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危机与中国新农村建设[大全五篇]

第一篇：现代化危机与中国新农村建设

现代化危机与中国新农村建设

——在第五届湖湘三农论坛上的学术报告

温铁军

人们都在担心最近的经济下滑，刚才张司长也说到，从宏观形势上看，沿海经济2009年以来基本上进入蓝灯区，内陆经济是因为国家近几年加大了以国债主导的投资而使内地的经济还表现为相对比较高幅增长，所以现在所强调的“稳增长”是具有相当巨大的现实意义的。我就结合着讲一下对全球危机和农村之间的相关性作一些分析。

一、全球危机带来的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普遍反思

我们都知道一个时期以来，世界范围内对全球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有相当深刻的反思，除了本国，我们仍然在进程之中，所以我们的主流仍然是认同当代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当然世界范围内的反思和讨论，我参加了不少。回国以后，我尽可能地把世界范围内的这些反思弱化，否则恐怕就会有很大的冲突。我们国内目前的主流仍然是所谓的“三化”统一，即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我认为这个“三化”统一带来的高增长会是一个可持续的现象。其实大家应该知道，任何一个所谓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都不外乎是意味着资本和技术增密的过程。而任何一个资本和技术增密的过程都会同步地带来所谓资本增密同时发生的风险累积，这应该是个规律，其实就和自然界的有作用力必有反作用力这二者是相等的，道理是一样的。有一份资本积累一定带来一份资本与生俱来的风险。那这个风险不断地累积一定会导致危机，危机一般都爆发在城里。所谓西方社会的进步无外乎它有条件或者它构建了一条体系能够使它危机爆发的代价转移出去。中国之所以屡次遭受危机仍然能够维持所谓的增长，某种程度上是中国有条件利用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把城市的资本危机转嫁到仍处在传统经济中的农村。而当农村也开始不断地资本化，现在农业的货币深化、资本深化的程度越来越加剧，几乎原有的农村作为承载危机载体，是因为它的三要素没有被完全定价，特别是土地、劳动力、资金，这些基本要素在农民手里不会完全定价。那在传统社会的不对定价的条件下，当然就有承载危机的能力。而我们现在在大规模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使得农业要素全部被定价。全部定价、全部市场化之后，也就意味着它承载危机的能力会下降。

当然，这个阶段上出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情况，比如说加强新农村建设。加强新农村建设意味着使原来在市场条件下一定被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所作用到外部去的那个资本，当市场发挥作用的时候，它把劳动力资源资本化为劳动力资本，把土地资源资本化为土地资本，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再定价过程。而这个过程就是使资本外流，资本收益被城市资本占有，这个资本收益所形成的资本代价被农村所承载，于是就有今天大家所说的386199部队等等这些事情，农村出现衰败凋敝，大家又开始合村并镇。所有这些事情其实是适应资本、资本化农村资源的制度需求，同时也适应于资本向农村转嫁制度代价的制度需求。因此，中国在所谓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出现了农村承受更大代价的这样一个现象，这就是三农问题发生的根源。所以当我们把三农问题不作为农民问题，就是说三农是问题，但不是三农自己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加快工业化、加快城市化一定导致三要素外流，没有任何经济领域，在三要素外流的情况下会保持不衰败，这就是很客观的规律。这一点，大家都懂，各位至少学过基本理论。

我们都知道世界上任何经济领域只要三要素外流，并且是长期大幅度净流出，这个领域如果不衰败那是见鬼，怎么可能呢？因此，只要是我们的政策导向是促进三要素外流，那么三农的衰败是必然的，是必然的政策结果，是你要这样的，怪不得农民。当然，也怪不得农民素质不高，或者农村落后、传统，不是这个道理。是你的政策就是这样，制造出这样一个结果。这点，我想也不用讳言，大家都明白。那么，我说出现特殊情况是什么呢？其实无外乎就是进入十六大以来的“胡温新政”，我们现在叫做“黄金十年”，这对农村来说有个很大的改变。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无外乎就是政府直接使用看得见的手，使资本要素回流农村。而资本要素是最具有组织作用的龙头要素，以前是资本要素或者是资源被资本化所形成的资本要素长期大幅度净流出，随着新农村建设或者加强农村投入，资本要素被政府用看不见的手直接摁回去了或者直接送回去了。

这些年来，有人算过从2006年新农村建设增加投资以来到2012年，总的增加的农村各种投资6万亿，这个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那么历史上可比的是什么呢？中国人民大学我院里的一个同事孔祥智教授，他继承我们院里老教授的算账方式算了一笔账。建国60年，城市和工业从农村提取了17万亿，17.3万亿被城市拿走，现在最近这十年是国家又送来了6万亿，当然是零头。那60年拿走了17.3万亿，无论是劳动力、土地还是工农产品剪刀差，你拿走它当然它就丢了，它少了就弱了，就穷了，就衰败了，现在又往回送了6万亿，那么相对来讲发展速度就会相对快一点，农村形势会好一点。大概就是这么个事儿，说得简单点，咱也别把事情搞的太复杂。我说做研究的人最大的本质就是把复杂的事情搞的比较简单，让人一听就懂。如果把本来简单的事情搞的特复杂，让人听不懂，还以这为学问或者学术，那就有点（不好了）。当然也是，我也看到大量这样的项目，我也一般让它过，是因为大家都靠这吃饭，谁都不容易，所以也就这样。但是你真正要做研究，还是希望大家把复杂的事情梳理出来，梳理出来以后其实就简单了。

今天的新农村建设其实是应对危机的一个重要的战略举措，否则，咱也不能想政府有一个善意就向农村投入了。其实，都是张红宇司长这样的去当政府头脑，他会长期维持政府善意。但是你不能寄希望于它就是一个善良的愿望，它一定是有目标才有对应的手段。

现在是在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巨大压力之下，如何以中国现存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不管我们道德上如何判断，可能有人就批评我说：“温铁军，你是个假三农，你怎么会主张维持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呢？”我说你慢慢理解，先别着急扣帽子。我真三农、假三农也不是好像就凭着一个观点，我只说现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还仍然是中国有效的应对全球危机打击的一个条件。它对错、好坏，那是道德家们或者是意识形态的朋友们去关心的事。作为一个客观的做研究的人，我们只是说分析一个制度的制度收益和制度成本，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制度收益是国家占有的，某种程度上，甚至这种制度的制度收益仍然是有利于城市工业资本，或者有利于城市产业资本的。当然，如果从道德角度来说，你说有利于城市产业资本不利于三农，那当然应该被调整或者应该被改革，但我们只是客观分析它现在所发挥的作用。

因为，三农问题是三要素长期净流出造成的，那么三要素长期净流出又是市场使然，因此，在解决三农问题上，一般意义上的强调市场手段会出现市场失灵。因为，三要素长期净流出所发生的三农问题，是中国农村经济基础领域中的根本问题。面对这样的经济基础，一般的推进现代上层建筑会导致政府失灵。我们越是加强在农村的法治建设、现代教育建设、现代医疗建设等等，就意味着它越需要有更高的开支。当农村是一个不产生剩余的经济领域的时候，这样的经济基础能否支撑得了高成本的上层建筑呢？不能。那你只能是大规模地拿钱补贴，这个补贴一定加强的是政府各个部门，加强政府各个部门就意味着加强了条线，条块分割尾大不掉的传统的体制矛盾就会发挥更为负面的影响。这就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我们在农村的经济基础领域中和上层建筑领域中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的问题：你越加强这种上层建筑，它就越不适应这种经济基础。出现了什么呢？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个反作用的代价至今表现为什么呢？表现为农村大量的无论是上访告状，还是追求法制解决，或是追求选举解决，几乎都不解决。越是采取现代上层建筑的现代政治手段，越不能解决经济基础领域中不断薄弱、不断衰败的问题，它恰恰是个反作用。于是乎，我们老是说搞不搞农村基层工作，按下葫芦浮起了瓢，在于双重失灵。所以早在政府接受三农问题的时候，2011年，接着我们就发表文章说市场失灵加政府失灵，三农问题面临双重困境，这是十年前说的，现在再重复一遍。

接下来我们说可行的办法是什么。你改变不了市场导向，这个我们也是客观地说，中国大潮滚滚，谁也改变不了。你不能螳臂挡车，那么可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大家可能注意，我最近十年左右一直强调，我已经从一个改革者退步了，退步成一个改良者。我们在改什么良呢？农村草根化的弱势群体仍然可以自我资本化其劳动力资源的残值，如果能够通过新农村建设对社会资源进行综合开发，还有可能转化成多功能、多元化的社会资本。这恰恰对接了十七大所提出的生态文明。因为生态文明的内涵就是多样性，以此，我们还多少可以维持住乡土社会的存在。这就是我在原来改革界的朋友们继续保持激进改革姿态的人对我越来越不理解，说温铁军这家伙怎么回事，我们过去都是搞改革的，现在怎么老是说点奇谈怪论。其实我是觉得越做国际比较研究，你就越发现今天我们所追求的所有这化那化，我在国际交流过程中说过，不管你是个什么“化”，恐怕都只会“化”走农村的资源，最后留下的是代价，恐怕都逃不开。

二、加强乡土中国的“三农”与“三治”建设

于是，我们就说现在。在面对全球危机条件下，应该加强乡土中国的“三农”与“三治”建设，所谓“三治”就是上层建筑中的治理问题，这个“三农”、“ 三治”建设客观上有助于维持乡土中国可持续发展，来应对全球危机，微观上也有利于发展“两型”农业，株洲是“两型”经济试验区。“两型”农业是“两型”经济中的重要内涵，因为“两型”农业会自然地体现十七大生态文明所内含的多样化理念。这个多样化理念恰恰是农村因经济和多样化的自然过程结合而内含性的具有的。就此提出几个观点：

第一，中国是什么。我们现在说中国不是西方，中国不是美国，中国不是欧洲，这点，我想应该是最基本的。因此当很多人跟我讲西方的时候，我就说对不起，在西方具有普遍意义的无论是什么，普遍意义的经验、普遍意义的制度、普遍意义的价值观，所有这些都不要当成是全球具有普遍意义的。当然有些比较激进的小资愿意跟你辩论，难道爱情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至高无上的价值吗？我说是，但是如果你妈和你老婆都掉河里了，你先救谁？是你爱你妈还是爱你媳妇？或者你妈、你老婆、你闺女三个都掉河里了，你爱哪个？就是说这些其实不用讨论，因为就是很多文化上的多样性决定的不一样。

