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史话》读后感

第一篇：《金融史话》读后感

读《金融史话》有感

——11金融3班 徐瑞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度，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追寻、创造的脚步。无论是长沙马王堆，还是敦煌莫高窟，或是青铜、唐三彩、故宫等等，它们无一不向世人展示了中华五千年的魅力与绚烂。这是一份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珍视。

然而，历史不会永远眷恋一个民族。当中国步入近代之时，西方列强用洋枪洋炮强行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曾经雄踞世界发展高峰多年的古老中国，突然从巅峰跌落。1840年鸦片战争的打响，迫使清帝国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醒来，从此中国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国大量白银外流，更使中国一步步丧失了领土主权。国库亏空，民不聊生，清帝国已成为列强压榨中国百姓的工具。穷苦的中国人民啊，俨然一具具待宰的羔羊！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甘屈服的中国人开始了救国救民、富国图强的抗争之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终于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道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古老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摆脱了仍人宰割的屈辱历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可以忘记仇恨，但不要忘记历史，每一位中华儿女应当了解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应当牢记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屈辱。

《金融史话》（《A Brief History of Finance in China》，陈争平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从金融业的角度描写了从鸦片战争前期至解放战争结束，新中国成立期间的金融史。读完全书，我们可以发现，生活中无处不存在着金融学问题，无论是吃饭、出行或者住宿，无一不需要货币的参与，而货币却与金融息息相关。

明清时代，自然经济虽然仍占据统治地位，但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已经越来越发达，市场经济萌芽也开始发展起来，清王朝统一中国以后，统治者采取了减轻赋税、兴修水利等措施，使社会生产力从长期战争破坏下，逐渐走上恢复和发展的道路，各地区之间经济联系不断加强，国内市场不断扩大，商品经济因素比以前有了很大发展。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的不断增大使得多种形式的金融组织也不断发展壮大。试想，假如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金融业将按自己的轨迹不断壮大，并在中国商品经济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然而，这也终究成为试想而已。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响，西方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迫使中国打开市场经济的大门，降低关税，赔偿战款，并在通商口岸设立了一系列外资银行。从此，外国金融势力逐步渗透，并在贷放借款资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西北回民起义等过程中，加深了和清政府的勾结。另一方面，清政府为了赔偿战款，不断加重对人民的剥削，滥发货币，造成物价不断攀升。1866年，由于世界棉花市场的波动，外国银行和洋行的操纵，及银钱业商人投机活动等的影响，出现了一次较大的金融风潮。其后，由于1833年再次出现金融危机。期间，外国银元大量流入中国，既助长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与掠夺，又使旧中国本已繁杂的通货变得更加复杂。但在另一方面，外国银元的流入，也促进了中国的币值改革。

在激烈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中，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结束了封建王朝在中国的统治，于次年建立了中华民国。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窃取了民国政权。民国初年，外国金融资本垄断对华贷款。袁世凯复辟未成身先死，大中国又陷入军阀混战。这段时代中，政府不断超发纸币，物价飞涨，社会上频繁出现金融恐慌。

1927~1937年，即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建立南京国民党政府到抗日战争爆发前这一时期，虽然只有十年，但在金融史上却有翻天覆地的变换。在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

后，用政治力量胁迫、改组等手段，削弱商办金融资本地位，建立“四行两局”官僚资本金融体系，为国民党政府进一步垄断全国金融和经济奠定了基础。废两改元、法币改革，实现了以往历届政府屡经拟议而未能实现的币值改革。然而，国民党为了满足自己的政治扩张和军事需求，不断加借外债，加印法币。其间，上海作为全国金融中心的地位已完全确立，在远东也是数一数二的金融重镇。苏区革命根据地在这十年间也逐步建立自己的银行体系，发现苏区货币，抵抗蒋发动的围剿，直至开始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1937年，全面侵华。中国沿海富庶地带被日军控制，国民党政府退居西部，同时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为了发展生产、稳定物价，开展对敌货币战争，发型边币、抗币等。中国金融进入抗战时期，国统区一再出现发钞与物价赛跑的局面，国民党内部腐败等问题层出不穷。根据地银行为稳定物价，压缩经费，动员人民节约储蓄，打击法币黑市，并发展大生产运动，发放农业贷款。

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着手准备内战，国民党政府财政赤字不断加大，他们企图用滥发货币来弥补，却使通货极具膨胀。另一方面，解放区不断扩大并联成一片，新民主义金融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占据统治地位，民间金融业逐渐走向末路,外国银行开始逐步从中国撤离。1949年除西藏、台湾，全国均获得解放，形成人民币的统一市场，中国大陆迎来了币值真正的统一时代。

