会的不满、对生活的不满，才导致了心理上的变化。党中央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减小贫富差距，减少社会不公，针对当前的社会现实作出的具体调整。

“什么是真正的穷和富，什么是快乐，什么是信仰，人活着到底怎样才有价值”，这是作者提出的一个问题，我想这也是需要我们每个人深入思考的问题，每个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目标都是不同的，但是如果最终的目标是一致的，所有人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那么社会的主流意识就是积极向上的，反之，如果每个人想到的仅限于自己的话，那么他的目光必然是狭窄的，他的心胸也必然是狭隘的，他做事的出发点也只会是局限于他的个人得失，这样的人，不会成为作者提到的社会上的精英。

第二点，关于“长征精神”和英雄主义的思考。说到长征精神，我想起一个故事，可能是不合时宜的，但是确实给了我很多启示。一个猎人带着猎狗去狩猎，追逐一只狐狸，狐狸在走投无路的时候，爬上了树。听故事的人问，狐狸是不好上树的，讲故事的人告诉他，是的，狐狸不会上树，但是他不得不上树。长征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成为了一个“不得不”的举措，在这样的形势下，人的精神力量会被放大发挥到极致。我举一个我们身边的例子，我想我们还记得，在汶川地震的时候，中心当时是处于所有采集的稿子和新闻全部作废，第二天一条没有的情况，我们“不得不”，这样的结果就是，第二天的新闻不仅全满，而且没有发完。当然，我们不能指望着每天都能有“不得不”的情况发生，我想我们每个人也都不希望有那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如果我们能坚持那样的工作状态，那样认真负责的精神投入工作的话，我想那绝对是另外一个形势。

再回过头来说长征精神，长征精神是一个民族意志力量凝结的体现，可以说是民族魂魄的结晶，是需要我们膜拜崇仰的力量，作者提到的四个瑞典年轻人，刨除民族，我想我们应该对他们的精神表示尊敬，而我们也应该做得更好。

另外，关于英雄主义，我一直想说的是，现在的社会环境，不适合英雄的养成，并不是社会上没有英雄，虽然我们也一直在呼唤英雄，一直呼吁着要树立榜样，但是结果往往是英雄落泪，社会冷漠。在近几年来，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可喜的变化，各大主流媒体对英雄事迹的报道加大了力度，尤其是在汶川地震之后。年轻人的思想，是未来社会、未来民族的思想，如何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意识，不仅仅是学校的责任，更是社会的责任，是每个人的责任，是一个民族未来的希望。

简单的想一想，一个经过了多年高等教育的人，可以称呼一个民族英雄为傻冒，这是悲哀的，也是民族精神的遗失，是值得每一个有思想、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深入思考的。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我说不清楚，但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身边人思想的影响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最后，作者提到了改革开放，这是一个世界公认的成就，是一个伟大的决策。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可喜的变化，我们都是这一决策的受益者。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确实带来了一些意识形态上的影响，但是现在正在逐步的回转，民族精神和社会主流意识正在回归正轨。我以前与老年人聊天时候常听他们谈起毛泽东时代的事情，他们提到的不仅仅是回忆，更多的是那时候的人们，那时候人们的思想，那种单纯的快乐。我想，经过一代人、或者几代人的努力，我们的民族会回到骄傲的最高点，找回那种单纯的快乐。

最后，借用作者的一句话，一句让我感触最深的一句话，祝福祖国、激励自己。

一个人，一个民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一定要有主心骨。主心骨从哪来？最重要的是从本民族的历史上来，以支撑自己能够坚强、乐观、永不言败地生活下去，也支撑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

第三篇：一个民族要有仰望星空的人

一个民族要有仰望星空的人 2010-07-03 15:17 不看此文，将是一个中国大学生的遗憾。

这篇追寻缺失的大学精神的文章，洞穿了美、日等国强大的真正原因，也为中国走向强盛开出了一剂良方。

真正的大学精神何在？

大学是人格养成之所，是人文精神的摇篮，是理性和良知的支撑。蔡元培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为囊括大典，网罗众学之学府。