我说中国这一百年，我们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这一百年经过无数的革命战争、奋斗等等，20世纪上半叶30多个土地革命战争打出的结果，是历史上小农经济的耕者有其田。历朝历代，只要改朝换代，一般都得给农民平均分一回地，那就稳定个几百年。那么本朝1949年，也是给农民分了一回地，实现了什么呢？历史上的耕者有其田。如果君王在善一点，他就会均田同时免赋。本朝是到了几十年之后，2006年免了赋，也就是过了半个世纪，先平均田，后免了赋。这对于农村乡土社会的所谓传统的回归是有价值的。因此造成了什么？造成了1950年中国完全土改的同时，就使88%的农村脱离了现代化。民国政府追求现代化无可厚非，失败，留下的是严重的危机。新中国解除危机的方式是大规模推进土改，让88%的人口脱离了城市经济的现代化危机，恢复了传统小农经济，中国接受或者延续民国的那个危机化解了。所以不是我们只追求现代化就一个胜利走上另一个胜利，代价怎么处理？我说中国，其实50年代这次是靠恢复小农经济缓解

了一回危机，80年代这次还是，大包干无外乎是给农民平均分了一回地，正处在中国1979-1980的高通胀和高赤字的危机条件下，也是帮助中国城市缓解了一次危机，因为那时候农民人口是85%。从88%下降到85%没有多大的变化？

那么大包干结果呢，杜老（杜润生）老先生当年是百岁老人了他当年跟我们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说咱们这是8个农民养活2个城里人，城里人好比坐着四抬大轿，咱们养得起。所以只要大包干农民少吃一口多出一斗，你把价格政策一调整，农民就多交点，城里人就养活了，通货膨胀就降下来了。简单说，大家都理解，往复杂里讲就说不清楚了。杜老当年说的那个话挺有意思的，现在我多说一句话，我们有领导人跑到北朝鲜劝他们搞中国的大包干，你不了解北朝鲜国情，北朝鲜可是在80年代金日成那时候就搞了70%的城市化率，你现在人30%的农民恢复手工劳动，养活70%的城里人，是你有病还是他有病？谁脑子进水？中国人搞大包干的时候，你是8个农民养活2个城里人，恢复手工劳动养得起。它是机械化，因为是苏联的前线国家，苏联足额供给它拖拉机和石油，所以石油农业搞的很顺畅。早在80年代就实现了人均粮食接近800斤，比我们早，实现了人均国民收入900美元，比我们快，实现了70%的城市化率，一旦石油没了，整个石油贸易垮掉，几百万就得饿死。所以，不要以为现代化没代价，也不要以为农业现代化没代价，我们现在的石油进口接近60%了，南海一旦有事，断掉的是什么？是你的石油农业，是你的现代化，尤其是大城市，多几个蓝天，多烧油、烧天然气了，断掉了以后大家吃什么？连做饭的能源都没有了。好了，我们不多说了。但总之，1950和1980年，我们如果认真归结一下，这两次有相同之处。让农民恢复了小农经济，城市危机过了。

于是，造成了什么呢？其实无外乎造成的是一个占人口80%的人都拥有小块土地，都是小有产者，都是小资产阶级，因此别跟我讲意识形态。你在东方社会中就是小农经济，当然现在这些年发生很大变化，以前，我们说其实就是一小农经济。那么现在发生了什么大变化呢？产生了一个世界最庞大的中产阶级，多少？是美国中产阶级的两倍半，是欧洲中产阶级的两倍，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多说中国人的豪华旅游全球第一，中国人的奢侈品消费全球第一，为什么？中产阶级的非理性消费。中产阶级不具有真正意义的理性，世界上都这样，请问它有统一的政治表达吗？请问它有自觉的阶级立场吗？都没有。那既然都没有，中产阶级就是相对于小资而言，小资叫一盘散沙，中资，中产阶级崛起，一盘碎土片，或者是一盘碎石头。总之动静大了点，你晃一盘散沙可能只是“沙沙”的声音，晃一盘碎石头“咔啦咔啦”在响。所以，现在这社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复杂声音，乃是自然现象，因为中产阶级崛起。

中国到底发生什么变化？其实也不用非得说西方那套主义，你是社会主义，你是资本主义，你是共产主义，还是什么？先说你干什么。我们干了恢复小农经济，恢复了小资，均田免赋，这是我们干的事。你在这个基础之后又发展到工业化、城市化，产生了一批中产阶级。这就是中国现在的社会真实的变化。

我们往下看，因为这种变化，我们越是想追随西方现代化，我们就越没有条件。因为西方中产阶级真正的成为中产阶级，并且成为一种社会结构的力量，是在它的产业转移之后。我们恰恰是在一个产业资本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中产阶级，所以我们一方面有一个庞大的小资阶级，一方面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这就构成了中国社会的金字塔结构，中国不存在一般发展中国家的菱形结构，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底座是庞大的赤贫人口，无地农民加城市贫民窟的贫民，中国现在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个金字塔结构，底下那个不稳的赤贫阶级没有，他分地了，不存在无地农民，除非你生生地把他造成无地农民。你也几乎不存在城市贫民窟的贫民，因为打工者基本上是住在成规模的厂区的宿舍，它是一个摆动型的。我们现在算大帐，大概两亿七八千万的流动人口，打工劳动力大概占两亿二，有五千万左右的中老年和儿童，这属于打工人群中的半边缘化的部分，但他毕竟不是主流，主流仍然是这两亿二千万的流动型的打工者。

从这些结构上来看，中国社会目前还不具有照办西方社会制度的条件，反而发生了什么呢？发生的是和西方社会具有一般意义的可比的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图）上面这个是美国的周期性经济波动图，下面这个是中国的周期性经济波动图。在农业社会都没波动，进入工业社会都有波动，不过是波动的时期不同罢了。美国波动同样有社会**，中国也是一样的，现在的危机主要是全球化的综合性危机。这张图告诉大家其实美国之所以仍然能够在全球化的综合危机中立于不败之地，在于它的三个1/3紧密结合。哪三个1/3呢？它是金融经济，金融经济的依据不是市场，金融经济的依据是政治强权，政治强权的支撑是军事强权。因此美国无论多高的债务，现在美国官方和民间的债务加起来等于全球GDP的100%，不管多高的债务。美国政府债务占全球政府债务的一半，但它的军费开支也占全球的一半，以此撑得住，我们这儿都讲hold得住。hold得住什么呢？hold得住两手扩张信用，一手发债，一手发货币，两手扩张信用造成巨大的通货膨胀代价，转嫁给世界三大市场（能源、原材料、粮食）。如果所有吃进能源、原材料和粮食的国家都吃进美国制造的通货膨胀，你就替它承载了美国危机的代价，只有美国在全球危机条件下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不能向全球转嫁危机的欧盟包括中国这样的，恐怕都会在危机中伤痕累累，甚至遭到很大打击。（图）这无外乎就是说美国的所谓救市政策，因为它是金融资本，救市政策造成大量的流动性给金融资本，它不可能去救实体经济，所以美国实体经济不能创造就业，那就导致有增长或者有复苏无就业，因此就有了99%的去占领华尔街，这就是美国今天的革命。这也不稀罕。这事绝对不会发生在中国，因为中国在创造就业，发生在美国一点儿都不奇怪，因为它不创造就业。美国的贫困人口、不得温饱的在大幅度上升，官方数字和民间数字不一样，但总之在20%左右。因为中国大量创造就业，所以中国的贫困率在不断下降，这大概就是差别。

我们现在说的第二点，当我们说到治理问题的时候，我们说人类不仅制造了资本，作为它的异化物，资本反过来把人自身异化为劳动要素，然后给它定价。包括现在的教育都是制式教育把人定价的过程。人类还制造了资本主义阶段的另外一个异化物，就是所谓的现代政府。

现代政府的极高成本是一般生产方式都不能维持的。农业社会能维持现代政府吗？不能。一般的产业资本能维持吗？以现在的产业资本来看，也不能。什么情况下能维持呢？只有美国这种以金融虚拟经济大量产生泡沫收益的条件下才能维持住这种现代政府，但它也快维持不住了。因此不要以为政治现代化一定就是一个颠扑不破的伟大目标，很大程度上，我们得算算政治现代化的成本到底有多大，付得起付不起？当然，如果谁当政说能足够支付现代化成本，我举双手双脚表示认同。麻烦就在于我现在走了世界上这么多国家，到处调查研究，没发现哪个国家付得起这种政治现代化成本。人们都在喊，但没有一个人算账。

这里面给了大家一点帐，你们可以看看（图），这也同时是所谓社会成本，如果大家都讲要用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要学习什么。这个学习占你的政府开支总额的百分之四十几，达到这个水平的时候，对不起，一般都无法维持。（图）我们接着看，这是政府转嫁通胀的手段，这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你只要有通胀一定得转嫁，不转嫁，通胀就砸在你手里了。怎么转嫁，这就是一个所谓今天的新的必然战略。什么叫做软实力、巧实力？不在于直接使用硬实力。我们都在传统的冷战思维或传统的一战、二战所留下的经验过程中不能跳出来，一说就是军事手段，其实早就不用了。软实力、巧实力其实无外乎就是把货币不断增发，或者债务不断增发所创造的过剩流动性如何转嫁给别人，转嫁出去了，那它就成了。因为现在是金融资本引领的全球化，只要转嫁不出去，砸你手里，你就亏了，现在只有谁能转嫁呢？美国能够转嫁，它是把制造出的过剩流动性转向了世界三大实质产品的市场。吃进的国家就叫吃进通胀，所以中国现在的通胀叫进口通胀或者输入型通胀。如同我们原来的朱镕基老板当政的时候，他那个时候的毛病是输入型通缩，我们现在的毛病是输入型通胀，我们的政府的应对方式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叫朱规温随，他们采取的政策是一样的。因此对付通缩，朱老板算打赢了，那么对付输入型通胀，打赢还是打得赢还有待于观察。无外乎就是这些东西。这张图，中美21个经济指标对比，就告诉你在实体经济领域中，中国早就超过美国了，在虚拟经济领域中你还有差距，下一步就是你要不要发展虚拟经济。为什么说摸着石头过河摸不着了，就因为前面是虚拟资本的汪洋大海，你要想继续按照美国方式干，你也学美国搞它两千多种衍生品交易，你的股市就上去了。搞还是不搞，这时前面这块石头摸不着，你得自主决策。