读完全书，我们可以对中国近代金融史的发展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明白其中一些浅显易懂却十分受用的金融知识，而个中究竟仍待我们去细细探索一番。

第二篇：金融史话[范文]

金融史话

中国农村信用社六十年回眸

转自《中国金融》

历史的脚步匆匆，伴随着一部波澜壮阔的改革交响曲，我们迎来了共和国的60华诞。斗转星移，农村信用社也走过了60个春秋，不仅见证了中国农村金融的历史性变革，也见证了中国农村经济在改革中取得的伟大成就。农村信用社60年的发展经历，尤其是30年的改革经历，将成为中国农村金融史上一份宝贵的财富。

追忆峥嵘岁月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共同纲领》，提出“鼓励和扶助广大劳动人民根据自愿原则，发展合作事业。在城镇中和乡村中组织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和运输合作社”。1949年11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颁布《合作社信用部今后推进办法》和《信用合作社组织试验工作大纲》。在此推动下，信用社在广大农村开始建立起来。

1951年5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第一次全国农村金融工作会议上，作出了“全面开展农村金融工作，大力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决定，颁发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章程准则（草案）》、《农村信用互助小组公约（草案）》，对推动信用社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此后，有些地方在生产互助组的基础上建立信用互助组再过渡到信用社；有些地方在试点的基础上成立信用社；也有些地方在供销合作社内设立信用部。是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作出了“今后信用合作社工作由银行负责领导及组织推动责任”的决定。值此，信用社工作全部由银行负责与管理。1954年，地方各级政府和同级人民银行相继成立了信用合作管理机构，开展信用社骨干培训，为信用社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1955年1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颁布《农村信用合作社章程（草案）》，规定：信用合作社是劳动群众根据自愿原则组织起来的资金互助组织，其任务是在中国农业银行的指导与监督下，举办储蓄、存款、发放低利贷款，为农村生产服务，扶持农业（渔、牧）、手工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发展，与高利贷作经济斗争。是年3月，信用社由农业银行负责领导与管理。1957年，农业银行并入人民银行后，信用社又归属人民银行领导与管理。1957年底，全国共有信用社88368个。

1958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适应人民公社化的形势改进农村财贸管理体制的决定》颁发后，信用社与银行营业所合并组成人民公社信用部，下放给人民公社领导与管理。1959年4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农村人民公社信贷管理工作的决定》，把下放到人民公社的营业所收回，将信用社的经营管理权下放到生产大队，按生产大队设立信用分部。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下发后，人民公社将信用部、分部撤并为信用社。1962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农村信用合作社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确定了信用社组织的独立地位，明确信用社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干部配备管理接受当地党委领导，业务上接受人民银行领导。1963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建立中国农业银行统一管理国家支援农业资金的决定》，具体任务包括：领导农村信用合作社吸收农村闲散资金，发放贷款，帮助贫下中农解决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困难。此后，各级农业银行设定或明确专门机构管理信用社工作。是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整顿信用社打击高利贷的报告》，各地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了信用社整顿工作。1965年11月，根据国务院精

减机构的部署，农业银行与人民银行再次合并，人民银行又恢复了对信用社的领导和管理。1969年1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有贫下中农管理的信用社”调查报告，是月，人行总行召开座谈会，提出信用社工作坚持革命委员会一元化领导，由贫下中农管理。此后，有些地方成立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指派贫下中农代表进驻信用社；有些地方人民银行与财税局合并成立“革命委员会财金科”，基层财金所与信用社实行统一领导，合署办公。1974年，人民银行与财政、税务分开，银行营业所、信用社与财金所分设。是年6月1日，人行总行召开全国农村金融工作座谈会，认为人民公社领导下的贫下中农管理组织只是信用社的权利机关，不是执行机构。信用社由贫下中农组织管理的模式开始转向。1977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信用合作社工作条例》，明确信用社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金融组织，又是国家银行在农村的基层机构。值此，信用社又回归人民银行领导与管理。

迎来改革春风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信用社的改革开始前行。1979年2月，国务院在恢复中国农业银行的通知中规定：农村信用社既是集体所有制的合作金融组织，又是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这次改革一是确立了农业银行对信用社领导和管理的体制，二是明确了信用社“合作金融组织”的改革方向。

1982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颁发了《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对信用社的改革提出了具体要求。1983年2月1日，农业银行总行印发《关于改革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的试点意见》，在全国8755个信用社中开展改革试点。1984年8月6日，国务院批转《中国农业银行关于改革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的报告》，提出信用社管理体制必须抓紧进行改革。要通过改革，恢复和加强信用社的“三性”，在国家方针政策指导下，实行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经过循序渐进的改革，信用社恢复了社员代表大会和理事会、监事会制度，在加强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经营管理的同时，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广泛开展增资扩股工作，特别是县联社及其内部机构的设立，信用社自我发展的意识显著增强。