按此标准，今天，大学需要反思。庸俗、功利、虚无侵蚀了大学学生及教员的思想。官僚本位、僵化学术机制以及对商业和技术的迷恋，让大学创造之源干涸。

有人说，中国的大学已失去了脊梁，泯灭了精神，只余下赤裸裸的追名逐利。更有人说，中国20多年来根本没有大学，有的只是一个“打工仔岗前培训机构”。

大学及大学精神的兴衰，关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此文网上可下载，《青年文摘》杂志也对其进行了部分转载）

一个民族需要关注天空的人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 姚国华

关注天空，还是关注脚下？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

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大学？我的回答是，百年中国的绝大多数时候，尤其是近20多年来，并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真正的大学是什么呢？我要讲远一点。

孔子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建立了一个学校，通过它普及了一种理论，世世代代传下来。公元前5世纪前后，世界上有几大文明各自形成自己的经典，把各自民族的文化用文字传承下来，于是全球进入了轴心时代。今天，西方人之所以强大———他们后来超过其他所有的文明古国，尤其在全球化时代，一种强大的力量逼迫着其他文明去改变自己，去迎合它，这种力量从哪里来的？是从大学来的。

越是文明的社会，越是需要有一批专业学者来构造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成为所有社会成员的文化认同。而这些有智慧的知识精英形成的共同体，就是大学。

这样的大学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西方最早在柏拉图时代，就建立一个叫Academy的东西，柏拉图的Academy要干什么呢？西方人认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并不是最重要的，它背后有一个抽象的能够用数学、用逻辑、用语言精确表达的Logos，按今天的话，一种规律、一种规则，那才是万物的根本。只要把握了这个Logos，把握了万物的规律，你就把握了万物。这种柏拉图的信念，也就是古希腊哲学的基本精神。

这与其他思想不同，尤其与中国人注重直觉与感性思维不同。中国的农业文化相信，我们的直觉、感悟，我们在人和对象之间建立一种生动的、感性的、直觉的关系，这是中国人的特色。而在柏拉图时代，他鼓励他的学生去寻找万物背后的逻辑、数学、几何学，从这些抽象的理念、概念里探索万物的和谐秩序和规律。柏拉图的这种智慧，传到亚里士多德，传到亚历山大时期的科学，传到罗马时代的法律，一直传到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

公元5世纪奥古斯丁的基督教第一次大综合，把基督教由一个光是信仰的宗教，变成了一个理性的宗教，一个讲道理的宗教。基督教越来越能够讲道理，讲究严格的理论推理，于是就有了最早的大学。两个月前，我去了西方第一所近代意义的大学，就是意大利的博罗尼亚大学。这所最古老的大学，有近一千年历史，还力图保持老样子，那些房子已经非常老旧了，实在撑不住，才搞一根水泥柱把它顶上，一些残垣断壁也都很好地保护在街上。这些大学干什么呢，要寻找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时赋予的规律、规则，一种抽象的道理，要寻找万物背后的Logos。

我们知道，邓小平的一个伟大智慧是“不争论”：学任何东西，看任何书都要管用，没用的东西就不要搞。读马列也要管用，否则干什么呢？争论多了妨碍行动，所以提倡不争论。深圳那个小渔村怎么富起来的？靠的就是“做”而不是“说”，说了就搞不成了，先做了再说，打点“擦边球”没关系。甚至连“擦边球”也说不上，完全放开，不然为什么叫特区呢？结果，今天中国人都默认，说的东西往往不能做，做的东西往往不能说；闷声发大财，这是最大的聪明。

但是西方学院文明恰恰相反，先是靠说，而且说的东西还不管用，说的是些什么呢？针尖上能站多少个天使；上帝把亚当身上一根肋骨变成了夏娃，那男人身上是不是会少了一根肋骨；秃头复活以后，在天堂里面长不长头发；上帝可不可以是女人的样子；亚当和夏娃不是娘肚子里生出来的，有没有肚脐眼。这些问题看起来无聊可笑透顶，在我们看来毫无意义，但它具有另一种意义，它确立了一个信念：万物背后都有一个根本的道理，而且这个道理是可以推理、可以寻找、可以证明、可以争出来的。越争论，真理就越明白。最早的大学就开始干这些事情，把道理搞清楚了，什么事情都能够朝有序化、理性化的方向发展。所以，西方精英们从一开始就相信，社会必须有一种超越任何个人意志，超越物质外表的一种道理、一种规则、一种规律、一种秩序，它虽然抽象，却严格遵守逻辑、数学与实证的规则。这就是希腊理性思维，这就是柏拉图的Academy留下来的精神，这就是现代大学精神。四大文明古国都是自然主义的文明，人们的生活完全依靠大地、天空，靠四季轮回、靠土地里面长出的东西来养活人，依靠自然生态的循环。