所以，对中国21世纪来说最大的考验是你跟不跟美国金融资本主导经济这样的路走下去。不跟，你如果继续坚持实体经济，第一大问题解决不了，你吃进通胀，第二大问题解决不了，你的资本市场不发育。大家老说股市上不去，老怪证监会，其实怪不着它，证监会只不过压住了没搞衍生品，不信你搞一个试试。同时，你也没有开放外资的自由进入，否则有庞大的如比三峡水库蓄的水还要庞大的过剩外资随时会来炒你的股市，让你大起大落，折腾折腾，这都是可能的。这个不用多说了，我们越多的输入原材料，就有越多的进口不稳定。这点也不用多说了。其实中国最大规模的从西方进口的东西就是废料、垃圾，这点中印两国相同，我们都是从西方大规模进口垃圾的。这是农业面临的另外一个严重形势，就是当前流动性过剩不断涌进能源市场的时候，就为能源市场中过去不挣钱的生物能源，我们知道当石油在40左右美元一桶的时候，生物能源生产不挣钱，超过40美元，生物能源开始有威力，现在最高的石油价格，据有人估算会超过180美元，那就意味着你把180去除40美元，除出的空间就是生物能源能盈利的空间。于是乎现在全球出现了抢占土地的高潮，不光我们这儿。我们这儿滥征滥占农民土地，大家反映很大，全球1亿公顷，15亿亩土地被生物能源发展抢占，因为什么？因为它比生产粮食作物、农产品的利润空间要大得多。所以只要你把石油价格搞上去，征占土地这件事情就挡不住，因为跨国公司得到了廉价的流动性拿来干嘛？玩资源性资产。通过资源性资产的资本化，它会极大地创造一个在股市上的利好消息，然后更大规模套钱，然后玩泡沫。这套玩法其实众所周知，它只是一个一般现象，问题是你要不要玩。这样的玩法造成的所谓全球气候变暖、生态灾难是不可遏止的，因为人类不可能要求金融资本集团自觉地抑制自己这种贪婪，世界范围内没有，也没有创造出任何制度来有效地遏制，所以它一定会导致世界范围内的弱势产业和弱势群体越来越多地承载危机代价。

三、国家战略：草根化农村成为危机承载主体

我说历次中国发生的城市产业资本的经济危机，只要能够向“三农”转嫁，它就软着陆，只要不能向“三农”转嫁，它就硬着陆，硬着陆砸在城里就得调整。1960年代，它硬着陆了一次，砸在城里，就引发了一次大的调整，同时还有七千人大会等等一系列政治上的事情，乃至于最后演化成路线斗争、大革命等等，社会政治的演进是随后，它只不过是经济领域的变化带动了上层建筑领域的一系列变化而已。1980年代，又一次砸在城里。此前，我们说毛在的时候，每次爆发经济危机，毛的手段就是挥挥巨手，就把城里不能就业的青年送到农村去了。那句话说得非常地道：“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什么意思？你是劳动力，你能干活，你在城里是失业人群，是失业青年，送到农村去，农村靠什么呢？靠集体化，我们这些人叫插队青年，不叫插户。自从分户经营以后没法插队了，危机就只能发在城里，过剩的劳动力不能向农村转移。其实今天，我们看西方社会的危机，包括美国不断出现枪击案等等，西方社会的危机无外

乎就是危机到来的时候，政府要紧缩，紧缩不能创造就业，这就导致社会的代价爆发为街头**，你把它叫政治还是叫社会或是什么，那是你的叫法，是你脑子里面那个主观意识形态在起作用，它是规律。这个规律在中国，特别是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竖看中国的1950年代，1949到1953年，中国的执政党认同了什么？认同的叫做民族资本主义，我们那几年搞的是民族资本的原始积累或者叫做私人资本原始积累。你说私人资本原始积累，意识形态那叫左，请问世界上可有谁把私人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叫做左？你犯的错误是什么错误？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错误。接着，从1953年开始我们转向，转什么呢？党内很清楚，转型为国家资本主义。毛泽东在推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明确说我们是用国家资本主义改造私人资本主义。从1953年以后，我们进入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那好了，前四年是私人资本原始积累，后5年到6年是国家资本原始积累，加在一块差不多是10年的原始积累，这10年的原始积累再加总爆发，就是1960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我不好意思问一下，谁之过？乃资本原始积累之过？没有资本原始积累，请问一个落后农业国能进入工业化吗？世界上可有不经过原始积累就进入工业化的先例？这点儿常识，好像高小就学过吧。我这个话有点得罪人了，不是说大家都有大学本科以上的学历了，也未必不能回顾一下高小或者初中的政治常识课本的知识。

所以我们稍微回顾一下，我们应该知道其实无外乎你在那个阶段，我们把1980年以前统归为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你从一个落后农业国进入初步形成完成产业结构的工业化国家，那是在1980年之前，靠什么呢？靠两次大规模引进外资。所以别说是80年以后才改革开放，1950那次的引进外资是苏资，引进苏资造成的代价很大，你得还。1970年以后又引进的是美资或西资，引进的苏资、西资都是外资，外资都有外债，外债都是代价，代价都得还，所以两次的还债就导致了一系列的中国的经济的困境。而这困境靠谁呢？靠从农业提取积累，从农民那儿拿农产品还，因为老外不要你的工业。当苏资进来的时候，比如给你生产吉斯150汽车，在你这儿改名叫解放C10，我是开车出身，所以我很知道，我们当时开的就是吉斯150，只不过同一个车库里放的，这个叫吉斯150，那个叫做解放C10，它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差别，但是你想把你生产的解放C10卖给前苏联可能吗？没人要，卖给世界更不可能。就跟70年代引进了桑塔纳，你再卖给西方可能吗？也不可能。桑塔纳是什么呢？是德国淘汰到巴西，巴西再淘汰到中国，两度淘汰给你的落后设备，这就是你的工业化。你想一步进来要人家的奔驰，人家给吗？不给。你想一步进来就想苏联给你吉姆，人家给吗？不给。道理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说在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阶段，你两次大规模引进外资，所谓对外开放，第一次大规模引进，整个上层建筑是苏联人手把手帮你建的，哪怕政府部门的司局长旁边不是跟着一个苏联顾问，哪个学校的系主任旁边不跟着苏联教授？你的教材、教案全部苏联人民给你搞，政府的规章制度全是苏联给你搞，那叫全盘苏化。70年代，你引进西方设备，你也管不了，于是乎你请西方专家，你又全盘西化。不外乎就是那么点事。所以80年代以前，我们两次引进外资，干了个工业化，代价向了农村转移了，用你的农产品。所以一直到80年代中期，我们的全部出口中80%以上是农产品和以农业为原料的加工品。这就是农业对国家工业化的贡献，所以根本不是农业穷，也不是农村穷，也不是农民素质低下，而是农民、农村、农业这三农为国家工业化做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早在80年代时，我们在中央农研室工作时就有人算账，算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全部9600亿工业固定资产中，7000亿是从农业提取积累，靠剪刀差一下拿走了7000亿。也就是说你的工业资产的70%以上是农业积累完成的，这个早有定论，只不过后来被忘了。等到当代，到90年代，我们人民大学的严润珍教授也做个一个帐，算的结果也差不多。到当代，孔祥智算的帐是60年里拿走了17.3万亿。

什么叫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无外乎净流出，长期流出，这就是三农问题。这是个宏观问题，不是个微观问题。从三农问题被提出以后，农口各界普遍研究三农问题，但大多数回到了微观。怎么样让农民种点菜，怎么样增加的收入，还是回到了微观。但是其实你得弄清楚，如果你不让农民占有它自己要做资本化的全部收益，农民一定是穷下去的。谁是占有自己要素资本化的全部收益呢？日韩台，因此日韩台综合农协是保护农民利益的最主要的方式，特别是小农经济条件下。这么说，我们就说清楚了。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进入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资本的规模化扩张，这一扩张就扩张了30年。所以我们说30年的改革开放无外乎是中国进入了产业资本的扩张阶段。

什么时候出问题了呢？98年、99年，因东亚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一般性的内生矛盾，叫什么？生产过剩。谁发现的？也不是我，马洪，前中国社科院院长，后来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我们老一辈的经济学家。他在1998年的时候，跟陆百甫两位老经济学家率先给中央写内部报告，说我们现在出现生产过剩。接着，第二位是林毅夫，你们注意林毅夫现在回国以后又在大讲中国还有20年高增长，他的道理和他1999年提的一模一样，很多人不知道中国推进新农村建设这个政策建议是谁提的，林毅夫，我在现场。1999年他提的时候，他就说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因此化解双重过剩的最根本的手段是启动政府投资的新农村建设，必须靠增发国债，转向对三农投资，才能化解矛盾。所以新农村建设这个政策建议是1999年林毅夫提出来的。我到处强调，就不知道为什么没人去为这个林毅夫去正本清源，我跟林毅夫没有太好的关系，我们平时也不见面，只是说这就是事实。到2001年，江泽民总书记召开三农问题座谈会，开了两天，林毅夫的发言再次强调“请中央考虑以国债投资的方式启动新农村建设，缓解三农问题”。直接把意见提给总书记的也是林毅夫。这两件事，我说是林毅夫这个台湾归来的经济学家对中国农民做的重大贡献，对中国三农做的重大贡献，我们得承认。

三农问题是我提出的，新农村建设是人家林毅夫提的。什么道理？就是你只有加强农村建设，并且只有政府用看得见的手加强农村建设，才能实现所谓五项统筹、综合平衡，这个国家才维持得住。完全靠市场看不见的手，这个国家维持不住。因此，市场原要素主义在中国要不得，我不想批评，我老是想当一好好先生，我现在已经是60岁以上的人了，60过两年了，我是听什么都耳顺，都跟听唱歌一样，所以我不反对任何人发表意见，我只是告诉大家基本的经验过程。这样说，工业化就不多讲了，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产业资本过剩阶段，现在这在犹豫着是否从产业资本阶段向金融资本阶段跃升。每一个阶段的跃升都意味着充满风险，跃不好就掉下去了，现在这个阶段是最难将息的时候。这段我就不多说了，我再简单讲一个道理，就结束了。