1990年，针对当时个别地方撤销县联社和安徽省望江县将信用社下放到乡镇管理的做法，农业银行总行在庐山召开信用社改革工作座谈会，分析和评价了10年来信用社改革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明确了信用社今后改革的重点。此间，与会领导亲自征求意见，某信用社主任妙语直言：信用社有多大？它的法人地位与农总行一样大!信用社有多小？它的一切工作接受农总行最基层营业所的领导!惊人的话语让与会的高层领导对信用社改革的核心问题步入了深深的沉思。在这次会议的推动下，1990年10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颁布《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暂行规定》，提出“农村信用社由中国人民银行委托中国农业银行领导和管理”，并对信用社的机构、业务等8项管理作出了具体规定，同时提出农业银行对信用社的管理主要通过县联社实现，县联社具体负责对信用社的日常管理。1991年7月29日，农业银行总行依据《暂行规定》印发了《实施细则》，制订了县级农业银行对信用社实行政策领导和业务指导的范围，明确了县联社在县级农业银行领导下的工作职责。

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颁发《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作出了先将县联社从中国农业银行中独立出来，办成信用社联合组织，在县联社的基础上，有步骤地组建农村合作银行的决定。由此，全国信用社自成管理体制的迫切愿望与日俱增。为稳定农村金融秩序，保证改革稳妥有序进行，人民银行总行、农业银行总行于1993年12月24日和1994年2月23日联合下发了两个明传电报，强调农村金融改革要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由人、农两总行统一部署、稳步进行。重大改革都要经过试点，在改革方案未正式下达之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自作主张，擅自行动。但改革的潮流依然在向前推进。

1996年8月22日，国务院颁发《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的步骤是：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对其业务管理和金融监管分别由农村信用社县联社

和中国人民银行承担，然后按合作制原则加以规范。同时，国务院成立了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小组和办公室，地方各级政府相继成立了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具体协调改革中各方面的关系，负责改革过渡时期对信用社和县联社的领导、管理、协调、服务。国务院的这一重大决策，使信用社的管理体制改革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1996年后，全国5万多个信用社和2400多个县联社与中国农业银行顺利“脱钩”。

加快改革进程

1997年2月，国务院部际协调小组和人行总行召开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就信用社按合作制原则改革，人民银行加强监督，组织行业自律组织等工作进行了部署。1997年6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要求坚定不移地把信用社办成合作金融组织，按合作制原则改革信用社管理体制，完善和加强县联社建设，加强人民银行对信用社的监督管理。由此，人行总行成立了农村合作金融监管局，各分、支行成立了农村合作金融监管机构，专门承担对信用社的金融监管工作。

1998年12月2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整顿规范管理工作的意见》，确立了信用社要坚持为农业、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宗旨；要求对信用社开展清产核资、规范改造、强化管理、化解风险、加强监管和组建行业自律组织；提出逐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符合农村经济发展需要的信用社管理新体制。通过这次整顿规范，信用社在制度建设、摸清家底、增资扩股、化解风险、转换机制、业务发展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1999年4月1日，人行总行召开全国农村信用社工作会议，提出根据需要逐步组建地（市）级联社，承担行业管理和服务职能；在全国各省（区、市）建立信用合作协会，对信用社提供联络、指导、协调、咨询、培训等方面的服务。是年，全国首家省级行业协会——黑龙江信用合作协会、全国首家省级联社——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相继成立。

2000年4月，朱镕基总理视察江苏，作出了“要进一步明确农村信用社的经营宗旨，坚持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服务的方向。必须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要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在农村金融中的主力军和联系农民的纽带作用”等系列重要指示。2000年7月15日，国务院批准在江苏省进行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改革的重点：一是信用社实行以县（市）为单位统一法人；二是在县（市）联社入股的基础上组建省联社；三是切实化解历史包袱和深化经营机制转换；四是理顺与地方党政关系并成立县联社党委。

2000年末，江苏省各县（市）完成统一法人工作；2001年9月，江苏省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成立；2001年11月和12月，全国首批由农村信用社改制组建的农商行——张家港、常熟、江阴农村商业银行相继成立；2002年6月，江苏省各级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移交工作，省联社开始履行行业管理职能。