但是与柏拉图对应的希腊文明是另外一种文明。我两个月前去了希腊，这个地方在今天看来是不可能产生伟大文明的：山上光秃秃的，生态恶劣，水土容易流失。所以，希腊历史上经过几次反复，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总是几百年就不行了，可能都是这个原因。后来多利亚人崛起，当这块土地提供的粮食接近危险的极限时，他们受了腓尼基人贸易活动的影响，不再靠土地上的收获直接养活自己，而是靠航海、商业、还有手工业，与外部的生产分工和相互贸易来实现生活的供给。他们的山上能够种葡萄和橄榄，这两种作物不仅不造成水土流失，而且还能够保持水土，这两种作物不能当饭吃，但是可以酿成葡萄酒，榨出橄榄油，而他们又有非常好的航海条件。他们把葡萄酒和橄榄油拿去跟别人换，于是一种特殊的文明就产生了。

商人们航行在单调枯燥的海上，跟农民以感性的方式直接与大地接触不一样，他们看到的除了茫茫大海，就是太阳、月亮、星空，于是他们的天文学、几何学就很发达；商人总是盘算着数字比例关系，于是数学思维很发达，毕达哥拉斯主义就产生了；航海与贸易需要发达的手工业，而手工业制品通过商业推广又更加发达，手工业的发达导致了原子论的产生，机械唯物论的产生，导致了最初的分析式的自然科学的产生。

我们知道，今天西方人除了以科学作为改变世界的有力工具外，还有一个东

西用在处理人和人的关系上，这就是法律。中国人怎么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呢？通过面子，通过感情，通过人情关系，通过道德，最后通过权力来把握。而西方人主要通过法律，通过契约，通过社会公德，通过每一个人心中把握的客观尺度来约束所有人的行为。这种法理思维，跟自然科学思维如出一辙，相信所有个别事物之上，有一个抽象的规则、法则和规律在支配着一切，而且这种抽象的规则是能够以严格的逻辑和数学方式表达的。

今天西方人强大的奥妙，就是两个东西，一个科学，一个法律，都是从希腊哲学演变而来的。这两个东西看起来好象不一样，法律是管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律是管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的，但在西方语言中是一个东西，都叫Law。它们都是从柏拉图那里来的，相信万物背后有一个普遍的共性在起支配作用。这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只能用人的理性思维去把握。

大学就是柏拉图的那个Academy延续下来，到中世纪就是经院，近代就是University，执著追求万物背后的规则，相信道理越争论越明白。这种把求知当作最高追求的人生态度，几乎体现在每一位哲学家身上。

泰勒斯是代表希腊智慧的第一个人。他本是个商人，可是他不好好经商赚钱，老去探索一些没用事情，所以他很穷，有一点钱就去旅行花掉了。所以有人说哲学家是那些没用的人，赚不到钱的人。据说，泰勒斯有一年运用他的知识赚了一大笔钱，当然这个说法可能是杜撰的———他知道那一年雅典的橄榄会丰收，就租下全城所有榨橄榄的机器，乘机抬高垄断了价格，赚了一笔钱，以此来证明哲学家如果想赚，他是可以比别人赚得多的，但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有更乐于追求的东西。还有一个故事，一个晚上泰勒斯走在旷野上，抬头看着满天星斗，他预言第二天会下雨，正在他预言要下雨的时候，脚下一个坑，他掉进去了，差点摔死，别人把他救起来，他说谢谢你，你知道吗？明天会下雨啊！于是又成了一个笑话，哲学家是只知道天上的事情，却不知道脚下会发生的事情的人。两千年以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