四、世界上农业三大类型

这主要是回应刚才张红宇司长讲的那个事，他们都陪着习副主席去了美国。我们说世界农业有三大类，这不是我分的，是西方的农业经济学家分过世界农业三大类，我把它加上一点新的内容，就使它更清晰了。三大类指的是：

大农场农业，就是今天所讲的规模经济。地点是30年代无论是斯大林主义的大农业还是福特主义大农业，是在美苏两国兴起的。这两个超级大国指导全世界，所以我们现在都相信这套理论，其实本源源于斯大林主义和福特主义。那大农业在什么情况下才有呢？其实是在殖民扩张的条件下才有。如果你们也到这些大农场国家去稍微作一点国情了解，你都会发现所有大农场国家原住民都已经剩下很少了，10%以下，越是大农场国家越不是原住民农业，麻烦就在于中国13.4亿人都是原住民，你没法把你的原住民减到10%以下。如果我们减到1.34亿人，怎么搞大农业我都没意见，双手拥护。麻烦在于现在是13.4亿，将来15.4亿人都是原住民，你减不掉。加拿大的大农业原住民2%，美国的大农业，现在3亿人，原住民52万人，不到2%。你去看看巴西的大农业，原住民是3%，阿根廷的大农业，原住民5%不到，澳大利亚原住民3%，新西兰„„你走任何所有大农场国家，了解一下原住民占比。我接着再说对不起，大农场国家的农场主都不是原住民。所以你让中国农民变成大农场主，你让他也去殖民一回，有条件你能搞，没条件，对不起，搞不起，大农场是资本化的。拿什么成资本化呢？靠简单生产力，就是土地要素的大规模扩张，那就是简单生产力的外源性扩张，产生的绝对地租总量，所以为什么美国人不在乎土地生产率，只在乎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其实是资本生产率，投入产出率。于是乎，它是简单生产力的外源扩张形成的绝对总地租的扩大，来支付资本要素投入，这条，你做不到。不要想着我们能搞美澳式的大农业。

欧盟的小农场农业。欧盟属于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国家，市场了多少年也没有把农业搞成大农业，也就是把农业外部，所有的涉农领域都搞了规模化，而农业60%的农场也不是农民，是市民在经营。为什么呢？因为市民有其它的产业，不在乎农业风险，用其它产业中的收益可以抵掉在农业中的风险。更何况，欧盟40%以上的财政用于农业补贴，它是个高补贴的、高保护的、市民化的农业，这是小农场市场竞争的结果，根本就不是市场竞争一定要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优势的农业发展模式，对不起，欧盟经验或者欧盟教训足够，好好去看看欧盟。于是乎，欧盟是最早推进三农的，最早强调农业三场化的。同理，就是东亚的小农经济，为什么？因为它没有被彻底殖民化过，没有大砍大杀过，原住民没有大规模减少，所以东亚乃至于整个亚洲，包括印度、泰国、孟加拉、日本不管什么主义、什么制度、什么政府、谁当领导，都是一样的，小农经济。这个小农经济顶多是比较传统，加入个地主经济。像孟加拉、尼泊尔、印度的地主经济。这套东西不多讲了，但对不起，它没搞得起大农场。整个亚洲社会，如果你愿意找大农场，只能找到很少的，那只有一家是以大农场为主的，那是被殖民化的347年的菲律宾。想找吗？有，你有本事把你自己也340年被殖民化也可以。请我们的农经学者在讨论这些所谓规模经济、农业问题的时候，适当增加一些其它学科讨论的规律，增加一点国际比较经验，我们就明白什么是适应于我们这种资源条件的农业类型。其实应该搞的是综合农协，而综合农协，也提醒各位一句，日韩农民之所以人均收入水平高于城市，在于政府特殊向综合农协，根本不是给私人，政府向综合农协赋予了最优惠政策，综合农协搞的金融，日本的农村金融叫做非规范金融。非正规金融，不是银行金融，占多少呢？占日本全国金融总规模的28%。日本的种植业产出只有三点几万亿日元，但日本综合农协这个体系运作的金融是80多万亿日元，产生的收益60%回归，农民当然会收入提高，因为这个是免税，所有税费都不交，只要求一条就是你的收益要返还。日韩台的小农经济之所以让农民高收入，在于农民赚的是金融的钱、保险的钱、超市的钱、房地产的钱，批发、加工，所有这些钱都是农民赚的。我们现在放手给私人资本赚，就是不给农民，这叫什么政策？明摆着小农经济，保护农民的典型是日韩台，我们就是不学，非要去派大量的代表团到美国看大农场，看完以后回来怎么着？强迫农民让出土地，你也打算搞出一个菱形的社会结构吗？那个代价会非常巨大。所以对不起，又多说了一段。

后面这段话有点批评意思，可能很多朋友听着不舒服，没关系，反正任何人对我批评，我都是照单全收，我保证做一块棉花地，只挨打，不反弹。谢谢！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本文根据录音整理而成）

第二篇：如何建设现代化新农村

河北广播电视大学 |“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

毕业作业（论文）

论文题目 如何建设现代化新农村 专 业 名 称 农村经济管理

姓 名 杨增林

学 号 12***

注册时间 2012 年 秋 季

教学班

学 校

年 月 日

如何建设现代化新农村

---新农村的实施以民为本

2006年以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们党在深刻分析当前国内形势、全面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全面体现了新形势下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新农村改革的带动下，一批批不断尝试并开始逐渐成熟的改革村涌现了出来。

我的家乡河北邢台岗底村一百多户，近年来家乡建设发展变化很大，衣、食、住、行、用各方面皆展现了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成果和实实在在的对老百姓的实惠政策。过去都说农村穷，现在可不是了：土地收入稳定且有增加；医疗环境和费用得到改善和保障；家庭私用汽车开始在农村多了起来；老百姓也足不出户用上互联网了；村内开起了像样的饭店。

一、新农村岗底村的变化

岗底村坐落于太行山深处的九龙岗山脚下，全村178户，639口人。就是这个不起眼的小山村，一个苹果卖到了100元，卖出了太行山，卖进了奥运会，升级为“黄金”版苹果。

因为苹果，岗底人经历了从穷山沟到富山沟的蜕变，人均收入由30年前的不足80元跨越到了现如今的2.5万元，一举成为了全县的首富村。

岗底村的巨变令人感佩，又令人称奇。

8000亩荒山之上开出致富路

20多年前，岗底村是内丘县有名的穷山村，地下没资源，地上是荒山，人均2分耕地，农民一年辛苦的收入不过百元。外村的姑娘不愿嫁进来，村里的小伙难娶妻，光棍就有18条。村民们抱怨生错了地方，纷纷外出打工谋生。

而此时，驻守在家的村里人全部的家底儿就是8000亩荒山和200亩山间农田。就算把农田全部种上粮食，也远远无法满足村里600多口人的口粮需要。建村以来，全村人一直过着“糠菜树叶半年粮”的日子。面对“穷家底儿”，1984年，被任命为岗底村村支书的杨双牛，将目光转向了一直被村里人忽视的8000亩荒山。

隆隆的炮声，在岗底一响就是10个年头。10年间，8000亩荒山满山披绿，18万棵果树挺立山间，其中大部分是苹果树。靠着这些苹果树，村里人实现了温饱，向小康大步迈进，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红火，一年比一年富足。

农民富口袋先要富脑袋

岗底的山之所以青，水之所以绿，苹果之所以出名，人均收入之所以成倍翻番，靠的是请来了“科技财神”，推广了无公害生产技术。

时至今日，杨双牛还清晰地记着这样一句话：“要想苹果卖个好价钱，要靠市场，更要靠科技。”这是被岗底村人称为“科技财神”的河北农业大学林学院教授李保国对村民的忠告。

17年前，李保国决定入驻岗底村，完全是被杨双牛一心带领岗底人脱贫致富、治山富民的魄力和真诚所打动。所以，他扛着行李卷进了山，一头扎进了岗底村，一扎就是十多年。他手把手教农民管理果树，培养农业技术员，还研究出了富含18种氨基酸的富岗一、二、三号苹果。

而亲历李保国言传身教的岗底果农们，在十几年间，一个个都练就了一身管理苹果树的好手艺，吃上了科技兴农的“技术饭”。他们中，有的成了不离村的农艺师；有的被邻村聘为技术顾问；有的还走出自己在岗底的一亩三分地，将眼光投向外地的荒山开垦种植，扩大自己的致富舞台„„

其实，早在20年前，科技之风就吹进了岗底村：农民夜校落户了，农业技术班、果林技术班也开讲了。那时的岗底村，还率先在屋顶上安上了“大锅盖”，接通了“农业频道”，家家户户还拿到了村里给他们订阅的《河北农民报》。

如今的岗底村，真正发了“科技财”： 191名农民有了“持证下田”的专业证，100名果农成了农民中专生，62名果农正在就读大专班，到2019年，岗底将至少有50名农民拿到大学本科学历。到那时，100名职业农民、100个家庭农场将现身岗底。岗底人传统的农民形象将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有知识的新型农民。

杨双牛感慨地说：“科技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传家宝。今天的岗底人，不再是凭力气种地，而是靠脑袋种田。只有先富了脑袋再富口袋，才能走得稳、走得好、走得远。”

百道工序产出绿色“金果子”

你相信，100元一个的天价苹果，居然会卖到供不应求吗？

有人问杨双牛：这100元一个苹果，吃的还是苹果吗？此时的杨双牛总是笑容可掬地回答：是苹果，但也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苹果。说是苹果，那是说它酸甜可口、细脆无渣、清香如蜜；说不简单，那是因为吃了它，你会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你吃下的是观念、是绿色、是品牌、是健康。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个个富岗“金果子”红遍了大江南北？杨双牛的回答是：128道严格的生产工序、59项可将一个苹果的食品安全追溯到人的信息系统，还有的，就是长久以来深入人心的那份“奥运专供果品”、“绿色无污染果品”的特字招牌。

其实，为了能让苹果卖个好价钱，2004年，岗底人就为自己的苹果注册了“富岗”商标，同时在全国率先推行了拥有百道工序的标准化生产。这主意，同样是来自一心带民致富的杨双牛。

那时的杨双牛，几上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多次求助河北农业大学，请来一批专家，为富岗苹果量身定做生产标准，运用“统一、简化、协调、选优”的原则，使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纳入标准化生产和标准化管理的轨道。