推进产权改革

2003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做好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提出农村信用社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总体要求是明晰产权关系，强化约束机制，增强服务功能，国家适当扶持，地方政府负责。2003年6月27日，国务院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是年8月1日，国务院确定8个省（市）为改革试点。由此，以产权制度和管理体制改革为核心的信用社改革试点正式启动。2003年9月，根据《试点方案》精神，人行总行印发了《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专项中央银行票据操作办法》和《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专项借款办法》；银监会印发了《农村商业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农村合作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农村信用社以县（市）为单位统一法人工作指导意见》和《农村信用社省（自治区、直辖市）联合社管理暂行规定》。通过上述一系列改革配套政策、措施的跟进，信用社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迈上了新的台阶。2003年10月1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信用社要“通过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把农村信用社改造成为农村社区服务的地方性金融企业”。

2004年8月17日，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的意见》，将信用社改革试点的范围扩大21个省（区、市），并提出：一是以法人为单位改革信用社产权制度，区别各类情况，确定不同产权形式；二是改革信用社管理体制；三是转换信用社经营机制等工作重点。通过扩大改革范围，2005年6月30日，全国第一家省级农村合作行——天津农村合作银行成立；是年8月25日全国第一家省级农商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成立；是年12月26日，全国性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自律组织——中国银行业协会农村合作金融工作委员会成立。

自2001年11月28日张家港农商行成为全国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改革的先行者之后，全国各地多种形式的产权制度改革异彩纷呈。2006年7月11日，荷兰合作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入股杭州联合农村合作银行，这是外资金融机构首次投资中国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2007年7月1日，江苏苏南的东吴、常熟农商行分别战略入股苏北的泗洪农合行、启东县联社，成为全国农村信用社系统引入境内战略投资者的首次尝试。2007年11月1日，张家港农商行获得中国银监会出具的首份同意农商行上市的监管报告。2007年12月29日，由3家县级联社（农合行）改制重组、引入境外金融机构及15家企业共同发起设立的天津滨海农商行揭牌。2008年4月1日，浙江鄞州农合行作为第一大股东对安徽黔县农合行投资，开创了全国农村信用社系统之间跨省投资的先河。2008年6月29日，重庆农商行挂牌，成为全国首家由省级联社改制而成的省级农商行。2008年9月12日，天津滨海农商行喀什市支行开业，这是全国农村信用社系统首家跨省区设立的分支机构。2008年12月21日，宁夏黄河农商行挂牌开业，成为全国农村信用社系统首家省级金融控股公司。

第三篇：三国史话读后感

三国史话读后感

吕先生的三国史话是一本通俗读物，说是給当时的初中生科普用的，半言半白。凭以前刻板印象，这些饱读诗书的老夫子都是因循守旧之辈，可吕先生的这本书，意义深邃，思想开明，思维开阔，60多年前的观点，至今依旧鲜活，言之有物，言之有理。书一点也不厚，但里面提到的那些事、那些人、那些观点，对我来说已是困难，我的读后感目前来说只有两点：为曹操辩诬，读史的一些方法。

我们估量一个人懂不懂历史，往往以知道、记得史事的多少为标准，这自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过去的史事，总要今人细心去体会才会觉得有意义、有用处。光以记得多少来衡量，实也不能算懂得历史。阅读这本书，可以体会史家“说史”与演义体历史小说大不相同。

吕先生否定了《三国演义》中的一些经不起推敲的事情和说法。他说：《演义》的前身是说书，总不过迎合社会的心理，而且一种见解，不是和大多数人的心理相合，也决不会流行到如此之广，所以对魏武帝的不正当批评，我们只能认为是社会的程度低下，不足以认识英雄。

吕思勉先生替曹操辩诬，重新给予极高的评价。“魏武帝的不肯有失臣节，我们看他己亥令之所言，勤勤恳恳，至于如此，就可见得他社会性的深厚了。”“历来的英雄，从没有如此坦白的。天下惟心地光明的人，说话能够坦白。”“公忠体国的文臣，舍死忘生的武士”“两汉之世，正是封建主义的尾声，得这两位大人物（另一位指诸葛孔明）以结束封建时代，真是封建时代的光荣了。”

吕先生的辩诬是否完全合理，评价是否过高，我不敢妄论。倒是吕先生的文章映出我对历史的无知。这将激励我以后的日子用心学习，充实自己。我也通过吕先生的的书了解到了三国演义与真正史书的不同。吕先生研究问题的态度和方法将会给我以后的学习以极有益的借鉴和帮助。为我的高中的历史学习上了第一课。