谁都不代表真理

谁都不代表真理，老师也不一定有真理；真理高于一切，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去领悟真理。

亚里士多德说：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西方大学与中国大学有个很不同的地方，我们的书特地选择拉斐尔的《典雅学派》与《孔子讲学图》对比做封面，显示看出两种大学的区别。《雅典学派》是非常著名的一幅画，在梵帝冈博物馆里，画面所有的人都在一个大厅里面，没有地位等级，大家各自干各的事情，或是在相互交流，亚里斯多德与柏拉图平列走在一起，争论得面红耳赤。谁都不代表真理，老师也不一定有真理；真理高于一切，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去领悟真理。可是中国的大学呢，一定是老师在台上，老师显得很大、在中央，学生画得很小、在旁边；学生什么都不知道，一个个在问老师，老师什么都知道，他是发布真理的。这是中国的大学。

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吃喝玩乐中间，柴米油盐酱醋茶中间，生活在世俗生活中间，但是如果只有这个的话，这个民族是不可能拥有最高的文明。近代欧洲城市里，总有一个中心是Academy，或者是University，它们在整个社会当中起着核心作用、灵魂作用。所以一个成功的现代国家是不可想象没有大学先立起来的。

我的结论是，西方现代文明是城市运动和大学运动，现实操作和理想引领，两个东西的呼应才产生的。事实也是这样，文艺复兴之前就有博罗尼亚大学，法国的崛起有巴黎大学，英国的崛起有牛津剑桥，美国的崛起有哈佛。十九世纪初德国要崛起的时候，就有柏林大学。当时德国四分五裂，被拿破仑打得呜乎哀哉，割地、赔款、求和，穷得不能再穷，窝囊得不能再窝囊了。一位最有远见的人物是洪堡，他影响了普鲁士皇帝，相信民族崛起的关键是民族的精神崛起，而精神崛起的最高手段就是大学。洪堡成为内阁当中最重要的人，他建立了柏林大学，柏林大学的首任校长就是哲学家费希特。

中国20世纪最大的骄傲与不幸

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说中了要害，但怎样改变人心？——编者注），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与经济的改变。

美国之所以为美国，大家都知道，美国比拉丁美洲要富裕得多，今天仍是如日中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有所谓拉丁美洲现象，就是拉丁美洲被卡在一个无望的摆脱不了的陷阱里，为什么美国和拉丁美洲会有如此区别呢？因为拉丁美洲的开拓者就像我们深圳、海南的开拓者一样，只是去捞一把钱的人。其实当时中南美洲的条件比北美要好得多，北美连高级的印第安文明都没有，而中美和南美有辉煌的印加文明、阿兹特克文明，有玛雅文明。但什么导致了北美的强大呢？今天人们都知道北美最早移民是五月花号船上搭乘的103名清教徒，其实五月花到达北美时，那里已经有一千多移民了，可是所有美国历史书都从五月花开始写起的。为什么历史学家这样偏爱这103人呢？那是因为五月花上的人们的信仰，代表了美国精神的源头，形成了韦伯所谓资本主义的新教伦理。这些新教徒上岸后只有16年，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就建立了北美最早的大学，第二年以最大捐赠者名字命名为哈佛。由此看来，北美移民一开始就很特殊，其一，他们是清教徒，其二，他们建立了大学，这是美国今天这么强大的奥妙。清华大学著名学者秦晖也研究拉丁美洲和北美的区别，他认为美国之所以比南美优越，是因为有一个好的制度。我并不反对这种说法，但是我要强调，美国的制度八字还没一撇的时候，清教徒们一上岸就与伊比利亚人不同，他们只过了16年就建立了大学，160年后才建立了美国和美国宪法。你说文化重要还是制度重要？先有大学还是先有宪法？

今天以色列很强大，它建国只比新中国早一年，建国后第二天就开始打仗，它处在百倍的敌对人口包围之下，但今天几乎已经没有平级的对手了，没有一个国家敢主动向它挑战。凭什么以色列这么牛？因为以色列是有大学的，大学比什么都重要，在它还根本无法建国的时候，犹太智者就建立了希伯来大学，建校校长魏茨曼就是后来以色列的开国总统。希伯来大学比他们的国家还早25年。