“只有按工序生产，果型正，着色匀，含微量元素高，才能卖出好价钱。道道工序都有规矩，有规矩才能成方圆。”杨双牛的严格要求，使岗底果农生产出的苹果，就像是一个模具里拓出来的一样。

正是这套标准化的生产工序，使岗底的果园成为了全国园艺作物标准园的示范园。去年10月，省长张庆伟来到岗底视察，从不吃苹果的他，爱上了富岗苹果。在去往邯郸视察中，他还专门“鼓动”邯郸市长引进岗底128道苹果标准化生产工序。此后，邯郸市主管农业的副市长带领农口的一把手，亲自到岗底视察，并答应零地价划给岗底1000亩山场，让岗底的128道苹果标准化生产工序落户邯郸。

谈起百余道严格的生产工序以及安全追溯系统，杨双牛站位很高，他说，食品安全重如山。在“吃绿色”成为人们追求时尚的今天，吃上明白的绿色食品，消费者才会把心放到肚子里。也只有生产绿色食品，才能跟上时代潮流，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一个小苹果做出一串产业大文章

因为苹果，岗底富了。走在村里，你能真切地感受到走在致富路上的岗底人脸上挂出的幸福笑容。

一枚小苹果，做出了大文章，成就了大产业，并使它走出了山门，走出了国门。尽管如此，岗底人仍在创新着发展思路。

为了畅通销售环节，搞活市场经济，村里成立了河北富岗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所有富岗苹果由公司统一包装，统一品牌，统一销售。他们还在香港注册了分公司，将专卖店开到了邢台、石家庄、北京，还上了阿里巴巴和淘宝网，实现了富岗苹果与消费者的对接零距离，不出家门就能买到富岗苹果。

因“富岗”苹果而富裕的岗底人，为了感念苹果给他们带来的幸福生活，他们把岗底村改名为“富岗山庄”。目前，这个山庄已经是一个集果品、干鲜、酿酒、房地产于一体，年收入过亿的大型企业了。

„„

另外，岗底村不管是在农业，教育，医疗还是经济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变。农业方面自然不用详谈；教育方面国家实施两免一补，大大减少了农民的负担；医疗方面医疗条件和医疗水平都大大提高，并且医疗人员服务态度好，让农民十分满意；经济方面，岗底村还大力发展旅游业，短短几年，岗底村家家户户都达到小康水平。

二、成功的经验与实践

1、提高认识、加强领导、统一思想，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改革开始村里成立了新农村建设工作领导组，组长由村委书记担任，并确立一名副主任专抓新农村建设工作。各职能部门抽调得力人员，共同组成工作领导组，确保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能及时解决。

2、加强宣传、政府引导、群众参与，全力营造新农村建设良好氛围。新农村建设是广大农民群众自己的事，群众能否积极参与是决定新农村建设质量的关键，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我们开展了深入调研，全面掌握实情，并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群众满意的实施方案，强化宣传，公开扶持标准和补助办法，并给予一定的优惠和奖励政策，充分调动群众申报建设的积极性。同时通过政府引导，群众选举推荐成立村级新农村建设管理组织，进一步协调和化解建设过程中的矛盾。

3、典型示范，以点促面。逐步推进，保证新农村建设稳步开展。为保证新农村建设能够取得初步成效，从而逐步带动全镇的新农村建设，街办党委政府认真对各村的经济状况、资源情况、群众的建设热情等进行了调查分析，逐步选出有一定基础条件的村作为第一批新农村建设示范村，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把示范村办成广大群众为主动心的新型农村，从而起到带动作用。

三、现在农民存在的一些问题对新农村的影响

1、农民素质差距大。小农思想根深蒂固，利益观念顽固不化，有不少农民为个人私利不顾他人健康生命安全害人害己。随意丢弃垃圾废旧物品。偷盗、骗人、抢劫、拆卸铁轨电缆还时有发生（在外农民工存在偷盗工地材料现象），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安全。就业观念陈旧落后，着眼小利。

3、法律意识淡薄。农民受自身文化素质的限制，对于社会主义法制认识甚少，一些农民或是不懂法，或是法制观念淡薄，不能形成自觉遵纪守法的习惯。收花假币任由其逍遥法外，以不损己利为前提；家庭作坊制造不安全卫生食、物品；邻里矛盾大打出手；无牌、无证、饮酒、超载等驾车行为；小商小贩偷税漏税；黑出租拉人卖货盈利。

四、对农村干部的建议

1.要进一步更新观念。政府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导，首先要改变认识上的误区，在理论学习上、政策研究上以及实践探索上要更加切合实际，理清工作思路，剖析优势与劣势，循序渐进地推进工作。同时，要加强对群众的教育引导，进一步提高农村广大干部、群众对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性、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的认识，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工作热情，发挥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作用。

2、要把促进生产发展与推进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新农村建设必须要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作为后盾，政府要加强引导，积极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各村要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区位特点，市场需求，选准自身主导产业，加强产业基地建设，突出“一村一品”的产业发展之路，培育品牌，做大做强，积极发展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增强市场竞争力，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有力的经济保障。

3、加强农村农文化建设，培育新型农民。加大文明村创建力度，以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素质为核心，广泛开展文明新风进万家活动；加强道德、法律、文化、科技的宣传和教育力度，组织农民倡导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加强农村民主法律建设力度，建立健全村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推进村民自治进入法制化轨道。

第三篇：中国三农问题与新农村建设

中国三农问题与新农村建设

——在第五届湖湘三农论坛上的学术报告

简新华

非常感谢论坛邀请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研究三农问题和新农村方面的一些研究成果。对于中国“三农问题”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个话题，我想从六个方面把一些基本的观点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三农”问题与建设新农村的重要意义，第二、中国现行农地制度和经营方式的利弊，第三、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几个重大的理论问题，第四、什么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第五、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济制度和生产经营方式，第六、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途径。

一、“三农”问题与建设新农村的重要意义。

我们最早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也不是90年代以后或者本世纪初才提出来的，而是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农村合作化完成以后就提出来了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年龄大的同志们都知道，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是新提法，是早就有的。当时提出来目的就是要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中国为什么要重提这样一个说法，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总的来说就是要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村的富裕和繁荣。

什么是三农问题？我概括主要是三个方面。三农早就存在，农业、农村、农民早就存在的，怎么成了问题呢？是什么问题呢？

（一）是农业落后。就是说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农业还没有实现机械化、产业化、信息化、特色化、绿色化，这些方面特别是优质化的水平方面还比较低，还没有实现现代化。

（二）农民收入比较低。不仅比较低，而且增加还非常的困难。有很多的途径增加农民的收入，但是现在的这些途径都面临着困难，我大致归纳了六个方面：（1）增加农产品的产量，增加农民收入。这应该是非常有效的，但是现在大多数的农产品的供求是基本平衡的，甚至有的供过于求，想通过增加产量来增加收入相当困难；（2）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也是非常有效的。但是由于现在供求平衡，所以从国内来看，要想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来增加农民的收入也是相当困难的。当然现在的农产品价格受到国际市场上的农产品的供求和价格的影响，有时候可能大起大落，也有可能要涨，但是这个涨价的好处大多数不是农民得到的，而是中间商得到的；（3）农产品的深加工。这需要有资本和技术，所以农民自己做起来还是相当困难的；

（3）办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这曾经是非常有效的，但是现在乡镇企业面临第二次升级换代，第二次创业，它必须要优化升级，所以要发展也不是那么容易的；（5）进城务工经商。大家也知道面临着很多的困难；（6）劳务输出。到国外去打工，这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增加农民收入想尽了办法，主要就是六大方面，现在都是相当困难的，这就是为什么收入低而且增加困难。

（三）农村非常贫穷，农业也落后，收入也低，当然就贫穷了。而且城乡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大家都知道2000年时，湖北省监利县的一个镇的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写了一封信，当时信里就提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在全国引起了高度的重视。为什么说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大家都很明白，因为三农问题不解决，农民就不可能富裕，农村就不可能繁荣，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不可能消除，内需也难以扩大，经济发展就缺乏动力，落后的二元经济结构就不能改变，现代化也就不能实现，我们的社会也无法和谐稳定。

二、中国现行农地制度和经营方式的利弊

为什么会产生三农问题？我们说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根源就在于中国农村实行了集体所有的公有制。也就是说为什么会产生“三农”问题？为什么这么严重？是公有制带来的结果。那么，我认为为什么“三农”问题会产生，（早上温铁军院长也说了），我这里归纳的主要原因包括这些方面。我很赞同他的一个观点，就是长期以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资本，无论是原始资本积累还是后来的资本，无论是工业化的初期还是工业化的中期，相当大量的发展工业和搞城市化的资本都来自于“三农”。而且农业是弱质化的，所有的产业里面最弱的是农业。而这个是长期以来就有，不是说改革开放以来才存在“三农”问题的，改革开放以前实际上也存在着三农问题，所以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在计划经济时代主要是我们实行了重工业优先和计划经济体制，采用了计划价格，人为地把农产品价格压得很低，人为地把工业品的价格提得很高，出现了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这样把大量的农村的剩余就变成了工业的利润，用来发展工业，直到工业化。所以建国三十年来，中国还改变不了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2.5亿人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改革以后，我们实行了市场化的改革，那么这种情况有没有变化呢？我们说是有变化的。在改革的初期，特别是80年代，我们采取了几项措施，一个是转变了战略，优先发展的战略转变。另外，我们进行了体制的改革，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且还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大家知道农村最重要的两条改革措施，一个就是承包制，第二个就是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那么农民的收入很快就提高起来了，这时候三农问题得到了大大的缓解，城乡的收入差距不是扩大而是缩小了，这是在80年代。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随着工

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我们的三农问题又加剧了，所以现在非常突出的问题。这又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靠工业的积累是远远不够的。除了引进外资，（大家说我们的外资引进也是非常有限的，）资金从哪儿来？还是要从农业来。所以农民就进一步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做贡献，提供资本。主要表现为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土地，都是从农民那儿来的，所以进一步又做了贡献。而且在市场化的条件下，（早上温铁军院长也说了，）由于农业是弱势产业，它的效率低、生产率低，而工业、商业是强势产业，是先进产业，它的效率高。大家知道在市场作用的情况下，生产要素向什么产业、什么领域流动？当然是向效益高的领域流动，那就是向工业、向商业、向城市这些领域来流动。所以农村里的资本、人才、劳动力大量向工业、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生产要素转移了，这个三农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吗？当然就很困难了。所以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三农问题再一次成为了非常突出的问题，这应该说是最基本的。