高一（5）郭启欣

第四篇：量子物理史话读后感

量子物理史话读后感

真是太棒了，从泡利不相容原理开始，薛定鄂方程、测不准原理，这些名字原来在脑子里始终都是一个模糊的存在。一直以来，我都对这些名词充满着敬畏。波粒二象性是高中物理就接触的，只是彼时我只是强行记下概念，反正考试不考你如何理解波粒二象性，呵呵，话说回来，真的要考，不知要死多少人……而普通的大学物理，记忆中是不涉及量子力学的。我知道这些个名词纯粹出于好奇，从一些科普读物上看到的。不过，显然没有读懂，嗯嗯，这应该是那些书写得不够好，一定是的！嗯，现在我开始企盼这家伙写个相对论简史了。从刚刚接触物理开始，我便认定这门自然科学与哲学有着神秘的联系。当然那时候是不懂这么说的，只是模糊的觉得这世界所有的事物，一定服从某种最高律的安排，简单而又完美，且具有说服力。让你觉得：啊，这件事情原来是这样子的啊，真是棒极了！所以在日后的每一次物理学习中，我都试图寻求公式背后的实际意义并获得成功，直到波粒二象性为止。

所以今晚的感觉很兴奋，或许和多年前的那次深夜看文得知不败的魔术师并没有随着腐朽的同盟一起死去时的感觉一样好。以至于要写下这种感觉。

这本书对于那些对物理有兴趣人来说，是一本不错的书。当然，也只能说是一本不错的书了。首先它能够把一部量子物理学史从头至尾缓缓道来而不让人产生把书撕烂抛诸脑后的想法（很多人对于高中物理学和大学物理学教材都有这样的仇恨），并且是凭借自己的兴趣接触一门确实不太容易弄懂的科学。对于历史的叙述确实有助于阅读，更加出彩的是那些集中讨论的和主线无关的小专题，这些足以让这本书成为一本好书。但是，不得不提的是作者的感情有时候放出的过于波涛澎湃以致于让人觉得一向流畅的行文突然被莫名其妙的情感流拦腰截断然后得耐着性子等这一股洪水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过去了之后才能继续使用理性思维。这是全书最大的败笔。有时候，在一本旨在让人得到更多科学和理论知识的书中加入泛滥的情绪化词语，确实不是一个传播知识的作者所应该采用的技法，即使他是为了文章看起来更加通俗。至少我觉得，科学的传播还是带有神圣光环的，无论何时何地。当然，在很多地方的适当的抒情确实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让人汹涌澎湃就要跳将起来飞身奔出门外开始无尽的呼喊，这是得到了知识和伟大的思想而产生的巨大满足和愉悦啊。说实话，确实值得一看，至少你会知道量子物理这个神奇的词语究竟大概代表什么意思了。

这本书的好处在于：深入浅出。量子学绝对不是大众学科，所以要读懂它的历史，我的建议是：静下心来读。作者采用以学科中的人物为线索来叙述简化了我们对学术内容的恐惧。“某某如何发现了某理论”比“某理论是某某发现的，这个理论如何如何”要容易让普通人接受得多。对物理学感兴趣的人应该读一读这本书。何况其中的数字、公式并不多，没必要“敬而远之”。

第五篇：《中国廉政史话》读后感

《中国廉政史话》读后感 市编办 廖演思

为丰富自己的廉政知识，近日我阅读了廉政书籍《中国廉政史话》一书，通过阅读深刻了解了廉政的理论意义和中国廉政建设的历史经验，我觉得该书对于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设有着借鉴和参考作用。

首先，是以民为本、顺应民心的传统。自从《尚书》中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民本思想之后，历代进步思想家和比较开明的统治者都能坚持民本与爱民的思想传统，并在统治制度与政策的设计上有所体现。民本与爱民，既是中国廉政史的优秀传统，也是历代廉政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

其次，是如何处理德治与法治关系的经验。在中国政治史上，出现过德法并举、单纯法治、无为而治、德本法用等不同的治国理念和政治模式。比较起来，还是儒法结合的“德法并举”模式更加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但就廉政而言，无论是“德法并举”还是“德本法用”理想，对于中国的廉政建设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三，是勇于进谏和善于纳谏的经验。在中国廉政史上，御史监察制度虽然有人治之弊，但还是有正面作用。在此制度下，涌现了许多勇于、善于或巧于向君王进谏的清官廉吏。

第四，是严以律己、不欺暗室、廉洁奉公的官德与政风。任何时代的廉政，都是与执政官员的道德品质和行政作风密不可分的。所以，中国的主流思想家总是把“修己安百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看作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在中国廉政史上，大凡清官廉吏，都具有严以律己、不欺暗室、廉洁奉公的优秀品格。

以上有关廉政建设的历史经验，是我们中国廉政文化的宝贵财富，至今仍有极其重要的人文价值，值得我们学习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