再看看日本。这么一个小小岛国，自古笼罩在中国文化的阴影里面，可是今天它比中国强大。为什么它会有今天？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时，日本的水平远远不能与中国比，可是有一个关键人物叫福泽谕吉，今天日本钞票最大面额是一万日元，上面的那个头像既不是天皇，也不是任何政治军事人物，而只是一位只写了几本书，办了一份报纸，办了日本第一所大学的福泽谕吉，这样一个人成了现代日本民族的灵魂人物。他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与经济的改变。这三个方面的顺序，应该先是心灵，再是政治体制，最后才是经济。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表面上看是捷径，但最后是走不通的。近代日本基本上按福泽的路走的，它成功了。

同一时期的中国，却走了一条福泽谕吉预言走不通的路。最早打开国门就是搞洋务运动，搞经济建设，把西方的坚船利炮买过来，再开始造，然后才发现还

要政治体制变革。戊戌变法一百多天，一场闹剧结束了，甚至倒退。社会矛盾尖锐冲突，只好搞革命。辛亥革命以后，制度的除旧布新看起来已经没问题了，可是整个社会却陷入水深火热、军阀混战之中，打倒一个皇帝，出现无数个土皇帝。人们在绝望的时，才有梁启超发现日本人早尽睢睢铞这条路走不通，梁启超才倡议新民运动，这可以说成为中国的20世纪全新的开始。文化立国，教育立国，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中国或者说现代中国的真正开端。这个开端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就是蔡元培手下的北京大学变成了一所真正的大学。

蔡元培从德国回来，以柏林大学模式拿来治理北京大学，只几年时间就把它变成一所真正的大学，变成整个民族精神的摇篮，从而开创了中国的20世纪。对此，我们无论怎么高的赞美都不为过。蔡元培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真正伟大的一个人，甚至远远超过孙中山。蔡元培才是一个新时代的旗帜，虽然那个北大的崛起已经有点晚了，而且北大也没有办法按照蔡元培的理念发展多久，只有几年时间，整个国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新文化运动马上就变成了政治运动。

北大的新文化运动变成了政治运动之后，于是出现了一种妥协，这就是黄埔军校。我们知道，孙中山一生本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屡战还屡败，一事无成。后来，他以列宁主义模式，以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改组☆☆☆，建立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跟军阀不一样，军阀是为了地盘，为了直接利益打仗，而黄埔军校是为了一种民族主义信念而打仗，有了一个比升官发财，吃喝玩乐更高的理念，凝聚一个集体，形成一个组织，建立一种制度。蒋介石一生的权威，都来自于他是黄埔军校的校长。

所以，在中国没有大学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准大学，介于大学与军阀之间，这就是黄埔军校。

☆☆☆后来也是这样。毛泽东一生的奥妙都在延安，延安实际上就是一所军政大学校，当然也是一所准大学。毛泽东把共产主义理想变成了照耀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这么一种信仰，在这个意义上，☆☆☆倒更近似西方现代文明，所以☆☆☆很快就取得了政权，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迸发出巨大的力量。在这一点上，唯一能跟蔡元培相比拟的，把握中国最有力量人，第二个就是毛泽东了。毛泽东在延安那八年，深深地改变了中国。

八年抗战中在大后方组建的战时大学，以西南联大为代表，也包括当时的武汉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这五大名牌大学共同培育了抗战中一代民族精英。这是一些真正的大学，即使处在穷山恶水间，在漏雨的平房里，在破庙里，在茶馆里，却毋庸置疑地构成世界上最一流的大学。

在破庙里，在最简陋房子里的西南联大就是世界一流的大学。国民政府无论多么☆☆☆但在抗战八年间，它把仅次于军费的第二大财政开支放在教育上面，比政府的行政费用都高。这是什么概念呢？国家都要完蛋了，大学还能办吗？当时有很多人说，大学就不要办了，年轻人还呆在学校干什么？赶紧打仗去，救国家去。如果说要办大学的话，那也是化学系教造火药，物理系教造枪炮，力学系教造桥梁，外语系就培养翻译官，哲学系就培养政治教官吧。可是，当时蒋介石居然听从了少数人的意见，大学该怎么办还怎么办，在整个抗战时期，大学不仅没有萎缩，而且人数成倍增加，大批年轻人跑到大后方去上大学，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尽管蒋没有得到好处，大都被新政权收过来了，但他们造成了新中国之后的辉煌。