另外，土地的使用、流转、征用、补偿的制度有缺陷，农村里的经营管理有问题，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改革还没有完成，城乡统一的生活保障制度还没有建立，工业化和城市化还没有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还有相当部分没有转移，农村还没有实现现代化，社会主义新农村还在建设之中。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三农问题这么严重，解决起来非常的困难。归纳起来、总结起来主要就是这些方面的原因。由于时间关系，我就没办法详细解释了。

由此可见，三农问题不是土地公有制的必然，也不是说就不可克服了。那么怎么样解决三农问题呢？这个已经讨论好多年了。从新世纪提出来到现在已经超过10年了。很多人提出要做加法，就是说要增加农业投入，要搞好农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修路、建房、农田水利、交通通信等等基础设施。要发展农业生产，要美化农村环境，要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事业，要提高农民的素质，这都是什么？做加法，是否需要？当然需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人们没有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一个方法，就是要做减法。减法比加法更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就是因为我们要解决三农问题，不能只在“农”字上做文章，因为造成三农问题并不是农业、农村、农民自己造成的，而是外部的因素造成的。自己有没有原因？有，比如说农地制度、其它的管理制度都有缺陷，但是重要的因素是外部。所以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要跳出“农”的圈子。也就是说最重要的是做减法，减什么？减少农民。看一看世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的发展历史，他们成为发达国家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他们之所以现在成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大量减少了农民。美国有3亿人，现在农业劳动力多少？只有285万。整个美国的农业只有285万劳动力，生产的农产品不仅可以满足美国3亿人的需要，还有大量出口。所以更重要的是减少农民，把农民减到哪儿去？通过什么途径来减少农民？那就是通过工业化、非农化、城镇化，也就是说使得大多数农民要进厂做工，要进城务工经商，要成为市民，不光是要非农化，而且还要市民化。

我提出来，怎么解决三农问题？我有一个提法，叫做“三化一新加反哺”。就是既做加法，更要做减法，怎么做？首先一个方面，一化就是农业现代化，解决农业落后的问题。具体现代化就不多说了；第二个就是农民非农化。也就是说农民要到非农产业（第二、第三产业）去就业，要务工、经商、劳动服务，通过这来增加收入，因为这个收入更高，比种田的收入要高得多，这是解决农民收入低的问题；第三个就是农村城镇化。解决农村贫穷的问题。这里讲的农村城镇化，不是说要把所有的农村都变成城镇，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要缩小城乡差别，要把城市里的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向农村普及，要把工业的先进生产方式向农村普及，把城市里的先进生活方式向农村普及。这样城乡差别就缩小了，这就是解决农村贫穷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大家知道，我们即使是实现城市化，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也就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0%，甚至80%，这是发达国家现在的状况，我们现在还只有50%，而且这个50%里面还有的人是半城市化，也就是说在就业上城市化了，在城镇就业了，比如农民工。但是他实际上还没有取得市民的待遇，他还不是市民，它是农民工。大家知道农民工是中国独有的说法，因为他就业是工人了，但是他的身份还是个农民，所以给他取了个全世界都没有的名字叫农民工。也就是说他实现的是不是完全的城市化？不是的，是半城市化。我们现在的城市化率是50%，实际上是有1亿多农民工还是半城市化。所以把这个去掉，我们的城市化率只有40%，发达国家是70%-80%。那么，即使是我们实现了城镇化了，城市人口占到了70%-80%，但是我们国家的现在是13亿多人，再过十年，肯定要达到14亿。那么14亿人口，按照70%来算，还有30%的农村人口，也就是说还有4亿多农村人口，他们怎么办？怎么富起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解决留在农村里面的农民问题和农村人口的富裕问题。因为进城了，务工经商了，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跟城市居民一样了，那么剩下的这4亿怎么办？就是通过新农村来解决他们的问题。还有一条就是要反哺，也就是说工业要反哺农业，城市要反哺农村，为什么？第一个是因为原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一直到现在为止，农民做了非常大的贡献，做了非常大的牺牲。现在到了一个三农问题特别严重、特别突出的时候怎么办？那就反过来，工业要支援农业了，城市要支援农村了。依靠三农自身是没有办法解决三农问题的。大家知道，发达国家农业已经实现现代化了，应该是非常高的。但是美国也好，其它的发达国家也好，全部要对农业实行非常高的补贴，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补贴。农业现代化了还要政府补贴，那么中国的农业这么严重，问题这么突出，难道依靠三农自己能解决吗？解决不了的。所以，还需要进行反哺。那么这一些的实现，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改革和完善相关的户籍、就业、社保、土地、财政等制度，这样，我们的“三化一新”加反哺，才有制度保

障。没有这些制度的改革，我们的“三化一新”加反哺能不能做到？很难做到。这个很难做到，那么三农问题能不能解决？解决不了。

这是我觉得怎么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观点、看法，不一定正确，提供给大家思考，不对的可以提出批评，我们可以讨论。

三、关于土地私有化的问题

有一个很敏感的问题，现在需要加以说明。因为有很多的学者写了很多的文章，也做了很多的报告，提出了一个主张，什么呢？中国的三农问题怎么解决？那就是要实行土地私有化。这里，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主张土地私有化他们有没有根据，有没有理由。是有的，他们提出来了很多的理由，甚至是比较系统的依据。我归纳了几个方面，有一些代表性的观点，我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个有人认为农地公有制，也就是所谓的集体所有制是“三农”问题的根源。为什么“三农”问题这么严重？就是公有制造成的。土地私有化是“三农”的根本出路。既然根源是公有制，当然出路也就是私有化。这就是有非常严密的逻辑的。那么承包制，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农村里在进行土改，如果说承包制是第一次改革的话，还只是使农民获得了土地经营权、使用权。而现在中国还必须进行第二次土地改革，那就是要进行私有化，就是说要把农民原来有的土地所有权也要还给农民，有的学者把它称之为新的土地革命。大家知道，回顾整个新中国的发展历史，可以说中国的农村进行了四次土改。有的学者提出来，中国农村要进行四次土改。第一次是解放初期，把地主富农的土地没收，然后无偿征收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雇农和中农，贫下中农。这是属于第一次土改，使得所有的农民都能够耕者有其田了。第二次是什么呢？是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搞人民公社化，又把分给农民的土地集中起来了，建立了人民公社，这被称之为第二次土改。第三次土改就是刚才说的承包制。他们提出来现在要进行第四次土改。这是代表性观点的一个方面。

另外有的学者提出来，改革要彻底，就应该要采取俄罗斯在土地制度方面的做法，在明确土地使用权的基础上，给予农民自由的转让权和买卖权。如果说给了农民自由的转让权和买卖权，那基本上所有权也就完全给农民个人或者家庭了，也就是私有化了。

甚至还有非常极端的观点，不知道大家看到过没有，我是看到过也听到过的。什么极端的观点？就是认为中国现在只要土地私有化了，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中国的问题有什么复杂的？只要私有化，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非常简单。那么只要土地私有化，中国的大部分农民都会成为百万富翁。我是亲耳听到有的学者这样说的。

那么土地私有论者的立论基础和前提是什么呢？他们根据什么得出这种结论？在他们看来，只有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和西方的议会民主化，才是最好的经济社会制度，才能够实现经济持续有效的发展。只有这样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经济才能持续有效的发展，否则做不到。而市场经济只能以产权明晰的私有制为基础，这个实际上是现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的基本理论观点。那么根据这个立论的基础和前提，他们形成了一套土地私有化的理论逻辑，应该说逻辑还是比较严密、完整的，这一套的理论逻辑，我归纳起来就是土地私有论者，按照他们的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常识是不能违背的，是要遵循的。推导出来的土地私有化的理论逻辑是什么？那就是土地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必然带来多方面的现代化的效果。为什么说它可以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就是因为私有化是个灵丹妙药，可以解决多方面的问题，可以带来多方面的现代化的效果，实现现代化，当然问题都解决了。实现了现代化，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的了吗？

第一，土地私有化可以使得土地自由买卖，就可以实现合理的流转。为什么可以实现合理的流转？自由买卖嘛。这个土地用在哪个方面？是卖还是种，还是搞什么，怎么对我有利，怎么对我收益最大化就怎么干，所以可以合理地流转。而且还可以实现土地的资本化，把土地变成钱，变成资本。怎么把土地变成钱、变成资本呢？那就是可以卖地，换来钱、换来资本可以进行抵押贷款，也可以获得资本了。那就解决了农民资本缺乏的问题。农民还可以拿着这资本到城市去务工经商，赚钱发展，不是非常好吗？然后，农民还可以转变土地用途。我不一定要拿着去种庄稼了，因为现在种庄稼、种田，种得越多，亏得越多，收益比较低，收入很低，刚才也说了。那么为什么非要拿那个农地拿来搞农业？我不搞农业，我就搞工业和商业不是很好吗？因为工商业的效益更高。同样1亩地，如果要是搞工商业带来的价值收益，可以说是我们搞农业的许多倍，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的。所以可以转变用途增加收入的。因为土地私有化可以鼓励资本下乡了，可以去收购土地。收购了土地，土地的规模就可以集中了，通过兼并就可以达到集中。那么土地集中了就可以达到规模经营了，就可以高效率地配置、利用土地了，就会使得土地大大地增值了。既可以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更有利于实现机械化，它连片了，当然更有利于实现机械化、现代化，这样就可以达到农村里的繁荣，农民就可以获得很多的利益，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这是农业现代化。

第二，土地私有化解除了土地对农民的束缚。原来是集体所有，农民都有一个承包地，但是你不能卖。那么他们认为这对农民是一种束缚，就使他很难离开农村。而私有化以后，这个束缚就打破了，他要离开农村，完全可以把土地卖掉以后就走人了。打破了对农民的束缚，促进了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实现农民的非农化，有效地转移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有利于转变农地的用途，实现农地的非农化。什么叫农地的非农

化？大家知道，工业化、城市化，同时也是另外两化，和三农有关的，就是农民的非农化，大量的农民要到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去就业；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土地，原来是农业用地，现在要变成工业和城市用地，就像现在大城市周围原来的菜地现在全都没了，干什么？用于工业、商业去了，用于城市建设去了，这就叫做农地非农化。他们认为土地私有化以后，就有助于实现农地非农化，从而满足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土地和劳动力的需求，这样就更好地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就是现代化。第一个方面是农业现代化，第二个方面是工业城市的现代化。

第三，土地私有化还能够还产于民。把土地这个最重要的资产还给农民，还权于农民，把所有权还给农民。这样就把官方控制的资源，特别是最重要的资源——土地减少到最小的限度，这样他们认为就可以铲除现在存在的官权、特权、专制腐败产生的经济基础。所以在他们看来，我们现在之所以有这样的官权特权、专制腐败，经济基础是什么？公有制。所以，如果要是私有化了，这个基础就没了，就可以建立宪政民主的制度。什么叫宪政民主？可能不是学者的不太了解，这实际上是西方议会民主制的另外一种说法。所以它把公有制去掉了，当然就可以建立像西方议会民主这样的所谓宪政民主制度。有了这样的经济基础了，就可以消除特权腐败引起来的贫富两极分化，使相对贫穷的农民也富起来，这样就可以防止社会上贫富不均、两极分化，从而实现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政治也可以实现现代化了，维持社会稳定。

这就是我看了几十篇，也有几本关于主张土地私有化的论著归纳出来的他们的观点。应该说是比较系统的，很多都是他们的原话。所以土地私有者实际上描绘出了一份他们认为的非常美好的理想的图景，所以他们非常自信地说，只要土地私有化了，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了，三农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那么这种观点怎么看？大家知道，现在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特别是我们国内，存在着完全对立的两种观点。一种就认为土地私有化，另外一种认为中国是不能土地私有化的。我个人是什么观点？我是不赞同私有化的。为什么不赞同私有化？怎么看待私有化的这种主张？客观地说，不能说土地私有化一无是处，一点作用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土地私有化的确可以使农民获得完全的产权，使得各个方面，各种侵犯农民土地权益的行为更加不可能。那么就能够从根本上避免农村里的干部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在集体土地的征用、流转、分配、使用，包括土地承包权的调整这些方面谋取私利，因为不存在这些问题了，也就不可能利用这些去谋取私利了。但是总的来看，土地私有化在中国是弊是大大多于利的，会造成许多严重的后果，为什么？就是因为私有制不是万能的、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土地私有化不是三农的出路。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土地私有制，农村始终没有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农民始终没有富起来，长期陷入轻徭薄赋，均田兴农，经济发展了；然后就是贪污腐败，土地集中兼并，兼并集中，贫富两极分化，民不聊生，农民起义；然后就是改朝换代，改朝换代以后，接着又是轻徭薄赋，又是均田兴农，经济发展，然后又出现农民起义，改朝换代，就长期陷入这样的治滥循环之中。土地私有化不仅不能够保证农民的根本利益，相反还可能导致新的贫富两极分化，使得少数人暴利，严重损害农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人多地少，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特别庞大，在农业落后，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的农业转移、就业和居住的条件有限、社会保障制度又不健全的情况下，土地私有化会很快地导致农民的贫富两极分化，造成大量的“三无”农民，也就是无地、无业、无保障的农民大量增加，从而使得农民总体状况恶化。这种判断绝对不是主观臆断，危言耸听，历史上已经有过先例。解放初期，中国土地改革以后，就出现过这种情况。经过土地改革，无地少地的农民都分到了土地。我那时候七八岁，我在农村里面就看到过农民欢天喜地的去分地主的财产。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做到耕者有其田，但是在人多地少、农业落后的情况下，农村很快出现了两极分化。天灾人祸，生老病死，劳动力短缺等等原因使得不少农民不得不卖地，救急、求生，重新失去土地。又由于缺乏能力和就业机会而无法进城务工经商，所以只有再一次沦为无地的雇农和等待国家救助的穷人。这是中国农村走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绝不是说我们那时候的集体化是少数领导人主观臆断，而是有它的客观经济原因和基础的。虽然中国在农村合作化、集体化过程中，存在着过急、过快、过猛，经营管理体制上不合理等等严重的缺陷，但是合作化、集体化的大方向是不能全盘否定的。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耕者有其田是农民世世代代追求的，但是土地私有化不能做到耕者有其田。大家觉得可能很奇怪，你这不是瞎说吗？土地私有化了，他就有田了嘛，怎么说不能真正做到耕者有其田呢？我们说要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即便你现在把他承包的地给他了使他拥有全权了，也就是他个人的私有土地，他不就有地了吗？怎么说他没地？我们说从动态的角度来看，这一个土地私有制不能保证真正做到耕者有其田，甚至有可能集中在少数不种地的人的手中，造成耕者无其田。私有制就肯定是耕者有其田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土地地主私有制中的雇农，雇农是不是耕者？是的。他有没有田？没田。他没有自己所拥有的土地，而是要租种别人的土地。从租种别人的土地来看，他是耕者无其田的。那么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农场里的农业雇工，他们也是耕者，但是也无其田。为什么？因为土地私有制会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很多农民会失去土地，变成无其田的农民了。相反，土地公有制都能够保证耕者有其田，为什么？因为除了国家合理必要的征收和有人非法剥夺的特殊情况之外，农民一般是不可能失去他们共有的土地的，他们耕的是农民自己集体所有的土地，不是哪个私人的。

那么土地私有化可能使得农民丧失最后一条保障线，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使农民处境更加悲惨，引起社会的动荡。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当然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的责任，但是还没有建立

起来。因为大家知道要建立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8亿农民、7亿农民，那将是一大笔基金，现在国家是一次拿不出来的。现在已经提上日程了，已经在建了，但是还没有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必须要有一个最后的保障线，那是什么？农民有地。市民是没地的，市民就是靠社会保障，但是农民没有社会保障怎么办？他就靠地。那么保持农地的公有制，农民一般来说不会丧失土地这一条最后的保障线。那么农民在城市务工经商失败以后，还有一条退路，回家种田。2008年，美国和世界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东南沿海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回流，大家想想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要回流，要是没有地，他就没有退路，那么后果将是怎么样的？肯定是不堪设想。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失业了，又不能回家，怎么办？大家想想这个后果将是怎样的。如果土地变成私有化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进城务工经商了，他已经把土地卖了，没了，他就没退路了，这后果会是怎么样，我不说大家也明白。而且大部分土地增值收益是有限的，大部分农民也不可能通过卖地致富。为什么有人现在农民可以卖地致富啊？因为大城市周围1亩地可以卖上百万的，甚至还不只是上百万。深圳市农民通过拆迁出现了不是一个两个，我所知道的出现了几十个亿万富翁，就是征地拆迁成了亿万富翁。所以有人就根据这个，农民把地一卖，不说全部至少大部分可以成为百万富翁，我觉得这是极不负责任的说法。为什么？因为不是什么土地都存在着增值收益的，不是大部分农地，更不是全部农地都可以产生大量的增值收益的。只有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和将要开发和占用的那一部分土地才能有较多的增值收益。即使是由于土地的稀缺性，土地价格可能存在上涨趋势，但是这种上涨是长期的、缓慢的、有限的。而由于中国人均土地非常的少，我们18亿亩，13亿人，平均下来一人只有1亩多一点，大多数农地远离城市和交通线，不少是穷乡僻壤，难以改变用途。这些土地，大部分土地是不那么值钱的，不是非常值钱，不是1亩地可以卖一百万的，而且农民还是弱势群体。大家知道组织化程度比较低，如果没有政府和制度的保证，即使土地私有化了，那么农民同样没有土地的定价权，土地的价格到底是卖高还是低是不能由农民说了算的，而且甚至还不见得真正能够有自由买卖权。强势群体可以通过强力，你不卖也得卖，这方面的例子还少吗？所以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的。大部分农民，何况全部农民都不能通过土地私有化、通过自由买卖改变农业的用途，获得巨额的土地增值收益，卖地致富成为百万富翁。

如果土地私有化真的能够使全部或者大部分农民变成百万富翁，这样神奇的力量。为什么这么简单的理念，轻而易举的事，我们的政府不去做，反而还要费尽心思，伤透脑筋，想法设法去增加农民的收入，结果还不理想。这不是很简单吗？把地一卖，农民都富起来了，那社会不就稳定了吗？我们国家现代化就实现了嘛。为什么不去这样干？为什么还要这样费尽心思、伤透脑筋、千方百计、想法设法地去做。这是说不过去的，而且农产品市场是完全的竞争市场。大家知道完全竞争市场，生产者的收益是存在着递减趋势的。生产得越多，竞争越激烈，生产者得到的收益不是更多而是更少。资本下乡，兼并土地，搞规模经营，搞特色农业能否赚钱？能赚钱。但是这些钱大部分收入是装进了农民的腰包？还是装进了投资者的腰包？大部分的收入是被资本拿走了，而不是农民得到了。农民通过这个是难以致富的。土地资本化的效果也是有限的，有学者专门研究过土地抵押是否搞得成，无论是国外，无论是国内，他们的研究证明非常的困难。许多的银行，特别是一些一般的不是城市周围的土地，是不愿意拿这个土地进行抵押贷款给农民的。而且土地私有化，有的学者说就能够消除土地抛荒，那么从理论分析上来说，还不是实践，因为还没有这个实践。土地私有化不一定能够完全消除土地抛荒，为什么？因为那些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他们还有地，那么他们还种不种？他们就不种了，但是他们又不会马上卖掉给种地的人去种，为什么？因为他想等到涨价，卖高价，那就放在那儿宁可荒着，等着土地涨价他卖高价，那不是土地抛荒吗？而且私有化以后，国家想进行监管、控制、调控更困难了，那很难了，你管不住他了。所以土地抛荒并不见得就能够根本解决。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只要少数几户农民不愿意卖地，想实现连片的规模经营，把土地连起来成片的规模经营，想进行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可能面临困难。也就是说可能会出现真正的钉子户，你拿他没办法，印度就是这样的，许多重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搞不起来，就是有钉子户，一条铁路甚至为一个钉子户可以转弯的，那个成本代价是很高的。从社会的利益来说，成本代价是很高的，保护了个人的利益，但是社会利益、公众的利益牺牲了。土地私有化可能造成土地地价的上涨，从这方面来看，虽然卖地可能增加一点收入，但是带来的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成本增加了，妨碍了基础设施和城市的建设。所以任何一个方面，不能只是考虑到一个后果，实际上还有另外的后果的。

四、土地增值收益应该怎么分配

这个争论很大，在社会上也是得不到共识的看法，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也想说一下。我估计今天的时间只能讲三农问题，新农村可能没时间了。我把PPT文件留下来，感兴趣的同志可以拷下去，我们以后可以研讨、商榷，一起探讨。