我可以下一个结论，中国20世纪所有的骄傲，都归结到中国能够在最绝望的时候，有很少的一些中国人，他们能够办起几所大学或准大学，支撑起整个民

族的文化。中国20世纪最大的骄傲都归结于北大、黄埔、延安，以及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战时大学。而中国20世纪所有的不幸，所有的悲哀，所有的愚蠢，就在于在平常时期几乎完全没有真正的大学，没有完整人格的修养所，只有人才培训机构，只有培养工具，培养听话的螺丝钉的地方。

内心的崛起

我们能做的只有自己内心的崛起，现实中没有真正的大学，但我们可以做一个真正的大学生，在自己的心灵中，在自己行动中，营造健全的大学生活。

如今，在我们中国一切都要有用的，大学也要有用的，所有的专业都要有用的，连人都要有用。可是，真正的大学是没有用的，因为大学是培养人的，人不是要为人所用工具，人本身就是目的。用俗气一点的话说，人是老板，人不是人才，不是打工仔。我说的老板，是自己知道该怎么做，而且能够指导别人怎么做的人。中国没有老板，有老板也是跟着别人跑的，最终来说仍然是人家的打工仔。所以中国今天没有在世界舞台上呼风唤雨的人物，没有领先的潮流的领域、品牌、标准。我们用尽了资源，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环境破坏，更大的破坏是人心灵的瓦解，内心世界自信心和创造力的完全丧失，只有依附于外部智慧，去换取满足欲望膨胀所需要的消费资料，换取GDP数字的增长。

这种接轨所造成的对西方依赖的程度是惊人的。中国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在西方卖高价钱，在欧美，中国人在面对西方人是抬不起头的，因为中国制造是低劣的代名词，你做得再好，再漂亮，你也只能卖到别人价格的一个零头。

中国必须改变这条道路，必须要有自己的大脑，自己的智慧，要有自己真正的大学。未来中国的唯一出路是文化立国。世界上所有成功的现代国家都是文化立国的，在日本早就有文化立国，韩国都有文化立国。但中国大陆，这个声音还传不开来，因为无数蠢货占着舞台。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都熟悉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路。过了N年以后，终于有一批知识分子出来说，制度建设也是关键，制度建设比经济建设更重要。然而，中国人却无法能够接受内心深处的改变，而这是一切问题的真正关键。

所以，我说中华民族的崛起取决于大学的崛起，而今天中国大学的崛起还相当遥远。怎么办，我们能做的只有自己内心的崛起，现实中没有真正的大学，但我们可以做一个真正的大学生，在自己的心灵中，在自己行动中，营造健全的大学生活。真正的大学不在高楼大厦，不在权威讲坛，不在那些嚣张的东西，就在每个灵魂的生命里，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就是超越的对话与交流，形成一种学术氛围，一步一步蔓延，把越来越多的人包裹在其中，真正的大学就形成了，很快就会变成了一场文化运动，就会有一批真正有智慧的精英起来，整个国家就有了希望。

第四篇：一个民族的信仰

一个民族的信仰——《风声》观后感

土木工程学院 给排水专业三班 周杰 学号：20080130330

《风声》讲的是一个去死，不顾一切地去死的故事，是重新唤起人们民族信仰和爱国热情的饕餮大餐。看完这部影片，我的内心突然涌动出很多的澎湃——在这个现实而又物质的社会里，它让我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激情，由社会责任感以及历史使命感所冲击出来的激情。它也让我深深的体悟到了一种爱国的情怀，但在这部电影中，我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力量，信仰的力量。

在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年代里，总会有那么一些人，像“顾晓梦”这样的人，他们所做的事情，所付出的鲜血和代价往往终其一生都不会得到回报，他们不会获得任何金钱等物质的利益，不会获得任何权势等虚荣的享受，也不可能拥有属于他们的军功章。但是无数的先辈们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同胞仍然选择了前仆后继，万死莫辞。究竟是什么驱动着他们，究竟是什么让他们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来坚守心中的理想，其实晓梦早已告诉我们答案，是信仰，信仰的力量支撑着他们。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里，因为有了信仰，他们能够始终坚守着自己的理想；因为有了信仰，他们可以在黑暗之中看到曙光；因为有了信仰，他们可以在地狱之中找到天堂；因为有了信仰，他们能够始终相信自己的选择。

就像顾晓梦最后的摩斯码——“我身在炼狱留下这份记录，是希望家人和玉姐原谅我此刻的决定，但我坚信，你们终会明白我的心情，我亲爱的人，我对你们如此无情，只因为民族已到存亡之际，我辈只能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我的肉体即将陨灭，灵魂却将与你们同在，敌人不会了解，老鬼，老枪，不是个人，而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

一个民族只有拥有了信仰，才能让这个民族度过千难万险，克服万重考验；才能让这个民族有尊严的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永垂不朽。

信仰啊信仰！那么，信仰到底是什么？

信仰是一种情怀，是心中永不改变的坚持。信仰是一种激励与鼓舞的力量，是战胜一切的力量。信仰是自己一生见不到光明，但却为了别人能见到而付出生命。信仰，无须解释，像暗号一般，只要一脱口，就有人懂得，就能为此去死。信仰的“这个对象不是别的，正是第一真谛。”第一真谛(the First Truth)，很多人将它理解为第一真理。其实truth并非真理的意思。它的意思是真的存在，即真实存在者[1]。

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五千多年历史的光辉民族。纵观古今，我们民族的信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又是以怎样的形式和事实表现的呢？

中国古人，自孔子开始树立尧舜权威，后来《老》《庄》便开始对这些神圣权威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汉代儒者重新树立起权威，以尧舜、孔子为神圣，以六经为经典。魏晋学者接着予以抨击，以为仁义是腐臭，六经是糟粕。早期佛教以释迦牟尼为权威，以其言说为经典。隋唐佛教重新评价权威，禅宗更是主张，逢佛杀佛，视权威、偶像如粪土。宋明理学重塑儒家形象[2]。历史的轨迹总是寻遍不一样的道路，不管在中华民族的千年历史上，信仰凭着何种形态，以什么样的角色在历史舞台上演变和书写过，也虽然它是那样的变换不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由于这些各种各样的信仰，使中华民族在世界史上能够如此多彩和夺目，如此璀璨和耀眼。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中华民族的信仰更如一颗光芒万丈的明珠，指引和激励着中华儿女为中华复兴、崛起而牺牲，而奋斗。

在那些无法遗忘的历史耻辱中，我们需要铭记住：

1840-1842，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朝对英国，签订《南京条约》，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1856-1860，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朝对英法，签订《北京条约》，这之后清朝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标志清朝中央政府开始半殖民地化。这期间，沙俄强占中国西北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

1884-1885，中法战争，签订《中法新约》，列强获得了从缅甸等地近进入西藏的通路。

1894-1985，甲午中日战争，签订《马关条约》，中国丧失了对朝鲜的宗主权，巨额的战争赔款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签订《辛丑条约》，中国完全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在清政府无能、卖国、丧失尊严的苟且偷生的时候，热血的中华儿女们，没有丧失自己的信仰——拯救中华，打败列强，复兴中华。这是他们的信仰，也是他们的使命。正是由于怀着这样坚定地信仰和信念，才让他们冲破层层阻挠，义无反顾。

1839年林则徐虎门销烟，标志着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开始；边疆地区新危机时，左宗棠收复除伊犁以外的整个新疆 ；中法战争中，刘铭传在台湾地区击退法国侵略者，冯子材领导镇南关大捷；甲午中日战争期中，邓世昌、黄海英勇战斗，与舰同沉 ；

1841年，广州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 ；1851——1864年，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运动——太平天国运动 ；1899——1900年，反帝爱国的农民运动——义和团运动 ；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政治探索——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戊戌变法；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探索——由下而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 ；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探索——一场空前的思想大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列主义指导下，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