土地增值收益，现在有人主张应该完全由失地农民享有，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能的。这个观点可能是少数派，甚至，我还可以说土地财政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现在人们认为土地财政是完全错误的，我认为土地财政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为什么土地增值收益不能完全分配给失地的农民？这就是因为工业化和城镇化占用的土地，之所以能够大幅度增值，在城市郊区可以卖到100万1亩，但是在穷乡僻壤，1亩地能卖多少钱？那是非常少的，当然各地不一样，但比起100万来说，那不知道要少多少，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主要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国家和其他的投资者大量的投资，进行了“六通一平”，通路、通水、通气、通电、通油、通航，平整土地，这样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城市和工商业项目的建设，推动了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既增加了土地的需求，使土地需求大量增加了，大家知道一个需求的增加，价格当然要上涨。而且它又改变的土地的用途，以农业用地变成了工商业用地，而工商用地的经济效率要远远高于农业用地，所以，土地就因此而大幅度地增值，地价也因此而大幅度地上涨。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我这样的说法，但是我认为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原来武汉大学周围都是菜地，值不值钱？不值钱的，但是现在武汉大学的菜地全部都变成了楼房，值钱吗？非常值钱的。为什么值钱呢？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就是因为大量的投资带来的。所以主要不是由于失地农民改良了原来所占有的土地而增值的。并不是功劳不能记在失地农民身上的，（而是）不能完全记在失人农民身上的。所以土地的增值收益就必须在国家相关投资者和土地被征用的农民之间合理分配，所以土地的增值收益不能只是由失地农民独享的。因为造成这个收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那当然相关的利益体、利益者都要来分享这个增值收益。主要就是三大主体。一个政府，一个投资者，还有一个是失地农民。当然，现在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是农民取得的那一块太少了，这也要承认。现在在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方面，突出的问题不是说政府没拿，投资者没拿，而是政府和投资者拿得太多了，而失地农民拿得太少了，那么怎么合理配？那就是要首先保证处于弱势地位的，因为政府和资本是强势地位的，而失地农民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在这个分配中，首先当然要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和补偿。我提出来，这个补偿到什么程度？要保证他们的基本就业和生活需要和社会保障。也就是说要使失地农民有稳定就业，有社会保障，要能够保证他基本生活的需要，这个分配起码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做到这一点，才谈得上怎么在政府和资本之间进行分配。但是，我们现在连这个最起码的都没有做到。但是，我说了，土地增值收益也不能完全由农民分享。大家说征地拆迁过程中，拆除了亿元户，这个合理吗？这个公平吗？对整个社会来说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我觉得是不合理的，不公平的，对整个社会是有害的，是不利的。他一下子成了亿万富翁，就是因为他占有那块地，就因为那个地理位置好，并不是因为他主观的努力。

超过时间了，那我就不讲了。最后一句话，就是土地财政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为什么有一定合理性？因为政府也要参加增值收益的分配啊。政府参加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是通过什么方式？那当然是土地财政，就是它取来的钱就作为财政的收入，香港就是这样的。大家知道香港政府相当一部分政府的收入是哪来的？除了收税以外，就是卖地。

我就讲到这儿了，已经超过15分钟了。剩下的问题，我刚才说了，已经把PPT文件留在这儿了，大家有兴趣可以拷去看一看。最后有不正确的地方，因为特别是后面一个问题，就是三农的出路、土地私有化的问题，是两大派意见，完全对立，我是觉得不能私有化的。到底对不对，大家可以独立思考，不对的，大家可以批评。谢谢！

（作者系武汉大学战略管理学院副院长，本文根据录音整理而成）

第四篇：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我来自历史文化名城遵义，遵义以其独特的红色旅游文化，小吃文化，酒文化，茶文化及少数民族文化而闻名国内外。那就让我在这介绍一下我的家乡遵义吧。

一说到遵义，就不得提到它的历史了：遵义历史悠久。春秋时期，遵义属巴蜀等邦邻地；战国时为夜郎属国；秦汉时置郡。在唐朝太宗时曾称“罗蒙”之后到了宋朝改名播川县，明朝又改名为遵义军民府，隶四川布政司。遵义一名就开始于此，清朝雍正时才将遵义归划到贵州，改为遵义府。而后终于1997年国务院批准撤销遵义地区，设立地级遵义市。经过五十余年的发展，遵义以由原来的面积2平方公里，人口不足5万的小城镇一跃成为贵州的第二大城市。成为一旅游胜地更是贵州省重要的粮食产地和财政来源之一。

介绍完遵义的历史那就来说下遵义的文化吧，遵义最出名的就要数红色旅游文化和酒文化了还有小吃文化了。

其中最能代表红色文化的就是遵义会议会址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有事实根据的：大家都知道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得到大肆推行。在这种“左”的错误领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迫使红军放弃革命根据地，开始历史上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之路，在突围过程中损失惨重。为了摆脱尾追和堵击的敌军，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并于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可以说这次会议是红，党和中国革命历史道路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之后中国革命的道路在毛泽东为代表的先辈们的正确引导下越走越顺，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为中国现在的国际地位作下了重要铺垫，正如那首歌唱得一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而这次会议的召开地——遵义会议会址则成为纪念红色文化的重要地点之一了，在遵义会议会址周围都还保存着以前旧时的建筑风格，也就是我们说的老城，遵义会议会址作为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而闻名国内外，每年都吸引着数以万计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以纪念我们伟大的革命领袖毛主席，让红军的红色革命精神永驻我们心田。一提到遵义就得说说茅台酒了,茅台国酒文化城位于遵义地区仁怀市茅台镇，距仁怀市区13公里。国酒文化城占地3000余平方米，建筑面积8000余平方米，规模浩大，气势恢宏，建有汉.唐.宋.元.明.清及现代的七个馆。茅台酒产于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是与苏格兰威士忌、法国科涅克白兰地齐名的三大蒸馏名酒之一，是大曲酱香型白酒的鼻祖。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是用高粱和小麦作原料，再加上当地的优质矿泉水，运用传统独特的工艺酿制而成，经过8次下曲、7次蒸馏、9次发酵，并经过长期窖藏而成，整套工艺长达8个月之久，一般要窖藏5年后才能成为出厂的成品。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一炮打响名声，荣获金质奖章、奖状。建国后，茅台酒又多次获奖，远销世界各地，被誉为世界名酒、“祖国之光”。被尊为“国酒”。他具有色清透明、醇香馥郁、入口柔绵、清冽甘爽、回香持久的特点，人们把茅台酒独有的香味称为“茅香”，是我国酱香型风格最完美的典型。从1915年以来先后十四次荣获国际金奖，蝉联历届国家名酒评比金奖，畅销世界各地。从此贵州茅台酒闻名中外，誉满全球。在中国第一、二、三、四全国评酒会上被评为家名酒，并荣获金盾奖章。可以说茅台就是遵义的一个象征，作为一个遵义人，我因家乡是国酒茅台的产地而自豪而骄傲！

到了遵义就不得不去体验一下遵义的小吃文化了这样才会不虚此行，遵义名吃主要有

（1）遵义豆花面：据说起源于清代光绪年间，吃法特殊，面条是上等面加适量土碱，用手工反复揉拉，做成成薄而透的宽面条，下锅后煮熟不软不硬，以豆浆为汤，上盖嫩豆花，另

加辣椒水一碟，辣椒水分素、荤两种，可谓是色香味俱全，看着都忍不住流口水，味道可口！

（2）朝天椒：遵义是全国主要辣椒产区之一，绥阳朝天椒为全国七大名椒之一，其椒尖簇簇向上，朝天而长，因而得名。朝天椒采摘晒干，色泽红亮、辣劲十足，爽口开胃

（3）遵义羊肉粉：贵州各地都产羊肉粉，唯有遵义羊肉粉最为出名。遵义市的大街小巷，羊肉粉馆多不胜数，客人之多，首屈一指。尤以遵义虾子镇闵家羊肉粉生意最好，更是昼夜营业，可见来吃羊肉粉的人之多!

(4)尚嵇臭豆腐块：尚嵇臭豆腐块产于遵义县尚嵇镇，那味道可谓是十里飘“香”隔大老远就能闻道其独特的味道，尚嵇臭豆腐块生吃熟吃亦可熟吃一般用油炸，炸后颜色金黄，吃起来香脆可口，可谓是走亲访友的必备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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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面对一个日趋发展的国际环境，整个世界的文化格局发生着深刻变化，此时，中国文化也面临着一个历史抉择，即如何正确处理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多年前，就产生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以及其他诸多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学说流派，这些思想历经千年，绵延不绝，生生不息。中国传统文化已形成了稳定的特征，其内涵体现在：

一、重视中庸之道，以调和折中的方法处世；

二、重视伦理道德，强调三纲五常；

三、重视农耕文化，轻视商业；

四、专制集权，皇权至上的社会意识。这些使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历史悠久、内蕴深厚、聚合力强、扩散性大的传统型的文化模式。

什么又是现代化呢？从洋务运动开始之初，便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现代化科技和管理模式以振兴衰败的清廷。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主席便提出要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到改革开放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将工作重心从经济建设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决策。时至今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任重而道远，我们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充分发扬时代精神，共同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

然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当中，中国传统文化正不断流失，我们要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对于传统文化，我们要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在继承的基础上综合创新，既不能全盘继承，也不能全盘西化，要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另外，我们要对传统文化有认同感，这样才可以增强一个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同时也要吸收先进外来文化来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

其实，我们并不能把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建设对立起来，两者是可以相辅相成的。例如，现代化给人类带来了高科技的享受，比如迅捷的交通和通讯、充分发挥所有感官功能的文化生活，但随着地球资源日益加速的耗竭和生物圈环境日益严重的破坏，它也越来越快地把人类推向了不可救药的死亡边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即强调“天人合一”，现代化让人类对自然极尽疯狂，中国传统文化却会让人类重新恢复理智，融入、回归自然。这不正好为现代化建设指导了一条明路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求实精神：先秦儒家主张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以及反功利主义精神也对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精神文明问题提供了一盏明灯。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我们对传统文化要作全面而科学的分析，既不能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也不能厚古薄今。正确的态度是批判地继承，在继承中创新，重在创造性转换，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继承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两者和谐地统一起来。而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把弘扬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一起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