这些震撼又血淋淋得史实郑重地告诉我们，一个民族信仰的力量有多强大！信仰啊信仰！

而在新中国成立和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60年里，岁月令山河巨变，每一个中华儿女都拥有建设国家的万丈激情和对祖国无限的忠诚和坚定的信念。

在这样的和平年代，我们信仰共产主义！我们信仰社会主义特色社会！我们信仰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我们党长期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结晶[3]。

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永恒主题。人类社会的发展既需要正确的发展规范、协调和引导，同时也不断催生新的发展理论。诚如邓小平早就指出的：“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剧烈。而在这样激烈的竞争压力环境下，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开辟出一条光明而宽阔的新的道路。我们相信特色社会主义，我们相信一切能够胜利，是因为共产主义是我们唯一的信仰！而一个民族的信仰又是这个民族进步和奋发的所有源泉、动力和精神力量！

参考文献:

[1] Thomas，Basic Writings of Saint Thomas Aquinas，Volume One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q．3a．4。

[2]沈顺福.论信仰的本质.山东： 东岳论丛，Mar．2009 V01．30 No．3(1):35—42。

[3] 汤晖，万顺福，王兰.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成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01．36，No．1，January，2009。

第五篇：向一个目标前进

向一个目标前进

崔槐树学校王民强

《西游记》中的唐僧带领徒弟历经千辛万苦，最终取得了真经。他们靠的是什么？我认为他们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在学校管理中目标也很重要，对于学校，教育质量当然是首位，是家长的第一需要。因此学校首先必须抓质量。2005年我被调到新安屯学校担任校长，当时学校成绩在中心校后几名，群众反映强烈。我以成绩为唯一目标，三年时间教学成绩名列中心校第二名。2009年我调到崔槐树学校，当时情况和新安屯学校差不多，我依然以教学成绩为唯一目标，目前，我校的成绩名列中心校第一。目标好制定，但实现并不容易。我为了目标能够实现，却是下了不小的功夫。

一、班子带头干。有人把校长分为三等：一等是自己不干大家努力干；二等是自己和大家一起干；三等是自己干而大家不干。我做不了一等校长，因为我没有那个能力。我当上校长后，第一件事是组建一个能吃苦在前的领导班子，分析学校的每一位教师有什么特长，教哪一个年级哪一科最好，实现教师优化组合。最后班子人员不搞特殊化，和其他教师担同样多的课，我主动担任六年级的语文课，人手不够还得担英语课，干学校最重的工作。分课是小学校最头疼的事，也是最容易造成教师与校长的矛盾。我带头干重活，教师们没有什么说的。我不会批评人，只会第一个到校，最后一个离校，和老师们一起工作。

二、优先为教师着想。学期末，我会根据我的记录和观察和班子成员共同商议教师的工作，不管在考核上还是评先上，都先考虑教师，尽量做到公平公正，做到赏罚分明。而我自从任校长后很少有奖项，把机会让给大家，并帮助他们提高教学水平。

三、创造和和谐的校园。“亲其师，信其道”这句话对校长和教职工的关系而言道理是一样的。我经常和教师们交流，使他们为朋友，不断换位思考，以忠诚宽厚的态度去对待他人，以自己的关心热爱去感召他人，处处想着教师，把教师的困难当做自己的困难。积极的协调教师们之间的关系，让学校成为一个和谐的大家庭。

四、营造一个好的教学环境。我首先教育本校教师要一切为了学生，依法治学，并和村委密切配合，村委利用广播宣传学校的教育情况，家长对学校有了充分的了解，学校不再出现以前家长闹事的情况，教师有了一个安全的教学环境，安心坐下来工作了。

班子带头干，赏罚分明，教师间和睦，学校形成了一个合力，有了一个共同目标：提高教学成绩。

目前，我们学校准备向下一个目标推进：运用多媒体教学，进一步提高教学质；丰富校园班级文化，提高学校品味。我想：我们的目标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实现，我们还会向更高的目标前进！

向一个目标前进

崔槐树学校王民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